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与隆中对

诸葛亮为什么流放廖 立      当孙权派人打问谁是西蜀经天纬地的大才时候，诸葛亮答道：“庞统、廖立，楚之良才也。”将廖立同庞统相提并论，足以见廖立卓尔不群的才能。然而如此大才被历史淹没不为人知者，是他在刘备去世后遭到诸葛亮打击流放。     廖立系荆州武陵人，刘备夺取荆州后，先被任命为从事，二十多岁时出任长沙太守，是六个地方军政长官的一个。长沙被吕蒙夺取后逃回成都,刘备不仅未追究失地责任，更迁为侍中。侍中地位虽然不高，但与皇帝十分亲近,显然，刘备是十分器重廖立的。      当诸葛亮率兵北伐时，身为长水校尉的廖立对来访者李邵、蒋琬讲了一段话，大致有这几层意思：（一），大军就要出发了，你们都喜欢听从（不肯据理加以劝阻）。（二），当年先帝就发生战略失误，不能在夺取益州后，立即北上夺取汉中，却同孙权争夺南三郡（指长沙、江夏、桂阳三郡），结果是空手而还，徒然劳苦了将士和民众（这都是不听忠告的结果）。（三）曹操夺取汉中后，更以汉中为依据，派夏侯渊、张合南下小、大巴山，几乎使益州得而复失。（四），直到后来才夺得汉中，但付出了关羽荆州失败，全家被杀和上庸孟达投敌，刘封被杀的惨痛代价。（五），关羽恃勇蛮干，领军作战没有方略，只知道一味地冲杀，致使前后多次打败仗，造成众多将士无谓牺牲。（六），向朗、文恭十分庸俗，文恭身居侍中，但做事缺乏纲常法纪；向朗过去就吹捧马良兄弟是圣人，让这样的阿谀之人做丞相长史，当然会言听计从。（七），中郎郭演长（即郭攸之）只会跟在后边摇旗呐喊，根本没能力与商大计，但今天却占据侍中的高位。（八），王连是个俗不可耐的人物，就是能残酷地剥夺搜刮，致使益州民众贫困不堪到现在的地步。     将廖立七条内容归纳起来是三点：     其一，先帝时，曾发生过战略错误，主要是轻启战端，徒然造成了重大损失。言下之意是要接受这个教训，不应该贸然地进行北伐。     其二，批评诸葛亮组织路线发生偏差，使用了一批德寡才拙的庸俗人物。     其三，应该体恤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再不能像王连那样剥夺搜刮百姓了。 李邵、蒋琬并没有从廖立谈话中清醒过来，而是看作不协调声音，并向诸葛亮传了小话。在知情之后，诸葛亮立即上奏刘禅，弹劾廖立三大罪状：    （一）“藏否群臣，公然宣称国家不任贤达而任用俗吏，当位的都是人”。         （二）诽谤先帝。    （三）“将军队兵众简练，部伍分明”的训练成绩斥之为不足一提。     这三条“罪状”需一一剖析。     关于第一条，批评诸葛亮任人标准发生偏颇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向朗、郭攸之、文恭等已盖棺定论，他们确实很平庸，平庸得传记中几乎无可以圈点之处。王连对民众的苛刻与否，已是后世评论者的立场问题，见仁见智的分岐，全在于此。诸葛亮不等于国家，把国家作挡箭牌，只能表明手端的拙劣，就像今天一些人要求部下听命时，常搬出“服从不服从党”一样的荒谬可笑。廖立批评用人不当，是实指，都有具体人，并没有一概否定。“万人率者皆小子”是诸葛亮强加于他的，先把对方推到荒谬绝论的地步再加以挞伐，很失公正。     关于第二条，廖立对刘备并没有无中生有地横加指责，而是对东三郡争夺战、汉中争夺战和襄阳争夺战这三次失败总结教训的，不能说是对刘备的诽谤。他以此作借鉴批评诸葛亮北伐，恰好反映了廖立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目光。夷陵之战失败后，诸葛亮对其他人感叹地说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段感慨除批评其他大臣无能外，更指责了刘备东行的决策失误和指挥战争的无能。如果廖立有诽谤刘备的嫌疑，那么自己又是什么呢？    关于第三条，军队不是放在桌面上刺激胃口的“看菜”，是打仗用的。其训练有素与否，需放在战争实践中检验。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确认识已方军队的实力，并与敌方相比较，是三军统帅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人们普遍存在着自我感觉良好的弱点，不自觉中，容易夸大自己的优势而漠视对方。诸葛亮北伐五战五败的历史，正验证了这一点。廖立对诸葛亮训练的军队不甚看好，一方面正视了蜀军本身的不足，更包涵了对战争双方军力的比较，他较为客观也较为冷静。     从以上归纳中可观察到，廖立是针对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一是指斥他蓄意组织荆州帮；二是指斥他贸然地进行不可能胜利的北伐战争，所要终结的，则是诸葛亮登上皇帝宝座的意图。这两点击中了诸葛亮要害，自然引起他的恼恨。     在《诸葛亮集》中，陈寿又收集了诸葛亮弹劾廖立的另一份奏章，显然是刘禅还有清醒的头脑，对第一份奏章并没有批复的结果。     由于对现实“罪行”弹劾未能奏效，诸葛亮又对廖立 “历史旧账”进行弹劾，共列举五条：     （一）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开门就敌。（二）任巴郡太守暗昧阘茸其事。（三）任侍中时，曾在皇宫中持刀杀人。（四）跟随大将军则诽谤讥笑大将军。（五）嫌将军职位低下，曾找我要进入五校之列，列入五校（长水校尉）后，仍然怏怏怀恨。 细究弹劾廖立的理由，都是难以立足的。     第一、三两条弹劾廖立的过失，这是刘备以不予处理方式亲自处理过了的，诸葛亮杀刘封，贬彭样（上羊下永，字库无此字，故以样替代）两个建议虽理由不正（担心“刘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担心彭样“心大志广，难可保安”），也能说得动刘备加以采纳，说明他的建议很有份量。如果诸葛亮当时主张杀掉，那么，刘备是将这种意见否定了；如果诸葛亮曾为其辩护，那么，这时就不能出尔反尔。无论是为之辩护或主张杀掉而未被采纳，在处理过几年之后，没理由重新翻出来要求清算。     第二条弹劾廖立任巴郡太守时“暗昧阘茸”更荒诞不经，暗昧是说不清、道不明之意，阘茸是众人有意见，瞧不起，将四字合在一起进行弹劾，同后世 “莫须有”（还许有吧）三字如出一辙。     第四条弹劾廖立的品德。以内容看，大将军大概指的是前将军关羽。关羽任襄阳太守董督荆州时，廖立是长沙太守，两人有隶属关系。如指廖立在长沙时诽谤讥笑关羽，以关羽傲视士大来的骄狂态度和狭隘心胸，断不会轻饶，不会留给诸葛亮为之清算。如指与李邵、蒋琬的谈话，则是在总结经验教训，谈不上诽谤讥笑。     第五条弹劾廖立讨官要官。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情，原本难判断是非，没有自己主张又自己出面再做人证的道理。既然廖立是可与庞统匹敌的经纬之才，就应该像重用马谡、费祎、杨儀那样破格重用，没理由论资排辈加以压制。不肯重用廖立的原因。只能以廖立不肯加入荆州帮加以理解。以李严未曾为卿作解释过于牵强，李严是刘备托孤重臣的两人之一，且又“统内外军事”，不让其入卿，当然是诸葛亮排斥异已的结果，不能作为参照的尺度。以此为理由进行弹劾，同后来弹劾李严的手法如出一辙，也是自己主张的自己作证。说李严向我要求，分益州五郡为巴州，由他出任巴州刺史；以司马懿已开府治事启发我，也要有同等待遇。     五条理由都不能成其理由，然而却再再上奏，无非表明诸葛亮必欲除去廖立的决心，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诸葛亮在弹劾廖立的第一份奏章中已明白宣示了目的：“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就是说，诸葛亮最担心廖立在朝堂扩散批评他组织荆州籍帮派体系和“北伐”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皇帝梦成为南柯。     诸葛亮造成了不处理不行的局面，刘禅只好在第二份奏章之后做出决定：将廖立流放到汶山郡这一不毛之地。陈寿在为廖立作传时处在两难之中，一方面，他要维护诸葛亮的高大形象，所以将责任尽归于廖立。另一方面，他难以泯灭是非观念，所以在诸葛亮死后，记述了姜维到汶山同廖立见面的一节，引用姜维的话说：“廖立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并且追记了一句，廖立最终死于流放之地。即是说，因为廖立的意志并没有因流放受到消磨，姜维又缺乏心胸气度，不敢对他加以启用，遂使西蜀这一少有英才终究埋没。总算以曲笔宣泄了胸中块垒。  

                《千秋功过话诸葛》                          目录 序言 第一章诸葛亮青少年时期  一、家世  二、姓氏的由来  三、躬耕之地  四、诸葛亮怎样到的襄阳  五、三顾茅庐与自己投奔  六、隐迹山林与待价而沽  七、何以“好为《梁父吟》”  八、三顾茅庐——诸葛亮、徐庶合演的双簧 第二章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一、无能之辈作出的致乱决策  二、悲剧式英雄王允  三、国家分裂的第一罪人  四、李傕之乱  五、辜负了期望的袁绍  六、曹操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第三章天下统一的曙光 一、北方的统一  二、益州刘焉与刘璋  三、汉中张鲁  四、江东孙权  五、荆州刘表与刘琮 第四章《隆中对》功耶罪耶？   一、刘备的起家与没落  二、口语《隆中对》与书面《隆中对》  三、分裂华夏，两个《隆中对》难辞其咎 四、东吴之行  五、三十字短信铸成的三个大错  六、联盟种下了破裂的祸根  七、习凿齿的二律背反  八、冤哉！张昭  九、南郡曹瞒哭郭嘉，民众哀痛哭向谁？ 第五章三国分裂局面的正式形成 一、曹丕是天才演员  二、演员曹丕也可爱  三、刘备称帝 四、孙权的两面策略 第六章法家的死灰复燃 一、法家历史  二、诸葛亮学派  三、与法正争论的实质  四、诸葛亮执法的三个案例  五、理性看待诸葛亮的严刑峻法 第七章“北伐”之前蜀汉的政治形势 一、荆州之败  二、夷陵之败  三、永安宫托孤  四、南中少数民族大起义  五、蜀、吴的再次联合  六、诸葛亮南征 第八章《出师表》的皇帝梦 一、改变政治路线的动机  二、送迎中的马谡与费祎   三、《出师表》与《出师表》咒语  四、分裂的诸葛亮人格——一评《出师表》  五、《出师表》表达了什么——二评《出师表》  六、取代刘禅帝位的策略  七、后来居上的姜维  第九章诸葛亮皇帝梦难圆（上） 一、因私废公的用人——第一次“北伐”  二、陈仓城下的耻辱——第二次“北伐”  三、难以看懂的意图——第三次“北伐”  四、死对头来了——第四次“北伐”   五、难以宣示的目的——第五次“北伐” 第十章诸葛亮皇帝梦难圆（下） 一、马谡——诸葛亮刀下的牺牲品   二、出卖孟达——诸葛亮自断臂膀  三、《后出师表》乃是伪作  四、作茧自缚的李严  五、廖立一案的是非曲直  六、令人喷饭的木牛流马  七、五丈原前的等待 第十一章诸葛亮身后余波 一、魏延——诸葛亮派系活动的牺牲品   二、诸葛亮何以未传诸葛瞻   三、诸葛亮的其他发明创造   四、建庙的纷争 第十二章诸葛亮何以能登上神坛 一、陈寿的拔高   二、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的吹捧   三、祠庙文化使神话历史化   四、诸葛亮“遗迹”的叨念  五、《三国演义》将诸葛亮推上九霄 附录： 一、关于用《止战疏》代替《出师表》的建议信 二、陕西《出师表》研讨会纪实 三、用葱节还是用葱末“煎鱼”？ 四、遗憾与遗憾的些许弥补 五、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之一——站在民众立场评价历史，何罪之有！ 六、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之二——关公何以战秦琼？ 七、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之三——两种史观的对立 后记    

          从出卖孟达看诸葛亮肚量才能     在荆州争夺战失败时候，西蜀宜都太守孟达因不支援关羽，更因受刘备义子刘封欺凌，乘机率上庸太守申耽、西城太守申仪投降曹魏。曹丕十分亲之信之，遂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都郡，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与夏侯尚、徐晃合兵一处袭击刘封，刘封败走，鄂西南和陕东南为曹魏所有，西蜀失去了进军中原的另一通道。     曹丕死后，夏侯尚失势，孟达心不自安，意欲再投降西蜀，派遣李鸿传话给诸葛亮说：“我从孟达处经过，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为复已已。”翻译成白话则是，“我从孟达处经过，恰好碰见王冲从南方来看望孟达，说到前些年孟达脱离刘备投降曹魏，（消息传到成都时），王冲说，您恨得咬牙切齿，并要杀掉孟达的妻子儿女，多亏了刘备没有听从。孟达说，诸葛亮处事能区分轻重本末，绝对不会这样的。所以全不相信王冲之言。由此可见他对您的仰慕，特让我从中传话过来。”当时蒋琬、费诗在座，诸葛亮对他俩说：“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子度是孟达表字，即是说，回去后，我会有书信让孟达知道我的态度。（见《诸葛亮集·用人篇》）     孟达收到诸葛亮书信，立即准备起兵反叛曹魏，响应诸葛亮“北伐”，并遣人给诸葛亮送去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之类。诸葛亮说：“玉玦者，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见《诸葛亮集·遗事篇》）     公元228年，孟达决定从新城起兵进军南阳，并密信通报诸葛亮。诸葛亮收到书信后，又考虑到孟达反复无常，怕将来成为后患，遂利用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之间的不合，派亲信郭模诈降申仪，向申仪有意泄露这一消息。孟达得知叛魏的消息已被泄露，遂决定提前起兵。司马懿得到密报后，写信安慰孟达说：“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弱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司马懿一方面麻痹孟达，一方面不待朝廷圣旨，立刻倍道兼行，1200多里路程，只用了八天时间，已从南阳到达上庸城下。     奇怪的是，原想借司马懿之刀除掉孟达的诸葛亮，到这时候，忽然又改变主意，派军队自汉中沿汉江东下前往救援，却被司马懿分兵拒之于西城安桥一带不能靠近。孟达上庸孤军无援中相持了十六天，部将邓贤、李辅开城投降，孟达被杀，被俘者万余，一场始而由诸葛亮策划，继之出卖，尔后又驰援的军事政变，竟是这样滑稽地落下帷幕。     政治军事斗争中，争取同盟者，分化瓦解敌方是基本思路，尽管同盟者是暂时的、靠不住的，但是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可以借用而达到自己意图的力量。诸葛亮从策反孟达到出卖孟达，然后又出兵救援孟达，实在令人难以看懂。

             《隆中对》为诸葛亮伪造     《隆中对》享有的空前盛名，绝非其他散文所能比拟。然而却从没有人仔细推敲过它的真实。     本文斗胆说，这是伪作。不是其他人作伪，是诸葛亮本人作伪。     第一，顾名思义，隆中对话应有基本的对话形式。正常情况下，自然是回答刘备的提出，问什么再答什么。然而没有，所有的是一气呵成、结构严谨，思维宏远、料事如神的透天机！显然，这不是原始记录，刘备在四处逃窜中，从没有史官制度，不可能有记录在。没有原始记录，只能是之后的补记。     第二，三顾茅庐只是孤证。《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盖源于此。但是仅只是一句带过，没有更多的内容以资查询。     然而有另外一说：刘备屯兵樊城时（司令部驻扎在这里，军队屯驻于新野），曹操刚统一北方。诸葛亮知道荆州是下一个目标，而刘表性格犹豫，不懂军事，故而特地去找刘备。刘备同诸葛亮素昧平生，且见他年轻，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并不在意，只是一批人交谈而已。其他人走后，诸葛亮独自留下，刘备也不闻不问，只是编牦牛尾巴。诸葛亮问：“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扔下牛尾巴答道：“这是啥话！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接下来，一问一答中，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对》的制胜方略。这段内容载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两个截然相左的资料，哪一个更可能接近真实？当然是后者。诸葛亮在襄阳有一个文化沙龙，圈内的石韬、徐庶、孟建等都知道诸葛亮投奔刘备的过程，后来又都在曹魏处做官。同刘备不同的是，曹操拥有稳定后方，有严格的史官制度，他们的谈话，自然被记录下来，《魏略》、《九州春秋》所依据的，正是他们谈话或者书面回忆。因为有这些原始记录，所以两书对诸葛亮投奔一事说得十分具体。          第三，据《襄阳志》记载，庞德公通过襄阳名士司马徽对刘备说道：“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得天下。”在这里，司马徽将诸葛亮、庞统相提并论，刘备既然对诸葛亮屈身三顾，为什么对庞统漠然置之？曹操荆州失败后，周瑜曾任南郡太守，送周瑜灵柩回柴桑后改投刘备，刘备只让庞统担任了耒阳县令！又因为庞统渎职不治竟被免官。一样的经天纬地之才，何以受到天渊之别的待遇？显然，不是刘备不识货，是三顾茅庐属于子虚乌有。     既然没有三顾之说，哪来《隆中对》？      第四，联合孙权的思想，来至于鲁肃。曹操挥军南下夺取荆州时，刘备先败于新野，再败长坂坡，连连失败后，诸葛亮跟随刘备准备前往苍梧投奔吴臣（巨），并没有想到联合孙权共同抵抗，说明直到此时，并没有产生联合孙权的思想。倒是东吴鲁肃前往联合荆州刘琮的路途，在长坂坡遇到刘备败军，说服刘备改变主张，并派诸葛亮前往武昌去见孙权，进一步谈判联合事宜。如果诸葛亮在《隆中对》设计了联合孙权的策略方针，刘备不会失败后选择投奔吴臣，而是在之前就应该未雨绸缪，主动同孙权联系。     第五。制造《隆中对》和三顾神话的目的，当然同诸葛亮当权后麻痹刘禅，最终登上皇帝宝座联系在一起。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向刘禅表明自己没有权力欲。然而这又同自比管仲乐毅的抱负大相径庭。前矛后盾的原因，只能说是在掩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如何拔高诸葛亮        有五个原因，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已树立起来，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类诏书是历史上难得一见或绝无仅有的。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有了取刘禅而代之的口实。其二，刘备病逝后，诸葛亮已掌握了政治，财政等大权，通过南征，又将李严兵马大元帅（统内外军事）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拿了过来，集军、政、才、文于一身，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皇帝刘禅只剩下一具招牌。“政在葛氏，祭则寡人”的“最高指示”，成了这位皇帝的自我奚落。其三《出师表》中那句 “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白,虽在政治上愚昧可笑，但很符合普通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标准。其实,愚忠与报恩之间有严格区别，普通人之间的报恩，是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假如因回报而牺牲社会或他人利益，刚为法律所不容。政治家手握国家权力，回报私恩时，常会以民众利益作礼品，当然就没有了可取之处。倒相反，很多政治家只所以受到后世的称赞，常常是因维护国家民众利益而敢于蔑视私恩的缘故。其四，病死五大原的悲剧结局，原是诸葛亮追求人格完善的策略，借以掩盖五次失败的责任。后世不察，从而使他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其五，陈寿在本人传记中有意隐瞒了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倡答“九锡”、“十锡”的内容，就连南征回来后,已经接受五锡这一重大事件也只字未提,隐瞒使忠臣形象高大突出。     忠君思想是一个陈腐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逐渐变成一堆垃圾。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总强调忠君，帝王遂成为几千年衡量臣下的最高标准。这时候，中国专制政治文化也进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统称为汤武革命；另一方面，又把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称为奸贼，把曹丕，司马炎等称为“篡汉”、“篡魏”。       诸葛亮有贤相、廉吏的资质，陈寿又将其拔高为最高统治者十分器重的不贰忠臣，三者一体的身份十分罕见。纵观三国之前的中国历史，权臣异化走向反面的，有赵高、王莽、董卓等，春秋时更多不胜数。周公辅成王而不曾篡位，这是有口皆碑的，但后世将他视为圣人，而且是儒家始祖，圣人是可以学习而不能比拟的，已被高悬了起来。霍光辅政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曾有废立皇帝的惊天之举，却没有取而代之的萌动，应该说，他是旷古少有的不贰之臣。遗憾的是，他的子孙不争气，不仅招来了杀身之祸，连其亲属也成为失火城头之下的池鱼，并给霍光形象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污垢。管仲是春秋时大权在握、出将入相的重臣形象，并使齐国成就了九合诸侯的伟业，但国君齐桓公是一道难窥就里的铁幕，管仲受制于铁幕。相比之下，诸葛亮是圣人周公最好的学生。       刘禅是一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不仅已有了可能，刘备的临终遗嘱，又成为诸葛亮顺理成章登上皇帝宝座的铺路石。然而，由于受派系矛盾的制约，更由于民众对蜀汉王朝的依附心理，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而是谨慎地，隐蔽地逐渐推进。凑巧的是，取代意图尚未彰显，他已命终五丈原，从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这在封建社会中既是难能的，又是整个社会所最需要的，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篡权往往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而社会需要安定与祥和。       再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相比，当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后，就立即使军权异化并最终篡位。其先祖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虽持重一些，也都有逼宫、杀弑及宫廷政变，这使诸葛亮完善人格的魅力更相得益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虽出自张俨的伪作《后出师表》，但确实符合世人对他表层认识。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几成完人，而其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然不是将帅才具，率兵到涪城抵御邓艾时，不能采纳黄崇依山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正确意见，致使邓艾部长驱直入包围了绵竹，但是这只是才具。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乃父的“忠贞”衣钵，曾经拒绝了邓艾表封“琅邪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以壮烈成仁为先父名节划上了完满句号。其孙诸葛尚是带着负罪心情踏上战场的，临出发时感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于是“乃驰赴魏军而死”。诸葛尚之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后代，后世当然要大加推崇。所以，诸葛亮就成为统治阶级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至于炮制《隆中对》并游说孙权，终造成国家重新分裂的罪责，统治者是以“各为其主”解释的。历代统治者都是这样，对发生在本朝本代的分裂活动严惩不贷，十恶不赦之罪中，首恶就是谋逆罪，是要夷其三族以至九族的。而对发生在前朝前代的分裂活动，都可以忽略不提或加以肯定。表面看来，这已是人格分裂，是道德二元化。之所以产生如此矛盾的标准，是他们始终坚持了实用主义的利益原则。对本朝本代的分裂者残酷镇压，是为了确保皇位不发生动摇。对之前的分裂者加以肯定，是取其对主人的“忠诚”。他们希望臣下都能像诸葛亮忠于刘姓皇帝那样忠于自己。所以自古以来，大都把降官降将列入贰臣，尽管他们对夺取江山做出过巨大贡献。对不肯投降的前朝文臣将领，虽然得杀掉，但还要厚葬并隆重祭奠。更由于统治者视民众为草芥，是整正数后边的一串零，独立存在时没有意义。所以对因分裂国家，或因穷兵黩武给民众带来灾难的行径，都是视而不见的，都忽略不提。       然而，陈寿写《诸葛亮传》时，虽有拔高之虞，仍将传主作凡人看待。所以也写了缺失，在评及诸葛亮的才能时，曾写了“于治戍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对五次北伐的考评，唯见其轻，不见其过。在论及其子诸葛瞻时，也有瞻工书画，名过其实的判词，这也是有根据的。然而，统治阶级既然要高举诸葛亮这面旗帜。就必须洗刷掉旗帜上面的污点；要洗污点，就得推翻陈寿的结论。陈寿的结论也不是那么好推翻的，他毕竟是位严肃的史家，结论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如果就事论事，尽管陈寿已经作古，但有白纸黑字的史实作抵垫，结论当然难以推翻。深谙官场尔虞我诈鬼域伎俩的唐代名相房玄令，避实击虚发一支“奇兵”，从陈寿人品入手进行否定，在他监编（相当于今天的主编）的《晋书·陈寿传》中，以道听途说作依据记述了两件事情，其一是，丁仪、丁异（带广字头）有盛名于魏，陈寿对他们儿子说：“送千斛米过来，我会为你父亲写一个很好的传记。”因为其子不给，所以未给二人写传记。其二是，陈寿父亲是马谡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斩了，其父受株连被处以剃掉头发的刑罚；更加之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所以在为诸葛亮父子立传时，就写下诋毁的结论。以一代名相身份“诛杀”文化人陈寿，犹如以鎯头砸蚂蚁；又是从人品入手的，更具说服力。中国人历来把人品操守放在第一位，人品丧失了，还有啥脸面说话！即令所说的都是凿凿有据的事实，谁也不敢再相信。房玄令何人？他的唾沫星溅在墙上，也像钉子钉在木板上牢固。自索米说见诸《晋史》后，当时甚有影响的史学家刘元济、刘知几都深信不疑。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宋代史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       此后，虽有众多的史学家如崔浩、朱彝尊、钱大晰，赵翼等为陈寿辩巫，且证据充分有力，但仅限于被动地洗刷其罪名，已无力也没有胆量再次确认诸葛亮的缺失了。房玄令及其他史学家、政治家树立这面忠臣旗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