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谁的城市化？ 　　15年来，我们的城市是否更有魅力了？市长们宣告城市被改造得更“现代化”了。只是人们会说城市更冷漠了。没有人性的光芒，城市的光鲜亮丽有什么用？ 　　 城市化必须回答两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中国集中了全球超过一半的起重机，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世界总量的50%，可仍不够……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时间之急、规模之大、冲突之剧烈、影响之深远，无以匹敌。 　　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这是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必须面对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 　　历史上的城市是自然生成，先有“城”（防卫）后有“市”（交易），逐渐融合为城市。 　　今天，城市化是一场运动，一场围绕权力、资源的角逐。君不见，“拆城市长”们大手一挥，千年文脉断绝。所谓“国际大都市”清洗一切。老外说，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没看头了。因为千城一面。 　　城市策划人王志纲称，城市经营是市长和市场的一场“双人舞”（经常是市长与地产商的双人舞）。在这场双人舞中，两者的分工应该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而实际上，市长们既是指挥官（定规划），又是运营商（搞开发），还是建筑师（指导设计）——建个“标志性”建筑他们情有独钟：“给我搞一百年不落后的；要有突破性的；要有国内没有、国际领先的。”他们要的是GDP、税收和表面的光鲜靓丽。 　　可历史是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陌生的老城和千篇一律的新城。过去三十年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比“文革”十年更甚。 　　不但老北平、老上海、老广州等都将成往事，老宁波、老青岛、老昆明也成往事。它们是图片上的绝版城市。今天的市长们如何面对后人的指责？ 　　当中国市长们的平均任期只有1.7年时，这就是一场灾难！能不折腾吗？ 　　第二个命题：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未来20年将有约5亿中国人口成为新市民。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1%提高到76%以上。 　　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是利益博弈、利益再谈判。城市化关键在“化”，即：新移民成为市民以及居民成为公民。其中外来人员融入是社会公平问题。当涉及个人利益时所有漂亮的口号都靠边站。建立公平社会，谈何容易！ 　　外来人员检验着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北漂”说明北京容得下他们。“新上海人”说明上海试图包容，但总有如小姑娘占海特挑起激烈争论。“新客家人”或者“过江龙”说明或许最包容的还是饱经市场化洗礼的广东。 　　革命时期，中国的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是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据城建部测算，一个外地人变成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按目前全国2.5亿农民工计要掏20万亿元（未计其家属）。但这个测算忽略了外地人创造的价值——只有每人8万元吗？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要成为新市民，他们要享受现代化。可现实是他们乡下回不去，城里进不来。试想数亿年轻人进不来也回不去，中国的城市如何安定？ 　　 城市化必须解决两个矛盾：如何在发展中保住城市文脉，如何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 　　张钦楠的《阅读城市》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街坊是章节，公园是“插图”。透过它们，我们阅读到“人”，活着的和逝去的人。是人缔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文化。 　　城市的发展有如铺一张底图，然后一层层书写，仿佛古人与今人在对话。而今天是速成城市。权力的大手一挥，于是系统格式化。 　　正如丘吉尔所说，“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在一样的建筑群中，人们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冷漠表情。无论梁思成如何叹老北平，于坚如何叹老昆明，旧城连同那些儿女情长一并被涤荡而去。 　　一个只有骨干没有细胞的城市，一个没有细节的城市，一个没有魅力的城市。 　　随着老建筑的铲除，原来的社区温情也被冷漠取代。城市人疏离化、原子化。于是“老人摔倒不去扶”，于是“小悦悦式悲剧”发生，于是陈水总们就报复社会了——一个“悲观厌世”的陈水总，所有人都不安全。 　　广州城管被小贩狠抓下体的场景刚为该群体赢回点同情心，延安城管就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踩头激发声讨，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连为一体。“以暴制暴”或成为城市管理的常态。 　　厦门是个享受生活的城市。工夫茶与信佛让厦门人温良敦厚。老城区的小吃店，老辈人做不好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因为怕被街坊笑话。哪像现在人脸皮厚，只要赚钱，只求短平快。 　　城市就是这样，保住城市文脉，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陪护好“社会”的细胞，城市不要疏离化、原子化，要有老礼，要有温情。许多悲剧或许就化为无形了。 　　15年之后，最有欲望的城市不再是深圳，最辛苦的城市也不再是香港，所有一线城市都是最有欲望也是最辛苦的城市，也是戾气十足的城市。 　　城市不只是市长的城市，市长代表的城市，或被市长代表的城市。在台北我看到“破旧”的老城，被告知，即便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城市改造也难实施。这就是改造城市遇到的“效率”难题。如果城市不公，戾气十足，城市魅力不再，要所谓的“效率”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