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台湾与东南亚跨国婚姻的发展 l   1970 中期–1980 初 部分退伍老兵或偏远农村青年择偶困难，有一些东南亚华侨开始媒介女性婚嫁至台湾，以生活贫困的女性占多数 l   1980 年代 台湾开始推动南向投资政策 在台湾商人及外派劳工担任婚姻中介者下，台湾籍农村失婚男性与东南亚女性通婚日益显著 l   1990 以后 专业婚姻中介公司出现: 牵线、安排相亲、当地政府结婚登记、迎娶回台湾 促使跨国通婚数量更大幅增加 外籍配偶人数概况表：   资料来源 台湾内政部移民署与户政司 2008年统计 台湾媒体再现下的“外籍新娘”？ 台湾今日新闻 2008/05/02 报道《东、越女敢玩敢秀 攻陷台湾情色市场》 外籍新娘现象在台湾的媒体建构 外籍新娘现象为社会问题 1 来台卖淫 2 破碎家庭: 逃家、重婚、离婚 3 低学历者结合，子女教育不良 外籍新娘现象的女人图像 (低劣他者) 1 无可奈何的受害者 2 唯利是图的吸血鬼 3 有犯罪 外籍新娘现象的男人图像 (社会所不欲者) 1 身心障碍与罹患精神性疾病 2 道德卑劣: 骗徒与沙猪 媒体再现外籍新娘议题的报导问题： 1 相互抄袭的报导 2 与官方机构合作: 高度依赖此来源 3杜撰的统计数字与模零稜两可的说词 4 选择性的资料呈现 – 缺乏当事人的说法 – 新闻过滤器:向官方观点看齐或媒体预设的立场 – 着重冲突、戏剧性和怪异的事情上面 – 采访结果呈现与编辑手法的选取 媒体再现的影响 1 主流论述透过强势媒体运作，当事人常将之内化，用以评量自己的配偶或与自己处境相似者。 2 当自己为媒体描述对象时，仅以自己是例外，而非根本的挑战媒体论述的有效性或背后之意识型态。 课程视频:多元文化主义的派别会如何解读外籍新娘之媒体再现？ 多元文化主义字面定义： 指在一个集团群体、社会共同体、区域联合体等系统中共存的、相互联系且各自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几种文化。 三位具影响力的学者： 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 ； Will Kymlicka, Queen’s Univeristy, Canada ； Charles Taylor,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保守派的多元文化主义： 1）对多元文化主义抱持着敌对的态度: 认为社会没有种族不平等主义、性别歧视或阶级偏差的存在主张保持西方文化经典学习对抗多元文化研究课程。 2）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用太多福利措施帮助边缘团体，以免养成其依赖社会福利不求自我改进的行为。 3）崇尚传统家庭价值，主张文化剥夺论: 此派别认为儿童的可受教性是受其早期社会化阶段与就学前的因素来决定，处于贫困或弱势族群家庭的儿童是被剥夺了一种可以达致成功的文化，也就是说，一个贫困白人/非裔美国人/原住民儿童在学校表现相对失败，可归因到他的家庭背景与教养方式。因此，学校教育要努力同化弱势族 群的孩子，让他们能融入主流文化。 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 主张: 强调个人主义与个人的自主自决，但须尊重他人自由的权利.每个人有均等机会追求自我发展，发挥自己的潜能。人之才智不会因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而有所不同，只要努力，必能跟主流群体一样有所成就。 理论限制: 1）缺乏挑战既有评价标准2）过度追求共同性与统一3）将问题归因个人因素，忽视社会权力结构的问题 左派本质的多元文化主义： 认为某些本质无法改变，凌驾于历史、社会背景及权力的影响。如性别在生理上的差异。 理论预设: 1）只有被支配者才有立场去发动批判与抗争。2）支配文化一定是不好的，被边缘化的文化才是可取的.3)褊狭排外的立场排除掉许多与他团体或圈外人合作的可能性。 复合论的多元文化主义： 1)非常强调差异性，主张要鼓励学生多元学习，放弃偏见，学习来自各相异族群阶层的知识与价值.2)仍忽略要去挑战欧洲中心思想规范的普遍性。3）若只是将差异拜物化，片面强调奇风异俗的结果，只是学习知道有各种异文化表象存在，并无助于改变权力运作现状，反有将其工具化而进一步欲捍卫既存权力结构之嫌。 批判性的多元文化主义： 复合论和批判性虽都强调文化差异，但前者对每一种文化都主张应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后者则更强调要对主权文化之霸权加以质疑，对特定族群之主体位置及价值应加以肯认。 1）关切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支配结构与权力运作。 2）检视社会不平等如何透过学校教育的过程而再制或加强。 种族: 检视白种优势与白种规范的形成及其影响 性别: 检视男性优势与价值规范如何在教育与社会中复制与传播，女性如何被负面化的呈现而渐形成 “霸权”共识。 3）挑战与破除中产阶级为主、异性恋与城市中心等主流预设，重新思考建构知识与思想。 教学政治化:  教师、学生和社区成员一起分析种族、性别与阶级等歧视与压迫的运作过程，并讨论如何反抗与转化现实。 4）重视认同政治、差异政治之议题: 批判权力、认同与知识交互建构而成的教育实践；由差异所造成的排他过程等。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影：《我的强娜威》                   内容介绍： 黄乃辉是一个脑性麻痹患者，表面上他是弱势者，但是他对人生的企图心比一般人还大，为了想要自己的家，三年前，他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娶了小他20岁的柬埔寨新娘强娜威，生下可爱的女儿静慈，圆了人生的梦想。 但是，为了经济问题，两个人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强娜威必须帮助贫穷的柬埔寨娘家，黄乃辉想要保护自己的家。这对终身伴侣展开了一连串跨国婚姻的激烈战斗，这些战役横跨着性别、年龄、文化与阶级的鸿沟。

  文化多元是以最低的成本保障社会的稳定，任何极端都因存在大量的中和因素而难以直接危害社会的总体和谐；而站在精英立场上，以一种标准化来管理文化，成本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差的，以一种标准压制其他，人为造成一系列新的矛盾，反而很难收拾局面。 文化是什么？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基辛就此写道：“通过文化学习，一个婴儿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 文化是什么？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文化具有传承性，但不是生理的遗传，而是后天的习得。人拥有何种文化取决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基辛（Roger Keesing）就此写道：“通过文化学习，一个婴儿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既定的文化犹如空气弥漫、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衣食住行、如何处理生老病死，无不由文化来界定和指引。 当今网络时代，比起电视时代来，网络表现的文化或文艺可能更得遭到批判。这些批判并非没有道理，但有一种明显的通病，即批判者高高在上，采用一种恒定的关于什么是文化或文艺的标准衡量一切，凡是在这个尺度以下的、看不顺眼的，均被戴上各种不同帽子，怪诞、庸俗、下流，以及其他主要来自道德评价方面的批评。 大众文艺开始于19世纪中叶，那时还仅限于大众化的报刊。从那时起，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持续存在，尤其是电视时代，批判的锋芒更大。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文艺创作中，同时亦可以成为其中的制作者、表演者，几近到全民狂欢的地步。当然，这与原本意义的文艺，特别是精英的文艺，已经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或文艺。站在精英角度看，自然是离经叛道，天下大乱。 其实，文化是动态的。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在与外部交流过程中通常会缓慢地演变（特殊情况下急剧变化），在与异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吐故纳新。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传播科技使得全球化的文化流动极为频繁，顽固地坚持原有传统而拒绝变化的文化，不是消亡，便是被其他文化所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文化或大众文艺的讨论应持一种开放的视角。 文化的多元是好事，也应该是常态。现在传播科技发达了，文化交流呈现出“天下若比邻”的状态，于是不同文化间的借鉴多起来。站在比较原始意义的文化角度看目前的状态，自然实在可怕，例如我们以长袍马褂的标准看比基尼，那不是下流才怪呢！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要改变的尚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要检讨一下我们从什么角度认为文化“病”了？如果以一种恒定的认识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文化，遇到如此多的不符合心意的作品，当然会惊呼礼崩乐坏。 如果从文化多元的角度审视现在的文化，它比“舆论一律”条件下的文化存在状态要好得多。即使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多元是以最低的成本保障社会的稳定，不同的文化都有表现的适当空间，任何极端都因存在大量的中和因素而难以直接危害社会的总体和谐；而站在精英立场上，以一种标准化（而且相当程度是主观标准）来管理文化，成本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差的，以一种标准压制其他，人为造成一系列新的矛盾，反而很难收拾局面。 话说回来，网络时代的文化几乎是全民文化，因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其优点和缺陷也就能清晰地暴露出来。就传媒（包括网络媒体）而言，职业道德和规范的缺乏是造成一些人感觉文化有“病”的直接原因。当一切以利益作为标准的时候，文化和文艺就会变得没有文化了。若在这个意义上感觉文化有“病”，看得还是准的。 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制造大众文化的主要传媒是电视，我国的电视体制是国家所有，但经济上推给市场，于是收视率成为类似经济上的硬杠杠GDP。一旦电视文化的水准主要不是审美而是获利多少，那么，这种文化多少会染病，并且病在体制。我国的网络，特别是商业网络，以赢利为目的，于是点击率成为生存与否的前提，网络文化除了个性张扬外，自然以媚俗为特征。 市场经济给文化的多元带来生存空间，但在我国，缺乏道德和法治理念的自我约束是社会和行业的普遍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的行政管理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还在于管理标准中带有较强的人治色彩。例如去年底文化部门禁止使用“偷菜”这个词汇，网上的偷菜游戏分别更名为“收获”和“摘取”。 改变这种文化发展的现状，在于形成传媒业的职业自律体制。在体制上，电视和网络如果是国有的，就不能让商业侵蚀。国外一些文化格调高的电视节目，法律或法规规定它们不准播放广告；如果传媒是民营的，就要有完备的自律体制，以及对自律执行的行业监管部门，做到制作与经营确实分开，保障文艺节目的质量。 【原文链接】

  大众文化是一个社会或者说文化概念，而群众文化则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政治概念，两者何时叠合，何时分流，何时对峙，端视政党机制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定。前者或许还残存一点点自主性，而后者则基本上是政党逻辑的延伸。   汉娜·阿伦特在《文化的危机：其社会和政治意蕴》一文开篇就说：“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术语显然是从‘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这个并不比它早很多出现的术语中派生出来的，但在对大众文化的所有讨论背后，都有个默认的假定，就是大众文化，从逻辑上必然地是大众社会的文化。这两个术语发展的简短历史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几年前人们使用这两个词时还带有强烈的谴责意味，暗示大众社会是社会的一种堕落形式，大众文化是一个语词上的矛盾，现在它们却变成了受人尊崇的词，成了无数研究和研修计划的主题。”就此可见，在西方世界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大众文化的社会形象有一个从广受诟病到成为新宠的颠转历程，以此反观大众文化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则会发现其经历的过程更显曲折跌宕。 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掀动的文化思潮，在这种文化思潮里，最激进的论述之一就是主张平民的文学和文化，这种文化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并打破横亘在读书人与民众之间的阅读障碍（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文言文），直接呈现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胡适创作新诗《尝试集》，鲁迅创作《孔乙己》等新小说，陈独秀用白话文写政论，顾颉刚等鼓吹到民间去搜集歌谣、民俗文化，周作人首倡新村主义，北大学生组织平民讲演团宣传平民教育。传统的知识人文化是一种贵族气味浓厚的士大夫文化，这种文化有着一种德性和智识上的双重优越感（相对于农、工、商阶层），而这种优越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的平等意识、劳工神圣等观念的映照之下，显得空洞而自大。割地赔款落后挨打的奇耻大辱，也让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人有了一种强烈的悔罪感和自我鞭笞的心灵习性。 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新文化阵营的知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力量，沉睡的大众形象隐喻了中国的未来，而唤醒大众的历史使命也落在知识人的身上。启蒙的主题正是在这种新型的士民关系中生发出来，启蒙的思想资源大多来自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价值观念与人格想象，而启蒙的方式也是模仿西方大众传媒形成公共舆论的方式。启蒙者的形象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它既是不断自我清洗、掏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否定性自我，也是不断移植、嫁接（对西方文化价值）的建构性自我，前者让他空虚，后者让他亢奋。而作为被启蒙者的大众，也呈现出悖论式的双重性格，大众既是中国力量的源泉，是医治衰败而浮华的知识人文化的良药苦酒，也是暂时处于休眠甚至蒙昧状态的“群氓”或者说“乌合之众”，等待着被鲁迅这样的启蒙者的呐喊来唤醒。这种社会氛围中形成的大众文化，其实是一种转型时代特有的“青黄不接”的文化形式，究其实质仍旧是一种知识人文化，与普通大众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关联。 即使这样一种弥漫着知识分子气味的新文化，也遭遇了来自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和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的挑战，前者以吴宓、梅光迪等“东南学派”的知识人为代表，认为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鼓吹的新文化，其实是西方启蒙运动源流中最粗鄙的一支，被认定为一种崇尚卢梭的浪漫主义和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的大众文化，充斥着人作为理性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傲慢与势利，在一种虚假的平等观念的误导之下抹平了个体之间在文化创造上的禀赋、才情、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异。学衡派主张文化的核心是创造，因此必定是智识贵族才能从事的精神生活，读书人不能降格以求，放下自己的文化身段去迎合大众的非理性需求形成一种所谓的大众文化，而应该以精英文化的品质与标准来引导大众，从而提升大众的审美能力与文化水准。学衡派认为只有将古典时代的经典（比如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文化进行融汇创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方式才能实现他们的尊师白璧德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反思、批评启蒙运动价值观念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而在杜亚泉看来，新旧文化之间并不如新文化倡导者所言那样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以启蒙为主旨的刊物发表了诸多涉及新旧之争的评论，大致而言，这些文章都主张破旧立新或者说推陈出新，在这种论述里，旧文化旧思想都是一种小圈子的上流社会文化，是脱离社会生活实践和民众意识的意识形态，是阻碍新思想和大众文化形成的绊脚石，因此必须置之死地而后（新文化）生。“新”的合法性建立在对“旧”的指控和反抗的基础之上，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自身就肩负了这种创造新文化的使命，因此大有旧邦新命舍我其谁的文化英雄气概。可是在杜亚泉看来，新旧之间是一种接续关系，他主张“接续主义”，所谓“接续”指的是旧业与新业相续接，二者不可割断。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他认为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有开进而无保守则使新旧之间的接续截然中断，势必动摇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学界命名的杜亚泉式的“调适的智慧”，可谓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潜流、支流，而非逆流，其实也是一种启蒙方式。 这个阶段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尚未引入“阶级”的观念，因此虽时有硝烟弥漫（比如罗家伦指斥杜亚泉的《东方杂志》为杂乱派杂志，陈独秀影射该杂志意在复辟的“十六问”等），尚且停留在知识界内部的争论之中。到了1920年代，随着唤醒民众的任务从启蒙者的身上向相继改组、成立的政党转移之后，启蒙大众并塑造大众文化（或者说群众文化、民众文化、革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宣传部等机构之上，宣传取代了启蒙，或者说在当时人的观念之中，宣传就是一种启蒙。（这一点，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做了系统的论述。）以此回溯并反观1910年代的平民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虽然平民或者大众的面目在一种启蒙叙述中间显得面目不清，但各路知识人的论述似乎分享着共同的言说对象，大众成为一个想象性的混沌而自足的整体。可是到了主义崛起和政见分歧的1920年代，在各种宣传机器和政党力量的推动之下，大众开始分裂，阶级话语悄然降临，一个可以超越阶层被知识界的不同派别共同关切，并试图启蒙的“大众”已经不复存在。被归类到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群体是属于要被打倒、肃清的阶层，而不再是启蒙的对象。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资产阶级文化开始逐渐地被从大众文化的范围剥离，甚至成为众矢之的。 知识界开始迅速分化，左翼文化人越来越痛恨自己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即为例证），哀叹自己为何不是根正苗红的大众之一份子，因此恣意地刮骨疗毒贬斥自我，到了1930年代的上海，很多左翼文化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白话文，其实也是一种脱离了大众的生活实践与表达方式的精英语言，因此倡导直接从原生态的大众文化里创造大众语，大众语的争论在上海的《申报》、《现代》等报刊上喧嚣一时，无疾而终。左翼知识人的这种文化焦虑感，一直到了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才尘埃落定，知识分子的创作应该为革命和工农服务，知识分子应该融入到大众文化的洪流之中才可能解放自己，成为大众文化或者说群众文化的真实记录者。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人与大众之间的对峙和紧张，至此似乎得到了“根本之解决”，但也付出了王实味等异议分子被消失的代价。（王实味曾写过杂文《政治家·艺术家》试图将政治家与文艺家的社会角色分疏开来，并认为政治未必掌握真理，而真理应该引导政治，因此在延安整风中犯大忌） 不过与左翼文化人在上海的边缘化相映成趣，1930年代的上海也发展出了一种将商业、传媒与娱乐等各种社会领域的文化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文化。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社会像消费其他商品一样消费着娱乐工业提供的玩意。供娱乐的产品是为社会的生命过程服务的，即使它们不是面包和肉那样的生活必需品。正如俗话说的，它们被用于‘消磨时间’。”上海的光明大剧院、百乐门舞厅、跑马场、各种电影院、各种明星海报、月份牌等，与上海的都市类报刊一起共同打造了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的特质是肉感的、交易的、消费的、易逝的，是群体性和拜物教式的集体心态，它拒绝个体化和差异化，更别说批判气质与反思精神。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怀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发展到极致的物质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追忆与缅怀，而这种怀旧又与文革之后的中国对现代性的重新想象有关，或者说对民国上海的怀旧赋予了改革开放的去魅（革命之魅）以一种历史的合法性，进而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欲望的合理与正当。因此，曾经在毛泽东时代被严峻批判的民国上海资产阶级文化，又可以变脸成现代大众文化的表征，人民的“低俗”娱乐需求又成为“发展的硬道理”（刺激内需等）。 大众文化的历史命运，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政治息息相关，当革命需要民意和大众的基础时，大众文化可以是批判知识人的被浪漫化的理想类型文化，而当革命文化需要塑造一个纯粹而没有遭受精神污染的乌托邦文化时，连大众文化都显得不再纯洁和可靠，尤其是与民间的神道、宗族、祭祀、帮会等相关的文化形式，在革命逻辑的映照之下，都显得蒙昧与反动，都属于应该被横扫的旧文化之类，最后只剩下江青等人钦点的八个样板戏之类，文化形式上的不断激进化与文化内涵上的不断空洞化恰成对照。因此，从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逻辑来说，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大众，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大众的范围是可以伸缩自如的，这正如知识分子这个词能够笼罩的范围一样，也没有常态化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褒贬完全根据政治形势需要。革命政治也从根本上扼杀了大众文化的自主性空间，而只是将其操弄成革命文化、民众文化、群众文化之类的半吊子文化名词，在表面的群情亢奋背后隐含的是人民不敢表达的审美（审丑？）疲劳。因此或许可以说，大众文化是一个社会或者说文化概念，而群众文化则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政治概念，两者何时叠合，何时分流，何时对峙，端视政党机制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定。前者或许还残存一点点自主性，而后者则基本上是政党逻辑的延伸。 回到1930年代，我们除了可以考察上海的左翼文化与消费文化之外，更应该注意分布在平津地区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等或国立或教会的高等学府为依托，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北京的《晨报》等为表述空间，以政论、学术文化和高雅的文艺创作为表现形式，塑造了一种与上海左翼文化截然不同的精致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无疑是反大众文化的，或者至少是疏离于当时的大众文化，它延续的仍旧是五四的新文学、新文化传统，倡导文艺形式的探索和启蒙大众的心灵世界，而且其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更以政治从业者为启蒙对象，试图在一个权威崩解而权力恣肆的时代重建知识人的权威。在知识界急剧分化的年代，这群知识人没有依附于政党逻辑而向自身抽鞭子，他们仍然坚持知识人的尊严与独立，提倡一种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的知识文化。从数量上来说，这群知识人自然仅占人口比例的极少数，但从文化创造而言，他们却是当时中国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群体。毫无疑问，这个知识人群体形成的精英文化和学术文化，基本上很难归类到大众文化之中，在后来的历史过程里，这个群体以及它所具有的文化，都基本上以资产阶级文化、殖民文化等名义被清洗，清洗者往往就来自活跃在1930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他们投身到革命政治的队伍之后掌握了所谓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以“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在建国后与政治力量合作，以革命文化甚至大众文化的名义，歇斯底里地淘汰了民国平津最具有生命力的知识人文化。自此以后，所谓群众文化或革命文化在割舍了启蒙的价值内核之后，只剩下一种奉命或者说奴才文化，反思都不可能，何谈反抗？就此而言，现代中国的文化史就是一部革命（宣传？）压倒启蒙的历史，也就是一种不断粗鄙化和暴力化的文化史，文化争论演绎成了最剧烈的政治对抗，而那些有独立人格的知识人要么被噤声，要么被改造，要么被毁灭。 问题是这种革命政治形成的群众文化真正为群众所欢迎吗？在群众文化的表述里，群众究竟是一个主体还是一个客体？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大众文化的再生产机制（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民间社团、市场属性的传媒、娱乐工业、传统艺术等）在1950年代以后被连根拔起以后，所谓大众文化就成为了虚假的意识形态，没有大众，只有群众，依照分清敌我的阶级斗争思维，如果不是群众的文化，就是敌人的文化，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处于极度单调也极度压抑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到1980年代港台的电影、流行音乐（邓丽君式的靡靡之音）、电视剧、服装、武侠小说、新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大陆，中国才开始新一轮的大众文化形成过程。可是这种民众自发的对大众文化的追随，也经常遭受来自权力当局的压制和围剿，在1980年代就发生过在家庭举办舞会而被公安判刑甚至处死的案例（罪名是腐蚀青年、集体淫乱之类）。因此，1980年代从港台乃至国外刮来的大众文化之风，相对于毛时代的文化逻辑，具有了一种颠覆性的革命性质，反革命成了一种新革命，大众文化在这种历史嬗变与论述中间，重新获得其表达空间与存在的合理性。 1980年代的角力，到了1990年代以后变成物质主义文化独领风骚。1992年的小平南巡，强力推动了八九事件之后基本停滞的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暂时被搁置一边。人的物质生活欲望被发现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各种穷形极相五花八门的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引入中国，《格调》、《品位》等各种宣传小资产阶级生活形态的书籍一度畅销，宜家家居等弥漫着西方生活情调的家具在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变得富有吸引力，各类肥皂剧、流行音乐、好莱坞大片、舞会、选秀、娱乐节目等共同构造了一个“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这才是自五四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第二波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第一波是1930年代的上海），这种大众文化是在政党力量最大限度地开放私人生活领域，而压制甚至禁闭政治生活领域的社会氛围中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大众文化公开的秘密，并与政治发展的GDP主义一同有效地支撑了一个崛起的中国的自我证成合法性。很显然，这种大众文化相对于毛时代来说具有相当的自发性，但相对于西方具有原创力的大众文化而言，却仍旧表现出一种依附性和保守性，在一个去政治的世俗时代，大众文化成了人民栖身自我回避公共领域的温床。没有在公共领域形成自由意识和参与精神，以及开端启新的政治行动勇气，这种大众文化顶多培养出一群消费的动物（赫胥黎式的《美丽新世界》？）和盲目的粉丝而已。这种大众文化也推崇一种自我实现（幻觉？）的个人主义文化，但显然这是一种利己而唯我的个人主义，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说法，这种“个人主义导致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封闭和漠然，无论这些问题和事务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其后果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这恰恰是1990年代至今的崛起的大众文化打造的个人的核心特质，这种特质如同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所分析的那样，构成了后极权社会的社会统治和政治控制最有效的形式。 而曾经在1930年代的平津扮演相当重要角色的学院知识分子的后人，今天已经在过度体制化的过程里越走越远，其主体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公共意识和批判气质，他们成了一个争名逐利的群体，虽然是以学术追求的名义，他们对于公共文化的建设也意兴阑珊。任重道远的知识人开始变成“灰心丧气”的符号人。一些严肃的学者仍旧在坚持富有成效的学术探索，但他们的成果在今天这个影视界明星和学术明星当道的中国，几乎没有提振和革新大众文化的力量与空间。学院与社会既分享着一套共同的世俗美好生活的核心价值观，但学院与社会又显得越来越隔膜甚至对峙（在社会大众看来，学院精英已经变成不再具有道德担当的既得利益者）。在这种背景之下，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重新获得其市场（重庆的唱红打黑颇得民心即为其表现），对民间文化又开始再度想象，有识之士试图以此来纠正已经瘫软的学院文化和过度膨胀的消费文化。这成了一个不同文化族群之间充满隔阂和敌意的社会。就此而言，在学院体制内的有品质的精英文化与渴求自我提升的大众文化之间，急需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来形成一种有意义的“中间层文化”。揆诸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形成这种沟通机制并推动文化发展的力量，应该是从民间社会和高等学府自发形成的，社会才是文化的再生细胞，而不是政治或者其他意识形态，因此如果政治力量希望这个社会的文化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文化品质越来越高，它应该做的是提供自由而多元的文化空间，应该是提供更多的不设主题与目标的文化经费，以便公民的文化创造力有自由自主表达的机会。文化强国的焦虑弥漫在这个渴望提升自身文化品位的国度，但这个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才可以避免“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剧，也许回顾百年来的大众文化的历史进程就不再显得多余。   （本文刊于台北联经《思想》第22期） 【原文链接】

王林聪，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 历史与现实条件、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埃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当前, 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来自政府的控制, 又面临来自宗教势力的渗透, 在整体上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相对有限。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学术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在西方国家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人们对它的确切定义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更重要的是，这一争议颇多、又有很深西方烙印的“公民社会”术语，如今在非西方国家亦广为流行，且常常被用来分析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然而，这种源于西方语境的“公民社会”对于解读非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现象究竟具有何种效用?特别是关于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议题。本文以埃及作为研究对象，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埃及公民社会研究的兴起及相关问题 20世纪 90年代初，公民社会研究在埃及逐渐兴起，一些学者尝试用“公民社会”诠释埃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例如，现流亡在外的埃及社会活动家萨德・埃丁・易卜拉欣博士曾任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社会学教授，是埃及公民社会研究的发起人之一，著有《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与社会》、《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改造》和《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前景》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照搬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和分析模式，以此评判埃及公民社会，常常抨击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与此同时，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穆斯塔法・赛义德撰写的《埃及的公 民社会》 以及穆海卜・札齐所著《1981年至 1994年的埃及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专门对埃及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探讨，分析公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等。实际上，埃及公民社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乃是埃及社会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始于萨达特时期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埃及的社会现实，并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批自治性和自愿性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展活动，包括同业公会（professional syn2-dicates）在内的许多公民社会组织重新恢复了独立活动，并在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党制逐渐恢复，允许反对党以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威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其次，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自由化波澜，当权者基于增强统治合法性的考虑，推动政治改革，实行选举，鼓励政治参与，甚至倡导公民社会建设。于是，构建公民社会成为当时朝野的一种呼声。1992年前后，“公民社会”这个对埃及人而言的新概念很快流行开来，吸引了知识界和媒体的注意力。1995年6月，埃及第一夫人苏珊娜・穆巴拉 克还发起了首届全国性非政府组织会议。学术界在开展公民社会研究的同时，自然地将公民社会与埃及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寻求破解民主化滞后之谜，并且对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充满了期待。 进入 21世纪以来，有关埃及公民社会的研究便以多种形式展开，专门的公民社会研究机构、期刊等相继创立，各种以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其中，自2003年以来出版的年度研究报告《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研究的广泛展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公民社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不再相信欧洲中心论者所宣称的“欧洲创造出来的公民社会不能扎根于伊斯兰社会”的论调。许多穆斯林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在阿拉伯国家早已存在，甚至将根植于血缘、婚姻或部落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看做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国内也开始关注该议题，探讨公民社会在中东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或从“非政府组织”（NGO）视角，分析诸如埃及等中东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及其作用。有学者还提出，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存在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尽管它不能直接参与最高权力；也正是这种公民社会的存在，使得伊斯兰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出现复兴原旨教义的民间运动，以纠正统治者对正道的偏离。还有一些人认为，历史上的乌里玛、苏菲派教团等活动，构成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公共领域。然而，这种笼统地将一切与政府抗衡的力量都归入公共领域，或曰公民社会，显然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在中东历史上，无论是乌里玛阶层，还是苏菲派教团，其内部构成复杂、分化悬殊、差异甚大，既有纯粹的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同官方联系密切，隶属于权力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乃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社会大分化的结果，它与古代社会的民间组织有着严格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廓清公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区分传统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 公民社会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分化的产物。尽管“公民社会”一词在不同时期其内涵所指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按照其基本属性可以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由自愿组织 或自治机构所组成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是自治性和自愿性，在同国家的关系上具有相对独立性。换言之，公民社会组织是一种自愿性团体，是由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自治组织。公民社会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排斥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笼统地将独立于国家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全部归入“公民社会”。 传统的民间组织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是基于血缘、地缘或族缘、教缘等形式连结在一起的民间机构，其族长、教长主宰着传统社会组织，维护其利益，甚至可以与政府相抗衡，使政府权力难以完全伸入到传统民间社会内部。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内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实行等级制和家长制，强调成员对于组织的忠诚和效忠。传统的民间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缩小了的政权形态”，它一旦坐大，国家政权就面临解体的风险。一些秘密组织、帮会、宗教极端组织，更具有强制性和破坏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强大的民间组织往往是一种消极力量，可能危及政权的生存，导致国家的分裂或衰落。相反，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抑制独裁和专权，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可见，传统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构成复杂，情况各异，变化多样。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传统社会组织会逐步向公民社会演变。例如传统的自治性宗教慈善组织，其活动已具备公民社会的某些属性，因而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生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埃及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传统社会组织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有时能够同政府相抗衡，但就其组织内部而言仅是一种依附关系，并不具备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例如，埃及社会长期存在大量行会组织，其中以手工业最为明显，诸如皮箱匠行会、珠宝匠行会、铜匠行会，等等。不同行业的小作坊结成行会，各行会有自己的行头（谢赫）和行规，其组织形式如同金字塔，顶端是行头，中间是行会会员，学徒处于底层。行会内部是一种封建宗法关系。行头通过推选产生或世代相传。进入18世纪后，行头逐渐变成了包税商，凡向政府提前缴纳一定数额税款者，即可取得行头资格。随着埃及近卫军的瓦解，行会组织又多为近卫军士兵及其子孙把持。行头包税商所关心的不是发展生产和本行会成员的利益，而是像农村包税人一样向行会成员进行敲诈勒索。从这些情况看，埃及封建手工业行会还算不上公民社会组织。 伴随着埃及迈入近代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产生，并引起社会分化的加剧，许多 富商充当包买商的角色，或身兼手工工场主，开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活动，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出现。开罗等地的商人还组成商会，在埃及社会中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自愿性的民间团体，诸如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地理协会、伊斯兰福利协会、科普特人昌盛协会、埃及工会以及自由职业者同业公会等相继出现，其中，埃及新型政党组织祖国党于 1907年宣布成立。它们在性质上有别于传统社会组织，尽管力量弱小，影响有限，但仍具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受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和现代组织观念的侵染，一些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在发生转变，有的逐渐向公民社会组织转型。例如，1928年成立时穆斯林兄弟会是典型的传统民间社会组织。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洗礼之后，目前正在由激进趋向温和，由封闭走向半开放，兼具传统社会民间组织和某些公民社会的特点。尽管这种转型具有不确定性，但它说明传统社会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向公民社会过渡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19世纪上半叶，埃及公民社会组织就已经出现，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被看做是最早的公民社会组织。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缺乏推动力，传统社会力量遏制着公民社会组织的正常发育，公民社会还处于萌芽期。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一方面，埃及传统社会力量遭受打击；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正常发展空间也受到挤压和破坏。1922~1952年君主立宪时期，政治上的多党制和多元化为埃及公民社会发展创造了时机，各种民间自治组织乘机发展起来，公民社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此后，在纳赛尔时期一党制单一政体下，政府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社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有的被迫停止活动。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埃及政府的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变革，许多社会组织恢复了活动，各种自治、半自治性民间协会相继成立，且日趋活跃，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有统计显示，1900年埃及民间社会组织数量仅为 65个，1925年增至300个，1960 年有 3195个，1976年有 7593个，1990年又增至 12832个，其会员人数达 300余万。2005年，民间社会组织已超过 19000个，2007年达到 23200个。从整体规模看，埃及民间社会组织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表明公民社会在埃及取得了初步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的发展，反映了在快速进步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政治参与等多元化需求，这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内在动力。例如，下层群众对于社会服务和社会援助需求（诸 如住房、健康、教育、食品供应、建清真寺、诊所，关心特殊阶层和妇幼保健等）的不断增长；中等和中上阶层对于文化、职业、政治诉求等方面的愿望，等等。当政府无法及时有效提供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时，数以千计的服务机构、慈善团体、职业协会、妇女组织、文化机构等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同时，伴随着政府推行开明政策，对社会控制程度降低，自由空间的逐步扩大，民间社会组织跨地区、跨境活动日趋增多，大大丰富了公民社会组织，有助于公民社会朝开放、宽容的方向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是一个极为庞杂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了同业公会、工会、商会以及宗教慈善机构等，其构成成分复杂，大小规模不等，并呈现如下特点： 1、埃及公民社会在生成模式上既有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又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生长，两种类型兼而有之。其中，政府主导型模式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对政府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当然，同一组织在不同时期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的受制于政府，具有明显的依赖性，有些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半独立性。 2、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在观念及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公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 集合体。通常情况下，各公民社会组织在价值取向、政治主张、社会理想等方面虽各不相同，但以相互尊重和宽容为前提。然而，埃及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特别是具有明显宗教特色的社会组织与世俗性组织之间在价值取向上截然对立，分歧严重，相互排斥，缺乏宽容。这种分歧还表现在不同宗教性社会组织（例如，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影响着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向。20世纪 90年代初，穆斯林兄弟会就逐步掌握了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等的领导权，占据了工程师公会中 43个席位中的 41个，药剂师公会 12个席位中的 10个，医生公会 12个席位中的 11个。埃及公民社会中的这种巨大张力是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它不仅损害社会发展和稳定，也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3、公民社会组织在发展水平及规模上具有不平衡性。宗教性组织快速发展是比较突出的现象。有学者统计，20世纪 60年代，伊斯兰民间社会组织占总数的 16% ，70年代达到总数的 30% ，90年 已占 43% ；科普特民间社会组织占 9% 。1 同时，即使在从事不同专业的自由职业者团体——同业公会，其规模因行业及从业者人数的不同而差别很大。规模较大的有 10万之众，如教师公会（75万）、 商人公会（31万）、农艺师公会（25万）、工程师公会（20万）、律师公会（15万）、医生公会（10 万）。数万人以内者如记者公会、体育工作者公会和药剂师公会等。近年来，埃及官方统计显示，在现有 23 000个民间社会组织中，约 14 600个在城市，800个在农村，600个在沙漠地区。这种分布的不平衡说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公民社会组织成熟的标志是其享有充分的自治地位，能够有效维护公民的权益，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同时，各个公民社会组织之间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竞争性关系，即充分尊重各自的利益表达和信念；公民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是平等和宽容的。从上述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特点来看，埃及公民社会尚处于发育和形成中，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过渡性特征。   公民社会在埃及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既是民主政治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反过来又是维系和巩固民主制度的社会肌体，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充分条件，提出“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民主化”。然而，具体到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公民社会对政治民主化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甚至是不确定的。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直截了当地说，在多数穆斯林国家，原教旨主义运动支配、甚至操纵着反对现政权的力量；信奉自由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几乎不存在，在穆斯林社会，确实有壮大的公民社会出现，但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从中可以看出公民社会状况在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实际上，公民社会对民主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公民社会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因此，对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还需要谨慎以观，避免简单化。 埃及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作用究竟如何这实际上取决于公民社会主体状况及其发展条件的变 化。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为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注入了动力。从 30多年来埃及社会发 展来看，公民社会组织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特别是同业公会、工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突 出，构成自下而上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其中，同业公会是埃及社会团体中最富有政治气息的 利益集团，尤以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和记者公会影响颇大。同业公会关注民主和自由问 题，要求政府取消“紧急状态法”和一切限制自由的法律，允许自由成立政党和发行报刊，释放政 治犯。同业公会常常在一些事关国家大政方针上表达不同的意见。1993年政府为了遏制伊斯兰主义 势头，颁布了公会选举法，规定选举产生至少要有全国会员大会半数会员参加方能生效，从而使穆斯 林兄弟会控制的公会理事会成为非法。从而引发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举行静坐和游行，指责政府颁 布该法是“背叛民主”和“新的专制”。近年来，律师公会、记者公会还频频向政府施压，要求扩大 自由，推进民主。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不成熟性以及政府的限制，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20世纪 90年代，有研究者发现，埃及民间组织约占阿拉伯世界（70000个公民社会 组织）的 1/3 以上，但只有 49% 的民间组织的活动和职能是积极和有一定作用的，其余一半则是不 积极的，其作用微乎其微。如今，每年新增民间社会组织数以千计，然而，量的积累并没有达到质的提升，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公民社会不成熟性和过渡性问题依旧突出。究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世俗化程度有限，又有权 威政权的控制统治，等等。其中，公民社会主体自身问题是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公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体，但是埃及公民社会主体成分更为复杂（如上所述），各社会组织之间分歧尖锐，斗争激烈，尤其在世俗性社会组织与宗教社会组织之间对垒明显，鸿沟甚巨，价值取向截然相反，难以形成 一种平等、宽容、节制的多元化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共识。半个世纪以来，政教关系话题一直是埃及 社会中的最敏感问题，常常被有意回避，足以说明社会宽容氛围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势力在公 民社会组织中的强势影响无疑增加了人们的疑虑，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渗透和控 制，表面上增加了与政府抗衡的砝码，似乎有利于制约政府的权力，但实际上，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尚 在转型中，并不完全具备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因此，它对于民主化进程而言仍然是个未知数，不能排除其以利用公民社会组织为手段，达到控制社会、抗衡政府，最终控制政权的目的。就此而 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削弱政府权能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强大的现代公民社会，进而推进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壮大只有建立在现代公民意识基础上，才能形成与民主化的良性互动。正是基于上述复杂情况，埃及政府既要维护其权威统治，巩固既得利益，实行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又要通过种种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且力图将公民社会的发展纳入政府管控的轨道。为此，政府颁布了《民间协会和机构法》（1964年），并于1999年和 2002年两次进行修订。该法规定，民间协会应具有公益性质，民间协会的成立须经社会事务部批准，并受其监督，禁止民间协会参与政治 或宗教争论；禁止成立秘密组织；禁止民间协会在未征得政府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接受国外捐赠或向国外转移资金；协会或组织每年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说明本协会或组织的活动和财务等 情况；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擅自进行募集捐款等有损国家利益的活动。此外，政府还主导成立各类联合会，通过设立专门的扶持基金，控制和引导民间组织从事社会福利和公益活动。实际上，政府强化 管制的诸措施，既有遏制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势力向公民社会渗透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 民社会的发展。 总之，历史与现实条件、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埃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当前，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来自政府的控制，又面临来自宗教势力的渗透，在整体上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相对有限。   【原文链接】

斯蒂芬·马希尔，自由撰稿人。 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   在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将辞去总统一职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飞抵埃及，对埃及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了祝贺。希拉里称，革命者已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可以回到家中，为自己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将扫尾工作留给美国及其埃及同盟军，后者自1952年以来便一直统治埃及。为了证明对推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亲密、最重要盟友的埃及人民并无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和美国政府，这些坚实地支持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并对埃及实行了严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体，延长了对埃及和突尼斯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以协助其民主过渡。这一慷慨之举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机构（IFI）竞相显示出它们对革命者的慷慨和对中东进步的支持？ 西方思想体系及其政权在埃及的宣传大体复制了克林顿关于”坏”与”好”的资本主义隐性宗旨：穆巴拉克和他的”腐败”团伙既然已被驱逐，在由美国支持的埃及军队监督的选举中，就可以用好人替代坏人来恢复制度。因此，最近的事件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正义”的承诺必将继续其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埃及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但埃及人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抑或是体系本身的问题？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否足以满足革命的要求？是否存在更多的变革潜力？在这里，我们不能避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埃及动荡及其所形成的新现实是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联的？ 不管是否意识到，埃及革命者都直面资本的统治。由于害怕结局转变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西方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埃及仍融合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的慷慨”，作为一个手段，形成了对埃及未来有力的影响。通过使埃及负债，以切断埃及信贷的能力，使埃及与外国资本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加强了埃及军队和其资产阶级盟友面对民众动乱时的统治力。在从穆巴拉克统治过渡到为穷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进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表象之下，上述策略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实现这些策略，西方世界及其埃及盟友正试图驱散暴动民众，并压制重塑埃及社会的革命潜力。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自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30年前去世以来，在西方的煽动下，埃及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纳赛尔带领埃及走出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创建出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经济体系。1967年埃及被以色列击败后，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在华盛顿的帮助下，于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为埃及打开了进入美帝国体系的大门。美国对埃及政权的援助迅速增长，而萨达特则启动了其开放政策，开始了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且将埃及经济与国际资本绑定，该进程在萨达特于1981年遇刺后由穆巴拉克总统加速进行。1982年至1990年的债务危机迫使埃及向”巴黎多国俱乐部”寻求债务重组。作为继续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迫使政府削减了社会服务开支，放松了价格管制，削减了补贴，放开并推进了行业私有化，关注通胀，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这一方案打破了纳赛尔时期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区域团结，巩固了与全球资本密切联系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伴随着会使底层阶级蒙受灾难的可能。 这一转变对埃及社会关系影响深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贫穷，底层社会的不安定，以及对数百万计处境悲惨的人们的排斥。新自由主义国家取消了社会保障，毁坏了埃及的医疗体系、其他社会服务及众多的国有产业并对其进行了私有化。据最近”团结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粮食补贴减少了50％以上，而频繁的私有化则意味着”较低的工作稳定性、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社会服务标准的降低”；这也是约束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评级，埃及被列为全球损害劳工权利最严重的25个国家之一。形成对比的是，当局的政治盟友却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颇多。国有资产在向国内寡头包括陆军军官阶层转移，形成了与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新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西方金融家可从埃及不断攫取财富的债务周期和不断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埃及劳动者手中攫取的大量盈余在埃及统治阶级及其西方支持者之间被瓜分。 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1981年至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约为4倍。然而，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辞职时，已达到了埃及现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水平。尽管生产和财富都在增加，但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例如，面临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显性通货膨胀，埃及的最低工资26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特别是工资品价格。大多数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埃及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而赚取的工资连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都不够。雇主不付雇员薪酬的情况并不少见。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计划是为巩固埃及统治阶级的权力而服务的，国家大量的新增财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们赢得了快速增长财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层阶级却看到他们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让工人申诉不满的制度安排并不存在。除了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尽管表面上代表工人，但实际上受控于政府并支持对劳动者和穷人意味着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自2004年总理艾哈迈德·纳齐夫和他的改革内阁班子上任后，新自由主义方案被赋予更新的活力，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剥削日益驱使工人反抗统治阶层。 尽管受到埃及工会联合会反对，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还是开始影响生产：2004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3000多起劳工运动。服装和纺织行业首当其冲地受到罢工冲击，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甚至开罗地铁系统的工人，也纷纷加入。2007年，在世界粮食危机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4%，对社会现状激增的愤怒引发了大规模的面包暴动。55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5%）将他们的主要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工人阶级的意识开始发生巨变，对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的恐惧被饥饿和绝望取而代之。与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相反，国家被迫实行扩大补贴计划，以稳定价格。 可以预见，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对其政策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尽管这些措施对底层阶级意味着毁灭性的后果，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坚持把埃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穆巴拉克的财政部长加利于2008年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员会主席。2009年9月，世界银行称赞埃及第四次成为”世界十大积极改革者”之一。2010年2月，就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埃及经济发表了一个光鲜的报告，宣称其”经济绩效好于预期”，并赞扬政府”审慎的财政管理”。 自前总统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后，埃及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紧急状态，其国家机器”大规模地和经常系统地侵犯劳工权利”。但是尽管被如此镇压，日益普及的新技术还是把社会主义者、网络活动家和工人们联系在一起，于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得以巩固和扩大，这在中东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尽管2000年互联网和手机技术还没有在埃及出现，但截止2009年已有20%的埃及人进入互联网，总人口的70%拥有手机。埃及社会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运动聚集的能量，不断扩展的革命思想开始占据上风。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表达自我的理想通过几乎不受政治控制的博客传播得以实现，在蓬勃发展的工人抵抗运动中，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开罗、马哈利亚或其他城市的街头，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当以技术为基础的解放潜力逐步释放，不断变化的观念和技术交互作用，就有可能在根本上实现运动的民主组织形式。新技术革命的爆发促进了分散的、无管制的社会联系的发展，而这与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直接冲突。新生的城市青年运动和工人的联盟初见端倪。 国家机器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阶级矛盾，当实际工资低于温饱水平时，社会危机爆发了。同时，新技术把那些心怀不满者、被剥削者和被边缘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意识和技术工人不分等级的特征在运动的发展中以一种同属一个阶层但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显现出来。 同时，当日益强大的工人试图通过罢工和示威给统治阶级和无为独裁的国家机器施加压力时，生产停滞就会经常发生。同样，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因身处国家机器的专制体制结构中而恼火。随着新民主社会运动的每一次胜利，国家机器用以强制维持秩序的恐怖开始崩溃，普遍的授权意识得到增长。 革命：紧张局势和对抗 尽管自2008年暴乱后政府提升了价格补贴，但在2011年的革命起义中，埃及的食品价格又上升了30%。这次快速的价格上涨至少部分是由于美联储的决策所致，美国为了实施近2万亿美元的货币量化宽松计划，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不断流动和膨胀的美元价值的资产价格。这意味着日用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并对贫困国家造成了最严厉的打击。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并不能解决它的危机趋势，而只能把这些危机转移出去。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一书中，哈维强调，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壁垒的持久重新配置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继而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域状况下危机形成的多种方式”1。为了在2009年的危机中稳定系统，西方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进行了重新配置：极高的通货膨胀部分引发了蔓延整个中东地区的起义（2009年埃及的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一倍）。 突尼斯非暴力革命的胜利导致埃及人进一步的激进，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受到鼓舞，加入到工人中并肩作战，反对政权。1月25日，依靠诸如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技术手段，爆炸性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广为流传，数万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抗议，很快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半永久性的群众集会。在解放广场，当一种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出现时，抗议者有效地暂停了国家权力。 这些不分阶层的技术特征体现为暴动以水平的、无领导的组织形式发生，这种组织形式挑战了国家机器的权威结构，既包括直接的非暴力反抗，也包括间接地实施一种模棱两可的、介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了压制运动，就要对运动的技术支持加以控制。1月26日，穆巴拉克政权关闭了许多埃及互联网，并伴随短暂的移动通讯中断。同时，为了证明若没有权威的国家机器，革命模式无法维护社会和谐，政府雇用便衣警察抢劫商店，制造混乱与暴力。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埃及的生产中断、经济停滞。除了旅游收入的蒸发，许多商店和工厂也被迫关闭，包括埃及银行业。三个星期的抗议，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生产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资产贬值让统治阶级为这次暴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军队敦促人们”回去工作，获得报酬，生活要回归原位”，但大多数生产部门仍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东方汇理银行报告，每天至少损失310万美元。 为了平息暴动，经过多次表面的让步，2月11日，奥马尔·苏莱曼（他是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也是穆巴拉克作为对示威者的让步任命的副总统）宣布，穆巴拉克将下台。但穆巴拉克垮台后不久，工人们在席卷埃及的罢工中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并对在埃及以及国际上的资本发出警告。一位劳工组织者说：”我们希望推翻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 未来：承诺和陷阱 持续的劳工行动和资本疯狂可怕的反应清晰地表明，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美国在埃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一种政权（这种政权会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或实施一种替代方案（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并可能成为他国的榜样。在埃及，一个阿拉伯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或反帝国主义政权的前景一定会震慑西方权力中心。 纳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在《震荡学说》（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经常利用危机（如在1982年至1990年的埃及债务危机）的优势，把反民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强加在”震惊的”和不知情的人们身上。对埃及的拟议贷款和其他援助，总额已高达150亿美元，其目的就是在有序过渡的幌子下巩固资本家阶级和军队的权力。尽管国家允许个人自我表达和组建政党，但在表面自由选举实则限制更多的状态下，这些”负责任的”领导人决心继续推进新自由主义计划。事实上，放开贷款的假定前提条件是埃及经济的持续私有化和自由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5月26-27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告中所说，埃及的”政府政策应支持一个有利的环境，其中包括使私营部门蓬勃发展”。 根据西方的描述，埃及起义主要是针对少数腐败分子无法正常运作资本主义，因此要求实行”正常”、”民主”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革命是亲市场的。本着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债务交换，其中美国同意，只要埃及愿意按照华盛顿的意愿用钱，就可以减少埃及的债务负担。奥巴马清楚地表明了如下愿望：目标必须是这样一个模式，保护主义让位于自由开放，商贸份额不断上升，繁荣经济，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推进改革，加入竞争性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2 债务周期是另一种机制，通过它，国际债权人将埃及与全球资本主义链接，迫使其政府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永续债务循环，埃及需要不断获得新的信贷以偿还其长期债务，埃及将竭尽所能来保持新增贷款。这种债务循环导致了从埃及到国际贷款机构的资金外流。2000年至2009年间，埃及长期债务的净转移（收到的贷款和偿还债务之间的差额）达到34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债务增长了15％，尽管事实上它偿还了总额为246亿美元的贷款。这种依赖自我强化的循环，把数十亿美元从埃及的贫困人口重新分配给西方金融家，使这些机构拥有对埃及政府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尽管事实上这笔债务被称为恶债，但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鼓励。穆巴拉克的核心集团和资本家阶级富达数十亿美元，而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民却深陷极度贫困之中。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保持经济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建立通常所说的”虚拟议会”，是另一种令埃及处于约束中的方式。如果埃及政府不服务于资本利益，西方投资者可以迅速撤出资金，继而抬高利率，摧毁流通货币，使国家财政空虚。无疑，维持自由的资本流动是对埃及新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援助和信贷，因此，埃及工商阶层警告说，持续的革命运动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危险。恶兆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下调了对埃及五大银行的评级，这一举动一定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又几乎肯定会提高评级。 综上所述，埃及正处于破产的危机之中，在一批又一批国际银行家面前，埃及过渡政府谋求信贷并再次确保当局仍然会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5月20-21日欧洲银行主办的”重建和发展”的主题会议（这是在冷战结束后，按照自由市场原则为重建东欧经济举办的，带有灾难性后果）上，埃及过渡政府代表宣布：”目前的过渡政府将继续承诺市场开放，埃及将进一步加速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选。”3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都做出相似的声明，承诺援助和支持。 军方任命的埃及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这些不只是空头支票。为了确保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和巩固国内阶级的力量，过渡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工人罢工，强行打压抗议活动，努力遣散劳工，并辅以分裂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联盟。埃及资本家阶级及其国际盟友希望颁布温和的政治改革方案，以平息城市运动，及早预防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赴埃及代表团团长与穆巴拉克任命的埃及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经过多次秘密谈判，达成了30亿美元的贷款，其表面上是支持”社会正义”，背后则可能隐藏着一种担忧，即埃及起义将明确转为反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小规模的变革，如微调最低工资，借此希望安抚城市运动，并将其与工人相隔离，维护资本家阶级的霸权和美国支持的军队。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由于大多数埃及人工作在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只是”换汤不换药”，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分化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在开罗的示威游行和持续的劳资纠纷的巨大压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它将拒绝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贷款。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由于抗议和劳工行动持续席卷埃及，政府宣布，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将致力于减少赤字，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尽管如此，全国总罢工仍然迫使执政的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上涨达6倍，同时大量新组建的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各地涌现。持续的不满也迫使临时政府总理沙拉夫承诺内阁改组。但是，哈齐姆·贝卜拉维——一位74岁的经济学老教授，曾参与了广受诟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这再次激起公愤。事实上，贝卜拉维先生已宣布，他将考虑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拒绝修订由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时期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提出的广受非难的预算。解放广场上的革命者和工厂工人共同谴责拉德万的预算，因为它无视为社会公正而革命的要求。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持续增加对埃及军事统治者的巨额援助，埃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继续作为美国全球帝国和跨国资本的附庸，还是绘制出一条更加独立的路线。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违背美国的意愿，着手旨在改善数以百万计人民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埃及是成为中东第一个开辟新道路的国家，还是仍然做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附庸，仍有待观察。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