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这里我们要谈到良知——不是宗教意义上那种深奥的存在，而是一种进化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风险计算器，帮助我们权衡不同道德选择的利弊。其工作机制是这样的：我们熟知自身文明中的复杂社会准则，并且在脑海中将其与骄傲自豪、羞耻内疚这些情绪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以道德意义。”   难道促使我们善恶两性进化的是同一种力量？     几年前，我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参加了一个关于动物行为的研讨会。会末，主办方邀请我们去动物园参观。当我们漫步在被困的野兽之间时，组织者举行了一个奇特的投票活动——哪种动物至善，哪种动物极恶？如你所料提名结果五花八门，但出乎意料，有一种动物的票数脱颖而出——智人(译者注： Homo sapiens ，智人，现代人的学名)。更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同时夺下了至善和极恶的“桂冠”。甚至有一些人将两张选票同时投给了人类。 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智人是最卑劣又最高贵的动物。我们是可怕、残忍、腐败、贪婪的物种；我们屠杀种族、制造战争。同时我们也体贴、善良、公正且仁爱，胜过其他一切生物。这种双重本性的背后是什么呢？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霍布斯，哲学家们从未停止对于人类善与恶的思考，但现在通过对于进化论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得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想法。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利他主义何以发展？人类道德是怎样出现的？为何行善令人愉悦？是什么导致偏见和仇恨产生？这些见解的潜在力量耐人寻味。通过探究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培养出有道德感的人而非恶人，我们就能创造一个能推动我们向好的一面发展的社会。这可不是白日梦，一些进化论者已经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 道德的关键是利他主义。若给予足够的激励，任何人都可以做善事。但有一些善行背后，是真正无私的品质，这是在大自然中难得一见的现象。尽管像蜜蜂、蚂蚁这样的群居昆虫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但由于个体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帮助别的个体同样是种利己行为，至少在进化过程中是这样的，他们的基因因此得以延续。同样，我们可以解释鸟类或者其他一些动物为什么会协助同类抚养后代。对种族外的慷慨行为那是更罕见的。即便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近亲——黑猩猩，本性也是自私的，尽管它们在一项实验中表现出了少量像人类孩子一样的利他行为，例如费些力气将物体递给一只陌生的黑猩猩 (PLOS Biology, vol 5, p184)。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种我们对其有着偏见的动物——吸血蝙蝠——罕见地真正打破了这个规则，栖息在一起的吸血蝙蝠会互相分享它们的血餐 (Nature,vol 308, p181)。   【图：最后通牒游戏】 然而，人类确实会表现出无私。自20世纪80年代起，行为经济学家开始通过博弈来评估我们的利他主义倾向。首先是“最后通牒博弈”。参与者A得到一笔钱，并且被要求将钱分给一个匿名的参与者B。如果B接受A提出的分配方案，那么两人可以按分配获得这笔钱，如果B不接受，那么两人将什么也得不到。理论上说，B会接受A给出的任何数额，而A会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但在实际实验中，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实验室得到的结果中，最常见的分配金额是总额的50%，平均也在45%左右。甚至在这个实验的改良版 “独裁者博弈”中，A只能选择给B50%或10%的金额，B 无权拒绝，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做出更慷慨的选择。这两个实验说明人类还是相当善良的（行为上不太符合逻辑）。 但我们真的是这样吗？虽然慷慨在实验室的理想环境中大为体现，但经验说明，在现实世界的压力下，人们表现得多少有些不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体现美德的证据，在出了实验室的环境后，不再那么有说服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提供给一些体育卡收藏家一定金钱，让他们从卡片经销商手中购买价值这个金额的最好的卡。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李斯特发现，若经销商被告知交易可能被监督，交易相对公平；但当经销商不知道自己在参加实验时，很多选择了欺骗消费者。而且在经销商远离他们的常客和固定经营范围时，他们的欺骗会出现得更频繁(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4, p1)。     为何高尚？   认为人类是极恶动物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只有在被监督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善良，根本不存在利他主义。另一个解释是我们只需重新定义生物学上的美德。毕竟，利他行为对行为者并非毫无益处，否则从一开始它就不会存在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根据这一原则，进化生物学家提出了多种对人类善行的解释。 第一个可能性相当令人沮丧。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译者注：指仅仅以采集和渔猎为谋生手段的原始部落人〕倾向于与有紧密关系的人组成部落，其中包括四分之一的近亲(Science, vol 331, p1286）。帮助近亲的个体最后可以传递更多的基因，包括那些推动我们去帮助我们血亲的基因。因此，就像蜂巢中的蜜蜂，我们进化出了强烈的裙带本能（译注：无视功绩过失对亲人的偏袒，Nepotistic）。基于这个说法，对非亲属的关心，不过是物资过剩罢了。 然而，帮助他人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所以进化理应选择少犯这样代价昂贵的错误的人，除非慷慨带来的好处大于付出的代价。互惠即是这样一种人类高尚的原因。这样也能解释吸血蝙蝠的利他行为：它们一连几晚不吸血就会死亡，而寻找一个也懂得分享的同伴分享有限的食物不失为度过这种艰难时期的良策。人类群居且相互依存，总能记得谁欠自己一个人情，所以人类完全具备受益于互惠利他主义的条件。实际上这也解释了李斯特的体育卡经销商为什么会在有回头客的固定经营场所更守诚信。 当我们考虑外界评价时要担心的可不仅仅是与我们熟悉的人。人类爱管闲事的程度非同一般：我们无比热衷于观看周围人的行为，并且到处发表看法。名声即是被这么建立和破坏的——这便是声誉问题。慷慨、公正和尽责这样的品质通常会获得很高的评价，人们知道表现出这类品质能获得嘉奖——他人的喜爱，更多的交易机会，异性的示好。因而好名声能增加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根据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克里斯多夫·贝姆做出的结论，在进化过程中流言蜚语会迫使我们变得更利他——尽管是以生物学上利己的方式。   除了能为个体带来利益，利他主义也能决定群体竞争资源的方式。团结的群体会战胜那些个体成员更加自私的群体，存活下去。哈佛大学的爱德·欧·威尔逊说：“‘群体选择’是个带有争议的学说，但现在正作为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所以结果是我们比黑猩猩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即使这样，我们利己主义的倾向仍然远胜于利他主义——毕竟，天助自助者（这里，“天”不是上帝，而是自然选择）。实际上，通过变得更加利他，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让自私的人也能享受合作生活的环境——无论是分享猛犸的肉还是公平的银行系统——不用任何付出。当然，如果每个人都不劳而获，合作集体就没法形成了。这就是拥有双重性的自然所创造的两难困境，好在人类逐渐采取了一些策略来阻止某些个体的搭便车行为（译者注：free riders，搭便车——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 一是我们似乎与生俱来的喜欢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人们为看到吝啬鬼遭殃往往会拒绝同伴的低额分配，即使两个人都会分文不得。在这个博弈的另一个版本里，人们甚至愿意付钱让自私的人为他们的吝啬受到惩罚。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会使用流言、责难、排斥来惩罚轻微的行为不端；通过警察、法院、监狱来遏制更为严重的犯罪。尽管我们的史前祖先没有设立机构来执行他们的社会规则，但是贝姆认为他们使用了死刑作为最终的制裁手段来抑制搭便车行为，他发现很多现代的采猎社会都设有死刑。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惩罚确实把一些最为反社会的基因剔除出了人类基因库。 对惩罚的恐惧并不是唯一使我们警戒内心自我主义的因素。通常我们行善仅仅因为这么做感觉上是正确的。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研究所的赫布·金迪斯说：“你与他人合作是因为这是一件好事。” 赫布·金蒂斯将其称为“强互惠”，因为这种行为虽然对单个个体没有好处，但如果所有个体都这么做的话，于整个社会有益——例如选举及捐赠。金迪斯认为这种强烈的驱动力存于每一个道德行为中。这种驱动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里我们要谈到良知——不是宗教意义上那种深奥的存在，而是一种进化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风险计算器，帮助我们权衡不同道德选择的利弊。其工作机制是这样的：我们熟知自身文明中的复杂社会准则，并且在脑海中将其与骄傲自豪、羞耻内疚这些情绪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以道德意义。我们以此来衡量道德判断，对美德的偏好会打破平衡；恶行也许是你最想做的，但它与关联负面情绪上了，相反，美德被关联了正面情绪。 我们从行善中得到的愉悦实际上来源于神经分泌的一系列物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催产素，它通常与一些令人感觉良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定而亲密的关系。十年前，美国加州克莱蒙研究大学的保罗·扎克发现了催产素和道德之间的联系。他的实验表明，相比其他物质，后叶催产素分泌更多的人更加慷慨体贴，并且当他人对我们表示信任时，我们的后叶催产素水平也会随之增长。扎克将后叶催产素形容为“道德行为的钥匙”。   熊妈妈效应   这样看来我们体内存在一套神经生物学机制使我们更关心他人的利益。这种机制减少了我们的自私，却同时事与愿违地引发了我们某些极其恶劣的行为。原因是造福自身集体行为的另一面是对其他集体的敌视。这种仇外亦是由后叶催产素控制的(Science, vol 328, p 1408)，并且可被称作“熊妈妈效应”，因为它反映了母亲保护后代不受威胁的冲动。因而正是这种集体内的利他行为推动了种族歧视、种族灭绝、战争之类的种种暴行。 良知进化的结果之一，即我们所谓的“善”与“恶”概念的形成，皆是基于我们所在社会的价值观而存在的，不具有普遍性。以公平为例，在现代西方文明里，我们提倡平等——我一个，你一个——但在其他文化里未必如此。研究人员将最后通牒博弈放到15种不同的传统社会环境中去实验，发现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博弈中的表现有明显差异，参加者A提议分给B的金额少至15%，多至58% (New Scientist, 10 March 2001, p38)。 人们对不同文化价值的适应，使道德成为了一种可变的标准。我们都处于多重文化背景下——从我们最亲近的家庭到整个国家——所以我们个人的道德准则并不是固定的。毫无疑问，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行善，但在充满欺凌、腐败、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有害环境中，谁都能变成恶魔。有利的一面是，反之亦然：好的文化背景可以放大我们心中的善良。虽然这看上去不像一个革命性的见解，但有些人相信它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或许纽约州宾厄姆顿大学的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可以被认为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个。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他的家乡研究我们前面讨论的道德演变。同其它任何城市一样，在宾厄姆顿，有一些街区反社会行为盛行，而另一些街区的人们则积极地互相帮助。他标出了市内表现出亲社会性最强和最弱的地段，然后发现当人们更换了居住环境之后，就会为街坊邻居的行为习惯所同化，以适应当地文化。如你所料，这揭示了影响我们道德行为的关键因素。“人们也许是亲社会的，但是在周围人都反社会的环境中，他们做不到，”威尔逊说，他的结论是激进的，“试图增加个体的利他行为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提高整个街区的亲社会性。” 这正是威尔逊试图做的事。一方面他提供给居民把当地荒地建成公园的机会。这项服务既改善了物理环境（威尔逊发现物理环境对道德行为有很强的影响力），又可通过提供共同目标建立起合作的社区群体。另一方面，他通过实行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组内合作法则，令课堂更具合作性, 吸引表现不佳的学生。此外，威尔逊还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进化智囊团，进化研究所（the Evolution Institute），将他们的想法传达给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 进化的观点同时强调了其他措施在增进道德文明中的重要性。措施之一是提高行为的透明度。因为我们知道，为了提高声誉，我们会在被监督的情况下做出最好的表现。此外，法治也是极为重要的，包括对违法者进行迅速而公正的惩罚 (New Scientist, 5 November2011, p42)。经济发展是一项比较不受关注的措施，但前文提到的对15种传统社会环境进行的研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金迪斯说：“现代市场经济提倡自由、尊严、宽容和民主。”全球化也为增进道德文明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更广的社交和信息网络意味着群体间的障壁被逐渐消除，从而减少我们的排外倾向。 看看进化理论能将我们变得多好会是件有意思的事。毫无疑问，我们最糟糕的一面会继续存在。进化将使我们既利他又自私——善恶并存——谁也不能例外。爱德华·欧·威尔逊说：“唯有利他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德是进化的唯一结果，我们将成为天使般的机器人。”   我好，大家好   2009年，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译者注：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theory创始人之一）因其对“公地悲剧”困境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研究着力于探寻一群人如何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公平和可持续地分享公共资源的过程。她提出的协作规则表明，进化使我们同时具有自私和利他的两面性，且这种规则使我们能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保持一致。这对任何一个目标一致的团体的顺利运行，无论是学校、社区，还是政府、工作场所和家庭，都具有重要意义。 l   群体和目标被明确定义 l   消费和收益被共同承担 l   由共识达成决定 l   对不当行为有所监督 l   处罚温和，只在必要时加刑 l   解决纠纷迅速且公平 l   群体内试行自治 l   群体间相互协调 （本文选自科学松鼠会。译者薛藤。作者，Kate Douglas：“新科学家”专题编辑。）   【原文链接】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斯密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开头所写到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摘自《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注）叔本华同样认为慈悲确实是道德的起点，但他还坚信找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他批评了斯密及其朋友兼支持者大卫•休谟，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试图逃避形而上学。     一个人能从多大程度上看到别人眼里的世界呢？一个人如何才能以某种方式分享别人的感受的？鉴于斯密和叔本华都认为小说家常具有捕捉这一现象的能力，而且阅读文学作品是培养理解别人生活境况能力的绝佳的途径，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是如何成为可能的。John Fante于1939年在小说《问尘情缘（Ask the Dust）》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青年作家Arturo Bandini居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洛杉矶，他心仪的姑娘Camilla请他评论一部由他情敌Sammy创作的短篇小说，酒保Sammy和Camilla在同一所酒吧工作，因为肺结核的缘故将不久于人世。吃醋的Arturo心想， “Sammy，你可是落到我手里了！我要把你大卸八块！我要让你生不如死！Sammy小儿，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神笔Bandini的笔锋如剑吧！”他给Sammy的短篇小说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正当他要寄出这篇评论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制止了他：他突然感觉到了Sammy当前的处境，以及这封信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Arturo开始反思： “一想到这个可怜之人的悲惨命运，便袭来一阵骇人的感觉。我向南方的星空望去，我知道那片星空之下的某个棚屋里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男人，他可能会比我更早地被沙漠吞噬，而我手中可以促使其发生。处在南方的圣安娜沙漠，象征着他面对残酷命运叩门声所进行的无谓斗争。凶手还是酒保还是作家都已不重要：他的命运就是大家的命运，他的结局就是我的结局。今夜窗外此城中，还有千千万万跟他和我一样的人，如枯萎的草芥般渺小，以至于个体间的区别根本无法分辨。活着已是异常艰辛，而死亡乃至高终点，Sammy已经接到了死神的传唤。我踌躇在邮筒旁，用头抵着邮筒，为Sammy感到悲伤，为我自己感到悲伤，为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感到悲伤。原谅我吧，Sammy！请原谅我的愚蠢！我踱回自己的小屋，花了三个小时为他的作品写了我能写出的最好的一篇评论。”   究竟是什么让Arturo Bandini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更确切地说，斯密和叔本华会如何评价Bandini的这种道德行为？ 休谟在《人性论》（1739年）中表示，同情即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做出相对客观的道德判断。休谟这一论述影响了斯密。此外，休谟还在《人类理解论》（1748年）中表示，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我们为何会对他人抱有仁慈或同情心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就足够了。在寻求原因的不归路上，我们必须在某处停下下。”斯密在探究人类这一特质时，似乎也是认同他这位朋友的建议的。他在探讨这一特质时，并没有深究其根本原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加细致地将其发扬光大。斯密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别人的身体或心理状态，但道德个体可以借助想象力、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识别别人经历过的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此时人们认识到别人和自己其实并无二致。 叔本华深谙英国经验主义，他尤其欣赏的是休谟。叔本华曾经想把休谟关于宗教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叔本华的英国“粉丝”Patrick Bridgewater在他的书中巧妙地展示了叔本华对英国和英国作家钟情的起因。1803年时叔本华只有14岁，这位德国哲学家在一所典型的英国寄宿学校当了三个月的学生。这是他父母在环游世界的途中安排的，主要原因是他母亲无法忍受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尽管叔本华很不喜欢学校里那种浓烈的宗教气氛，但语言天赋极好的他在此学会了英语，并在余生中一直保有英语阅读的习惯。后来他的作品中确实也不时地穿插了一些他从《泰晤士报》中摘录的事例。通过他的老师和他自己如饥似渴的阅读，他开始接触了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他欣赏休谟、托马斯•佩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清晰的思路，以及他们对经验事实刨根问底的态度，并试图在自己作品中对其加以模仿。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作品，并在他重要作品《论道德的基础》（1837）中对其加以引用。Bridgewater在书中说：“在叔本华版的‘道德情操论’（即《论道德的基础》——译注）中，叔本华用英语写道，斯密道德体系的核心其实是荣誉感，即渴望他人的赞许，更确切的说，这是斯密所认为的道德的基础。叔本华还说：‘从斯密的全部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套非常绅士的道德体系，这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可是亲爱的好好先生，这可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很显然，叔本华认为斯密论述的道德体系过于关注教导年轻人如何成为绅士，并学会如何在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但“荣誉感”这种想在自己所属阶级同胞的眼中显得有价值的渴望，是不足以成为道德准则的基础的。道德的基础一定是一种超越阶级成分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斯密自己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概念中看出些端倪来。   再回到《问尘情缘》的例子中。按叔本华的观点，斯密可能会认为Bandini之所以选择不将那封抨击信寄给垂死的Sammy，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人。整个小说故事中的Bandini确实是想做一名绅士，但这真的是他行此善的原因吗？当他克制自己不寄那封信时，只有天知地知、他知Sammy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不寄信的这个选择，就连他的挚爱Camilla也不例外。既然如此的话，Bandini到底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决定呢？ 斯密对此的回答稍后我会讨论，在此之前还是先说说叔本华自己是如何在《论道德的基础》中讨论道德的基础的。叔本华认为斯密没有充分理解同情心的本质，并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抨击。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男青年Caius和Titus，他们都想谋杀各自的情敌，但到最后一刻都改变了主意。叔本华觉得斯密对此可能会说：他俩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引起目击者的同情，但叔本华认为这绝对不是他们做此决定的真正原因。叔本华写道：至于Caius要做出何种解释，读者自己作出决定（处于相同境况的两人，其实是叔本华用来进行对比的。他在Caius所给的理由中套用了费希特、斯密、斯宾诺莎等前人的各种理论，而Titus所给的解释是叔本华自己指定的，以此说明前人理论的荒谬之处——译注），但Titus会说 “真要做准备去杀人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已不是自己对那姑娘的激情，而是那个情敌。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此时，同情和怜悯袭上心头，他的遭遇让我感到难过，我实在不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摘自《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73页——译注）”叔本华认为这种“（别人之）感（如）同（自己亲）身（感）受”的同情心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是一种纯粹的动机，并不被想在别人眼中表现得比较善良的心理所影响，而是一种将别人的痛苦和自己联系起来的纽带。在叔本华看来，Bandini打破了人我隔阂的幻象，看到了Sammy作为自己的同类和自己之间的那个更为基本的纽带。叔本华斥责斯密和休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致使他们止步于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探索。正如Julian Young在《叔本华》这本传记中写道：“我认为善良的休谟之所以没有对其深究下去，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使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休谟只是对人性的展现进行罗列罢了。而叔本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角度天生受到自我意识的局限，利他行为便表现出一种（尼采所谓的超人那样）超越凡人境况的感觉，这与我们惊叹于艺术天才是一个道理。这种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给予解释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跟他钟爱的英国经验主义家们分道扬镳了。不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会对这种形而上学推论有所怀疑，尤其是叔本华所说的，利他行为是一种“与其他神秘主义核心内容同根同源”的“实践神秘主义”。叔本华认为慈悲心即道德之奥秘。而斯密则可能满足于将其视为通过培养想象力和他所谓的观察人生而发展出的社会纽带。正如Glenn Morrow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理论》（1969年）一书中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认同斯密和休谟所谓的适合人类社会法则的同情心的话，公正旁观者这个概念作为拟人化了的同情心，很显然是与良好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的。这种天然的或理性的同情心，可以使人类在同一个社会中更好地相处；公正旁观者作为这种同情心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福祉的守护者。”斯密所谓的道德情操，是从身处于人类社会、同拥有不同背景和爱好的人相处，以及人们试图解释所处世界的过程中发源的。因此我们也想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以及别人是如何评价我们所作所为的。Bandini对垂死的Sammy施以的同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俩其实同在一个大舞台上，同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正如叔本华尖锐地指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绅士化的道德体系，道德的基础并不仅仅是这种由于自己身处社会才故作的绅士风度。Bandini真的是因为突然领悟到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才表现出了自己崇高的那一面。 斯密和叔本华都赞赏艺术家们拥有的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生活中的特殊能力，也许关于这种道德立场最好的表达莫过于斯密的苏格兰老乡，诗人罗伯特•彭斯了。Ian Simpson Ross在斯密的传记《亚当•斯密的一生》（1995年）中表示，彭斯曾读过《道德情操论》：“罗伯特•彭斯在1783年的时候应该读过斯密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因此他在苏格兰某教会看到一只趴在时髦女士软帽上的虱子才会引发如此的思考”： 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 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 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 也不会胡思乱猜， 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 甚至受到膜拜！ 《致虱子》（摘自《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也许Bandini正要寄信的那一瞬间，是因为突然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才悬崖勒马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慧眼是从何而来的？ （文章来源：译言网。 作者：Tim Madigan：作家，记者，主要著有《The Burning》《A Life Among Humans》 译者：囧才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候选人，业余时间翻译国学、哲学类作品。囧才才系笔名。） 【原文链接】  

“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   一双被裹过的小脚只有34码，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说话略一激动，便喘息与咳嗽不止，这就是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尽管已是79岁的老人，但她对日期和数字却仍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96年4月7日下午在一次会诊中遭遇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这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42岁农村妇女临死前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老奶奶，俺咋会得这脏病啊？俺不想死啊！”从此，高耀洁便义无反顾地踏上防艾之路，至今已近十年。 十年来，高耀洁用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100万元，包括她获得几个国际大奖所得的奖金总计8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截至2005年11月，她自费编印的宣传小报“预防艾滋病知识”已出20期，累计印数102万份，远远超过任何一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宣传量。所有书籍和小报，只要来人或来信到河南省文史馆索取（高是文史馆馆员，地址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河南省文史馆，邮编450003），一概免费赠送，如果对方没有附上邮票，高耀洁还得倒贴邮资。她能清晰地背出每种书的挂号邮资：《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是3.8元；《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是4.5元；《中国艾滋病调查》是4.8元；《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则是她的专业著作，是她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数十年的经验总结，高耀洁准备连同上述几种书一起陆续寄给全国各省市图书馆，邮资合计10.8元。在所有这些书中，她对《中国艾滋病调查》的编校质量最为满意，出版社给她的两千册样书很快送光了，一位台商和深圳女企业家又买了一千余册赠送给她，高耀洁有点不舍得送，让人把一捆捆的书塞到靠墙的柜子后面，只有熟识的人来了才给。   图一：高耀洁 与今年年初到郑州采访时相比，高耀洁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原本堆满客厅一面墙的书不见了，“这些书和小报只有全送出去才是胜利！”高耀洁用她浓重的开封口音说。她告诉我，从2004年10月至今，仅《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就送出去4万册，很多地方举办艾滋病预防培训班，专门派了汽车来拉。尤其让她高兴的是，邻省的几个县乡政府也专门派人向她来要书。但也有让她极为生气的事：某省级图书馆向她要了两万册书，答应逐级发给下属的各市县图书馆，但结果竟是高医生被经办人骗了。“他们发不下去也应该退还给我，我辛辛苦苦印的书怎么能去卖了废纸！我被他们骗了一次，不会再被他们骗了！” “这些骗子都该杀！”   提到防艾领域的骗子，高耀洁立即怒气冲冲：“现在真是诈骗成灾！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太多了，真让我伤心！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 仅从1999年至2003年的四年间，在高耀洁收到的8326封来信中就有812封属于骗子信，都是自称发明了百分之百包治艾滋病的中药制剂要求合作之类。但从2004年开始国家出台各项艾滋病救助政策，社会各界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骗子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低劣的骗术，转而纷纷成立“孤儿学校”、“艾滋病救助协会”等机构敛财。有一个姓王的农民成立“艾滋病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所”，多次打电话和上门向高耀洁反映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得不到救助的问题，由于当时手头正好没钱，高耀洁提出先给对方寄上几百本书和小报，希望他在当地宣传防艾，不料竟被对方拒绝，表示不需要防艾资料，只需要钱。这使高耀洁起了疑心，随后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雇车前往调查，在王某新建的三层楼房里从中午等到傍晚，也没看见一个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此后，听说王某的研究所搬到了北京郊区，发邮件、打电话向北京各高校募捐钱款，还跑到各国大使馆去要钱，不少大学生信以为真，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大学生就每人每天省下一块钱捐给王某，但后来前往实地调查竟发现，除了装修一新的楼房外，一个患者和孤儿也没有。 另一个农民丁老汉，原是村支书，他的二儿子、五儿子和两个侄子都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高耀洁对他很同情，每次他从村里到郑州，都要从高耀洁处取走几百本书和几千份小报去做宣传，高也不时接济他。2004年秋的一天，他带着两个艾滋病患者家属提着五斤芝麻油来拜访高耀洁，说是让高尝尝自家新打的油，高给了他们每人50元共150元表示感谢。直到2005年8月31日，高耀洁才获悉丁老汉在90年代就是当地黑血站的头目，他从村里的艾滋病患者的政府补助款中扣除了100元，说这钱是那次给高耀洁送礼了。此后他拿着“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的名片上门，就再也不要宣传资料和旧衣物了，张口就只要钱。另一个村支书，高耀洁募集了一车的旧衣物委托他送到村里，不料他一回村，就把其中的好衣服挑走，看不上眼的就全扔了。“现在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钱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人来了说人话，鬼来了说鬼话，人鬼都来了说胡话。” 近年来高耀洁的防艾工作都围绕艾滋孤儿展开，按照高耀洁的定义，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遗孤，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高耀洁以前曾多次强调当前防艾工作的“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但现在她发现，比孤儿问题更急迫的是诈骗问题，“钱都到骗子手里了，孤儿能得到什么？诈骗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艾滋病救助工作！”“现在应该告诉所有人，尤其是有爱心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绝对不能盲目地捐钱！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味，借救助艾滋病的名义名义骗老百姓的钱，这些骗子都该杀！”当然，法律对诈骗行为视情节轻重有不同的量刑，“这些骗子都该杀”只是高耀洁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每每说到骗子的可恶和艾滋病患者的境遇，高耀洁常常激动得落泪。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骗子来打您的主意？ 高耀洁：总有骗子在我身上打主意，我总结了有三个原因：一我是个老人，“一个老婆子还不好哄？”其实我不好哄；二我是个女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男权社会；三我是中医学院教授，其实我是个西医，来找我的很多人自称是中医，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医，竟然说有包治艾滋病的祖传秘方，艾滋病传入中国也才20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他们想不到我有分析能力，我还会派人去调查，我绝不会为了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   仍是“不受欢迎的人”   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感染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她的正直与勇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象征人物。2001年在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奖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并向无法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2003年12月18日晚，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吴仪副总理点名要求见高耀洁，并在下榻的黄河迎宾馆与高单独长谈近三个小时。高耀洁回忆那天的情形：“吴仪一见俺，就拉住俺的手说：‘老大姐，我比你小十岁，这里没有外人，你有啥事直接说吧。你以后有啥困难就直接找我。’”这无疑代表了中国政府已高度重视艾滋病现状，并决心最大程度地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尽管如此，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高耀洁仍然或多或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某些未公开的艾滋病高发区，竟然流传着“防火防盗，防止高耀洁来到”的民谣。甚至在某些乡镇，只要举报高耀洁到来，就可以奖励500元，而发现外地记者的行踪，奖励只有50元。一开始是基层为了所谓的政绩，怕一旦暴露会影响招商引资的形象，而现在则是怕公布了真实情况，国家就会要求当地加大防治的投入，这是一些基层贫困地区的官员不愿看到的。不过，至今还没有人去举报过，高耀洁说：“因为我做的事老百姓都支持，只有那些贪官才恨我。” 《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收录了一张华北某地非法血站的照片，照片上的农民争先恐后排队抽血，至今仍然在营业。“卫生部对单采血浆站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自己是正规的，那为什么要在半夜和凌晨抽血？一个人一星期抽两次能行吗？一个人一次抽800毫升能受得了吗？抽800毫升只给80块钱合法吗？”高耀洁这样质问。然而不仅报道没能发表，拍摄照片的记者还被迫离开了那家报社，而带高耀洁去的人被所在单位处分，当地一个村支书指着高耀洁的鼻子大骂：“你浑蛋！你想断我们财路啊！”高耀洁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你才是浑蛋！你要考虑民族的兴亡，不是光你一个人发财！” 2001年6月6日开始，高耀洁连续接到两个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病人电话，都说“高老师你年轻时肯定很漂亮吧”？高耀洁很奇怪地追问，原来是某部门的人说高耀洁年轻时嫁过蒋经国的秘书。气得高耀洁找到某部门的主管人员大骂了一顿。高耀洁坚持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他们想在生活作风上搞垮我，但我在妇产科接触到的男的只有婴儿，就只有造出这样离奇的谣言来了。”另一件让高耀洁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是，2000年3月18日，高耀洁去现在已是“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上蔡县文楼村访问艾滋病家庭，拍了30多张照片，当时医院的书记、宣传部长、老干部都非常支持，但院长却以“我们省至今没有一例艾滋病人”为由把照片全没收了。现在她升任某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高耀洁每次见到她就向她要照片，“这些照片她一定得还我！她不还我就一直骂到死！到死我就不骂了。” 高耀洁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子女，“但是艾滋病人太苦了，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啊！”2003年非典时期，医院派高耀洁的二女儿郭竞先去大桥上堵汽车，一天站8个小时，整整站了一个月。而郭竞先既非传染科，也非内科，而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高耀洁认为这分明是为了打击她，所幸郭竞先对此并不在乎。但同为医生的小女儿郭炎光由于受高耀洁的影响失去了工作，一气之下远走加拿大，却至今怨恨高耀洁。“我退休了他们没法直接打击我，他们就故意利用她来让我心里不好过。她多次打来电话，说‘你就是只知道为了你的名利管艾滋病人，从来不管我咋过的’，其实她应该理解我。如果为了名利，我安心做我的妇产科主任，退休后返聘开个专家门诊，早可以腰缠百万了。可是艾滋病是民族的危机，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记者：武汉的桂希恩教授也是著名的防艾人士，您和他联系多吗？ 高耀洁：桂教授到河南时来看过我，他是个好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说瞎话。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就是桂教授最早发现的。桂教授那次和我说，你不应该和他们顶，不让你说就不说了。我说你比我小十岁，你以后还有说的机会，而我已经倒计时了，现在不说，将来就没有机会说了。桂教授说那他们就会打击你，我说我不怕打击，我就要拼上命和他们干架！ 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   高耀洁还有一个儿子是某大学的系主任，儿媳是另一所大专的副校长，他们对高耀洁的防艾事业都没有多大的兴趣。高耀洁非常担心在她身后，她的子女可能被人利用成立以高耀洁命名的基金会等组织诈骗，所以她专门写下遗嘱，“我这个遗嘱一定要公布于众，我不能让自己身后的清白不保！” 遗嘱： 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2003年9月那场离奇的官司，2005年又招来所谓“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闹剧，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骗害他人，给中华民族丢脸。我死之后，也不能让这些家伙们在我名下行骗获利。 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黄河激流处，永远让她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我死之后，（你们）不能再受骗上当！切记！ 高耀洁写于2005年10月1日国庆节   所幸的是，高耀洁进行的已不是近十年前的“一个人的战斗”了。根据2004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遍及所有31个省区，其中80%以上在农村，且已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更多的人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中，高耀洁把这些人比喻为七七事变前后投身抗日洪流的爱国青年。她口中经常会提到杜聪和李丹两个人。杜聪出生于香港，哈佛大学硕士毕业，仅仅由于一次在中原地区的旅行，便毅然放弃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副总裁的高薪，在香港创办了智行基金会从事内地艾滋孤儿的救助工作，高耀洁把手头联系的164个孤儿全托付给了他。 李丹则是在一次野外考察中误入艾滋病村，从此放弃了在中科院攻读天体物理专业博士的机会，毅然辍学从事救助艾滋孤儿的社会工作。 还有许多大学生尽管无法亲身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但高耀洁时常会收到他们寄来募集的衣物、文具、书籍等，委托她转交给艾滋病村的孤儿。不过有时也会让她哭笑不得，她在文具里发现数盒软盘，还有一支防晒霜。艾滋孤儿最迫切的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既没有电脑用，也用不到化妆品。高耀洁不禁感叹城里长大的学生对农村太不了解了。 高耀洁戏称自己现在是“用技术换劳力”，她的助手、中文秘书、英文秘书、打字员、电脑维修员、印刷工、搬运工……都是她曾经治疗过的病人。高耀洁是治疗妇科癌症和不孕不育症的专家，1990年从医院退休后，却没有被取消处方权，单位领导的意思是希望她回去开专家门诊，被她断然拒绝。高耀洁告诉我，现在遍地开花的专治不孕不育症医院，基本上都是骗子，有一个原是她所在医院的药剂室的，现在成了不孕不育医院的院长，他女儿原是单位管后勤的，现在也成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了。“如果为了名利，我也去开不孕不育门诊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夫妻都愿意大把大把的拿钱出来啊。但我能推就推，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最新一期的小报，就是一位曾经的不孕症病人掏钱找印刷厂印的，总计7万份花了7千块。高耀洁要把钱给他，他说我7千块能买个儿子吗？国庆期间，高耀洁张罗着要把一批募集来的旧衣服送到疫区去，她找汽车站站长帮忙，站长马上爽快地答应让他的司机专程跑一趟。“站长生了个儿子，司机的老婆吃了我开的药也怀孕了，买药只花了30块钱，所以给我干活可卖力呢。” 在高耀洁家中，我看到她将书拆包后的包装纸一张张叠好，将塑料打包带撕成一条条连起来做绳子用，觉得她不免过于节省了。高耀洁告诉我：“我这不是抠啊，我是能省就省，因为用的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买，又没有地方报销。我的钱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尽管如此，高耀洁却固执地拒绝一切现金捐助，她担心上当受骗，也不愿沾钱后成为某些人造谣的口实。台湾歌星姜育恒到洛阳演出，辗转打来电话，愿意捐30万人民币，高耀洁答复他不要说30万，30块也不敢收。新浪网打来电话要捐10万，也被高耀洁拒绝。有一对年近七十的香港老夫妇专程到郑州找了半个月，才找到高耀洁家，坐着不走一定要留下2万块钱，高耀洁后来只得叫来印刷厂厂长当场开具发票，将这笔钱用于印刷小报。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去专家门诊坐诊呢？这也是救死扶伤啊。 高耀洁：我认为用技术挣钱是挣不完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多为民族着想！中国缺少的不是妇产科医生，但真正愿意做防艾工作的人却太少了。   两个医生的“不健康”生活   高耀洁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双脚时常浮肿得厉害。她的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留不住食物，所以随时要吃东西。她出门时都随身带着一盒糖果，这倒不是她贪嘴，而是患有严重的低血糖。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比她大一岁，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曾担任所在医院前身的门诊部主任。他的高血压比高耀洁厉害得多，得靠进口降压特效药维持，还患有严重的肾病。从2004年11月至今，几乎都在病房里度过。高耀洁也住在医院里陪护，因为郭明久性格内向，穿衣入厕只有高耀洁来服侍才安心。严重的高血压使得郭明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高耀洁也整夜无法入睡。老伴的病让高耀洁的体力和精神大不如前。 趁国庆放假，两位老人暂时出院回家过节。郭明久只有躺着才稍微好受点，高耀洁在客厅忙着整理送疫区的衣物，把要寄到各地的书和小报捆好，不时进卧室看看老伴的情况，郭明久总是觉得口干，得随时用吸管让他喝水。 两位老人平时生活上极为节省，一天的伙食费一般不超过十块钱，通常就是咸菜、馒头、玉米糊糊，有客人来时会多一盘炒鸡蛋。但国庆的餐桌上，却多了鸭肉、鸡翅等荤菜，这是在南京工作的侄女特地带来孝敬高耀洁的。高耀洁让保姆把鸡翅用油炸得金黄，她的牙不好，用手指一缕缕撕下来翅，一个劲说好吃。我说蛋白质经油炸或火烤会产生苯并芘，这是国际公认的强烈致癌物质，您作为医生难道不知道？她放下筷子想了想，说苯并芘我知道，但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多大关系吧？高耀洁又让我吃刚从超市买的小粽子，粽叶碧绿，我说这粽叶是色素染的吧，如果是叶绿素的话，经过高温蒸煮早变黄了。高耀洁又想了想，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过这点？那次晚餐我吃了三个大馒头，喝了两碗玉米糊糊，又吃了不少菜，肚子实在塞不下了，她还得让我吃，说：“别浪费了，现在还有人吃不饱饭呢。”我说如果吃得太多把胃撑坏了要花钱治病，那浪费的钱更多。她说不会的，因为胃有延展性。 趁着老伴睡着了，高耀洁悄悄告诉我，在这次出院前，郭明久突然被发现咽喉部有白斑，而白斑是癌变的典型症状，“我怀疑老头得的是咽喉癌。”我问：“你们两位都是主任医师，怎么会到现在才发现？”高耀洁说确实是疏忽了，当时他只是口干、嗜睡，一直作为抑郁症来治疗，完全是误诊了。那晚离开前，因为忙碌了一天，高耀洁说觉得精疲力尽，我建议她把电话拔了好好睡觉，她却说不行，因为可能会有病人半夜打来求助电话，有时还哭哭啼啼的，不能不接的。 记者：郭爷爷这一病，对您影响很大吧？ 高耀洁：老头这一病，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但我的《十年防艾路》快写成了，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了，一定要完成。如果他真是癌症，我的精神也全垮了，到今年12月29日我们结婚就52年了，我不能不管他，实在不行我要带他到北京看病。我如果垮了，以后会怎样实在不敢想。 本文发稿前，记者通过电话获悉，郭明久被确诊为“晚期咽部高分化率鳞状上皮癌”，已从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房转入省肿瘤医院。   （周筱赟：记者、编辑，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   本部分编辑推荐：   影片《辛德勒的名单》   1939年，波兰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党卫军对犹太人进行隔离统治。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连姆·尼森Liam Neeson 饰）在德军统治下的克拉科夫开厂生产军需用品，工厂雇用犹太人工作，大发战争财。1943年，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辛德勒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贿赂德国军官，让自己的工厂成为集中营的附属劳役营，也成为了犹太人的避难所。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越发疯狂，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1200人的名单，倾家荡产买下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环保团体：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是中国一家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1994年3月正式注册成立，致力于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支持全国各地的会员和志愿者关注本地的环境挑战。组织以开展群众性环境教育、倡导绿色文明、建立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宗旨。自然之友最近五年的工作重点是回应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城市环境问题，通过推动垃圾前端减量、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改善、低碳家庭和社区建设、城市自然体验和环境教育等，探讨和寻找中国的宜居城市建设之路。

“照顾者可以帮助孩子理解其它人是如何感受的，比如，当一个孩子的玩具破了，或者被其它小孩抢走了。当孩子对其它人有友善的举动时，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学家Marjorie Taylor建议，说“你那样做非常友善”或者“做那么好心的事情你很友善”之类的话，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同情心。”   我的孙子Chasen在参加优等生的公车旅行的时候，有个男同学晕车吐了。其它的同学全都离他远远的，窃窃私语着“真恶心”这样的话。Chasen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还好吧？”事后，他们的老师表扬了Chasen，因为他对于不舒服的同学表示了关心。老师当然表扬得对，作为奶奶，我深感自豪。同情心，就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知道他人的感受，并且对此做出反应，这样的能力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如果没有同情心，人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会顾及他人的状况和感受。同情心的缺失会滋生出反社会行为，冷血的谋杀，甚至屠杀。 同情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在其它种族的生物里也有存在——如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 和 Susan McCarthy在《大象哭了》(‘When ElephantsWeep’，Delacorte Press, 1995)里所说的，成年大象会去救陷在泥潭里的小犀牛，而不顾犀牛妈妈的攻击。 同情心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能表现出来，比如说，幼儿会把他喜欢的玩具或者毯子拿给另一个受伤的或者不开心的小朋友。一些专家认为，婴儿听到其它宝宝哭的时候，也会哭或者哇哇乱叫，这就是同情心的最初表现。 由于大脑的神经连接不一样，孩子们所具有的同情心能力是不一样。患有诸如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的人是不具有任何或者只有一部分同情心的，因为在那样的病症里，人的心理关注的只是自身。 但是对其它正常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同情心是被引导还是被抑制，成长环境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健康的自尊对于同情心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任何可以让孩子自我感觉良好的事情都有助于他们认识到别人的感受，并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   早早开始   如果想让孩子和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他们自己就首先得有安全感，并且“和另一个人有安全的依恋关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一位心理学家Carolyn Zahn-Waxler说。如果婴幼儿自己的痛苦被忽视、鄙视，或者甚至被惩罚，那么他们就会不信任他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安全感。 Nancy Eisenberg，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赞成这样的观点。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孩子需要超越他们自己去关心其它人，那么他们需要和他们的父母或者照顾者有一种积极的、充滿关爱的关系。”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儿科学临床教授Stanley I. Greenspan在他的书《棒孩子》(‘Great Kids’， Da Caoo, 2007)中写道：“同情心源自于被同情。”书中还说，孩子需要成人的帮助去认识和表达他们的自己的情感。通过区分和命名自身不同的情感，孩子能更好的去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说，当孩子弄不好他的玩具车，把车扔到房间的另一头时，他的照顾者就可以说这样的话：“你觉得不开心，因为玩具车没按它应该活动的样子活动。你不喜欢它坏掉了的样子。” Zahn-Waxler博士说，给孩子订规矩应该是“可以帮助他们控制情绪，冷静下来，而不是更加焦躁”。她建议家长们保持冷静：“你自己的情绪越激动，孩子就更可能激动。打孩子或者对着孩子大叫，会让孩子忿怒或者恐惧，从而影响孩子关心他人的能力的培养。” Eisenberg博士强调，除了要避免体罚，孩子做错了事情，“决不要威胁他不被爱了”。 照顾者可以帮助孩子理解其它人是如何感受的，比如，当一个孩子的玩具破了，或者被其它小孩抢走了。当孩子对其它人有友善的举动时，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学家Marjorie Taylor建议，说“你那样做非常友善”或者“做那么好心的事情你很友善”之类的话，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同情心。 专家们说，很小的孩子就应该知道他们的行为对其他人会有什么影响。成人应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有些行为是伤害人的，有些行为是帮助人的，当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怎么去弥补。 Taylor博士说，“要解释得非常详尽清楚，因为孩子还不能像成人那样自己得出结论。”她还说，看书并且讲讲故事中的人（或者动物）有什么感受，以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同情心。 例如Marilyn Sadler写的书《P.J.被宠坏了的小兔子》（‘P.J.the Spoiled Bunny’ Random House, 1986)就能帮助孩子理解自私、固执、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会有一些什么后果。在故事里，P.J.慢慢知道，换种行为方式可以和他们的朋友们玩得更开心。 对于年龄大一些的孩子，Greenspan博士推荐像《杀一只仿声鸟》（‘To Kill a Mockingbird’)和《安妮•法兰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样的书。甚至电视上关于自然灾难的报道都有利于孩子同情心的培养——让孩子去想像，对于被地震或海啸摧毁了一切的人们来说，生活是什么样的。 早期开始培养同情心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专家们说，晚一点也来得及，甚至比如，情感需要在孤儿院里被忽视的孩子们。要想抚平创伤需要养父母们额外多的努力，以及无条件的爱。   树立榜样   家长和老师可以以身作则，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有同情心的行为。古语说“做我所做的”，这对于引导孩子的同情心非常重要。 Zahn-Waler博士说，父母需要为无私、热情、关爱树立榜样。孩子需要看到你这样在做，并且你也要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孩子。 如果家长能对于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并且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尤其是当事情与自己并没有太大关系时，这样的行为有助孩子理解情绪，超越自身，怀着同情心对待他人。 在学校里，能引导同情心的老师是能够解释孩子行为背后的感受的人。最好的老师是本身就热情的，温柔亲切的，并且在纠正不良行为能保持冷静，而不是惩罚性的。 （本文选自译言网。译者章潇怡。作者 Jane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