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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非理性的，作为法西斯一方的德国和日本，自然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可是如何去审视德日民众“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这点上，德国无疑做得远比日本更好。”   这篇文章让我写了好几年，最早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动笔，原稿改了又改，中途有好几次想弃之，但最后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然而我觉得自己还写得有欠妥之处，故名曰“初稿”。 怎么给本文开一个好一点的头，一直是让我头疼的问题，思来想去后，我决定先简单地说下自己对日本二战片的观感，其特点有： 其一：无论是谴责日军暴行、还是给军国份子擦粉，都只是“少数派”，大多人更热衷于描述战争的残酷性、及其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伤害（尤其是原子弹和东京轰炸），但不追究制造“伤害”和“残酷”的祸首是谁。此外常见的类型还有刻画日本军人之间的“美好友谊”。政治观点“忽左忽右”、立场暧昧不清、既承认日军行为的不义、同时又展现日军“忧国忧民”的片子亦不在少数； 其二：日本影视作品普遍认为，日本陆军野蛮专横，而海军则文明理智，因此陆军有时候会扮演一下邪恶的压迫者，而海军则更多时候是以“保家卫国”的正面形象出现。日本剧作家对战争发动者的谴责，往往只停留在对陆军上，不包括海军，更不包括日本天皇； 其三：“保卫国家”与“活下去”，是绝大多数日本二战作品会出现的台词； 其四：日本影视作品普遍认为，二战的暴发时间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东欧开始，而日本则是从珍珠港事件后才卷入战争，并不包括从1937年的七七事件到1939的长沙会战这段时间； 其五：日本影视作品对德国人的批判力度远远大于对作为同盟者的自身，德国人一般以极其反面的形象出现，但日本剧作家们似乎不认为日军和纳粹是一路货； 其六：右翼认为日本会卷入战争，完全是美国所逼，日本军方是在忍无可无的情况下发起自卫反击战（因此珍珠港事件就不是侵略了），而日方战败的原因则是由于美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此外日右还认为，日本之所以发起战争是为了“从美英鬼子手里解放亚洲人民”； 其七：日本二战作品反映日美恩怨的较多，反映侵华战争的相对较少； 其八：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侵华战争的描述，往往只局限于伪满地区（日方称为“满洲国”），其次是上海； 其九：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将日本投降称为“终战”。 其十：这一点是最重点的，大多数喜欢观看战争片的观众只是纯粹的军事迷，喜欢战舰和坦克的模型、还有仿真军火，这些人本身的历史观很淡薄。仔细调查一下日本战争影片的收视情况，就会发现无论立场是左翼还是右翼，只要影片对军事武器和场景布置有着高度的还原，就能赢得很高的关注度，纯粹以故事内容取得高收视的作品并不多。所以左翼作品受到关注不意味着“正视历史”，右翼作品获得热销亦不代表“死不认罪”。 那么，作为动漫大国的日本，又出产过哪些涉及二战的动漫作品呢？ 其实这个话题太广，它并非一篇文章就能讲完的，所以我在文中所提到的种种，只是沧海一粟。 一：左翼反思 这类作品往往能够涉及战争历史的本身、或者从人性的角度去反思战争。 1：《三个阿道夫》 手塚治虫的名作，书如其名，讲述三个“阿道夫”的故事，即：犹太人阿道夫、德国人阿道夫、以及我们熟悉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从题材来看，就不难得知这是一部以欧洲战场为主的作品，但与许多有意“区分”德日两军性质的日本影剧不同的是，《三个阿道夫》正式将日本视为纳粹的同流合污者。手塚的这部作品在连载之初，就注定了它将不同于其他漫画，因为它不是在动漫杂志、而是在新闻杂志上连载的。本作至今未被改编成TV动画。 希特勒如今已经成了恶魔的代名词，张口痛骂恶魔这人人都会，可恶魔是怎么诞生的，却鲜有人愿意去思考。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中，纳粹团伙不再是一帮只会张牙舞爪的怪物，从而有了“人性”，可是，“亲切”的母亲把毒药塞进孩子们的口中，“和蔼”的父亲拉开手榴弹炸死自己的家人，这些所谓被“美化”的脸孔，不正比“面目狰狞”更令人恐怖么？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冷静的疯狂”。 只会一味地谴责恶魔、却不会去思考恶魔形成的过程，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拒绝承认希特勒最初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就等于拒绝承认人经过性格扭曲后就会变成希特勒，而这种将希特勒划为“异形”的思维方式，与当年纳粹的种族划分并无本质区别，当年的德国人若能冷静下来去审视“魔族”犹太人，也许世上会再多几份辛德勒名单。 除了《三个阿道夫》，手塚还在《火鸟：大和篇》中影射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篡改，不过这个故事改编成动画时，被和谐掉了这一思想。 2：《石之花》 涉及欧洲战场的动漫，还有一部作品是不得不提的，这就是坂口尚的《石之花》。 故事背景发生在二战时的南斯拉夫，男女主角分别是游击队员和集中营里被关押的女性。 不过，与其说《石之花》是一部二战作品，不如说它是像《现代启示录》那样，试图从人性的角度去解剖战争的扭曲面，所以故事的主题，其实大于“二战”这个背景。 3：《中国的天空》 《宫崎骏杂想笔记原画集》里的一篇插画——《中国的天空》第6话：“九州上空的重轰炸机”。本篇改编于中山雅洋的同名小说，只有四幅画，但这足以在笔者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了。故事取材于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中国空军东征日本一事，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句话时一定会惊讶：“什么？八年抗战时我们飞到过日本的领土上边吗？”答案：是的。当时在宋美龄的提议下，徐焕升组织起了一次“空袭”活动，派两架轰炸机把无数张写着《告日本国民书》的传单飞到日本国土上到处抛撒，最终两架战机安全回归祖国。这次“纸弹空袭”在当时轰动了西方世界，空军飞行员回来时被人们当作英雄般地崇拜。被一个空军弱国这么一搞，日本天皇也感到颜面尽失，很快将这件事掩盖了下去。当初在新四军军旅作家胡兆才的《血战》上看到此事时我真觉得一股热血沸腾，想不到这件事在宫崎骏笔下重现了。笔者看过的日漫绝对难以数清，漫龄也超过二十年了，但从来不盲目地哈日。宫老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观，笔者是感到很高兴的。 4：《国家燃烧》 这是一部在日本倍受争议的漫画，因为故事中有一集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主角（一个日本商人）亲眼目睹到了日军拿起刺刀砍死中国平民的场面，惊讶得说了句：“这就是日本军人的真面目！”这一集一经推出就引起轩然大波，日本民间亦分成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两派。 很快日本右翼就向刊登本漫画的杂志施压，后来本书的单行本发售时亦删掉了南京大屠杀的情节，这一举动又再度惹来议论，有人批评作者本宫广志是借用敏感话题来为自己的漫画炒作，但也有不少人称赞本宫勇于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际创作这种正视历史的作品。随后日本的左翼网友成立了本宫广志的后援会斥责出版社无能，而右翼则在媒体上宣称应该正视历史问题，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所谓“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反日人士妖魔化日本的企图。 本宫本人则说：“《国家燃烧》，正如它的名字所说，讲述的是国家（指日本）因发动侵略战争，而使战火蔓延，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很多人因为国家的意志而饱尝悲苦，甚至丢掉了性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战争呢？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一个漫画家，无论如何也要写一写。” 不管如何，《国家燃烧》确实是刺激到了日右们，不少右翼言论抨击本宫“编造”、“歪曲”事实，还有人为此专门写文章“检证”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详见：http://www.geocities.jp/nankin1937jp/page044.html）。 5：《苍天之拳》 原哲夫的《苍天之拳》是《北斗神拳》的前传，书中涉及到了大量日军暴行的剧情，如日军的细菌战、卢沟桥事件等等。原哲夫也很注意当时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如灵王对主角说的那句话：“日本人是侵略者，和日本人相爱的人就是汉奸！”话虽激进了点，但很真实地表达出了一个中国人在那种时刻的想法。 不过，以上这些都在动画版里被“和谐”掉了，剧组有意地删除了日本军旗的画面，而灵王也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沦为“种族主义”者，原著中气愤的表情到了动画版则成了狰狞。 看来“和谐大法”，并非只是我国的特长。 比较认真地反思日军暴行的作品，还有《六三四之剑》的作者村上纪香的另一部作品《龙》，不过这部漫画比较特殊，具体下边再说。 二：右翼招魂 右翼作品，也就是美化侵略、将军国份子视为“英雄”的作品，这类书在日本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很大，不过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却还要属以黄文雄为代表的“日藉台湾人”和“日藉华人”的那些媚日著作。 就涉及二战的漫画书而言，黄文雄的“代表作”有《中国入门：麻烦邻人的研究》，该书又名《新支那论》，此外他写过另一本二战书籍《日中战争——“中国八年抗战”掩蔽的真相》。黄文雄多次称南京大屠杀是国民党为了丑化日本编造出来的谎言，南京事件中的死难者都是中国督战部队屠杀的，此为国民党自导自演，与日本人无关。 黄文雄是个坚定的反华份子，也是“台独联盟”的成员，曾参与过刺杀蒋经国的计划，后来到了阿扁政府里担任官员。除了以上两本书，他还著过《中国食人史》、《中国没落史》等等50多本书“批判”中国。 关于右翼系作品就说到这里吧，反正内容都大同小异，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些基调：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日军解放亚洲人民、美国佬欺人太甚、日本军人为国牺牲、日本天皇无罪、外国人无权干涉参拜靖国神社的自由、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强加于日本人的压迫…… 还有一些作品，与其说是右翼，不如说是作者政治意识弱得缺根筋，比如《礼武战奇谭》，这部时间背景发生在日俄战争时期的片子，其实是一部卖肉的后宫片，还有一些作品则将山本五十六塑造为穿着暴露的性感美女……估计这些片儿还没被左翼人士声讨之前，就已经先把右翼份子给气死了。 三：抚伤之作 也就是反映战争给日本人带来创伤的作品，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这类作品在日本是最多的，是日本二战电影真正的“主旋律”，其数量远远超过反思片和招魂片。 这种类型的代表有：《再见萤火虫》、《玻璃兔》、《夕岚之街，樱之国》等等。 1：《再见萤火虫》（《萤火虫之墓》） 很多人以为本片的导演是宫崎骏，其实真正的导演是我的偶像高畑勋。 本作是一部经典的“喊冤片”，故事剧情骗走了不少中国网民的眼泪，以致于当初我写文章批判本片时竟被千夫所指，其中有一个女网友还斥责我说：“难道感动也要分国界吗？批判日本人，你还不够格！”对此，我只能无语。 高畑勋的作品我一直很喜欢，富有思考性，但本片传达的内容我实在无法苟同。相比之下宫崎骏倒是曾画过短篇漫画《中国的天空》歌颂抗战时的中国空军。 我之所以批评《萤火虫》，绝非是鼓吹日本平民不应该被同情，更非宣扬种族论。的确，二战时期有不少日本平民也遭受了磨难，不幸地死于战火之中。可是，造成这一切恶果，又是谁引起的呢？是发动战争最后引狼入室的军国主义者？亦或单纯只是“美国佬凶残”？ 我可以肯定地、绝对地说，如果《萤火虫》能够对军国份子作出批判，那么就可以更加突出小人物的悲剧性，更能引人反思，我们之所以同情好莱坞大片里的那些不幸的美国大兵，不正是因为他们被政府利用了么？但《萤火虫》剧组只是一味地喊冤、再喊冤，指责美军那无情的炮火，却不去思考造成悲剧的根源，仅此而已。这才是我批评《萤火虫》等“喊冤片”的主要原因，一个人去欺辱他人，事后却不断地大声喊自己遭到了对方的反抗，被打得很疼、很惨，那又凭什么资格去获得他人的谅解？ 我同情清太，同情节子，同情每一个战争中的受害，无论他（她）是哪国人，但我坚决将《萤火虫》这类只会喊冤却不会反思的影片反对到底。 我绝非在全盘否定日本动画里的人性思考，亦非否定高畑勋，我否定的只是《萤火虫》。如果你想看悲伤与感动，请移步《龙龙与忠狗》；如果你想看日本人对二战的思考，请移步《三个阿道夫》；如果你想看战争给日本人造成的扭曲和创伤，请移步《望乡》……总之，在反映残酷的现实上，《萤火虫》并不够格，思维片面之极，是一部失败的反战片，它和《赤足小子》这样直接控诉战争的作品相比，还要差了一大截。 为什么德国人将索菲•朔尔视为“十大伟人”之一，不是因为她“反对纳粹”，而是因为喊一句反战口号、扔一张反战传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在整个德国，那些“懂事”的大人们都保持了沉默，只有这个平凡的、普通的、只有22岁的女孩勇敢地做这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儿。德国人在战后用索菲的故事来审视自己曾经的软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更不是借口！ 像《萤火虫》这类强调“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的作品在日本多的是（本片的真人电影版在反思上更加薄弱），看一部就够了，否则总有一天，你同情不敢像索菲•朔尔那样去承担起反战义务的日本民众会远远大于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 《萤火虫》控诉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摧残，首先这是无可厚非的，可问题是它并不追究发动战争的元凶，纵观整部影片，仿佛“元凶”仅仅是美国大兵，而那些把日本人民拖进战争火海的军国份子却没有受到半点批评！在这点上，《萤火虫》凭什么和早它半世纪的《西线无战事》相比？！ 2：《夕岚之街，樱之国》 本片的主题和《再见萤火虫》相似，只是背景换成了核弹爆炸。 剧情不断地在现代和二战两个时期回来切换，突显战争的残酷，以及对和平生活的期望。 其他的就不用多说明了，这类故事都一个基调。 这部作品曾被拍摄成真人电影，但我看了一点后就看不下去了。 3：《玻璃兔》 影片前半部塑造出了一股很狂热的好战情绪，这很容易让人将本片列为“右翼电影”，其实耐心看到最后的话，就会发现本片还是属于反战的一类，正如那本“你长大了就会看懂”的《乡愁》里的一首诗： “这位少女，我不曾见过，也不曾交谈过，当然也沒有恨过，这样的人，我却要去杀她。素昧平生的人，像我一样写诗，一样为莫札特流泪，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远征，去杀害这样的人。我现在非常渴望，当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时，少女可以仰望天空，微笑梦想着未来，希望这样的新时代，可以快点来临。” 敏子的父母都死于美军的炮火，因此她敌视所有的美国人。可是片尾当她在一个美军的项链里看到了他的全家福时，又渐渐地放下了那颗仇恨的心，此时曾经参加过军队的哥哥也望着照片中的美国小孩说到：“说不定……我差一点就杀了这孩子的父亲，幸好战争已经结束了……” 接着，幸存下来的日本小孩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念出了本片最有意义的一段话： “发动这场战争，对日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可怕和悲伤的事不断地在发生而已。战争会让人类毁灭，所以发动这次战争的国家，必须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当日本与其他国家发生纷争的时候，绝对不会再用战争来打败对方、把自己想要的结果强迫对方同意……只要和别的国家和平相处，把世界上其他国家当成好朋友，日本一定可以永远强盛下去，所以，希望可怕的战争不会再度发生了，也请以后不要再发动战争了……” 以上这段台词说完后，敏子将手中那颗象征着日美仇恨的子弹扔向了海边，此时此刻，她终于明白了人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片中常有高喊军国口号的情节，其实那个年代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本片只是如实地反映了出来，这不能说明作者的政治观有问题。但是，本片处理这些敏感话题的技巧，明显远不如美国内战片《冷山》、德国二战片《斯大林格勒》，后两者在展示人的好战情绪时，也很巧妙地插入了反战思考，表现了战争的非理性，而《玻璃兔》却只停留在父母不希望儿子战死这点上，此外没有对战争的疯狂作出更多的描绘，难怪乎有人以为这是一部给军国主义招魂的片子。 总体上，《玻璃兔》虽然比《萤火虫》还要喊冤，并将所有的战争责任都归咎于当时的政府高官，但这部作品还是具有让人思考的地方。 4：《少年青空之夏》 北条司最严肃的一部短篇集，原名《Melody of Jenny》，国内曾译作《难忘青春之夏》，台湾则译为《那年的夏天很笛子》。 本书由《梦之青空》、《无尽的苍穹》、《那年的夏天》三个剧情独立的故事组成。 《梦之青空》发生二战爆发前，日本人村川和美国人乔治因为同样喜欢棒球而结为朋友，但日益紧张的日美关系却使两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心目中的棒球之梦也随之破裂。后来村川回到了日本，继续着他的棒球事业，但太平洋战争暴发之后他被征召入伍，乔治也参了军并被派驻到硫磺岛上，两人最后都战死了，而他们俩共同的朋友由子——一位美籍日本女性则被关入了集中营，从此生死不明。总之这个故事充满了悲剧性。故事中还明确地将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定性为侵略。 《无尽的苍穹》则类似于《再见萤火虫》、《夕岚之街，樱之国》之类，强调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伤痛。故事中随处见到一些人物高喊反美口号和军国主义言论，很容易让人将其理解为给军国主义翻案，其实北条司只是重现当时的社会场景而已，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当然就是整天喊这些话，而女主角则显然是反战的，二战结束后，她不愿去祭拜战死的男主角，这个情节很有意义。 《那年的夏天》可以说是最有反思色彩的一章，这个故事将战争描写成人间地狱，除了杀戮还是杀戮，没有任何道义可言。主角是逃离战俘营的美国人大卫和一群逃离教育所的日本小孩，在交往的过程中，双方逐渐跨越了种族、国籍、年龄的障碍，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相互扶助着一起度过难关。然而东京轰炸激化了日本人对美国人的仇恨，大卫最终无辜地死在了日本人手中，留下的，只有那支见证了这段悲伤历史的笛子…… 战争是非理性的，作为法西斯一方的德国和日本，自然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可是如何去审视德日民众“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这点上，德国无疑做得远比日本更好。在德国的影视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德国人的沉默、盲目爱国、对政府的无条件支持，给纳粹的横行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德日人民就好比强盗的家属，当强盗外出洗劫时，他们不加以制止，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难不死受害者反过来报复他们。对于这一点，德国人很认真地去作了思考，而日本人则更多地强调自己被报复时所遭受的伤害。对于两者的区别，有人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有人则认为是“外在压力”，笔者觉得两种观点都不妥，应该是“内在”与“外在”皆有之。但德国在反思二战的历史问题时，绝不是浮于表面地说几下“抱歉”，他们往往能够从更为深层的角度去打动你的思考。 我在看过诸多二战片之后，最大的感想就是，很多时候破坏性最大的，倒不是“残忍”和“凶暴”，而是那颗“纯朴”的、“敬业”的、“正直”的、“无私”的“爱国之心”，那股“平庸的恶”。 美国影片《刺杀肯尼迪》里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看好你的政府，别让它乱来，最后毁掉了自己的国家！” 四：左右摇摆 除了以上三种类型，还有一些作品在日本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的立场也许忽左忽右、也许亦左亦右、也许不左不右、或者暧昧不清……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原因很简单，日本是个商业化很强的国家，一部影视作品最在乎的是票房和收视率，而不是政治立场，所以在某些作品中就可能出现既承认侵略行为，但同时又“安抚”日右的情况，而对战争的残酷性也只是停留在“埋怨”而不是“批判”上。其实这类作品，才是最能代表日本民间态度的。 1：《次元舰队》 这部片子在中国网上很受好评，但我个人感觉这片实在很平庸，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情节拖沓之至，说教色彩太严重，台词占去了90%的剧情，显得非常罗嗦。 当然本片还是有优点的，动画版的第7集明确地将二战时的日本定位为“侵略国”，而最后几集则反映了美国军人的情感世界，可谓比较公正。 故事讲述和平时代的军舰穿越时空来到了二战时期，在他们眼中白种人和黄种人都不是敌人，可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各国领导，都对这艘装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战舰涎垂三尺…… 本片的作者说：“日本人挑起了一场与美国和世界各国为敌的战争。这是一场倾全国之力投入杀戮的战争”。这话似乎说明了作者还是承认日本在二战中是非正义的，确实片子里的主人公们虽然是日本人，但并不与日军同流合污，他们的价值观认为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是人，双方的生命都应该获得尊重。 虽然本片是比较“左”的，但我个人认为作者川口开治是比较“右”的一个人。如果说《次元舰队》勉强还能被中国人接受的话，那么川口的另一部动画《太阳默示录》则除了YY还是YY，这片子里还将台湾称为“亚洲的一个国家”。 2：《战地启示录》 松本零士的代表作之一。书里头的人物造型为Q版，而武器则比较写实。 故事以德军和日军为主角，每一集独立成章，主要描述战争中的人性。 虽然松本并无美化法西斯之意，但松本却是个浪漫主义者，在他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战争往往很“理想化”，以致被人批评假大空，而且反思不足。 但总的来说，这部作品还是比较可看的。 本作曾被改编成动画版，但只有其中三个故事。 3：《龙（RON）》 故事的主人公押小路龙（又名“李龙”）是一个中日混血儿，作品以他的视线串起中日两国的近现代史，时间跨越了整个旧中国史——从满清灭亡到日本投降，其间登场的历史人物很多，包括：鲁迅、河上肇、东条英机、沟口健二、溥仪、马占山、小津安二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江青、周作人、阿桂姐、黄金荣、杜月笙、郑苹如、内藤高治、甘粕正彦、以及影射金日成的金升龙等等，登场的政治组织亦囊括了：满清保皇派、国民党、共产党、朝鲜抗日力量、日本野心家…… 和许多立场暧昧的日本二战漫画不同的是，本书作者是以较为中立的角度去评述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对日军的侵略罪行持以否定态度，并不避讳日军的暴行。 不过本作的结局却也让人无法接受，作者虽然同情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也歌颂共产党的抗日事迹，但他同时却认为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故事最后主角投奔达赖去了。因为这个结局招来争议，于是在本书被NHK改编成真人电影时，将这个情节给删掉了。 这种类型的影视作品在真人电影中亦常见之极，可以说是日本政治氛围的一种体现。 战争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将人变成数字，如何宏观、平等、不带政治意识形态地去思考这些“数字”，日本人的路子还很漫长，别国的人民亦同此。 五：德国视角 日本动漫也有不少反映纳粹德国的作品，有时候还是以德国人为主角。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人在看待纳粹德国时，没有了政治上的包袱，所以对德国人的批判，日本动漫可谓从来不手软，在对其进行严厉谴责的同时，对战争的思考也更为有深度一些。 不得不说日本人在这方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在反思作为纳粹盟友的自身时却往往显得很娇柔造作，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 评价别人，的确远比评价自己来得容易。 1-2：《三个阿道夫》、《石之花》 （这两部作品前边介绍过了，不再重述。） 3：《香芭拉的征服者》 《钢之炼金术师》剧场版，TV版的续集（2003年的版本）。这部动画电影单独列出来看，没有多大意义，推荐结合TV版的剧情来观赏。 故事发生在二战之前，中间穿插着众多真实的历史事件。这部影片对当时的德国还是描述得比较客观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有狂热的纳粹信徒，有修兹这种信奉纳粹但良心未泯的普通人，有无家可归、迷茫的吉普赛人，有弗里茨•朗这样被纳粹排斥但始终爱着祖国的“异端”，有阿尔方斯这样一心报国、但政治观很单纯的青年…… （注：弗里茨•朗是德国犹太导演，代表作有：《大都会》、《凶手就是M》、《马布斯博士》等。） 4：《泥泞中的虎——宫崎骏杂想录》 除了《中国的天空》，宫崎骏还创作过三部描写苏德战争的彩色短篇漫画。这些故事虽然是以德国人为主角，但并不站在纳粹德国的立场上，当然也不偏帮德军的敌人，“枪来炮去”是这些作品最常见的画面，且没有任何政治性的评论，反正是完全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故事，宫老头可以说真正办到了“事不关己”。虽然宫老头在作品中把德军开涮了一番，但同时也对俄军进行了调侃，而美军也很不幸地在最后一刻加入到了被恶搞的行列。 这部短篇集包括了《泥泞中的老虎》、《豚之虎》、《汉斯的归途》这三个二战故事，都是改编自真人真事。有趣的是，故事中所有人物都是以“猪头”的形象亮相（参照《飞天侠红猪》），而宫崎骏本人也在作品中客串（他当然也是“猪头”啦～）。 《泥泞中的老虎》是根据德国二战坦克王牌奥托•冯•卡利欧斯的事迹创作的漫画笔记。卡利欧斯曾以两辆坦克击溃苏联的精锐第一坦克旅独立重坦克团，并成功地全身而退，虽然是为纳粹立下的战绩，但却令军事学家们大为惊叹，反复地对这场以弱抗强的战役加以研究。不过史学家更关注的还是魏特曼击溃27辆英军坦克的事迹，其实卡利欧斯所面临的困难绝不亚于魏特曼，这种关注度的差异反映了世人普遍对第二战场的夸大和对苏德战场的忽视，亦对苏军很不公平。 《豚之虎》的主角则是汉斯和保时捷博士（没错！就是你熟知的那个保时捷），和《泥泞中的老虎》德军的“光辉”形象不同的是，本作的德军多少显得有些狼狈。 《汉斯的归来》（又名《坦克兵汉斯》）是《豚之虎》的续集，主角依然是汉斯。讲述的是德国战败之前，汉斯和几个德国人逃亡的事。不过这么严肃的主题到了这个故事里却变得很搞笑，宫崎骏毫不客气地拿苏美德三方的军人大肆恶搞，而将同情的目光放在了几个头脑简单且笨手笨脚的普通人上，当然，宫老头没有什么恶意，纯粹是在讲一个类似于《虎口脱险》的喜剧故事而已。 除了以德国人为主角的作品，纳粹德军亦经常活跃于其他日本动漫作品之中，不过基本上都是扮演些小丑类的反派角色。 《黑礁》一片里就有主角痛宰新纳粹的情节，不过在现实中，“新纳粹”不一定就是德国人，相反，在俄罗斯、波兰等当年被纳粹德军侵略过的地方，反而更盛行“新纳粹”。 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真善美》（又名《音乐之声》、《仙乐飘飘处处闻》，曾被好莱坞搬上电影），则严厉谴责了德军对奥地利的侵占。（这部动画片有个情节让我至今难忘，奥地利被纳粹占领后，全国上下都在高喊“希特勒万岁！”，但崔普家的孩们却在用发音相似的德语喊“鸭子跌倒了！”。） 《Hellsing》等作品，同样是对纳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希特勒作为纳粹的首领，自然也是难逃被日漫恶搞的命运，比如《龙珠》的某部番外篇来了次反派大集合，被复活的大恶人中就有希特勒。 六：边缘作品 有些作品不是以二战为主题，但涉及到了二战，例如《恶灵猎人》、《云的彼端，约定之所》等等。 1：《恶灵猎人》（《奇幻贵公子》） 小野不由美的作品。动画版的第18-19集，中国人林先生和主人公麻衣之间来了以下这段对话： 麻衣：“为什么林先生对我总是很冷淡的样子呢？” 林：“因为我讨厌日本人……” 麻衣：“！…………为什么……？” 林：“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中国做了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连这种自觉和常识都没有的日本人，我很不愿意和他们相处！” 麻衣：“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虽然日本做了对不起中国的事，但我情愿林先生讨厌我不是只因为我是‘日本人’……” 林：“我并不是讨厌你，只是生理上的反感无法消除罢了……” 不得不说小野不由美对中国人的心理分析很到位，也很客观。 ……（删节）…… 林先生说“连这种自觉和常识都没有的日本人，我很不愿意和他们相处！”，那么，什么是林口中的“自觉”和“常识”？其实就是他前边说到的“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中国做了什么”。 林并非一个逢日必反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他只是讨厌那些没有“自觉”和“常识”的日本人，讨厌那些侵略了中国却连起码的一点歉意都没有的日本人，讨厌那些干尽坏事但事后却还表现得“理所当然”的日本人。 ……（删节）…… 日本的二战影片和二战漫画，我算是看过不不少了，可是真正能够打动我并引发我去思考的，却只是林和麻衣之间这段短短的对话——它出自小野不由美的这部与二战毫无关系的作品。 （以上评论，摘自我写过的一篇影评：《从林先生与麻衣的对话，思考中日关系》，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a1ccf0100c8ud.html） 2：《人间失格》 《青涩文学》是与二战没有关系的作品，然而片中《人间失格》的第二集，则有提到日军杀害张作霖并侵占中国东北一事，剧中的女记者希望编辑能够将这一暴行公诸于世，但却被热衷于报道八卦新闻赚取眼球的编辑否决掉了。虽然不是二战影片，但这部作品是改编自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二战前夕日本社会的状态。 3：《黑塔利亚》（《国拟人》） “黑塔利亚”其实是“hetalia”的音译，据说这个名词是从意大利的“italia”改变而来，本片原名《Axis Powers hetalia》译为《轴心国》更准确些，中国地区为了避免敏感政治话题将片名译为《黑塔利亚》或者《国拟人》。光看片名，就知道故事是以意大利人作主角的，不过……国内有些同志却干脆译为《意大不利》、《意呆利》、《百无一用意大利》、《废柴意大利》……Orz……（当然这些译名大概没有什么实际的恶意，主人公“意呆”在中国的人气很高） 这部动漫有意思的地方是将各个国家拟人化，用人物的个性来折射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并不包含什么政治立场，纯粹的少年动漫而已，所以一经推出就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地区大受欢迎（支持者多为腐女），不过由于主角们的特殊身份，这片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具体的就不多说了。（另外，由于故事中有段韩国人叫中国人作“哥哥”的情节，结果引发了韩国人的不满甚至暴发抗议游行，最后韩国官方不得不宣布停播这部动画。） 4：《铁腕女警OVA》 日本不乏涉及二战的电影和动画，但在思考历史问题时，大多只是流于表面，或者拍成《战争与人》这类充满政治色彩的红色经典，完全是从政党的利害角度去谴责二战时的日军，真正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审视二战的作品并不多。 所以1996年由川尻善昭执导的OVA版《铁腕女警》显得尤为难得，这部并非以二战为主题的作品，对二战历史问题的思考，却要远胜于许多日本二战片。 在这部只有4集、全长120分钟的作品中，涉及到了诸多敏感的历史问题，如二战时曾进行过人体实验的日军细菌战部队（该系列最有名的是731部队）、美军在战后给这些部队提供庇护、日本政府对此刻意隐瞒等等，而从片中那些老兵的生活状况，也让人看到了他们并没有受到战后的审判。 在日本影史上，如此直面这类敏感话题的，大概也只有早期熊井启的黑白电影《帝银事件》和《日本列岛》了。 5：《神隐村杀人事件》 除了《铁腕》，和细菌战事件相关的动画片还有《侦探学院Q》中的《神隐村杀人事件》（动画版第16-21集，漫画版第17-29章），表现手法相对隐讳了许多，没有《铁腕》那么直接了当，但毕竟是日本少有的涉及这类话题的动画作品。 也有一些动画，只是单纯地以二战为背景，但不打算解释当中的历史问题，比如《闪光的逆袭》，这部名义上发生在二战前期的作品，实际上只是一部单纯的科幻片，二战在片中的位置显得可有可无，这种题材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说得通。新海诚的代表作《云的彼端，约定之所》同样是属于这类型，这个故事其实与二战没有关系，日本南北分治的设定只是为了剧情的需要而已。 七：二战之外 我并不认为日本人是不会思考战争的，如果跳出“二战”这个圈子，日本可谓不乏对战争进行反思作品，如《银河英雄传说》、《火鸟：太阳篇》、《火鸟：乱世篇》、《奇诺之旅：和平之国》、《幽灵公主》、《风之谷》等等，这些作品都很认真地去思考战争的残酷性。甚至有时还会涉及军国主义，如《此时此刻的我》就对军国主义教育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索，这部作品拥有一个看似温馨的片名，却有着一个冷酷的故事，当年上映后大受好评，在海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 不过，每当题材涉及二战时，日本作家们就会变得扭扭捏捏、欲言又止，一提到“关键话题”时总只是“点到为止”，很少会去深入其中思考缘由。 而此类作品在表现战争的非理性时，大多只停留在强调日本人民的生命应该获得战胜国的尊重、或者是隔靴骚痒的“检讨”上，真正以人为本地去反思战争的并不多见。而日本人普遍认为平民对二战的暴发完全没有任何责任，也有一些人将所有的“责任”（不一定是“罪责”）归咎于“军部”（尤其是陆军，并非整个军国政府），并认为平民会上战场，完全是军部强迫的，没有哪个平民是自愿上战场的。所以在日本的影视作品里，往往看不到类似于《帝国的毁灭》里那句反思普通老百姓的战争责任的台词（纳粹头目戈培尔说：“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如今沦落至此，是他们咎由自取！”）。 日本影片有时会出现一句“错误的战争”，但这种话不完全是从道义去反省发动侵略战争给人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更是指战略布置的失当，意指“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无能的陆军目光短浅惹恼了美国，结果招来灾祸。正如我前边所说，日本民众普遍认为他们是在珍珠港事件后才卷入二战，且往往钦佩海军而鄙视陆军。 在日本民间，能够正视历史的人士并非没有，但政治形势不容左翼作品在市场上占有过多的份量，本宫广志的《国家燃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就像我们虽然否定那个“动乱十年”，但不会在主流市场上去反思这段动乱史，即使在2006年30周年纪念日时亦是如此。 若要归根结底的话，那又会扯出很多政治话题，具体的不多说了，这不是本文的主旨。不过笔者认为，“中日问题”、“中越问题”、“两岸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美问题”，没有美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包庇（包括日本天皇和731部队），就没有后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 相比起日本，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就要全面了许多，德国的二战影片拷问的对象上至政府、中至军队、下至民众，可谓无所不包含，正是当年整个民族的盲目狂热，才导致了后来的战争悲剧。 德日两国的影视在二战后的经历几乎是相反了过来的。日本在战争刚结束时，拍摄了不少痛责法西斯的影片，如《我对青春无悔》、《战争，和平》等等，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日本二战片开始变得暧昧不清起来，到了现在，反而很少去直接描述军国政府的作品了。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国人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基本上是在回避二战话题，之后开始逐渐尝试讨论，并拍摄了一些相关的二战影剧，但最初只简单地停留在谴责纳粹上，到了后来，德国电影在取材上变得越来越广，责问的对象开始延伸到整个民族，并积极地参与了各部反映犹太大屠杀的影剧（著名的作品有《莉莉•玛莲》、《玫瑰围墙》、《何处是我家》、《第九日》、《六重唱》、《死亡终点站》、《犹太失乐园》、《母亲的勇气》、《仁慈之心》、《黑色星期天》、《善意的谎言》、《过客》、《钢琴师》、《再见，孩子们》、《休战的天空》、《命运无常》、《黑皮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所能相比）。如今德国电影已经跳出了单纯的“认错”和“道歉”，从更广的角度去反思历史问题，比如《过客》一片，就思考了和平时期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恩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浪潮》，说明了即便在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今天，想要培养出一群狂热的纳粹少年，只需五天时间足矣（该事件的原型发生在自由女神所在的美国）。 我在整理这篇文章时，并不想对日本的二战影视作简单的谴责，也不想借此提倡“中日友好”之类，更不想表明所谓的“立场”或者“主张”，我只是写下了自己的一些观感罢。 在看了数百部各国拍摄的二战片后，我渐渐感到，思考“战争”这一责任，并非只是德国和日本的问题，真实的二战，远比我们想像的要来得复杂，如美国包庇731部队、而且在战时曾出售武器给德日两国，苏联勾结纳粹入侵波兰并炮制卡廷惨案，波兰侵略捷克还积极参与屠杀犹太人，法国人崇拜贝当政府并组织志愿军进攻苏联，匈牙利勒紧裤腰带支援纳粹发动的战争，英国对印度人的屠杀堪比纳粹暴行，基督圣地梵蒂岗百般讨好希特勒赢得了政治利益，西班牙是二战中唯一一个和盟军携手庆祝胜利的法西斯国家，此外仇视犹太人的并不只有德国人，欧洲各国在二战时都积极地将犹太人送往纳粹的集中营，可在战后，他们却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几个纳粹身上…… 这些历史话题太复杂、太沉重，不是写一篇文章、也不是笔者所能总结的，思考战争，其实是所有人的责任。

“我们常常发现，那些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政权，更容易被外力干预所动摇和左右；而在经济政治危机交织压力下的政权，也更容易被外力左右。在承认国际干预和外部介入成效的同时，必须关注威权体制的内部脆弱性。” 始于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犹如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情景剧。先是由街道商贩自焚引发的社会骚乱，在短期内导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促成了“茉莉花革命”。随后该地区的巴林、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阿曼、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叙利亚等国，接连出现社会动荡与政治变革。许多观察者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革命、叛乱、暴动，“内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运动” ，或是缺乏明确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群氓行动 。然而，还有研究者将阿拉伯之春看成“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前三波相比，这一波浪潮不仅没有越过中东的阿拉伯世界，而且还是以这一区域为中心。 并且，在这一波民主浪潮当中，西方国家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试图以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理论出发，解析国际势力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干预契机、作用手段、策略选择与实施效果，力图把握国际干预在阿拉伯国家转型中的作用机理，并证明外力干预最终只有转化为内部因素才能够发挥效力。 一、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理论：文献回顾 与民主转型的结构主义论和精英主义论相比，国际因素理论注重从威权体制的外部视角来认识转型过程。广义上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理论，是指在国际结构性要素和国际行为体的推动、鼓励和强制作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民主转型或者过渡的过程；狭义上仅指国际行为体在推动威权体制转型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在上述定义中，国际结构性要素又包括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文化与社会交往，以及国际意识形态和传播秩序 ；而国际行为体则包括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种国际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 国际干预理论的潜在预设是，对于非自由体制而言，民主可以通过外部影响，被“鼓励”、“塑造”和“支持”，从而实现民主过渡与转型。虽然早期政治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赖于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的成长等条件。 但国际因素理论则从中受到启发，它们期翼通过外部援助来孕育民主化的基础条件，推动受援国渐进的民主化进程。也正是在这一乐观主义主导下，二战之后美国积极向“非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并附带政治改革的条件，旨在实现美式的“民主输出”。亨廷顿对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正是利用其超级大国地位，对于拉美、东亚、东南亚和南非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欧盟也在1980年代开展“民主提升与保护”计划(DPP)，旨在推动中东北非的民主转型，以及中东欧的民主巩固。 然而，长期以来，民主化的主导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因素，不论是结构主义论还是精英主义论，都将民主转型看成是国内政治过程的结果，外部国际因素只是发挥次要、间接、乃至微弱的影响。 并且，国际干预能否对于目标国的民主进程产生积极作用也充满争议。例如研究者发现，西方的经济援助可能诱发受援国出现大量的寻租、腐败以及内战，进而对民主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西方援助本意在于推动受援国的市场化改革，却可能孕育一批不劳而获的寻租官员，他们可以大手花钱却不用担心向民众增税。 当政府财政不依赖于民众和商业组织的纳税之后，当政者也就失去了压力和动力去建构民主的回应体制。 大笔的外援还可能导致政局不稳，受援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围绕国际援助进行你争我夺的暴力斗争，导致政府的解体。 特别是一些腐败的执政党，为了独占这笔“意外之财”，将极力排斥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加入政府的政策过程，因此政治制度受到破坏，政治分歧显著，民主出现恶化。 因此，西方援助可能会进一步巩固当政者的统治能力以及市民社会的萎缩，或是导致更为严重的政治动荡而非民主。 显然，上述研究主要从宏观上探讨国际因素对于威权体制转型的影响，探讨的是作用方向而非作用机理，并且对于国际干预的认识也局限于经济援助或制裁层面。而实际上，国际干预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形式，如军事打击、舆论谴责、价值输送等等，因此国际干预与民主转型的复杂关系需要更为深入的解析与探讨。 二、国际干预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形态与机理 阿拉伯之春为观察国际因素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窗口。一是干预主体与干预目标之间泾渭分明。实施干预的国际势力主要包括美、英法德等国，以及欧盟和北约组织；而目标国则被上述国家视为“非民主”的中东阿拉伯国家。二是干预手段十分丰富。与传统政府间的经济援助相比，此次干预的方式更为多元，价值输送、经济制裁、军事干预、援助反对派势力等等纷纷采用。三是干预效果及时呈现。由于这些中东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不同的干预手段及其成效，可以通过国别比较加以观察。 （一）价值推送与执政合法性 通过从外部向目标国进行民主价值的输出，侵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执政合法性，是国际干预的常见形式。美国决策层认为，正是由于缺乏民主才导致中东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盛行，因此对于这些缺乏民主传统和社会基因的国家，唯有进行民主价值观的外部推送，才能推动这一地区的民主进程。 因此，在“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其“大中东计划”，试图用“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该计划所涉及的27个国家中，巴林、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阿联酋等国均位列其中。而从计划的内容来看，包括为政治选举提供技术帮助，促进议员的国际交流和能力提升；培训女性领导者，提供基层法律援助；支持新闻媒体独立；向从事民主、人权、媒体、妇女组织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专业培训等。 这一计划旨在通过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传递，以及“民主中坚人士”的培训，慢慢侵蚀了这些国家执政者的合法性。 除了“大中东计划”之外，从1990年代中前期，欧美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启动的“民主促进”计划达600多项，这些计划大多经过半自主的民主中介机构加以实施的，内容包括对于潜在意见领袖如政治上活跃的妇女，议员候选人、法官、法学专业学生、记者、教师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加以培训；再通过他（她）们游说政府、要求渐进改革和发展自由，用以刺激来自市民社会的民主“需求”。 而事实上，这一计划的实施为这些阿拉伯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民主意识”的社会精英，他们在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自然成为现有威权统治的反对者。因此不难理解，接二连三的社会骚乱，让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气急败坏地认为，暴力和流血事件由“隐身团伙”策划和指挥，而他们又是“被国外敌对势力收买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他们散布谣言、歪曲事实、蓄意挑动社会动乱，目的是破坏突尼斯的社会稳定和安宁。 （二）舆论谴责与外交压力 如果说价值输送是一种长期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方式，采取外交声明、国际舆论、国际组织呼吁、谴责等舆论谴责，会对目标国形成道义、舆论和外交上的压力，进而导致政治上的变革。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使用“惊讶”和“不满”来批评突尼斯政府处理国内骚乱的方式，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指出，我们谴责暴力，突尼斯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和平集会以及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对于利比亚政府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这是“残暴的和令人无法接受的”。针对叙利亚的镇压行为，美国抨击巴萨尔政权“不合法、不道德”，呼吁所有国家放弃支持巴沙尔政权并支持叙利亚政权过渡。对于这些非盟友国家，舆论谴责只是第一步，随着事态的发展与恶化，西方国家往往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 然而，在对待盟友的内乱上，美国的作用与表现却温和的多，恰好验证了亨廷顿的观点，“就像主教和教皇的公使一样，充当了威权政府与反对派的调停人”。 面对埃及政府镇压民众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方面谴责埃及政府的行为，警告埃及如继续以暴力方式镇压反政府示威，将停止对其经济援助。但同时，他又要求“埃及政府和示威者都要谨慎处理，千万不要诉诸暴力。”埃及政府应该顺应人民的意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决定和埃及政府及人民共同努力。”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盟友来说，这一谴责同样会形成巨大的外交压力。该国领导人会意识到，一旦其主要合法性来源–西方强国的政治支持被抽走之后，他也将随之失去执政的内部正当性。正是在美国的介入下，穆巴拉克在埃及威权统治大体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 （三）经济制裁与社会危机 经济制裁是较为常见的国际干预形式，具体包括停止经济援助、限制进出口贸易、关闭外贸通道、冻结国家及其领导人海外财产等。面对国际制裁，不同形态的国家所采取的反应也有所差异。一党制国家往往会进一步提高主要支持者的恩惠以获取他们的支持；军人政体则会扩大开支，特别是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工资；相比之下，个人政体则会削减各项支出，提高镇压民众的成本。 虽然经济制裁的效果不及军事干预，但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也将会重创目标国的经济实力，引发连锁反应，如经济拮据、民众生活困难，社会危机进而出现政局动荡。从制裁的效果来看，单一的经济制裁手段、较短的制裁时间和单方面的制裁，都难以使该手段奏效。 在阿拉伯之春当中，西方国家往往将经济制裁作为舆论谴责和外交手段的升级，并且更常用于敌对国。2011年2月，美国宣布冻结卡扎菲和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卡扎菲及利比亚高官访美，冻结美国控制的利比亚政府、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商业往来。欧盟同时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同年6月，美国又宣布对9家利比亚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实体实施制裁，包括3家银行和6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2011年8月，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对叙利亚实施单方面制裁，内容包括：冻结叙利亚政府在美国权限内的一切资产、停止一切美国对叙利亚的投资、禁止向叙利亚出口油气产品、禁止从叙利亚进口油气产品、禁止一切美国个人与企业与叙利亚政府交易等。随后，美国又宣布制裁叙利亚外长、总统政治和新闻顾问和叙驻黎巴嫩大使，资产其冻结和禁止商业往来。2012年8月，美国宣布制裁叙利亚国营石油公司。经济制裁使这些国家遭受经济上的重创，外部经济来源被封闭，影响到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进而成为社会危机与动荡的导火索。 （四）军事干预与政权垮台 相对于上述各种手段而言，军事干预既包括给予反对派武器支持、协助军事训练，也包括亲自发动军事打击和武装战争。军事干预往往会带来违反国际法、侵犯主权国家以及人道危机等后果，因此往往是国际干预的最后选项，但却是最有效的手段。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国家使用军事干预也十分谨慎。从目前来看，除了利比亚以及美国扬言军事打击叙利亚之外，其他几个国家均未使用军事干预。 而之所以对于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也为形势所迫的策略。由于该国反对力量太过弱小，无法独立推翻现有政权；同时对于利比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西方国家难以通过内部渗入的方式培养出自己的代理人。因此，西方国家借助于利比亚的部落矛盾，并辅之以军事行动，来推翻卡扎菲政权。由于利比亚曾属于法国的殖民地，并且法国在当地仍然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因而法国担当了军事打击利比亚的急先锋。2011年3月，以法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发起了实施“奥德赛黎明”行动，向利比亚发射导弹袭击；在随后的5个月内，北约配合利比亚的反对派武装进行了多轮空袭，最终帮助其控制了政权。军事打击的成本十分高昂，据报道，北约维持在利比亚禁飞区上空巡逻的每周支出达1亿到3亿美元。从2011年3月19日至21日对利比亚的3天轰炸，花费就达7100万美元。在持续3个月的战争中法国军事打持击利比亚已花费1.6亿欧元。 三、国际干预因素的内部转化与影响 显然，对于国际干预对于目标国解体的影响考察，任何单因论都可能陷入掩耳盗铃的解释困境。我们常常发现，那些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政权，更容易被外力干预所动摇和左右；而在经济政治危机交织压力下的政权，也更容易被外力左右。在承认国际干预和外部介入成效的同时，必须关注威权体制的内部脆弱性。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干预手段与成效的差异，可以通过对这些国家内部因素的考察，如政治合法性的降低、社会危机恶化以及自身实力的弱小等因素来加以解释。 （一）政体合法性的减损 政体合法性体现在民主制度的建构程度、政治选举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政治自由的保障程度等，最终落实到公众对于当政者统治的认同度。政体合法性低的国家，不仅遭致国内反对派的不满和抗争，也会给国际干预提供良好的契机。阿拉伯之春中的各国，世袭制、家族政治、裙带关系盛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政治合法性先天不足，造成抵御外部干预的能力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信息化背景下，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渗透，领袖和高层负面新闻在新媒体上的曝光和扩散，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威权政体合法性的流失。 根据美国学者葛迪思研究，威权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个人政体、一党制和军人政权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威权体制的稳定性也有所差异。 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也门、埃及等五国政体带有混合型政体的特征，融合了强人政治、一党制和军人政权的三重特性。在上述五国中，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执政24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执政30年）、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33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执政42年），都是长期专权的政治强人。执政时长最短的者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2000年从执政29年的父亲手上接过权柄执政至今。此外，这些国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子承父业”的世袭色彩。除了叙利亚之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让其子贾迈勒担任该国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副总书记兼政策委员会主席，便于接掌总统职位。2011年1月，也门国会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任期限制，总统阿里·萨利赫有意把职位让与其子艾哈迈德·萨利赫，后者担任该国特种部队和国民卫队司令。此外，卡扎菲的长子、五子和七子也分别在利比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部门担任要职。尽管这些政权都有一个带有装点门面式的政党，如埃及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也门全民人民大会党以及叙利亚复兴党。然而，由于这些威权领袖通过家族政治、军队、伊斯兰教和政党，掌控着政治选举和国家权力，使政党的功能受到极大限制。因此，这些弱合法性的政权，在面对西方的舆论压力，外交攻势和军事打击时，不仅获得国内民众支持甚少，而且还出现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府高官和军事将领纷纷叛逃，再次证实这一体制的脆弱性。 （二）社会经济危机的恶化 国内社会经济危机的生成与恶化是国际干预的重要契机。经济危机表现为经济发展滞后，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失业率高等；社会危机体现在社会结构失衡，精英与民众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严重割裂和断层生成。面对多重外部干预，如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援助控制、内部战争以及出口控制，拥有高度的经济绩效能够确保威权统治更加稳固，而低迷的经济增长会同外力干预相互作用和发酵，导致独裁者的下台。 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丛生，导致社会骚乱与政治动荡，不仅形成内部的体制脆弱性，对外部干预的抵抗力大为降低。如利比亚依靠石油资源保持较高的经济绩效，2009年人均GDP即达9000多美元，但获益群体却十分有限，动荡前的利比亚失业率高达21%。卡扎菲将巨大的石油收益用于购买武器和中饱私囊，其家族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及该国700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与此相似，埃及富人集团在全国人口的20%，却拥有55%的社会财富；占全国人口60%的穷人，只拥有18%的社会财富。也门10%的富有阶层控制了34%的国民收入，其消费总量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5.5%，而10%的赤贫阶层消费仅占全国总消费量的3.5%。相对于以上国家，突尼斯的发展指标在中东国家屈指可数，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世界第40位。然而，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突尼斯经济滑坡，外企大量裁员，失业率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本·阿里家族成员的严重腐败开始曝光和散播，进而引发社会的大动荡。 （三）国家能力与盟友关系 影响外部干预的第三个因素是国家自身实力的强弱及其盟友关系。通常情况下，一个超级大国除了自身出现问题，他国很难加以撼动，特别是采取最为直接的严厉制裁或者军事介入手段，而这两种手段在西方国家用于推翻小国时立竿见影。如冷战时期，尽管西方阵营对于苏联及其所领导的华约敌视有加，但却没有采取军事手段来加以变革。而在此次阿拉伯之春当中仍然坚挺的叙利亚，显然一旦离开俄罗斯的庇佑和保护，可能会迅速沦为又一个利比亚，其在西方国家的直接军事干预下，将会不堪一击而迅速解体。 盟友关系也决定着西方国家干预的形式及其程度。实际上，在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当中，埃及、也门、巴林等均为亲西方的政权。埃及在1990年代曾经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国家之一，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埃及积极协助美国调停区域内的冲突与争端，因此穆巴拉克长期的威权统治与美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也门和巴林是美国反恐的重要伙伴，巴林还是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因此，虽然上述三国带有威权体制的色彩，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但西方国家仍主要集中在相对平和的外交方式，协调当权派与反对派和平解决争端。甚至在2011年2月巴林发生社会抗争时，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仍前往该国访问以示支持当政者。此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半岛之盾”部队进入巴林，镇压示威者，协助巴林“维护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安全和秩序”，美国却置若罔闻。 为此，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支持对利比亚而非巴林和也门动武？”一文，对此提出疑问。反观利比亚和叙利亚，美国及其盟友则态度十分鲜明，明确要求当权者下台，否则将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 结 论 伴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各国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日趋增加，国际结构性要素和国际行为体对于威权国家民主进程的影响也不断加强，民主转型的国际因素理论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经验支撑。在阿拉伯之春当中，国际行为体在推动国家政权更迭和转型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除了兜售民主价值之外，还综合使用了舆论谴责、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各种手段。而从干预的时机来看，西方国家除了一贯坚持的“政治信念”和“民主价值”之外，更主要的是利用了这些阿拉伯国家自身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这些中东北非国家长期实行合法性极低的个人政体，政治合法性低；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攀升；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分化突出，民众相对剥夺感强烈。 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无法截然割裂开来。 从阿拉伯之春来看，外部的压力、渗透、扩散、干预，与内部结构要素和行动者的结合，最终在目标国“内部发酵”，产生民主化的综合效应。如西方的价值推动不是简单地推销政治价值观，而是通过改变民众的政治观念和培养独立的意见领袖，达到污化丑化当政者的目的；经济制裁不过是在目标国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危机上再撒把盐，激化民众与当权者之间的矛盾；外部援助和军事干预也多是应国内反对派的需求而实施的。因此，归根结底，中东的政治变局，是由于这些中东北非国家自身矛盾重重，导致外力变内力，内外力交集，最终出现政权更迭或动荡。从这一点来看，在民主化的经典理论体系当中，国际因素理论无法与结构主义理论和精英主义理论截然区分开来，它们很多情况下存在着交叉和互动的复杂关系。 （注释略） （本文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对于任何外部干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能否阻止杀戮，还在于能否决定性地扭转局面，有利于达成一个和平、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外国干预只能加剧冲突。”   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在叙利亚霍姆斯(Homs)接受采访时说：“这里没有人能理解国际社会怎么能坐视不管。”第二天，她就在一场轰炸中牺牲。 科尔文是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她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两难抉择：国际社会到底有没有义务进行干预，以避免大规模平民伤亡？ 近距离目睹这种惨剧的人们往往会作出与科尔文一样的反应。几乎每一位我认识的报道过波斯尼亚战争的记者，都成了外部干预的坚定支持者。这是人性的本能反应。你日复一日地看到无辜的人被屠杀。你知道，不少国家都有庞大的军用储备，可以彻底击溃施暴者。若不去奔走呼号，制止杀戮，似乎既不可能，也不道德。我在走访印度尼西亚占领时期的东帝汶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作出了类似的反应。 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大规模暴行的人权工作者和记者，扮演着重要而值得尊敬的角色。但那些安全地坐在万里之外的办公室里、需要权衡该如何应对的官员和政治人物，虽没那么出彩，但也同样重要，同样值得尊敬。 他们的职责是在主张干预的人道主义冲动和思考后果的公共义务之间进行平衡。他们不仅要问“我们能不能阻止杀戮？”还要问“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还必须追问：“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实施干涉阻止一场恶行的同时，埋下了未来一场更残暴恶行的种子？”这个问题不会招人待见。因为那些主张干预的人笃信道德绝对主义，而犹豫不决者则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他们需要在一件恶行和另一件恶行之间进行权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闪烁其词，听上去冷酷无情。但是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由此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比挽救的生命更多。 叙利亚当前的冲突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些难题。随着屠杀日益升级，“国际社会”的反应看上去虚弱无力。不但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联合国(UN)决议，就连谴责叙利亚最强硬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其实也在犹豫。而它们的犹豫不是毫无根据。 对于任何外部干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能否阻止杀戮，还在于能否决定性地扭转局面，有利于达成一个和平、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外国干预只能加剧冲突。 有时候外部干预显然取得了成效，在踌躇多年后，北约(Nato)最终平息了波斯尼亚战争。1999年对东帝汶规模更加有限的干预行动也达到了目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班加西避免了一场恐怖的屠杀，而且仍有很大的可能性让利比亚拥有一个还算体面的政府。 然而，只需稍稍浏览一眼新闻，就能让你想起其他许多不那么成功的干预事件。在北约军队进驻阿富汗的十几年后——当时人们曾寄予厚望，希望能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如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被重新点燃的叛乱。索马里——美国1993年出手干预，结果以失败告终——如今是失败国家的典型。伊拉克则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不幸的是，叙利亚看上去像是一个外部干预极有可能会失败的国家。阿萨德(Assad)政权拥有强大的军队，相比卡扎菲(Gaddafi)统治利比亚时拥有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如果叙利亚战事升级，爆发长时期内战的风险将不可小视。在由谁来执掌叙利亚的问题上，多股外部势力——从伊朗到沙特阿拉伯再到以色列——均利益攸关，这意味着这场战事确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更大范围的地区性冲突。 对于阿萨德家族的继任政权将呈现出何种特点，答案也只是未知数。反对派势力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还得到了基地组织(al-Qaeda)的支持——这必定是史无前例的头一次。 考虑到西方的武器曾经提供给了阿富汗塔利班的前身，西方世界应该极其注意一个问题：在叙利亚，他们究竟是在支持谁，又是在向谁提供武器。通过经济和外交渠道，外界应该向阿萨德家族施压——清楚地表明，他们绝不会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不过，主张以和平方式施压的人们应该坦率地面对现实。在目前的形势下，制裁和谴责性的联合国决议很可能来不及阻止一个政府在寻求自保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野蛮行径。其他看似和平的方式——例如搭建难民避难所，或是建立人道主义通道以发放援助物资——其实是需要动用军事力量的。而若是按照沙特人的提议，向反叛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无疑会为冲突火上浇油。 一个令人更加不快的事实是，外国决策者的心中存有一种顾虑，他们必须掂量这样一个问题：多少才算是太多？如果这是一场大屠杀或是卢旺达夺走80万人性命的那种种族灭绝，那么毋庸置疑，干预的必要性将彻底压过人们对于后果的担忧。叙利亚目前的死亡人数据称已达7000人——这一数字无疑还会上升。这的确骇人听闻。但它还不足以成为冒着巨大风险对叙利亚进行外部军事干预的正当理由。 如果我亲眼看到了科尔文和她的同事们所目睹的恐怖景象，我的感受一定会大为不同。但有时，距离和淡漠也有其作用。感性反应并不总是正确的。

“内战频繁的索马里仿佛外交政策的墓地，由于不了解当地历史和背景，西方的武力干预均以悲剧告终。在过去20年里，这个国家仅有6个月的和平。在外国干预者中，美国是最糟糕的一个：美国军队曾在错误的时候，支持错误的军阀。”   内战频繁的索马里仿佛外交政策的墓地，由于不了解当地历史和背景，西方的武力干预均以悲剧告终。在过去20年里，这个国家仅有6个月的和平。在外国干预者中，美国是最糟糕的一个：美国军队曾在错误的时候，支持错误的军阀。9·11后，美国试图挑拨地方势力互相残杀结果再次弄巧成拙。2006年，布什政府借埃塞俄比亚军队之手扶植了一个前军阀组成的过渡政府，终结了索马里17年来首次享有的短暂和平，导致非洲之角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混乱，数百万人推向饥荒边缘。 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降落，你会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除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外，还要求填上你所携带的武器。你也许会觉得难以置信，但在索马里首都，仍然还有几家航空公司，只是有的运气比较差。2007年被击落的一架俄罗斯货运飞机的残骸仍然躺在跑道末端。 机场外面是世界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冲突“纪念碑”：一幢接一幢被烧焦的建筑，连绵数英里变成焦土的街道。摩加迪沙的意大利式建筑曾经是印度洋边美丽的风景，如今变成了一堆破烂的砖瓦。自从1991年中央政府垮台后，索马里一直冲突不断。18年，14个失败政府之后，杀戮还在继续———自杀炸弹、白磷弹、砍头、吸毒的娃娃兵随处可见。偶尔还能看到美国产巡航导弹从天而降。在海上是同样的混乱无政府状态。索马里的海盗正在扼杀世界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在海盗肆虐前，每年有2万艘轮船通过亚丁湾。2008年，装备精良的索马里海盗劫持了超过40艘船只，获得多达1亿美元赎金。造成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海盗问题。 在过去2年半里，我10多次拜访索马里，对这个国家的混乱也逐渐有新的认识。在伊拉克费卢杰，感受过叛军的疯狂和暴怒，也曾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度过寒冷刺骨宁静得古怪的夜晚，但没有什么地方比索马里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刚踏上这块土地，也许还来不及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你可能已被绑架，或者脑门中枪。从南部基思马约（Kismayo）便于埋伏的沼泽，到摩加迪沙致命的城市迷宫，到亚丁湾边臭名昭著的海盗老巢布萨索（Boosaaso），无论从那个角度看，索马里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整个国家已变成军阀、海盗、绑匪、炸弹制造者、极端恐怖分子、雇佣军的温床。愤怒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没有学校可上，口袋里却装了大把子弹。不同于伊拉克，这里没有“绿区”，没有加固的堡垒，当你受伤或者陷入麻烦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在索马里，你只能依靠自己。当地医院物资奇缺，包裹伤口的纱布也不够。 索马里的混乱像瘟疫一样越过边界，引发邻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暴力冲突，更别提扰乱国际航运的索马里海盗。麻烦的出口也许仅仅是个开始。和基地组织有牵连的反叛武装正在渗透整个索马里，把这个国家变成吸引国际极端分子、暴徒和匪徒的磁铁。这些人最终将回到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能幸存下来）传播杀戮风气。索马里的过渡政府诞生于4年前，受联合国制裁，自诞生之日起就千疮百孔，它的气数将近，也许会引发另一场注定失败的国际救援行动。美国支持的老军阀总统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在与总理奴尔·哈桑·侯赛因长期纠纷中落败，终于在去年12月辞职。表面上，两人的冲突原因是处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方式和几个内阁职位的分配。事实上，所谓冲突根本是个形式，因为政府已经没有控制国家的实权。今年初，索马里政府的控制区域减少到几个街区，而这个国家的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州。 就在局势似乎已经不可能更糟的时候，在索马里却依然能继续恶化。除了政治危机，一场全面饥荒正蓄势待发。饥荒的原因除了常年战乱、干旱还有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和外国救援人员的撤退。上次索马里饥荒爆发于上世纪90年代初，造成数十万人饿死。去年5月，在索马里一个饱受干旱折磨的地方，我站在一个简陋的窝棚外，亲眼目睹一个小男孩躺在垂死的母亲身边奄奄一息。她的衣服被汗水湿透，呼吸微弱，看样子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一位过路的老人说，“她大概是活不成了。” 索马里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而整个世界就像我一样，在袖手旁观，眼看这个国家的战火和混乱持续了20年，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过去的国际干预行动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人再想涉足这一滩泥沼。在过去的外国干预者中，美国是最糟糕的一个：美国军队曾在错误的时候，支持错误的军阀，而且向来无视当地宗教和部落的传统势力。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索马里变成外国干预者的坟墓，错误的国际干预激化了部落和宗教冲突，加深了这个国家的不稳定，把数百万人推向饥荒边缘。 索马里是一个政治谜题———表面上统一，暗中各种势力分裂割据。理论上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单一性的国家，全国900万至1000万人口几乎都说一种语言（索马里语），信奉一种宗教（逊尼派伊斯兰教），分享相同的文化，源于同样的种族。但事实上，在索马里一切都和部落有关。索马里人把自己分成五花八门的部落，大部落下面又有若干小部落，以此类推，错综复杂的背景和效忠关系让外国人理不清头绪。 19世纪末，意大利和英国殖民者瓜分了索马里大部分地区，但他们推行西方法制的尝试屡屡失败。当地人碰到纠纷时依然习惯找部落长者仲裁。维持秩序的关键是威慑：“如果杀死我，你将遭到我的部落的复仇。”，英国人比较能容忍传统的部落纠纷仲裁方式，而意大利殖民政府则竭力排挤部落长老。长期来看，过去的英国属地比较意大利属地（比如摩加迪沙）相对稳定。 1960年，索马里独立，这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民依然过着游牧民族式生活，大多数目不识丁，但由于位处亚非交接的非洲之角战略位置，很快成为冷战的棋子。苏联人最早向这里输出武器，美国武器接踵而至。索马里在转眼之间成为外国武器的垃圾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甚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索马里的统治者，反复无常的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将军（1969年至1991年执政）还被嘲弄为“摩加迪沙市长”，因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不受政府控制。 1991年，当巴雷终于被军阀赶下台，接下来的情况正如所有人所预料。军阀们陷入混战，动用了手头所有武器。任何值钱的东西———每个港口、每条飞机跑道、每个渔码头、每条电线杆———都成为争夺目标。人们为了几个硬币相互残杀。女人被强奸。未成年人也卷入战争。混乱中诞生了一群发战争财的投机商，其中包括军火走私犯、毒品贩子、劣质奶粉进口商，这一部分人巴不得混乱和战火永远持续下去。索马里是现代世界中最接近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的地方，这里的生活短暂、残酷而肮脏。称之为“失败国家”都是对它的抬举。民主刚果共和国或津巴布韦可称为失败国家，它们的军队和政府也许腐败但至少还算是真正的国家军队和国家政府。自1991年起，索马里已不能算是国家，而只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有边界却无政权。 1992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试图伸出援手，派遣了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去索马里保护运送食物的船只。冷战时代刚刚结束，许多人认为“新世界秩序”拉开序幕，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按它的理想引导世界。索马里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开始。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毫不了解索马里的部落背景，无法理解索马里人对部落领导的誓死效忠。在内部纠纷的压力下，索马里社会往往会分崩离析，但在遭遇外来敌人时，又会立刻团结起来。美国通过惨痛的教训才了解到这一点。美军试图逮捕当时霸占一方的军阀穆罕默德·法拉德·艾迪德。结果造成1993年10月在摩加迪沙上演的惨剧。成千上万名武装的索马里人冲上街头，他们携带火箭炮、手榴弹、手持自动步枪，击落了美军直升机，杀死18名美国士兵，把他们的尸体拖上街头游行。这是美国人武力干涉索马里所获得的第一个教训，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黑鹰降落》。 美国人颜面尽失，立刻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索马里又陷入混乱的“自然状态”。接下来10年里，西方国家对这个地方惧而远之。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势力（许多来自沙特阿拉伯）和瓦哈比教派的追随者慢慢地悄悄地进入索马里。他们在当地建起清真寺、古兰经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鼓励伊斯兰教的复兴。21世纪初，摩加迪沙部落领导人建立起一个松散的社区法庭网络，为这座急需法治的城市提供了一点儿秩序。他们逮捕窃贼和杀人犯，把他们关进铁笼，举行审判。伊斯兰教教法是唯一被不同部落所认可的统一法律；部落长者称他们的执法网络为“伊斯兰法庭联盟”。 摩加迪沙的商人看到了一个机会。摩加迪沙不缺少军阀和财主。当军阀把这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时，财主们竭力维系了这个国家的勉强统一，提供通常是政府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电力供应、邮政等等———当然，这些服务的价格不菲。财主们甚至帮助维系调节索马里的货币政策。索马里先令的价值在上世纪90年代———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甚至比有挂名政府的80年代更稳定。但是巨大的商业利益也伴随巨大风险，比如绑架勒索。伊斯兰武装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他们成为无需纳税的军队，没有政府的政权。财主们开始向他们购买武器。 2005年，美国中情局再次错误阅读索马里局势，导致第二次失败的干预。 9·11恐怖袭击后，索马里成为重点盯防地区。美国担心索马里会像阿富汗一样蜕变成圣战工厂，成为基地发动第二轮袭击的据点。然而这一担忧仅仅是捕风捉影，并无实际证据的支持。一些西方军事分析者告诉政客，索马里太混乱，连基地组织也无法对付，因为这个地方太难懂，不知道到底可以信任谁，即使恐怖分子也需要可信的同盟。虽然如此，固执的乔治·W·布什政府依然制定了一个廉价扫除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策略。中情局特工暗中笼络军阀，试图用他们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然而，多年来正是这些军阀搞得索马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2008年3月我曾采访一名当地军阀。他告诉我，两名美国特工詹姆斯和大卫曾携带装满钞票的皮箱找到他家门口。特工告诉他，“用这些钱购买枪械。有任何问题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这名军阀还告诉我两名特工提供的邮件地址是：no_email_today·yahoo.com. 这个计划最后弄巧成拙。索马里人天性喜欢夸夸其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拥有非洲大陆最好最廉价的移动电话服务。传闻像风一样传播开来，已经招人深恶痛绝的军阀们被收买，成为美国人的走狗，这反而使伊斯兰武装更受拥护。到2006年6月，伊斯兰武装将最后一批军阀赶出摩加迪沙。接着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瞠目结舌：伊斯兰武装似乎成功整治了这个曾经被认为不可能被驯服的地方。 这是我的亲眼所见。2006年9月，我飞抵摩加迪沙，目睹工作小组在城里收集垃圾，孩子们在海滩上游泳嬉戏。多年来，夜晚第一次没有听到枪声。在伊斯兰的旗号下，武装分子统一了相互争斗的部落，在部落领导的支持下，收缴了大部分平民的武器，甚至成功镇压了肆虐的海盗。他们首先利用部落关系，成功说服海岸城市不再支持海盗，如果这一招不管用，就派军队突袭被劫持的船只。根据伦敦国际海事局统计，2006年，索马里海岸共发生10起海盗袭击事件，是10年来最少的一年。 伊斯兰武装对索马里统治时期是1991年来，这个国家仅有的和平时期，虽然只持续了6个月。团结起来推翻军阀是一回事情，决定下一步行动却是另一回事。在伊斯兰组织内部，温和派和极端派迅速分裂。极端派继续推动圣战。其中一个最激进的派系叫Shabab，是一个由多个部落组成的军事阵线，信奉瓦哈比教派。Shabab成员开着黑色敞篷货车在摩加迪沙横冲直撞，看到裸露脚踝的妇女就施以拳打脚踢。他们恶名昭彰，其他伊斯兰武装分子对他们也惧怕三分。2006年12月，在阿拉伯茶（一种有迷幻作用的树叶，当地人当成口香糖一样咀嚼食用）被收缴后，一些当地民众开始反抗横征暴敛的Shabab.Shabab领导人据说和外国圣战分子有紧密联系，其中包括基地恐怖分子。美国国防部后来把Shabab加入恐怖组织名单。美国官员声称Shahab组织藏匿恐怖分子，其中包括制造1998年制造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嫌疑犯。 索马里也许确实藏匿着少数阴险的国际歹徒，但如果硬要说这个国家是恐怖分子温床未免夸大其辞。2006年，曾有机会让索马里伊斯兰组织中的温和派分离出来。一些美国官员确有这样的打算。其中包括美国众议院非洲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唐纳德·M·佩恩。佩恩和其他几位美国官员曾和伊斯兰温和派对话，鼓励他们和索马里过渡政府达成权力分享协议。 但是，布什政府再一次决定依靠武力。美国兵不想自己卷入战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火尚未平息的时候，又开辟第三片战场无疑等于发疯。因此，美国决定借刀杀人，这次他们决定利用埃塞俄比亚军队。这将是美国的第三次干预行动。 埃塞俄比亚是美国在非洲最好的朋友，它的政府是美国一直以来竭力塑造的“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包围的基督教防波堤”。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懂得投其所好，言谈很讨布什政府喜欢。他们说，伊斯兰武装是恐怖分子，无法无天，威胁整个地区的稳定，甚至可能袭击邻国肯尼亚的美国游客。 当然，埃塞俄比亚政客有自己的小算盘。埃塞俄比亚的统治阶级大多是基督教徒，而这个国家有近半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在当权者看来，伊斯兰运动觉醒是迟早的事情。此外，埃塞俄比亚正与多股叛军作战，其中包括一支索马里族人组成的强大武装。埃政府担心一个伊斯兰的索马里政府将成为叛军的后台和外国基地。埃塞俄比亚人还担心索马里武装分子和埃国主要敌人厄立特里亚结盟。最后的结果证实他们的担忧绝对正确。 在华盛顿，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埃塞俄比亚人的话。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队被控欺压本国民众。但是，2006年12月，布什依然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珍贵军事情报，授权他们入侵索马里。数千名埃塞俄比亚士兵越过边界（有一部分人几个月前已经陆续潜入），几周之内击溃伊斯兰武装。在埃塞俄比亚军队中甚至混有美国特种兵。美国还发动了多次空中袭击，试图清除伊斯兰武装的领导人。美国巡航导弹多次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据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让反美情绪更加高涨。 伊斯兰武装转入地下，过渡政府在索马里成立。有人欢呼，更多人嗤之以鼻。短短几天内，混乱局面卷土重来。过渡政府主要由前军阀组成，是自1991年以来，索马里第14次尝试组建中央政府。之前的13次纷纷失败。最新的过渡政府从成立第一天就备受指责。部分非议确实是无中生有。但多数指责集中于过渡政府的无能。从一开始，政府领导人似乎就只关注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头衔，而不是关心与职位相应的职责。这个政府试图用残酷手段铲除叛军（结果失败）加之它严重依赖埃塞俄比亚军队，很快就失去主要部落的支持。由于欧加登地区的归属问题，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多次交战。埃塞俄比亚现在宣称拥有该地区主权，但这个地区大部分居民为索马里族，因此，与埃塞俄比亚结盟被视为等同叛国。 伊斯兰势力利用这一情绪，自诩真正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得到广泛支持。伊斯兰反叛武装和索马里部队之间爆发激烈枪战，导致数千平民丧生。埃塞俄比亚军队往往不加区别地炮轰整片地区（引发欧盟的战争罪行调查），并使用惨无人道的白磷弹（这种化学物质接触氧气产生黄色火焰，造成致命烧伤，接触人体的磷颗粒会一直燃烧，严重的可腐蚀骨头。）战乱逼迫数十万人搬离摩加迪沙，居住在帐篷里。这些临时定居点成为疾病和仇恨的温床。死亡比从前任何时候更频繁地降临。我认识一名男子，他和妻子正在打电话，突然一块迫击炮弹片从天而降，把他的妻子切成两半。另一名男子外出散步，碰上交火，腿部中弹，他倒在地上等了7天直到交火结束，这7天他一直靠吃草维生。 对外国记者，索马里更是死亡之地。现在，很少有外国记者敢于踏上这片土地。绑架是外国人面临的最大威胁。在肯尼亚为联合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果没有私人保镖，在索马里遭到绑架或被枪杀的机会是100%.现在，我踏上索马里土地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佣10个彪悍枪手充当保镖。 1月末，过渡政府控制的地方只剩下一小块联邦政府领地，范围还在不断缩小。这片政府领地由一小群非盟维和部队成员把守。埃塞俄比亚军队前脚撤离摩加迪沙，为填补权力真空，各伊斯兰武装派系之间立刻爆发战斗。伊斯兰武装只用了几天时间就从政府军手中夺回全国第三大城市拜多阿（Baidoa），立刻实施伊斯兰教教法。目前，Shabab在当地并非广受欢迎，但他们确实令人畏惧；目前，他们拥有一支目标明确，纪律严明的千人军队。虽然一位信奉伊斯兰教温和派的前伊斯兰法庭联盟领导人当选新总统，混乱的交战局面依然没有停息的迹象。 假如Shabab派控制整个国家，也许不会满足于此。他们可能派最强悍的战士进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尝试收复这些国家的索马里语区。这一直是泛索马里国支持者的梦想。实现这个梦想必然导致冲突国际化，把邻国及其盟国拖入这场战争。 Shahab还可以发动一场不对称战争，对信仰异教的索马里邻国发起恐怖袭击，甚至可能在美国发动袭击。这无疑等同火上浇油，激化其他地区冲突。首先，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因为边界纠纷战火不断，已导致10万人丧生。两个国家在边境上都囤积重兵。如果号称拥有厄立特里亚支持的Shabab接管索马里，世界很可能看到第二轮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战争。最糟糕的情况是，整个地区的数百万人因战乱流离失所，影响当地粮食生产，切断国际救援线路。简而言之，一场饥荒将在世界最贫困的地区爆发。 最艰巨的挑战在于阻止最糟糕情况发生。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最好建议是利用索马里社会流动、分散的特性，依靠地方机制解决冲突。秩序基础建筑在部落为单位的村庄、城镇和社区政府之上。这些小单位再组合成地区政府。最后一步是把地区政府联合起来，组成松散国家联邦，共同管理协调全国事务，比如制定货币政策、打击海盗等等。 西方国家应该在过渡政府依然存在的时候，竭尽所能帮助伊斯兰温和派加入过渡政府。无论外人是否赞同，许多索马里人相信伊斯兰教教法是解决国家问题的答案。也许他们并不喜欢Shabab派强加给他们的苛刻教法———至少有一名少女被强奸后反被伊斯兰法庭判处通奸罪，遭乱石砸死———但适当程度的伊斯兰统治却是相当一部分索马里人的愿望。这一意愿不能和支持恐怖主义混为一谈。 一种更激进的观点主张联合国接管索马里，像在东帝汶一样实施委任统治。但索马里原本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方案恐怕很难被索马里人所消化。即使通过这一方式，联合国也必须把权力分配给部落领导，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势力都不容忽视。根据前车之鉴，外交官们应该更多和索马里财主合作，减少对军阀的依赖。 但是索马里的最大问题在于，经过18年的混乱，伤亡惨重，一拨拨的军阀崛起又被推翻，现在已经很难判断谁是真正的领导人，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需要修复的不仅是摩加迪沙被战火摧毁的建筑；更需要修复的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这是个深受创伤后遗症荼毒的国家。索马里国民必须冲破狭隘的部落利益，过去也许这曾经是他们的保护层，但未来，他们更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 即使一切尽如人意，挑战并未结束。近一代索马里人对政府毫无概念，更无从了解政府的职能。在索马里各个角落，我曾碰见这失落的一代，他们目光空洞，口袋里装满子弹，手持卡拉斯尼科夫冲锋枪，在街头闲逛，无所事事。对于他们，法律和秩序都是绝对抽象的概念。对于他们，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手中的冲锋枪。

“问题在于外人不能帮助所有反叛者，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情形都各有不同，在一个国家奏效的做法在另一个国家完全不起作用。与此同时，外国的支持虽然不足以让反叛者在斗争中占上风，但他们在当局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妥协。他们坚决要求现政权下台，只有处决或杀掉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才能让他们满意。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能奏效，但往往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和更多的流血。”   当前，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颠覆阿萨德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辩护。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实现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著名国际法专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莱恩·穆勒森(Rein Müllerson)教授于2012年7月8日发表在爱沙尼亚《彩虹》(Vikerkaar)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中找到。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给出的答案，但作者的思考和论述角度无疑将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产生一些启迪。 莱恩·穆勒森2009年曾出版《民主：人类的命运？》一书，本文也被收录于他即将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作者从阿拉伯之春及其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的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作者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然而，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能够实现全球民主秩序，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现今的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和更早时期的前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都提出了国际关系(IR)理论和国际法方面的相关议题。议题之一就是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政权更迭的政策或是受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驱动，或是外部势力鼓噪、协助和怂恿的结果，而民主和平理论恰恰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和论证。另一个议题则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或者“保护责任”)以及对国内冲突的干预问题(军事干预或其他干预)——这种干预要么是支持政府，要么是支持反对派。 一、民主和平理论及其政治 支持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相信所谓的民主和平理论。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论文《论永久和平》奠定了该理论的哲学基础。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迪恩·巴斯特(Dean Babst)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民选政府——和平的力量》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的经典著作《战争研究》，后者对1480年到1941年的重大战争进行了分析。巴斯特的结论是：拥有民选政府的独立国家的存在(即民主社会)将极大地增加维持世界和平的机会。冷战结束前，康德的哲学专著被视为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抽象哲学的杰作，同时也很少有人记得或者提到巴斯特的文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关这一话题的兴趣开始陡增，有些学者声称民主国家或者自由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事实，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法则。鲁道夫·拉梅尔(Rudolf Rummel)声称：“只有在至少一方是非自由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但是，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和中东欧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也看到了人们对新康德主义民主和平理论的兴趣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的要点就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军事冲突的危险就越少，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如克林顿总统在现实政治层面指出的那样，“最终来看，确保我们安全和建立可持续的和平的最佳战略就是支持其他地方的民主运动”。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是天生的，它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与国家的国内特征并没有多大关系。与此相反，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民主和平理论更多关注国家的性质和民主特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民主和平理论和现实主义在一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分歧： 前者认为国家内部的变化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的性质。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国家内部发生了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因为体系的结构是国际政治结果的首要决定因素，结构性限制意味着不管国内政治体制如何，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的行为也会相似。1 在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看来，统计学研究给出的有些解释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首先，民选政府对民众负责，因为民众承受战争的冲击，民主国家自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爱好和平。第二，因为民主国家解决国内问题和冲突的方式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协商和妥协，它们会把这些程序延伸到对外关系上。这两大特征中的第一个有时候被称为“制度约束的作用”，即民主机构内天生的权力分离和制衡，公共舆论在让民主变得更加和平方面也具有限制性作用。第二个被称为“规范性影响的作用”，意思是国内的民主规范和协商文化可向外延伸，用以指导国际关系。最后，有人指出，因为民主国家往往更富裕，一旦发生战争，造成的损失往往比贫穷的国家更大，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的理由之一。 民主和平理论的最坚定支持者持一种双体论的观点(dyadic theory)，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相比之下，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观点的人要少一些，他们认为民主国家总体上更加爱好和平。民主和平理论的双体论观点认为，因为民主国家相互开放和信任，解决国际冲突就像解决国内分歧一样，是通过对话、妥协和让步实现的。因为非民主国家本身不透明，其国内的不满要么被压制，要么以武装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因而，这些非民主政权是不能被信任的：正如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一样，非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也会产生外部效应。虽然在原则上，这些解释可以用来支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后者声称不仅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同时民主国家也很少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然而，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的人还是要少些，因为这种观点明显与现实相矛盾。甚至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会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种冲突的发起者也不一定是非民主国家。 二、民主和平理论的问题 从直觉上看，若对比一下当今欧洲大陆与不久前的过去，人们或许确实相信民主和平理论。欧洲的历史与其他大洲的历史同样血腥，上个世纪的两次欧洲战争把其他国家也卷进来，并使得国内冲突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但自1945年以来，西欧确实拥有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比如，虽然当今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本质或许不是让两者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有助于让这两个宿敌维持牢固的和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但是，即使在欧洲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用来证明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段相对较短，民主国家的存在的历史本身也不长，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国家局限在“成熟的”或“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时候。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注意到，“现有的大部分民主国家出现在冷战时期”，这说明该“历史时期在涉及民主国家的关系时或许有特殊性，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一点，即假若没有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的话，最近这些年出现的民主国家中的大部分是否会发生战争”。 大部分民主国家确实是在冷战时期出现和成熟的，它们都属于两极世界中感受到共产主义竞争者威胁的同一个阵营——西方阵营。这自然让阵营内部的所有冲突都从属于主要威胁，即来自东方集团的军事或意识形态威胁。与此因素有关的是西方阵营中的领袖——美国——的角色。华盛顿是老大哥，它不仅保证西方阵营中小兄弟们的安全，使之免受外来威胁，而且维持阵营内部的秩序(虽然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小兄弟服从华盛顿的领导与东欧成员屈服于莫斯科的权威相比有着更多的自愿色彩)。但是，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是正确的，他说：“用概念术语的话，民主和平理论的主要失败在于它不承认霸权领袖在创造、保护和扩张民主和平区域中的角色。”在两极世界内的部分地区的确存在着单极霸权下的和平。不仅仅是军事威胁，同时，充满意识形态威胁的极权主义对手的存在，也在自由民主国家屈服于保护者的意志方面发挥了作用——该保护者扮演了本地区所谓的“第一世界”利维坦的角色。对内实行民主的美国，在国际上却一直是霸权国家。该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冷战时期成熟民主国家阵营的民主和平实践，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与其领导下的成熟自由民主国家之外的国家打交道时往往侵略成性。即使在今天，启蒙遗产(enlightenment’s legacy)的“冷酷一面”——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且其目标或许不仅仅是自由，还包括主导地位——仍旧充满了马蒂·克斯肯尼耶米(Martti Koskenniemi)所界定的一种倾向，即“使得某种片面的观点看起来具有普世性的霸权斗争”。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他相信美国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来看属于遵从马基雅维利原则和国家理性的现代国家，虽然其国内结构和过程更类似于欧洲的后现代国家。若考虑到把美国与加拿大和多数欧洲国家并列为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库珀写道，“美国就更加令人怀疑，因为我们不清楚美国政府或者国会是否认为相互依赖性有必要或值得追求，是否愿意接受多数欧洲政府现在实行的开放性、相互监督、相互干涉的相关结论”。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些不同被归结为华盛顿的全球领袖意识，库珀客气地称之为“捍卫文明世界的责任最终落在自己肩上的意识”。更公正、更具批判性的观察家可能认为，这是相信自己的观念具有普世性的霸权者的认识，坚信只有在遭遇受狭隘的自我利益支配下的非民主国家时，美国的利益才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正如库珀自己所说，这个逻辑的问题是：“在强调人权和自决权的自由世界中，霸权思想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了。”这些话写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还没有像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样强大和好斗，也看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子。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更具多极化和多样性的当今世界，霸权就变得更加不被接受。让一个霸权中心来管理一个全球化中的世界，根本是力不从心。今天的欧洲由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现实可能性。至少从直觉上判断，虽然欧洲国家的民主本质似乎是排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首要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不仅是后现代国家，而且欧洲的国家体制还是库珀所说的“后现代国家体系”(post－modern state system)。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体系，用库珀的话说，其特征包括：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直接界线的消除；相互干涉彼此的(传统上的)国内事务；正式拒绝使用武力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未来也不大可能发生使用武力的情形；领土边界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以及建立在透明、开放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安全。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相类似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大体上相同的历史(最为血腥的历史)。不仅如此，它们也创造了独特的国际体系，在这里，现实主义原则(无政府主义、对相对权力的关心、囚徒困境等)要么根本不适用，要么只扮演第二位的从属性角色。在这里，莱恩所说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不再是与整个国际体系或其他地区性国际体系一样的无政府主义。 欧洲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说它不再是霍布斯体系，而是变成了康德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甚至(在面对其他民主国家时)在此国际体系之外也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而且，欧洲国际体系很难在全球复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行。谁敢肯定如果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它就会与美国建立起类似法国和德国或荷兰和西班牙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而不是民选政府)更倾向于和平方式(通过行贿、朝廷联姻、弱小的一方在眼看失败不可避免时撤退)？解决冲突的原因不止一个。当然，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世界就比民主国家和平得多——当然不是。 但是，它意味着，即使世界有可能实现民主，天下也不一定太平。而且，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把民主理解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后者只是未来政治性安排的有限版本之一。伊多·奥伦(Ido Oren)曾说：“民主和平论关注的并非民主本身，它关注的是‘美国式的’或‘我们这样’的国家。用来定义民主的看似客观的规范和原则其实代表了美国的价值观。”世界上存在着争夺霸权的斗争，这一点非常明显，不容置疑。从全球来看，只有一个世界霸权，那就是美国，它有时候采取单边行动，但通常是与盟国一起行动。乔治·布什的一个助手曾经向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解释在当今世界现实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创造了现实。在你们研究那个现实时，在你们从法律上研究它的时候，我们将再次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你们当然也可以研究，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你和你们所有学者不过是来研究我们做了什么。2 上述这番话不仅傲慢自大而且充满幻觉，因为华盛顿控制和主宰事务的能力越来越萎缩——仅仅在苏联垮台后出现了非常短暂的单极时代特征。布什助手的说话方式表现出极端的傲慢、无知和天真，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有思想、有知识的美国人也持有类似想法。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约翰·法比安·维特(John Fabian Witt)最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无人机的使用做出了许多有趣的评论，他写道：“在美国政府内部，五角大楼的杰伊·约翰逊(Jeh C. Johnson)和国务院的高洪柱(Harold Koh)等律师，正与来自司法部、白宫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位律师一道，创建一种规范定点清除行为(targeting process)的新体系。”我很熟悉和尊重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教授，我敢肯定，他和国务院、国防部或司法部的同事在为轰炸目标确立国际法原则(维特的文章是关于国际法的)，但是，如果维特说的“其他地方”不是指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外交部、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话——人家并没有委托美国政府为全世界制定国际法的艰巨任务——他的评论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口吻上)与布什总统的助手对罗恩·萨斯坎德的话就没有两样。这种心态不是没有危害的，虽然它或许确实有助于创造新的现实，但这些现实往往与华盛顿的期望背道而驰。 但是，当地区强国如中国(如在南中国海)或者俄罗斯(如在高加索)声称在自己的边界附近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全球霸权马上就开始大喊“狼来了”，它会说，当今世界一定不能有势力范围，只存在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和利益(其内容包括自由市场、民主和世俗主义等)。但是，在被用于“出口”时，“启蒙遗产”的这一人道主义面孔存在着严重问题。尽管在许多非西方国家有着众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和影响的人物，他们鼓吹自由和民主，但是，在实践中，这种革命往往最终要么陷入混乱和失败的状态，要么回归独裁时代或导致失败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即便西方价值观在原则上能够普遍化，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都愿意立即引进。有时候，用药过猛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可能要了病人的命。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很多变量。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已经辨认出有助于巩固新兴民主的条件：(1)从前有民主化努力的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2)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3)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外部援助；(4)民主转型发生于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前，这表明民主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受外部势力的影响；(5)拥有和平(而非暴力)转型的经验。托马斯·卡罗特斯(Thomas Carothers)并不将这些或者其他因素看作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相反，在他看来，它们代表了民主化的核心“促进因素”或“阻碍因素”——它们使得民主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或是容易。如果有人进而指出，这些“阻碍因素”的组合将使得民主化(至少在现在)变得根本不可能，那么，我们有可能会认同这种方式。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经验的社会中进行民主改革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能轻易推动。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注意到的，如果在没有国内需求的情况下从外面引进民主制度，而没有习惯于自由的民众的推动，它会分崩离析。在推广民主或引进民主时，有必要牢记民主化必须是由需求方推动而不是由供应方推动的。只有当民众拥有建立民主机构的强烈愿望以及存在最低限度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时，供应方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其作用就是破坏性的——请原谅我在这里借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creative destruction)。这样的破坏很少有创造性。 如果我们因为其独特性而将冷战时期排除在外，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学画面就变得更加模糊了。因为民主的标准没有共识，有些作者认为某些战争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有些理论家则反对这么说。比如，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认为，1812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他看来，英国只是到了1832年改革法案之后才成为民主国家。克里斯托弗·莱恩分析了民主国家间的四场“差一点发生的”战争的案例(1861年英国和美国的特伦特号事件、1895～1896年英国和美国的委内瑞拉与大英帝国边界争端、英法两国对于上尼罗河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以及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1923年法国和德国的鲁尔危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理论更能够解释为何这些危机没有导致武装冲突：弱小的一方总要退却，因此就避免了当时的军事冲突。莱恩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观察到：“一个国家面对的外部威胁(或它认为的外国威胁)越大，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就越充满‘专断性’，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越加集中。”把该观察作为一个原则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说，不是民主导致了和平。相反，从长远看来，是和平有助于民主的出现和维持。而且，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很少公开，与国内政策的制定过程相比，它较少受到议会的控制和约束。正如莱恩写到的，“在外交政策领域，法国和英国在民主方面与第二帝国没有多大不同”。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政治问题、政治正统以及其他政治机制使得外交事务(较之于国内事务)更少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监督。一些近期的动向——比如巴基斯坦、也门和其他地方的无人机袭击以及(通过奥运会或Stuxnet病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网络战争——已经提出了行政权与立法机构的关系问题。正如马娄·伊诺森特(Malou Innocent)所言：“以广泛的行政权理论为基础，奥巴马总统及其继任者有权力把人(包括美国公民)作为致命瞄准的目标，而不需要透明、问责和国会认可的假象。”由于它提出了一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它提到了“美国公民”)，这个正确的评论值得我们稍微转移一下关注点。人们似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或下意识的假设，即如果对准非美国人就没有问题，美国公民值得特别的、更高规格的保护。这种态度如果不是直接违背国际法(非歧视性原则)，也肯定导致了在具体情况下违背国际法的行径。 不仅如此，在操纵民意以准备使用武力时，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技巧完全可以与非民主国家相媲美。每当媒体持久密集地关注一个冲突，尤其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方犯下的罪行上时，通常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这或许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形，即城中只有一个无赖，他身边还有一些愤世嫉俗的自私的操纵者和支持者。第二，常常出现的是，“政权更迭”处于准备之中，对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大肆攻击，而其他人则被描述成无辜的受害者或自由战士，这通常意味着为了政权更迭使用“一切可能手段”的前奏和准备。不仅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民主国家不会轻易参与战争，因为在民主社会中，是人民(即选民)承受了军事冲突的冲击，他们要付出钱财甚至是牺牲性命。然而，这种说法仅仅是部分正确。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资助战争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强调在军事技术上比潜在或实际的敌人先进得多的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常常只使用空军力量(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对付敌人，这就导致它们的人员伤亡要比敌方的战斗人员、甚至是平民少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三、康德和21世纪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列出了通向永久和平的六个初始步骤。如果考虑到康德时期和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的话，有些内容可能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但每个步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康德的前提之一是政府不应该借钱打仗。这个初始条件确实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民主与和平的观点联系起来。多数人特别不喜欢的税收是民主的基石之一。“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或许可以颠倒过来变成“不纳税无代表”。在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能源丰富的专制国家，无纳税或低税负实际上成为政府贿赂民众的手段，民众在国家事务上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其他能源型专制国家，如土库曼斯坦，根本不对公民收税，反而使用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得到的租金来贿赂民众。 在此背景下，一个有趣的、特别的事情就是乔治·布什的减税措施，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几乎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两场重要战争的时期。在以前，美国政府使用税收支撑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施了“高累进税制体系”。美国城市研究所(the US Urban Institute)已经注意到，“就像1941年12月7日的事件一样，‘9·11’袭击激发了强大的‘团结在同一旗帜之下的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因为美国人已经做好了为战争做出牺牲的准备。但是与珍珠港袭击不同，在‘9·11’袭击之初，没有人谈论将增税作为战争动员手段的问题。正如早期的领袖诉诸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而增税一样，某些政客使用同样的策略鼓吹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减税。通过借债而不是增税，布什政府不仅把战争的负担从这一代人转嫁到下一代人，而且还从当代人那里得到了战争的授权。这是对当代人的贿赂，它牺牲了后代人的利益。不由分说，资助这样的战争与康德的永久和平前提格格不入，也与民主的基本观念相矛盾，尤其是当这些战争是主动选择的而不是必然结果时。同样，今天战争的经济负担不应该被转嫁到后代身上。正如美国最伟大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说：“纳税是我们为文明付出的代价。” 在研究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必须面对其他一些挑战。比如，有些专家已经指出，虽然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或许是真实的，但是，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常常充满了危险——过去200年的历史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身处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也确实与其他民主国家或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发生了战争。这部分是因为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个事实(有时候还是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威尔·胡顿(Will Hutton)相信，“民主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冲突中都更少表现出脆弱性”。不过，他错了。真相通常正好相反：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更稳定，处于民主转型中的国家常常需要经过危险的J型曲线。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转型国家的内部稳定、甚至作为独立国家的未来都处于危险之中，同时，它们也可能变得比过去更加好战(而不是厌战)。 第二，成熟的自由民主之间没有战争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与非民主国家或者新兴民主国家交往时不具侵略性。有些学者一致强调民主和平理论有其“黑暗面”，民主国家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或新兴民主国家时往往更具攻击性。美国在1953年对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领导下的民主伊朗进行的军事冒险，以及20世纪70年代对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主智利的军事干预表明，民主或者民主的缺乏并不能决定和平还是战争占上风——这远不如说决定因素是某个国家能否达到其强大邻国的期望，或者如果我们谈到全球事务，某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华盛顿的期待或者属于欧洲大西洋联盟的那些人的期待。最后，即使我们假设所有社会最终都变成了自由民主社会(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仍旧会存在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对于领导地位的竞争，同时仍旧存在能够引发冲突的众多潜在原因。这不仅因为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或许会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也是因为尝试将无法民主的东西民主化(不管它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当下，这一点并不重要)的努力能够带来更大的威胁。那些基于民主和平理论之上的现实政策充满了模糊性和缺陷，不仅如此，积极推动自由民主(尤其是通过武力方式)，还充满着其他一些危险。克里斯托弗·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提出了异常敏锐的观察：“从前的所有庆祝都太早了，但是与民主和平有关的观点很快成为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作为核心辩护和潜在动机，最明确地体现在对伊拉克进行的强制性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和平理论不是作为‘和平的力量’，而是变成隐含着造成严重分裂和付出高昂代价的战争。”推行民主和平的尝试确实导致战争，但其后果可能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在预测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时，更是如此。任何大社会计划都变成了一种乌托邦。任何改造社会的激进尝试都产生了与预测的或渴望的结果相反的意外后果。布什政府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努力受到的最激烈批判来自新保守主义作家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经在2003年支持伊拉克战争：“最终的错误是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文化。新保守主义对政府在国内改造文化的能力的怀疑与政府的幼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尤其是面对外国复杂的、部落的、派别林立的文化时。”真正令人吃惊的是美国政治精英在开始大肆改造外国社会时是多么迅速和毫不犹豫，尤其是与这些精英在解决紧迫的国内议题时的笨拙和拖沓相比时，区别就更加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注意到： 经济学家惊讶于我们的医疗保健领域和多交少得的能力：美国的健康状况比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更差，但美国人均花费绝对更多，占GDP的百分比更高。我们花费在医疗保健上的钱是GDP的1/6，而法国只花费了1/8。美国的人均花费一直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2.5倍。3 与几乎不可能解决的国内医疗保险对比，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大中东的民主化问题似乎容易得多。 那些依靠民主和平理论在世界推广民主的人必须记住康德哲学包含着不使用战争手段作为推动历史变革的手段的观点。康德写道：“但是，不应该尝试通过革命方法提前实现这个观点，也就是通过暴力推翻已经存在的不完美的和腐败的政府。相反，应该通过根据固定原则缓慢改革的方式尝试和推行这个观点。”民主和平理论有助于为若干外国干预辩护。劳伦斯·卡普兰(Lawrence 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的《伊拉克战争》以“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很少(如果它们之间确实发生战争的话)”这一前提开始，他们的结论是“世界变得越民主，就越亲近美国”。这个结论思维混乱，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辩护。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一个国家变得越民主，跟随美国跑的意愿就越小。 四、政权更迭和“阿拉伯之春” 西方政治领袖以及与其沆瀣一气的记者和学者在谈论着未来的民主，甚至自由的叙利亚。网球爱好者可能对这些领袖说出网球明星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的名言：“你不是当真的。”约书亚·兰蒂斯(Joshua Landis)注意到：“若有人告诉你他们要在叙利亚建造民主，别相信他们的鬼话。”叙利亚的民主建设之所以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加困难，除了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或缺乏传统、民族和宗教派别争斗等因素之外，还有该国人口的平均年龄(21岁)难题。兰蒂斯提到了华盛顿智库亨利·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re)的理查德·辛克塔(Richard Cincotta)的研究，此人从年龄结构角度研究了从1972年到1989年之间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结果发现平均年龄在30岁或30岁左右(如果超过35岁，就没有任何革命了)的国家将很有可能维持其成就。平均年龄越低，民主政权取得成功和持久的困难就越大。在阿拉伯之春中，像在许多其他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本土性、区域性和全球性因素相互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只专注于某个方面就可能得出有限的和错误的画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强调了地方差异的重要性，当西方尤其是美国观察世界的时候，这种差异常常被忽略。但是，看不到更大的画面同样是错误的。中东事件也需要在世界整体权力平衡的变化背景下被观察。冷战时期，中东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争夺优先权的区域，现在的大象是中国，它介入中东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这根本不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赞美，真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战争”和“多样化的激烈竞争的出现已经使西方跨国公司的市场陷入危险之中”。这是阿拉伯觉醒的背景，虽然有区域的和本土的理由，但也存在着决定成功和失败的癖性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个背景就等于盲人摸象。 对于当今政权更迭可能出现的新趋势，人们的判断因人而异，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则满怀希望。自政治和国家出现之初，依靠民主投票实现政府和平变革的可能性，一直就存在于奋起反抗当权者的人当中，无论是古罗马的奴隶还是中国、俄国或中世纪欧洲的起义农民或美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而外国援助也决非闻所未闻的稀罕事，无论是帮助政府镇压叛乱(弗拉基米尔·列宁称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宪兵”，因为它在19世纪中期支持保守的欧洲政府)还是帮助反叛者。但是，后联合国宪章时代的国际法禁止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因而，任何资助反叛者的行为就等同于违反国际法。如今，甚至帮助政府镇压叛乱也与国际法相背，因为它违反了民众自决原则。与此同时，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国际人权法的出现和迅速演变，同时不仅将战争罪行而且将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变成国际法中的犯罪行为，而且还出现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 在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我们面临与此趋势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奋起反抗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尤其是后者通常不拉选票。在全球化的世界，反抗具有传染性；呈现连锁反应的形式。与从前不同，这种连锁反应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所有这些联系和链条不是真实的而是虚拟的，多数联系只存在于脸谱或微博上。一国的反抗者在没有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下轻易取得成功，另一国的当局却有能力镇压反抗者。决定反抗成功与否的变量太多，最重要的变量是内在而不是外在因素。反抗的结果可能是没有明显的外部参与的兵不血刃的政变(如突尼斯)，也可能是外国明显支持反叛者的相对短暂但血腥的冲突(如利比亚)。但更多的情况是结果难以预料的长期的血腥内战(如叙利亚)。新情况是外国帮助一个国家的反叛者可能鼓励其他国家的反叛者或潜在反叛者。在2000年的千禧年报告中，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注意到人道主义干预“可能鼓励分裂主义运动故意挑起事端，激怒政府犯下侵犯人权的行动，以便引起外来干预从而帮助其分裂国家的阴谋”。阿兰·库普曼(Alan Kuperman)称之为“道德危害问题”，对风险的保护刺激人们甘愿冒险。他指出，因为科索沃而威胁对塞尔维亚使用武力的声明使得科索沃解放军胆子更大，鼓励了士兵使用暴力伤害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平民，从而激怒塞族人做出过度反应，招致外国干涉。结果正是如此。同样，那些反对独裁者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或叙利亚的阿萨德的人已经使用或正在使用同样的伎俩。 但是，问题在于外人不能帮助所有反叛者，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情形都各有不同，在一个国家奏效的做法在另一个国家完全不起作用。与此同时，外国的支持虽然不足以让反叛者在斗争中占上风，但他们在当局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妥协。他们坚决要求现政权下台，只有处决或杀掉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才能让他们满意。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能奏效，但往往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和更多的流血。罗伊·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和杰拉尔德·诺斯(Gerald Knaus)写道：“代表国际社会的外国人通常比他们想象的要虚弱得多，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当地社会孤立，加上不熟悉当地文化和情况，很容易被抽象理论引入歧途。”他们认为：“失败总是可能的，无论多么可怕，它是一种选择。”需要特别强调最后一点——失败是一种选择，因为政客和军人在失败变为现实之前从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等到败局已定，人员和资源的重大损失已经无可挽回。 1979年，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发表了她的著名文章《独裁与双重标准》。该文值得研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赞同她的论证，而是因为它鼓励人们思考各种政策及其意料之外的后果。柯克帕特里克写道：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蒋介石垮台前的中国、卡斯特罗胜利前的古巴、越南战争的某些关键阶段以及最近的安哥拉)，美国促使当地政府实现自由和民主化的努力都遭遇激烈的内部反抗，不仅失败了，而且实际上帮助了新政权的上台，如果与从前的专制政权相比，普通民众享受的自由和个人安全感更少，更糟糕的是，新政权对美国利益和政策采取敌视的态度。4 当然，今非昔比。柯克帕特里克鼓吹依靠专制政府与美国结盟来对抗苏联及其盟友。今天，为独裁者提供支持的合理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柯克帕特里克的结论仍然符合实际。打击独裁者或推翻独裁政权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在新政权下，民众享受的自由和个人安全感更少，新政权对美国利益和政策采取敌视的态度。 (本文的翻译得到莱恩·穆勒森教授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本文英文版请参阅《欧洲杂志》的超级链接：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2-08-22-mullerson-en.html。) 注释： 1C.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2,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