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 2010-08-11 15:50 / 评论数( 10 ) 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 2010-08-05 09:46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 2010-07-23 08:45 / 评论数(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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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碳也最低俗的特色文化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最低碳 , 最低俗 , 特色文化 最低碳也最低俗的特色文化 张耀杰收集整理道听途说之网络信息 某年,某个自称既民主又专政的国家开始领导人大选,选票拉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市。一位最高领导候选人的智囊团给他出主意,让那些卖淫女也来投票,卖淫女们纷纷赞成自己所享受到的人人平等的选举权。 但是,卖淫女群体毕竟不同于工会组织之类,大家都怕出差错,特别是在游行时喊口号出错。于是,智囊团与真理部建议联合审查游行口号。等到游行那一天,城市的各局长负责联合审查卖淫女队伍的标语口号。 卖淫女第一方队的标语口号是: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执政党。」安保局长见了,高兴地说:「行啦,行啦!」 卖淫女第二方队的标语口号是:「不占地,不占房,只是用了一张床。」国土局长见了,高兴的说:「好咧,好咧!」 卖淫女第三方队的标语口号是:「不生女,不添男,不给政府添麻烦。」计生局长见了,高兴的说:「不错,不错!」 卖淫女第四方队的标语口号是:「无噪音,无污染,只是偶尔喊一喊。」环保局长见了高兴的说:「喊吧,喊吧!」 卖淫女第五方队的标语口号是:「无资金,无贷款,自带设备搞生产。」开发局长见了,高兴的说:「欢迎,欢迎!」 卖淫女第六方队的标语口号是:「下岗妹,别流泪,跟我走进夜总会。」社保局长见了,高兴的说:「总会,总会。」 卖淫女第七方队的标语口号是:「虽舒服,也劳累,拉动内需创外汇。」经贸局长见了,高兴的说:「拉吧,创吧!」 卖淫女第八方队的标语口号是:「灾不招,祸不惹,坚决不当第三者。」妇联主任见了,高兴地说:「省心,省心!」 卖淫女第九方队的标语口号是:「勾老外,拉台商,注重服务抓市场。」工商局长见了,高兴地说:「提娼,提娼!」 卖淫女第十方队的标语口号是:「丑不嫌,老不怕,培养干部责任大。」组织部长见了,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被删节的“胡适的声音” / 2010-08-10 22:45 / 评论数( 5 ) 质疑唐德刚的“半张纸” / 2010-08-09 12:00 / 评论数( 0 ) 张耀杰: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 / 2010-08-08 00:06 / 评论数( 2 ) 聂造:我的外婆与唐骏、禹晋永的关系 / 2010-08-06 12:02 / 评论数( 2 ) 关于《鲁迅所谓的“偷”》的两点补充 / 2010-08-03 13:01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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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删节的“胡适的声音”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被删节的“胡适的声音” 来源:理财一周,2010-8-8   已经正式出版的图书特别是已故历史人物的旧版图书,都是不容改写的既成历史,不加说明地删改既成历史,是对于前人的侵权和对于历史的歪曲。但是,这种不负责的侵权歪曲现象,在这些年的出版物中却大行其道,甚至于推演到删改历史文献中的字句,连一个省略号都不肯使用的极限境地。   2005年8月,《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页上注明“本书由远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5-076号。”笔者不知道远流集团的授权书中,有没有关于文本删改的规定。之所以要迫不及待地购买此书,一方面是想亲耳聆听一下该书附赠的1958年胡适演讲原音CD:《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是想查证一下《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的原始风貌。   在此之前,笔者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一套两本的《五四运动回忆录》,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79年3月出版。书中尽管充斥着大量按照官位排列的空洞文字,却在近代史专家耿云志辑纳的文献资料《胡适回忆〈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里面,极其难能可贵地摘录了胡适晚年著名讲演《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如下一段话:   “这个文体的革命是文学革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抓住了这一点不讲别的,不讲内容,什么内容也不谈,最重要的即先做到文体的革命。这的确不错的。但是,除了文体之外也曾经讨论过(见之于文字的),除了白话是活的文字活的文学之外,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的文学;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得上人味的文学。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的,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诸位看看,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   另据周质平在《胡适与鲁迅》一文中介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胡适在1958年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的演讲,在这段话后面,还提到鲁迅晚年致胡风的一封信,其中谈到萧军不应该加入左联的事情,理由是“一到里面,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胡适觉得鲁迅的“酱”字用得好极了,而鲁迅自己在左联中的处境,也不免让人有“其情可哀”和“其言也善”的感觉。(周质平著《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3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比对一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的第259页,同一篇演讲中偏偏缺少了关于鲁迅的大段文字,而且连一个删节号或省略号都没有留下。再听一听“1958年胡适演讲原音CD”,连“原音”中的这一段“胡适的声音”,也被删改得不留痕迹。假如笔者手中没有《五四运动回忆录》,自己与生俱来的知情权被彻底剥夺也毫不知情。而曾经发生过并且被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在编辑人员不动声色的删改之中,完全给抹杀掉了。从197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回忆录》到2005年出版的《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笔者所看到的并不是出版事业与时俱进的文明进步,反而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背道而驰。   笔者公开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胡适的声音”的不恰当删改,并不是要对该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有所苛责,反而想借此机会替这本好书做一个正面宣传。该出版社能够引进这样一本好书,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文化建设,只是希望包括该出版社在内的所有出版商,今后再出版此类历史图书时能够更加尊重历史原貌,同时也更加尊重广大读者最低限度的知情权。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质疑唐德刚的“半张纸” / 2010-08-09 12:00 / 评论数( 0 ) 张耀杰: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 / 2010-08-08 00:06 / 评论数( 2 ) 聂造:我的外婆与唐骏、禹晋永的关系 / 2010-08-06 12:02 / 评论数( 2 ) 关于《鲁迅所谓的“偷”》的两点补充 / 2010-08-03 13:01 / 评论数( 2 ) 鲁迅所谓的“偷”与唐弢的抄袭剽窃 / 2010-08-03 13:0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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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唐德刚的“半张纸”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质疑 , 唐德刚 , “半张纸” 质疑唐德刚的“半张纸” 张耀杰,文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22期。 2010年7月9日,凤凰网独家首发了90多位海外名学者支持汪晖的公开信,从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学术现象:有许多中国学者即使跑到了本国之外的海外,也依然是恬然自足于似是而非的“半张纸”的伪学术的伪学者。借用顾亭林批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话说,就是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所谓“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本文所谓的“半张纸”,出自去世不久的美籍华裔教授唐德刚的晚年著作《袁氏当国》,该书以轻松流畅的夹叙夹议,贡献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者所不具备的独到见解。只可惜在美国教书育人的唐德刚,既没有在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查证方面做足功课;也没有认真体会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疑罪从无的罪由法定、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法理常识;以至于直接把小说演义中的虚构材料写入历史,并且据此得出了一系列以讹传讹的错误判断。对于以历史学家自居的唐德刚来说,像这样以“半张纸”的学术文本自恋自夸的学术表现,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出现的。 《袁氏当国》中有一个小标题叫做“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据唐德刚介绍:“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首先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作宣传。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显然都是一伙的。……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而在事实上,应夔丞并不是中央政府方面的袁世凯、赵秉钧的派出人员,反而是同盟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随后又担任过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卫队司令和庶务长,以及前陆军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监黄兴手下的重要职员。1911年11月9日,上海《申报》刊登《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其中所公布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也就是沪军都督府参谋部谍报科的科长,正是应夔丞。 至于所谓的“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所表现出的更是唐德刚对于历史事实的严重无知。辛亥革命前后,称共进会或者简称共进会的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团体。“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于1907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是由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居正、孙武、余晋域、刘英、吴慈祥、彭汉遗等人,出于对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不满,仿照江湖秘密会党开山立堂的办法另行组织的革命团体。1911年9月14日,湖北地区的共进会组织中的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人,与另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方面的蒋翊武等人实现联合。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汉三镇率先爆发,飘扬在蛇山黄鹤楼的,正是共进会用来象征汉族十八省的十八星会旗。 由应夔丞任会长、张尧卿任副会长的中华国民共进会,是在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强力支持下,成立于1912年7月1日的青帮、洪帮、哥老会公口的江湖秘密会党联合组织。应夔丞与辛亥革命期间号称“三武”的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在辛亥革命之前并不是“一伙”,中华国民共进会与“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组织。直到张振武被黎元洪、袁世凯合谋杀害之后,应夔丞才积极参与湖北方面的革命党人针对黎元洪的复仇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上海方面的国民党人,对于首义之地湖北武汉的借机渗透。 以讹传讹的“袁姐丈” 比起对于应夔丞及共进会的信口开河、牵强附会,唐德刚接下来对于洪述祖的“姐丈”袁世凯以讹传讹的戏说演义,就显得更加不学术甚至于反学术。 在谈到“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时,唐德刚写道:“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应的直接领导。” 关于洪述祖,唐德刚介绍说:“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15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9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侍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所谓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在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十六回“情脉脉洪姨进甘言,语詹詹徐相陈苦口”中,另有更加原始也更加完整的叙述:“老袁一妻十五妾,……洪姨是老袁第六妾,貌极妍丽,性尤狡黠,最得老袁宠爱,看官若问她母家,乃是宋案正凶洪述祖的胞妹。”到了第五十八回“庆纪元于夫人闹宴,仍正朔唐都督誓师”中,蔡东藩还专门列出15名“袁家姬妾”的清单。其中的第六名洪氏即洪述祖妹妹,第十五名洪氏“系洪述祖侄女,小名翠媛,与第六妾洪氏,有姑侄之称”。 而在事实上,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大都是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同样性质的历史演义还有蔡寄鸥所写的《鄂州血史》,其中竟然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谋主,直接认定为完全“莫须有”的“洪姨”。根据袁克文1926年出版的《洹上私乘》一书,以及袁静雪写于1963年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的相关记录,袁世凯的元配妻子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除于氏外,袁世凯另有九名如夫人,其中根本不存在洪述祖的同胞妹妹洪氏这个人。 作为历史学家,唐德刚不到第一手文献资料中去寻找信史资料,却偏偏到蔡东藩、蔡寄鸥等人的历史演义中寻找自己“一直存疑”同时又不肯说明出处的无稽之谈,进而还要添油加醋想当然地借题发挥,于是便出现了关于所谓“袁姐丈”的戏说演义: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30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 行文至此,唐德刚还颇为自恋地夸奖自己说:“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 而在事实上,应夔丞并没有亲自出面去雇凶杀人,雇凶杀人的吴乃文等人,同时还与拓鲁生、张秀泉等人一起,预先安排了举报应夔丞是凶案主犯的虚假线人王阿发。在吴乃文、陈玉生等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同时,陪伴在宋教仁身边的几个人中恰好就有拓鲁生。吴乃文的真实身份,又恰好是应夔丞给陈其美充当谍报科长时的一等科员。吴乃文、陈玉生、拓鲁生等人所执行的,显然不是他们予以出卖的应夔丞的命令,而是他们与应夔丞的共同上司、真正的凶案嫌疑人陈其美的命令。像这样的历史记录其实是不难找到的,满足于“半张纸”的宋案案情的唐德刚,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认真准备相关的功课。 “半张纸”的学术自恋与学术喧哗 自称是胡适的入门弟子的唐德刚,从事了一辈子历史学科的教学研究,却偏偏不知道胡适关于学术研究的最低限度的底线要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就是孔子《论语》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反而公然把自己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我美化为“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其结果必然是《礼记·经解》中所说的“《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具体到抄袭事件来说,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在《当明引不当暗袭》一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界共同遵守的普世性的学术规则。其中最为基本的一条,是清代经学家陈澧在《东塾续集》中所说的“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创刊的《新潮》杂志1卷1号发表的《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中,也提出了一个简单扼要、切实可行的学术标准:“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按照这一标准,无论是马叙伦的《庄子札记》、汪晖的《反抗绝望》,还是唐德刚的《袁氏当国》,都存在着一部分的“暗袭”而不“明引”的抄袭事实。90多名海外学者通过公开信的方式向国内非学术甚至反学术的教育官员喊话,所证明的首先是中国本土学术制度的严重落后和学术规范的高度混乱;与此同时,也足以证明一部分的海外学者,即使学会了外语,依然没有与中国本土“党同伐异”的专制文明割断脐带、舍弃奶嘴,进而主动融入世界性的先进文化;反而像跑到城里偷窃一些花衣服返回末庄予以兜售的阿Q一样,骨子里面更多的是自欺欺人、欺软怕硬、趋炎附势的精神胜利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文学科的抄袭剽窃及考据失误现象,大部分都没有严重到必须全盘抹杀作者整本书的价值,甚至于彻底否定作者既有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的地步。这里的关键在于,作者本人面对证据确凿或者并不十分确凿的学术揭发或学术批评,应该有一个承认错误、表示悔改的态度,或者是积极主动地申请第三方仲裁审查的态度;而不是由揭发者与抄袭者之外的支持者及反对者,撇开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去制造“党同伐异”式的学术喧哗和学术纷争。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张耀杰: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 / 2010-08-08 00:06 / 评论数( 1 ) 聂造:我的外婆与唐骏、禹晋永的关系 / 2010-08-06 12:02 / 评论数( 2 ) 关于《鲁迅所谓的“偷”》的两点补充 / 2010-08-03 13:01 / 评论数( 2 ) 鲁迅所谓的“偷”与唐弢的抄袭剽窃 / 2010-08-03 13:01 / 评论数( 0 ) 唐弢:怎么能这样写“书话” / 2010-08-01 23:09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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