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作者： 信力建   1、近日，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宏在接受采访时称，按照中国2011年人均GDP3500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折合美元约为5000-6000美元，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点评：但愿别掉陷阱里。 2、吴敬琏【政府能控制权贵？】现在，中国存在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3、在上海即将举行的拍卖会上，将公开拍卖一颗舍利和供奉的器物。消息一出让很多人对此质疑，一些专业人士也予以坚决反对，“别说是高僧的舍利，拍卖普通人的骨灰盒和骨灰，这也是有违基本伦理道德的。”“祖先的灵魂、精神和信仰都拿来换钱，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用金钱来置换的呢？” 4、厦门新规，个人购买汽油需派出所证明与身份证明。据悉，这是厦门首次在全市所有的国字头、民营加油站执行严厉新规，新规由厦门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 《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加油站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 6月9日印发并开始执行。 5、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出访美国，他接受彭博通讯社访问时论及普选特首问题。他指出，香港增加民主，或会导致中央拒绝任命香港人选出的领袖。他首度透露，中央曾否决特首推荐的主要官员，对于特首任命，中央同样具有相同的权利。 6、深圳数十户想住进安居房的残疾人家庭空欢喜一场。由于信息管理系统筛选设置出现问题，在6月8日入围安居房初定名单后一天，他们又被调出。而入围名单错漏百出，身份证信息显示一名仅5岁的男童和一名仅3岁的女童，均被列为“后备级人才”，另一名2岁的儿童更被注为“杰出人才”。 7、中石油从上市首日的最高价48.62元跌到现在的8元，股东户数由187.9万户跌到103.57万户，大约84.33万股民割肉离场。假如投资者在上市首日最高价48.62元买入，那么每年分红率仅为0.65%。相比已经跌去的40.51元股价，粗略计算，若靠分红回本（保持年均每股分红0.3148元），股民需要等待128年。 8、刘志军律师称刘志军374套房不实，刘志军除了受贿所得的6460余万元外，其他没有获利。刘志军案所冻结的374套房产，其中337套是伯豪瑞庭酒店的房产，绝大多数是酒店客房；另外37套的所有权涉及十几个人及公司，都属于丁羽心及其亲友以及其他相关公司的名下。 9、经证实，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13日提出与邓文迪离婚。默多克发言人称，此前半年，他们的婚姻就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邓文迪现年44岁，比默多克年轻38岁。他们在1999年6月结婚，育有两个孩子。有消息称，邓文迪可能获得10亿美元以上补偿。 10、深圳市将建立师德师风档案，以后教师逢年过节收受家长、学生财物，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列入灰名单，情节严重的，列入黑名单，并清理出教师队伍。 11、去年，刊登在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杂志上的一份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铅比其他亚洲新移民高出44%。报告称，虽然这一情况堪忧，但随着一些措施的实施，前景不可怕。 12、中国经济增长堪称世界奇迹，上证指数却从10年前的2245点跌到现在2149点，扣除新股发行因素还剩不到500点，十年增长为负数。而同期货币发行十倍以上，房价上涨十倍以上，一般商品至少上涨五倍以上，亿万投资者亏损累累，数十万亿资金蒸发。 13、昨天，广州市环保局在官网上公布了首批50条(54段)河涌5月份的水质监测信息。监测信息显示，中心城区仅荔湾区的大沙河达标。所有50条河涌达标率只有22%，且集中在郊区。据估算，到2010年广州在治理河涌方面投入达486亿。 14、今年被称作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截至5月，全国699万名应届毕业生签约率仅3成，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业竞争最激烈。据悉，上海应届生平均月薪为4859元，位列全国之首；其次为北京，平均月薪为4746元；再次为深圳，平均月薪为4494元。 15、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日前公布了2013年中国最佳雇主评选结果，包括联邦快递、麦当劳、诺华集团、万华化学、万科、星巴克、易安信、英特尔、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在内的十家企业入围最佳雇主榜单。 16、城镇化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政策何时推出备受关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透露，国家发改委将在下月推出有关城镇化方案，而今年秋季召开的三中全会将会订出政策，尤其是户籍改革方面。 17、@_-冰翼-_：美国的朋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等，个个被美国压榨得繁荣富强；中国的朋友：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伊朗、坦桑尼亚、赞比亚等等，个个被中国赞助得一贫如洗…!!! 18、热钱自全球新兴市场撤退的脚步愈来愈快，从大陆抽腿的资金量，更创下5年来的新高纪录。全球资金追踪机构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在截至5日的单周内，超过40亿美元资金从新兴市场股票基金中撤出。 19、【贪官被刑事追诉求生秘籍】1、进去后，不要撕咬上级和同仁；2、死扛，要有点硬骨头，扛住事；3、庭审流泪，对不起党，对不起家人等；4、认罪被判入狱，等风声小了，悄悄保外就医；5、花藏匿的钱，没被揭发的同伙资助，善终。而要完成这些，关键是要与时俱进，譬如做中国梦，不用“碰瓷式”律师。 20、李安为内地电影“开药”：抢钱、抄袭、缺乏创意、盲目相信大牌，热钱想方设法进来 。这是电影市场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之前先后搞垮了台湾、香港电影，现在同样的版本正在大陆上演，我希望不要把大陆同电影搞垮。（中国新闻周刊） 21、日前，宁波冯先生和徐女士各收到十几张EK36开头的伪钞，警方介入调查。据报道，近期在青岛、辽阳等地也出现同样开头的假 币！银行工作人员提醒：这些伪钞的纸质摇动起来不是很脆；盲文区有凹感，金线区发暗，水印区发暗；头像区头发纹理不清，没有质感。（信息时报 ） 22、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两岸都没有办法掌握说不发生天灾地变，但是我们一定有足够的智慧让炮火相向的日子永远不要再来。让我们的子孙不要再有，永远不要有炮火相向的日子，民族内部的内耗是死路，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提要] 谈到城镇化问题，吴敬琏表示，政府主导的用大量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这样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 　　 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在于选择了正确的顶层设计 　　今天想要跟大家共同商量这个事情叫“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实际上讲讲我个人认为怎么重启。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改革的路上，站在什么节点上，我们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先从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大讲起。我认为十八大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为什么它具有重大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就是在过去几年的两种顶层设计，或者用过去的话来说，两种顶顶层设计之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意见。过去一些年，我们经济上社会中各种矛盾积累起来了，而且正在激化，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中国想出去，看起来大概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顶顶层的设计，大的设计。另外一种就是从本世纪初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在前两三年，似乎在社会上，在舆论界，甚至在民间渐渐的变成了占有优势的一种思路，一种顶层设计，顶顶层的设计，这就是开始叫做顶层共识，后来叫做中国模式。英国的《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东亚国家的说法叫做维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 　　这两种观点，两种方向，两种顶顶层设计在过去几年中有激烈的争论。那么，十八大我认为它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十八大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品质，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 　　这样就把重启改革，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但是，在我们欢呼这种重大成就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确定这个顶顶层设计，确定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并没有完成我们所要进行的事宜，它只是一个重启改革的第一步。比照过去的经验，我们如果说有全面改革，这是第三轮了。第一轮可能是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88年的国家体改委做的中期改革规划，但是很快就因为出现了1988年的经济不好，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没有执行下去。第二轮是执行下去了，这就是从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继续改革，要搞市场经济开始，到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93年的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谓50条决定，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方面和这些重点方面改革的方案，并且把这些改革方案汇集起来成为一个总体的设计。从1994年开始就执行这个总体设计，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很多调整，接着是1997年补了一个课，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写入了《宪法》，正是这一轮改革，它奠定了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能够崛起的基础。 　　比照过去这些经验，我们要做全面的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项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当年叫做目标模式,现在叫顶层设计，或者叫顶顶层设计。第二件事儿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那么，从这个比照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现在在哪一时间点上呢？后面的事情还很多，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它的难度也许比起来一个比一个难，对第一个目标确定来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第二布局，所以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中央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的建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二五”规划，它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呢？就是现在市场经济是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巧有非常巨大的一个系统。 　　所以，一方面它是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我们过去习惯这种做法，现代市场经济可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体系，你就很难边干边想。有人说，是不是经济工作会议最近也说了，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琢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说的积极一点，就是说应该鼓励基层的、地方的制度创新，不能禁止压制基层的创新。可是，这种创新一定是在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的。比如我这种创新是不是加强所谓中国模式，加强强势政府，加强海量投资的搞项目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呢？这个好象会有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地方有好多创新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上海市退出竞争性部门的计划，上海发起的营改增，还有广东的简化工商企业注册手续、清理审批制度。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层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有价值？而且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各个地方，甚至中央机关的支持呢？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下、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进行的创新。这跟我们改革初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已经整个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要是能够改进，一切办法都可以用，那个时候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原因，就是重视顶层设计和中体规划。 　　另外一个是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你对它的设计不能够以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然后拼起来变成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这就跟我们为什么最早提出顶层设计来，就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搞电子政务，各个机关、各个地方都搞了自己的系统，它专注于买谁的电脑，用谁的操作系统，买哪些外围设备，结果这个全国的系统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信息的专家们就提出说这个网络工程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意思就是你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的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所以，到了“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引用了当年我们在建设网络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次讨论，用了一个简化的表达，就是要重视顶层设计。我想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那么，怎么来做呢？我想应该是这样，首先就是问题导向，从分析我们当前突出矛盾它的体制性原因入手去分析它，然后就能够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这些重点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是第一件事，可以从这里入手。第二就是把这个研究综合起来，围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个中心，作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经济、市场监管、行政改革、法制体系等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后还需要有一个很权威的机关，党和政府的权威的机关，把各项改革方案、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也可能再提出不同的方案，加以比较，加以筛选，而且要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关系来提出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只有解决体制性障碍 才能提高城镇化效率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城市化。一方面我们这个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因为从人口来说，占51%，而且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没有真正的实现城市化，因为我们大概有2亿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弟，他们并不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业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化需要加快，它确实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需要加快。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效率已经很低了。那么，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这个城市化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效率有两个效率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的投资投入，大量的土地投入，而实现的城市化水平要按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内容当然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按人的城市化来说，它实现的不是很高，所以效率是很低，这样是不能持续的 。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这样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我们城市化任务还很重，用这样低效的办法是无法支撑的，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这个城市化，就是摊大饼，不管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 这两个效率低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加快，另一方面现有的方式又不能持续，我们就需要研究，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这个事儿就弄不下去了，或者弄下去了，但是造成的长期的消极后果很严重。那么，有些什么呢？前段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梳理了一下，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因为他们的产权就形成了运用这个差价支撑，非常浪费的实现城市化，造成所谓的土地财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城者都也，城就是政治中心，是这么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排列出来，到底体制上的原因是哪些？掌握了体制原因以后，就是知道要扫除这个体制性障碍，有效率的体制化，或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个提法非常好，只有解决了这些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城市效率才会提高。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主要矛盾都需要做这样的深入分析才能最后总结出来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我们才能绘制出我们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最后讲一点就是要做好，设计好、执行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一定要群策群力。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坚定民众的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如果设计出来以后，执行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有很大阻力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党的领导方面和普通民众，和学者、传媒大家共同努力来把它做好。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的发言，文字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日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表示，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 　　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 　　吴敬琏说，“两头冒尖”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性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的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停顿、倒退，回到旧体制？如果是新体制逐步扩大，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 　　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城乡分割这个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得原来在农业或者传统产业中就业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城市中的比较高效率的行业，使得我国增长中的效率提高。由于我国能够更多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我国的生产效率有了提高，这就支撑了我国改革30年来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更是加快，使得我国在最近20年的G D P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到了201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吴敬琏说，“就是说这个旧体制的遗产阻碍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他认为这种旧体制命令经济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在中国来说，一个是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因为这种模式是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一定是依靠资源的投入，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的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另一个后果是，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大量干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因此腐败的蔓延很难制止，不管是用思想动员还是用严刑峻法。 　　吴敬琏认为，想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模式。目标模式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原有模式则是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干预，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增长，东亚国家的讨论中把它叫做威权发展模式。 　 　转模式存在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指出，中国旧的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恰恰应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做出的分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他分析的就是当时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模式。马克思说，这样靠投资来维持增长，结果一定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一是产能过剩。因为投资增加，产能就不断的扩大，而消费率降低，表明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在19世纪很典型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来说，因为分配的格局是由生产的格局决定的，投资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收入分配中，就造成了所谓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由于选用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国在“九五”计划以后明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法就是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从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的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成效有限。吴敬琏认为，原因总的来说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我国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于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就以一个很简便的办法拿到了大量的低价土地。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掌握住这么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就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G D P崇拜，这个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于是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表现就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率。这就使得各级政府会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 　　第三，价格扭曲。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各种资源的价格，各种上游产品的价格都要往低里定，这就促成了一种粗放增长方式，就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的畸形发展。 　　“十一五”进一步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把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进而实现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问题仍然出在体制上，关键在于我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体制。 　　 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吴敬琏认为，中国的状况是即使有了一部分市场，也还是停留在很低的发展阶段，所谓原始的社会经济阶段。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创新往往会夭折。结果就是我国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号召很多，但是进展甚微，于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这样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了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消费不足、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问题，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吴敬琏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考虑怎么突破这种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的状况，全面进行改革，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商品经济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说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今年已经是这一概念提出的第20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概念的提出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顺序、改革的进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规定。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照这样的一个总体规划全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总体规划对于我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国就能够在20世纪末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 　　但是，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它还有很多命令经济的遗产。特别是关于政府的职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吴敬琏表示，我国当前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法制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吴敬琏说，旧体制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寻租这种制度基础的扩大。寻租造成腐败。在旧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下，认为腐败是市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影响造成的结果，所以就加强政府的控制，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政府力量的加强又使得寻租的基础进一步扩大。 　　 改革共识在困境中形成 　　吴敬琏说，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再杠杆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危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 　　然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遏制腐败。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吴敬琏表示，从实际状况来看，确实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被短期效益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创新，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比如在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这个本来从上面到下面很多人有顾虑，但是上海试点以后，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瑕疵，但是很多地方都明显地看到了它对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所以从上到下，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到许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参加试点。 　　从北京来说，近期各界人士对于顶层设计有很多讨论。包括对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还出现了关于公共品领域、财税改革、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的大讨论。 　　“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吴敬琏表示，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建立法制。对于非人格化的市场来说必须依靠规则的执行，也就是说要靠法制。所以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问与答 　　问：如何得到全面推进改革的动力？ 　　答：21世纪以来，确实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呢？不是这样的，它是由一些特别的因素造成的。因为在一个强势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官员手中的权力很多，而且在威权主义的政府中官员往往是不受监督的，于是许多官员变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得到利益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而他们手中又有权力，所以使改革寸步难行。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已经成长壮大了。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即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那么高，但是它的绝对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就我的观察来说，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初期，新成长起来的以专业人员为主的白领或者中产阶层往往带有自己的弱点。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状态突然得到了改变，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短期的利益。从东亚国家你可以看到，包括我国的台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素质的提高，随着我国面对的各种矛盾变成了切肤之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他们的利益自觉性和公民意识，这样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改革的推动力量。 　　问：您对当前推进的金融改革有何看法？ 　　答：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包括信贷市场、投资市场、证券市场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从银行体系来说，中央银行提出的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管问题。因为金融业有它的特殊性，特别是它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所以监管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所以要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所以正确的监管路线，应该是严格执行强制性的信息对称制度。比如说证券市场的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地向全社会披露，来改变证券市场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实质审批”的政策监管路线，用审批制度来监管。 　　因为审批制度涉及管理层的许多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很难改变。似乎最近中国证监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证券市场的正常化，不光是证券部门就能解决的，它牵扯其他好多问题。比如从微观角度来说，它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些上市公司自己的业绩、未来的营利能力是不是能够提高之上的。从宏观角度来说，跟监管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扩张。货币的过量扩张，造成流动性泛滥，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改革，不是光靠金融体系本身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来源 :  华商报 ( 西安 )    采访吴老时，他刚刚参加完一个会议， 7 点就早早起床的他，在中午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时没有丝毫倦意。在谈到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时，吴老仍然是用谨慎而真诚的语言，回答着记者的每一个问题。       “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话，再高也没有意义” 华商报：自 2010 年一季度在“四万亿”的刺激下，在创 12.1% 的反弹高点以来，我国 GDP 增速进入长达 9 个季度的下滑通道，并于今年二季度创下金融危机后的新低点 7.6% ，直逼 2009 年一季度的 6.6% ，当前中国经济无疑正处于 2009 年以来的这轮经济周期的尾部和谷底。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将触底反弹？迎来复苏？   吴敬琏 :  经济是不是要到底部，现在不知道。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讲不能求快，不能只要求经济的增长率 , 还是要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一个根本问题，不在于速度高低，在于增长的质量，质量是什么？质量就是效率，如果你还是靠投入资源，就是靠投资来支撑经济的增长的话，再高也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是靠效率提高和支撑经济增长，即使速度低一点，有实惠，能够持续，这个更有意义。   华商报：那么中国的经济怎样才能提高增长效率呢？   吴敬琏：提高经济的增长效率其实就是要靠改革，效率不能得到提高，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根本的原因都是体制性障碍。这些年来，国家关于效率提出的口号已经很多了，方向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实现的程度不是太好呢？就是因为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要靠改革才能解决。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我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重写 1992 年、 1993 年的辉煌！   华商报： 11 年前您的“股市赌场论”后，中国股市便进入了 4 年多漫长熊市。当前中国股票市场持续下跌，估值连创新低， 2011 年以来 A 股市值蒸发近 10 万亿元。有人说，五年大跌的周期已经结束，牛市即将到来，您怎么看？   吴敬琏：对于股市，我的观点是不要去追求短期的牛市。最近股市有一些反弹，但是我很担心，我很赞同近期证监会发言人所说的，他说，股市有所反弹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发改委的功劳。因为发改委新批了一万亿的项目，就是不要误导，就是不要期望 1 万亿项目马上就见效。此外，只靠证监会自身的改革，不能解决股市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的上市企业有没有效率，是中国股市发展的根本问题。因此无论是证监会的改革还是发改委审批的项目，这些都不能完全解决我们企业有效经营的问题，因此，中国股市要真正好转起来，还有赖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以 1 万亿项目不可能很快地见效，不要以为股市来了个反弹就说好了，已经见底回升了，或者说改革已经起到了成效了，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总的还是希望经过改进一新的设计，非常有力度的执行，全面地改革推进，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地缓过来。当然宏观经济政策上，你要做适当的微调，保证股市不崩盘。但是你要想靠宏观的短期政策，就是货币投放来根本改变股市局势，这是不可能的。   　　“不用老盯着三驾马车”“现在的情况就是恶性循环”   华商报：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中期前景，您认为“三驾马车”如何拉动中国当下经济？   吴敬琏：我一再说不用老盯着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是一个短期政策调整，它不能解决我们的长期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是因为体制有问题。中国经济要在走出周期性收缩后迎来中长期的较快增长，必须依赖更长远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   比如说，拉动内需你不经过深层的改革，不改变增长方式，内需拉动起来，结果拉动来、拉动去就是投资，这是投资需求，这是政策可以拉动的，投资需求投资在 GDP 的比重中，占得越大，这些矛盾就越突出。   现在我们在 GDP 中，你从生产方面来说，就是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消费的比重越来越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使得内需持续的提高呢？因为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   现在的情况就是恶性循环，因为你用投资拉动，最终需求在下降，然后你又用更多的投资去拉动，这样做的另一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而消费始终是上不来。那么解决这个矛盾另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分配改革，就是政府出钱，帮你消费。   政府出钱让你消费的结果是什么？税收得增加，税收不增加，政府的支出来自哪里？因此，税收增加以后，蛋糕不是会越做越小么，这两年对于企业来说，税负实在太重了。   今年估计第四季度又会是这样，税收得大跃进，不跃进的话，政府投的那么多钱，该怎么办？   　　 “可是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吴敬琏：最近我到过一些地方，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然而各地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去年主要的办法是引进央企，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引进央企投资，从几千亿到两三万亿。今年的做法许多省份如出一辙，自己作出了气魄很大的投资规划。上星期初各地报来的投资规划大概 7 万亿，到周末已经到 12 万亿了，而现在的数字已经达到了 17 万亿。可是这些钱从哪里来呢？中国经济不能靠大量印钞票了。   　 　“人民币是国民承担， 所以要很谨慎”   华商报：当前的中国经济无疑仍然处于金融收缩的过程中，这其中货币政策的执行失当难辞其咎，面对持续走弱的经济，央行在实质性宽松政策的执行上一再拖延，“预调微调”的宽松表态并未完全落到实处，你怎么看待中央政府在近期的货币政策？   吴敬琏：近期中央不管用降存准还是逆回购的方式，我认为都对的，总的来说是扩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需适可而止。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增长率大概是 7.5% 到 8% 之间。但是货币的增长是多少呢？达到了 14% 的增长，也就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比产出的增长高一倍。   去年年末，我们广义货币流通量对 GDP 的比率已达 180% ，这是世界之最，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就是票子太多了。的确，经济下滑的太厉害会崩盘，政府需要发钱来微调，不能够太多。我们国家跟美国不一样，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发的票子是大家承担的，我们发的人民币是中国国民承担，所以要很谨慎。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进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又不能冲又不能紧，要说这两年来，中央银行是做得很不错的。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我的看法是用短期政策，就是三驾马车的调整，银根放松维持它，保持经济不要崩盘，但改革是根本的出路。   　　“流通货币量过多， 是房价高企的根本原因”   华商报：作为中国经济另一个支柱，你认为未来房地产走势会是怎样的？   吴敬琏：房地产看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因为高房价的问题，还是有货币量的问题，因为人们手里有钱。固定资产，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特别信那个。所以根本问题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投资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和外需。结果都会造成流通的货币量过多，流通货币量过多，这是房价高企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收缩货币量它跟一个短期的稳定有矛盾。所以这个办法在哪里呢？办法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效率支撑增长的分量更重，投入来支撑增长，它分量降低，那么就脱出困境了。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   　　记者手记  瘦小身形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气场    在大家印象中，吴老是瘦小的，可是只有走近吴老时，你才能感受到瘦小身形的背后，吴老有一种强大的气场。这种气场不是一种强势，而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权威，和令人尊敬的谦逊。听过吴老讲话的人都知道，他的声音是纤弱的，可语言内容却是犀利的，他的语言如一把把利剑，直指问题要害。在经济学界吴老是有争议的人，而对他的争议来源于他敢讲真话，与记者对话中，吴老依然保持着同样的风格，对于经济存在问题，从不避讳，直面问题核心。   本报驻北京记者   顾哲瑞（以上根据对吴敬琏先生专访录音整理，未经吴先生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