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近日，网络热议一位知名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批评者说，这位教授热衷于公共发言，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贡献甚少，支持者却认为，大学教授不是公共关怀多了，而是有公共关怀的人，太少了，纯粹的书斋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不少教授一心想通过书斋研究，来获得学术身份与地位。 　　现在的博客与微博里，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与思考文化历史类的帖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大量的成人特别是文化人、媒体人、法律人、大学教授、学者的话语主导了网络话语权，他们一方面提供了海量资讯，另一方面参与讨论与对热点问题的解读，三是将自己学科的知识，通俗化地搬运到网络上，使网络获得了严肃的知识含量。更有意义的是，大学教授或专业社会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干预，使一些社会问题获得媒体与有关方面重视，促成事情的解决，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譬如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被乞讨儿童”活动，一些专家教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改革和法治进程，均引起网络热议并得到高层重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社会急剧转型，难免有“酱油瓶子”不时倒下，需要有公共情怀的专家学者去扶起这些“瓶子”，否则仅仅只靠非学界的社会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显然难以获得足够的智力资源。 　　当专家学者更多的通过博客与微博介入社会现实之时，既需要勇气与胆识，也需要专业知识以及时间精力与影响力。我本人曾经尝试着，改变社区饭店停车占人行道这样的小问题，写文章、发电邮、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与交管部门直接交涉，甚至向市政府投诉，所花的时间精力，不亚于写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而这种交涉还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只是让有关部门行使他们的职责，都如此之难。而更多的专业学者介入社会调研与干预，则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甚至会遭到利益当事方的打击报复。 　　专家教授为什么要写论文，就是使自己有理论高度，通过研究前人成果，发现新问题，提供新思路，提出新观点，以服务于公共社会。其实当你介入社会现实问题追踪研究甚至干预之时，你会发现，这与写论文一样地需要搜集资料，寻找线索，提出问题，甚至要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能直接影响现实生活，使社会获得改良与进步。干预社会与有价值的书斋学术一样，都是追求价值，只是一个在小书斋，从书房到图书馆就可以完成，而另一个则在大社会，要走出书斋，要自带干粮，去一个未知的地方，不仅要考察研究，还要有所担当，使调研与介入出现积极的结果。 　　研究机构与大学教授要不要学术研究，当然需要，但不能像农民交粮、工人生产产品数量一样，写出量化的论文成果。现在的学术生态并不很健康，一些学术论文并不是在追求质量，而是追求发表的刊物是否核心期刊，论文是不是可以带来职称与增加单位的学术数量，功利性极为明显。如果专业机构与高校不追求论文数量，而提倡论文代表作制度，通过少量的论文，要看到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又可减少学术腐败与泡沫化的追求，而这需要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去行政化，要让真正懂学术又有学术品德的人，来决定论文评价。所以，与其批评个别教授学术论文数量少，不如关注一下现在的学术研究机制与体制之弊，提出建设性改善之策。              附 　　1990-2010年间发表论文与评论目录 　　贺卫方 　　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勤于写作的学者。最近的事情正好让我回溯和整理一下过去发表在学术刊物和一些文集上的篇什。二十年间，只有下面这些。依据最近看到的上海交通大学两位学者何渊、徐剑的研究，其中有三篇论文列为中国法理学界最具影响力论文五十篇内（http：//heyuan1979.fyfz.cn/art/722296.htm）。记得“司法与传媒三题”一文还是新闻传媒学界引用最多的前三篇论文之一。另外，自己两篇最重要的论文–编号5和23，字数均在四万以上–并没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而无法从一些期刊网上检索。这里也把著作和译作列举一下，虽然迹近无聊，姑且作为自己还算不上尸位素餐者的证据而已。 　　另外，一个教授的重要使命是教学。在1995年调入北大之前，我个人在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工作，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的编辑，没有多少教学历练。在北大讲课第一学年后即获得法律学系惟一的一个教学一等奖。后来北大法学院设立了由学生投票产生的十佳教师奖，共评了四年，我四年蝉联此奖。2000年还获得全校学生代表评选的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奖并排名文科第一。从1996年起带硕士生（2005年停招，2011年因考试模式恢复如旧，我也重新开始招生），2000年起带博士生至今。扪心自问，我无愧于这个教授的称号。 　　说起来，所谓学术也没有多神秘，只不过是针对真实的问题，运用人类已经积累的资源，结合自家独到的观察和体悟，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证和解决而已。就此而言，那种把形式要件看得很神圣，把学术成果等同于卖白菜要论斤称两，无疑是很荒唐的。柏拉图的成果都是对话体；加缪的一篇随笔（“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成为刑罚思想史上的经典；胡适的演讲和日记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学术贡献；论“学术论文”的数量，钱锺书先生一辈子不过七篇（其中的一篇还是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七篇文章都经过修订再发表，总字数不过十三万言）。这些却是真正的学术巨制。相形之下，篇幅云乎哉，文体云乎哉，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云云乎哉！ 　　我跟富于盛名的万圣书园是近邻，登门浏览那里的书是我平常的一大乐趣。但是，望着架子上卷帙浩繁，满眼缤纷，有时竟不免悲从心来。想起了那个好像古代波斯君主薛西斯的故事。看着那些获胜归来、生龙活虎的年轻士兵，薛西斯忽然泪流满面：百年之后他们都将化为枯骨！是啊，这些书里，有多少可以依旧站立在百年之后的书架上？想到这些，不免感到学界中的某些明争暗斗真是无趣的很。 　　———————— 　　1.“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203－219页。 　　本文英文全译载SocialSciencesinChina，No.3，1991，pp.74-95。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司法部直属院校七五期间优秀论文奖。 　　2.“契约与合同的辨析”，《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 　　3.“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中外法学》，1992年第1期。收入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TheMethodologyofComparativeStudyofLegalCultures，”AsiaPacificLawReview，SpecialIssue，No.1(1994)，pp.37-44.（本文系前揭论文之英译） 　　本文获“《中外法学》创刊十周年优秀论文奖（1998年）。 　　4.”《牛津法律大辞典》误译举例“，《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3期，105－109。 　　5.”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走向权利的时代》第209-284页。 　　6.”对抗制与中国法官“，《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85－92页。 　　7.”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冬季号，第155－162页。 　　8.”法律教育散论“，《湘江法律评论》创刊号（1996年11月），第5－20页。 　　9.”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与朱苏力、张志铭），载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公共论丛》，三联书店1996年，第149-182页。 　　10.”异哉所谓检察官起立问题者“，《法学》1997年第5期，第58-60页。 　　11.”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17-130页。 　　《新华文摘》1998年第3期转载；《读书》1998年2月号”文事近录“栏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8年第1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98年第1期”高校学者论坛“栏目收入。 　　12.”新闻自由、名人隐私权及其他“，《天涯》1997年第6期第45-47页。 　　13.”二十年法制建设的美与不足“，《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页8－11。 　　14.”司法改革中的上下级法院关系“，《法学》1998年第9期，页42-44（41）。 　　15.”关于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淮海学刊》1998年第3期，页4-6。 　　16.”司法与传媒三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页21-26。 　　17.”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北大法律评论》卷一辑二（1999.5.），页365-374。 　　18.”评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中外法学》2000年第2期。 　　19.”法治与法律家之治“，《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0年第2期，页12－17。 　　20.”从程序的角度看：评‘长江读书奖’事件“，《学术界》2000年第6期，并收入《学术权力与民主》一书，鹭江出版社00年9月版。 　　21.”司改：四组矛盾，八项课题“，《中外法学》00年第6期。 　　22.”中国司法传统的再解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页199－205。 　　23.”中国司法传统及其近代化“，载苏力、贺卫方（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页172－213。 　　24.”统一司法考试二题“，《法律科学》2001年第5期。 　　25.”ThreeKeyIssuesintheReformoftheJudicialSysteminChina，“SocialSciencesinChina，Vol.XXIII，No.2，Summer2002，pp116-122. 　　26.”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与魏甫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pp.24-32。 　　27.”统一之道“，《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页21－24。 　　28.”宪政三章“，《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 　　29.”中国的法院改革与司法独立：一个参与者的观察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0.”司法考试、司法研修及法律职业化“，《月旦法学》2003年4月号（总95号），219－225。 　　31.”中国的法律职业化“（阿部昌树日译），载阿部昌树等编：《全球化时代的法与法律家》，日本评论社2004年版，pp.291-309. 　　32.”中国律师制度存在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律师与法制》2004年第8期，pp.14-18。 　　33.”宪政的趋势“，《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34.”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5.”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急“，《社会科学》（沪）2005年第9期，页83-90。 　　36.”China‘sLegalProfession：theNascenceandGrowingPainsofaProfessionalizedLegalClass，“19ColumbiaJournalofAsianLaw1，pp.138-151.（此文为上文扩展修订后之英文本） 　　37.”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页46-55。 　　38.”1949年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创刊号，9月出版），页119-122。 　　39.ThePoliceandtheRuleofLaw：Commentaryon”PrincipalsandSecretAgents，“TheChinaQuarterly(2007)，191：671-674 　　40.”关于法律教育改革的对话“（与吕亚萍），《求索》（贵州大学法学院编，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春季号，页57-90. 　　41.”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吉川刚、西田真之译），《中国21》（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Vol.30，2009年第1期，pp.77-92。 　　42.”司法如何获得国民的信赖：评孙伟铭案“，《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pp.1-4。 　　附：主要著作（含文集、教科书、杂文随笔集、主编）和译作 　　1.《外国法制史》（与由嵘、张学仁、高鸿钧、杨联华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台湾版由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 　　2.《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与美国汉学家KarenTurner和高鸿钧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3.《走向权利的时代》（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999年修订版。 　　4.《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8年；2003年第2版。 　　5.《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6.《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司法文丛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302pp. 　　7.《美国法律辞典》，美国PeterG.Renstrom编，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pp.380

很多年前，在一个失眠之夜，我在半梦半醒中没头没尾地看了一部气氛阴暗、纠结着欲望和罪恶的电影，主演是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和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我当时并不知道那部电影的名字。最近，我开始读詹姆斯•M•凯恩（James M.Cain）的一部小说，刚读了开头，关于那部电影的记忆就被重新唤醒。读完小说后一查，发现当年看的那部电影正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名字和小说相同，叫做《邮差总按两遍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 事实上，这部于1934年出版的小说曾先后五次被搬上银幕，而小说本身如今也被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虽然此书经常被作为一本犯罪小说或侦探小说，尤其是“冷硬派”小说（Hard-Boiled Fiction）提及,但此书的文学价值不容忽视。我本人对犯罪小说、侦探小说所知甚少，在我看来，《邮差总按两遍铃》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冷叙事。 对于所谓的“冷叙事”，大概可以这样解释：以一种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地笔调讲故事，尽量只描述人物的动作、语言，尽量不去直接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不直接点明人物的感情状态和行为动机，而是让读者自己通过阅读对去感知或揣测人物的内心状态。海明威大概是使用这种文风的最有名的作家，他的“冰山理论”基本上说的就是这种风格。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比如《白象似的群山》，经常被用来做此类的文本分析，而在《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当男主人公独自面对在医院里死去的女主人公悲痛欲绝的时候，海明威只是用了以下简短的几句话就结束了这部长篇小说：“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记得很久以前第一次读加缪的《局外人》，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后来细想，发现那种震撼主要来自于作者那种极度冰冷、面无表情的叙事语气。而最近得知，加缪承认，他的写作受到过这本《邮差总按两遍铃》的作者詹姆斯•凯恩的影响。 《邮差总按两遍铃》写的是一个犯罪故事，这个故事如果交给一般的作者，小说的长度恐怕会多出三、四倍。而凯恩——这位和海明威一样曾经做过新闻记者的作家——却以一种在今天看来也算稀罕的惜字如金的笔法，把这个故事的讲述几乎压缩到了极致。以小说第一章为例，这一章只有两三页纸的长度（中译本大约1300字），作者只用了开头短短的第一段就已基本交代清楚主人公的身份——一个没什么钱、但爱耍小聪明的流浪汉。在这一章后面的短短的1100字里，凯恩写的是主人公在路边一个小酒店里吃饭的情形。在简单的、不做解释的对话描写和聊聊数笔的心理描写背后，读者却可以读出下面这些玄机：1）主人公想在这家小店里不花钱骗一顿饭。2）店主人或许看出了他的伎俩（或许没有），但他也在打主人公的主意——想让他留下来打工。3）主人公对打工没有兴趣，但忽然看到了店主的漂亮老婆，于是打起了她的主意。4）主人公因为想把店主的老婆搞到手，经过一番犹豫，最后决定留下来打工。以上这些信息在小说中都没有被直接点明，需要读者自己去“看透”，于是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效果。这就是冷叙事，对于作者来说，这种写法需要一定的功力，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阅读魅力。 《邮差》这本书的文风大概可以概括为：叙事冷峻（甚至冷酷）、语言简洁（甚至吝啬）。在语言简洁方便，读者不妨拿这部小说对比一下同属“冷硬派”的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作品。以《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的开头为例（钱德勒的小说我只读过这本的开头），小说第一章有不少人物的服饰描写，例如姑娘“肩上披着一件蓝貂皮，差一点儿让劳斯莱斯车黯然失色”、“服务员……身穿白外套，胸前缝有红色的饭馆名字”、“他身穿套头格子衬衫、黄色长裤和马靴”，等等——如果换了詹姆斯•凯恩来写，以上这些描写估计会统统删掉（除非这些细节和后面的侦破情节有关）。另外，《漫长的告别》的叙事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冷叙事。例如，钱德勒形容一个女人披着的貂皮“差一点儿让劳斯莱斯车黯然失色”，形容一个人的眼神“足以戳进他的身体，再从后背透出四英寸来”——这些都是太主观的、不够“冷”的描写（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不够“冷”，并不直接等同于不够“好”）。而钱德勒明显爱用副词：“他尖刻地说”、“姑娘突然魅力十足地说”、“他客客气气地说”。副词并不是小说家的好朋友（这一点连写畅销书的斯蒂芬•金都强调过）。我读《邮差总按两遍铃》英文版时专门留意过——整部小说几乎没怎么用过副词。 我自己觉得“冷叙事”是当代国内作家欠缺的一种技术。即使是“纯文学”刊物上也经常能读到类似于“他心急如焚地说”、“她的心仿佛被刀子刺了一下”这种简陋粗糙的叙事语言，通俗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一位作家写小说并不一定非得使用冷叙事，但是即使是把冷叙事作为一种写作练习，对于磨练小说的文笔也不无益处。《邮差总按两遍铃》是一本好看的犯罪小说，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叙事风格也十分值得学习和借鉴。 （注：本文为作者独立博客的镜像，若需留言，请至： http://www.bimuyu.com/blog/archives/146243682.shtml ）

“他身材粗壮，像个工人，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崔卫平回忆起米奇尼克的身材、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法语，还有他们在餐桌上一起唱起的波兰工人之歌。 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这个人的、直观式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喧嚣的思想与争辩令我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几年中，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在知识界，她以米奇尼克与哈维尔的翻译者著称，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她是一名文化、社会批评家。她分析中国电影的堕落、支持“草泥马”运动，鼓舞青年人的个体反抗，用她的自己话来说，这都是不断进行的“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 她也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异议者”，她写公开信声援天安门母亲，签署《零八宪章》，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行为在2009年冬天达到了顶峰，在刘晓波被判决后，她通过电话、邮件、传真访问了几十位重要的中国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征询他们对这一判决的简短看法，把这些看法以第一时间公布到网络上。这一行动令北京政权尴尬不已。 她也为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她的电话被监听，不能出国访问，不能出席北京的一些活动，在敏感的日期被监禁在家，而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那天，与朋友吃饭也成了问题。极权的元素依旧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却已不是僵死的铁板。她仍享有某种空间，继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偶尔还能在漏洞百出的审查制度的缝隙里出版一本随笔集。 一些时候，她毫不扭捏地称自己是一名“驯虎师”，所作之事多少像是“与虎谋皮”。这只老虎不仅是现存的专制政权，更是一种普遍的绝对权力，权力的本性正是要扩张、吞噬。所以，她提倡的抗争也从不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与领域，更是要回到非政治世界，回到丰富、无限的人类生活，先有自我变革、社会变革，才有政治变革。 她这一系列行动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她翻译的米奇尼克，还有更早的哈维尔。这既是偶然的相逢，也有某种必然色彩。 对我来说，崔卫平吸引我的不仅是她的勇气与见解，更是她言行中透露出的浓浓的个人色彩。不管是在谈论公民社会、专制的邪恶或是人性的幽暗，她从未放弃个人的声音。不管她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入与全面，你总感觉得到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追问、怀疑，挣扎着了解这个世界。你感觉得到，她理解世界的过程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平行、交织的两条线，它们相互缠绕与激发。 这与熟悉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大不相同，不管是在批判、赞扬还是分析，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太习惯于从一个全能的视角出发，他从自己分析与批评的对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又有免于责任的自我正确感。但崔卫平却坦然于自己的感受，在说起著名的电话征集观点的行动时，她说“自救”也是重要的原因。同是《宪章》的签署者，她不知道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明确地表明立场，倒是一种更有效的自我保护。 这种声音或许与她的女性身份、成长记忆、对文学的兴趣都有关。她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在文革发生时，她仍是小学生，这给予她特别的经验。父辈进入了五七干校，姐姐们则串联、下乡，而她则掉入了“历史的缝隙”，无力卷入其中，像是“腹腔中一截盲肠”。 这经验可能给予她双重的遗产。一方面，这赋予了她旁观者的身份，边缘使人冷静，免于集体的狂热，回归个人，另一方面，她从未经历过青春式的反叛，在一个少女准备对抗家庭的年纪，她一心期盼父母与姐姐的归来。我多少怀疑，她在过去几年中的活跃姿态，既来源于她内心的信念，也多少像是一次迟来的青春反叛，它带着某种欢快情绪。 她的成长与那一代的大多数幸运者相似。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她进入大学。她心智的成长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气氛重合。她沉醉于克尔凯廓尔、卡夫卡、加缪、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营造的语境中，他们描绘出的个人的脆弱与力量，表达出她的个人经验。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她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她嫁给了一位诗歌评论家，并开始业余写作。 语言与形式，总是最先吸引她的东西，对她来说，这也是理解自己与时代的前提。她感到最深的痛苦就是“不被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被要求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经验”。 米奇尼克也是她这种寻找的一部分，他代表着一种描绘社会生活的新语言，是用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也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促进不同利益、价值、立场的人们能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共处和共生的语言。 当找不到这种语言时，她就陷入了沉默，那种“日夜奔腾不息的大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的感受。上一次这种强烈的失语感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她彻底沉浸自我的世界里，即使剧烈的政治、社会戏剧，她都隔膜在外，甚至人们在公共事件中的满足与兴奋，她也倍感怀疑。 这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三年。中国社会、还有她生活的小世界又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她多年的挚友身在海南，上午接到电话去看钢材，下午倒卖出去，第二天则贩卖彩电。这崭新的逻辑开始冲散知识分子群体。与之前的政治迫害不同，知识分子不用再下乡、关入牛棚，而是向他们敞开赚钱的机会。 在朋友留下一些的旧书里，她翻到哈维尔，另一位中欧作家。她对于作者一无所知，她后来说，倘若她知道这作者已成为一位总统，必定毫无兴趣翻阅，她似乎天然地厌恶权力。 她几乎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征服了。她读到的第一篇是《沉默的解剖》。那是哈维尔写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的作品，他剖析了捷克的异议者们面对出发点美好、却思维简单的西方人的复杂与无奈的感受。“他说出了我们感觉到的、却无法表达的东西”，她回忆说。 她被他的语言冲击，那里面充满着自我反省，在坚定的信念的同时、又是不断的怀疑。“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在随便翻开的一页上，她读到这一句，尤其是“也许”两个字。而在另一个段落，这个捷克人又写道，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 她决定把这些篇章翻译成中文，没考虑它是否会出版。对她来说，这也是个神秘的治疗，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 她正患着肺结核，需要日照，她就趴在阳台上一个小桌子前，让阳光打在背上。她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开始翻译《致总统胡萨克博士的公开信》。 写这封信时，哈维尔也正处于一个难以名状的压抑时刻。这是一九七五年，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八年。在六十年代宽松、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气氛嘎然终结后，先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昔日活跃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清洁大楼与地面，在工厂里焊器件，做泥瓦匠。政府颁布了各种禁令，赤裸裸的谬论又占据了上风。 在这惊恐又精疲力竭的时期之后，一个致命的平庸年代到来。政府加紧了政治与思想的控制，却开放了消费世界，人们躲入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只关心食物、家具、车子、乡间的别墅，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个体尊严与公共精神的消亡，也意味着社会的冷漠、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个过程是以“正常化”的名义出现。 但这真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吗？哈维尔意识到，这种气氛腐蚀了社会肌体、也侮辱了个人尊严，把人弱化成低等的消费动物，抽空了他们的道德与思想维度。他这样形容这条“正常化之路”——“迄今为止,您和您的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 为了外表形象而使内部腐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增强统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道路；为了微不足道地保护你们自己的权力的理由，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以及无休止地损害人性尊严的道路。” 公开信轰动了整个捷克社会，人们私下抄送、传阅，它刺穿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沉闷气氛。它也是哈维尔的自我治疗。他的内在流亡已进行了好几年，他躲进山间的别墅，在啤酒厂做一名工人，他仍写作剧本，但这种载体，那种轻快的、嘲讽的、对话式的表达，既不能在新现实中生存，也难以诉说出新的时代精神。 内省的、分析的长篇散文，似乎是一种更适合的体裁。他感到呼吸都轻松了，因为不必再拼命压抑心中真理的声音，他的腰杆也挺直了，没人再可以谴责他毫无作为。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抗争哲学也逐渐形成——“不再等待世界自身去改善，而是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参与那个世界，或至少可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一名捷克异议者二十年前的声音，打动了一名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几乎感觉得到思维在大口地深呼吸，头脑中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她着迷于哈维尔的平衡感，是细节与整体气氛、理性与感性、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行动者与思考者的平衡。个人尊严是这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她或许感到，中国也在进行一个“正常化过程”，中国社会也在上演另一个哈维尔所描述的荒诞剧。“我们公开地被贿赂”，人们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有意忽略、最终遗忘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她最初的篇章是以打印稿形式示人的，大约五十份，在朋友圈子中流传。毫无疑问，它震惊了他们。但在这新的时代气氛中，这声音不管多么迷人、富有穿透力，注定是微弱的。大多数人正激动地迎接经济时代，它其中蕴涵着无穷的自我满足与自我欺骗…… （作者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11-7-1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8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 许知远：迷人的新语言 许知远：重新想象印度 许知远：怎么办与说明书 许知远：“我教育了他” 许知远：“我教育了他” 许知远：暴力的诱惑 许知远：独特性的诱惑 许知远：中国教育的溃败 许知远：新一代人的挑战 许知远：庸众的胜利 许知远：内在的自由 许知远：收音机到互联网 许知远：梁启超的感慨与金融危机 相同主题阅读 许知远：迷人的新语言 徐贲：崔卫平：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 傅国涌：崔卫平：永远的“水木年华” 崔卫平：皮鞭、制服的唯美 崔卫平：布拉格精神 崔卫平：被剥夺者是危险的 崔卫平：我们自身的限制 崔卫平：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 崔卫平：从背后袭来的问题 崔卫平：业余政治的时代即将到来 崔卫平：步入写作的恐惧 崔卫平：积极生活 崔卫平：阁楼上的疯男人 崔卫平：承担作为一个犹太人的重负 崔卫平：拥有另外一些经验 崔卫平：站在失败者这一边 崔卫平：为什么是伪问题 崔卫平：为阿伦特一辩 崔卫平：赫伯特：站在现实和虚构之间 崔卫平：“你将以眉尖滴下的汗水换取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