公民教育

    “以方舟子为核心的“科学真理教”、“科学裁判所”，其基本操作规程是集网络虚拟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陪审团于一身，在公共领域私设法庭，肆意抨击普通公民无论是否有害于他人的言行，对于一切有效或可能有效的反驳性证据几乎完全视而不见，毫无边界地肆意践踏他人私权、毁人清誉，从而形成一股肆意侵凌公民权、毫无基本公共理性与公民精神的法盲势力。惨遭方舟子势力攻讦的人，无论有错无错，都会受到舆论上的精神蹂躏。”   扭曲社会里的伪公正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表时间：2012-03-02 14:44　 萧瀚     《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156名学术界、传媒界人士联名呼吁中国社科院处理一位硕士论文的涉嫌抄袭者，如此高射炮打蚊子之举或许仅仅因为刘菊花是方舟子的妻子。     此事无法简单论对错，而必须将它置于当代中国具体社会背景下来讨论，但必须从方舟子开始谈起。方舟子以十年之力专业打假，他以现有某些科学结论为依据——也许在他眼里，那些就是科学的全部——横扫各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气功、宗教、中医、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他不懂的，没有他不打的——只要他认为可以打就可能会打。     必须承认，方舟子在有些领域的打假是对澄清社会风气作出了贡献的，比如针对禹晋永的学历造假事件等。但是，十年打假，方舟子也遭到诸多质疑，包括被打者的自辩性反击或旁观者的批评，有些事明显就是他出错了(比如他作为一个学生物学的人，对肖传国“肖氏反射弧”如此专业的医学问题，到底有没有打假的专业学术能力？)，但他从未道过歉。     方舟子建立了一个无形的“科学裁判所”，以他所谓的科学真理，攻击一切他认为不科学的人和事，仿佛除了他眼中(仅仅是他眼中)的科学之外，其他的信仰、观念、学术、情感都不配存在于世，并且在他周围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势力。以微博而论，方舟子的大量支持者(他的关注者目前已超过247万，虽然关注者未必一定是赞同者，但如此庞大的关注数无论如何都代表着某种舆论势力)，和他一样，心中殊少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存疑事物的谨慎，对持有不同于他们观点者的自由和公民权的基本尊重。     以方舟子为核心的“科学真理教”、“科学裁判所”，其基本操作规程是集网络虚拟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陪审团于一身，在公共领域私设法庭，肆意抨击普通公民无论是否有害于他人的言行，对于一切有效或可能有效的反驳性证据几乎完全视而不见，毫无边界地肆意践踏他人私权、毁人清誉，从而形成一股肆意侵凌公民权、毫无基本公共理性与公民精神的法盲势力。惨遭方舟子势力攻讦的人，无论有错无错，都会受到舆论上的精神蹂躏。     方舟子及其法盲势力——至少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厌恶，它是中国这个公民社会极端幼弱国度里的瘟疫。与易中天先生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有方舟子的社会是可爱的，以我之见，不但不是可爱的，反而是丑陋和有害的——一种毫无边界感，随时肆意越过自己擅长的领域，不怕冤枉别人(关键在于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公民而不是公权力)、不怕侵犯别人、不怕伤害别人的势力，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可爱的。     但是，方舟子及其法盲势力的可恶并不是延祸其家人的理由。设想，倘若刘菊花不是方舟子之妻，她的涉嫌抄袭问题还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吗？那么多被揭露剽窃的有头有脸的学术界人物，有谁遭到过她这样的对待？即便从净化学术空气的角度看待，是追讨一个学术界名流的抄袭问题合理，还是穷究并未专业从事学术研究者的硕士毕业论文抄袭更合理？     此公开信的联名者或许会觉得委屈，难道公开信里讲的道理错了吗？孤立地看，这封公开信所传达的理念正确得如太阳的光辉般耀眼，但任何落实到具体个体的公正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语境，作为正义的个体性“得其应得”存在着心理比较。     当代中国的伦理自觉尚未得到正常发育，错误的基础性制度一直在强力阻挠这种发育，公权腐败延祸致社会性全面腐败。如此语境下，批判和穷究的主矛头理应指向不受限制的公权，尤其是在公民权随时可能遭到公权侵凌(无数的血拆案例、刑事冤案、民事司法不公正都在证明这个事实)的当下。     因此，对非公权性质的普通公民罪错抱有一份“千万不可冤枉”的谨慎，以及“千万不可过头”的节制，是公民社会的义务。即使已有明显证据表明普通公民的某种罪错，也应当视具体语境而待之以公正基础上的仁慈，注意对这些罪错施之以社会性惩罚时的比例———即不可对某个较小的过错实施严重超过同类较小错误的惩罚。这绝非法不责众之意，而是说在一个缺乏正常司法制度的地方，对非公权性质过错的社会性惩罚，应该宁可轻罚而不可重罚———因为一旦错罚，通过司法途径救济的希望渺茫难求。     在此公开信发布之前，我曾收到过征集签名的邮件，但我一看邮件标题就有种莫名不快，所以连内容都没看，后来就完全忘了这事，也没回复。应当说，此事我处理得有些草率，如果不是阻止，至少应该给发件人回信，这也是基本的礼貌，因此，我在此公开向发件人道歉。     亡羊补牢，我要问的是，此公开信的联署人，你们心中是否还存有株连的思维习惯或潜意识？是因为反对方舟子，所以要追究刘菊花涉嫌抄袭，还是真的对刘菊花涉嫌抄袭那么义愤填膺？当然，有些联署者可能根本没有深想，只是看内容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对于这些人，我只能对他们的粗心表示惋惜。至于怀有其他想法的联署人，我希望他们能静心想一想公共行动中的公共理性和建基于此的规范，以及行动者的公共品质，并提醒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思考此次事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公正存在于人们心中，即使仅仅是直觉上的，甚或模糊的，公正始终与仁慈相连，不考虑具体语境的绝对公正从来就不存在，丧失了仁慈这个底线伦理基础的公正，随时可能蜕变为名为公正实为偏狭甚至邪恶的伪公正，从而不公正地伤害无辜者，或同样不公正地过重惩罚小错者。     在今天这样的中国社会，社会力量真正最有价值的追究对象是公权腐败与贪赃枉法及其对人权的践踏，而对普通公民罪错的追究，即使是必需的，也得是谨慎的、尽可能善意的——— 因为我们千万不可忘了这个 基本前提 ，社会性惩罚施之于个体普通公民之疑似罪错时，在中国并没有可期待的独立司法足以纠正当事人可能遭到的不公正。这一前提不但于被方舟子打假者如此，于方舟子如此，于刘菊花如此，于任何缺乏足够权势者都如此。     我当然知道，写这种文章，几头不讨好，尤其是可能会更深地得罪方舟子们，但我始终相信公正存乎一心，古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不慎欤？   http://sp.ycwb.com/2012-03/02/content_3734511.htm

为什么道德不应他律？   近来的许多公共事件都关乎道德，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以活熊胆汁牟利的归真堂企业上市遭抗议、当局又开始倡导雷锋精神 … 方舟子对韩寒的所有质疑都基于作品分析，并无任何证据，却得到相当数量的读书人支持。有人说，作为读者有权知道作品到底是否作者所写，要求韩寒逐一澄清疑点。如果是诉讼律师，立即可以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只需要逻辑而不需要证据几乎可以将任何人定罪，而被定罪者所出示的证据只会招来更多的质疑。从中不难看出许多看客的道德洁癖，因为韩寒是人气旺盛的偶像，因此即使质疑者不能提供证据，韩寒也必须自证无暇。 我在网上看过有人冒险录制的《月亮熊》和其他对黑熊插管引流的报道，令人心寒而战栗。但是看到那些从业者和交易者的谈吐，我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凶恶之人。而且，道德攻击对他们不会有什么作用，只会令他们行动更隐秘。看《月亮熊》时，我脑中却常浮现出被人类用于实验的小白鼠甚至我难以相容的家鼠。或许对于万物之灵的理性人，上帝造人的同时也造了其他为人所用的动物，这不过是物尽其用的生存法则。 有网民指出雷锋事迹乃为宣传而造假，也有网民表示愿意学雷锋，但要求官员一起学。当局说过学雷锋的主体是特定的吗？好像没有吧。   道德，真是无处不在却无处灵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比较中英文“道德”之区别，英文之 Morality ，来自拉丁文 Moses ，指习俗惯例，既然是习俗惯例，那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变；中文之道德，道乃规律、天理，德乃德行、善，其中隐含着必然性和神圣性。 在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国度，道德几乎成为一种信仰。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 从道德严苛逐渐走向道德宽容，这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道德水准真的因此而降低了吗？从整体趋势上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中的被动捆绑特性逐渐被真实自愿特性所取代？ 人性大概可分三部分，动物性（本能）、理性和神性。理性是人的主要部分，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基督教认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神性就是人与神最相似的部分，也可以看成人的神性。 如果道德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人所努力的只能是爱护、维持并发展她，而不是通过灌输、强迫和捆绑来建立道德。后者等于认为，人本身是没有道德的，而且也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最早的律法应当来自宗教，乃人与神定约，正因为人不是神，达不到神所期待的，因此神与人约定行为规范。而神造之人是丰富多彩的，有共性，也有丰富的形成差异的特性，而这样的人要一起生活，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各自具有的那点神性，而必须制定律法，约束彼此的行为。   英文之 Morality 与中文之道德，虽然指向共同的东西，但前者强调自愿和演变，后者强调必然和神圣。 网上有人感慨，为何宣传学雷锋的“我国”雷锋品质在消失而不宣传学雷锋的“敌国”（网民用语）雷锋品质很平常？个人以为，这就是道德真实自愿与道德强迫捆绑的区别，也是道德与法律各司其职及道德与法律混淆之区别。我们回到前面三个事例。 要求韩寒自证清白的网友似乎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他是公众人物，因此有这样的义务，二是读者有权知道作品到底是否作者亲为。第一点我之前已经说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公众人物不是超人；至于第二点，读者的愤怒来自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道德律他不律己。先不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就将韩寒定罪，而且，你部分因为作者是韩寒才购买并阅读他的作品，这是韩寒必须负责的吗？   再说归真堂所受的抗议，很显然抗议者与被抗议者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前者认为动物应当被人道对待，后者认为动物就是应为人所用，归真堂否认残酷对待动物，认为其利用方式是合理的。这几乎就是人类文明和道德演变的不同阶段。 从后者到前者本来应是文明进程，但看到两方在昨晚凤凰“一虎一席谈”中的表现，我却不敢如此定论，因为前者的道德自负在我看来也很野蛮。前者谩骂甚至诅咒后者，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使人仇恨人甚至不惜伤害人，这就很可怕，因为改善了畜道却可能没了人道。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人对人连基本的理解和包容都谈不上，也就谈不上爱。人喜欢将 人 与 人的行为 划等号，这是极不宽容与道德自负和缺乏敬畏的表现。“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道德缺陷，人实在不配充当他人的道德审判者。美国南北方曾经分别蓄奴和反对蓄奴，南北战争结束后虽然解放了所有奴隶（南北战争的真正起因并非解放所有奴隶而是反对分裂），但种族隔离的最终打破，除了立法和执法，也有彼此的妥协和包容。 文明是一个进程，没有一蹴而就的文明。   当局倡导雷锋精神有人反感，有人欢迎。欢迎的理由似乎是基于腐败泛滥社会溃败的现象，反感的理由主要有：一、雷锋本身有伪造嫌疑，有网民提出了物证和人证；二、当局同时贩卖的是忠党爱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意在奴役；三、我认为公权不适当地干预私域、混淆道德和法律，危害甚大。 倡导雷锋精神并不能解决官场腐败、假货毒食品充斥社会的现象，并不是因为雷锋精神只对百姓倡导而不对官场倡导，而是人必然是有道德局限的。这世上不仅没有几个圣贤，而且人也不可能被改造成圣贤。真实自愿的道德必是律己的，律他就成了绳索和棍棒，那应当是法律、制度而不是道德。倡导雷锋精神的问题在于，假定人可以为圣或者可以改造成圣贤，因此不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其结果是粗疏的制度纵容人性中的贪婪和无耻，客观上淘汰了人的道德秉性。   有人说过，中国是横向发展的民族，西方是纵向发展的民族。不记得言说者的具体意思，我脑中浮现出的前者就是拥挤在一起的喧嚣场景，而后者让我想到高耸壮美的教堂里零星散座的沉默的人们。 人以人为尺度，只能横向发展，彼此拥挤、彼此倾扎；人以神为尺度，更有利于精神成长，彼此宽容，确定界限。 人不能为人设立标准，人也不是人的范式，每个人都是“优美的容器”，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道德只在与人交集时彼此约束，除此之外，那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道德的底线是诚信，即对人诚实信任、不无故怀疑他人，除此之外，是先人后己还是先己后人，都是个人权利和自由，他人无权干涉。   道德律他的结果是，道德有不同的标准：对自己一套，对他人一套。在中国大陆，百姓要遵守既定道德标准，但公权力就超越法律，不仅擅定法律而且肆意解释法律，由此导致肆意侵犯并践踏民权。这不是道德，这是愚昧，是非人道。民众的前途，不是用道德彼此捆绑彼此践踏，而是挣脱绳索，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并维护彼此的权利和自由。 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

http://news.qq.com/a/20120221/000973.htm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等几个可怜的词，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 　　我的教育理念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让学生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 　　 编者按 　　这是西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写给学生和家长的“万言信”，他称之为“心灵告白”。而我们，被其间流露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中国教育的真诚思考而深深打动。 　　中国教育沉疴已久。对“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的指责也一直不绝于耳，亦包含本报对早已变异的奥数班现象的连年呐喊。然而，这问题太沉太重，至今，成千上万的孩子，依然生长于这看起来已固化的教育理念之下。孩子们的眼镜片厚了，心灵愈加脆弱，成长依然迷茫。 　　“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杨林柯老师如是形容自己的教育观。他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就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相对于当下被演绎到极致的、以升学率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应试教育，他认为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从长远来看对孩子更有利，然真正的改变，看起来何其缓慢何其艰难。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 　 　这是他对整个中国教育的呼喊和发问。 　　这位主张教育是“良心工程”的高中语文老师，于信中贯穿着他的困惑与痛苦。而他的思考，或许难免个人的主观性，或许也失之于片面，但字里行间，却是真挚的、温热的，充满着对教育的热爱和激情，其热切呼喊与深深忧患的背后，紧紧勾连着孩子们的未来，乃至中国的未来。我们刊发这封信，一方面是为了与读者分享他的观点，同时也希望和亲爱的读者们一起来思考：杨老师的大声疾呼可有道理？孩子们如何成长？以及中国教育的明天在哪里？ — 　　这几天一直比较纠结，因为几位家长的“上访”，我被告到校长那里。对一个“资深”教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重事件。虽然我可以理解各方所持立场，但面对时仍有许多困惑。不久前开家长会，会后，有一位家长和我交流，说了一些赞扬和鼓励的话，说现在像我这样的教师真是太少了，不仅教书，还要做孩子的心灵导师，真不容易，甚至说到“崇拜”一类的话，这种话我已经听多了。我曾告诉学生，不要崇拜任何人，也不要让人家崇拜你自己，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这是现代意识。听到学生家长又在说“崇拜”一类的话，我立马插话：“不要崇拜，我和孩子是朋友。”我告诉家长，其实我一直在教育我自己，这不是谦虚，而是一种自我的需要。 　　没想到第二天，风云突变。领导找我“谈话”，说几个家长对我有意见，主要是学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对一些东西不相信了，爱怀疑了；对家长的话也不怎么迷信了，甚至用事实、道理和家长辩论；说我上课讲了批判性的话，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应该用“正面的、阳光的”东西教育孩子。意思大致就这些。 　　我深深理解领导的苦心，在教育市场化的现实背景下，家长缴了学费，买的就是学校的教育服务，作为“服务单位”的学校，为了“可持续发展”，能不考虑“上帝”的要求吗？ 　　其后，虽然我做了一些解释说明，但在不同的思维空间里交流，似乎很累。实际情况是，个别家长的一面之词能说明一点问题，但却容易遮蔽更大的问题。我联系一些大学生自杀以及杀人的事实讲了我的价值选择理由，我希望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把生命教育、理想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从现实生存的角度，高考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要用人生大目标统摄高考小目标，目标高远，行动才会更有力。 　　就这样，我一下子进入一个夹缝之中：一边是一些学生以及家长的夸赞与“崇拜”，一边是个别学生家长的排斥与“上访”，我心里五味杂陈。 　　 1 　　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仔细想想，家长们也有他们的依据，不管他们是官员还是百姓，成功还是不成功，他们的孩子毕竟要进入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建立一种认同，要听“大人”的话。毕竟这个社会是由“大人”主宰的，如果孩子有叛逆之思，或者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大学，让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家长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有个别家长对我有很大的误会。 　　回到我自身，我的教育理念就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在知识教育中我努力实践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我觉得，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从长远来看对孩子更有利。 　　再从功利目的上来说，有些孩子不会写文章，关键是没思想，胆识才气都从思想而来，没有读书与生活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如何形成思想？我们常说“人文精神”，其实“文”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文”是由人的内在气脉发出来的，喷泉里出水，血管里冒血，文章就是一个人内在生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存在。 　　 教师的眼里要有生命，要有人 ，不能只有“教育”。我并不想证明自己的超越。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沉沦下去，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用处。在教育行动中，让孩子明白活着要寻求价值和意义，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个社会的诸多系统中，教育是推动社会、改变社会最重要的基础系统，它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主要任务。我自知能力有限，影响力有限，但无数能力有限的人行动起来，这个世界就有了改变的希望。虽然我们把教师打扮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需要追问的是，谁在真正塑造孩子的灵魂？ 　　从另一角度看，人们只看到教师社会地位提高了，学校收费似乎也不少，但如果深入教师们的生活深处、内心深处，看看教师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有假期，但假期常常补课；有双休日，但周六都在上课；错过了好看的电影，不知道歌星的名字，读书充电的时间很有限——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中，学校成了“服务单位”，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要让上级领导满意，教师们不仅要面对“一仆二主”的外在尴尬，还得面对良心审判的内在羞愧，在“让他人满意”和“让自己满意”之间很难和解，经常得忍受内心的撕裂与痛苦的煎熬。 　　虽说外在的量化考评涉及学校的生存和教师的待遇与尊严，但毕竟教育是良心工程，良知的声音是教育最本真的力量。在与外在的各种矛盾与困扰的斗争和妥协中，那些有良知的教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 　　 2 　　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这些年来，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我几乎把一切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甚至上厕所、晚上泡脚都在阅读。我每年的阅读量绝不会少于1000万字，写读书笔记约在8-10万字，写文章和教学随笔不下30篇（这些与学校要求无关）。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稻粱谋，更不是为考个什么文凭获得体制认可，主要是想从精神上得救，发现真相，寻求真理，进而影响学生和我周围的人。在一个问题较多的语文环境中，我希望自己本身成为一种丰富的语文资源，在一个训练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的现实背景下，用自己的读书带动和影响学生，实现更高的教育价值。我知道自己道行不深、修炼有限，只是努力想成为一个后知后觉者，不想让孩子像许多庸碌之辈一样成为不知不觉者。 　　我知道，观念世界是一个僵化的世界，妄想把一些东西简单注入大脑的做法是可笑的，根本是心灵在起作用，而心灵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外在的教育再好，必须通过内化起作用。所以， 最好的教育往往是自我教育 ，对于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来说，对学生最好的教育首先是教育好自己，让自己走向世界的高处，走向真理，然后才能对学生有一些精神辐射。如此来看，教师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要不断学习，不断吸收，并去粗取精，不断消化，吃草挤奶，所以，我强调读书。因为教师所给学生的毕竟有限，而让学生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努力去寻找家园，就有了终生学习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至于家长说到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孩子不太相信一些新闻报道，说受了我的影响，因为我确实说过“不要活在新闻里，生活比新闻大得多”一类的话，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理性思考、独立判断，不要因为好新闻就简单肯定：“形势一片大好”，也不要因为坏新闻就得出“社会腐败，人心不古”的结论。 　　任何新闻都是社会的一个点，生活比新闻大得多，要放开眼光，自己去看；使用大脑，自己去想，大脑中要多一些问号，不要只是感叹号，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不要满足于别人给你的现成答案。对生活的判断要警惕极端化思维，或天堂，或地狱，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不对的。我给学生推荐熊培云 ( 微博 ) 的《自由在高处》，就是希望学生能走向高处，因为在低处只会区分大小高下尊卑，而在高处才会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博大的心胸难道不好吗？）。 　　对于大人物，我让学生不要盲目迷信，我给学生推荐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大人物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并不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不近人情的；大人物也并不是哪方面都伟大。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不希望他们像我当年受的教育，英雄偶像都是大人物，高高在上，不近人情，而不告诉我们，他们其实很亲切，他们也是人。 3 认识光，也得认识光在另一面的投影， 这样，认识才是全面的；对社会的认识也是一样，社会不存在什么“纯洁城堡”，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所谓“纯洁”也只是相对而言。况且，学校也不是一个教育真空，社会不可能被隔离在学校之外。社会现实的各种正面或负面的东西在信息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代，不通过学校也能够获得。 为了保护孩子，要告诉他们早晚要进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理想和美好，甚至有一些残酷，但必须直面这种残酷，让他们对不好的东西提前有一些预期，免得“见光死”，出现精神的扭曲与异常。近年来学生自杀事件很多，是为什么？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 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进行的只是“成功教育”，是出人头地的功利教育，革命加拼命，学习不要命，头悬梁，锥刺股，一心只为考大学。我们当年是点着煤油灯上晚自习，以至于许多同学的头发被烧，晚自习为防止打瞌睡，就吃大葱、吃辣椒。“比、学、赶、帮、超”这是我们当年的口号，以致于我身体差到感冒一次两个月不好，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有110斤。现在的口号更离奇，“不成功，便成仁”等等之类，各种激进的口号让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 我提出：享受学习过程！就是希望学生找到兴趣，找到方向，关注过程，不要只盯着成绩，因为成绩永远是一个变量，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因为考大学才需要学习，为了生命的幸福，终生都需要学习。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厌学，就是只把大学作为人生目标，甚至认为是自由天堂，但当学生真正走入大学以后才发现，和自己真正的理想有很大距离，自己努力追求的东西到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失落感随之产生，加上学生心理上的断乳，生命教育的缺失，有不少学生困惑、迷茫，也有学生麻木、沦落乃至走上绝路。要追问责任，大的社会原因不说了，要说具体原因，我觉得中学教育难辞其咎。 六年中学教育，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六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大都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中学教育，学生们六年都干了些什么？ 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问虽极端，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审美教育，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生命里面空空如也。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缺少常识，大脑简单，思维模糊，感情细腻，精神脆弱，缺少责任感，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 看起来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很不成熟。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训练很多，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业，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课外”的东西，只讲与考试有关的。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精神更强大，防止成为“单向度的人”。 有人戏言：“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就像母亲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真正的教育者从来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希望。 记得一句话：世界如此糟糕，你要心理强大。教育是造心工程，造就一颗强大的慧心就有了探求世界、追求理想、建立意义的不竭动力源泉，也就有了呵护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 4 也许有家长会说，扯这些干吗！让我娃考上重点大学就行了。虽然我知道中国的大学办得并不是很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学生，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努力去考大学，在一个身份社会，大学文凭就是你一生的文化身份，“一本”和“三本”的利益含金量还是不一样的。当社会都在认可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努力争取，在现实功利上可能会吃亏。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高中三年就是人生最紧要的三年。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只是语文学习和人格训练的副产品，而且有“显性成绩”和“隐性成绩”之分，“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身高体重与身体健康，我们不能只管身高体重而不管身体健康。 我自知生存靠社会供养，回报社会能力有限，人微言轻，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活到哪一天，因为年龄一到，血压老高，天天服药，似乎有很多书要读，似乎有很多事要做，似乎有很多文章要写，但工作及各种事务把人的时间撕成碎片，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似乎被撕成了各种碎片。生命短暂，鲁迅说：“抓紧做！”但我能做什么呢？教书和读书写作似乎成了我生命最后的选择。我自认为40岁以前为了生存需要做了许多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出书几十本，但都是速朽玩意儿；比起农民工，挣钱也算不少，但发现钱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贬值的身外之物。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而为自己的生命做事难道不也是为这个世界做事吗？ 记得一句话：“死人的墓碑如果不立在活人的心中，那这人便真的死掉了。”如果有一天肉体消失了，精神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命里面，难道不是生命的延续吗？ 作为教师，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这在至高者看来，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因为一切都只是过程而已，谁也无法保证永垂不朽。但在我，又是多么看重的一件事。 仅此而已。 5 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至于说到我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历史文化的批判乃至于对教育或者学校某些做法的批判，有家长认为是“牢骚”，我要说：“我不是屈原，我没有冤屈。”我有车有房，家庭幸福，儿子也有工作，有很多尊重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也很感谢学校这些年来给我的包容和相对的自由，能让我做一个有尊严的教师，能够在一个很小的精神空间中影响这个社会，传达一种精神的能量，从而给学生带来一丝温热。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上了大学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再从实用价值来说，批判是思想发展的必备素质，年轻人就要狂一些，该谦虚谦虚，该骄傲就得骄傲，因为谦虚是认可别人，骄傲才是认可自己，骄傲也可以让人进步。可当下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不断认可定论，记“标准答案”，把孩子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许多孩子小时候活蹦乱跳，上学后渐渐变得呆头呆脑，小时候还像哲学家，爱思考大问题。越长大越世故、越深沉、越谦虚，其实是越来越失去自信。而 自信正是人格核心 。 我们只说孩子作文写不好，得不上高分，没有思想的作文怎么能够得高分。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去触碰大问题，不去关心社会，不去思考自己，不直面人生，如何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我们采用的手段之间岂不是南辕北辙？而且，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最后走上社会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6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 从内心来讲，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我的孩子来教的，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很卖力。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就此而言，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打动学生，先要打动自己，说服学生，先要说服自己。为了孩子，我顶着压力探索课堂改革之路，为了孩子，我在上课的激情与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我天生愚笨，又不会“巧干”，但我觉得，顺应外界不难，放过自己不易。对于语文教学，我觉得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永远比“怎么讲”要重要，在一个道德技术化的泛表演时代，总得有人冒傻气。 当然，作为一个教师，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喜欢你、认同你甚至“崇拜”你，但也一定会有孩子（或家长）误解你、反对你甚至“藐视”你，因为人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在现有体制下，学生无法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老师，老师也无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可育之材”，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调配出的“缘分”。喜欢不喜欢都是“缘分”，对于学生而言，适合自己的好教师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教师而言，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与理念的“有缘之人”。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互相选择的自由。教材也很难自由选择，虽有选修课，但哪个学校真正让学生们“自由选修”呢？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力量面前，教师和学生的思考也必须“体制化”。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二元话语系统”，要学会说“道德的语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要不断认识“语境”的厉害。 王富仁说：“只有真实的表达才会有健全的人格。”可在“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中，孩子们只能在“听从外界”与“听从心灵”的痛苦选择中不断地陷入困惑与矛盾（我们文史教师们何尝没有矛盾与分裂呢？），孩子说话写作哪敢随便造次，在分数统帅一切的逻辑背景下，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说这些，不得不交待，在中学，我是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的老师之一。我认为，思想只有经常保持自由的状态，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机，但是，“教育意味着将一种观念加以强化从而忽略了那些‘缺席者’，面面俱到的教育，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经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教育者总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选择（汪丁丁语）。”这就使教育成了一种“自由选择”的艺术。一种价值的被选择，意味着另一种价值的被忽略。要一个有具体风格与个性追求的教师，来满足无数个有个性追求与风格喜好的学生，不是一种奢望，也可能是一种强加。 我认为，人，不是人民币，无法让每个人满意。当然，人人都喜欢的“超人”型教师可能是有的，但至少我不是。在一些知识观点的表述上，我往往是本着心灵与良知的自由，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些，我们的民族难道不需要吗？ 作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知识和语言，更多的是人格精神，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知识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生产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只是口号，更应该是一种实践。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更多的，作为精神意义上的“传道者”的教育生命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教育符号。因为活着需要一个凭借，逃避自由只是为了躲开生存的恐惧，而我在一个夹缝中还能“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安慰。 20多年来，眼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成了各自小圈子里面的领袖，眼看着一个个年轻人成为自己的领导，被称这个“长”那个“任”，我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当然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不上进”或“出不了头”，易被认为是“无能”。但我想，不管世界如何与你交换轻蔑，一个人总得看得起自己，珍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世界在给你做减法或除法的时候，你得学会给自己做加法或乘法。在我看来，不管骑白马的是王子还是唐僧，也不管身高与影子是否成正比，我们总得面对这个神奇的世界。我只是想说，人总得守住点什么，仰望点什么。 7 最后，我想给“上访”的几位家长说几句话。 我不知是因为我的一些话语灼伤了孩子敏感的心，还是我讲的什么和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相悖，抑或是因为孩子学习不努力或成绩不好让你们焦虑。我深深理解你们的焦虑，在一个别无选择的教育现实面前，你们的焦虑其实也是我的焦虑，没有哪一个教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努力进步，也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业有成。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当毒牛奶毒大米问题肉问题菜等等不断得到曝光和关注的时候，有多少人关注过我们教育和精神层面存在的“食品”问题？ 虽然你们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但我不会责怪你们，从内心来讲还心存感恩。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我们对教育教学有不同的理解？让我有了一次静下心来深入解读自己的机会。我的误区可能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是同道者或能够理解你的价值追求，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解读常识的能力。但我清楚：盲人是不能给盲人带路的，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我爱每一个孩子，就像你们爱他们一样。他们其实都很优秀，有些能力卓越超群，常常让我感叹自己这个年龄时和他们的差距，只是在量化评价中他们的成绩可能并不如你们所愿。但你们想过没有，当一种评价体制只剩下一个刚性标准的时候，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难道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不重要吗？ 我告诉孩子，要常想三个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没答案，却最有意义，它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引向高处。我告诉孩子，生命本无意义，要找到意义，须有信仰，而信仰是一生的追求。年轻时要有功利心，年长要有超越心。人生要核算，加减乘除要计较，因为人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每一步都要认真，人生的近目标和远目标要结合。我让大学生进班搞理想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有人生目标。 我只是想真诚地告诉各位：教育就是成长，生命只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个生命都会成长，每个生命也会走向自己的成功，而成功也是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可怜。不要预支焦虑，生命需要开阔，观念需要解放，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解放人，不是为了限制人，教育也要遵循自然、自主、自由的原则。 孩子的生命是自己的，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不要把孩子的成功和自己的面子捆绑在一起，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他人的“成功”掩盖自己的失败，过强的意志很可能带来理性的错误，导致我们看不到更高的价值。 我知道有许多孩子会向家长介绍并转述我的观点，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转述的，我只知道许多孩子“文集”上记录的我的一些“语录”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 我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希望孩子听话的家长因为孩子不再“听话”而迁怒于学校，我知道还有几位优秀的老师也有“被上访”和“谈话”的经历，说孩子竟然和家长辩论，要和家长讲什么“人格平等”，“道德地位与法律地位平等”，家长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我要说的是：每个生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叛逆期和青春期是伴生的，难道“听话”就是评价好坏的唯一标准吗？孩子的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精神难道不值得肯定吗？ 要让孩子成长，不能只让孩子“听话”，还得让孩子学会思考。 当然，没有哪一种教育天然就是最正确的，只是在于人的理解和选择。我们要反思传统的教育，是否让生命充满使命感，而忽视了命运感？如何才能焕发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呢？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希望家长认识一个“人”和他的苦心，借此也谈谈多年来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和各位家长有精神上的互动与交流，也不希望家长把我看得多高。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没有那么多头衔，也没有那些华丽的宣传标签，我只是不甘心仅做一个“经师”，更希望做一个“人师”，成为一个有思想追求的教育者，使孩子们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 说得不对之处，欢迎家长批评指正。我对家长的监督和关心表示感谢，对家长的误会表示理解，彼此都不用遗憾。因为误会本是世界的构成部分，只要心是热的，观点不同可以探讨。 我也愿意成为各位家长的朋友。 面对这封中学语文老师写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你也许是用家长的心情或者学生的感受，抑或是一个关心教育问题的普通人的心理来审视。但不管怎样，关注就是力量，希望你我能够共同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美好，期待您的声音。 联系方式 029-88429164029-88880000E-mail： zuowen@mail.huash.com   云之: 我并非不认同“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而且杨林柯老师无疑具有强大的精神和完整的人格，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现任教师的成长和受教育环境，我有时候觉得，中国目前最好的教育，或许是不要对孩子施加过多的影响，让他们充分地展示自我、自然地发展自我，这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当然应当有必要的行为约束，想起一位英国教师给毕业生的留言：希望你们日后对自己真实，对别人诚实，对世界保持永远的好奇心。如此足矣。 春节和老同学见面，说起孩子的教育，同学认为，父母的眼界决定了孩子的眼界，这话有道理。但我还认为，没有一个父母适合做孩子的人生导师，甚至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人适合做另一个人的人生导师，每个孩子自有其天赋才能，应当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达到他们人生应有的高度。

原文地址：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 作者： 史金霞  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08日   09 版） 从高中老师史金霞的课堂外走过，总能有些不一样的发现：正在上课的教室里会传出咿咿呀呀的黄梅戏，抑或是左小祖咒的歌曲《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会跟着老师一起哼唱蔡依林的情歌，他们甚至会大声地争论：“早恋是个伪命题，爱情不应该有年龄限制”……     可以谈古论今，甚至“谈情说爱”——苏州星海实验中学这名语文老师，把自己的语文课定义为“为教育正名，为语文松绑”。     “现在普通读者有一种心理，就是看语文课本出丑，然后骂几句，但是何去何从，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关于语文课的谎言，现在已经成了饭桌上的笑料了。”史金霞说。     年近40岁的她却想做“严肃讨论价值原则的人”，用自己的力量为语文课带来变化。她把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套课堂模式写进了《不拘一格教语文》中。     这本鲜活的一线教师课堂记录，不仅打动了来自苏州、湛江等地的许多学生家长，也重新点燃了业内对于语文教育话题的又一轮反思。在各大教育类网络论坛上，许多同为语文教师的“战友”们在读过此书后“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让学生这只鸟儿，从语文应试教育的笼子里飞出去？     很多固定我们灵魂的工作，事实上是从语文课开始的     和史金霞一样，作家苏小和曾经也是一名语文老师，“捏着粉笔头，带着孩子们总结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回想起那段教书经历，这位作家想到了四个字：“度日如年”。     很多语文教师对这种感受都不陌生。史金霞的同事、语文教师刘会一度认为，教语文的自己不过是一个“高级文字搬运工”，从网络上搜罗课件，对照着教学参考书的答案，然后站到学生面前复述一遍。     “那么多标准答案，要把孩子们训练成统一的面孔，统一的发型，统一的赞美，还有统一的悲伤。这种固定我们灵魂的工作，事实上就是从语文课开始的。”苏小和说。     在史金霞看来，现在很多语文课其实是一项体力劳动，机械地重复、积累，不致力于培养人，而致力于“制造”产品，“这不仅不能使人心向善,反而在加速人性的堕落”。     而她理想中的语文课，应该“成为学生的梦想和快乐的期望，成为思考开始的地方，成为心与心融会交流的家园”。     原本，一篇《西厢记》的《长亭送别》节选只是一段列入考试项目的文章，史金霞的课却将这段折子戏变得有滋有味。上课时，这位喜欢音乐的老师不仅用上了黄梅戏的《西厢记》选段，还融入了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阿牛的《桃花朵朵开》以及刘若英的《分开旅行》……     听着歌曲，对照着课文，这名语文老师带着十五六岁的学生们思考：莺莺是不是在担心张生“移情别恋”？在不同的时代里，女子在爱情中的地位有什么变化？     “所有的教学目标，都可以被糅合在这么有趣的课堂形式当中，不知不觉、细水长流、水到渠成地完成。” 江苏扬州中学的语文教师王舒成这样评价。     而史金霞对“小溪”的选择没有禁区。最近，她看中了美国电影《妈妈咪呀》，打算拿来作为一个热门话题的由头——两性。在她看来，虽然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很八卦的故事”，但“内容非常干净”，适合让孩子们面对这样的话题。     “只要把学生的成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考量，不管教什么内容，都会呈现出不拘一格的精彩”。史金霞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影响到其他同行，“敲开他们的门”，让他们从为了应试疲于奔命的怪圈中走出来，“改变一个老师，会改变不知道多少孩子”。          这个时代做教师，如果你不肯遵循常识，不尊重真实，是会被学生耻笑的     和史金霞一起走在校园里，很难判断出身边这位究竟是不是老师，因为时不时会有迎面而来的学生笑着跟她打招呼：“嘿，霞姐！”     他们的“霞姐”个子不高，穿上高跟鞋身高才和她上初二的女儿差不多，顶着洋娃娃一样的大波浪卷发，在随处可见带眼镜的人的校园里，她总用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学生，叫着学生们的外号。     “我记不住学生的成绩，也从来不去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生们写来的随笔。”随笔几乎是史金霞的语文课唯一的作业，在这里，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写书摘，写影评，甚至记流水账，唯一的要求是“真实”。     “我最喜欢改作业了，这就是在读青春故事。”史金霞边翻看学生们的随笔边笑着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纸质平台。在这里，学生写的大都是“不能跟父母说的话”——最近喜欢看什么电影或者电视剧，暗恋的同学有什么新进展， 甚至还有学生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真的很想喝酒”……     他们把心思一股脑儿写给“霞姐”，而这位“知心姐姐”还会跟他们互动，帮他们出主意，听他们的看法。     “作为过来人，我也曾经和学生一样年轻，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史金霞说。     这位女老师对学生的体谅打动了同为老师的王舒成：“这本书对我的意义，最重要的不是教法的借鉴，而是教师的人格养成。”     让他印象最深的例子是，当班上同学一起朗读课文时，其中一位同学因为读得很慢迟迟不能结束，史金霞没有打断他，而是一直等待他，直至这节课接近结束。     作为同行，王舒成一方面觉得这节课非常“奢侈”，因为没有“讲”什么；但“细想其效果，则又非常惊人，同学们学到了尊重差异，学到了欣赏和包容，可能会影响有些同学一辈子”。     而除了体谅学生，更让史金霞在意的是学生“智慧上的健康生命和健全人格”。她觉得，一堂好的语文课，“一定是对学生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课”。     这个19岁就登上讲台的女老师常常为自己感到遗憾：“在自己最好的年华，十七八岁的时候，求知若渴，没人引导，读了一大堆垃圾书。”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学生拓宽眼界，她专门给学生们列阅读书目，其中不仅有司马迁的《史记》，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何伟的《寻路中国》、龙应台的《目送》，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等。     史金霞还给自己的阅读课立下了“四要四不要”作为规矩：“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要敢于提出异见，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有根据的道理，要突现自己个性的智慧，动自己的头脑，而不依赖他人。不要迷信书本、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老师，尤其是不要意图在我这里找到唯一的标准答案，我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     在她的推荐下，一些高二的学生开始关注书本以外的大千世界，有人已经开始读哈耶克的专著，也有人在看过《史记》后写下了题为《我们该如何书写“历史”》的随笔。在课堂上，学生们则会主动就毒奶粉事件展开讨论，在随笔里写下对奥巴马执政理念的看法。     “在一方天地中的我们是被囚禁着的思想者，因为有敬畏，因为有约束，我们才更应该思考。”史金霞的学生宋越在随笔中如是说。     “这个时代做教师，如果你不肯遵循常识，不尊重真实，是会被学生耻笑的，学生会看不起这样的教师。”史金霞说。“教师要摘下虚幻粉饰的眼镜，恢复自己的常识判断，养成批判思考的习惯。”     一位学生带来史金霞的书，希望老师为他签名题词，而史金霞则写下了自己对学生最大的期许：“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与自己愿望大相径庭的力量在步步逼近，而她在用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反击     可是，即便是在史金霞所在的中学教师办公室，人们讨论的仍然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分数。     作为同行，王舒成觉得，语文，以至于整个中学课堂，“对苦读模式的认同和模仿到了扭曲的程度，是当今教育界的一种时尚、一种标杆，现实对大多数教语文的来说，是那么沉重，以致于他们常常拖曳着镣铐，忘记了跳舞”。     史金霞也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处境。几年前在一所民办学校教书时，有一次学校的教研室进行调研，因为史金霞的课程几乎从来不考试，她把一些学生随笔和读书笔记交了上去，结果，教研室回复，这不算数，他们想看的是学生的考卷和分数单。     同在应试教育前线的王舒成不禁发问：“史老师在书中营构了一个理想教育世界，那只笼中的鸟，在如今越发恶劣的教育环境下，真能自由飞去吗？”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史金霞。在此前任教的民办学校她曾遇到过一个被班主任批评得直掉泪的女生，被批评的原因是“看杂书”，结果她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推荐给学生的《苏东坡传》。     “我不能三年语文课都为了一个分数。我不想用野蛮的愚蠢的手段获取分数，而且，比分数重要得多的东西，多得是。”史金霞说。     事实上，在史金霞所负责的班级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并没有因为语文教师讲课的“不拘一格”而受到拖累，因为“好玩”爱上语文课的学生们常常会拿到全校的最高分，而班级平均分也会在高考时拿到第一名。     视胡适为偶像的她把自己的这种坚持称为“温和的改革”，“与其跟体制决裂，不如多去推动它，改变它”。     “我相信教师这个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在这个体制里需要生存，必须要先拿出环境想要的东西来向别人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让这种方法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史金霞说。     但是，与自己愿望背道而驰的力量依然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而史金霞也在用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反击。     “生活有很多种，既然能够站着把分数拿了，就不必跪着、趴着。”史金霞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最年轻的日子里，能有一个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