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4 次 更新时间： 2012-03-06 11:40:47 刘向文 王圭宇：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进入专题 ： 反腐败 反贪污贿赂法    ● 刘向文   王圭宇       【摘要】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公布实施。该法的公布实施，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该法的立法进程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坚持从本国现实国情出发以及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了解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权力反腐；制度反腐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伴随着急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俄罗斯联邦国内的贪污贿赂等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时至今日，腐败问题已成为俄罗斯社会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它严重侵蚀着俄罗斯联邦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阻滞着俄罗斯联邦的进一步发展和振兴。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腐败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重。为了顺利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有必要认真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研究以及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          从1992年拟定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到2008年《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1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的公布实施，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经历了“起步”、“推进”和“完善”等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叶利钦时期）     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时期，俄罗斯联邦开始实施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其反贪污贿赂的主要措施如下：（1）拟定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俄罗斯联邦独立初期，新旧体制转轨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法制滞后，导致贪污贿赂之风盛行。贪污贿赂问题日趋严重，不仅破坏官民关系，而且威胁国家安全。3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俄罗斯联邦立法机关于1992年拟定并通过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4。虽然因1993年“十月事件”爆发，整个立法权力机关体系被摧毁而搁置一边，但其规定的诸多内容和制度无疑为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2）签发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申报收入和财产情况的总统令。1997年5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担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职务的人应当申报收入和财产情况的总统令。俄罗斯联邦政府组成人员不仅要申报个人收入和财产情况，而且要申报其配偶、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和财产情况5。值得指出的是，该总统令是在俄罗斯联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 建立预防贪污贿赂有效机制的首次尝试。（3）颁布第一部俄罗斯联邦政府法。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6。1997年，叶利钦签署总统令，批淮第一部依据上述宪法制定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法。该法首次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组成人员作出两类限制性规定。其中，一类是限制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利，另一类是规定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申报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义务)7。     （二）推进阶段（普京时期）     自2000年5月任职以来，普京总统采取了反贪污贿赂的许多措施。由于诸多原因，俄罗斯联邦这一时期的贪污贿赂之风不减反增，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在徘徊中前进。当时主要的反贪污贿赂措施如下：（1）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2003年11月24日，普京签署第1384号总统令，成立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8。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向总统提出相关建议，以及制定和落实国家反贪污贿赂的政策等。（2）拟定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2002年，俄罗斯联邦议会下院一读通过了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9。但是，该草案也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制定颁布一大批与反贪污贿赂相关的法律法规。（3）在普京总统任期内，俄罗斯联邦制定颁布了一大批与反贪污贿赂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原则法》10、《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体系法》11、《俄罗斯联邦国家文职公务法》12等。其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从制度上预防贪污贿赂行为。（4）各级检察机关增设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处)。2006年6月，由普京总统提名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恰伊卡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检察机关今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反贪污贿赂13。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在机构改组中，增设了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14。（5）批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等国际条约。2003年12月9日，俄罗斯联邦签署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三年之后，普京总统签署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的联邦法律》。《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的签署，为俄罗斯联邦与世界各国护法机关在揭露贪污贿赂犯罪领域开展协调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15。同年7月26日，俄罗斯联邦批准了欧洲委员会《关于贪污贿赂应承担刑事责任公约》，促进了俄罗斯联邦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的国际合作16。但是，应当指出，履行以上两项公约中所规定条款的工作，当时在俄罗斯联邦国家立法中刚刚起步，直接调整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法律依据几近“空白”。     （三）完善阶段（梅德韦杰夫时期）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宣誓就职，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上任伊始，他就采取种种措施以推进俄罗斯联邦的反腐败法治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有下述三个：     1、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2008年5月19日，梅德韦杰夫签署关于反贪污贿赂措施的第815号总统令。该总统令决定成立以梅德韦杰夫总统为主席，由19人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同时，首次决定在上述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中，设立以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什金为首的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主席团17。     2、批准《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2008年7月31日，梅德韦杰夫签署第1568号总统令，批准由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什金为首的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主席团拟定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并于8月5日向社会公布了该计划18。《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主要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贪污贿赂的立法保障。反贪污贿赂计划规定，2008年10月1日前拟定并提交《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二是为了预防贪污贿赂, 进一步完善国家管理措施。三是进一步完善培养法律干部的措施以及对公民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措施。四是为落实上述措施,而应当首先采取的措施19。     3、倡导制定并最终批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008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联邦法律第273号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0。《国家反反贪污贿赂计划》与《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相继公布和实施，使俄罗斯联邦由“行动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至此，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进入法治化、制度化、系统化阶段。          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特点          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可以看出, 该进程大致上有下述四个主要特点：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坚持从本国现实国情出发、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     （一）坚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     考虑到本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是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又一特点。其主要表现如下：     1、为了解决主要矛盾，反贪污贿赂法第一个草案被搁置。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俄罗斯联邦曾经历了叶利钦为首总统一方和哈斯布拉托夫议长为首议会一方之间、左右两大营垒之间的尖锐对峙以及联邦主体立法大量违反联邦立法的混乱局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联邦统一，稳定国家政局。所以，当时不可能制定出反贪污贿赂法法。     2、在普京时期，尽管贪污贿赂问题已非常严重，但反贪污贿赂斗争没有真正步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道路。这也是迫于当时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需要。例如，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 联邦主体分立倾向严重，大量的联邦主体立法违反联邦立法，对联邦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威胁。当时，在专家学者和选民中，甚至出现了“俄罗斯联邦也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吗”的疑问。因此，在这一时期，“围剿”违反联邦立法的联邦主体立法，维护联邦统一，成为普京总统在任期间的首要政治任务。又如，1990-1999年期间，俄罗斯经济连续十年滑坡，导致物质基础薄弱。普京就任总统后，在2003-2005年独联体三国爆发“颜色革命”的背景下，发展经济，以不发长期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始终是国家的重中之重。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致使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迟迟未能制定颁布。     3、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制定颁布反贪污贿赂法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主要表现如下：（1）普京总统时期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且在销售油气资源和军火方面获得较多利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反贪污贿赂的经济基础21。（2）普京时期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打击，以及“围剿”违反联邦立法的联邦主体立法, 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联邦统一，给反贪污贿赂法治奠定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政治环境；（3）俄罗斯联邦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步，使民众对反腐败法治的呼声和要求越来越高。总之，《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符合这一时期俄罗斯联邦的国情，也适应俄罗斯联邦国内具体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自始自终都在总统的推动下进行，或者说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其主要表现如下：（1）在叶利钦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酝酿制定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虽然该法律草案被搁置，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己经启动22。1997年初，叶利钦总统又在国情咨文中，不仅指出俄罗斯联邦贪污贿赂问题的现状,而且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基本方针和措施。由于叶利钦亲自举起了反贪污贿赂的大旗，所以1996年7月16日《俄罗斯报》曾以《总统命令向恐布活动、贪污贿赂和犯罪开炮》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2）在普京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俄罗斯联邦于2002年酝酿制定了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该草案的制定，使俄罗斯联邦进一步总结了反贪污贿赂立法的经验教训。普京还于2003年11月24日签署总统令，成立俄罗斯联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总统献言献策以解决贪污贿赂问题23。2004年，普京解散了卡西亚诺夫政府，任命弗拉德科夫为政府总理，加速进行包括国家公务制度改革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以便从制度上预防贪污贿赂行为。（3）在2008年5月上任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更加注重从制度上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在组织上，他再次成立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在立法上，加强反贪污贿赂立法的工作。例如，督促制定《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它们的制定颁布，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历史进程。     （三）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开始进入全面快速的“社会转型期” 24。在转型期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社会冲突相亘交织的形势下，俄罗斯联邦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得以顺利进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联邦在总结苏联剧变时期激进式改革惨重教训的基础上，向中国学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以避免国家政局和社会的动乱25。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坚持循序渐进型改革道路的结果。其“循序渐进”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拟定三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的基础上通过反贪污贿赂法。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三位总统长达19年的任职时间里，先后拟定三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并最终在时机成熟时，于2008年通过了反贪污贿赂法。（2）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推进过程，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它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反复修改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不像发达国家法律那样一次定型26。所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修改补充，并逐步完善的过程。     （四）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     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始终是俄罗斯联邦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追求。早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之时，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以竭止当时日趋泛滥的贪污贿赂之风，就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联邦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1990-1999年俄罗斯联邦经济连续十年滑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正是由于转型期特有的困难和矛盾，俄罗斯联邦的犯罪问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呈现出“爆炸”局面27，更加大了俄罗斯联邦对制定反贪污贿赂法的政治需求。其间两易其稿就是最好的明证。在普京时期，俄罗斯联邦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对制定统一反贪污贿赂法的讨论。只是由于普京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所需，才延缓了这一进程。其表现, 是国家杜马仅在2002年一读通过《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草案》28。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伊始，便开始努力弥补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立法上的缺失和制度上的不足，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基础。他先是重组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接着在2008年7月31日批准了《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然后，又于2008年12月25日签署联邦法律第273号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          三、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很有特色的反贪污贿赂制度。29该法的制定颁布，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     （一）明确界定“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确立反贪污贿赂的基本原则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条规定，“贪污贿赂行为”是指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实施的以下两种行为：（1）为了给自己或者给第三人谋取以金钱、贵重物品、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服务、其他财产权为形式的利益，而违背国家和社会的合法利益，滥用公务地位，行贿，收受贿赂，滥用权限，实施商业贿赂的行为，或者自然人非法利用自己职务的其他行为，或者由其他的自然人向第三人非法提供类似利益的行为；（2）以法人的名义或者为了法人的利益而实施上述1项中所指出的行为。与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公布的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中关于“贪污贿赂行为”的界定，明显扩大了“贪污贿赂”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30。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3条确立了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行为的基本原则。它们包括下述原则：（1）承认、恪守和?I卫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原则；（2）法制原则；（3）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公开和透明原则；（4）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必须承担责任原则；（5）综合采用政治的、组织的、新闻宣传的、社会经济的、法律的措施，专门措施和其他措施原则；（6）优先采用预防贪污贿赂措施原则；（7）国家与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和自然人合作原则。     （二）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改变了以往主要靠总统命令和指示惩治贪污贿赂的尴尬局面，为各种护法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的联合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从而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变。     1、奠定反贪污贿赂的法律基础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2条宣布,“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标准,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本联邦法律,其他的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其他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法律文件构成反贪污贿赂的法律基础”。     2、确立反贪污贿赂的组织基础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条和第5条确认了反贪污贿赂的组织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下述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了反贪污贿赂主体的范围。反贪污贿赂主体包括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市民社会机构、组织和自然人。二是对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政府、联邦主体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联邦检察机关以及审计机关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的职权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三是规定由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和其他人组成成立反贪污贿赂协调机关。后者的主要职权包括：(1) 协调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活动；(2)拟定并向联邦总统、联邦政府、联邦会议以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提交相关命令、决议、指示的草案。     （三）从“分散反腐”转向“系统反腐”     《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在2008年颁布实施后，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斗争逐步由“分散反腐”转向“系统反腐”。这不仅表现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为反贪污贿赂主体的联合行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法律保障，还表现在它确定了反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性措施、提高反贪污贿赂效率的基本活动方针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诸项内容。     1、建立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6条规定，应当采取以下基本措施来预防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1）在社会上营造不能容忍贪污贿赂行为的氛围；（2）对法律文件和法律文件草案进行反贪污贿赂鉴定；（3）对希望担任公职的公民提出专门知识技能水平方面的要求，并且依照规定程序审查其提交的各种信息31；（4）把不提交关于自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或者提交明知是虚假的和不完整信息的行为，规定为拒绝录用、解除公职的依据；（5）对公职人员晋升、授衔、奖励、表彰之时，廉政情况是其中的重要考核内容；（6）对反贪污贿赂立法的遵守情况，实施社会监督和议会监督制度。     为了避免公职人员由于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的利益冲突而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滋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可能性，《俄罗斯反贪污贿赂法》第10条和第11条还规定了在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存在利益冲突时的预防和调整程序。     2、确定国家机关在提高反贪污贿赂效率方面的基本活动方针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7条用21款的篇幅,对如何提高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效率作出详细规定。它们包括：（1）在反贪污贿赂方面奉行统一的国家政策；（2）建立护法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与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互动机制；（3）鼓励国家公务员、地方自治公务员以及公民积极参与反贪污贿赂的斗争；（4）建立对国家机关活动的社会监督机制；（5）为相应的活动领域制定统一的禁止性规定、限制性规定和许可制度，以便在该领域保证预防贪污贿赂；（6）对国家公职人员规定统一的权利、义务、限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7）保证政务信息公开；（8）保障大众新闻媒体独立；（9）保障法官独立和司法独立；（10）完善护法机关和监督机关反贪污贿赂活动的组织；（11）完善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的任职程序；（12）为满足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需要而实施的工程招标等要保障公开和客观的竞争性；（13）进一步规范经济领域的各种行为；（14）完善公有财产的使用程序、转移程序和私有化程序；（15）改善国家公职人员的待遇；（16）完善流失国外的涉案资金的国际处理机制；（17）加大对公民和法人诉愿中所包含问题解决情况的监督；（18）将国家机关的部分职能转交给自我调整组织以及其他的非国家组织；（19）裁减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的数量；（20）提高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它们的公职人员因不采取措施消除贪污贿赂产生原因方面的责任；（21）使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限的行政规则和职务规则最佳化和具体化。     3、确定反贪污贿赂的国际合作机制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4条宣布, 俄罗斯联邦依照所签署国际条约的规定，并根据互惠原则，在反贪污贿赂领域与外国政府,外国的护法机关、专门机关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合作的形式包括：（1）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查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址，以及查明参与贪污贿赂犯罪的其他人的地址；（2）查明因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而获得的财产，或者查明作为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工具的财产；（3）在必要时，提供客体或提供物品的样品，以便进行研究或进行司法鉴定；（4）交流反贪污贿赂问题方面的信息；（5）协调预防贪污贿赂的活动以及与贪污贿赂作斗争方面的活动。另外，还规定,未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定居的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士以及依照外国立法成立的具有责任能力的外国法人，国际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外国组织），被控告（被怀疑）在俄罗斯联邦境外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应当在俄罗斯联邦所签署国际条约和联邦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依照俄罗斯联邦所签署国际条约和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8条和第9条，比较详尽和系统地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它规定，希望担任或者已经担任国家机关或地方自治机关公职的人员，必须向所在机关提交关于自己、自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构成国家秘密的“秘密信息”除外）。禁止将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公职人员提交的以上信息用于其它目的或者故意泄露。但是，依照俄罗斯联邦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可以将关于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交付大众新闻媒体公布，以便对其进行监督。任职机关可以独立地或者依照俄罗斯联邦总统规定的程序，向护法机关或其他监督机关查询它们所掌握的关于国家公务员或地方自治公务员的，以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方面的资料，以检查公职人员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加入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时,不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申报义务的公民,以及己任职的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公职人员，将被拒绝录用或者被处分、解职。此外，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有报告向其行贿情况的义务。最后，《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2条还对曾经担任国家公务或地方自治公务职位的公民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五）强化并完善对贪污贿赂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3条和第14条规定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俄罗斯联邦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实施了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均应当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纪律处分。实施了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自然人，可以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根据法院判决剥夺其担任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一定职位的权利。以法人名义或为了法人的利益组织、准备和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或者实施违法行为以便为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创造条件的，可以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对法人适用相应的责任措施。          四、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法治进程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全面而又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意义深远。我国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应当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完善自身。同时，还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切忌急功近利，一蹴而就。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构筑反腐败法律体系     近年来，党中央一直在进行反贪污贿赂的规范制定工作32。2009年9月19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规定：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抓紧制定一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扎实推进一批改革措施，坚持不懈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33。但是，我国反腐败法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进入全国人大的近期立法工作规划。而现实和实践表明，制定一部集司法组织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行政法等于一体的《反腐败法》或者《反贪污贿赂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头等大事。同时，我们还应当适时地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34，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以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35。而这部综合型反腐败法典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原则、具体的制度如何安排，都将成为制定反腐败法典所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尤其是其在《反贪污贿赂法》中所确定的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机制值得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反腐败立法工作中参考和借鉴。     （二）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领导和规划     应当指出，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不仅在于俄罗斯联邦三任总统为首的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还在于对反贪污贿赂立法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例如，2008年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公布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对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工作进行了整体性规划。制定颁布《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仅是该计划的第一点内容36。在我国的反腐败法治进程中，同样需要统一的规划和领导。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作为中共中央印发的第一个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规划，它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的纲领性文件37。有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规划，接下来的主要任务便是贯彻和落实规划精神。因此，为使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需要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要求，大力推进我国的反腐败法治进程，以取得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性胜利。     （三）反腐败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渐进式展开     转型期应当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时期。在社会变革时期，要反对激进主义的改革主张，坚定不移地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38俄罗斯联邦处于转型期的这一国情，决定了反贪污贿赂法治化进程的“渐进性”。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经历了“起步”、“推进”和“完善”三个阶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我国目前与俄罗斯联邦一样，也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腐败问题也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顽疾。在转型期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面临富国强民的主要任务。只有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只有建立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才能深入、顺利地进行。同时，我国的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不可急功近利。     （四）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进程中，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始终是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员最初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 是由叶利钦的总统令确认的39。而它的进一步完善,是由2008年12月30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完成的。在我国，早在1989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由于时机不成熟等种种原因，由法律确认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尚未出台。但是, 我国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最终会确立的。确立的法律形式大致有下述三种：（1）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经验，由我国即将制定的《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予以确认；（2）在《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出台之前,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专门性立法规定；（3）不单独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而是通过修改补充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公务员法》。对比以上三种方案，笔者认为，第一种方案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五）建立健全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腐败综合治理体系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明确界定了“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确认了反贪污贿赂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财产申报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反贪污贿赂制度和措施,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同时，也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确认了一个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贪污贿赂综合治理体系。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立法经验，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1）建立和完善反腐败预防机制。惩治腐败，重在“防患于未然”。而且，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强调要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重视预防”。（2）健全和完善反腐败责任追究机制。要惩治腐败现象，不能仅仅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以及舆论监督的手段，而是要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强化和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由“权力问责”转向“制度问责”，这样才会走出“治标不治本”的反腐怪圈。（3）强化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日益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反腐败法治要始终注意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这为我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4）设立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在反贪污贿赂方面，俄罗斯联邦不仅设立了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联邦议会两院的反贪污贿赂委员会, 而且在总检察院成立了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在联邦内务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等等。笔者建议，我国应在原有的传统型反腐败组织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构建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以利于我国反腐败法治的开展。          刘向文（1943-），男，河南开封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ПбГУ)联合培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生，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本文系郑州大学法学院刘向文教授主持的2011年河南省教育厅重点基地项目“俄罗斯转型期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1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лан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коррупции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http：// www. rg. ru. 2008 / 08 / 05 / plan-dok.html ．此计划无论从直译角度还是从意译角度，都应当译为《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但是，从去年以来, 我国新闻媒体多采用反腐败一词。所以，一些记者和学者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译为反腐败法，将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译为反腐败计划。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在翻译俄罗斯联邦法律和研究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度时，应当尊重俄罗斯联邦存在的客观事实。那种随意将俄罗斯联邦法律或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度都翻译成我国法律和法律制度名称的做法, 是不妥当的。     2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корру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http://www.rg.ru/2008/12/30/korrupcia-fz-dok.html．     3详见刘向文著：《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理论与司法实践》，载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笫331-389页。     4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拟定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议会两院虽通过了该草案，但该草案最终被搁置。（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корру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См．：Андрей Шаров．Спецпрокуратура против коррупции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http：// www. rg. ru.

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在国内引强烈反应 作者：田大校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 16:23:33 阅读量：510次     改革无小事，方向倍敏感。就连世界银行也没有想到，它与中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在中国社会所引发的反应，令人意外地强烈。不仅有“独立学者”杜建国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抗议，有关部门也表示严重质疑这个报告涉及国企垄断部分的根据和结论，世行行长、美国人佐立克也为这个报告进行了说明和辩解。一时间，世行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成了中国“两会”前的热点和焦点话题。有学者指出，世行的报告是“看准了病，下对了药”，还有专家认为，这是“中西医会诊，不求结果，但求过程”，也有人士认为，杜建国“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为了帮助网民朋友全面了解情况，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收集整理了各方观点，与各位网友分享辨析。 　　 一、争议的话题有哪些? 世行中国报告说了什么?据报道，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认为：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需要中国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围绕世行报告引起的争议，主要围绕国企定位而发。报告认为，现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的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开出的药方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向自由市场过渡。而反对方认为，国进民退并不存在，而药方的效果，将会动摇基本经济制度。曾为浙江某大学教授、现自称为“独立学者”的杜建国就在记者发布会宣称：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二、争议的话题引多少围观? 新京报发表评论认为，争议没有什么不正常。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部门表示反对，都无可置喙，前提是，认认真真地做学术讨论。任何研究，即使基于再广泛的基础调查资料，再科学的学术模型，再严谨的逻辑推导，并恰当地置入了变量参考，其结论也可能与结果不相一致，特别是预测性的报告。对于今后18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展望，尤其是一个难题。因为，尽管过去的30年表明，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偶然所得，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实践和理论经验，这些经验在总结、甄别和梳理后仍可以作用于未来经济和社会的演进之中，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转型期的社会形态，有待升级的经济模式，大量消耗的环境资源和人口红利，以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立场，令未来的发展新增了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事实。所以，研究和探讨未来的路径，调整那些因情况发生变化而显得相对不适应的经济和社会模块，意义不必多言。从这个角度说，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花了一年多时间形成的近500页的这份报告，至少是直面并严肃地讨论问题，与此前我们动辄能听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相比，哪种更像哗众取宠，危言耸听，浑水摸鱼，还用比较吗?当然，任何研究，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把问题看得重一些，还是看得淡一些。视角将直接决定对解决方案的选择。世行报告的争议，主要围绕国企定位而发。评论认为，这一争议，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判断。一是对于国企改革是否还在进行的判断，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哪一步的判断。就第一个判断来说，正反双方都可以拿出例子以自证。一方面，央企数量在递减，不少非垄断性央企日子也不好过。另一方面，垄断性央企因为占据过多资源仍为社会侧目。这种矛盾例证，说明央企改革的预期目标和方向并不清晰。而第二个判断，则涉及到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再退回到“姓社姓资”的无意义循环当中。评论强调，因利益争论不要紧，因立场争议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在情绪上发力，而是学术上的再讨论，再对质，并将结果落实到实践中来。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有积极的争议，历史上，这也是改革的来源之一。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本人完全不同意杜建国的说法与观点。杜建国不懂这个报告，也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这种做派已经跟不上国内改革的变化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以国企问题为例，我国的国有企业比重曾有过下降趋势，而近几年来却不断上升，这不是好现象，是改革迟缓的一种表现。国有企业的比重不可以一直上升，应该得到有效的控制。学者 舒泰峰也认为，闹场不是一个好办法。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表达，前提都是需要理性和有序的。从视频看，这位学者“闹场”后两分钟左右就被保安“请”了出去。这个结果很正常。我们印象中，似乎西方国家这种“闹场”的事很多，不足为怪。杜建国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的，理性是学者的必备素养，即使辩论也应当以理性为前提。以强行打断发布会，中断议题的方式介入，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自己的话语权，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人的话语权。别人的话都没说完，你就进行抗议，即违法了起码的礼貌，也对理性的辩论无益。如果报告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也不必用谩骂的方式来反驳。何况，以现在中国媒体的多元化，讨论中国是否应该私有化的论题，媒体上完全可以给空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位学者有很多媒体可以作为发表言论的平台。即使正规媒体上不给发表，这些观点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在辩论权利并没有被剥夺的情况下，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除了理解为作秀，搏出位之外，我想不到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事件之后，网络上立即就有人封杜建国为“民族英雄”。除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引发舆论狂欢之外，也同样看不出这种行为对公众或国家有何意义 　　 三、争议之“火”或继续延烧 ?21世纪网报道：反对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的不仅有大闹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还有掌控117家央企的国务院国资委。如果不是因为国资委此前的反对，2月27日世行报告发布会的规格将会更高，本已列入邀请名单的超百家中外媒体最终也被缩减至十几家。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报道分析，上述消息未获得国资委的证实，但国研中心一人士的说法也侧面证实了上述消息。他说，这个报告刚刚完成，其中对于国企垄断写了很多，结果国资委给国研中心发了一封很长的函，逐条批判这个报告，说中国根本不存在国进民退，也不存在国企垄断，国资委严重质疑这个报告的根据和结论。而发布会现场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抗议也是基于这点。他在发布会现场意外现身，现场演讲抗议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散发宣传材料，造成发布会几分钟的中断。对此，佐利克为《报告》辩护，说中国改革正在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很正常。他还说，中国政府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主动权还在中国领导人手中。报道表示，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国研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月13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他说，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他表示，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杜建国则在世行记者招待会后向媒体表示，我打断了世行行长佐利克的谈话，指出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采取的措施，如银行私有化并减少监管、国企私有化等，非但不会有益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反而会造成极大危害，是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的毒药。事前我就断定多数人会支持我的行为，因为我是站在中国那些本分地勤恳地工作着的普通劳动者的立场来发声。事后的反应证实了我的预判。有很多人甚至称我的行为为壮举，这是过高的评价，因为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只是他们没想到或没条件像我这样在这一特殊的场合采取行动并造成了较大反响而已。事实上，没有我照样也会有另外的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杜声称，有少数人认为我行为极端或偏激，我并不同意。首先，我在会场上的言行并没有过激之处;其次，我发出这样的声音，恰恰是我尊重事实、尊重逻辑的结果，而世行的报告才是既不尊重事实，也不讲道理，更不用提其包藏祸心了，尽管其披着国际权威的外衣。我的抗议信，欢迎大家批评。 还有少数人认为我这是采用了一种借助国际知名机构或人物来炒作自己的巧妙手法。我认为，只有那些将世行或佐利克奉若神明的人，才会认为我是在利用他们来拔高自己。我并不需要这样，因为在我眼里，世行或佐利克只是一帮没有真才实学的金融骗子，因此，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皆可声讨之。而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记者会上宣称，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的构想肇始于18个月前，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主要议题是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后，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简称“国研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以成文。并且，报告所建议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可以在一个仍由国家控制所主导的框架内进行的，并不打算削弱中国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权等，又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世行中国报告这把火烧到哪里，烧向何处，有待网友们继续关注观察。       汇编参考文章：      《 世行猛药来得及时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作者为吴木銮；      《 世行报告引争议 国企改革路何方 》，时代周报，作者为本报记者;      《 国资委:世行报告涉嫌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1世纪网 ，作者为炜玄。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