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 1968年巴黎的 5月充满了抒情色彩， ‘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 ’。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 ‘人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雅典的民主。 ’这种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后人难以体会，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汤姆·海登，上世纪 60年代最重要的左派领袖之一，这样乐观地总结上世纪 60年代的遗产：越战结束，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还有 ‘大家都会哼哼两句《黄色潜水艇》，也都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 ’。”   起初是文字的力量，读书带来的快感，它带给你解放。1959年，一个22岁的文学女青年，家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名叫玛丽琳。她刚开始自己租一间房子住，在当地报纸谋了个差事，“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她看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像被子弹击中，便走出家门买来一瓶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稍有醉意，借着烛光，潦草地尽可能快速地写着。 她写了什么呢？除了一篇对“垮掉的一代”的观感，我们再也没读到过她任何文章。那些在潦草纸张上书写下的文字，或许没有更长的生命，在蜡烛燃尽时，也就消散成灰。但那颗击中她的子弹还没有停止飞行，还会打中后来的很多人。我们还会读到《在路上》，知道这本书的主角内尔·卡塞迪，1968年2月在墨西哥的一座小火车站边死亡;我们还会看到一部以卡塞迪为主角的电影《我的最后一次自杀》;我们还会读到金斯堡的诗。你30年、40年，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作家、歌手、诗人，光秃秃地和你相遇。 整个上世纪60年代，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他去了印度、南美、古巴，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也收到许多年轻人写来的信。他们问他:“如何成为一个诗人？”1968年10月号的《纽约客》杂志，详细记载了他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座谈，学生们和他谈论摇滚乐、鲍勃·迪伦，谈论庞德的诗，也谈论那些怪异的嬉皮士们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也许公元3000年的时候，有个学美国历史的学生，能从故纸堆里发现这些诗人存在过。”金斯堡说，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了，我们生活在科幻的年代。所有改变人们意识的老方式——技术进步、革命，全都破产了，黑人民权运动对南方的中产阶级毫无影响，但嬉皮士能做到。那些权力都是幻觉，人民的真实是可以写作。他鼓励学生们拿起笔给政治家写信，还出示了一封他写给某位议员大谈佛教的信件。 金斯堡去古巴参加了作家聚会，他想在和卡斯特罗会见时谈谈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但他很快被驱逐出境。1965年5月1日，他在布拉格参加劳动节游行，登上玫瑰花车当选“五月之王”；他在布拉格朗诵，发现那里好多年轻人蓄上了胡子，留起了长发，还穿上了牛仔裤。1959年，在《Quick》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将蓝色牛仔裤描写成西方经济对苏联社会占有优势的标志，“听说苏联工业订下了美国一整座制造蓝色牛仔裤的工厂，以求满足他们年轻人那些不能再充耳不闻，和在莫斯科街角也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渴求‘蓝色约翰娜’的愿望”。奥地利作家耶里内克说，“我在60年代只穿牛仔裤和T恤，不然的话我就会被社会孤立”。牛仔裤在那时候成为年轻人的制服，另一个“自由的标志”是平底凉鞋。布拉格的年轻人开始去俱乐部听很吵闹的摇滚乐，但布拉格的文学期刊《面孔》停刊了。这个城市依然有戒律，什么不可以写，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干。金斯堡在飞机上写下诗歌《五月之王》: “我曾在哈瓦那被身穿绿色制服的侦探送上飞机，现在我被穿着捷克斯洛伐克西服的侦探在布拉格送上飞机。”但他又被驱逐了。 1968年，基辛格在接受《LOOK》杂志的采访时说，“个人总是处于与社会的对抗之中。我理解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痛苦，他们没有道德偶像和英雄，没有伟大的目标。他们拒绝服兵役是对社会的破坏，越南战争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 马克·库兰斯基在他那本《震撼世界的1968》中说，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一份自己的英雄名单，只是这个名单上没有基辛格熟悉的人，其中不包括政治家、领导人和将军。上世纪60年代最让年轻人喜欢的作家是加缪，1960年，加缪47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但年轻人喜欢看《西西弗神话》，审视自己处境的荒谬。他们还看《鼠疫》，这本讲述医生挽救城市的小说让青年人信奉行动。另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被广泛引用的知识分子是马尔库塞。墨西哥一位学生运动领袖说:“我看《单向度的人》，只看了5页，看《爱欲与文明》，实在太乏味，现在我开始看他的另一本书，只因为我们反对的那位独裁总统说，目前的骚乱都是受这位哲学家影响的。”青年人的另一位思想偶像是法农，他1961年写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翻译成25种语言出版，他是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参与者。马丁·路德·金当时就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来打量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思潮，他说:“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被压迫者起身反抗压迫者。”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的领袖人物汤姆·海登，1957年上大学一年级，看了《在路上》就异常激动，他还说，是《鼠疫》这本书让他放弃记者的行当而投身社会活动。1968年，中央情报局给林登·约翰逊总统递交一份233页的调查报告，题目叫《不安分的年轻人》，报告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非洲、亚洲各地的学生运动。报告说，要精确地寻找出这些运动的动机和趋向是失望的，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们是受社会主义势力操纵和赞助的，他们蔑视苏联，也蔑视美国共产党。汤姆·海登本人对这份报告的判断倒也赞同，他说:“我们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的偶像和先知是杜威、怀特·米尔斯和塞林格。” 那些旧日的小说与诗歌还会在今天的新闻中闪现。2007年12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享年91岁。她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妻子，两人创办了《纽约书评》，当时是洛威尔以个人名义贷了4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洛威尔也许是1968年最有名的美国诗人。那是富有诗意的一年，纽约城开通了一条诗歌声讯台，如果你想听诗朗诵，就拨个电话过去。2007年11月，诺曼·梅勒去世，享年84岁。1967年10月，美国反战联盟组织了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战游行，诺曼·梅勒记录那次示威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在1968年出版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196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8月25日在芝加哥举办代表大会，诺曼·梅勒作为《Esquire》杂志的记者出现在“异皮士”的抗议现场，他说过，是小说家创造了历史，“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 接下来是言语的力量，一个人站在街头，向过往的路人，向围拢而来的群众发言。2007年7月14日，这个星期六下午，有个家伙在波士顿公园演讲。如果听众中有人感到一种时间上的荒谬感，那再正常不过，因为演讲稿是1971年的，主题是呼吁全民抵抗越战。这个对历史演讲的重现是一种表演，题目为《休伦港2:问题是全民服从》。表演过程制作成DVD，也会在网络上发布。 这就是“休伦港计划”，对新左派运动中的各种演讲加以重现，每次重现都在原演讲地举行。这项计划由Mark Tribe组织策划，他谈到重现这些演讲的意义:“我们抗议攻打伊拉克，或抗议WTO，却很难想象我们可以用一种激进的方式来改变这些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似乎能够想象一种极其不同的未来。我们对这些乌托邦精神进行再体验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这一代人，在至少称得上在舒适的环境中受教养，现在生活在大学中，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汤姆·海登在《休伦港宣言》的开头说。1962年6月，45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62页的《休伦港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那些学生大多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如今，汤姆·海登这个左派青年已经成为一个左派老头，他在接受我们电子邮件采访的时候说:“休伦港宣言的宗旨是为了给每一个人更多的资格和空间去实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参与权。它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体制，而是希望能增加个人、社区和体制之间的通路，如果必要，则需采取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这并不关乎社会主义，也不关乎资本主义，这只关乎人们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去寻求和创造民主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段回答可以看成是他40多年前宣言的重复，那时候他说，“我们将用植根于爱、思考、理性和创造性之中的权利来代替植根于财产、特权和环境之中的权利。我们寻求一种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制度，它取决于两个主要目标:个人参与那些决定他的生活特性和方向的社会决策;社会被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性并且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媒介”。 1964年9月2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2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发起了“学生言论自由运动”。他站在校园里演讲的场景很容易就在YouTube上找到，得体的西装看上去像Raf Simon的裁剪。他担心培养思想贵族的场所变成一个就业培训班和工业人才的生产基地。“今天美国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改变美国，我们整天为之焦虑的‘未来’和‘职业’正占据着我们智力和道德的荒芜地带。”他最著名的演讲是“个人对机器”，“机器”一词开始指的是工业生产与效率，接下来也会指向那些冲进校园逮捕学生的国民卫队，还会指向坦克和直升机以及更残酷的国家机器。“机器运转起来是如此丑恶。你要让自己躺在这个机器的齿轮、车轮、杠杆或是任何一种零件上。你要让它停止运作。你要告诉那些运转这台机器的人、拥有这台机器的人。除非你是自由的，否则这台机器将永远无法正常运转。” 当时校园里一位学哲学的女生被萨维奥的魅力打动，“他的魅力来自于诚挚，他不使用花言巧语，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他的意图。他不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有雄辩的好口才，也不如海登那样有律师般的精确”。这个女学生嫁给了萨维奥，可如今掌管萨维奥基金会的是他的遗孀，名字和当年那女生不一样。革命总给男性带来浪漫色彩，革命带来的婚姻在海登身上更有戏剧性:简·方达离开资本主义大亨嫁给了这个革命青年，但上世纪60年代的浪潮平息之后，简·方达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大亨的怀抱。 2003年8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纪念40年前马丁·路德·金在这里发表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40年前，劳尔是金博士25万听众中的一个，他是个大学生，担当着游行队伍的救护工作。他正要把一个脱水的妇女抬走的时候，金博士演讲开始了，他问那个妇女:“我们能停下来先听演讲吗？”那女人说:“可以。”劳尔就把她放到担架上，一起聆听。如今的劳尔是个社会活动家，为西班牙裔移民服务，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将某些人看作是次一等的体制。” 有一位当年的游行者可能是对只有几千人来集会感到不够热闹，他说:“1963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网站，没有手机和传真机，我们只是行动。”而另一位45岁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则说:“现在示威的胜利并不一定要把10万人弄上街，有10万人点击某个网页，这就行了。” 在上世纪6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最有传播效力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这个演讲做出了解释，他说，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甚至宽恕那些“想要剥夺你的自由的人”。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成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的进步历程。对于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学生非暴力联络会曾强调说，“心灵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种族平等同盟的一位领导人说过，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埃里克·方纳说，民权运动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了一种被学生称为“高度自由”的东西，这是一种包含了个人目的和个人成就的感觉，它鼓舞人对现有体制和各种权力机制进行挑战。 这一番解读能说明《我有一个梦想》为什么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得到共鸣。左派老者海登现在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呼吁结束伊拉克战争和推进全球性平等上，他说:“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学生运动的诉求在于，它鼓励人们去参与到那些可能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中去，而1968年在全世界发生的各种运动中都有这样的诉求。1968年最大的遗产在于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法律和文化标准，而这些在不断推动着人与人之间平等和人们的参与权力的深入。人们把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物。你看，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还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追求，这些都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电子邮件中的单词，必须被老左派铿锵地朗诵出来才显得不那么空洞，必须以海登40来年未变的信念做注脚才会显得有一点价值，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解决赤贫问题，在我们的地球上，每天都有30亿人无法温饱。第二就是给工人、穷人、少数人种和弱势群体更多和政府沟通的可能，更多发言的机会。这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是在何种社会体制、何种经济体制下面，这些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2005年夏天，新墨西哥州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马克·鲁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FBI的一所培训学校邀请他去讲课。1970到1977年间，这位教授是FBI的通缉犯。他现在给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讲代数，那时候他给工人阶级讲怎么干革命。他是SDS分裂之后的暴力组织“气象员”的领导者，他们囤积炸药，在政府部门实施爆炸，企图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关这个组织的电影《地下气象员》2003年公映。 FBI邀请他讲课，以帮助警员们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与心理。他征询朋友们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劝他别去，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到了FBI培训学校的讲台上。课堂上坐着21个中年警员，他们之中只有3个人看过《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鲁德教授开始回忆，他说越南战争是非正义的，学员们毫无反应。他把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做比较，21个强壮的警员都把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荒谬的言论。当他说到民权运动的时候，警察们依然毫无反应。培训班的老师想引导他谈谈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上的区别，但学员们对这些屁话没兴趣，一个警察直截了当地说:“你犯法了，我们就要抓你。”这让鲁德教授意识到他在和一帮国家机器打交道。他接着说1968年春天警察怎么在哥伦比亚大学殴打学生和旁观者，这次，警察们回应:“这不可能。”“现在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鲁德教授说他这堂课有两个感受，第一是学员们对历史无知，他不得不经常来解释上世纪60年代的一些名词；第二是学员们也没兴趣探讨理论和历史，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唯一认识就是，“那些人恨我们”。他们参加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升迁。 1968年春天，20岁的马克·鲁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刚从古巴归来，“那时候我们想表现得非常酷，当时世界上最酷的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那帮人”。他频繁参加各种会议，“5年之内大概开了1000次会”。《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由大段对当年组织成员的采访构成，马克·鲁德说，历史总是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他已经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知道在美国不能搞暴力革命，他承认民权运动在美国社会有着更主流更深远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我喜欢谈论革命，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也许是上世纪60年代的全部主题。 1968年4月，在金博士遇害后，纽约哈莱姆区发生骚乱，黑人开始放火和抢劫，马克·鲁德目睹这一切，他相信这就是革命的开始。他组织同学们占领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他给校方的公开信说，所谓“代沟”，实质上就是战斗，“一方是控制一切的你们，另一方是感到被压迫、对你们控制的社会感到恶心的年轻人。我们将接管大学，接管这个世界”。 在金博士去世40周年之后，《今日美国》报重新踏访了当年发生骚乱的主要城市。堪萨斯城3天的骚乱造成6人死亡，312栋大楼被毁坏。“自1968年以来，堪萨斯城的黑人过得并不好。”格温多林·格兰特说，他是堪萨斯城城市联盟主席，“在很多有关生活质量的地方，健康、教育、经济、社会公正方面，我们都远远落后……金博士梦想的东西其实没一个在这里实现。”在芝加哥的北朗戴尔，一位居民说，“这里有一些改进了，但是没人会想到要花上40年”。很多老居民说，金的死和骚乱才是北朗戴尔衰退的原因。 历史学家这样看待金博士:“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到处都是10大排名、明星和名人传记影片，将过去简化成为娱乐性或者神话。”“每个人都知道他那著名的演讲，但没有人能说出多一句的内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个男人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梦想。我们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 40年前，贝·布托还是个要上大学的女生，她恳求父亲让她申请伯克利，但阿里·布托不同意，他说，“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太宜人，马萨诸塞州的冰雪将强迫你好好学习”。1968年的骚乱也席卷巴基斯坦，为了平息骚乱，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贝·布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我对暴力还没有任何概念，然而，随着针对父亲的暴力袭击不断发生，我对世界才有了新的可怕的感触”。40年后，她的命运再次印证，死亡威胁、腐败、暴力是她无法逃避的生活。 1968年，监狱中的老布托给女儿写信:“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再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读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完满的人。读一些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里德写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凯末尔、毛泽东的书，读一些印度古代史。此外，最重要的是要读读伊斯兰教的历史。”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教诲，也是一个长者让孩子在暴力的世界中寻求理性的支撑。 回头再看阿比·霍夫曼的演讲，里面不断涌现的脏字实在让人摸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但他的号召依然很有力量:“瞎分析什么，加入吧。”他为1968年8月准备的芝加哥“异皮士”聚会清单倒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有林肯公园里的舞蹈表演、音乐会，有沙滩派对——唱民歌、游泳、烧烤、做爱，还有诗歌朗诵和宗教仪式，有“异皮士”奥林匹克，有“异皮士”选美大赛。这个聚会是为了与共和党的芝加哥大会唱对台戏。他们占据了林肯公园，号召现在就开始革命。但在他们的示威活动开始之前，他们就听到了苏联军队开进布拉格的消息，阿比·霍夫曼说，芝加哥变成了“捷克加哥”。布拉格的学生们问苏联的坦克兵:“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芝加哥的抗议者也询问警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在工作”。 在芝加哥的共和党大会之后，汤姆·海登在某朋友家的起居室里看到了北爱尔兰人游行示威的电视新闻，“我开始感受到上世纪60年代是个世界性的运动。我1967年去过捷克，后来也一直和那里的学生保持联系。‘68一代’到处都是”。40年后，他注意到斯皮尔伯格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阿比·霍夫曼的电影，“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并也变成现在对未来的一种遗产。是的，里根时代完全逆转了上世纪60年代的运动改革风潮。尽管他们成功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上世纪60年代是不会轻易地被人们忘掉的”。 他说:“我们现在纪念上世纪60年代运动的40周年，但这些纪念会被这10年来的当地事务和国际事务变得苍白。也许在上世纪60年代过去50年之后，在2010年，我们能更好地反思那个年代，而反思的立场无外三种:一是让60年代精神复活，二是彻底埋葬60年代，三是操纵那个60年代的故事为我所用。关键是你会站在哪一个立场上？”   (苗炜，《彭博商业周刊》编辑；刘宇，《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原文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原文链接： http :// www . lifeweek . com . cn /2008/0407/21216.

“大环境不好，作家、读者的心态都很浮躁。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凑钱办杂志，开门、关门、开门，做了就做了，倒了就倒了。就是这样。文学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这是肯定的，但不至于没落。文学不可能没落。”   7月1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将开幕。名人演讲、年度作家，是这个被誉为“亚洲文化盛事”的重要看点。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称号，颁给了一个名叫也斯的作家，表扬他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贡献。 相对于去年的年度作家西西，也斯在内地的知名度似乎不如西西那么响亮。到购书网店里寻找也斯的书，显示有4本，但这些书都是一些小品文，比如介绍吃的，《人间滋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介绍旅行的，《在柏林走路》(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8月)，等等。从这些书里，似乎看不到也斯在香港文坛上的影响。 也斯何许人也？日前，在香港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帮助下，记者有机会前往香港，和今年64岁的也斯先生，面对面来了一场对谈。 借食物写香港的历史、文化 记者：也斯先生，祝贺您成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来香港之前，我特意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只买到了随笔集《人间滋味》，到了香港后，我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买到了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牛津大学出版，2009年1月)。这两本书巧得很啊，都是写吃的。而且我注意到，您还著有随笔集《蔬菜的政治》、与摄影师李家昇对话的诗集《食事地域志》，2004 年在沙田文化博物馆做过《香港食景诗》的展览，也都是吃……那我们就从吃的聊起。为什么会选择食物作为你表达的工具？ 也斯：如果食物是这些作品的一个入口，或者是它们的生命线的话，这并不因为食物代表了生命，而是因为它是生命本身。 为什么会选择写食物？因为食物有形象有味道，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用它介入历史、文化，读者更容易接受。因此，我的小说、诗歌、专栏随笔里所展现的，往往不是食物的味道，而是隐藏于食物背后的世情道理，甚至从食物本质看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本质。就像我有首诗叫《菜干》，我让读者从阿婆“打了褶的过去”尝出那“日子的金黄”。 记者：那您自己是不是个美食家？ 也斯：好多人以为我是美食家，其实不是。我对吃的要求很简单。另外，我想告诉你，食物题材的写作，我告一段落啦，否则人家还以为我是食评家！ 个人写作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 记者：您出生第二年，1949年就来到香港，1984年从美国读书回到香港，然后一直在香港的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不单您自己写了很多作品，有小说、随笔、诗歌，还对香港文学、文化倾注了很多精力，做研究，做推手。我注意到媒体一段对您的评价：“在香港，也许很难找到第二位作家像也斯那样，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60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您自己怎么看您与香港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也斯：我的写作几乎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香港在1949年之后的几个历史阶段，我个人都有亲历。1967年，香港暴动，动乱以后，港府开始做了很多改革。香港人也开始在那个时期关注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亲历了香港文化界在1970年代本土化反思。1970年代末，我去美国念书，也开始接触到内地同学，那个时候我写了小说《岛和大陆》，不同地方中国人的故事。等我回来的时候是1984年，香港面对着一系列危机，首先是当时的金融危机，但更大的危机是香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香港人直接面对香港地位问题。如果说，1985、1986年大家有焦虑还在观望，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大家对未来有点失望，经济现代化虽然完成了，但他们内心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就算移民加拿大了，还是觉得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到了1990年代他们又陆续回来。针对这段历史我也写了一系列小说。 记者：因此，您写作的目光从未远离香港。 也斯：香港是我写之不尽的题材。我最先引起香港读者注意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结合中国神话及拉美魔幻写实主义去写香港现实的短篇集《养龙人师门》及中篇《剪纸》。2009年出版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我仍尝试细说回归十多年的香港故事。这个作品得到第11届香港文学双年奖。 香港都市文学走得很靠前   记者：谈谈您的研究。您很早就开始关注香港文化，编著有《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等书，尝试阐释香港文化的特色。您也是早年少数整理、评论香港文学的学者之一。您不妨为读者简单梳理一下香港文学这五六十年的发展。 也斯：不妨先说说内地介绍香港文学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介绍的香港文学主要是用来批判，批判资本主义风气；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开始介绍梁凤仪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关键词是“爱国财经小说”；第三阶段是近些年，介绍香港作家的一些生活类作品。 在我看来，香港文学走着她自己的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五六十年前，香港文学在翻译这方面是走得很靠前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翻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到了现在，翻译弱了，但都市文学——也就是写现代人的感情——写得很深，走得很靠前，并且与电影、戏剧结合得很密切，焕发着不一样的朝气。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作家，从小定居在香港，但又经常往来内地，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从香港看内地，而且还从内地看香港，视角更立体。香港文学可以寄望于这一批年轻人，写出更好的作品。 记者：您怎么看待今天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差异？您看过大陆哪些作家的作品？ 也斯：我留学归来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三地的交流活动也蛮多的，我很早就读了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我对大陆作家的创作一直很关注。 这些年来，大陆的创作比较注重外在，注重写大时代；台湾注重内在，写内心，而且越写越深；香港呢，主要是写内在，但也不放弃对时代的言说。 香港作家发表阵地太少“很吃亏” 记者：文学越来越边缘化。香港这边情况如何？ 也斯：大家都差不多。香港以前有个书店叫“左岸”，专门卖文学书，现在关门了。大环境不好，作家、读者的心态都很浮躁。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凑钱办杂志，开门、关门、开门，做了就做了，倒了就倒了。就是这样。文学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这是肯定的，但不至于没落。文学不可能没落。 记者：关于香港文学的不兴旺，你好像有个怪论，说原因在于媒体。 也斯：那是我的怪论。我说，在我看来，影响香港文学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1995年之后报纸通过减价占有市场，文学失去了很多阵地。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有个青年文艺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里发表作品，完成文学事业第一步，只问文学不问出处。而现在香港年轻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年轻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了自发的文学空间，没有人际关系维系一个大的文学社群。 没有发表阵地，香港文学很吃亏。大陆有作协，台湾有“行政院文建会”，香港没有这些机构。大陆有《收获》、《人民文学》，台湾有《联合文学》、《印刻文学》等一大批成熟刊物，香港很少。没有发表阵地，考验着香港作家的耐心和定力。 也斯(1948年—)，本名梁秉钧，祖籍广东新会，1949年到香港，20岁开始专栏写作，198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斯创作涉及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著有散文集《神话午餐》、《山水人物》，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小说集《剪纸》、《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摄影集《也斯的香港》等。   （钟润生，深圳特区报记者。文章转载自深圳特区报，原文链接： http :// sztqb . sznews . com / html /2012-07/09/ content _2115939. htm ）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 次 更新时间： 2012-07-16 21:15:25 金岱：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 ——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 进入专题 ： 中国 现代性建构 战略    ● 金岱       中国现代性建构，或曰从传统向现代的中国文化转型，即当下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路径，不仅是继经济现代化先行突进了三十年后当下中国必须摆上前台来的首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面对当下中国问题，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拐点，新阶段的既重大又可行的战略。          当下中国问题的面对，或曰中国发展新拐点，新阶段的战略，我以为有两个前提性的要点：第一，中国的文明转型，社会转型，或更准确地说，朝向完善的现代文明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目标绝对必须坚定不移，不容有任何动摇和搅乱。第二，稳定与和平。近代以来中国的一百多年战乱或动乱与三十年和平建设的比较，已极为清晰地突显出稳定与和平的特别重要性。          这两个前提，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保证。          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恰正符合上述两个前提性要点。作为战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有如下两项突出的特征。          一、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战略          （一） 两个思维误区：工具论与总体性          现代文明的社会发展方法论，它有什么特点？与传统文明的社会演进方法论有什么不同？这是文明转型，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文明转型，社会转型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可是对此的关注似乎却颇为不足。          17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有两个重要的思维误区：一为总体性，一为工具论。          先说工具论。所谓工具论，就是当中国面临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以为只要学得了西方文明中的某个部分，例如“坚船利炮”之类的工具性的现代技术部分，就可以一了百了的让中国一夜之间富强起来，重为“天下”之“中央之国”。这一思维不仅只肯向现代文明学习工具，同时也把向西方学习工具性的内容仅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就是体现这一思维的著例。尽管洋务运动在今天看来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功绩卓然的一步，但其思维的本质却不能不洞明。          再说总体性。所谓总体性，在某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革命逻辑（但不仅体现在以暴力为手段的战争实现革命的一个方面）。总体性思维，就是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的进步，任何局部的进展都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策略就只能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一张白纸好画画”的豪情，把“旧”的全盘推倒，彻底摧毁，完全清除，于是“新”的“天堂”就会一夜之间掉到我们的面前，掉到我们的现实中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文化大革命”都特别清晰地呈现了这种总体性思维，这一思维与我们民族精神中的救世主心理，从众心理，排拒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总将责任外推等等的“劣根性”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成为极为顽固的一种观念形态。每当我们对中国问题中的某个部分发出批评意见时，便总见有人摇头：“没用的，没用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一点用也没有的”。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所有个人），不仅不起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责任，唯一的只能是要么消极等待自上而下地根本性，全盘性改变，要么发起自下而上地彻底“破旧立新”或曰毁旧布新的根本性，全盘性反抗与改变。然而不管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唯一的希望其实都只在一位全能的（具有“根本性和全盘性”之伟力的）“救世主”。          特定情况下，以总体性的革命解决问题，当然也是必要的，但由此而形成路径依赖，则就堕入误区了（在某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思维中的路径依赖而导致的社会试验败笔）。          事实上，无论是工具论思维，还是总体性思维，都可以说是同属于一种前现代传统的整体主义思维。工具论思维站在守护旧的“总体”的立场上，以为只要更换“总体”中的少数部件，就能使“总体”恢复强力，使旧的“总体”得以万古不变的维系和持存。总体性思维，则将“新”的文明或社会形态看作某种既成的整体的东西，这一既成的整体的东西，可能来自某个国家的成功范例（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也可能来自思想权威著作中的已然构成。我们只要总体性地摧毁“旧”的，就能总体性地搬来“新”的。可结果却往往吊诡，总体性地摧毁“旧”，生出来的恰仍是总体性的“旧”，搬来的看上去“新”的东西，不过只是个别部件而已。          五百年来的现代文明发生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历史演进的新的思维，即既不把新的文明与旧文明的区别只看作少数工具性部件的不同，也不将新的文明看成某种既成整体，而是将文明转型看作是不同文明之有机系统的范式性转换。          （二） 新思维：“建筑”隐喻还是“生命”隐喻？          历史的文明有机系统之范式性转换，有三重含义：          其一，现代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有机系统范式（拓展了的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所谓有机系统范式，就意味着现代文明不是一种“神”定的绝对必然，亦即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历史的生长性的自然演进，亦是人类试错性创造的一个新的理解与理想框架，这一框架不过是一个文明史阶段的人类社会各因素之间较能相互适应，较能自洽的一种形态，理论上则可以称之为一种解释逻辑。因此，现代文明在理论上不是“客观规律”，在实践上不是既成整体，但它又确有一定的普世性。          其二，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工业生产性的通用标准件，而只是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中的每一文明体（民族、国家、地区），都是一独特的有机系统，在向现代文明转型时，它是在相互作用的环境中独立地生长性的发展的，与其它同样也为有机系统的文明体具有家族相似，但同时葆有自己的独特性。          其三，因此，各个不同的文明体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主要的方式是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          所谓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是要反对毁旧布新的整体主义的“建筑性”隐喻，而取有机主义和范式主义相统一的“生命性”隐喻。          这种“生命性”隐喻要表明的是，A.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与新文明的有机系统的关系看，二者之间是有质的区别的（不首先肯定这一点就会成为工具论思维），不管是生育隐喻（代际更替），还是生长隐喻（人的少中老之生长期，或青蛙之于蝌蚪，飞蛾之于蚕），我们都能于其间看到质的飞跃。B.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之演进的结果看，二者之间不是毁旧布新，而是蜕旧变新或化旧为新，新中总有旧，儿女身上总有父母，青蛙中总有蝌蚪，飞蛾中总有蚕；横比则同一代际更替或同一生长期演进，不同个体（文明体）间必是同异兼具，如同为青春期，必有其普世性特征，而不同父母的不同儿女又总有其特殊性。C.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演进过程看，二者之间是非总体性的随机生长，由于基因、环境等的原因，生命的生长，常是生命体的哪一方面有条件，便先行成熟，先行发育哪一方面，这一过程是随机的，此长彼随的，而不是如人工设计，整齐划一的。（同时，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谓“小步走”或“碎步走”亦有所不同，“小步走”或“碎步走”仍有线性意味，而生命之生长并非线性的）。          数百年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文明转型（民族独立除外）的实践，已经可以证明，非总体性与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是现代文明转型的主要方式，而战争是例外。例如宗教改革、人权、自由、民主、阶级、种族、性别、环境等等的问题，先发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夜之间把它们统统都解决了，从而在新的一天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是一个不断地，随机地解决或曰生长的过程，一种一个一个问题域，一个一个问题方向地随机、逐步、渐进地变化或生长的过程，且至今仍在这一过程当中。如阶级问题，他们那里没有发生过相关战争，但凭心而论，调节得应当说还不错；种族问题，今天也不能说彻底解决了，但当黑人当上了美国总统，你却不能说这种有机渐进全无成效；至于性别、环境等莫不如是，就是人权、自由和民主，也是一个坚决地持续不懈推进，逐步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即使作为例外的战争，有节制的战争效果通常较好，如美国南北战争；无节制的战争效果通常就差，如法国大革命，根本上说是一种失败，作为法国大革命总结的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就十分雄辩地证明了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对革命理想的一种背离。）          全部的问题只在于坚持两点：一是坚持认定现代文明比之传统文明是一种更自洽于今天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的更理想的文明范式；二是坚持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之路径。          因此，如果说面对文明转型有三种思维，三种战略，即工具论战略、总体性战略和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战略（非总体性与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战略的简称），那么，今天，尤其是今天，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显然当取第三种战略。          1978年以来的中国发展事实上已开始了这第三种战略。1978年以来三十年的重大意义，在战略层面上可以说也就是告别了工具论思维与总体性思维。不仅告别了我们自己的1978年前的工具论思维和总体性思维，也没有跟随当时的国外的总体性思维。1990年前后国际上流行了一种“过河”理论，认为改革有如过河，必须一步跨过，分步走必掉入河中。这一理论来自当时的苏联。现在还没有到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对此下定论的时候，但二十年过去，至少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已有目共睹。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先行突进了二、三十年的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否会成为中国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发展是否会乘经济现代化取得优异成绩的东风，而在其他方面有机展开？例如在社会有机体恢复战略的经济现代化后，同样作为社会有机体恢复战略的文化现代化1，是否能紧随其后得以生长？制度现代化又在什么时候，以何种程序，何种方式予以生长最为恰当？          而今天欲使中华民族最终地真正实现伟大复兴，欲使中国发展不再单一地依赖经济现代化路径，也能在其他方面稳妥有效展开，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1978年已然开始的，今天我们更在理论上清晰地明确了的非总体性有机渐进战略。          （三） 非总体性有机渐进战略的推动机制：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          但是，要让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战略得以切实实行，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同样作为社会有机体恢复战略的文化现代化，尤其是其中的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迅速推进。          这，其实是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中的关键！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更准确地说，乃是我之所谓生活方式现代化指标序列中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的这两项的交互。2          新文化运动时的“国民性改造”和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中的“主体论”思想，都意味着人的现代化的展开，但至今并没有上升为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要义的“自由个体”的全面深入的讨论；而上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虽多少有社会现代化的意思，但远未取得切实效应，可以说社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基本空白，直到近年，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根本的公民社会问题才被学界认真地提了出来。然而当人们提出公民社会的时候，显然又忘记了自由个体问题，更忽视了作为文化现代化之当下关键的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的交互问题。人们似乎并没有看到，没有自由个体就不会有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个体。          而只有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的交互，才可能有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的真正丰富和有效地兴起。          公民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三个层次（公共领域、渐进达至更理想社会的途径，主要即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组织）中的中坚层次，是公民社会的根本性功能。信息透明、言论自由、公民参与和公民行动的公共领域，是这一功能的基础，公民社会组织则是这一功能的凝聚性保证。但目前我国的公民社会研究，主要是在公民社会组织方面，我以为是并没有抓住当下我国公民社会问题的重心的。          公民社会运动，具体和准确地说，在开放的公共领域基础上的，非官方、非营利、非总体、非暴力的和建设性的思想创造——文化思潮——公民社会运动，是现代文明转型，现代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机制。          开放的公共领域，保证了在言论自由前提下的公民参与的广泛基础；非官方、非营利，保证了公民社会运动与权力和金钱等现实利益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非总体保证了在历史前进的总向度下，文明转型和社会进步分解为若干有机关联的问题域或曰子目标，以便渐进、持续、随机地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实事求是，又真正有效，且减少了社会变革的震荡性；而非暴力，则保证了文明转型和社会进步将具有尽可能小的社会破坏性和生命代价。          公民社会运动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路径是：社会共识的形成——立法等公共理性规则的建立——现代性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逐渐积淀——新文明的新价值、新道德由所有公民个体非强制性（既无官方压力又无金钱诱力）地内化为稳定的自觉。如此这般的公民社会运动，是一种真正理性的，有力量的，和平的，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的推动方式。          换言之，现代文明转型，现代社会进步（无论是其经济、文化，还是制度方面），已被历史证明的最好的方式，不是革命与战争，也不是救世主的降临，而是诉诸立法等公共理性规则的建立和现代性的文化认同的形成，而不管是立法等公共理性规则的建立，还是现代性的文化认同的形成，都必须要有一种推动机制，建设性的公民社会运动，正是这样的一种既积极又稳健的推动机制。          前面提到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在宗教改革、人权、自由、民主、法治、阶级、种族、性别、生态、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等等的问题域上，其进步的过程，基本上正是如此这般的公民社会运动的推进方式。先发现代化国家，几百年来基本没有国内战争，但社会却在不断进步，如此这般的建设性的公民社会运动的社会变革推动机制，显然是贡献极大的。          建设性的公民社会运动是与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绝然有别，正相反对的。          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是领袖——救世主——领导的，总体的，暴力的，其旨归是彻底的文化虚无，或曰文化大毁灭，扫荡和践踏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泯灭与掏空当下全体人民的一切自由思想和言论（甚至是最正常和最日常的属于基本人性的思想闪念），使群众成为群氓，亿万颗头脑服从乃至归化于一颗头脑，其形态是发展至极的思想罪、言论祸和文字狱，岂图让这样一种头脑是“一张白纸”的群众（实际是愚民），使用暴力的手段，总体性地去改变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训我们一直未有真正切实的清理。事实上，如果中华民族能以文化大革命为极重要的历史标本，从此告别任何形式和状态的思想罪、言论祸和文字狱，告别岂图扫荡和践踏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泯灭与掏空当下全体人民的一切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愚行，告别总体性地在地上建立天堂的梦幻，告别唯暴力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极端偏见，而代之以尊重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代之以严格保障自由的思想创造，多元的信念信仰，畅达的言论空间，让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体的人都成为能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的公民，并在此健康的空气中不断达至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有差异的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并通过立法、民主等理性程序有机逐步渐进，和平稳健及其最具创造性地去实现公民、社会、国家的持续进步，那么，中华民族才可能拥有文明发展的真正持久和有力量的推动机制。          总之，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首先就是要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的交互，努力形成在开放的公共领域基础上的，非官方、非营利、非总体、非暴力的和建设性的思想创造——文化思潮——公民社会运动的社会变革推动机制，从而保证以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战略，积极稳健地实现我们的文明转型和社会持续变革进步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社会中层动力战略          如果说，非总体性有机渐进战略的实现是以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作为其推动机制的话，那么，非总体性有机渐进战略的实现以及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这一推动机制的形成，还需要某种推动力量，或者说需要某种动力。          我认为，这种推动力量来自社会中层，这种动力就是社会中层动力。          （一） 思维革命：发现社会中层          社会中层，人们通常将其等义为中产阶级。但我以为这应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中产阶级更多属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概念，且与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连在一起，具有太浓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而社会中层这一概念，则主要是一种比较分析概念，而不是统计实证概念，当然也会有经济因素、权力因素的考量，但更多是由社会态度和文化价值认同决定的一种观念上的另行结构，一种别一思维构架的概念，一种文化概念。          李培林、张翼在一篇数据详实的社会学实证论文中认为：在我国，“用职业、收入和教育三项指标界定的中产阶级,即比较宽泛地定义的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的25.8%”，“ 如果将符合其中两项标准者认定为‘中产’,则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大约占12.1%左右”, “三个维度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产阶级’只占3.2%”。但是‘中产’的主观认同却与上述客观调查大不吻合，无论职业中产、教育中产、收入中产，主观认同都与数据不能统一，而“在中产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中,有38.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在农民工群体中,也有近42%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以上数据按该论文作者注明为“以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3          另一方面，李、张文指出，“关于‘客观中产阶级’和‘主观认同中层’在社会态度一致性方面的比较，‘主观认同中层’的社会态度一致性非常显著,而‘客观中产阶级’却没有显示出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同时，“主观认同的‘社会中层’,是社会态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新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更多地是建立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的……”4          有一点还需注明，李、张文这里的“核心中产”是包括了社会高层在内的，因为高层人数极为有限，该文就将其统归于“核心中产”了。所以，李、张文这里的中产与非中产之分，实际上是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二分式区分。          将社会二分，如象传统上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本并无不可，但如把这种作为社会形态的二分实体化、具体化，甚至对每一个人进行“阶级”划分、定位，就会如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更如1978年前30年我们的历史实践那样，变得十分荒谬，且引出十分严重，甚至是残酷的社会冲突。今天人们虽然不再常用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词汇，但富人底层、精英草根等异“字”同构的说法仍十分流行。          然而，如果我们不再对社会进行单纯二分，而是进行层次分析；不再进行基于主要为经济因素所决定的阶级区分，而是主要进行基于社会态度和文化认同的层次分析，也许我们就能得出非常不同的社会结构观念，并引至更为合理的社会层次调节、整合。          我们在地理的意义上把地球分为北半球和南半球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样的一条分界线，但若要在社会人群的区划上找到一条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分界线却绝非易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换用另一种隐喻呢？当我们说“南极”、“北极”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那是两个极向，即使说“南极圈”、“北极圈”，我们也很清楚，那是地理范围十分有限的地区，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自己划入“南极人”或“北极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划入既非南极，亦非北极的地球中间地带的人。再换用一个类似的喻比，各类的电视大奖赛中，评委打分后，主持人总要先悬置“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而取两个极点分中间的所有其它分的平均数，作为选手的最后得分。这里，“两个极点分并非没有意义，而是用这种思维寻求最为客观的平均数。这个最为客观的平均数就是”中层“的意味。          当然，这里的“南极北极“、”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的三分隐喻，不仅不同于二分隐喻，也不同于金字塔型的三分隐喻，而是橄榄型的三分隐喻，或者说是执两用中的三分思维。          于是，当我们进行社会分层时，为什么就不可以将我们头脑中的“二分”思维或“金字塔型三分”思维转换为“橄榄型三分”思维，为什么就不可以采用如此这般的“执两用中”的思维，将社会人群主要地分为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两个极向，以及处于两个极向之间的，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中层这样的三分格局呢？这样的执两用中的三分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显然要容易认定得多。          如果我们按底层、顶层、中层的这样的社会人群区划方式，那么，所谓社会底层，就是国际国内所公认的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所谓社会顶层，则可以参照“核心中产”的算法，但将其中的教育、职业因素去除，而只按收入和职位（不是职业）来考虑。如此这样一来，在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之外的社会中层，从人口数量上来说，就会是绝大多数。问题还不仅在于社会的宏观分析，社会的局部乃至作为细胞的单位，在在都采用这样的橄榄型“三分”思维，而总以作为绝大多数的“中层”作为利益问题思考的基点，于是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思维革命，从非理性的“冲突”思维转换到了理性的“民主”思维。          确定社会中层的两极之间的绝对大多数的范围，确立社会中层意识、观念和价值，尽其可能缩小社会底层绝对数量，并最大可能给予关怀、救济、援助；尽其可能对社会顶层进行有效监督及其充分有力地反垄断；尽其可能合理合度地缩小社会底层与顶层之间的分配距离——这就构成了我们的社会调节、整合、和谐之工作的主要部分。而就如此这般的社会中层的社会态度和文化认同来进行凝聚和引导，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转型与持续发展，其意义都无可限量。          确定社会底层、顶层和中层，无论在实体意义的区分上，还是在社会态度和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其可行性都是较大的。尤其是在今天我国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农村医疗、养老保险实行后农民生活保障有了一定的改观后，同时全国性城乡社会保障问题、城市化速度和体制的问题也愈益紧迫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的时期，这样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中层战略的构想也就越来越现实了。          我当然不是说，只要改变社会结构区划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立马改变社会结构区划的现有事实，就会取消体制上的二元分化和财富上的贫富悬殊。但社会中层之观念和价值的确立，肯定将推进我国现有各种二元结构现实的分解和改革，如城乡二元结构、官民二元结构等；同时也会极大推进在制度上、舆论上对社会顶层（不仅是宏观上的，必须同时是中观和微观所有层面意义上的“顶层”）的监督、反垄断和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与援助。社会中层，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的基础），强化社会中层，就是要加速市民社会的建设，加速城市化进程（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就是要加速形成官民之外的更为丰富的权利、社会与文化认同空间；也就是要加速对社会贫富悬殊的调节与控制。只是这种改变是从思维革命即改变观念，改变社会的文化认同凝聚结构之观念入手的。          有人认为，只要把过去的“二元对立”思维改变为“二元合一、二元协调、二元和谐”，将“斗争哲学”改变为“和谐哲学”，就可以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所带来的一切观念问题和今天的贫富悬殊的现实问题了。然而，对立与统一（合一），斗争与协调、和谐是根本无从分离的。我们需要的是，将“二元思维”改变为“双极思维”，改变为双极之间的“中项”思维，执两用中思维，就社会利益问题而言，这也就是最大多数思维，民主思维。这，是真正的思维革命。          （二） 社会中层观念：谁创造了历史？          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传统的问题也有两个传统的答案：一是人民创造历史，一是英雄创造历史。          关于人民创造历史或英雄创造历史，则又有三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民，其所指实际上是底层的反抗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造反、革命，于是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大厦，于是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不过，如果象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其结果不过只是改朝换代，胜利的反抗者坐上了王位又开始一轮新的压迫——反抗——改朝换代的旧戏新人的演出，而致使历史反复轮回，这可以叫做历史的推动吗？回答是部分的肯定与部分的否定。部分的肯定是由于反抗的频度与强度，必然促使统治者改善其统治下的社会结构，或越来越说明旧结构的不合理；部分的否定是由于，如果不是指向质的不同结构的反抗而只是异质同构的轮回，则绝对不是对历史的直接推动。而所谓英雄创造历史，其所指如果是上述反抗者的领袖，则这里的“英雄创造历史”与所谓“人民创造历史”是完全同一的。对历史的推动性亦如上述是部分的肯定部分的否定。          第二种理解中的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民，其实际所指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趋势，也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向，普遍情绪，这种普遍趋势、意向、情绪往往显示了历史的新的文明的新的社会力量；而某些卓识远见的领导者洞悉了历史的新文明的转变方向，顺应了这种社会历史的普遍趋势、意向、情绪，或引领人民进行行动（有可能是革命，但不是原结构之二元阶级中被压迫阶级的阶级反抗，而是新旧文明力量消长的冲突，且较有节制），或自上而下（在政治高位、经济高位上）地使历史发生了某种质的飞跃或使历史改变了方向。此种情况下，应当说是人民与英雄共同创造了历史，而创造历史的主体究竟还是人民。不过，这里的人民，却未必只是我们定义的社会底层，而更主要地是指我们定义的所谓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中层，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中层显示了历史的普遍趋势、意向和情绪，显示了历史的新文明的新的力量。          第三种理解是，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世界出现了对某种创造呼之欲出的一系列条件，或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们中出现了某种普遍需求，而作为英雄的杰出创造者们的文化创造应合了这种历史条件或社会的普遍需求，用他们的文化创造使历史发生了非总体性的，一个一个问题域而又系列的质的飞跃或曰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在现代社会，其路径常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是经由“思想创造——文化思潮——公民社会运动”而达至立法等公共理性规则的建立，从而使历史发生飞跃）。这些杰出的文化创造者，如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宗教家等等，通常都属于社会中层（一般而言，社会顶层只可能是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历史上的几乎所有文化创造者，或曰文化精英、文化先锋们的在世的社会现实功利位置都最多只能是社会中层，也许在他们身后他们会成为万众景仰的纯粹精神意义上的民族偶像、人类偶像——“社会顶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作为显示了社会普遍需求的社会绝大多数者的人民，还是应合了社会历史特定条件或普遍需求的杰出的文化创造者，都属于社会中层，历史的推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完全是我们所定义的社会中层。          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三种理解和第二种理解中，推动历史的主要是社会中层。而在第一种理解中，则完全没有社会中层的位置，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只有底层和统治者。然而这第一种理解通常很难说真正直接推动了历史。          所以，我们要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现代社会，历史的推动者乃是我们定义的社会中层。          尤其，倘欲使社会理性地，和平地，渐进地发生历史的质的飞跃，其真正的动力就更该是我们定义的社会中层。          社会底层（我们定义的，而绝非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具有较多的麻木性、被动性、盲目性和破坏性。一般而言，由于其视野的局限，不容易敏感到历史变革的方向，不容易产生向历史的新方向变革的动力，且较易产生被动等待的救世主心理，因而具有较多的麻木性和被动性；另一方面，由于其处境的极端性，又容易被权威主义俘虏而引发过激的情绪，暴发往往是毁灭性的行动，所以具有较多的盲目性和破坏性。          社会顶层的某些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远见卓识的个人，通常容易产生变革历史的伟大抱负；但是作为一个阶层群体的社会顶层，一般而言却具有极大的历史惰性，那些具有伟大抱负的社会顶层的个人在这样一种阶层群体的惰性中往往动弹不了手脚，致使力不从心，无法成为历史的真正推动者。再者，社会顶层的具有伟大抱负的个人也容易滋生自命为救世主的自我意识。          社会中层，一般而言，则既较易成为社会稳定的平衡器，又较易成为历史的非总体性渐进改革的助推器。由于其社会处境的非极端性，致使他们较易避免过激情绪和暴力行动；由于其视野和素养，较易具有更多的理性，因而既不易产生被救的被动救世主心理，亦不易产生自命为救世主的主动救世主心理，而具有较多的公民主体性；由于其职业和专业的多元性，又较易具有非总体性的问题域意识和解决问题域之问题的思维；而由于毕竟不满于现状，于是较易形成为历史的渐进变革的动力。          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历史的推进总是复杂的，并不如此清晰。而即使按我们的理想推进历史，社会中层的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变革，也一方面必须符合哪怕是极少数人群的社会底层的利益，才具有道德可行性；另一方面，常需最终地得到社会顶层的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们的支持才具有较多的现实可行性。          （三） 社会中层价值：何谓光荣？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深层价值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所涉及的还只是作为表层的社会价值形态问题。不过，表层与深层也并非全无关联。          作为社会价值形态的何谓光荣问题，在我们的当代史中有两个阶段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第一个阶段的第一种答案是：“劳动者光荣”；第二个阶段的第二种答案是：“致富光荣”。          1978年前30年，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价值形态的主旋律是“劳动者光荣”。这里的“劳动者光荣”的实际所指主要不是劳动这种行为，这个过程光荣，而是作为社会下层，即贫贱者，自然就光荣，是与“高贵者或富贵者光荣”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说法。按当时的话语准确地说，则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光荣，谁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谁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谁光荣。（不过，这种光荣显然是被授予的，掏粪工人时传祥之光荣是因为受到国家主席接见，并与国家主席握了手，所以，究竟是贫贱者光荣，还是国家主席光荣，到底并不是说得很清的）。          由这个逻辑推至极点，就变成了当时极为著名的张铁生的高考时“交白卷光荣”，变成了电影《决裂》中的上大学的最佳资格乃是手上的老茧，即“老茧光荣”。          看上去极为道德主义的底层意识，为什么会推出上述如此的荒谬来呢？          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这样的二分的思维结构所决定的。当我们把社会分为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这样的二分结构并将其实体化时，历史就必然地发生这样的轮回：社会得治时，社会上层光荣；社会乱世时（反抗、造反、革命）时，社会下层光荣。          197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正可以说是社会得治的时代，于是致富光荣了，且沿此逻辑演进为，有权有钱者光荣，而劳动者或曰贫贱者不再光荣。且再进一步演化为，只要有权或有钱，不计任何手段地有权或有钱，便是光荣。权力寻租，贪污，腐败，造假，行骗，窃取，做二奶、三奶，乃至于为娼，行乞（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为娼、行乞，而是发现此行赚钱可观），任何手段，只要有权或有钱，都不为耻，而光荣，令人羡慕（一个四岁的儿童的理想是长大后当贪官的新闻故事虽然极端，却也多少能说明当下中国社会价值形态的一角）。          不管是“劳动者或贫贱者光荣”，还是“有权有钱者光荣”，其实都是结果思维。把人群分为实体性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这样的二分结构，正是结果思维。          可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呢？既不是贫贱者光荣，也不是有权有钱人光荣，而是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劳动）光荣，工作光荣，奋斗光荣，创造光荣，总之是人生奋发向上的那整个过程光荣呢？          这当然就变成了过程思维。现代性与传统性在思维上的根本性转换可以说就是从结果思维转向了过程思维。如就平等而言，传统性思维追求结果平均，结果平等，而现代性思维追求规则平等——在创造财富的社会过程中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就社会价值而言，不管是劳动者或贫贱者，还是高贵者或富贵者，都无所谓光荣与否，唯一光荣的只是奋斗过程的本身。          如果有一种这样的社会价值转换，贫贱者不见得光荣，有权有钱人也不见得光荣，而唯一的只是作为人生之过程的劳动光荣，工作光荣，奋斗光荣，创造光荣，那么我们的社会的那些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之风，是否会随之而有所改变呢？          我以为，倘若这样的社会价值形态果能确立并深入人心，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所共识，所心诚悦服，并成为现代性的价值信念乃至价值信仰，积淀而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则我们的社会腐败之风一定能得到有力地改变，我们社会的正气一定能得到彰显，公正和正义的阳光一定更加灿烂，而我们社会的不是由“恶”而是由“善”（新的合时代合法合理合情的精神规则、价值规则）推动的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发展一定能够更加稳定、持续和有力。          作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人物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晚年不再迷惘而写出了《老人与海》这样的作品，并成为“美国梦”或“美国精神”的象征，这是偶然的吗？          不，《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所表征的精神，绝不只是“美国精神”，绝不只是“美国梦”，而是人类的“现代梦”，“现代精神”。法国作家加缪也用他的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的神话》表征了这一人类的现代梦，现代精神。          可是如此这般的社会价值形态由谁来推动呢？最有可能的推动者当然就是社会中层。显然，社会中层既不容易认同贫贱者光荣，也不容易认同高贵或富贵者光荣，他们最可能认同的就是劳动、工作、奋斗和创造的过程光荣这样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过程”光荣天性就是社会中层价值。          奋斗的过程光荣天性就是社会中层价值的一个更为有力的理由是，由于社会中层职业和专业的多元性，他们具有最大的可能性拒否认同在权力或金钱这两个最为实际功利方面的成功才是成功的单一价值观，而最可能认同只要奋斗，任何方面的成功，任何职业、专业、志趣方面的任何程度的成功都是成功，都同样光荣，都同样是人生的自我实现，并同样能获得自我实现的幸福感的多元的价值观。          因此，意识到的社会中层，不仅在历史飞跃之推动的逻辑可能性上，也在通过价值形态转换促使社会变革的意义上，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的有力根据。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是以社会中层为动力的，非总体性有机渐进的，以文化推动人与社会变革的文明转型，社会转型战略。          参考文献：          1 参见金岱. 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J. 学术研究：2011.1.          2 参见金岱. 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J. 学术研究：2011.1          3李培林、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