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这些年来，张亚莉先后到过青海省的海东地区、海南自治州、玉树自治州、黄南自治州、果洛自治州等地区从事民间慈善工作。“平日里大家都叫她亚莉姐，她平和、热心，玉树的一些孩子都称她为‘西宁妈妈’。” 　　有一次张亚莉到玉树做家访，看见一个患有脑瘫的小姑娘双腿盘坐在地上，无法直立，更无法正常行走。回到西宁以后，她立即筹集善款，帮助小姑娘在西宁实施了手术，现在小姑娘已可拄着拐棍独立行走。 　　张亚莉2000年前后从陕西到了青海西宁，在当地开办了一家书店。2005年至2007年8月，张亚莉担任“格桑花西部助学”志愿者。2008年，她与别的爱心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平行公益”民间慈善组织。玉树地震发生后，张亚莉将自家的仓库用作救灾物资中转专用。 　　据西玉介绍，6月11日晚上，张亚莉在给玉树灾区的一些深山里的孤寡老人、贫困教师送完睡袋和糌粑之后，连夜驱车返回西宁。当时玉树地区刚下过大雪，途经玉树州曲麻莱县时，因路面湿滑，汽车滑下了山坡。车上4人被紧急送往格尔木的医院急救，“遗憾的是亚莉姐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同车的其他3名志愿者不同程度受伤，所幸目前都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据悉，今日凌晨，张亚莉的遗体将被志愿者用车送到家乡乾县。

演变中的商会 一． 温州人的商会 民间有种说法把温州比作中国的耶路撒冷，把温州人比作中国的犹太人。这种比喻反映了温州人独立自主，敢闯敢拼，四海为家，辛勤创业的企业家精神，而温州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温州企业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的鲶鱼效应已经为温州人的这些特点作了注释。 不过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温州人身上的这种商业禀赋， 一般公众并不太熟悉的是温州人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天份—温州人特别看重乡情，喜欢抱团联合作战，因此随着温州企业在全国各地的过程，是温州人的结社热情。据悉，迄今为止，已经有接近200万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设厂，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与此同时，温州企业家在全国各地推动成立了数百家温州商会。从丽江到喀什，从延安到延边，都有正式的温州商会在运转。如果把视野在放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温州人的生意早已遍布全球， 在欧美，在非洲，也活跃着各种形式的温会。 我曾经接触到的几个温州商人，名片上除了印着董事长或总经理等企业信息外，都眩目的印着其社会兼职，尤其是在商会的职位。在温州商人群体中，不参加商会，不在社会组织中兼职，似乎就不够有身份和地位。 张国林是一个典型的温州企业家， 他的印染企业在温州当地颇有名气，不过他更看重的似乎还是商会的身份。他曾经当过龙湾区企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当过温州商会的会长；而随着他投资的企业在江苏昆山开业，他又当上了昆山温州商会的会长。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张国林第一时间向会员企业发起捐款活动，并不辞辛劳，奔波于各企 业之间，募得善款1200多万元。此后，他还专门赶赴四川考察灾区受灾状况和灾民的需求，提出了为灾区人民提供就业岗位的新型思路，为灾民提供了一条走出灾区，自我重建的路径。国林会企业在温州当地颇有名气，不过他更看重的似乎还是商会的头衔。 而代表着将近2万在扬州创业的温州商人利益的扬州温州商会在运行过程中，则开创了商会运行的新模式，那就是商会的领导成员们通过讨论，决定以商会的名义代理某品牌的葡萄酒在扬州的总经销商权，使得商会走向经济实体化。　 二．商会新功能 和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业协会或者商会相比，这种由企业家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商会已经脱胎换骨。 传统的商会无论从其承担的功能，经费来源，人员构成等来看，都更像一个没落的政府机构，无法有效的管理，也谈不上对企业的服务。而随着经济分工的深化，利益结构的复杂化，原来这种政府色彩浓厚的商会已经过气，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宗旨的真正意义上的商会从温州开始破茧，逐渐蔓延，并进而被浙江企业家复制到全国各地。 跟原来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或者商会不同，温州的商会是自发的自下而上形成的。刚开始，往往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导，联合一批同业企业要求成立某个商会，开明的地方主管部门则顺水推舟。商会成立后，主导的企业家往往成为会长。温州大部分商会的经费都来自会费或其他方式自筹(会长单位的会费往往最多)，政府并不给钱。谁给钱，谁话事，政府不出钱，自然无法控制商会。商会的领导层往往经过认真的选举，拥有程序上的合法性。由于可以自筹经费，温州的商会往往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雇佣专门的工作团队，这样就有能力为会员提供服务。这种商会的发展，增加了会员企业和社会的沟通管道，在与侵害商会会员利益的对手谈判中增加了谈判能力。在企业普遍沦为公共权力的弱势群体的今天，通过商会的这种努力至少是一种补救。 发端于温州的这种真正由企业家推动成立的商会模式，已经被其他省份的企业家所拷贝，一些经济上重要的省份，比如江苏，广东等省份的企业家商会也已经四处开花。商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性的非政府机构，发挥着其独到的功能，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当然，上述商会还有许多局限，比如商会的成立还有相当高的门槛，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商会数量受到限制，商会之间缺乏有效竞争，商会运行的专业性，提供服务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商会在形式上还受到政府机构的管制，商会功能的发挥往往需要政府的配套支持。 三． 新型商者会： 随着浙江经济的升级换代，服务业开始崛起，产业资本开始向金融资本演变，与此相应的，一些新型的商业中间组织开始诞生。 浙江知识经济俱乐部就是这样的一个先行者。这个机构的创办人翁家骥先生，曾经任职于浙江文化部门，因为需要经常和企业家打交道，让他敏锐的意识到，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更多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将破土而出，因此给企业家提供智力支持，提供知识更新的服务机构，必然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1998年，他就发起成立了浙江知识经济俱乐部， 这个以企业家经理人的终身大学和精神家园自居的机构，从成立之际至今，已经举办了数百次论坛，邀请知名专家对企业家进行演讲和对话，给企业家提供专业的经济思考，宏观政策和国际形势分析。茅于轼，张五常，吴敬琏等知名大家都是这个机构的常客。知识经济俱乐部对会员企业的中高层提供有针对性的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训，数十年下来，这个机构已经拥有上百家稳定的会员机构，在企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 2009年风生水起的还有一家机构是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组织和代表浙江在山西的一些煤矿投资人，和山西省政府展开的一场旷日持有的利益博弈。（参加我以前的博文） 类似浙江知识经济俱乐部和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这样的非典型的商业中间组织， 其实在浙江还有许多。这些机构，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商会，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依然是一种商业中间组织，是商只不过，他们的形式更加灵活，目的更为具体，运作方式更加市场化， 彻底脱离了原来的政府色彩，因此，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他们可以归类为商会的新型版本。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都在呼唤着更多更高版本的商人组织的出现。 注：部分内容首发于南航《云中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