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由高位退出权力中心，对过惯了一言九鼎颐指气使日子的人而言，其中的郁闷恐非大众所能理解。近些年，中共高官自认有文笔的，耕耘不休，给人们讲述自己的人生心得。但他们积郁于心的竞争过程，委身党国磨盘所经受的碾磨，是不准备告诉外人的，也不打算留给这个世界的。   7月30日，河南《大河报》在新闻版面刊登了署名“永春”的文字《观猴有感》，这是一篇闲文，如此安排便成了要文，而且成了一篇猜谜文字。 有人已经揭破了作者的身份，乃前政治局某常委。 文章极其平淡，所用心发现的问题也早已不是什么问题。 作者自称，试图通过对猕猴习性和组织状况的了解，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在维护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意在澄清误解，捍卫真马克思主义观点： 其一，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 其二，母系社会的原则可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出现以老祖母为家长的家庭组织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女性为领袖的母系社会状态，则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使用过“母系社会”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 其三，人和动物在有无思维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思维发达程度的问题。 文章属于主题先行式的循环论证，结论似乎无可辩驳，也无辩驳价值，且是线性逻辑，于活跃思维无益。 倘若说有价值，恐怕在其讽喻之笔。 作者这样介绍四年一次的猴王换届：“参与猴王竞争的公猴将尾巴翘起来，以此方式报名，表示向王权挑战，每次报名的有三四只强悍的公猴，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如果猴王被打败，将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胜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这也是一种高级的行为。可见，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确立之后，拥有无上的权威，猴群成员都要听从猴王的指挥。” 令受众联想翩翩的便是这一段。作者为何突然引用“运动大王”毛泽东的话，而且感慨“夹着尾巴做人”“寓意是多么深刻”？不难读出某种失意的情绪，自我解嘲同时又在安抚劝导官场失意者——身处这样一个组织中，必须服从权威，哪怕心有不甘。动物世界的规则看似残酷，但却不乏公平，竞争失败就得认命臣服，夹起尾巴做人。这段话莫非是为了让那些梗脖子的家伙服从新猴王？ 无奈的通达，隐含一丝淡淡的悲哀。由高位退出权力中心，赋闲在野，对过惯了一言九鼎颐指气使日子的人而言，其中的郁闷恐非大众所能理解。近些年，中共高官自认有文笔的，耕耘不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大著，给人们讲述自己的人生心得。修炼高超的，牢骚化为自嘲，进而嘲他，他们将在悠闲的行文中平复心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他们积郁于心的竞争过程，委身党国磨盘所经受的碾磨，是不准备告诉外人的，也不打算留给这个世界的。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自传，他们乐于活在人们的猜谜中，并让人们持续膜拜神秘而野性的权力。愿意写回忆录并被组织批准的，无非是划拉些鸡毛蒜皮的革命故事，将自己装饰得冠冕堂皇。反倒是一些不受中共待见的人物，留下了值得珍视的记录，比如王明、张国焘、邱会作、吴法宪等等。 官场“猴王”的产生未能如自然界那般令人心服口服，但也只能接受现实。貌似心平气和地进行客观叙事，细读仍能从中品出一缕愤懑。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制度啊，一代代有见地有担当的英才要么身陷囹圄要么郁郁而终，一茬茬无能无德之徒在窃取权柄蹂躏国土人心之后，亦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一个令自然规则和文明规则双双失效的国度，一定不会平静的。 (文章来自FT中文网剃刀边缘专栏)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岁月不居，从意气风发的改革年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难免百感交集。或许是评价的时机未至，或许是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便言说，未见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纪念。眼见这难忘的日子悄然飘过，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作此祭文，浇奠两代人消逝的岁月、理想与激情。 “南巡”在历史上曾是君主专用语，康熙、乾隆祖孙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义。历史名画《康熙南巡图》至今传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将南巡和西征（开拓新疆）视为平生两大功业。 在共和国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视” 尤其是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出京沿途宣讲，造舆论扭转形势，这法子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后一次“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也被称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发表了讲话的“南巡”，往往政治意义非常。 一、“南巡”的政治意图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为他所自称的“平民”，但仍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平民”，守护着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1989年6月的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他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统统插上“资本主义”“自由化”标签。针对这些挑战，邓小平 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质问改革“姓资姓社”。 中国的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朵拉之盒。曾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阴影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 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 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 “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利用报刊媒体上大造声势，各种“反和平演变”学习文件、宣传册子也纷纷出笼，下发到各单位。 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岌岌可危，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两位得力助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 二、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迹 “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孙子兵法》孟氏注），统兵之道与为政原理相同。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 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谓“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 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陪伴左右，昭示着他的抗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迅速扭转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南巡讲话”被整理成中央二号文件下达，《解放军报》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被打压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调反击，收复了大片舆论阵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思想，主导了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会政治路线，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地位。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三、“南巡讲话”的性价比 “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背后，则是急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 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1989年以前，经济与政治的两只改革车轮，相对而言是同步并进，即便后者稍慢，但距离不会太大。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改革形势整体停步不前，国内矛盾尖锐。素持“猫论”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机智地撬动杠杆，将全民推入商海，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难关缓和矛盾。这固然是邓氏实用哲学的成功典范，但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是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强人政治”将走进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历史评价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有定论，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 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唤醒了国人沉睡 数千年的权利意识，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无论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后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还是在处置北京政治风波后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所守护的政治底线，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近十年间，由于摸石头上瘾和短视的维稳思维，已错过了主动过河的最佳改革时机。尽管“永远执政”是历届领导核心的底线所在，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执政者须有所抉择。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书记所慨叹的那样——“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聪明”，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一个长期执政缺乏竞争而活力尽失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 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令广东成为近代历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祥地，从变法维新到共和革命，从国共合作到革命军北伐，从深圳特区到“南巡讲话”，乃至探索中的“乌坎模式”……睁大眼睛看看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2年2月5日 风雨读书楼

中国政治文化似乎没有给年轻人、或者年轻一代领导人多少政治空间。一般的情形是，老一代都会以各种理由来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都会纷纷出动来维持现存政治局面。表面上看，老一代这样做是负责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样做是有极其负面的政治结果的。   继一个星期之前新加坡反对党（工人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之后，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和国务资政吴作栋先生上周六毅然宣布退出内阁，目的是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新加坡前两代领导层打造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新加坡，不仅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确立了基本国家制度。 谁也不会否认，没有李光耀这一代领导人，就不会有现代新加坡。但是，任何政治都要与时俱进。时代变革了，领导的风格和方式也必须变化。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新加坡已经进入新时代，政府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运作……总理可以，并且也会根据新的局势去修订和改进政策”。从领导层的代际变化意义上说，李光耀先生和吴作栋先生的决定无疑是最理性和明智的。 在困难的时候把重担完全交给新一代！如果把这个场景放置在中国政治中，结果可能完全刚好相反。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越不可能把责任移交给年轻一代。中国政治文化似乎没有给年轻人、或者年轻一代领导人多少政治空间。一般的情形是，老一代都会以各种理由来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都会纷纷出动来维持现存政治局面。表面上看，老一代这样做是负责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样做是有极其负面的政治结果的。 政治退出制度非常重要 用比较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对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无论是多党政治还是一党政治，建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非常重要。民主政治有很多政治功能，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解决政治退出问题。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就是一种政治退出方式。在一党制下，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代际更替，如果处理不好，一党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这些地区的政权完全和社会现实脱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领导层代际更替缺失或者异常缓慢。当同一代政治人物统治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很多负面的结果就会接踵而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退出制度。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还是现实政治的需要，确立和完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在这方面，人们无须回到中国数千年历史。自清朝后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就足以说明建立政治退出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政治退出制度对中国政治带来的恶果。清朝晚期，光绪是皇帝，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背后操纵政治。面对朝廷衰亡困局，皇帝想大刀阔斧地改革，但遭到慈禧太后等老一代的竭力反对。以太后为代表的老一代软禁了皇帝，杀了年轻的改革者。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朝廷的衰败。到最后，太后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可惜，真要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力量已经兴起，革命的进程已经开始，改革为时已晚。很多人说，光绪皇帝年轻一代的改革过于理想，不见得会成功。但是，还有什么比朝廷被推翻更糟糕的呢？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有政治退出制度，光绪皇帝能够主导改革，不至于造成朝廷被推翻的局面。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历史转折点 在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动荡之后，中国才建立了新政权。但毛泽东并没有解决好政治退出这个问题。在新政权的早期，毛泽东是有这个政治意识的。毛泽东曾经设想领导人渐进式的退休制度。他先设计了领导层的一线、二线，但是没有成功。不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直到他去世，他没有一天退出过政治舞台，并且在他在位期间，中国连最起码的领导人退休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设想一下，如果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能够正式退休，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等来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那么很难想象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悲剧了。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时代领导人个人专制的教训，开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制度因素引入党内，尤其是领导体制。邓小平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各级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废除了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到今天，中国有两种制度已经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称道，即任期制和年龄限制。任期制从本质上说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年龄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轻干部有机会进入领导岗位。这些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也是中国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过，邓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如果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确立了政治退出制度，放手让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一代新领导人实行全面的改革，那么就不至于造成日后的天安门事件。在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训，真正把权力移交给江泽民这一代新领导层。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时候，也同时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国接班人方面的各种制度，包括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的制度，都是在这个之后开始具有实质性的制度化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退而不休。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尽管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没有正式职位，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干预现任领导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一些领导人的退休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从政府先退到人大，从人大再退到政协；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一些干部犯了错误，但不能退出，因此，就从其犯错误的岗位上调开，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一些领导因为犯错误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隐身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显身出来了。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政治责任 没有明确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给中国政治造就了无穷的缺陷，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至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束缚着年轻一代领导人的手脚，妨碍着他们的执政能力。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职位。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至于像多党制国家那样，新上来的执政党可以终止前任政府的政策。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会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要求新任领导进行政策创新。但中国政策创新和政策执行的能力正在急剧衰退。因为限任制，一把手一般可以两任。但在其第一任期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任所安排好，新领导层没有多少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前任领导往往“退而不休”，时时刻刻都想影响现任领导，这又会严重阻碍着现任领导的政策创新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今天，中国尽管已经没有正式的一线、二线之分，但实际上的情形仍然存在着。因此，整个统治机器的工作效率大受负面的制约和影响。 第二，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政治责任的不清楚，即谁应当负责的问题。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就是政治责任问题。实际上，任何组织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领导的代名词就是责任。中国现在的体制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有了很大的进步。现行集体领导体制保证了党内民主，避免出现个人专制情形下的一系列错误，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级政府的集体领导有些时候往往演变成集体不负责任。现任领导之间、现任领导和前任领导之间，往往存在着非制度化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现任领导要负全部责任，但实际上的责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领导。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吁行政责任制和政治责任制，但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不起来。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加上中国存在的特殊的党政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政权运作的效率。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国理论上仍然是政治集权制度，但领导层的权力高度分散化。例如，总理应当是部长之首，对国务院负全部责任。但是，总理没有权力解雇任何内阁成员（部长），因为所有部长并非总理任命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所有重要干部都是党任命的。这种情况也存在党的方面，党的领导集体内部缺失等级秩序，缺失责任制度。 特权阶层日益庞大加剧财政负担 第三，也同样重要的是，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负担过重。随着卫生和医疗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中国老干部队伍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负担的越来越重。老干部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照顾，这不是问题，但如何使国家财政能力可以持续却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中国官员一天为官，就可以终身属于特权阶层。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但也有越来越大量的财政力量流向特权阶层。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为什么难以公开透明？很简单，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权阶层阻力的使然。 怎么办？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政治退出制度，即大多数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后，就变为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权。只有少数特殊的政治人物，例如总统和总理可以继续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特权阶层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说，通过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的建设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领域的前特权阶层也同样享受社会的制度保障。这个社会化过程很重要，一方面保障了基本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因为要照顾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目前的中国，很多人都在高调讨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叙述，这里所讨论的政治退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制度细节。但也很显然，这个制度细节能够影响到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它与政权的效率有关，政治退出制度无疑可以提高和强化政府无论是政策思想的产生、决策和政策的实施方面的能力。它与政权的可持续性有关，如果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必然越来越巨大，直到超出财政担负能力。它与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有关，特权阶层越来越大，不仅消耗着庞大的财政资源，而且也会消耗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程度。 很显然，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邓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政治退出制度？这是一个中国领导层不得不考量和解决的问题。

当下，中国正处于两代领导人的过渡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代际之间的权力交接只发生过3次。尤为显着的一次是于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政权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给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实现和平、有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如果即将到来的这次权力交接，也能如同10年前那般顺利进行而且克服近来重庆出现的政治危机的负面影响，那么，对于中国领导层和整个国家而言，都将是一次巨大进步。 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的重要性，也反映在领导层变化的规模和范围上。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层中，每个机构都约有70%的成员将实现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龄。2012年秋季的十八大和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之后，负责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国防军事事务的重要人物将会包含大量新面孔。即将到来的最高领导层权力交接很有可能是过去三十年里规模最大的一次。 如同很多发生在中国的其他事件一样，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也是喜忧参半，希望和忧虑并存。有希望，是因为即将上任的新一代领导人，整体上与前几代比，在专业和政治背景上更具多元化，由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所以更具适应性，世界观和政策选择也更具全球视野。他们有可能会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治理贡献力量。有忧虑，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精英日益多元化，这不仅使得领导层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会引发人们对领导层团结力和精英凝聚力的担忧。 政治精英招募制度化 近年来，中国当局以及官方媒体在表述中共党内的监督和制衡制度化这一理念时，都频繁地使用到了“党内民主”这一术语。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在党内发扬民主，并且将“党内民主”定位为党的“生命”以及中共在未来能否保持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 中共领导人及其智囊倾向于追求党内民主实验，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渐进、可控的方式实施政治改革，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400万个基层党组织、8200万名党员，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如果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间发展成为多党制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综合这些因素，以精英竞争为特征、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相联系的党内民主形式要比在中国推进直接民主选举更加符合国情。 实际上，民主之路在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领导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曾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一党专制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动态的派系监督和制衡。 应该强调的是，很多中国政治机构内的学者认为，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举例来说，著名理论家俞可平就认为，中国应该而且能够过“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走上民主道路。俞可平称其为“增量民主”（渐进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时间上渐进的、规模上可控的，并且应与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公民社会以及法治发展相结合。他相信，只有这样的道路才能在现有的各种政治力量准备充分之际，最终实现“民主突破”。 中国的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虽然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在选举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包括正式条例和非正式惯例在内的制度化机制也已经投入使用，以降低各种形式的徇私和权力滥用。很多重要制度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领导人的政治行为，也改变了中国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 1. 差额选举 在选择中央委员及其他高层领导时，中共采取了一些选举办法。自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开始，中国当局就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中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即“候选人数额应多于预定的当选人数额”的选举方式。举例来说，高层领导决定中央委员会由350位委员组成，那么会有370名候选人员参与选举。选举过程中，得票最低的20人将会被淘汰。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经常使用这种“党内民主”的限制机制来限制高层领导偏爱的候选人的数量。 2.

尽管华盛顿为自己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但他没有依此作为寻求连任的政治砝码，反而坚决拒绝连任，给美国后来总统任期制的实行创立了一个良好开端。之所以拒绝第二次连任，可能首先在于他对美国新制度的高度信任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深恶痛绝。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位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领袖。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制宪会议主席，随即被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792年连任。1796年任期届满之际，美国朝野绝大多数人士要求华盛顿再次竞选连任总统，但华盛顿予以拒绝。 在当时美国形势之下，华盛顿要竞选连任是完全可以如愿的。华盛顿杰出的政治才干和廉洁自律的个人品行得到了当时多数政治家和公众的热情推崇。在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政治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在华盛顿任总统前夕情形尤为急迫。“各州遍地是易燃之干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他对当时形势的描述。但华盛顿通过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灵活务实的政治策略，成功地为美国制定了一部宪法，为“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奠定了基础。他在首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布“我必须拒绝对我不相适应的任何所有个人津贴，”并在任职期间身体力行，为美国后来的政治家树立了一个克己奉公的典范。尽管华盛顿为自己积累了这样雄厚的政治资本，但他没有依此作为寻求连任的政治砝码，反而坚决拒绝连任，给美国后来总统任期制的实行创立了一个良好开端。此后，除富兰克林. 罗斯福在特殊情况下连任13年总统之外，其他任何总统的任期没有超过两届。 华盛顿拒绝第二次连任，可能首先在于他对美国新制度的高度信任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深恶痛绝。美国新制度的精髓体现在美国的宪法之中。他曾说，美国的“宪法并非完美无缺，但如果考虑到组成制宪会议的形形色色的成分以及要予以照顾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这部宪法中带根本性的缺点是如此之少，实非始料所及。”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这部“伟大的宪法”，说它规定了政治家的权限和应该努力的目标，并特别把宪法所体现的“永恒的秩序和权利法则”与他所信仰的上帝联系在一起，借以表达他对宪法精神的坚定信念。如果说华盛顿的潜意识里还有些许个人英雄主义的话，在他对宪法精神的坚定信念之下，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又怎么能左右他的个人行动呢？事实上，华盛顿是常常以如履薄冰的心态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他还是在首任就职演说中说，总统一职“使我焦虑不安……我曾选择了退隐，我满怀奢望，矢志不移，决心依此作为我暮年的归宿……因为岁月催人渐老，身体常感不适。另一方面，国家召唤我担负的责任如此重大而艰巨，足以使国内最有才智的人度德量力；而我天资愚钝，又没有民政管理的经验，应该倍觉自己的能力不足，因此必然感到难以担此重任。”事实证明，华盛顿讲的是心里话。 华盛顿的选择一定与其人生信念有关。我以为，这种信念便是崇尚理性主义。欧美的理性主义信念是由几个方面构成的一个信仰体系。第一，相信理性原则是一种凌驾于个人价值观之上的存在，一切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必须服从于理性原则；第二，理性原则的普遍性表现为一切个人都有可能按照理性原则行事，理性行动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第三，理性原则的普遍性可以表现为自由平等民主的宪法精神（尽管它是逐步成熟的），一切立法要符合这种宪法精神；第四，理性原则的实施离不开政治家和全体公民的某种敬畏之心，并且，这种敬畏之心常常与宗教信仰相结合。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大约在15世纪以后又逐步开始发扬光大。华盛顿不是学者出身，也当然不会有很深的理性主义哲学学养。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华盛顿选择了拥有理性主义信念的学者朋友，这些朋友也选择了华盛顿，这种选择意味着华盛顿与他们达成了基本的政治信仰共识。欧美的理性主义传统当然有其现实历史根据，但探讨这种根据已经超出了本文打算讨论的范围。 如果把反对政治激进立场，特别是反对以革命为幌子的群众运动，看作政治上的保守主义，那么，保守主义政治便似乎是理性主义原则的必然结果。华盛顿便具有保守主义特点。美籍评论家房龙曾说，华盛顿“从未沉醉于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有独到见解的、创造性的思想。他天生是位保守分子，极不信任那些向他兜售法国大革命的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事实上，如果他能随意行事，他会把所有激进分子送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地。”说实话，如果华盛顿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并不停地高唱革命高调；再如果他的同僚也和他一样，也不知美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华盛顿的保守主义的确让当时的“革命者”恼火，我记得读过潘恩的诗句，骂华盛顿是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好在是历史也在选择政治家，而不单单是政治家影响历史，否则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就该是潘恩了。 政治领袖选择个人英雄主义也有其信仰基础，我以为，这种基础便是“性善论”的人生价值观。“性善论”是一个悖论：“性善论”把人生的终极追求看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在资源有限的社会里，彻底的利他主义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有限的资源让渡给他人；谁不肯这样做，便是以为自己的生命价值重于他人生命的价值，自己赋有普度众生的崇高使命；这里所暗含的前提是，他人不是善的，只有自己是善的。这种人生信仰是非常可怕的。在政治实践中，以个人英雄主义立命的政治领袖常常试图“改造”人，如果改造的目标不尽其意，往往心起杀机并可能付诸实施。所以，政治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我因此相信欧洲人的一句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问题不止于此，个人英雄主义必然给政治领袖带来个人悲剧；历史上，想“改造”人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名声。一旦“改造”人的做法被一个政治领袖变成一种国家制度，必将给这个政治领袖的继任者带来麻烦。曾有资料说，原苏联有几位领导人就是因为在任期间劳累过度而早逝的。 行文至此，笔者心怀伤感，也心怀希望。尽管我从不相信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也不相信多数人关于儒家学说的成败之论，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理性主义原则基本上是近代欧美国家的传统。东方人过于注重“性善论”为基础的价值观了，这给她的领袖和人民都引起了过多的灾难。当然这一切都有历史现实的原因。如今，东方人已经艰难地开始步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技术规律在强制人们思考和接受社会规律，政治家也开始变得务实了，也许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