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蔡子强 日期：2011-04-04 远隔重洋发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却触发了一场让中国成为国际媒体笑柄的“抢盐”风潮。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在内的多个大城市，以及一些偏远的县城和山区，市面所见的食盐都在几日甚至一日内被抢购一空。群众口耳相传，日本地震导致核电站辐射泄漏，很快祸延中国，碘片可以预防辐射，而盐中含有碘…… 这场风潮让人想起2003年非典爆发之初，地方政府试图掩盖疫情时，民众爆发的“抢醋”、“煲醋”风潮。 很多人以民智未开解释“抢盐”的理由，或以愚夫愚妇的行为一笑而过，我却想起读过的一本书——哈佛大学孔复礼(Philip Kuhn)教授所着的《叫魂》(Soulstealers)。 清朝乾隆年间，民间因为一种“叫魂”的妖术引发了广泛的恐慌。相传，如果术士们对某人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偷走其灵魂精气，使其为术士所奴役，当事人会因此大病甚至死去。想不到，这样一个被现代人理所当然视为荒诞的谣言，当年竟影响了12个省份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得人心惶惶。 乾隆治下乃公认的盛世，为何这种关于妖术的无稽之谈会风行不止﹖这一切就好比今天的中国。正值大国崛起、国力大为改善之时，一个有关核幅射的谣言，就让多座城市不得安宁。 普通人会以一句民智未开简单概括的现象，孔复礼锲而不舍地追查了背后的原因。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解释架构，牵涉到众多问题，包括：乾隆的管治权术及逻辑、清代中业社会的潜在危机、情境逻辑下百姓的理性行为以及官僚体制的运作等等。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不能一一道来，在这里却想提其中一个——社会或经济焦虑，是人们对妖术恐惧的根源。正是因为民众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也许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会“偷走”他们的生计)，才会对恐惧异常敏感。 一言以敝之，《叫魂》一书最大的教训和启发就是，任何能够引起社会大规模躁动的谣言，除事件本身外，往往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脉络。 寻常人可以用一句“民智未开”把事件轻轻带过，政府决策者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抢盐”风潮显示，虽然今天中国人把“大国崛起”挂在嘴边，但其实很多人严重缺乏安全感，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们躁动不安。 不安全感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压力，例如通胀肆虐、百物腾贵、物资供应紧张，这些都是造成人心虚怯的因素。黎民百姓平常已有抢购和储存物资以防短缺和物价哄抬的习惯，再加上人浮于事、居住条件恶化等原因，就如孔复礼所说，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活遭遇周围种种看不见的威胁，便会产生焦虑及缔造谣言的土壤，抢盐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缺乏安全感的另一根源，是民众对政府、公权力、制度缺乏信任。当民众认为公权力不足以倚赖时，只得自求多福，万事靠自己。“抢盐”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产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港人称之为“just in case”。相比中国，这次核事故的所在地日本反而没有出现“抢盐”风潮，有人将此现象归因为当地民众素质较高，但请注意，根本原因是当地人民对政府和制度相对更信赖。 此外，中国是一个谣言容易一发不可收拾的国度。当政府长期垄断媒体、审查并筛选新闻，久而久之，公众便会慢慢察觉到，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宣传功能远远大于其报道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因而会习惯从其他渠道寻找新闻、收听消息，以填补官方和媒体留下的空白。结果，口耳相传、道听途说，一个官方描述以外的公众认知世界便会慢慢形成。 总体而言，正如孔复礼所说：谣言的背后，其实是向当政者发出有关社会未来发展的警告。虽然我们没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四周，只是加上了密码而已。 “抢盐”风波在香港亦有发生。虽然相比国内，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较小，但这已向特区政府提出了警告。当香港自以为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以至政府透明度、新闻自由都比国内好时，港人对谣言的免疫能力，并没有比国内真正高出很多。 “抢盐”风波向决策者展示的是，港人一样深深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压力。通胀、楼价肆虐，在香港一样存在，一样让人心虚怯；另外，特区政府近年民望低迷，成为一个弱势政府，市民对政府、公权力、制度一样缺乏安全惑。 如果一众高官加入耻笑群众“抢盐”的行列，认为那不过是愚夫愚妇的愚昧行为，大可不理，不去冷静反思背后的社会及政治意义，并及早为政府的政策和管治作出检讨和补救，等到病入膏肓，发现为时已晚，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河北保定、石家庄 日期：2011-04-04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 昔日的王朝健康活泼(受访者提供) 杨惠贤坐在看守所巨大铁门边，她要在看守所门前看儿子一眼(刘珏欣) 1594天。 杨惠贤捏起蓝芯圆珠笔，在日历本上红色的12旁边写下这个数字——儿子王朝入狱已经1594天。 2011年3月12日，星期六，也是植树节，但对杨惠贤来说，只意味着每月一次的探监日。 2006年10月31日晚，去给客户送货的王朝突然失踪。 杨惠贤的世界从此彻底改变。 她以为儿子被人绑架，十多天后才知道，王朝被捕了。后来的起诉书上称，2006年8月11日12时10分，被告人王朝蒙面入户到保定市XX家，采用暴力捆绑等手段抢劫人民币13000元、红色三星手机一部，首饰若干。 杨惠贤的第一反应是心里一下踏实许多：“说他有别的罪我真不敢保证一定没有，但要说他抢劫，还专门赶去保定抢，怎么可能？他不缺那点儿钱。” 那时的王朝在石家庄有两个公司，身家数百万，穿戴只要名牌，2003年就开起了二十多万的车，正志得意满。 更何况，8月11日当天，跟人撞了车的王朝在石家庄给车验损，有多人证言，也有书面签名证据，怎么会跑到150公里外的保定入室抢劫？“一定很快就能还王朝清白的。”杨惠贤觉得。 2007年12月10日，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第一任主审法官被莫名换掉后，王朝一审被判抢劫罪，有期徒刑13年。 “又来看儿子啦？”守着石家庄鹿泉监狱探视铁门的狱警向杨惠贤打招呼：“来得太多，对儿子其实也不好。”六七天前，是监狱医院的每月探视日，杨惠贤刚来过。 2010年4月2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王朝犯抢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本案由高院进行提审。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终审裁定，认为原裁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撤销该案的一次刑事判决和两次刑事裁定，发回保定市北市区法院重新审判。 4年多来，杨惠贤从未如此接近希望。 “起码他已经不是罪犯了，作为嫌疑人，不能再押在监狱了。”可河北省高院的终审裁定作出了3个多月，还没有发到王朝手上，他还在监狱。 有人劝杨惠贤，监狱比看守所医疗条件好，不如待在监狱算了。杨惠贤梗梗脖子：“那可不行，起码我儿子从那个罪犯堆里出来了，看守所最大算个嫌疑人、被告人，我觉得看到光明和未来了。” 杨惠贤拽拽肩上的紫色小包，走进探视大厅，坐在分好的窗口边等儿子。 34岁的王朝坐在了探视大厅玻璃墙的那边，拿起电话听筒。刚才他还在输液，走路摇摇晃晃，脸微微浮肿。 他从始至终没有认罪，零口供。“我开始被抓，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办案的让我好好想想犯了啥罪，我哪儿想得出来？有人进来，办案的介绍说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李刚副局长。第二天晚上，他们开始打我，李刚第一个动手，上夹棍，夹手腕。他一动手，办案的跟着动手。那些酷刑啊！太可怕了。后来看守所都拒绝收我，把我拉到医院去抢救了11天。” “打成那样，不是我还不认罪，是我不知道认什么罪。”王朝说，收到的第一份起诉书上，罪名是运毒贩毒，很快被收了回去，后来又成了抢劫罪。“我当时还高兴，入室抢劫根本和我不沾边，肯定能很快出去。” 那个朋友眼中活泼健康的小伙子已经浑身伤病。“如果我一开始走减刑的路，再过一年多就可以出去了。可我现在一直抗拒改造，不能减刑，得坐满13年牢。” 很多人劝杨惠贤，让王朝一边减刑，一边上诉吧。可减刑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认罪。 “我没有犯罪，不可能认罪，我妈妈也不会答应的！”王朝说， “对！哪怕减刑到一天，他也是抢劫犯！我们要的是无罪释放。”杨惠贤说。 王朝受过高等教育，在监狱里比较少见，管理人员想让他编监狱刊物，可他交的文章是《我要申诉到底》。“后来管理人员再也没搭理我。” 周围的人都不相信申诉能有什么用。王朝的前妻觉得他清白，但也觉得不可能翻案，“你妈在瞎闹。”王朝低下头：“明天是我们离婚3周年纪念日，她已经又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挺幸福的。” 只有妈妈坚持去申诉。一审、二审，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被驳回，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指令保定中院再审，再审继续维持原判，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高院决定提审，终审裁定撤销以前的三次判决和裁定。 跑下来这一圈，花了4年半的时间。有人向王朝说：“这一切都是你妈妈磕头磕来的。” “我知道我妈只是个普通人，那个庞大的执法机器系统一旦启动，要说螳臂挡车，我妈连螳臂都算不上。她一步步把我的案子推到现在，得有多苦。”王朝说。 但王朝老和妈妈发脾气，几天前给妈妈发去短信，连写了8个“骗子”。“我这样伤她的心，不是真怪她，我知道那是孩子对老人不负责任的情绪，但我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发泄。我真对不起她。” 给妈妈的信上，他写：“在监狱里，最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觉得触手可及的东西，一次次烟消云散。多次下来，我已经快要崩溃了。但我还是会对下一次怀有百分百的希望。如果不自欺欺人，怎么在监狱里活下去啊？” 二 1602天。 60岁的杨惠贤一个人住在石家庄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空荡荡的三室两厅。 2003年，王朝的爸爸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3个多月后就去世了。“他一辈子对我好，家里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做，我光管上班就行。”杨惠贤想，他死了我真是没法过。 王朝一审判决那天，正是王朝的爸爸四周年祭日。杨惠贤觉得，他怎么不保佑我们娘俩呢？“人死就真是不在了，只有我来做，为儿子跑吧！” “王朝被打时，我觉得不行，凭什么打人啊？我到处写材料，告李刚。李刚找人跟我说，他没刑迅逼供，要反诉我。我说让他赶紧反诉，我巴不得呢。我那会儿都疯了，反诉我也得告。也不知道上哪儿告，就写材料，哪儿都快递一份，光快递费就花了两千多块钱，一个回音都没有。”杨惠贤还留着一大沓快递单。 案子的每一个重要日期都刻在了杨惠贤脑子里，张口就能说出来，案子的几大疑点更是倒背如流。 最艰难的时刻，她抱着案卷冲到北京。“托人把我领进了中央政法委，也不认识谁，一看见办公室就闯进去，逮哪儿算哪儿，见个人我就磕头，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官儿。这次还不错，人家看了我的证据，当时给河北省高院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认真公正审理。之后，省高院第一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指令发回再审了。” 这样的好运气很少，每次遇到，杨惠贤都问自己：“是不是要转运了？” “阿姨在这案子里都能当大半个律师了。”王朝的再审辩护律师李波说：“要没有她一直推一直磨，这案子肯定不会有今天。” 杨惠贤跑了89趟保定，5趟北京。2007年8月，本来准备判王朝无罪的一审主审法官被突然换掉了，杨惠贤骤发心脏病，躺倒路边。之后，她又6次倒在路边，被人送进医院，6次下病危通知书都没有人接。 “你说是不是因为没人接，我才活下来了？”总吃不下饭的杨惠贤说说话停下来，喝一口水：“我得喝水，要不然我儿子真完了，他成抢劫犯了。” 杨惠贤的日历上写满每天做了什么，总是去某机关，或见某人，或者“熬着”。每一页上都有“最难、最苦、最高代价的，莫过于蒙冤申诉难！”或者安慰自己“杨惠贤，养好身体，朝前看！”日期旁，都标着王朝的入狱天数。 律师费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加上归还外面的欠款等等，杨惠贤已经负债几十万。作过几十年会计的她，把欠款清单仔细列好，甚至写好了遗书给姐姐，详细交待欠谁多少钱。“如果我突然没了，王朝还没回来，就让姐姐卖了这房子还钱，剩下的给父母。” “我的日子是一小时一小时熬的，1600多天，熬得全身是病。只要王朝一回来，我就什么也不盼了。”杨惠贤又喝一口水说。 三 1603天。 杨惠贤打听到北市区法院终于要给王朝送河北省高院的裁定书了，将把王朝从监狱换押到保定看守所。 头天晚上，杨惠贤辗转难眠。她做了几手准备，到监狱门口等着，如果能办保外就医，王朝就能回家。如果办不了，就跟着法院去保定。更远的她不知道怎么想了。9点多钟，杨惠贤和王朝的朋友们赶到了鹿泉监狱门口。王朝让大家站在监狱医院楼外的停车场上，他想看一眼。 “真孩子气。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嘛。”杨惠贤一边说一边站在冷风中等着，一扇菱格窗后伸出了V字手势，王朝高兴地喊：“保定什么时候来人啊？” 3个多小时过去了，没见人来。 杨惠贤四处联系，才知道他们今天不来了。她预想了好多种情况，没想到这种。 “那明天来不来呢？” “估计够呛。” “那什么时候来呢？” “到时候通知你吧！” 把消息告诉刚刚还兴奋的王朝，他炸开了，冲着电话另一边的妈妈吼：“你是个骗子！你和他们一起骗我！” 杨惠贤的手微微抖着，使劲才捏住电话：“你继续，你有什么难听的话，都冲我来！全说完。”她把语气尽量放平，眼泪却已经滚下来了。 晚上，传来王朝的新消息。他在医院吞了几枚针头，第六次自杀，还好被救了。 “只有一死，才能证明我的清白。”给妈妈的短信上，他说。 四 1604天。 杨惠贤第89次来保定。 上午，王朝被北市区法院的车从监狱提走了。杨惠贤听说后急忙赶往保定市看守所。她要在看守所门前看儿子一眼。 杨惠贤坐在看守所巨大铁门边的小门槛上，自己跟自己说：“车要来了不停，我就拦在前面，看它停不停。” 每一辆公检法的车来，杨惠贤都赶过去看，怯怯地想拦，又怕不是。 来了一辆黑窗户的，看不清里面，杨惠贤几乎确定就是它了，奔过去把脸贴上玻璃看。发现不是，又不好意思地后退，连连道歉。 一辆厢式货车驶进门，杨惠贤疑惑儿子是不是被藏在里面。门卫室的人说那车只运货，杨惠贤才赔笑说：“我说呢，也没个窗户，应该不会装人。” 几小时后，快到下午4点，运着王朝的车才来了，4辆车，十几人。杨惠贤感叹：“运我儿子一个人，要这么大阵势。” 下车去门卫室登记的法官见到杨惠贤，瞪大眼睛，第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 车上，王朝大喊着“妈妈、妈妈”。“我胃里有针，疼！”“他们还没给我裁定书！”像告状的孩子。 杨惠贤隔着囚车窗户安慰儿子：“没事了，没事了。到这了会给你的。” 几十秒钟后，王朝又消失在大铁门后了。 五 1605天。 杨惠贤去了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本来想找当年的办案民警，却看到李刚副局长的名字仍挂在大厅里。 向河北省高院申诉时，杨惠贤提供了一份举报材料。她说是一审宣判时，北市区公安局的3名干警当面交给他的。材料称，李刚是为帮朋友，授意抓获王朝的。 杨惠贤认为，儿子被判入狱，是因为当年与李氏兄弟合作工程时，为工程款纠纷争执过。“那兄弟在事发前找到过我家，说那笔钱不结清楚，就找人把王朝抓起来。据我了解，这两兄弟和李刚关系很好。” 除了开庭外，杨惠贤从未和李刚见过面，她决定去办公室找李刚。 主管刑侦工作的李刚还记得这个案子，他让人给杨惠贤倒杯水，坐下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办案民警到分局领导，在这个案件中没有任何牵扯。给王朝定罪和他生意上的纠纷完全没有关系。” 下午，当年一审时被换掉的主审法官来找杨惠贤。他已经退休了，听说这个案子的新进展，来帮杨惠贤修改一下辩护词。 “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刑案审到一半，换下毫无问题的法官。”这位从业二十多年的老法官说：“那时气啊！警方提供的证据，没有一个成立的，我已经开了两次庭，准备判决无罪，突然就被换掉了。” 一份省高院对此案意见的材料中显示，省高院对此案提出14个疑点，包括被害人是否辨认过被告人，案发具体时间和持续时间有疑点，是否持枪，酒瓶和指纹提取有疑点，王朝没有作案时间等等。这和老法官当年所认为的疑点基本相同。 王朝曾跟妈妈说，他能出来，想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去海南岛，晒太阳，吹海风。这是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编织的梦，和妈妈一起编的梦。“哪天我能出去，什么钱啊，复仇啊，我都不想了，我只想守着妈妈，安安稳稳地把下半辈子过完，把我欠她的，都还给她。”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 本刊记者陈磊 从幸灾乐祸到携手抗灾 对于日本的特大地震，王小吉首先是从微博上知道消息的。王是重庆师范大学艺术系二年级的学生，北京人。 3月11日下午2：50左右，王小吉在外面晃荡。突然，他发现手机微博上有几个日本朋友说：地震了，是在东北部宫城县地方，东京都在晃，地震很严重。 “我在东京的时候也经历过地震，所以我明白，日本人说严重的地震是有多严重……”王小吉说，考虑到这么大的事，媒体肯定要报道，就赶紧回到家，打开电视，凤凰台已经在直播了。 让他感到有些压抑的是，随着日本大地震消息的传开，在QQ群里，他看到了一些“幸灾乐祸”的同胞，“都在那叫好，认为这是报应，就连我们宿舍的一些同学，也这么说，让我很难过。” 本刊记者检索发现，至今，在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上，依然有许多人保持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网友“幻鱼未央”发微博说，她的一位亲戚就是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之一，“她说日本鬼子她痛恨，小时候被日本人用水淋，淋得肚子都发胀了，还骂我，‘是你没经历过！’你懂什么！我听完后心情很复杂……” 来自南京的“甜甜jimmy”，颇具代表性，她说，“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发生后，我写了一篇庆祝的微博，但是之后看到朋友的妹妹在日本失去联系，觉得过于麻木就给删了。之后一直在想：对于日本这个民族，对于它曾经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是我们子孙后代永远无法忘记和原谅的，从民族感情出发，有人对于此次发生在日本的灾难是心存幸灾乐祸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了解到日本大地震的惨状，绝大部分民众加入为日本加油、祈福的行列。凤凰网的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不少网友呼吁，大灾面前，应该放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携手战胜灾难。 知名博客写手李承鹏写道：“我必须明确地、毫不犹豫地为遭受灾难的日本人民祈祷，因他们是同类，因汶川大地震时，我亲眼见一队日本搜救队行动失败后，垂首低泣，连连道歉没有完成工作。人类之所以在这么多的灾难下还能幸存，因为我们还有恻隐之心，知道我们都是鸡蛋。无论谁说什么，我都要站在鸡蛋的一边。” 发生在广东某媒体编辑部的一个故事也许更有代表性：一位员工本来也是对日本地震幸灾乐祸，但是看了同事发的灾难视频后，再没有把嘲弄的笑容挂在脸上了，有点坐立不安地说去查查日本红十字会的地址，看能否给人家捐款。当她百度搜索“日本红十字会”看到结果后，当场失声痛苦(原文如此)——全部都是日本红十字会对中国的各种援助历史，都是她在国内媒体上不曾听闻的。 漠视日本巨震媒体遭鄙视 “我们对日本真的是了解得太少了，极少部分保有幸灾乐祸态度的人，大部分是没有去过日本的。其实，日本民众为中国做了很多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而已。”年仅21岁的王小吉说。 王的这种见解，和他留学日本一年的经历有关。那是2007年9月至2008年的夏天，尚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个交流项目，在日本呆了一年，很多时候就住在日本民众的家里。 让王小吉感动的是，2008年夏天，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当时他在教室自习，“不到半个小时，负责交流中心的日本老师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家人怎么样。” “下课出门时，所有的日本同学，都过来问我：你家有没有事？第二天，几乎每一个便利店，包括我们教室内，都摆放了一个捐款箱，上面写着‘四川大震灾援助金’，印象中，好像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捐了钱。” 在汶川地震的第三天，王小吉说，他在日本那个村子所属镇的红十字会，就来替中国灾区募捐了，他和同学一起去帮忙，抱着募捐箱，“那个村子人虽然很少，但不到一个上午就募集了50万日元。” 当地村民捐钱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几句安慰话，比如中国加油之类，也是那一次，王小吉抱着募捐箱的照片，上了日本的《朝日新闻》。 日本大地震之后，很多2008年日本援助中国汶川大地震的事迹，也被网民翻了出来。 首先就是日本国际救援队，这是汶川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的外国专业救援队。一位网友说，“还记得日本救援队吗？地震发生4天后，他们抵达四川，开始进行救援。日本救援队队员列队对死难者哀悼的图片，曾令国人动容。” 后来，这条配有日本救援队低头对死者默哀的照片，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之后的两天内，得到了网民几万次的转发、几千次的评论。 还有日本媒体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报道——把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作为新闻头条，甚至来不及将有关内容完全翻译成日语。而当时一位日本网民揣测，日本普通人不会热心帮助中国救灾，只有亲中的福田政府才会出资救援，结果引来一片骂声，称其想法是日本人的耻辱。 富有戏剧性的是，现在，日本遭受特大地震，情况逆转过来。中国一些报道日本地震篇幅、力度不够大的媒体，被很多人指责——针对合肥某报封面对于日本地震只放一张小图，某杂志记者表示出不屑：“懒得评论。” 而云南昆明市某都市报，打通了封面与封底，用更大的视角，来关注日本地震，受到了媒体同行众口一致的称赞。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在微博中写道：“感觉比广州那三家同行的头版都要好！” “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 王小吉说，3月11日那天，在看到同学们的幸灾乐祸后，他从自己的博客中找出了当年他在日本期间为汶川地震募捐的照片，贴到了自己的微博上。让人惊讶的是，短短4个多小时，这条微博被@了几万次，评论7000多条。 “突然间粉丝暴涨，突然间被@几万次，我表示很有鸭梨。”王小吉说，平时来看，自己的这条微博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汶川地震时，我和日本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这个老奶奶说的那一句：中国頑張れ！(中国加油！)” 然而，在巨灾面前，在共通的人性中，一切都变了，一个普通日本老太太的声音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心声，而中国网民极少部分的幸灾乐祸也淹没在几乎全民一致的为日本祈福与加油中。 王小吉说，3月12日，他给熟悉的日本朋友打了一圈电话，当接通当年留学学校宿舍的电话时，朴实的管理员一直在说，咱们村儿没事儿，云南怎么样了？“被他这么一问，我顿时语塞。” 和王小吉有着相同感妥的，还有明星王力宏，他也在微博里写道：太多无辜的人一瞬间需要帮助，对日本来说是前所未有规模的天灾。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能表现出人类最伟大的力量：爱。 知名媒体人笑蜀写道：“天灾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这就是汶川大地震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力量驰援中国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这比地震本身更惊心动魄，或者换句话说，这实际上引爆了一场心理地震，改变着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改变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后，互联网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组织救援队驰援的呼声会汹涌澎湃。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功利。应该说，主要是基于对生命的信仰，基于人类一体的感同身受，基于爱和善。”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