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

法广 | 美国动向: 中国新外交团队人选反映中美中日紧张关系

纽约时报说:名单显示“这届政府将会致力于巩固中国自认为理应获得的亚洲核心地位,并和美国在不断升级的亚洲竞赛中展开竞争。”华盛顿邮报说,在其职业生涯中从事中国对美对日关系的62岁的杨洁篪和59岁的王毅,被任命担任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职位,反映出中美、中日间上升的紧张关系。华尔街日报较早的报道说,这一中国外交领导人的重大调整正值中日军事紧张形势升温、中美关系走向不确定之时。 晋升为国务委员的杨洁篪代替戴秉国成为中国首席外交官。纽约时报说,杨担任外长期间经常“在对美政策上采取强硬路线。” 认为美国政府“应该缩小在亚太地区国家对话之中的作用。”杨在3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亚太事务应该由地区国家商量着办。”被解读为警告美国不应当插手亚太事务。华尔街日报认为杨洁篪面对管理与华盛顿的关系,协调军方和国有企业等利益集团的行为等最紧迫挑战。因为,“这些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有时会推动相互冲突的议程。”但是,杨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令人怀疑他有能力协调。 新任外交部长王毅担任过驻日大使,是日本通,亚洲事务经验丰富。王毅之前负责对台事务。时报说,虽然王“在与美国打交道方面没有多少经验,但美国官员对他有所了解,因为他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主持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美国官员说,王毅有时会对朝鲜表示愤怒。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负责人车维德说,“王毅属于认为中国不应该把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前途与朝鲜绑在一起的那一派。”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王毅不仅是声誉卓著、温文尔雅的外交官,而且还是善施计谋。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在美国外交政策双周刊撰文指出,王毅是谈判高手,在其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曾通过谈判成功打破中日关系僵局。 上周六,虽然未公布驻美大使人选,但在两会期间早有记者问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是否出任此职,崔天凯答道“你的消息可信度很高”,显示其笃定出任驻美大使的自信。崔将在未来几周内去华盛顿赴任。纽约时报说,“他的赴任正值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期望值降低之时。奥巴马政府正在因网络间谍问题与中国对抗,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将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分水岭。”时报引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李侃如的话说,“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最好能让崔天凯参与核心事务。这不是因为他亲美,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涉猎广泛、思维敏锐的思想者。他代表中国的利益,同时也明白两国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尽管对中国最高外交官们赞誉颇多,但美国媒体几乎都提到了这个团队层级较低的问题:这些外交官中没有一位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后一名中国最高外交官任政治局委员是江泽民时代的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他成功引导中国外交走出1989年六四屠杀后肃杀的国际外交氛围。曾有消息说,胡锦涛的长期顾问、现任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有可能出任统领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时报引述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的话说,这一计划显然遭到了放弃。林和立说,中国的外交政策仍将由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这个跨部委机构由来自外交部、军方、公安部、能源、外贸等部门的代表组成。不过林和立认为,军方的发言权加强了。他引述接近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消息来源说,“习近平给了将军们——他们中许多都是太子党和红二代——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比其前任胡锦涛时代更大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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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谁是中国的真正主宰?

  【导读】本文分析了中国的权力分布。      达官显贵阶层,纵横交错。谁才是中国的真正主宰?      今年的中国经历了最高层的巨变、阴谋与丑闻,在这样的一年里,它的政治系统不透明的体制受到了非同寻常的仔细检查。执政的中共高官在党内斗争的结果终于在11月份召开的2*9大上揭晓。在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已经在新岗位上就位之际,人们注目的焦点现已转向将于明年三月进行的政府高官重整。      但即使在明年三月之后,许多隐秘难明之处依然会继续存在。中国的权力网络是由各种实体相互咬合而成的一团乱麻,重叠存在着由不同机构组成的纵横交错的权威脉络,以及政府、党和军队官僚机构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这种安排大量借鉴了苏联人的列宁主义模式;苏联人为自己首创了这一模式,接着又在几十年后帮助中国改编并应用之。      对于外国人的第一个考验,是要确定与他们会面的中国官员是否确实享有与其官职相称的权威。例如,外国外交官在中国外交部跟自己官职相当的中国官员会面,但其实跟他们打交道的是中国官僚机构中一些最没权柄的演员。外国人心目当中权势熏天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一类官员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更别提常委了。      前美国高官、现供职于智库布鲁金斯(Brookings)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外交部与军方之间缺乏深层次配合”。      他曾与1998–2000年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委员会(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工作,现在据他回忆,美国海军司令官在进入敏感水域之前需要请他的办公室核准,然后他的办公室将向其他机构咨询。他说:“60%的情况下我们不予批准,而且是真的不准;事后也从来没谁抱怨。”李侃如认为,这类事不会在事前征求中国外交家的意见,只在事后才让他们知道。      这是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纵横权力线带来的一个后果。人民解放军(PLA)享有与中国国务院或内阁的同等级别;这意味着,政府的执行机构无法对军队下达命令。甚至国防部也缺乏对军队的指挥权;该部的主要职能是与外国武装力量交往的工具。      反之,中共通过其“中央军委”指挥军队。李侃如说:“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绝对的,但文官对其他机构的监督与协调则非常薄弱。”      如果某一事件同时与几个机构相关(比如中国在南中国海卷入的领土争端),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一个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一份报告中历数了11个与此相关的机构,其中包括多家省政府、海军和渔业管理局(Bureau of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该报告称:“相互矛盾的指令和中国政府机构之间的缺乏协调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在中国, “领导小组”,即那些非正式的、但却可以直接“上达天听”的机构手中掌握的权力大于部长;后者控制的是政府大部分系统的日常管理。人们(尤其是外国政府)一直在呼吁提高外交事务专家在体制中的地位。一些中国分析家建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政策,但这些呼吁受到体制的阻力。      指示我?您靠边吧      国内事务同样有复杂的权力网。中央各部与省政府平级。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America’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一份研究说,许多大型国有企业(SOE)也与省政府平级,这一事实造成了管理上的重大困难。该项研究发现,有时国营企业的级别高于它们所在地的党政领导,因此不受他们的指示约束。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与银行监管者的级别相仿,这让它们能够抗拒监管。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认为,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石油、天然气和重工业这类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国有企业领导人享有部级官员的级别。他说,这些领导人中有些还是权力很大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属于达官显贵阶层。他们是太子党成员,或者是通过关系飞黄腾达的,”高敬文如是说。他还补充道:对于党政机构来说,最重要的位置要由可以信任的人坐,这一点至关重要。      本文来源《ECO中文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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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丁·洛根: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熊猫还是龙?

贾斯丁·洛根: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熊猫还是龙? 进入专题 : 中国崛起    ● 贾斯丁·洛根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展望21世纪,美国与中国相比,可能会在经济方面–也有可能在军事方面,黯然失色。据《经济学家》杂志,中国可能会在2018年以市场汇率计GDP方面超越美国。2000年,中国市场汇率计GDP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到了2010年,则为美国的一半,中国令人惊愕的相对快速增长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美国参与了针对苏联的冷战,该增长特别具有相对性,因为冷战代价高昂且危险,曾一度大约占用美国GDP的44%。该冲突帮助美国完成了转型,从联邦制共和国转为中央集权的俾斯麦民族国家。鉴于中美竞争对于美国安全和国内政治的潜在影响,正确对待中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挑战。   除了中国,印度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印度拥有优越的人口结构,可能在地区与全球政治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日本尽管受到人口与财政问题困扰,仍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众多东南亚国家正在迅速崛起。简而言之,未来数十年亚太地区可能会是全球力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国际体系中力量集中转向东亚,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战略师们应该关注该地区。   自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百特威外交政策机构(Beltway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一直在着重关注伊斯兰世界和恐怖主义。而在9/11以前,该机构重要部门都把与中国的竞争作为潜在的重要问题。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Kick Cheney)曾读过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关于中美未来关系的悲观观点,他不喜欢其中一些段落,认为”愚蠢”:在这些段落中,米尔斯海默希望两国间的竞争能够被和缓。   乔治•W•布什政府执政初期,两国关系仿佛要走向大风大浪。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领空附近与中国一架战斗机发生冲突,美国飞行员与司乘人员被中方控制,直到美国外交官对他们的释放进行谈判。但是该事件在两国都激起了民族主义。在华盛顿,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报怨,两架飞机发生冲突的”准确背景”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他们怒吼,小布什对于中国飞行员遇难表示歉意这一行为使美国”深深蒙羞”,并重申他们以前号召采取的”积极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是在2001年9月恐怖袭击发生后,布什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   慢慢地,华盛顿的政策精英们转过神来,认为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革正在亚洲发生。2011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里昂•帕内特(Leon Panetta)在访问亚洲时表示,华盛顿正处于转折点,要离开中东,转向亚太,这一转变必然需要”战略重新平衡”。相似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地缘政治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而美国应该在决定地缘政治的未来时起到中心作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聊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就是要实现过渡,从当前令人烦恼的中东挑战转向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   那些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中国处于美国亚洲战略的中心。本文不对当前中美间的军事平衡做精确评估,更不去预测未来的军事平衡。同样,本文也不会重述过去数十年甚至数年内的中美外交。恰恰相反,本文重新评估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揭示了该战略的根基自相矛盾,恐将华盛顿与北京推向安全竞争,使局面越来越有利于中国。      一、熊猫还是龙?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有两种思考流派,每一种思考流派都产生了一套基本的政策导向。一种观点,非常悲观,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信徒有时被称为”龙杀手”。另一种观点,则非常乐观,受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追随者被人们口头上称为”熊猫拥抱者”。两个派别的分歧通常在于是否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鉴于正确回答该问题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反映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该问题观点的理论就值得仔细审查。   1、熊猫拥抱者的全面正和世界   支持乐观主义者理论的两套逻辑都借用于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首先是”自由机构主义”逻辑,该逻辑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能够被国际机构的网络所制约。国际机构允许中国崛起,加入到现行国际秩序当中–现行国际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领导创建的机构所发展形成的–并阻止中国演变管理该秩序的规则。   对于自由机构主义者来说,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会对现状不满。他们想知道,在现行秩序下,中国已然大步迈向了繁荣并且影响力也大幅提升,为什么中国还会不厌其烦试图去改变这个秩序。自由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受到国际机构和法律的严格制约,并且以普林斯顿的G?约翰?艾肯伯瑞(G John Ikenberry)为代表人物的一派人物认为,虽然”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可以帮助确保中国在规则和机构的框架内行使其实力,而这些规则和机构是美国和其伙伴在上个世纪制定的,规则和机构能在未来更加拥挤的世界里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   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能够被制约是因为庞杂交错的国际机构网络会产生正和结果,使美国支配的秩序”难以被推翻,但易于加入”。如果华盛顿正确出牌,艾肯伯瑞写道,能够”使自由秩序足够庞大且机构制度化,中国将无从选择,只有加入并在此框架内行事。”   第二种自由逻辑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诱因是国家内部的国内政治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目标与美国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不民主。相应的,该观点认为,如果中国民主化,中国能够继续崛起,同时臣服于美国的优势。   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几乎没有强调国际机构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讲,问题在于是否中国的国内政治体系会由一党制演变为民主政治。如果能演变,那么就不用担心中国的国际抱负因过大而危险。这种理论在华盛顿很流行,在那里政策制定的部分依据是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会使中国的政治体系朝着民主方向演变。   倘若依计划行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然后这些中产阶级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要求预期会产生更多的民主政治。随后,这些日益增多的民主政治会产生民主和平理论的雏形,在该理论下,民主国家的民主机构会阻止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或者可以推测地,进行本文所指的严重的安全竞争)。   两个自由派都同意的一点是没有铁法规定中国实力的增强会创造一个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间的零和安全折衷。这是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之间分歧的中心代表。   2、龙杀手的悲剧零和世界   悲观主义者理论体现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中,该流派认为国家倾向于把国际秩序朝着力量均衡方向推进,而与国内政治或国际机构制度无关。推进可以通过”内部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即把自己国家的财富和人口转换成军事实力,或通过”外部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即创建联盟,把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对抗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   悲观主义者认为华盛顿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和零和冲突更为可能发生。他们常常用语气肯定的”是”来回答中国的崛起是否必然会威胁到美国安全这个问题。他们不认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经济政治更加自由的中国会减少与美国发生危险的安全竞争的可能性这一观点。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最杰出雄辩的悲观主义者,他的观点值得引用。据米尔斯海默观点,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出于合理的战略性原因,如同美国在19世纪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中国)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所以,我们预期中国会通过建立其他国家不敢挑战的强大军队来试图驾驭日本和韩国,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我们还预期中国会发展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指向美国。富裕的中国将不会维持现状,而会是一个攻击性的决心要实现区域霸权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邪念,而是因为任何国家要最大化其生存前景的最佳途径就是要成为世界上其所处的地区的霸主。虽然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霸主肯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米尔斯海默撰文写道,中国希望加强对其安全环境的管控,而华盛顿恰恰不希望中国加强安全环境管控,这就使未来可能会发生”美国与中国的激烈的安全竞争,相当大的可能会爆发战争”。出于此种原因,米尔斯海默建议华盛顿应该–且要下决心–结束经济合作的政策,开始致力于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3、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   本文以质朴的语言介绍了关于中国的两个主要思想流派,旨在阐明争论。华盛顿的大多数分析家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意义有更为复杂的解读,华盛顿在亚洲的政策缺乏上述学术理论的典雅与连贯。相反,外交政策机构的左右派都同意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把两种理论的元素结合起来。   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几乎没有人支持结束经济合作的政策。虽然许多民主领导人支持制裁中国,因为其操纵货币、平衡对其贸易政策的反倾销指控、或者做出未指明事项来拉平中美贸易差额,但是在外交政策机构中号召完全改变与中国经济进行长期合作的政策的则鲜有人在。百特威外交政策精英们常常认为中国更加富有会更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或者至少不会起反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对华政策中来自于现实主义的元素,美国政策制定者常常怀疑贸易产生友谊这一机制是否过于简单。相应地,他们建议美国采取挽救措施,以防中国没有过渡到民主就发展得过于强大,或者预防中国变得非常强大且民主但却不服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优势地位的可能性。华盛顿外交政策者们支持一种”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即军事上的遏制与经济上的合作相结合。遏制加接触满足了所有的意图与目的,是自至少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采纳的对华政策。   虽然在外交政策机构中存在对遏制加接触政策的批评者,但他们中鲜有提出明确替代政策者。例如普林斯顿的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主管副总统切尼的亚洲政策室,他对于遏制加接触政策的逻辑进行公然抨击,但却不能提出替代方案。弗里德贝格所提出的替代政策–他措辞为”更好的平衡”–实际上仍在推销遏制加接触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贝格隐约建议”鼓励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对于严肃分析家(这些分析家持有的关于中国的观点是没有代表性的另类观点,这些观点常是不受欢迎的)的研究提供经费”,他还警告美国人应该”少消费,多储蓄”,以结束贸易赤字。但是弗里德贝格既没有倡导结束经济合作,也没有倡导结束军事遏制的举措。   弗里德贝格的著作认为,现实主义力量均衡的担心和中国的偏执政治都将会导致北京与华盛顿的安全竞争。当然,如果两个逻辑都正确的话,即使一个更为自由的中国也会对华盛顿构成战略性的挑战,使民主化基本上无关紧要。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弗里德贝格写道,华盛顿可能且应该允许民主的中国成为东亚的支配军事力量。   华盛顿两党中国政策还包括的内容有:使美国的同盟国安心–这些同盟国处于该地区华盛顿”轴辐”同盟国体系中辐的另一侧–承诺同盟国华盛顿会为它们提供安全。华盛顿没有强迫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去担负起平衡中国的重任而自己采取等着瞧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百特威机构青睐于让这些盟国安心,华盛顿对它们的承诺是不会动摇的。在最近一次向澳大利亚议会的致辞中,奥巴马总统分别提及了与澳大利亚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对韩国的安全承诺永远不会动摇”,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更大更长期的作用”–“太平洋力量,我们会在这里驻足”,他如是说。在最近菲律宾与中国关于黄岩岛的冲突中,克林顿国务聊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菲律宾外交部长即刻解读为美国承诺防御当前有争议的水域。   除了与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的约定外,华盛顿还与日本、泰国和新西兰有正式的契约承诺,对台湾还有一个模糊的承诺。华盛顿把自己作为整个亚洲双边联盟轴辐体系中的轴,把遏制中国的担子挑在了自己的肩头,而忽略了一点,即如果华盛顿做得少的话,该地区的国家就会做得多。乔治城的维克多?查(Victor Cha)曾在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工作,他指出亚洲联盟国的轴辐体系设计的基础是他称之为”力量竞争(powerplay)”的原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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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玮 : “雄辩”难掩无知:公开回应罗援将军

原文地址: 【“雄辩”难掩无知:公开回应罗援将军博文《谎言重复一百遍仍然是谎言】 作者: fengwei208     罗援将军博文开篇写道:“最近,在微博上看到复旦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冯玮的一段话:‘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出几个罗援、戴旭之类狂徒并非不可思议,尽管极端反华的日本右翼军人,也不会发出‘轰炸北京’这种举世震惊的狂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主流媒体缘何屡屡给这种狂徒狂言提供话语平台?’我想问一下冯玮,我在什么时候讲过‘要轰炸东京’这句话?我告诉你,我没说过这句话,你是信中国人的,还是信日本人的?”      对上述言论,我特予申明:我乃一介草民,无缘拜会红二代将军,更无缘亲耳聆听将军教诲。但我“信中国人的。”微博为证,我最初看到此番言论是在@侯林导演贴出的战略网文章,标题是:《戴旭罗援建议:中日开战就应该轰炸东京》。我为之惊讶,并转帖:“希望 @罗援 @戴旭 记住雨果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同时希望二位学习真正的中国近现代史。例如,戴旭上校载文称洋务运动因外患而失败,就与史不符。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一句话,是官商勾结,侵吞国帑。”(发帖时间:2月20日12:39)。之后,我键入“罗援戴旭 轰炸东京”,发现中华论坛、环球新军事、参考论坛、军事天地……网上到处都是。之后,网友@企鹅之梦贴出日方宣传并附言:“授人以柄”@我(发帖时间:2月20日18:35)。如此,不知是否回答了“你是信中国人的,还是信日本人的”这个问题?另外,我只能从媒体领教罗援将军高论。如此之多的官媒公然造谣,建议罗将军将其一并诉至法庭,以正视听。     罗援将军博文不长,最后写道:“冯玮号称是日本问题专家,熟悉日语,怎么能拿一个在日本没有影响的邪教组织(幸福之科学)的传单到国内来蛊惑人心?引人深思。”对此,我想忠告您,改一改动辄“扣帽子、贴标签”的习惯。“幸福之科学”是一个在日本合法存在的组织,有网站和公开出版物,不是“邪教组织”。若你是日本人,对方将起诉您公开诽谤。     从罗援将军博文中,我不难感觉有种被“太岁头上动土”的震怒。但我必须强调,我称罗援将军“无知狂妄”,虽言有过激,但绝非无据。在此,恕我仅以罗援将军近日言论为例。     例一。2013年2月4日,罗援将军在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应用五大举措破日本包围,拉拢俄韩围堵日本》的文章,称:“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补充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我依此断定,罗援将军肯定没有读过《波茨坦公告》。因为,第8条根本不是“补充规定”。另外,我“号称是日本问题专家”,孤陋寡闻,不知罗将军能否赐教,哪里可以读到波茨坦公告的“补充规定”?罗援将军还在该文中称:“中俄韩完全有理由结成维护战后政治版图的国际统一战线。”我想告诉罗将军,1912年10月,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在访日时强调:“在中日岛屿争执中,俄罗斯坚持中间立场,不支援任何一方。中国和日本应该自行解决领土争执。”对此,世界各大媒体都有报道。罗援将军若对此有知,是否会提出如此无知的建议?     例二:2013年2月18日,罗援将军做客“直通港澳台”,称:“凭什么东海游戏规则只能由日本一家说了算?设防空识别区不是日本人的专利,打警告弹也不是日本人的特权。我们也可以设立防空识别区,我们也可以打警告弹。我们还可以根据国际社会的通用规则,宣布我们的交战规则。”须知,没有,也从来不存在东海游戏规则“由日本一家说了算”。 设立航空识别区更不是任何一国的专利。迄今为止, 世界上仅10多个国家设防空识别区。中国没设立,是因为航空识别区根本不是领空,无特别意义。没有航空识别区,同样可以采取捍卫领空的军事行动。201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就是例证。罗援将军称“宣布交战规则”,则明显缺乏对“交战规则”的基本认识。既为“交战规则”,就是“遵守”而非单方面“宣布”,否则遑论“规则”?世界上的“交战规则”,远有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近有中国2003年加入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更有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二条之规定:“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建议罗援将军以后“敦促”日本遵守,那才是明智正确的言论。        最后向罗援将军进言: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您当理解“血性”不是“血腥”,“鹰派”绝不是口无遮拦喊打喊杀。您当加强学习,不要再犯上述常识性错误。您当须谨思慎行,在理性正确引导舆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复旦大学 冯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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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美面临网络冷战

华盛顿——奥巴马政府上周将一份机密名单发给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名单中罗列了一长串与一个黑客组织相关的计算机地址,这一组织已经从美国公司窃取了大量数据。但是报告漏掉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几乎每一个数字地址都可以追踪到上海的一个街区,那里是中国军队网络司令部的大本营。 如何就黑客问题直接与中国未经考验的新领导集体对质,这种有意为之的遗漏,凸显出了奥巴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高度敏感,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进一步要求中国停止国家支持的攻击行为,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称这并非它所为。 Carlos Barria/Reuters 上海郊外的一座建筑里驻扎着一支中国部队,据信这里是许多黑客攻击的源头。 这一问题显示了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日趋恶化的网络冷战,与过往几十年发生的我们更为熟悉的超级大国冲突有多么不同。从某些方面来说,网络冷战不那么危险,但从另一些方面来说,它却更加复杂、破坏性更强。 美国政府官员称,他们如今比以前更愿意直接向中方挑战,正如司法部长小埃里克·H·霍尔德(Eric H. Holder Jr.)上周所做的,他宣布了一项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的新战略。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我们知道外国政府和企业会染指美国企业的机密”,但他并未直接提及中国,也未提及奥巴马最为担心的另两个国家,俄罗斯、伊朗。奥巴马在演讲中还说:“现在我们的敌人也在追求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能力。” 在此种情况下定义“敌人”一词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中国和前苏联不同,与其说它是美国一个彻底的敌人,不如说中国既是美国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又是重要的供应商和客户。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达4250亿美元(约合2.65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在外交方面有诸多摩擦,但中国依然是美国债务的重要投资人。正如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作为国务卿首次访华的途中对澳大利亚总理所说的,“面对你的债权人,你如何强硬得起来?” 在美国情报机构跟踪的约20个黑客组织中,“注释组”(Comment Crew)是最大的一个,而有证据显示人民解放军可能是“注释组”背后的支持者,面对这些证据,美国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政府官员非常高兴私营安全公司Mandiant发布报告,将网络攻击追踪到逼近中国网络司令部的地点;美国官员私下里说,他们对Mandiant的结论没有异议,但是他们不愿意具名这么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向网络服务供应商提出的警示中,没有在列出可疑服务器地址时,提及中国的名字。一位情报官员说,“我们被告知,直接羞辱中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样做只会让他们更迫切地维护自己,采取更民族主义的态度。” 不过这种观点正在发生改变。ABC新闻频道(ABC News)周日的《本周》节目(This Week)中,密歇根州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麦克·罗杰斯(Mike Rogers)被问道,他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和军队是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的幕后黑手,他回答道,“这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官员说,接下来几个月,华盛顿将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私下提出警告。习近平即将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一职。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和克林顿的继任者约翰·克里(John Kerry)都计划在近期访华。人们期待,这些私下的交流能够阐明,过去数年攻击的规模之大和专业性之高,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在华盛顿最大的同盟对它的支持——美国的商业界。 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最近辞去了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务,成立了一家名为亚洲集团(Asia Group)的咨询公司,来协调令人头痛的美中商务关系。他说,“美国最大的全球性企业一直在美中关系中起着稳定作用。如今,恰恰是他们在告诉中国人,这些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可能会损害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这样以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沟通,是否能被中方所接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美方之前也曾尝试过类似的论述,然而2011年4月,一名中国最高级别军方领导人来到五角大楼,拜访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时,称自己不太了解网络武器,并称解放军并不使用网络武器。在这一方面,他听上去和奥巴马政府的口吻差不多,后者也从不谈论美国自身的网络武器库。 然而解放军的攻击以商业目标为主。它对于诸如航空航天设计,以及风能产品简图这类商业秘密很感兴趣。因为解放军在中国工业领域有很多投资,并且一直在寻求取得竞争优势。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攻击也没有造成损失。 美国官员称这一局面必须改变。但应当采取何种应对方法,意见有很大分歧,从冷静谈判到经济制裁,还有人提出要由美国军方的网络战司令部(Cyber Command)发起反击。该司令部曾深入参与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燃料浓缩计划发动的网络攻击。 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曾在中央情报局(CIA)负责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团队工作过20年。他说,“到目前为止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做出的反应,一方面是作出表态,另一方面是靠网络战司令部反击。但在两者之间,却没有多少其他手段。这就让应对变得如此困难。中国想要否认攻击行为、想要归咎于别人都非常容易,而且没人希望美国政府实施反击。” 这体现出了与美苏核对抗态势的另一个主要区别。在冷战时期,威慑是直截了当的。采取任何攻击,都将导致一次毁灭性的反击,因为付出的人命代价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一边都不愿发起攻击,即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艰难抉择上也是一样。 但网络攻击却是另一回事。其中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刑事盗窃的方式,而不是毁坏。通常需要花费数周或数月的时间来确定一次攻击源自何方,因为攻击常常会借助其他位置的电脑服务器,使人无法辨认其来源。例如,对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攻击源自中国,却借道不知情的美国大学的电脑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上周写道,这是一场“冷战”,不仅是因为其攻击通过远距离进行,还因为“它可以无限期,乃至永久地进行,也不会引发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罗特科普夫曾著有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书籍。 负责商业和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等政府官员称,对抗网络攻击,获胜的关键在于向中国官方强调,这些攻击将损害他们经济增长的希望。“我们必须说清楚,” 霍马茨说,“中国人将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说这是指“我们最优秀的科技公司的投资,除非他们能让这一问题迅速得到控制”。 但情报委员会的罗杰斯主张采取一种对抗性更强的方式,包括“起诉行为不端的人”,并且拒绝向任何被认为与网络攻击有关的人及其家属,发放美国签证。 接下来的争论将涉及政府是否应当采取报复行动。华盛顿已经充斥着各种会议,讨论“对冲突升级的掌控”和“延伸的威慑”,这些术语全都来自冷战。 由于网络安全行业的增长,以及攻击性网络武器的开发,其中一些讨论十分热烈,尽管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使用过网络武器,甚至在伊朗遭受的“震网”(Stuxnet)攻击也不愿承认。人们正在幕后严肃地讨论,美国基础设施受到何种程度的攻击,总统才会下令反击?尽管中国的黑客组织尚未认真尝试进行这样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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