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不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免忘记：读过的书、日本的庙宇、卢克索的陵墓、航空公司柜台前排队的队伍、我们自己的愚蠢。于是，我们又会逐渐把快乐寄托于家乡以外的异地：一间窗外能够眺望港口景观的旅馆房间，一座号称埋有西西里殉道者阿加塔遗骸的山顶教堂，一栋四周围绕着棕榈树的小屋，附有免费招待的自助晚餐。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再次想要收拾行李，想要盼望，想要尖叫。再过不久，我们就又必须重新学习机场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按：机场原本只是旅行中的过渡性空间，发生的不过是“出发”与“抵达”，但在阿兰·德波顿的眼中，却成为了一个综合各种文化面貌的博物馆。 2009年夏天，阿兰·德波顿获邀担任英国希斯罗国际机场的“首位驻站作家”。他可以结识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访谈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安检人员、飞行员、首席执行官，乃至机场牧师；他还可以在出境大厅、入境大厅、机场限制区和机场酒店随意进出，德波顿以他独特的视角探索着机场这个熟悉又神秘的“非场所”，观察着其中的奇妙与庸俗之处，以及旅客与员工的互动。 一周后，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以他融合了风趣和智慧的一贯笔触，写出了这部非凡的跨界文化创意之作，探讨旅行、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质。让我们知道，待在机场里，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具启发性。   入境大厅 1 过去，我们抵达一个地点之前总是有许多时间可以预做心理准备，心绪可随着地理景观的逐步变化而转换：沙漠转为灌木丛、莽原转为草地。船只人港之后，接着卸载骆驼，人住一间窗外可望见海关大楼的房间，到汽船上交涉摆渡事宜。飞鱼掠过船体边，船员打着牌，空气中满是凉爽的气息。 现在，一个旅客可能星期二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星期三就到了希思罗机场新航站楼的卫星站入口。昨天中午还在阿布贾的伍瑟区伴着西非杜鹃鸟的啼声享用油炸大蕉，今天早上8点已在一家科斯达咖啡分店旁的下机口看着机长关闭波音777客机的双引擎。 尽管身体疲惫不堪，感官却是活跃不已，不断接收着周遭的一切——明亮的灯光、四面八方的标志、光亮的地板、深浅不同的肤色、金属般的声响、五颜六色的广告——所有感官经验都极为鲜明，仿佛吃了药，又像新生儿，或有如托尔斯泰一样。突然间，家乡仿佛是个完全陌生的地点，一切的细节都因为对比于个人刚见识过的他乡景观而显得新奇无比。和奥布杜山丘上的黎明相比较，眼前这道晨光显得多么奇特；和大阿特拉斯山上的风声比较起来，回荡在机场里的广播声响显得多么怪异；在卢萨卡街道市场的嘈杂声响仍然萦绕于耳际的情况下，两名女性地勤人员相互交谈所使用的英语听起来竟是那么陌生（她们自己一定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这种清澈无比的感受让人迷恋，让人不禁想要一再以异国的种种——例如突尼斯或海得拉巴的景象——对比于家乡的一切，让人永远不想忘却身旁的一切其实一点都不寻常。威斯巴登与洛阳的街道各不相同，我们的家乡只是缤纷多元的世界的其中一员而已。 2 在航空发展的短暂历史上，能够满足旅客期待的机场建筑并不多，尤其“抵达”这项行为的重要性更是难以充分表达。过去，前往圣城的旅人一旦穿越了酷热的谢费拉平原与盗匪充斥的犹大山丘之后，总是能够获得耶路撒冷以宏伟的雅法门郑重欢迎。尽管现代少有机场懂得学习这个榜样，第五航站楼却勇于一试。 在希思罗其他比较老旧的航站楼里，第一件映人眼帘的事物大概就是地毯，融杂了青、黄、褐、橙等颜色，到处遗留着呕吐物以及让人联想起酒吧或医院的残迹碎屑。相对而言，第五航站楼里触目所及都是利落美观的合成瓷砖；走廊光线明亮，侧边安装着一片片玻璃，灰绿色的色调具有沉淀心灵的效果；厕所里设置了各种卫生用具，隔墙板与人同高，一扇扇门皆采用实心板材制成。 第五航站楼的建筑呈现了英国的新形象。这个国家将接纳科技，不再沉浸于自己的过往，也将充满民主、宽容、明智、活泼的特质，不再耽溺于怨气或嘲讽当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只要到第五航站楼西北方20公里处，即可发现那里的许多洁净小屋与破败庄园，丝毫看不到航站楼墙壁与天花板所象征的新思维。 尽管如此，就像杰弗里·巴瓦在科伦坡设计的国会大厦或是约恩·乌特松在悉尼设计的歌剧院，理查德德·罗杰斯设计的第五航站楼也是一座充满野心的建筑。这种建筑拥有创造认同的特权，而不只是单纯反映现状。这座航站楼希望利用旅客身处于这个空间里的一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护照接受盖章以及领取行李的时间，向他们传达英国将来有一天可能成为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当前常见的模样。 3 下了飞机之后，步行一小段路，入境旅客就会进入一座致力于淡化其权威色彩的大厅。这里看不到栅栏、枪支，或是安装着防弹玻璃的柜台，只有在天花板上挂着一块点了灯光的招牌，还有在地板上以花岗岩铺出一条线。在这里，政府的权力极为稳固，所以才有足够的自信保持低调，让出生于本国的人民不必感受到这种权力的存在。每天，清洁人员会到这里清理三次，游走于那条界线两侧，一边是国境之外的飞机起降地，另一边则正式属于英国境内。不论是英国的居民或访客，都可在跨过这条界线之后享受到商品丰富的药店、温和友善的蚊子、慷慨大方的图书馆借阅政策、污水处理厂与行人穿越道。 不过，护照一刷之下，只要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不合格的信息，这一切心照不宣的承诺就可能随即破灭。海关人员会召唤警卫前来，把这名不幸的旅客从入境大厅带到两层楼底下的一排房间。其中一间是儿童游戏室，这个房间内的陈设尤其令人不禁心伤：室内有一列玩具火车，还有乐高积木堆叠而成的城市景观，以及一盒卡朗达什笔。而且，每个拘留于此的孩童都可以把一盒点心和塑料制成的动物带回家。因此，在若干来自厄立特里亚或索马里的儿童心目中，英国将永远是他们记忆里惊鸿一瞥的国家，充满了香脆美味的零食点心和柳橙汁——一个极为富庶的国家，竟然能够免费送人数字式闹钟，而且那里的警卫还知道怎么组装玩具火车的木头轨道。儿童游戏室隔壁，在一间仅有简单桌椅的房间里，他们的父母则会见识到这个国家的另一方面，在警方的全程录音下对着一名面无表情的移民官员说明自己为何企图闯关入境。 4 有史以来，行李提取处向来就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地方，但第五航站楼倒是极力扭转这种印象。 这座行李提取大厅的天花板相当高，水泥墙平整无瑕，还有充足的推车可供旅客使用。此外，行李的送达速度也非常快。输送带的制造商是荷兰的范德兰德工业公司，原本从邮购与快递行业起家，现在已是全球行李物流界的领导厂商。长达17公里的输送带在航站楼底部不断运转，每小时可输送12000件行李。140部电脑负责扫描标签，确认每一件行李的目的地，同时也检查行李内部是否装有爆炸物。这些机器对待行李的细心程度少有人能及：行李等待转机的时候，机器会轻柔地把它们带到一间宿舍里，把它们放在黄色的床垫上，任由它们懒洋洋地等待登机的时间——就像它们身在楼上休息窒里的主人一样。等到旅客从行李提取大厅的输送带上提起旅行箱的时候，许多行李都已经历了远较其主人精彩得多的旅程。 尽管如此，和自己的行李重逢，不免带给人一股无可化解的忧郁情绪。旅客在空中毫无羁绊地飞行了几个小时，因为俯瞰着海岸与森林的美丽景观而对未来充满希望，但一站在行李输送带前面，就不禁又想起了人生中的物质方面与各种压力负担。行李提取大厅与飞机代表了某些基本的二元性——物质与心灵、沉重与轻盈、肉体与灵魂——其中负面的一端全都属于那一件件几乎没什么不同的黑色新秀丽旅行箱，在范德兰德公司设计精巧的输送带上不断滑行而过。 在行李输送带周围，一部部推车紧紧靠在一起，就像拥挤车阵中的车辆一样，丝毫不肯让出一分一毫的空间。尽管每一件行李箱的内容物都反映了引人人胜的个人特色一这一件也许装着青色比基尼和一本还没看过的《文明及其不满》，那一件也许装着从芝加哥一家旅馆偷来的浴袍和一盒罗氏药厂出品的抗忧郁药物——但每个人在这里都绝对没有时间想到别人。 5 然而，行李提取大厅只是前奏曲，机场真正的情感高潮还在后头。任何人，不论多么孤独寂寞，不论对人类多么悲观，不论多么看重金钱，终究都不免盼望自己重视的人会在入境大厅迎接自己。 就算你心爱的人已经表明自己当天必须忙于工作，就算对方说他不喜欢你出远门，就算对方已在去年6月和你分手，或是早在12年半以前就已去世，你还是不禁觉得他们可能会来接机，就只为了给你个惊喜，让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每个人小时候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否则我们绝对活不到现在）。 因此，我们走向接机区的时候，实在很难决定自己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我们如果就此抛弃自己平时走在陌生环境里的那种严肃又充满戒备的神情，未免太过莽撞，但至少应该让脸部保有露出微笑的可能性。我们也许会因此呈现出乐观又暧昧的表情，就像员工听着老板讲笑话，等待着笑点出现的那种模样。 所以，我们一旦在穿越入境走道的12秒间扫视了两旁的群众，结果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孤独一人，唯一的去处只有希思罗机场快线列车售票机前的购票队伍，这时我们必须具备多么强烈的自尊，才能够不显露出一点点的迟疑。就在我们身旁两米处，一个衣着轻便，也许以担任救生员为业的年轻男子，刚刚在一阵欢呼声中与一名真诚而体贴的年轻女子相遇，两人现在正深情拥吻，这时我们必须多么成熟，才能够不在乎眼前的这幕景象。此外，我们又必须多么务实，才能够不盼望暂时摆脱这个令人厌倦的自己，而成为刚从洛杉矶飞回英国的加文——他在斐济与澳洲度了一年假之后，现在他热情的父母、兴奋的阿姨、雀跃的妹妹和两名女性朋友全聚集在入境大厅，拿着气球迎接他，待会儿就将带着他一同返回伯明翰南部市郊的家里。 在入境大厅里，有些人获得的热烈迎接足以让国王嫉妒，甚至连当初威尼斯为了迎接从东方丝绸之路归来的探险家而举办的庆祝活动都比不上。一个个没有崇高地位或突出特征的人，在22小时的飞行期间只是毫不显眼地坐在紧急逃生口旁的座位上，这时却抛开了羞怯的模样，成为各种旗帜标语和自家烘焙的巧克力饼干的欢迎对象。在这些人身后，大企业的总裁则准备搭上冷冰冰的豪华轿车，前往高级饭店装饰着大理石与兰花的大厅。 由于离婚现象在现代社会极为普遍，于是机场里也就随时都可见到父母与孩子团聚的场景。在这种时刻，再也没有必要假装理智或冷静：这时就该紧紧拥住一双脆弱而圆润的肩膀，呜呜咽咽地啜泣起来。我们在职场上也许随时都必须表现出坚强刚硬的模样，但人类终究仍是极度脆弱而且容易受伤的动物。我们对身周的千百万人虽然大多视而不见，但其中总是有少数几人掌握着我们的快乐。我们只要嗅到这些人的气味就可以认出他们是谁，没有了他们甚至活不下去。有些男子在入境大厅里面无表情地来回踱步。他们期待这一刻已有半年之久，一旦见到一个和自己有着同样灰绿色眼珠、脸颊和母亲一样红润的小男孩，牵着机场服务人员的手从不锈钢门后面走出，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在这种时刻，感觉就象是自己逃过了死神的追杀——不也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永远都能这么骗过死神。也许这正是一种面对死亡的练习。多年后的某一天，长大成人的孩子将会在例行出差之前向父亲道别，然后短暂的寿命就会突然结束。这个孩子将在墨尔本一间位于20楼的旅馆房间内接到一通午夜的电话，得知自己的爸爸在地球的另一端突然发病，医生已经无能为力。自此之后，对于这个长大成人的孩子而言，入境大厅里的人群中将永远少了一个他熟悉的脸庞。 6 不是所有的接机过程都那么感人。机上的一个旅客也许来自上海，抵达机场之后便与马尔科姆和迈克一同开车前往伯尔尼茅斯，打算利用暑假期间上英语课程：在码头边一幢房子里旅居两个月，接受一名家教的指导，学习“ought”的发音，并且企图精通商务英语——这种能力将有助于他们日后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半导体或纺织业里工作。 另一侧，穆罕默德则是等待着来自旧金山的克里斯的班机。穆罕默德出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现在住在伦敦近侧的绍索尔；克里斯则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现在住在硅谷——不过，这两人并不会知道彼此的这些人生细节。在这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一个人竟能轻易和另一个人一同默默乘坐在一辆黑色梅赛德斯S级轿车里，实在是相当奇特的现象。对于司机和乘客而言，只要对方不是杀人犯或小偷，这趟旅程就算是顺利成功。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只有偶尔响起的导航语音会打破车里的静默。最后，梅赛德斯轿车终于抵达金丝雀码头一幢以玻璃饰面的办公大楼。克里斯在这里下车，准备参加一场研讨金融信息储存议题的会议；穆罕默德则是把车开回航站楼，准备展开另一趟旅程。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肯特郡，搭乘的对象是来自成田机场的K先生，和克里斯一样神秘寡言。 7 许多比较普通的团聚景象令人不禁纳闷其中的兴奋之情要怎么持续下去。玛雅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12个小时。自从她的班机飞越了爱尔兰海岸，她就一直觉得坐立难安。飞机下降至9000米的高度之时，她已开始期待詹弗兰科的碰触。不过，等到他们终于见面，紧紧拥抱了8分钟之后，这对情侣已别无选择：他们该出机场去开车了。 人生中有一种说来古怪、但终究颇为恰当的现象。在我们满怀激动地与心爱的人重逢之际，人生却总是要为我们的情感关系投下一大障碍：也就是必须缴付停车费，并且在立体停车场内找寻出口。 话说回来，我们在毫不留情的荧光灯底下努力维持文明有礼的表现，也许会因此想起我们当初踏上旅途的原因：借此让自己能够抵御世俗生活经常造成的庸俗而愤怒的情绪。 停车场的粗暴环境——水泥地上布满胎痕与油渍、停车位旁到处可见被人遗弃的推车、天花板回荡着关门声与汽车加速的声响——正激励着我们坚定决心，避免再次落入我们最糟的一面。我们也许会这么祈求我们的度假地点：“请赐给我更多的宽容，减少我的恐惧，让我永远保有好奇心。请在我和我的困扰之间设置一道屏障，把我的耻辱驱逐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旅行社与其只单纯询问我们想去哪里，还不如问我们希望怎么改变自己的人生。 认为旅程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预示，是宗教朝圣的一项关键要素，认为外在世界的旅行能够促成并强化内在的变化。基督教神学家对于朝圣之旅所带有的危险、艰苦以及花费丝毫不觉苦恼，他们认为这些表面上看似不利的元素其实是一种机制，能够让旅程背后的宗教意图更为鲜明。阿尔卑斯山上大雪覆盖的山隘、意大利外海的风暴、马耳他的盗匪、奥斯曼帝国的腐败守卫——这些考验都有助于确保这趟旅程不会轻易遭到遗忘。 不论航空旅行的普及与便利有哪些效益，我们仍可能咒骂这种旅行方式颠覆了我们企图通过旅程而深切改变人生的做法。 8 该是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了。在通往索菲特饭店的走道上，我被一名机场员工拦了下来。他正在针对初抵希思罗机场的旅客进行意见调查，要求受访者表达自己对第五航站楼的印象，包括标示、照明、饮食乃至证件查验的过程。意见表上把满意程度划分为零到五，调查结果将纳入希思罗机场总干事下令办理的内部稽核活动。面对这份异常冗长的意见调查表，我心中不禁浮现一项疑问：市场调查人员虽可接触到深富影响力的当权人士，却极少要求我们省思人生中真正令人深感困扰的议题。按照零到五的满意程度回答，我们对自己的婚姻有多么满意？对自己的事业觉得如何？是否能够平心接受自己终将告别人世的事实？ 我在饭店休息室里点了最后一份免费招待的总会三明治。今天飞越头顶的飞机特别嘈杂——中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贝鲁特的空中客车起飞之时，服务生甚至大喊了一声“拜托！老天帮帮我们吧！”而把休息室里仅有的两名用餐客人吓了一跳，其中一人是我，另一人则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生意人，正准备前往加拿大。 我只怕自己不会再有理由离家远行。作家要把视野拉到家庭生活以外的事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梦想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以作家身份进驻现代生活的其他重要机构——银行、核电站、政府机关、老人之家——而且撰写的作品能够一方面报道世界的现状，同时又能保有不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充满主观与微带乖僻的特质。   9 在入境大厅里，每一位旅客的旅程都即将告一段落；但在他们头顶上，出境大厅里的旅客才正即将踏上新的旅途。来自孟买的BA138号班机已转变身份，成为飞往芝加哥的BA295号班机。机组人员四散返家：机长开车返回汉普郡，事务长搭火车回布里斯托尔，负责上层客舱的乘务员已换下了制服（也因此卸去了原本的耀眼光芒，就像没有穿上军服的军人一样），即将返回位于里丁的公寓。 旅客在不久之后就会忘却自己的旅程。他们将回到办公室，而必须以短短几句话概括一座大陆。他们将再次与配偶及孩子争吵。他们将望着英国的景色而毫无所感。他们将遗忘自己在伯罗奔尼撒看到的蝉，以及共同涌现的希望。 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再次对杜布罗夫尼克与布拉格产生好奇，并且重新感受到海滩与中世纪街道的魅力。明年，他们又会想到该去哪里租一栋别墅度假。 不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免忘记：读过的书、日本的庙宇、卢克索的陵墓、航空公司柜台前排队的队伍、我们自己的愚蠢。于是，我们又会逐渐把快乐寄托于家乡以外的异地：一间窗外能够眺望港口景观的旅馆房间，一座号称埋有西西里殉道者阿加塔遗骸的山顶教堂，一栋四周围绕着棕榈树的小屋，附有免费招待的自助晚餐。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再次想要收拾行李，想要盼望，想要尖叫。再过不久，我们就又必须重新学习机场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该书的封面和右侧的书目基本信息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933087/ ，文章节选自《机场里的小旅行》一书）   作者: 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A Heathrow Diary 译者: 陈信宏 出版年: 2010 定价: 25.00元 ISBN: 9787532751549 （阿兰·德波顿：英国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居伦敦，为《机场里的小旅行》一书作者。）

“以往地铁站仅被视为一条人流输送带的年代已经过去，地铁二十五周年的口号“联系交通，更联系生活”正好道出这点，唯有在空间上入手，才可使一个交通网络，附加生活场所的意义。个中变化，与香港后现代商品发展逻辑密不可分。” （一）从时间转向空间 一个女子在手机通话中向男友撒谎，说自己身在美术馆，但原来她正在地铁站中，与同在地铁站的男友撞个正着，镜头拉远，原来地铁站真有几分美术馆feel，这是新近一个地铁公司官方广告。跟八十年代家传户晓的地铁广告“话咁快就到”（还记得广告里那一捺风吗？）相比，其间明显看到由时间至空间的轴心转向。 时间，或者说速度，是现代性的，功能性的，曾几何时是作为城市新事物的地铁所标榜的，而现在，当速度已成为基本要求时，在这个品味消费年代，打造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方向。以往地铁站仅被视为一条人流输送带的年代已经过去，地铁二十五周年的口号“联系交通，更联系生活”正好道出这点，唯有在空间上入手，才可使一个交通网络，附加生活场所的意义。个中变化，与香港后现代商品发展逻辑密不可分。 媒体化 今天，说地铁站是一个媒体浴场，并不为过。地铁站的媒体化，九十年代来了一个大跃进，这跟广告物料技术的发展相关，随贴随剥巨型广告画的技术突破，将地铁站带入我称之为“墙纸广告”的年代。当然，这跟九十年代消费主义抬头息息相关，但物质与文化的关系，也不容忽略。 在“前墙纸广告”年代，地铁站基本上无景观可言，不同的颜色与地铁的搭配主要是功能性的（识别作用）。现在，甫从地面走进地铁站，你即被重重的广告包围，沿电梯两侧的小幅广告只属小儿科，更令人晕眩的是覆盖墙身、柱体、车厢的广告画、月台上一整列或动或静的广告，已达无孔不入的侵入（intrusive）程度。发放“资讯”的电子屏幕不断增生。电子媒体外，又有免费刊物派发，如果以往的《招职》、《去街Guide》只是借地铁站作散发点的话，二○○二年推出的《都市日报》便是一份地铁刊物，像欧美地铁刊物Metro（英文名字也一样），成了不少上班族的精神食粮。地铁站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广告平台，及“资讯”发放的多站据点。屏幕的增生、广告视觉元素的过剩（excessive），都是后现代社会的景观特征，香港地铁站是后现代景观的缩影，比起世界不少大城市如巴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场化 地铁站也再不只是乘客穿梭往来的瞬间站台。近年来，地铁站空间，特别是中环、尖沙咀、旺角等黄金旺站，有明显的商场化转向。地铁打造它们独有的mtrshops，标榜“生活消闲一刻”，于地铁站内我们可以找到速递公司、面包店、便利店、西饼店、银行、汽水机、快餐店、咖啡店。地铁公司标榜“名店逐一进驻”，招标的商店种类，包括潮流服饰及精品、保健及美容产品、运动用品、激光视盘、旅游服务、修鞋配匙、电脑软件及配件、外卖饮食。其中，星巴克咖啡店的进驻最具象征意义，它正式标示着地铁空间，由过客空间转变成可以停驻歇息的空间。但地铁站作为商场，本身就带有矛盾性，它人流量高，但流动的速度也高；从交通角色考虑，人群不宜集结，但站在商户利益角度，能够吸引你多留一会才是好事。结果，这种过渡商场便诞生出矛盾的宣传语句：“生活消闲一刻”（消闲本来就不应是一刻吧），对于行色匆匆、惯于忙里偷闲的香港人，这语句却道出香港人的矛盾特性。 品味化 曾几何时，地铁夸示的是其功能性强项：速度。看看其名字：Mass Transit Railway，大量的运输铁路，本来就极之功能化，无甚感性可言（不同地方的地下铁有不同称呼，譬如台湾叫捷运、巴黎叫Metro、伦敦叫Tube，香港名称与新加坡MRT最接近）。但进入后工业社会，单单夸示现代化功能，已然不足。服务性行业、高科技商品（地铁也是high-tech交通工具），都汲汲于打造感性的软性形象。 多亏了几米，一向予人冷漠感觉的高科技交通工具，被扭转成感性浪漫的符号，攀登前所未有的温情指标，足见大众化绘本的普及力量。香港的地下铁亦捉紧时机，推出几米地下铁纪念品，并“食住条水”，自行推出”小克crossover地铁”绘本（又是crossover），炮制于地下铁暗生的情愫。 品味空间的打造，亦见于地铁站的空间艺术化──除商业广告外腾出少量空间展出画作及艺术品，又在某些地铁站展出“社区艺术作品”，强化社区形象，予人一种更人性化的味道。当然，艺术感的经营是相当规范化的，譬如说，反映年轻人文化的纽约地铁涂鸦，在香港若不是被视为破坏行为，就只能是被商业收编的行为。巴黎地铁的流浪艺人当然也是看不见的，自然也没有它的乌烟瘴气。 反过来说，一些潮流商店，在命名以至装潢设计上，都以地铁站为模彷对象（譬如米兰站、法国站、重庆站等），这多少亦反映出地铁站超越纯功能性，成为时尚指标。 拉阔来看，由速度至空间的轴心转向，除地铁之外，亦可见于两“大”快餐店；快餐店最初就是标榜其速度的（此之谓“快餐”），但近年快餐店的翻新设计，明显是空间品味的提升，如杜汶泽所言：“系时候有更高既要求。”这种转向，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由现代性过渡至后现代性的表征。新的大家乐广告以地下铁为场景，看来便并非偶然。 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品味感性离我们的真实地铁生活甚远。真实的经验是，地铁很挤、人们你推我撞很没礼貌、人们无精打采神情冷漠，但商品的形象打造，从来不需要符合现实，正如几米于澳门举办的展览名称──方寸中的梦想飞行，后现代商品必须令人有梦想的空间（超出纯功能主义），即使你明明知道它是骗人的。 （二）流行文化的地下铁想象 地下铁作为实物以外，也提供我们不少文化想象。深圳地铁于二○○四年十二月廿八日通车，传媒镜头所见，试搭乘客都一脸雀跃。曾几何时，这种对城市新事物的兴奋，香港人也有过。 由时间至空间 通车不久，地下铁已被写入香港流行文化，最早的要算是八十年代初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这是一首地铁恋曲，歌词以地铁的速度写爱情的短促，像“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会一秒钟”。如果数分钟只能划一个爱情的逗号，今时今日，老调重弹，却足够为爱情写上句号。且看看地铁公司推出的“小克crossover地铁”绘本的文字：“一段地下情发生于地下铁，一切都速来速往，正如交通工具本身”、“十五分钟内经历了爱情的整个过程”。所谓时空压缩，莫过于此。 一九八四年黄泰来导演的《缘份》，后段一场的“缘份游戏”，张国荣与张曼玉在地铁车厢与月台之间寻寻觅觅，以地铁表现timing的错失，同样着墨于时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列车车门其实是命运之门，开合，早一点或迟一点，人生大大不同。这样的题材，好莱坞电影有《缘份两面睇》（Sliding Door）。如果不分地铁还是火车，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误撞》（Blind Chance）当然要算在其中。 后来，地铁于香港电影中渐见更空间化的处理，如电影《赌神3》里便以车厢格局炮制出一段少年赌神黎明与陈小春的精彩对打；当然还有后来《幽灵人间》被禁播的地铁闹鬼片段。 由灰调至缤纷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速度，加速意味着进步，但也是在无休止的加速之中，沿路风光掠目而过，人与人之间更形疏离。电影里的地铁映像，也多是灰调。 电影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的《法外之徒》（Band of Outsiders）。女主角Anna Karina在地铁车厢中有感而发：“People in the Metro always look so sad and lonely”，紧接这话，镜头以高达式的跳接，特写几张地铁乘客的疲乏面孔，最后不无反讽地停在一个叫LIBERTé的车站。 近者较深刻的是米高曼导演、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同行杀机》（Collateral）。城市冷漠，汤姆·克鲁斯说即使有人死在纽约地铁，三十分钟也乏人理会，结果一语成谶，成了这个杀手的结局。 说到香港，我想起黄碧云一篇中篇小说《暗哑事物》，小说出现大量人物重叠，你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你，个人不如想象般独特，贯通的是地铁场景：“那一列装满尸体的地车，将残躯送回人们的墓穴，那个他们叫家的地方。”韩丽珠的小说《宁静的兽》也贯穿地铁意象，“房子建在地铁站之旁，总有隆隆的声音充塞其中。从窗口看出去，列车慢慢驶出，加速、晃动、消失，不断循环着这样的过程”，不期然在我脑海勾起王家卫《堕落天使》中杀手黎明住所与飞驰列车一窗相隔的片段。独立漫画则有智海在《香港春卷》中的地铁作品，将“sorry”与“疏离”重叠。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你与我，大抵都有点疲倦了。 不过，现实中，地铁空间的确是愈来愈明亮化。不难发觉好些地铁站都换了新设计，盖顶伸长以遮挡风雨，砖头凿开以扩展玻璃范围，让更多阳光透射进来。影像上亦愈见缤纷。几米的《地下铁》自不用说了。绘本先后被改编成音乐剧（由台湾演到澳门；有趣在澳门根本没有地下铁，舞台演出成了一个纯观影经验）和电影（马伟豪导演，梁朝伟、杨千嬅、范植伟饰演）。色彩斑烂的超现实地铁世界，从此不限于盲女双目，而变成跨媒体文化想象。有流行杂志以地下铁做封面故事，当大家开始怀旧怀到七十年代时，年龄不大的地下铁，已经进入怀旧行列，地铁通车成为七十年代怀旧事典必不可少的一项（地铁观塘至石峡尾部分最早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通车）。 地铁的浪漫化建构，电影《缘份》是开山作，新力军有《地下铁》、人气韩片《我的野蛮女友》（男女主角在地铁相遇）；张一白导演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就更加看到北京创作人的新城市感觉，共同将地铁打造成感情的载体。 大众文化文本中，广告不可忽略。那个女友向男友扯谎说自己身在美术馆的广告固然是幽默例子。如果这是官方广告的话，麦当劳将列车变身Graffiti涂鸦、大家乐两男一女三人行方力申邓健泓于地铁站食饭盒的广告（虽是搭景），以至近期容祖儿取景于地铁车厢的可乐广告，都将地铁打造成一个年轻化生活空间，一除其灰调感觉。 （三）地铁作为艺术空间 说到公共艺术空间，在当今所有国际都会中，地铁都占一位置。 台湾有一位捷运迷叫杨子葆，长期投入捷运系统相关的研究与实务工作，着有《艺术进站──捷运公共艺术》（台北文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公民美学．公共艺术系列”之一）、《捷运就在邮票里》（专谈世界各地捷运邮票作品）、《世界经典捷运建筑》等地铁专着。台湾对于公共艺术的触觉，在华人世界中走得比较前。读着杨子葆的《艺术进站》，令我反思自身城市的地铁艺术，到底发展得有多成熟。 二○○四年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主办了一个“都市神韵──艺术与公共空间国际研讨会”，其中有地铁发言人论及地铁公司支持公共艺术的角色。这要从一九九八年说起，这年，香港地铁公司开展“地铁车站艺术”计划，包括机场快线艺术计划、车站艺术建筑、地铁画廊、社区画廊、车站表演艺术、流动艺术、地铁隧道艺术计划七部分，当中容纳了中外名师作品（如纽西兰艺术家Neil Dawson的雕塑品）、巩固社区凝聚力的社区艺术作品等（如香港设计师何弢及北角区儿童创作的壁画）。 地铁广告说地铁站可媲美美术馆，但日常生活所见，鲜有乘客真的会把地铁站看成一个公共艺术空间。（说地铁站是公共艺术空间，当中亦存在一定“矛盾”，因为地铁空间是有专属物权的，不像露天的街道、天桥，但话说回来，即使是街道也不一定属于公共，像香港的“星光大道”，管理保养权便为新世界集团所有。）香港人对地铁艺术品的意识很低，你可以说，视而不见是城市人的特性，尤其在地铁这快来快往的运输带上。如果艺术品是需要停驻观赏的话，地铁的流动属性，本身便与艺术属性相违。“大众想要涣散，艺术却要求专注。”本雅明说。这情况不独是香港所有，虽然香港人的脚步可能真是全世界最快的。 人们的艺术敏感度是一回事，艺术品本身的特性是一回事。在杨子葆的《艺术进站》中，我看到不少好的地铁艺术作品，都是建筑学上的，如巴黎地铁１号线的“罗浮－希留利站”，月台特色是彷罗浮宫石壁的月台壁面、展示罗浮宫收藏的复制品橱窗，还有与罗浮宫设计一模一样的座椅，又如“协和广场站”，设计师以印有字母、标点符号与数字的蓝白色陶片，在月台墙壁上拼凑出《人权宣言》的全文，来突显协和广场这个地方的特色。 这恰恰却是香港所缺乏的，我的意思是，地铁的公共艺术太重fine art味而太少建筑味。这正正是美术馆那个广告比喻的问题所在。我们需要的不是将地铁站变身传统画廊，而是融入更多更好的建筑美学，而现时地铁画作虽然不少出自名家，却完全与其空间属性脱离，就是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未能真的做到艺术与空间两者有机化的结合，思维仍停留在以艺术美化环境，结果作品在乏人专注之下，只能退入背景真的与美化的墙纸无异。 香港地铁站的艺术味道，更浓厚的却是来自商业广告。曾经看过尖沙咀一个地铁站入口被粉饰成一个杯面广告站台，煞是有趣，如果你对普普艺术不反感，这也可算是一件装置艺术品。 因普普之名，香港地铁更堪玩味。最近，中环地铁站出现了一个大型的飞机轮子，游人经过莫不感到新奇，不时见游人拍照留念，这个轮子其实是一间速递公司的广告装置，我以为，把它看成一件装置艺术品，也无不可。当然，这个飞机轮子不是“正规”艺术品，而只是一个广告现成品而已。但这正正是吸引我游戈地铁景观之所在。 所谓地铁的公共艺术，不应只限于从博物馆走出车站的物理空间转移，还包括其特有性质的表现──地铁作为一个大型资本主义媒体场，好些别具特色的广告设计，包括铺满整列车卡的广告画、把地铁站装饰成观赏性不下于城市凋塑的广告装置等，都经常透现着重重的普普艺术气息，尽管它们快生快灭，转眼就是另番面貌。但这正正是香港特有的地铁景观，流露着香港的个性──商业与艺术互相紧扣、即用即弃、快起快拆，一种高度资本主义、资讯超载、拟像充斥的后现代城市气质，于地下空间中任意散发。搭地铁不像搭渡海小轮可以看海，但连绵的景观未尝不是一片符号海洋，我也许说不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浪漫诗人，但也够我这彻彻底底的城市人徜徉其中，目不暇接，神思迸发。 （文章节选自《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一书） （潘国灵：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

马英九一直重炮轰王金平身为“立法院长”却涉入司法关说，违背宪法，是台湾民主政治、民主司法发展史上最大的耻辱。但吊诡的是，马英九扳倒王金平的手法也被批为违反宪政体制。   震撼台湾政坛的台“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关说案在9月11日迎关键节点，王金平被撤销国民党籍，意味着王丧失“立法委员”身份和“立法院长”之职几成定局。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关于此案向国民党考纪会进行陈述，讲到激动处数度哽咽，称自己内心十分沉痛，为此还彻夜难眠。 马英九“快刀痛斩”王金平颇有挥泪斩马谡的意味，但马英九此次出手之快、力度之猛、手段之狠亦出乎众多人的意外，也引发持续的强烈争议。 王金平“关说案”的来龙去脉 此“关说案”可谓台湾政坛大地震，从9月6号台湾特侦组引爆“政治核弹”至11日王金平被撤国民党籍，才5天时间。 6日台特侦组公告王金平等人涉嫌为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关说（说情），指示检查官在柯所涉的一案件被判无罪后，不要上诉，让柯建铭无罪定谳。 由于王金平6日前往马来西亚一离岛参加女儿婚礼，直到10晚才返回台湾。在外出期间，交通和通讯不便，王金平方面的声音鲜见，几乎是马英九在全面开火。8日马英九亲上火线，拉上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和“行政院长”江宜桦召开记者会，痛斥关说案是“台湾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 10日晚，王金平终于返回台湾，在机场他发表六点声明，对特侦组的指控矢口否认，并反斥特侦组侵犯秘密通讯自由、对“立法院”无行政监督权。 11日，按照国民党计划将在9点半召开考核纪律委员会决定是否对王金平作出处分，但在此之前，即早上8点半马英九还特意召开记者会，再次表明坚定的立场。 马英九在该记者会上说，王金平涉入司法“关说”案，他比谁都感到痛心不舍，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别无选择，必须挺身而出。身为党主席，只有明确表达态度，王已经不适任，如果考纪会不能作出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解除王不分区“立委”的资格，让王离开“立法院”，那国民党等于是默许司法尊严被继续践踏……铁一般的事实放在眼前，不管我再痛心、再不忍、也不管我与王院长有多深厚的公谊私交，英九不能坐视国民党的议会议长，如此赤裸裸地介入司法？英九岂能眼睁睁的看着国民党这个百年政党，因为执政党籍的“立法院长”关说司法而蒙受不可承受的莫大的羞辱？ 马英九还强调，今天是台湾民主法治关键的时刻，相信党内同志会站在历史大是大非的这一边，一起为捍卫司法公信力而努力，一起为捍卫国民党的党誉而努力。他还说，各位同胞，这是关键的历史的时刻，全（台）人民要对司法干预勇敢拒绝、大声说不，这才能树立一个典范：就是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以把手伸进司法，这样以后的政治人物才知所警惕，全世界也才看得到台湾为了捍卫民主法治所展现的决心。 此后的考纪会经过2个多小时的讨论，决定撤销王金平党籍。国民党连夜发布的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公告指出，“立法院长”王金平同志涉及关说司法案件，斲伤司法公信力，严重损害本党的形象与声誉，违反本党纪律，经中央委员会考和纪律委员会议决议，予以王金平同志撤销党籍处分。 11日中午，王金平确认自己遭国民党开除党籍后，下午便委任律师提出确认党籍存在的民事诉讼，并提出假处分，要求在判决确定前，阻止国民党将党权丧失证明书送交台湾选务机构，得以让他行使党员权利，以保留党籍、保卫“立委”身份，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之中。但据分析，即使是王胜诉，也几乎无望保卫“立委”资格。 从此次关说案的发展脉络看，从引爆到撤销王金平党籍，前后历时才五天。虽特侦组也涉嫌非法调查，但在事实上，从公布的几段录音来看，王金平可能难逃关说之为。马英九也多次表示，王金平不认罪的态度让他感到失望，完全不能接受。他指责，王把炮口对着特侦组的调查程序，但对王自己涉入司法关说却绝口不提，对这些明确的事证避而不谈。 然而除了此案是否关说的认定之外，该案引发的后续效应并未结束，马英九“快刀痛斩”王金平还引发其他重大争议。 马英九或违背宪政体制 破坏权力分立制衡 马英九一直重炮轰王金平身为“立法院长”却涉入司法关说，违背宪法，是台湾民主政治、民主司法发展史上最大的耻辱。但吊诡的是，马英九扳倒王金平的手法也被批为违反宪政体制。 民进党认为，马英九利用司法和行政，连手打压立法，违反民主宪政体制。马英九破坏宪政秩序，践踏民主法治，滥用“总统”权限！这正是马英九过去几天所正在伤害台湾的行为！真正可悲的是，位居“总统”高位的马英九已成为台湾民主宪政最大的乱源！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长子连胜文指出，“觉得他（王金平）违反法律，那就应该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我很不能理解，为何要在人家嫁女儿的时候做这种事？” 马英九在8日的记者会是以“总统”的名誉召开，当时还拉上了吴敦义和江宜桦，但是在11日的记者会却以国民党主席省份召开，之后也是通过国民党党内处分的方式撤销王金平党籍，让其丧失“立法委员”和“立法院长”身份。 可见，前后两次记者会马英九所用的身份不一致，这也点出此次快斩王金平的最大争议。为何不前后一致，如果王金平违反司法为何不通过司法解决，未审先判，提前定调，通过党内处分方式？为何“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却能以党内渠道扳倒立法权的执掌者“立法院长”，这符合宪政体制中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吗？如果长此以往，岂不说明握有“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党魁可以操控“立法院长”，党魁能直接制衡立法权？ 另外，台湾特侦组通过监听的方式，获得此次关说案信息，最后成为控告王金平等人的证据呈现，也仍存争议。尽管马英九方面多次强调不是非法监听，有法可依。但是特侦组违反程序争议的司法原则也确切无疑。 有台湾媒体指出，纵放特侦组用滥权监听方式取得王金平的对话内容，更让“检察总长”跳过正常程序，进入官邸内跟他（马英九）咬耳朵（私下报告），最后在当事人尚未申诉情况下，透过国民党考纪会对王开铡，尽管能用法条和诡辩，自我安慰这一切符合程序，实际上，却毁了他（马）多年标榜的宪政体制与司法独立。 马王之争的是为了民主宪政、司法正义还是政治斗争？ 是次关说案爆发至今，虽然马英九一直声称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宪政、司法、民主、正义，但诸多台湾媒体，甚至众多国际知名媒体皆把此案径指政治斗争。 有台湾媒体认为是马英九主动而公开地斗王金平。马对王已长期不满，最近王金平嫁女儿，婚礼定在9月8日，王已向马请假，从6日请到10日，婚礼的地点是马来西亚一个华侨在离岛开设的度假酒店。王已于9月6日清晨出发。而马就在王启程当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对王展开奇袭，宣称王涉及司法关说案，王嫁女儿办喜事，马却选在这个时候宣称要办人，王在交通电讯都不方便的马来西亚离岛，根本无法及时响应。由此可见这次马斗王，乃是完全不对等的斗争。 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指出，台湾媒体界普遍认为，马的目的是要以关说为名，取消王的立法院长甚至立委资格，如此马才可能安排亲信出任立法院长，掌控立法院，俾让核四和服贸协议等重大案件能在立法院通过。因此，这宗关说案，乃是马的亲信势力要在台湾司法检察界和立法院扩张的开始。 他还指出，目前台湾政治已到了真正的巨变时刻，马英九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他要将手伸进立法院，硬将引起重大争议的核四及服贸协议通过，而于此同时，则是国民党的内斗及朝野互斗也将尖锐化，到底马英九会赢吗？ 亦有观点指出，马王心结由来已久，历经十余年，从台湾朝野到社会民间几近尽人皆知，从2005年两人国民党主席争霸战之后，两人因不同行事风格、政治个性、人脉关系而导致的心结与冲突，开始浮上台面。在国民党重掌执政权后，两人更经常在法案及“立法院”运作上意见相左，近来包括核四公投、服贸协议、年金改革等法案迟迟无法进展，使两人关系更加恶化。因此，马英九这次对王金平迅雷不及掩耳地说重话、下重手，即使理由再充分，手段再完备，必然会被视为政治斗争，更何况在野党必然会抓住马王心结与宿怨大做文章。 由此可见，尽管马英九的措辞之中饱含对台湾宪政、民主、司法公正的维护、爱惜之情，但他的做法、选择很难逃脱政治斗争的嫌疑，这也是台湾舆论乃至众多民众难以理解、接受的原因之一。 从此“关说案”看台湾的民主 根据台湾TVBS民调中心最新调查结果，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籍，有过半数，55%的民众不赞成，就连国民党认同者中，不赞成的比例也高达47%，中立选民更高，有6成表示不赞成。此次被台湾媒体喻为是“九月政争”也冲击马英九的满意度，从8月底的13%，再创新低，滑落两个百分点，来到11%，不满意的比例，高达68%。 此外，有关此次“关说”是否真“关说”，是否真的如马英九所述的严重？特侦组将监听内容直接向“总统”报告，是否存在违法泄密的问题？马英九对此案出手是否过重、过狠？王金平因此下台对于“立法院”的运转是否更有利？此案对台湾的民主、司法、正义等是利大还是弊大？台湾的宪政体制是否不完善、存在漏洞等问题都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台湾民众对本案的反应来看，再次揭示一奇怪的矛盾——为何马英九声称的为了台湾前途、未来的正确之举却反而常常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是马英九最聪慧还是台湾民众太笨，抑或是马英九太笨？ 2012年《经济学人》杂志曾称马英九为“笨蛋”（Ma the bumbler），当时台湾方面还言辞抗议。这次关说案美联社则用“行政笨拙”（Administrative bungling）来说马英九，可见马英九常常被认为聪慧的反面。马英九执政以来，满意度屡创新低也是一个体现，一个充满改革精神、廉洁、勤奋、道德高尚的执政者为何满意度如此之低，最近只有11%？ 针对此次马王战，李敖认为，王金平这件关说案并没有什么，王金平只是帮柯建铭一个忙过关，一来一往的交际让“立法院”运作更正常，“所以马英九不适合搞政治”，政治是需要这样的交际。他说，政党协商本身是违反“立法院”纪律，违反民主政治，政党协商是王金平说了算，而这帮了马英九、国民党很多忙。 李敖还笑说，马英九“用一张好脸蛋骗了台湾47%的妇女票”，其实心狠手辣。他认为，马英九的能力就这么多，“拔王”并非上策，而王金平在国民党势力有47席，他建议王金平搞党团罢免马英九，“不要浪费时间，把他赶走”。 由此可见，民主有纠错功能，可以在一定时期之后重新选择执政者，但是在重新选择之前的期间民众通常不得不“忍受”被选的执政者。而且民主只是多数决，不是选择人人都喜欢的人选，且被选的执政者不一定会最终被多数选民喜欢，可能其意志正好与多数民众相反，不能代表多数选民的意见。作为执政者应该执行自己的意志还是多数民众赞成的意志？虽然执政者认为正确的意志可能有利于长远，但如果长久得不到选民的支持，他也不能长久坐在执政台上。 民主到底要选择怎样的执政者更合宜？可能台湾现今的民主经验是可供讨论的极佳例证。 （本文原载于共识网）

“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把《进击的巨人》看做日本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工具，认为韩国就是威胁日本的巨人，而日本则意在训练抗击韩国的士兵。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敢肯定谏山创、和田、荒木哲郎在创作时没想过巨人是代表哪个特定的国家或人民。他们只想讲一个很棒的故事，能受到观众的喜欢，或许还能给他们多一点活下去的勇气。”   从那时起，地上出现了一些巨人，他们是上古有名的勇士，是上帝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所生的后代。耶和华看见人罪恶深重，心中终日思想恶事。——《创世纪6：4-5》 《进击的巨人》（日语：進撃の巨人）是时下新出的全球最热门的日本动漫。它拥有超过2千万的漫画发行量和居高不下的漫迷评分，这些都显示了它的热度。在今年7月的美国动漫博览会上，许多真人扮演者更是脱下了一度佩戴的火影头带，换上了调查兵团的制服。甚至在一贯眼光挑剔的英语博文空间里，它也是过去两季最热门的连载动漫讨论话题。现在，它也是我心头上每周都翘首盼望更新的一部连载动漫。 究竟怎么回事？这部讲述人类与巨人之间战斗的动漫有何魔力横扫荧屏呢？它的风行速度甚至比超大型巨人打通墙壁的速度还快。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推出了名为“为何血战”的系列宣传电影。两部电影《美丽人生》和《斯密斯先生去华盛顿》由弗兰克•卡普拉任主要制作人和导演，电影最初的观影对象锁定在士兵，随后才逐渐推广到了普通百姓。政府推出电影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军队，让他们相信一旦轴心国占领欧洲和亚洲，他们就将成为美国压倒性的最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很容易压倒一个孤立的美国。军队自己制作的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则将当时美国所面临的丑恶的民族主义意识熔铸起来，以强化人们的恐惧感。影片也试图解释美国为什么会和苏联结盟：虽然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不会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联手，但为了战胜更强大的敌人，你有时候不得不跟你也许并不那么喜欢的人通力合作。 人们可以看出，《进击的巨人》这部动漫所叙述的内容和战时经典宣传片有许多共同点。故事一开始，观众就被带入了一场险象环生的生存之战，主人公艾伦和他的家人朋友面临着骇人的巨人强敌。这时的观众已经不需要任何铺垫就会相信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关心的人就活生生的在眼前被吃掉。从母亲被吃掉的那一刻起，艾伦的目标就是杀死所有的巨人为母亲报仇，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除了要加入军队，更希望能加入军队里最杰出但也最危险的分支——调查兵团。他和他们朋友们一起从军，一起受训，一起战斗……从最新的剧情看来，所有的主角都加入了艾伦最初想进入的调查兵团。随着剧情的发展，艾伦因为他突然拥有的能变成巨人的力量一度被人类的炮火攻击，但当局最终还是相信，他的这种危险的力量是值得为人类更大的利益所利用的，尽管他们也知道艾伦还并没有完全掌控这种力量。 在这里用“宣传”这个词或许并不正确。首先是因为有些“宣传”的事情（我们现在称它为“广告”）并不是不真实的，至少不完全是：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军国主义的确曾披着可憎的种族主义面纱犯下了滔天罪行。而在现今的和平年代，《进击的巨人》的创作目的也没必要真的要鼓励人们去参军，去和那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巨人”或其他暴虐的敌人作战。除非是像动漫制作人和田丈嗣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目的时曾暗指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巨人”，需要不断战斗。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行动，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使得观众始终保持着对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猜测。这是一个站在士兵的视角讲述的战争故事，很自然地这类战争电影拥有极具特色的共同主题：战友情谊，腐败的长官，尖锐、实战冲突中的领导者，对战斗人员伤亡的沉痛悲恸，但又永远不变的为明天继续战斗的决心。最令人激动的场景不只是士兵们像蜘蛛侠那样利用立体机动装置从屋顶飞速冲向巨人——17集里，更出现了长距离侦查阵型的巧妙构图。这个故事如此带劲，就连军事战略都令人兴奋！ 但所有的故事都不会只讲自己的故事，它们也在寻求与外部世界的共鸣。人类社会中，我们总把强敌视为是很容易就能笼络很多人，并能让他们接受某种观念或是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方。在《进击的巨人》世界里，敌人就是敌人：它们是怪物（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提示去接近它们的真实面目），如果人类想生存就必须消灭它们。过去的法西斯政权同样干过将敌人“非人化”的事，这也是他们预备进行种族清洗的前奏：犹太人如蚂蚁，中国人似狗。（反过来，日本人在美国被描述为猴子，这以便美国更轻易地违反日裔美国人的权利，将他们发送到集中营。）为了激发人类原始的战斗欲望——你必须战斗，不是你的敌人死就是你死，你必须说服人们，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人的不可理解的。与之相反，士兵被塑造成英雄：他们都是甘冒生命危险的勇士，他们的领导者英明睿智，握有精心设计的作战计划，纵然前面艰难险阻，他们终将制敌取胜。 我不是想说：那必是一件拙劣的作品，或者一段糟糕的故事，充满着危险气息，我们必须避而远之。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承认《进击的巨人》这个故事的结构和它的受欢迎都不是个偶然事件，因为它出现的很是时候，极好的故事叙述被用来唤醒人们的战斗意识。从隐喻的角度看，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真的值得我们为之战斗的事情。将巨人比作每个人面对改变和外部世界的恐惧，和田的这一比喻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存在”泰坦“，必须无休止地与其战斗，而墙壁阻挡着我们。战斗是很有必要的：但这里不是指对抗社会的不公，暴政或其他值得对抗的外部事情。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尽管故事本身不是想鼓励人们去为一场糟糕的战争战斗，但故事呈现出的效果有时却恰恰是这样。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把《进击的巨人》看做日本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工具，认为韩国就是威胁日本的巨人，而日本则意在训练抗击韩国的士兵。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敢肯定谏山创、和田、荒木哲郎在创作时没想过巨人是代表哪个特定的国家或人民。他们只想讲一个很棒的故事，能受到观众的喜欢，或许还能给他们多一点活下去的勇气。 《进击的巨人》不会让目前这一代的日本年轻人都想加入自卫队。但是，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面对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摇旗纳威，中国在对待岛屿问题上日益敌对的姿态，日本在和平宪法修订上出现了非常严肃的讨论…… 那么，谁是我们需要打败的巨人呢？这是个问题。 有趣的是，在亘古的神话里，是在巨人和它们的后裔出现在地球上以后，人才变得如此邪恶，上帝于是发起洪水。

“在笔者看来，抗日剧的兴盛表现了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多元价值诉求的冲突和对话，抗日剧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编织，宣传部门大力发扬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时对百姓的各种观赏心理、形式趣味有所妥协和抚慰，对一些纯粹形式需求有所满足。由于主旋律话语在中国大陆的权威地位和弘扬力度，造成了某一种文化形态的非常态膨胀。”   最近，抗日电视剧忽然摊上事情了。 本来，抗日电视剧是皆大欢喜的产品。主管领导喜欢，因为它按照主导说法叙述历史；观众喜欢，它把武打动作、暴力美学、多角恋爱、敌我情侣、真假夫妻、青春偶像演员炫造型、炫演技一并纳入其中；电视台喜欢，因为它题材保险，赢得了收视率，赢得了广告费。可为什么突然间抗日电视剧就四面楚歌？抗日电视剧到底显现出我们文化走向的什么特性？它对大陆的文化格局到底有哪些影响，对于塑造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形象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中国大陆文化格局中，抗日电视剧还真是个事情。近几年来抗日电视剧占据了市场份额的大头。从许多电视剧的剧名就可看到它们的题材和主人公设置甚至大致路数：《向着炮火前进》、《箭在弦上》、《狼烟遍地》、《杀狼花》、《民兵葛二蛋》、《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和尚连》。2012年中国主管部门共审批近代题材电视剧303部，近代革命题材就过半，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剧。就经济收益而言，许多抗日电视剧也获得丰厚回报。像《抗日奇侠》和《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剧目，由于形式元素新颖，给抗日剧题材注入了武打新招数，人物形象朝着青春偶像剧靠拢，剧情编排也走向类型化，营造奇崛效果，均获得200%—300%的收益。 这些老旧模式或花样翻新的抗战剧大部分诞生于浙江横店，那里被称为“中国的好莱坞”。2012年一年，横店影视城共接待剧组150个，而其中48个剧组涉及抗战题材，大约占到三分之一。2013年新年以来，正在横店拍摄的抗日剧依然有增无减。著名编剧高满堂对此小有惊奇：“去横店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最近许多报刊和网络都在传插一个有点黑色幽默的趣闻：据不完全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笑点最响亮的是一个26岁的“横漂”史中鹏，他近日突然成了网络红人。2012年，他总共参与演出了30多部抗战戏，演了200多次日本兵，最多的一天“死”了8次。借此，有热心多事的媒体做了明显夸张的计算：如果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4个月——这样一算，横店去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摊开来可绕地球两圈！ 这种统计当然是故意搞笑，但不争的事实是，大陆的抗日剧已经形成一个成熟而完善的流水加工厂，它收获利润，也按照主导文化的要求生产着正义凛然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解释。它是主旋律文化导向和资本合力追逐的产物，与教科书和其他主导话语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着官方和民间特殊的审美志趣和历史观、战争观。 怨声载道抗日剧 大约从去年开始，抗日剧受到来自各方面出于不同标准和理念的指责。 最早的批评声音来自网络。有网友列举了抗日剧三宗罪：第一宗罪是武侠化。在这些作品里，你能看到抗日英雄仿佛李寻欢附体，飞刀冲进敌军炮火，秒杀数百人。这些剧情夸张、超乎逻辑、与历史相去甚远的抗战剧，收视却常常拔得头筹。在“抗日武侠剧”《利箭行动》中，不仅有飞天打斗的场面，甚至出现了比子弹跑得快的奇人。第二宗罪则是偶像化，偶像派演员的加盟让抗日剧与青春偶像剧完美嫁接。在这个偶像化过程中可以看到，《向着炮火前进》的吴奇隆顶着飞机头耍酷，而《冷风暴》中的朱雨辰更像是在走秀。第三宗罪则是日本士兵的脸谱化。在这些抗日剧里，日本军人总是很猥琐，常常衣冠不整，留着小胡子，一脸邪恶，见到女人就流口水喊着“花姑娘”，见到好人就喊“八格牙路”；而在八路军、民兵等抗日英雄面前，他们不到五秒钟便抱头鼠窜，大呼“饶命”。 抗日剧也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贬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刘春说：“每次看抗战电视剧，总能看到一群弱智的日本鬼子和一个弱智的中国编剧，他们共同把悲剧变成闹剧，把一段悲痛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而且，这些叙事背后都有义和团大师兄的口气：日本士兵都是纸糊的！”2013年3月初，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著名演员陈道明对抗日剧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的巨大错误是娱乐化：“我们可以演绎历史，但不能扭曲历史。” 对抗日电视剧最有分量的警告和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还是来自权威媒体和主管部门。当然，他们不满的角度与民间吐槽有着很大不同。主导媒体和官员的批评都认为导致抗日剧独大格局和荒腔走板走向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主义、娱乐化。从这些主导话语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们担心将抗日英雄偶像化会对正面主旋律艺术品所需要的共产党、八路军英雄形象的形成边缘化和解构。 2012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对电视剧制作者和传播平台等从业人员提出警醒意见：“革命历史题材是特殊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对它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开发，已经伤及历史的精神高度。……主创是怎么新奇怎么编，奇侠、土匪、妓女，什么人都来抗日，就连赌博也能抗日。”他还提醒，有些剧对革命斗争的书写，已经不再是敌方和我方，而是变成了甲方和乙方；这种写法的客观效果是混淆抗日的本质。 党报也对抗日题材电视剧提出尖锐批评，其主调还是认为抗日电视剧出现这种偏离主旋律的走向是由于商业文化、消费主义。 不得不拍的抗日剧 在一个正常的文化环境中，大众娱乐产业有自我调节功能，各种说法和艺术品位会经过自发的抵触、对话和交流达成一种多元化的自然氛围。简单考察一下香港、台湾的影视环境也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点。大陆的文化娱乐业是审查标准一元化，垂直管理的市场。主导媒体不提倡，任何题材都不可能兴盛，主管部门不放行，任何市场需要的产品都出不来。正是文艺审查和宣传导向在最有力地营造抗日剧这个永恒的保险题材库。 许多影视从业人员都指出了抗日剧火爆的政策因素。据人民网报道，曾与张纪中搭档、创作过新版《西游记》剧本的编剧高大庸直言：这个题材安全，收视又高，当然受宠。浙江绿城传媒老总周伟成告诉记者：“古装剧题材过审受限制，谍战剧不让在黄金档播出，不拍抗战剧还能拍什么？” 就这样，抗日剧的一统江山不可避免地建立起来。这看起来非理性的潮流当然是中国电视剧从业人士在题材选择上四处碰壁之后的极其理性的清醒选择。2003年前后，引领收视奇迹的是《黑洞》、《大雪无痕》、《重案六组》、《黑冰》等涉案剧，于是影视制作单位纷纷瞄准这个投资靶心。但2004年，《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下发，同年，广电总局规定涉案剧不允许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一切故事的背景尽量挪到古代和民国。2005年前后，古装剧和民国戏火爆。 2006年，管理部门又出手改方向，按照新规定，在每年播出总量中，古装戏只能占10%，各地方卫视每晚黄金档只能播出两集古装戏。当年内地拍摄的古装剧只有9部。各种题材撞墙之后，《潜伏》、《暗算》等谍战剧目独领风骚。一时间，谍战剧、反特剧纷纷上马，黄金时段打开电视机，几乎每个地方卫视都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各个机构斗智斗勇。但是，谍战剧、反特剧及情感剧很快就被主管部门和专家批评“格调不高”、“价值混乱”，终于由高调风行转入“潜伏”。谍战剧衰落的更重要原因是，牵涉共产党谍报工作的影视剧都要由特定的国家部门来审查，出具意见，谍战电视剧动辄三十集，这项审查工作非常繁重。而特定国家部门并没有繁荣电视剧市场的责任，在审查时首先考虑政策层面的保险稳妥。各个制作公司面对耗时费力的长周期审查和严格的政策把关自然望而却步。 在这样八面来风、多方向挤压的境况下，电视剧业界终于集体奔向这个既有主旋律呼应，又能塞进多项形式元素的题材：抗日剧。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说，2009年以后，他每投拍一部剧，他都会找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仔细咨询政策。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抗日剧最安全。 时至今日，电视人基本有了共识，谍战审批难，肥皂没有人看，历史剧拍了挨骂且播出有限定额度，名著炒了几遍了，不拍抗战就没得拍了。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整个行业创作者把握不住风向的脉，现在只能往抗战剧里躲。” 在笔者看来，抗日剧的兴盛表现了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多元价值诉求的冲突和对话，抗日剧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编织，宣传部门大力发扬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时对百姓的各种观赏心理、形式趣味有所妥协和抚慰，对一些纯粹形式需求有所满足。由于主旋律话语在中国大陆的权威地位和弘扬力度，造成了某一种文化形态的非常态膨胀。 抗日剧的形式道理 主旋律文化着力于营造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锻造既定的历史话语，但如果要百姓在日常休闲活动中自然地接受这些主导话语，就必须完成对形式美感的征用。抗日电视剧是在弘扬一种主导话语，但对于晚间坐在沙发上的老少观众而言，他们不会去看宣传理念，吸引他们的是诸多形式美感元素。而这些基本的、常见的艺术形式吸引力在抗日剧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在考察抗日剧时，我们要看到政策限制、宣传话语的导向作用，但必须看到的是，普通观众对其中纯粹美感的追求和一些负面、阴暗的观赏渴求也是其大行其道的底层心理原因。这些都有我们普通观众的心理密码在其中。 首先，就类型而言，大部分抗日剧都有着很强的动作片因素。它们施展暴力美学，营造枪战、武打动作、血腥观赏等视觉奇观。 在抗日剧中，观众可以看到中国的敌后武工队队员在枪林弹雨中不断的前空翻、后空翻。电视剧《抗日奇侠》被称为“抗日革命武侠剧”，剧中人物个个都身怀绝技、武功盖世，绵沙掌、鹰爪功都派上用场，枪炮武装的日本士兵被打得屁滚尿流。但这种打法一看就知道是古龙剧的场面。 在动作片中，机械的运动也是构成视觉冲击力的重要元素，而枪械、机械本身也是具有视觉吸引力的上镜头因素。电视剧《孤岛飞鹰》中，抗日小分队用上了当代才有的越野摩托车，手持美式冲锋枪，人人带着摩托帽，身穿黑色皮大氅。 为了营造观赏效果和给予观众更强的心理冲击，有些电视剧还会将女子受到性侵害的场景作为性欲观赏的替代品，还有的将这种满足我们普通人阴暗心理的性欲观赏与暴力美学结合起来构成视觉和心理冲击力的华彩段落。在抗日剧《箭在弦上》里，一名抗日女侠寡不敌众惨遭日本兵轮奸。之后躺在地上的女侠突然抓起旁边的弓箭，翻身而起，裤子自动穿上，抽弓搭箭，箭无虚发，一众日本兵和汉奸纷纷被射倒。 抗日剧的杀人伦理 杀人是抗日剧重要的吸引力元素和仇恨心理催化剂。许多观众和包括抗战老兵说“八年打死的鬼子还没一部电视剧打死的多”。因“手撕鬼子”的情节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 但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品中，杀人是有伦理的。艺术作品中的惩恶扬善不像左派学者阐释那样是一种庸俗的幻觉营造，而是在叙事中延续一种文明的价值和我们对善的力量的信任。 在抗日剧中，观众看到日本士兵被轻易地、随意地杀戮，从许多段落的设计和观赏反应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和观众的嗜血心理。这种杀戮有一种隐含的内在价值理念，这就是：对于非我族类的人群，就可以随意杀戮。这是一种很肤浅的政治认识，也是一种野蛮的战争观。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对杀戮和剥夺人的生命，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在这种理念中，只要是有阶级仇、民族恨，杀戮就是天然合理，即使让少年、妇孺上战场，也是一种天然壮举，而没想到这是一种会给自己民族和普通平民带来危险的反规则战争行为。至今，电影《闪闪的红星》还在我们的许多电视台反复播出。在那部作品中，少年潘冬子手持柴刀凶狠无情地砍向阶级敌人。虽然叙事上交代了潘冬子的杀父之仇，但是这种让少年儿童举刀杀人的情节对任何时代的青少年观众都是一种负面价值灌输和心理污染。 如何对待战争，如何思考与敌对国家及其士兵个体的关系，这些都有严肃而细致的伦理辨析。战争本身是残酷的，将战争戏剧化的作风是在歪曲整个战争的残酷性，让小孩子们看过之后觉得战争跟杀人和枪战游戏一样轻松好玩。这种抗日剧将残酷的战争戏剧化，将有着善恶之辨的人物对抗偶像化，这也许会导致错误的战争观，会引发对于战争的虚幻认识和扭曲的心理感知。 抗日剧与中日形象 从主旋律文化的需求来看，抗日剧可以生产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既定的历史阐释，也呼应了当下中日紧张关系中的民族心理导向。于是，塑造单向度的、概念化的日本士兵形象成了绝大多数抗日剧的不二法门。在这种反复营造、单向度书写的过程中，日本士兵乃至日本民族的形象是多少有所简单化、妖魔化的。 笔者采访了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留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日本朋友阿平。他向笔者表示，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和道歉是不够的，但就他看过的一些抗日电视剧而言，有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例如，“二战”时日本军队没有女性士兵和军官。这让笔者想起，在王志文、李幼斌主演的《旗袍》和其他一些抗日电视剧中，都有身着军装佩戴领章的日本女军官。阿平说，最近日本学界常常使用一个词来批评日本的政客和文化环境：“劣化”。阿平担心，抗日电视剧一味生产对日本的负面情绪，大量电视剧的制作和观赏会让一些观众产生一种唯艺术文本化的习惯，不研究真实历史，不研究国军、八路军、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实际历史格局和民族心理。阿平还提起他与一个留华日本左派学长的交谈，“一味简单地营造日本士兵和日本人形象，是否会在中日之间都引出一种文化的劣化，”他说，“如果电视剧不符合历史，只是简单地表现杀戮，反而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