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9 00:34:30 《瞭望》：重庆逻辑 标签： 重庆模式 ● 《瞭望》 本月下旬重庆市委将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继去年推出专题报道“别样重庆”之后，本刊一直关注着这个西部大城市不断演进的轨迹：从明确提出民生导向型发展，到正在酝酿的“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布局，似乎可以看出重庆追寻“后来居上”的改革与发展逻辑。 解放碑，重庆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人称其为“西部第一街”。 高楼林立，人潮涌动，街道的一边路易威登、杰尼亚等世界奢侈品牌专卖店正在装修，一幅幅耀眼的广告招牌，蓬勃着财富的气息，置身于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铜锣湾或纽约第五大道。 不过，只需从这里走出几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旧房片区“十八梯”——一个7000户城市困难居民栖身的“老重庆”。 目光再远一些，解放碑500多公里外的大巴山深处、渝鄂陕三省市交界的巫溪县，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成多，“那里不少农民一辈子都没到过解放碑。” 这是真实的重庆，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奇迹般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奋，而地区、城乡、贫富之间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紧迫的气息。 高层对此的忧患，亦不断见于各类讲话、文件之中。“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写入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具有类于法定约束力的要求。 在重庆，本月下旬重庆市委要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庆已率先在全国鸣出一炮：今年年初，重庆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系，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当前的0.42降至0.35。 按学界共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亮“黄灯”二级警戒，0.5即是严重的“红线”，综合多方统计，中国贫富差距已临近“红线”边缘。 同时，在缩小另两大差距方面，重庆也给自己确立了行动坐标：城乡收入差距要由目前的3.4:1缩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距，由目前的2.2:1缩小到2:1左右。 重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与其他三个发达的直辖市不一样的是，它位于西部，有大得多的乡村、大得多的山区、多得多的农民，尽管经过“十一五”的长足发展，人均GDP从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国各省份的二十位之后，但缘何在此阶段就主动提出触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个世纪性的难题？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时候 “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探访重庆期间听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这一主张。 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他说，“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三年多来令这座西部山城热词频出，新闻不断，屡为外界瞩目，“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如今，又多了一个“促进共同富裕”。 薄熙来把前述热词归为一个，为了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薄熙来说，“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重庆，一个特别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国的多重特征。在这里，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及民族地区集于一体，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汇聚一身。 全市8.2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面积还多一倍多，3200多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超过2000万，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直接管辖的行政单元40个，其中20多个县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直辖之初农村贫困人口达366万；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代表东部地区水平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渝东南、渝东北贫困山区，区域间人均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庆作为直辖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条件不具备先发优势，客观上是一个后来者。重庆特别需要发展，而且特别需要更快的、更好的发展。 后来者当然也有后发优势，其中不仅包含对先发者腾飞路径的借鉴，也包括对先发者在发展中所遇问题更前置性的规避。在发展中不断显性化的三大差距，几乎是所有省份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 有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缩小差距的得当路径。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的扩大之势，必然会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这对后来者来说，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重庆没有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没有选择“先建设、再收拾”的方式，他们要用辩证法的逻辑，主动寻找一条“边快速发展、边消解差距”的求进新路。 去年的重庆市委全会，推出“民生十条”，明确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包括推动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两个50%”用于解决老百姓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规划两年半内，全市投入3000亿元，办好“十件民生大事”，让2000多万群众直接受惠。“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薄熙来说。 “重庆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上的“两手抓”方式，相当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做到。”薄熙来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创党之初便确立以开创一个平等而富裕的新中国为己任。执政之后，几经挫折，认识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后者往往导致共同贫穷。 于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拨开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小岗村农民在“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深圳由渔村到开放特区的嬗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实现共同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历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效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分化，靠改革、靠发展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成为中国的一大课题。 “邓小平曾设想，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后半句’。现在新世纪十年过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阶段了。”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仅要把“前半句”坚持好，还要将“后半句”的目标实现好。 共产党有责任、有能力、有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庆求进，意在契合更好更快发展的逻辑。 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至一半以上 “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让“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解构重庆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逻辑关系，并非排他结构，而是希望建立起两手抓、两促进的共融关系。 人们一直纠结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先后之分。“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和基础，而另一方面，薄熙来则认为，一边要把蛋糕做大，一边要把蛋糕分好，某种程度上，只有“分好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重庆提出，到2015年要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并且规定每年按上年全市城镇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重庆主动争取纳入到国家个人所得税试点行列，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依法足额征收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抵扣制度方面，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2009年推出了市民购房可抵扣个税的优惠政策。 重庆去年开始进行房产税试点工作。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告知，到今年底将有4000多万元进账。专家评说，房产税政策实施后，增加了高档住房购买者的持有成本，政府通过对占有公共资源多的高收入者进行征税，并将税款全部用于住房保障建设，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对改变地方政府税收结构、完善财税体系具有作用。 “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一方面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此种愿景能够激发出更大的社会活力。黄奇帆说，在有关促进共同富裕的文件中，重庆明确提出，“公民合法财产不容侵犯，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物权，充分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有效保护广大群众投资创富的积极性。” 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政策来说，前半句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激励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一政策的后半句，“先富”、“后富”、“共富”不应当是对立的。促进共富，意味着在“带”字上可做的文章很多：让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找到生存发展的支撑；让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带动农民；让迅速城市化带动农村；等等。 在让源源不断的人群跨入到创富行动中来，政府是可以作为的。 提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量化指标的重庆主政者，还算过三笔“心账”： 一则，现在三大差距已不小，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比较高，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头； 二则，不管以何种形式为中低收入群体花钱和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最后都会转入消费，拉动内需，这个钱花得绝对不冤枉； 三则，只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这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 “缩小三个差距中，最难的就是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我们决策层反复琢磨研究……”黄奇帆向记者坦言，半年多来他与市委书记薄熙来一直在思考调研，不断地理清思路，推敲方案，“今天讨论半小时，明天议一会儿，有时间就碰，最后思考成熟。” “熙来书记提出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几年时间下来，我们觉得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光喊几个口号，一定要在模式上、发展战略上动脑筋。” 他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有三个层次： 一是转变生产力结构，落后生产力转为先进生产力，能耗高的转为能耗低的，投入产出比低的转成投入产出比高的； 二是转变经济拉动模式，由出口、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 三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最高层次的转变，即用发展结果来检验是否真正践行了科学发展观，“如果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大差距不再扩大，而是逐步缩小，那才是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更像中国的缩影。因此，它的探索也会更具有普遍意义：重庆可以做的事，其他大多数省份也一定可以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说。 没有充分就业，就难有富裕之机。抓住这个要素就抓住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敏感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 一个硬指标写进了重庆的规划：到2015年失业率下降到3%左右，要成为全国就业最充分的地区之一。而在全国和诸多地方的目标中，这一数字一般为4%。 “有了工作，就有收入，就是在缩小贫富差距。”黄奇帆说。为实现3%的目标，重庆将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180万个服务业岗位。 创造330万个就业岗位的“底气”从哪里来？首先来自于重庆近年来由传统老工业基地向内陆开放高地的转型发展。 重庆的决策者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 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国家级开放开发新区两江新区，内陆最大的两个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等，相继铺开，先后形成20个百亿级园区、一大批百亿级企业，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金融业，连同重庆的传统产业优势，共同构筑起新产业高地。 2010年，重庆利用外资总量居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一，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额超过“十五”期间的总和。 去年重庆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5年后将达到2.5万亿元，按照一个工人平均100万元的产值，大约可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在黄奇帆的算盘中，内陆地区金融高地、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社区家政、养老娱乐、消费服务等传统生活服务业，大约可增加180万个岗位。 而一项“微型企业”创业计划，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便带动22万人就业。 15万微型企业：以创业推创富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微型企业”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 一项创业来带就业、推创富的计划，正在重庆悄然推进。 有关研究表明，现在贫富差距不仅是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主要是财产性收入差距，比如，拥有多套房产的人所聚集的财富就是中低收入者的数倍。 因此，重庆明确地提出“普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渠道，逐步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大众化。 “全民创业”是重庆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不论身份、不拘形式、不限规模，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 重庆的目标是，到2015年，企业总数要由目前的20万个增加到50万个，个体户要由目前的70万户增加到150万户，“使重庆成为西部地区企业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老百姓民间创富、创业最有活力的地方。”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2010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将发展微型企业纳入“民生十条”，希望探索一条以创业来带动就业、激发社会活力的新路。 这一计划的重点支持对象为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 对创业者而言，这是一个颇为诱人的计划。个人投入10万元创业资本金，即可获得政府5万元以下的补贴，政策贷款10万元，总共便有25万元的启动资金，且经营期间还能获得与资本金等额的税收返还；企业再投入，财政就再补助、税收就再返还，直到发展成为中小企业。如此算下来，相当于零成本创业。 “创业欲望不光是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在财务上给予实打实的支持，这样，重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业潮。大学生们一搞这个，其实就把微型企业变成了风险投资的创业。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不是幻想”，一位重庆的领导这样评价。 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重庆登记的微型企业已达2.9万个，带动22万人就业。 “80后”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她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一直想创业却缺乏资金。去年9月，她创办了一家仅有3人的文化传播公司，获得了5万元财政资本金的补贴，领到了微型企业工商执照，成为一名文化企业的小老板。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微型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摇篮，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扶持微型企业的钱花得值不值？黄奇帆为本刊记者算了笔账：如果不在扶持创业上做文章，可能到现在就多了20万人失业在家，政府一年要给每人补助约5000元，20万人一年就要掏出10亿元，肯定不如把这10亿元一次性拿出来办2万个微型企业，不需要每年都掏钱，以后还会产生税收，会带动更多人就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用治病的钱用来强身健体，投入、产出都非常划得来。” 今年，重庆还将拿出9亿元专项资金，发展3万微型企业，到2015年争取培育起15万个微型企业。 公租房：百姓不做“房奴”也是增加收入 让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住有所居”点燃走向富裕的希望 “长安居，大不易”。当这则关于白居易的文坛轶闻，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尴尬，高房价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排斥和拒绝，已无需笔墨描摹。 如果，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本就不高的生活水准与安居梦想之间获得平衡，会带给社会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当然要为人民群众把基本住房解决好。”薄熙来说。 重庆解开“住有所居”的钥匙是提出了“市场＋保障”的双轨制住房供应模式，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原则，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去年春天，重庆抛出这项庞大的民生住房计划。 “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住房省一万元，就可多消费一万元”，黄奇帆这样解读公租房的增收账。 公租房计划在重庆的出台，恰逢房价在全国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主要实行公房配置，出现住房供应严重短缺。之后通过商品化、市场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相当部分中低收入群众无力购房。 黄奇帆说，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他认为，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是30%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 重庆的公租房，约一半配租给农民工，此举打消了农民进城后的一大隐忧；一到两成配租给毕业不久的大中专学生；剩下三成左右配租给城市中低收入原住民；五年后可自愿购买。 “打开大门，堵死后门。”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长郭唐勇形象概括了公租房申请的原则。 “打开大门”即申请不设户口门槛，打破城乡和市内外差别，只要是无住房者和住房困难户均可申请，让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住房困难户、包括外省来渝工作人员都能安居。因数量充足，供需基本平衡。前不久的一次摇号有2万人参与，可提供的房源达1.5万套。这样的高满足率，令公租房的保障功能不再因“一房难求”而陷入“仅供观赏”的尴尬。 “堵死后门”即公租房永远姓“公”，封闭运行。租金仅为市场价的一半左右，承租人住满5年后可以成本价购买自住，但不得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由政府以原价加银行利息回购，使公租房始终在保障性住房系统内循环，避免因利益输送引发腐败。 已建成的小区，也打消了此前对公租房会否成为“贫民窟”的怀疑。本刊记者在探访首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时看到，这里有运动场地、超市、水体、小学、幼儿园及中心景观绿地，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在主城区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楼盘，并由专业物业公司实施现代化管理。小区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鸳鸯组团，距轻轨500米左右，交通方便。 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租房带给他们的不单单是“住有所居”，还有对社会的信任和对未来走向富裕的希望。 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 教育是国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学有所教”，保证人生的初始公平，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备要素。 一般说来，决定个人的职业道路、事业发展进而影响个人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禀赋，而培养后天禀赋主要就依靠教育。教育的缺失，最严重的后果，将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机会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几乎就意味着丧失了社会竞争力，丧失了获得发展、改变命运的可能。 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起，国家便多次在有关规划中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但这一目标迟迟未能达成，被一再延宕。而近几年重庆用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均达到GDP的4%。 薄熙来到任重庆后，提出他当“教育书记”，后来又让黄奇帆当“教育市长”。这位“教育书记”说：“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义里，以人为本是核心，面向未来，提高人的素质就要抓教育。”“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一条十分重要、行之有效的路，一个家庭再困难，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 2010年，重庆制定《重庆市教育系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市实施教育领域内的“改善民生十大计划”，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增长计划，并向农村倾斜。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钟燕介绍，2012年，重庆下辖的40区县义务教育可达到初步均衡，2020年将做到基本均衡。 重中之重，在130万农村留守儿童。重庆是农民工重要输出地，为了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并解除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重庆市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联动，以求切实解决好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2010年即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重庆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还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表示，包括教育在内，人一生之中有八件大事：“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的发展需求，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要做到大体均衡、公平，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基本原则。 公平要从起点出发。 关注留守儿童，只是重庆戮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一个指标性事件，但其指向的，却是事关缩小贫富差距成败的大课题。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产生的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 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本刊记者听到了黄奇帆与一位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知名专家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按照重庆提出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实际上要求“十二五”期间农民人均收入要保持连续5年每年增长18%，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快一倍。这位专家对此可行性上有担心、有保留。 黄奇帆则信心满满。他解释说，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两大“制度创新妙手”，首先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所产生的统计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这绝不亚于承包制对农村经济的释放作用”。 直辖之初，重庆常被民间舆论调侃为“农民直辖市”、“超级大县城”。即使在直辖14年后的今天，3200多万重庆人中仍有2080万农村人口。 去年年初，重庆市宣布实施一项极具震撼性的户籍改革计划：到2012年，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这是城乡人口结构上一个历史性的大翻转。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为做大城市空间，一些城市有超常之举，其间不乏“大跃进”之讥。 怎样才是稳妥的、合理的城市化？一个核心标准是农民的自愿与受益程度。 对此，重庆市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倾斜机制：在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后有一个过渡期，不仅享有城市的福利，还可保留农村的土地财产。如此一来，避免沦为生活无着的失地农民，而成为“有地市民”。 在中国，以户籍为凭依，城市居民享有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优于农民的待遇，按黄奇帆的说法，是为进城的农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与此相应，农村户口也绑有“三件衣服”，即宅基地、林地、承包地。 农民是先“脱”了“衣服”再进城，还是同时“穿”和“脱”，或是先“穿”再“脱”？为善待农民，保护弱势群体，重庆选择了最后一种，设计了三到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后仍自愿选择“穿”或“脱”。 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执行总裁黄茂军告诉本刊记者，截至目前，全市转户210多万人，仅退出60亩宅基地，且多为废弃之地。 本刊记者在重庆最先建成的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内采访时看到，一个专门办理转户业务的警务工作站前，进城和拟进城的农民聚拢了不少。向弱者倾斜的转户计划，让大量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转户热情空前高涨，全市平均每天转户达7000多人。 据重庆相关人士介绍，由于转户主力军是已在城里务工数年的农民工，因此落户后的就业、生计一般不成问题，何况还有农村的退路可保。 黄奇帆计算着这一“妙手”在缩小城乡差距棋局中的效应：按目前进度，5年内重庆会有500万农民转户进城，全市农村人口从2000万降低到1500万左右，同样是3400万亩耕地，农村人均占有资源量增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分母变小了，农民人均收入必然会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增加500万人口，分母变大了，在统计上就会将城市平均收入缩小一点。这一增一减，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目标高出城镇居民6个百分点，“达成到2015年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的目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这是大洋彼岸美国《国家》杂志2010年一篇文章的判断。 农民成为有产阶层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让农民也有更多条件拥有财产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正是黄奇帆与专家讨论时抛出的另一个“奇招”。 “中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分三大块，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前两者都相对固定，增速一般为百分之几。创造更多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方正式提出。对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而已，财产性收入其实并不陌生，如通过办企业、炒股等手段获得的投资收益，近几年房价的暴涨，亦为诸多投资客带来不菲收获。” 黄奇帆说，“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实也是财产，但由于集体所有性质及相关制度安排，这一财产长期处于沉睡之中。”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农民没有财产，他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宅基地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或转让，于是就转化成物质资本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这样分析。他说，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让农民拥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住房产权证)，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2007年年中，重庆与成都一并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激发不小反响。但这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举措还在后面。 2008年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是为全国首家，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重庆市政府的初衷就是：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又有效保护耕地，也为城市化提供空间。 2010年，重庆第一个在省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完全抽象的土地财产，变成实实在在可以流通、抵押和变现的活财产。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确定收益比例过程中，曾有“三七开”、“对半开”的提议，最终确定为85%：15%，是基于最大程度增加农民个体收益的考虑。 在此设计之下，假如一块土地价值为10万元，农民可质押出8.5万元。即使破产，银行拍卖的也只是8.5万元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在集体手中，并不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对本刊记者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缩小三大差距的一个很重要手段，类似土地确权的制度变革。“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按黄奇帆的说法，“有了这个创新举措，农民的资产一下就变活升值了。理论上全市农民已拥有了1万亿元的财产权。全市3000万亩承包地，一亩地算一万元，就是3000亿元；6000万亩林地，一亩地算5000元，总计3000亿元；近400万亩宅基地，按照‘地票’目前均价15.5万元／亩计算，总价值为6000亿元左右。三项相加，再去掉集体所有权的15%，算在农民头上的使用权财产就是1万亿元。” 现在的重庆，农村这“三权”是可以用作地方银行贷款质押的，给了农户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条通路。 去年6月，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规模发展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其中有一户获得的贷款达37万元。县委书记盛娅农说，过去，农户申请的贷款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授信额度较小，最高才3万元，只能满足零星的生产需要。农房抵押贷款推出后，不但解决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也解决了银行“难贷款”问题。 到2011年上半年，重庆已发放农民“三权”贷款余额43亿多元。 打造“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 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标准才可能相对统一 展开重庆地图，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如同一只展翅腾飞的凤凰——以主城区为核心的1小时城市经济区这“一圈”是“凤头”，渝东北和渝东南是“两翼”。 “凤凰”的翅膀十分沉重，以三峡库区、民族山区为主的“两翼”地区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到重庆主城区，几年前开车还需要两天时间，县干部到重庆开会先要坐车到四川省境内，再辗转奔往重庆主城区。 虽然幅员面积比一些省还大，但由于直辖市体制，重庆没有地市这级中间管理层，直接管理40个区县。是故，区县兴，则重庆兴；区县强，则重庆强。离开了“两翼”，重庆这只“凤凰”就飞不起来。为此，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以构建县域内发展机制为着力点，重庆大力发展区县城经济，提升小城镇联接城乡的能力。 针对欠发达地区财力不足的现实，重庆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差距缩小到2.5:1。 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何志明告诉本刊记者，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他介绍，重庆市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以前为300多亿元，现在已达700多亿元，翻了一番。 转移支付中，包括对31个远郊区县城每年3000万元专项支持，加快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以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同时，“一圈”城市还开展对“两翼”的对口帮扶，每年按不低于本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安排资金，重点用于受助区县特色园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设施、贫困村建设等。据介绍，今年对口帮扶实物量额度将突破4亿元，“十二五”期间可望达到25亿元以上。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说，缩小“三大差距”要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过去一般通过财政、税收等“输血式”路子，帮扶不发达地区、农村及低收入、困难群体，最终因为财力不足而效果欠佳。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在推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积极探索。 比如，通过八大国有投资公司创新运作，推动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向“两翼”区县的强力延伸和大幅完善；分两轮安排各50亿元融资提振“两翼”区县工业园区建设，帮助“两翼”区县夯实发展平台，同步推进人才、技术、产业配套，推动了“两翼”工业经济的发展。 分层次推进城市群建设是重庆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战略。根据重庆“十二五”规划，重庆主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千平方公里、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将三峡库区的万州建设成为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提速发展黔江、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区域中心城市。 黄奇帆认为，这种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大中小均衡合理，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千万级人口的主城与5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互动，5个百万级人口城市又与20来个几十万人口级的城市互动，形成网络辐射效应。 对“两翼”区县的农民来说，还有更为切身的帮扶。 “改住房、修公路、建水厂，生活条件大变样；种蔬菜、喂土鸡、牧牛羊，三年增收一万元。”这是三峡库区云阳县农民邹道树写的一副对联，描述的是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工程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项旨在让“两翼”农民脱贫致富的工程，以林权改革为动力激活山区的生产力，即通过发展林果、林下养殖、林业种植、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争取到2012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长18%；农户收入由2009年的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户均增加1万元。 本刊记者了解到，通过“三权”抵押贷款，加强市场建设，培育产业等综合措施，去年重庆“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4823元，增长23%，比“一圈”高出5.6个百分点。差距缩小趋势已比较明朗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权利，让每个人都更加公平地成长，保障公民尊严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 而这样的权利，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这样的均等化，仰赖标准差距的逐步缩小，最终达到统一。而在乡村和相对落后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 在重庆，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标准化，实行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逐步提高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同时，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上下限，扩大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并实现全覆盖，稳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标准，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将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至1.5倍以内，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和困难群众生活补贴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联动机制。 在重庆，对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还进行动态扶贫开发。放眼全国，这也算得上是率先而为。而在这样的地方，一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针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也渐成气候。 公平正义底线需要守卫 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是底线的要求。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梳理重庆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诸多关键词之后，可以发现，其设计和努力，有着同一个取向，即通过制度安排，为全体社会成员努力提供公平正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这样的底线，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财富权，包括发展的机会、创富的机会，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重庆，一个特殊的要素，常常会闯入人们视野：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专门机关“打黑除恶”的努力，令市民安全感普遍增加。自2009年以来的专项行动，使一批黑恶势力被摧毁，彰显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年调查显示，78%的市民认为安全感得到大幅提升，89%的市民认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5.89%，创十年最高。与此同时，通过完善交巡警、校园警务等新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水平，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提供底线保障。 由于始终坚持“打黑”与反腐败、打保护伞相结合，两项工作同时部署、两条战线同时展开，查办了一批职务犯罪案件，上百黑恶犯罪势力的保护伞被查处，净化着重庆的政务环境、司法执法环境。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明显提升。 让人民安心、安定的民心工程，要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是全体人民足可长期信赖的守护。 对于劳动权益迫切需要保障的的务工者，法治的力量也伴随左右。从2008年开始，重庆在街镇、社区普遍建立起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站，以提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效率。 更大范围的安全感，则来自“平安重庆”建设的推进。民间调解成功率、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的满意度，等等，都以指标形式明确写入相关考核体系。渐趋完善的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三方协调机制，正以新的角色，发挥出越来越多的作用。 如何缩小三大差距，面广量大，颇费思量。重庆将破题的逻辑起点放在消解痛点、难点之上，有大规模就业岗位的设计，有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的考量，有促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要素流通的政策，有加快完善基本型、普惠性、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举措，还有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的规划。 对于鲜活的实践而言，任何总结和梳理，都是苍白的；对于一个设计要素繁多的系统而言，媒体能够捕捉的，永远只是片段。 所幸，探路不止，外界的跟踪和聚焦也不会停止。因为，重庆的探索，不仅有益于当下，也关乎未来。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言，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3000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10年乃至20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甚至可以是一些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们都将成为全国的财富。”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29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局面复杂 七大难题考验下半年中国经济 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 内外形势严峻复杂 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五大原因造成 相同主题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宋鲁郑：法国为什么学不了重庆模式? 张千帆 何兵 斯伟江 童之伟：“重庆模式”与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 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 秋风：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 法治是人民的法治——答贺卫方教授 李严昌：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特色与启示 崔之元：公平可以促进效率 崔之元：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与重庆“八大投” 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崔之元：北京共识作者的重庆行 韩德强：中国的自信从何而来？ 纪硕鸣：“重庆模式”的核心是价值观 王绍光：对“新自由主义”的重庆反思 崔之元：从危旧房改造看“重庆模式” 王绍光：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 黄宗智： 重庆经验理论试解：国有资源市场增值社会化 信力建：多元中国从重庆开始  

[56] 讲点基本的逻辑好不好？汪洋同志！ 一、做蛋糕的是谁？是伟光正的党吗？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吗？是你汪洋吗？是党员、公门中人吗？ 二、分蛋糕的是谁？不幸的事实的确是伟光正的党、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是汪洋、是党员、公门中人！ 三、蛋糕分到对谁有利？做蛋糕的赚一万被抢去六千，整天还过着提心吊胆无保障的生活，这是对做蛋糕的有利吗？ 三、请问分蛋糕的权力怎么来的？做蛋糕的有授权你分蛋糕吗？ 四、请问分蛋糕的现在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重点”，意思是不是做蛋糕的你就老老实实地给我做，我来分！怎么分你就听话得了！？这是TMD的什么逻辑和嘴脸？ 五、蛋糕分得不公平，蛋糕做得越大，做蛋糕的失去就越多，汪洋同志你在把别人当白痴吗？ 用户： shodo 发表于：2011-7-14 0:09:59 支持 (4) 反对 (0) [55]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4、观察一个人要放在一系列的逻辑上来看，放在一个长远的线上来看，否则的话，就会断章取义，误判好人！ 5、如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汪洋与不厚，我选汪洋！——阳明山庄 ———————————— 赞成网友阳明山庄的选择，但是仍然不赞成“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用户： 有话要说 发表于：2011-7-13 23:51:29 支持 (2) 反对 (0) [54]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去看看人民网网友精彩留言：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允许改革失败不许不改革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0&id=89516088&boardId=1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22:52:25 支持 (0) 反对 (4) [53]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回顾汪洋强势推改革 杀出一条血路 “不救落后的生产力” ‘双转移政策’要坚决， ‘腾笼换鸟’要坚决。 允许改革失败，不许不改革 ———————– 哪有知道失败还要去做的,这不是明摆着为自己知错故犯而开脱吗 ? 比祖宗更进了一步：有钱的买票坐船，没钱的摸着石头过河，淹死谁算谁。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22:48:25 支持 (0) 反对 (3) [52]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杀出一条血路来！”是汪洋到广东上任后提出的一句口号。这口号令人震惊，说明形势的严峻。 实际上，血，已经在中国汩汩地流了：“黑砖窑”不是在流血么！“带血的煤”不是在不断地流血么！杨佳事件，不是在流血么。09年以来，血流的越来越频繁了：邓玉娇拿起了刀子捅死了淫官邓贵大；石首永隆大酒店青年厨师跳楼身亡，引发了万人大骚乱；新疆大富婆热比娅组织了一场大暴乱，流了更多的血；通化钢铁公司上万员工打死了建龙集团控股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君……到最近的“药八刀”。这是影响全国、全世界的大事件。各地的小流血事件恐怕是天天有，比如，大学生跳楼、民工跳桥、少女投江……。 一些大政治家、大理论家、专家、学者，众口一词地说：“这是社会转型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用这句话来解释社会矛盾，几乎已经成为“公式”和“定律”。著名的大经济学家茅于轼的高论更绝：“黑砖窑事件是穷人整穷人，是相互残杀！？” 中国的政治理论界堕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无知，不是愚昧，而是卑鄙。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22:36:21 支持 (0) 反对 (3) [51]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我是重庆人，据我观察，大多数人对博书记的施政还是充分肯定的，做了很多事，而且也雷厉风行，效果也很好。但对唱红歌的做法的确不敢苟同，效果肯定不能估计过高。不过，今天看了汪书记的分蛋糕理论，和博书记的“边做边分”相比，汪的确有失水准，要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呀，你的理论在30年前肯定对，现在还如此说，真有点…… 用户： wscqr 发表于：2011-7-13 21:40:30 支持 (3) 反对 (10) [50]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蛋糕有很多种做法：谁来做？又是谁来分？ 适合饭后茶余臆测一下 用户： 2wing 发表于：2011-7-13 21:17:29 支持 (0) 反对 (1) [49]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没有蛋糕分什么 还是先做后分 做是开源 分要一人一票 用户： 普通民工 发表于：2011-7-13 21:12:23 支持 (4) 反对 (1) [48]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汪洋不该自我枯竭，欠厚岂有好运不断？ 中国理当人权惟重，政治适宜聚思广益。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20:08:44 支持 (3) 反对 (4) [47]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汪洋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恐怕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分配的问题。搞发展是改革派，推动分配正义更是改革派。 用户： laozhou 发表于：2011-7-13 20:06:34 支持 (3) 反对 (1) [46]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我尊重网友们的发言权！ 阳明山庄特别需要冷静，不然疾风来了就自顾不暇了，还怎么容纳粪土与斯文汉之流？君不见，冒充的山人在打劫，名不副食的半农有了煽动“革命”的机会，呵呵。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20:05:59 支持 (6) 反对 (0) [45]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要知道昔日的重庆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则是更为悠久的黑帮势力猖獗的因素，相对更难治理，但现在则成为治安良好的榜样。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19:56:41 支持 (2) 反对 (6) [44]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有一点令人奇怪的是，面对广东突出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大都沉默无语，绝无贺卫方炮打重庆模式之举（贺卫方还对广州禁止当地律师参与李庄案的辩护之举 保持沉默）。相反还一个个撰文肯定广东模式。如此无视事实，岂不是自丧公信力吗？反过来讲，。假设重庆出现一个广东式的问题：如孙志刚、群体性事件，恐怕 重庆模式还不知道怎样被他们口诛笔伐呢。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19:53:13 支持 (3) 反对 (9) [43]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广东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来打工人数众多有关，但实质还是政府的应对不力。有位负责治安的高官曾这样对媒体说：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此认知，可想而知会有多少有效应对措施。要知道昔日的重庆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则是更为悠久的黑帮势力猖獗的因素，相对更难治理，但现在则成为治安良好的榜样。 除了治安差之外，广东屡屡令中国人（还有西方）关注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恶性群体事件。仅六月份十天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但过程均不见主要领导出面。这和重庆的薄熙来亲自与罢驶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对话形成鲜明对比（需要一提的是，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省市）。广东的这两场骚乱都是在当地打工的外来民工或者不满工资被拖欠、讨债被打，或者不满平时对执法人员勒索。显示，广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远远不够。类似事件在此前也多有发生，如震惊世人的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的农民维权事件（其他还有英德市横石水镇农民群体性事件、广东湛江校园事件、中堂镇玩具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广东三江镇的警民冲突，仿佛美国动荡的六十年代的翻版），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传染、2010年震动全国的富士康系列自杀悲剧。另外2009年震惊世界的新疆七五事件，导火索也是在广东韶关市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的一起冲突。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广州，恐怕绝非偶然 。 更 令人担心的则是广东的吏治。广东有关政府部门表现之落伍于时代，堪称一个全国率先开放地区的耻辱。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 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讨薪也要治罪，真是闻所未闻。请问哪一个群体性讨薪不是被逼出来的？要不是有人拖欠工资，要不 是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合法保障，怎么可能发生群体上访讨薪，甚至以生死要挟，看看重庆的特警都为民讨薪—-自由派当然可以指责这些特警不务正业，不遵法纪）。同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其实《人民日报》在类似事件公开批评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虽然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 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对比对比重庆如何处理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令广东官员形象不佳的事件还有轰动全国的广东中石化“天价茅台酒”事件（一 周购进数百万名酒，和当地民工的境遇可谓两重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省何以“地沟油”恶性泛滥(还有墨汁粉条)。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19:52:20 支持 (3) 反对 (4) [42]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模式除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之外，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呢？事实求是的讲，广东的现实在对对广东模式说不。 广东的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广东治安之差，曾出现过几个极端的个案：动用军队负责广州火车站治安、国民党元老后代在广州火车站现金（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身份证被偷盗一空，竟然在广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在工作单位广州医学院的门口，被劫匪飞车抢夺手提电脑（当时他要参加好几个国际会议，电脑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学术资料，庆幸的是人没受伤。而且警方迅速破案—-这 说明警方能力是有，但何以就是无法确保广东的安全呢？）；华人社会著名作家龙应台刚到广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写下名作《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在这篇名作 中，她这样描述当地警方的表现：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龙应台广州被窃，曾成为轰动港澳台两岸四地的重大新闻，广州就这样令全世界的华人记住了它。 广东的治安这么差，以致游客谈起广州都脸色大变，经常有人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 广州的。还有这样的评论：“每次看国际新闻，我都暗自庆幸，和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相比，广州是安全的，至少没有教派冲突，也没有满大街的汽车炸弹；和黎巴 嫩的首都贝鲁特相比，广州也是很安全的，至少没有以色列的空袭，也没有政治暗杀”。现在连在广州生活的老外都知道上街的时候背包要放在前面不然会被扒手光 顾，构成了广州街头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19:50:33 支持 (3) 反对 (5) [41]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此南粤总督发昏话，莫非要当阿斗？ 巴渝总督是说的漂亮，实际不作为。 用户：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12:11:13支持(5) 反对(0) —————- 重庆和广东一个在中国的中西部，是最年轻的直辖市，一个在改革开放的东部沿海前沿，是中国唯一举办过亚运会的地方城市，双方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广东由于持开放风气之风，经济迅猛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人均GDP超过七千美元），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正日益逼近韩国。重庆1997年设市，目前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23位（人均GDP越过四千美元）。如果说两地之间非要找到什么共同点的话，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就职广东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 如 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重庆模式的话，哪就是民生。重庆模式出台的几乎都是面对时弊、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红（信仰缺失）、吏治（官员下乡解决官 民脱节）、户籍改革（城乡差别）、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房价高）、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食品卫生安全）、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贫富差 距）、绿化重庆（环境污染）。所以，重庆模式一登场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网络上甚至自发的出现歌颂重庆模式首创者薄熙来的歌曲。重庆模式也得到了中共高 层的认可：多名常委均到重庆实地考察，并高调予以肯定。虽然重庆模式只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市的试验，但由于中国今天的份量，也同样引发世界的关注。从目 前来看，也是赞声一片。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而在全球颇有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亚洲最佳投资城市中，重庆力压日本的东京，高居第7位 。 重庆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与经济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没有吓倒外资、外商，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整体而言，重庆模式到目前为止堪称完美。不过外界也有相当的质疑声，而且主要是来自由派学者。主要的结论是认为重庆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红是文革再现、干部下乡也是沿用了过去左的做法。 不 过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话，这样的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二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普遍的贫困，三是公检法司被打倒，四是社会上没 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而重庆模式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特别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庄案，也是以检方撤诉做为结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声音可是响亮的很。请 问，重庆模式有哪一点像文革呢？（不过自由派的质疑会产生一个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国人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社会了） ——————宋鲁郑：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19:49:16 支持 (3) 反对 (7) [40]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此南粤总督发昏话，莫非要当阿斗？ 巴渝总督是说的漂亮，实际不作为。 用户：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12:11:13支持(5) 反对(0) ===================================== 重庆特警为农民工讨工资 PK 广东农民工讨工资被砍断手脚 ————– 重庆唱红打黑取缔黄赌毒 PK 广东黑社会横行，有“性都”美称城市 ———————- 重庆执行上面规定外来工免暂住证收费 PK 广东暂住证继续收费，不交钱抓你没商量 ———– ……..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3 19:44:17 支持 (2) 反对 (4) [39]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1、我挺汪洋，中国的分配问题，不是汪洋的问题，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屎盆子盖在汪洋头上是头脑不清！ 2、挺汪洋，中国有出路！汪洋是体制之下的人物，把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强加在他的头上是头脑不清！ 3、我挺汪洋是因为不想让改革派两头受挤：体制内的人骂他叛D,而体制外的人骂他既得利益，步伐不够大！ 4、观察一个人要放在一系列的逻辑上来看，放在一个长远的线上来看，否则的话，就会断章取义，误判好人！ 5、如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汪洋与不厚，我选汪洋！ 6、汪洋的逻辑就像抛物线，可以大概推出它的抛物线抛到哪里，但是，有的人的抛物线可以看出，没有想象空间，是抛向毛左民粹与极权！ 7、汪洋背景平民（相对红色而言），应该不会跟红二搞成一团，阻碍进步。 8、各位，头脑清醒点！ 用户： 阳明山庄 发表于：2011-7-13 19:43:12 支持 (13) 反对 (3) [38]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谁都知道只有整体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但问题的关键是 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蛋糕已经很大了 可是这蛋糕却由少数人掌握 继续做大蛋糕 只是少数富人的财富越来越多 对普通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何益处？ 现在食品价格这么高 整体经济再发展 国家在富足 而最为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却吃不起饭 那么经济发展又有什么用！？ 用户： 血祭の风月 发表于：2011-7-13 19:17:09 支持 (4) 反对 (3) [37]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1.做蛋糕，其实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分蛋糕，其实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做蛋糕和分蛋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所以，中央的政策很明确，就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阶段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将蛋糕做大，又要将蛋糕分好； 2.然而，汪帅将做蛋糕与分蛋糕割裂起来、对立起来。看来汪帅对辩证法的精髓还未精通掌握，说出了偏离中央政策的话； 3.现在谁在做蛋糕？资本家在主导做蛋糕。汪帅说做蛋糕是重点，分蛋糕是其次，显然是感情上倾向于资本家，而脱离广大民众； 4.联系到汪帅前段时间鼓励骂娘的不文明举动，也引起争议。看来，近来汪帅的秀没做好，他的智囊要打屁股。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7-13 18:38:44 支持 (3) 反对 (7) [36]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1这是危险的观念 2这是维护既得利益 3这是为权力谋 所以重视民生或者等等只是为了栽舟 用户： 湖烟 发表于：2011-7-13 18:30:52 支持 (5) 反对 (3) [35]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卡扎菲一直在做石油蛋糕，普通人民并没有分到多少，结果呢？？？ 用户： xubsxubs 发表于：2011-7-13 17:01:08 支持 (8) 反对 (0) [34]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加强分蛋糕，哪里是穷折腾？如今做蛋糕的，哪个有权参与分它？ 改革开放就不要加强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民主建设？ 改革开放就只有发展经济一个内容，而且发展经济就必须牺牲公平正义？ 劝君莫以极端思维对待正常的见异。 民主习惯靠养成。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16:58:26 支持 (10) 反对 (0) [33]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毛左搞的穷过渡、一平二调、阶级斗争等祸国殃民的左倾行为，都是所谓分蛋糕问题，结果让老百姓抢来抢去，自己乘机垄断得利、享有一切特权！ 穷过渡是为了榨取农业收入，一平二调是公社化以后为队、大队、公社三级不吃商品粮干部搞的从集体收获中分享所得，并不是农民们在一定范围的均分农业收获。土改以后的阶级斗争，哪有老百姓的抢来抢去？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16:52:40 支持 (6) 反对 (1) [32]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蛋糕不做大，怎么共同富裕？经济发展才是根本！改革开放，占全国80%以上人口的农民，彻底解决了吃不饱、穿不暖问题，日子越来越好！反对左倾折腾坑害农民的行为！支持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 ——-毛左搞的穷过渡、一平二调、阶级斗争等祸国殃民的左倾行为，都是所谓分蛋糕问题，结果让老百姓抢来抢去，自己乘机垄断得利、享有一切特权！ 用户： 大音稀声 发表于：2011-7-13 16:37:01 支持 (11) 反对 (3) [31]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支持汪洋！中国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理性务实的领导人！穷折腾千万搞不得！ 用户： 大音稀声 发表于：2011-7-13 16:34:16 支持 (11) 反对 (5) [30]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是花言巧语的政客，都是祸国殃民的流氓，如四人帮之流、波尔布特、斯大林，他们都是高举公平分配的幌子，结果折腾坑害老百姓。李自成、洪秀全等无赖流氓，也是靠均贫富造反，结果是让许多人无辜地丢掉了性命！警惕哪些左倾骗子的均贫富口号！中国需要理性务实，需要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法治。民主发展解决好了，分配问题自然容易合理解决！ 用户： 大音稀声 发表于：2011-7-13 16:32:29 支持 (10) 反对 (3) [29]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中国要警惕哗众取宠、花言巧语的政治骗子和流氓！中国人民特别是给广大农民吃左倾政治流氓的苦头还少吗？他们许诺什么理想、神马主义（实质是斯大林主义。所以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到头来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囚困，比解放前都不如！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农民有打工、自主创业的自由。。。 用户： 大音稀声 发表于：2011-7-13 16:31:17 支持 (8) 反对 (2) [28]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祸国殃民的东西，都是从权力者的所谓公平分配开始的，如法国罗伯斯庇尔、朝鲜金日成分子的公平分配、希特勒的公平分配、洪秀全的公平分配。。 以史为鉴，不可不戒！ 用户： 大音稀声 发表于：2011-7-13 16:30:04 支持 (10) 反对 (2) [27]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做蛋糕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蛋糕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分的不好就会影响做的积极性；分的公平了，谁都知道去做，各人该干啥干啥，根本就不用你操这份心。 用户： 乡村一夫 发表于：2011-7-13 15:16:00 支持 (10) 反对 (0) [26]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这就是南粤总督原话嘛。 这不是昏话么？ 折中而言，也该是分蛋糕与做蛋糕一样重要。当然，如此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党政还是直接上场指挥经济，也就是职能不变，而在市场机制发达的广东，恐怕也会偏废或者荒疏了民主法治。 执政还是以党令政，政权就难免橡皮图章，公平正义就难免落空。 现代化事业，其实最重要的是政治现代化。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15:14:27 支持 (11) 反对 (0) [25]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汪洋这位省委书记真是很称职. 用户： poiuyt 发表于：2011-7-13 15:07:15 支持 (4) 反对 (2) [24]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今天， 我给xc4950投了一个支持票，好像不是第一次，但是，不是第三次。他说的对。 用户： 有话要说 发表于：2011-7-13 15:04:27 支持 (3) 反对 (0) [23] 回复：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汪洋的“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充分反映了统治者的思维：因为他们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分蛋糕的绝对权力，还冠名“XX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医疗费，80%被权贵阶级享受，又有枪杆子捍卫，当然“不是重点”了。在这个前提下“做蛋糕才是”重点。如果他尚在野，他们的“真理”一定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一个。。”。 我想，做蛋糕的人做蛋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分得蛋糕，做蛋糕的人如果分不到蛋糕，他还会做蛋糕吗？还会卖力地做蛋糕吗？按照他们的“老祖宗”的说法，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基本常识。 汪洋说：让群众骂娘 天塌不下来。汪洋，我不骂你的娘，倒是想问问你娘，她是不是告诉过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你种瓜别人得瓜，你种豆别人得豆？ 你只要不停地种？ 天永远不会塌下来，它在看、在听。 用户： 有话要说 发表于：2011-7-13 14:58:34 支持 (10) 反对 (1) [22]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标题惹争议，遮盖了文中的其他亮点，可惜了。 用户： michael_xgw 发表于：2011-7-13 14:53:56 支持 (2) 反对 (0) [21]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做蛋糕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但分蛋糕同样是重点,如何分蛋糕更是重点的重点既要体现多劳多得多能多得促进社会发展,又要体现社会公平社会保障 用户： hhzl1800 发表于：2011-7-13 14:52:55 支持 (5) 反对 (0) [20]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做蛋糕和分蛋糕不是个简单的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个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做第一块蛋糕时自然是做蛋糕重要，我们不把蛋糕做出来拿什么分？当我们做出第一块蛋糕后，那分蛋糕就重要了。假如，分蛋糕时参如制作者分到的蛋糕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中的绝大部分被未参加制作者掠夺而去，请问参加制作者还能继续去制作吗？除非有人高高的举起皮鞭！ 用户： 19451 发表于：2011-7-13 14:43:34 支持 (4) 反对 (0) [19]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汪洋在回避这个目前极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财富增长与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在转移公众对于政府在掠夺公共财富行为的愤怒情绪，支解大众要求公正分配公共财富的正义诉求。 许良 我完全赞同以上意见。 汪洋今次昏话是应该如此解读。 如此昏话，是此君从政的一处败笔。 也由此再次验证了一个宪政原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14:02:37 支持 (10) 反对 (0) [18]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事情就是那么吊诡，分蛋糕与做蛋糕的问题哪有那么非此即彼的简单，诸位一不小心，就成了重庆的不厚派哟。 用户：阳明山庄 发表于：2011-7-13 13:27:29支持(0) 反对(1) 不敢苟同。汪洋不可能是完人，作为高官就更容易受到监督，此为现代舆论常理。此君也有不足，怎么可以免予指出？广东的分蛋糕就没有再做好的必要？ 其次，批评是正当的，恰当批评就是真正的爱护，怎么解为骂呢？ 网友可能自己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尤为不该把批评算在另一方的阵营，这是典型的党同伐异残余。 在讨论中，不就实不就理，单独质疑人家的言论本身，可算乱弹琴，严重的可以达到干扰程度，如此就令人讨厌。 愿与诸君共勉之。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3 13:52:18 支持 (8) 反对 (0) [17]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分蛋糕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人去做蛋糕。这是个常理。因为做大了的蛋糕给谁？给政府，给党，给官僚，谁来做这样的蛋糕？ 　所以说，分蛋糕在一定意义上比做蛋糕还重要，至少在制度安排上在先于做蛋糕。 汪洋在回避这个目前极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财富增长与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在转移公众对于政府在掠夺公共财富行为的愤怒情绪，支解大众要求公正分配公共财富的正义诉求。 用户： 许良 发表于：2011-7-13 13:47:18 支持 (6) 反对 (2) [16]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人做事都是先有目的然后才有行动。比如你到一个单位去应聘，不先问清楚待遇，你会去劳动？你不问，等“蛋糕”做好了，可就没有你的份了。看来汪书记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在忽悠人。 用户： xc4950 发表于：2011-7-13 13:35:47 支持 (7) 反对 (0) [15]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1、汪洋是个开明派，开放派，是一个有营养的人，跟重庆的那位不一样，不可一概骂之。 2、诸位骂汪洋的，其实跟重庆的理念是一样的。事情就是那么吊诡，分蛋糕与做蛋糕的问题哪有那么非此即彼的简单，诸位一不小心，就成了重庆的不厚派哟。 用户： 阳明山庄 发表于：2011-7-13 13:27:29 支持 (9) 反对 (5) [14] 回复：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现在的蛋糕已经做到世界第二了，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多少，倒是少数既得利益者吃的肥肠满脑——什么天价薪酬烟酒、三公消费、贪污腐败…..

突尼斯一位失业大学生的自焚点起的阿拉伯革命风暴，到现在已经半年有余。西方在经历了风暴初起时的反对、观望、焦虑之后，最终调整了立场，试图以道义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和区别对待等方式，试图重新主导革命后的中东变局。然而，中东革命发展到今天，却仍然是乱局：无论是革命成功者，如埃及、突尼斯，还是正在革命者，如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但奇怪的是倒是革命失败者或不受革命冲击之地如沙特、阿联酋、巴林保持了稳定)。 突尼斯和埃及算是革命成功者：获得西方支持并积极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两位独裁者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被赶下台。获得自由的突尼斯献给欢庆的西方世界的第一个礼物是欧洲难民。这成了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欧洲难以承受的负担。法国为了避免受到难民的袭击，甚至不惜取消或阻截了来自意大利的全部列车。甚至导致欧盟决定部分修改申根协定。德国则不承认他们的身份：你们已经自由了，解放了，不能被认为是难民。(意指政治难民或战争难民)。其实专制国家获得自由但却形成难民潮已成了规律。6月20日是国际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世界难民总数排名，阿富汗高居第一，伊拉克高居第二。 当然令世界担心的还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突尼斯和埃及仍然无法走向稳定。罢工、游行和抗议无休无止。过去专制时期很少发生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迅速大规模浮上台面。本来希望通过选举来解决问题，但在突尼斯，选举以准备不充分而被推迟。在埃及，围绕是否审判穆巴拉克，国家又产生了分裂。反对审判穆巴拉克的民众走向曾是推翻穆巴拉克主战场的自由广场，与支持者相对峙。在许多地方双方发生暴力冲突，直至军队介入。 6月29日更发生了“二次革命”，示威民众高举“打倒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标语，在广场上和警察、军队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并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当然最令西方忧虑的还是革命成功后出现的极端穆斯林组织的坐大。过去专制时代被打压的穆斯林组织现在获得合法化，并迅速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埃及的军政府一而再的打破西方禁忌：两次批准伊朗战舰通过苏伊士运河—-这是伊朗革命后所未有;促成法塔赫与西方眼中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合解;永久开放加沙边境，结束了穆巴拉克为配合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而采取的封锁措施，也与此有关。在一个有着悠久和强烈反西方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实行民主选举将会出现西方所不得不面对的穆斯林组织或者过去认定的恐怖组织上台的局面。 仍然正处于革命状态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则把这场阿拉伯之春变的越来越血腥。利比亚演变成西方介入的内战已达三个多月，而卡扎菲依然强硬。这个自夺取政权后就饱尝孤立(或视孤立为人生常态)的政治奇人，虽然外有西方空袭，内有革命派造反，但却依然至今不坠。这和他的家族式军队、要钱不要命的外国雇佣军、核心部落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他在长期孤立时期的经验，自然能够应付今天不绝于缕的背叛。而西方的赶尽杀绝战术(拒绝谈判、甚至国际法庭竟然于此时下达了通缉令)，也令卡扎菲除了困兽犹斗、以拖待变之外，别无选择。 叙利亚则成为阿拉伯革命最血腥的代表，平民死伤已成此轮民主浪潮之最。尽管抗议绵绵不绝，西方压力一波胜过一波，但丝毫改变不了叙利亚政府的强硬姿态。这也令西方日益尴尬：面对一个残暴远胜于利比亚的政权，却不进行武力干预。而对利比亚却大打出手，甚至拒绝卡扎菲谈判的呼吁。 也门则是另一个内战的中东国家。无论是出于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交权的下场，还是传统上这个国家就没有互信，现任总统萨利赫面对和平交权协议，3次认可、又3次变卦，导致早在3月底已倒戈的也门最大部落联盟杀入首都萨那。混战中，炮弹击中萨利赫等多名高官正在祈祷的清真寺(一说是内部安装的炸弹)，受伤的萨利赫不得不到沙特进行治疗。至此，也门北方的“民主运动”已蜕变为传统的部族混战。 阿拉伯之春演变成现在的乱局和血腥的厮杀，在强烈震撼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令世人开始冷静的反思：何以走向民主竟然如此血腥?代价如此高昂?难道民主真的是必经之路吗?现实却是阿拉伯之春的君主制国家，大都保持稳定，即使受到冲击如巴林，也能迅速平息。摩洛哥和约旦也能平稳的化解危机。唯独共和制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成了血光、战乱之地? 其实纵观人类历史，走向民主就是如此的血腥和代价高昂，全球各国几乎无一例外(西方殖民建立起来的没有传统、没有原住民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属此例，它们都不需要经历民主的转型)。 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一是它比较幸运，革命发生之时，欧洲大陆正发生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各封建国家无力进行干预。而一百年后的法国就面临着七次反法联盟的军事干涉。二是注重经验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个性，最终使得它选择了妥协的光荣革命。其实当初查理二世复辟时也没有多少报复行为，只处死了九名签署其父王查理一世死刑命令的圆颅党人，并宣布40天内向国王表示效忠的一切革命参加者，予以宽大赦免。刚刚访问英国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就被皇家学会授予“查理二世国王奖”。请问中国可否设立曾经搞过复辟的“溥仪皇帝奖”或者“袁世凯大帝奖”?这两大因素都是可遇不可求，特别是民族个性，更难以复制。 继英国之后的法国大革命虽然影响更为深远，但却更为血腥，更为曲折，付出的代价更为惊人。虽然到第三共和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复辟，但其民主制度真正成熟是要到1958年时建立起来的第五共和。前后长达一百七十年。这期间革命、复辟、战乱、军事独裁交替而至：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但整体来说，法国还是幸运的。虽然面临反法同盟的干预以及两次被德国击败，但由于英国想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法国并没有被肢解，国家的元气得以保留(想想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战战败后被肢解的命运)。虽然它在二战中迅速投降，但英国为了加大自己的影响，仍然支持法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特别是当第四共和(1945—1958)难以为继(整个国家靠贷款维持，全球行乞，甚至求助于战败后的联邦德国，军人发生政变)，戴高乐将军临危受命，修改宪法，建立第五共和才使得国家平稳至今。 相对于德、意、日，英法两国也还算是幸运的，它们建立的民主制度不管怎样还是顶住了全球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而德、意、日三国则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德国还有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原因)以及整个世界上殖民地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抛弃了本国的民主。德国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如果再晚投降一个月，也会被肢解)。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但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同样也是很难复制的。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虽然也是在美国占领下，但民主却极为不稳定，政府低效而腐败，选举往往造成争议或者形成无政府状态，或者一方罢选，使得政府不具合法性。 相对于整个发展中国家，德、意、日还也仍然还算是幸运的。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最终还是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自己也成为发达国家。而效仿西方的发展中国国家，大多是仅仅重复了它们所经历的战乱、复辟、独裁，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仍然无法成为稳定、富裕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亚洲的长期霸主和代表中国，在1912年成为共和国。短短三十多年，经历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北伐、国民党派系大战、国共内战。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却仍然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权。等到中华民国走进历史的时候，中国是一个人均寿命仅35岁、文盲率80%的极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走向富强和稳定，还是从1978年走出一条独特的、既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苏联模式的改革开放之路。 西方殖民世界之后，除中国之外。亚洲大陆能够保持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只有泰国。1932年，从法国留学的中下级官员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君主立宪。但由于国王1934年逃亡英国，泰国实行颂堪将军为核心的军事统治。二战结束后，和日本结盟的军政府垮台，流亡的王室回国。但两年之后，颂堪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恢复军事独裁。为了争权夺利，不同派系的军人仍然频频发动军事政变。1957年，颂堪军事独裁被军事政变推翻。1963年建立的他侬军政府由于镇压1973年的民主运动，被军方抛弃。但他侬之后建立的联合政府软弱无力，泰国更为动荡。1976年，军事政变再次上演。要求民主的力量则组成游击队，几乎形成席卷全国的内战。1991年苏钦达将军依靠政变上台，并于第二年举行选举以合法掌权。此举引发全国抗议。而苏钦达的镇压导致国际社会和国王的谴责，终于结束了长达六十年的军事独裁。 但随后泰国仍然持续陷入政局动荡之中，军事政变仍如家常便饭, 他信本人也于2006年被军事政变推翻(他信是唯一一个做满任期的总理)，据统计泰国自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来，七十余年发生二十多次军事政变，平均三年一次。他信下台后，泰国进入“红衫军”和“黄衫军”对立进代，大有民变取代军变之势。 亚洲其他国家大同小异。缅甸1948年从英国殖民下独立后，曾成立联邦，建立民主国家。但由于少数部族寻求独立，引发内战。动荡的局势导致1962年军事政变。军事独裁一直持续至今。 老挝1949年在法国控制下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并于1951年举行大选。两位王子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发生内战，形成王室、政府和老挝人民党的三方混战。越战爆发后，美国为了遏制北越的进攻，入侵老挝(导致75万难民)。尽管有外敌入侵，三方的混战却更加激烈。越南战争后，各方也宣布停火，长达三十年的内战终于结束，随后成立民族临时联合政府也成为人民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情况和老挝类似。北方是共产党，南方是军事独裁，双方的内战也是长达三十多年。只不过法国和美国的介入程度要远大于老挝。最后建立的也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老挝与中国还不同，它们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存在)。 柬埔寨1953年从法国获得独立后，到现在国名就更改了六次，足见这个国家动荡之剧烈。独立后成立的王国于1970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成立了“高棉共和国”。5年后被共产党推翻，成立“民主柬埔寨”。四年后，又被越南推翻，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1989年越南撤兵后，成立柬埔寨国。1993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选举，再度叫回“柬埔寨王国”。二战后，重返柬埔寨的法国允许建立政党和议会，但选举结果不被西哈努克亲王承认。1953年，在乱局下，西哈努克解散议会。在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后，重建君主制。直到最后被推翻。等到1993年柬埔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时候，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乱导致两百余万人死亡。 马来西亚1957年从英国独立，并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1969年由于发生大规模的反华暴动，政府立即宣布终止议会。民主自此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冬眠期。不过马来西亚比上述国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且成功避过东南亚金融危机。 印尼1945年在苏加诺的领导下宣布从荷兰独立，并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四年后迫使荷兰在独立协议上签字。苏加诺在军队的支持下走向军事独裁。但1965年他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这场军事政变导致四十多万平民被屠杀(多为信仰共产主义者，美国积极支持这场大屠杀，甚至提供名单给苏哈托镇压)。自此开始了苏哈托的军事独裁统治。直到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苏哈托被迫下台。1999年6月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当年9月，主张东帝汶独立而一直流亡国外的古斯芒回到东帝汶，领导独立运动(从印尼的角度就是分裂运动。西方也并没有因为印尼民主了，而反对东帝汶的独立。古斯芒还获得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中国人获得此奖的有魏京生和胡佳)，并最终获得成功。 菲律宾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宣布独立，成立第一共和国(事实上中华民国并不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被赶走西班牙人的美国镇压(美国来到菲律宾的口号是为了传播民主和文明)。1934年菲律宾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二战时日本赶走美国，建立傀儡政权，史称第二共和国。二战后，菲律宾重获自由，建立第三共和国。1965年，马科斯通过选举上台，在连任两次之后，发布戒严令，修改宪法，建立军事独裁。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统治菲律宾长达二十年。如果说其他国家实行军事独裁，但却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话，菲律宾则是一个例外。1986年，马科斯政权被愤怒的民众推翻，重建民主。 到目前，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腐败排名：印尼110位、菲律宾134位。中国是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亚洲最后再谈一下四小龙。韩国在独立后民主政权也同样很不稳定，屡屡发生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但在期间实现了经济起飞，最后在民众以及美国的压力下，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台湾也走出类似的道路，在实行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期间，完成了经济起飞，并自上而下实现了民主转型。从整个亚洲来说，韩国和台湾是代价最小，最为成功的民主样本。新加坡、香港也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实行了经济起飞，但不同的是，到现在两者都依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更不同的是这两者也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最廉洁、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远远超过当年曾处于同一水平、民主转型之前的台湾和韩国。 最后再比较一下拉美(非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就免谈了)。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到今天墨西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为防止大量的墨西哥人的大规模非法进入，在边境上建立了隔离墙， 越境者则被击毙，形同世界上第二个柏林墙)。 巴西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第一共和开始的，至今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政局一直在民选政府和军事独裁之间徘徊。面伴随政局动荡的是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到今天为止，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64(国际公认警戒线是0.4，拉美平均是0.5，中国和美国都 超过0.4)，所以巴西还被称为“比利印度”，是说富人象比利时，穷人象印度。 巴西腐败达到何种程度，可从实现巴西奇迹的前任总统卢拉的公开讲话窥一全貌：在巴西，到处都是腐败，在政治中，在司法中，在企业中。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秘鲁1821年获得独立，但到1845为止更换了26位总统，平均不到一年就出现一位总统。直到卡斯蒂利亚将军上台才实现政局稳定。1885年，由于秘鲁在此前与智利和玻利维亚的“太平洋战争”惨败，国家动荡，卡塞雷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长达十年的军人政权。1895年至1919年建立了有限民主的“贵族共和国”，全国仅有3%的人口享有投票权。1919年莱吉亚借助民众运动又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但仅仅十年之后，他又被另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1931年的选举，阿普拉派失败后，发动暴动，杀死60多名军官和士兵，政府进行的报复性屠杀则造成1000多人死亡。1962年的选举由于差距极微，引发军人干预，建立军人执政委员会。此后建立的民选政府由于没有兑现土地政策，引发农民的游击战。政府军耗费1000亿美元(中国文革后的外汇储备还不到两亿美元)、打死8000多农民才镇压下去。在一片乱局之下，1968年10月，贝拉斯科发动军事政变，但仅仅七年之后，他又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直到1980年5月，军方才将政权转交给民选政府，历经一百六十年，总算完成了民主转型。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整个八十年代是拉美失去的十年，秘鲁也不例外。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负0.3%，通货膨胀233.9%，外债高达200多亿美元。随后日裔的藤森上台执政，但却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他本人也乘参加国事活动之际，突然流亡日本。 拉美另一个大国阿根廷和秘鲁类似，也是实现独立后就由于政局动荡而屡屡发生军事政变—-尽管秘鲁模仿美国制订的宪法。这包括早期的罗萨斯独裁、后期的1955年、1962年和1976年的军事政变。这其中还发生了由于选举争议引发的内战(1880年叛乱)。直到1980年代的拉美危机和马岛战争的失败，才令阿根廷的民主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前后也长达一百六十多年。 一谈到智利，世人一般都马上想起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总统府手持武器，与发动军事政变但得到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对抗(美国此举算不算反民主?逆历史潮流而动?)壮烈殉国。但这一幕就是智利独立后民主转型的常态。不过相对来说，智利独立建立共和后，还是所有拉美国家最为稳定的国家，初期虽也曾十五年九换总统，五换宪法和由于选举引发过内战，但1833年加强总统权力的威权主义宪法还是建立了相当一段时期的政局稳定。1891年，总统和议会的权争再度引发内战，战争持续八个月，上万人死亡。此后智利进入议会共和制。但议会制增强了民主却失去了效率，内阁经常三个月一换，甚至有的内阁仅维持一周，最短的只有一天就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1924和1925年，智利接连发生军事政变，重新恢复威权式的总统制。但仅仅两年之后，就被军人政权所取代。1930年代的大危机也严重冲击了智利，在17个月内，连续发生军事政变，其中一次政变仅仅维持了12天。二战期间智利建立了左翼政府，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为了寻求解决经济困境之道，在随后的15年中，智利成为左中右政策的试验场。1973年9月11日(被称为皮诺切特的“九一一”)，持左派立场实行国有化和土改的阿连德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数千人死亡或失踪，三万多人被酷刑折磨。甚至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奥兰多·勒特里尔在华盛顿特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此时的拉美，主要国家如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都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随后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应该说智利有较长的宪政史，但民主转型之路仍然曲折非常，代价高昂。 最后一个要谈的是苏东集团。目前来看，前苏联地区的民主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个人独裁依然存在。相对来说中东欧的国家转型较为平稳，但都没有出现亚洲四小龙式的经济起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甚至由于腐败和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而被欧盟经济制裁。和中国有可比性的大国俄罗斯，代价最为惨重：经济倒退二十年(二十年后俄罗斯GDP才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这个解体前经济总量是中国四倍的大国，现在仅仅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纵观古往今来，民主转型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其过程是极为血腥的。而且就是幸运转型成功的国家，能取得经济成功的又是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历史规律来看中东革命，至少在可预见的漫长时期，将是持续的动乱、冲突和血腥屠杀。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的决定性影响和这个民族缺乏宽容的特性(如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如果埃及像英国一样制订“穆巴拉克总统奖”，或许还能看到一丝建立民主的希望)，在中东这片土地上，产生民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在付出全部代价之后—-假设这些国家还能幸存的话—-即使它们能够最终幸运的完成转型，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仍然为零。没有经济做基础的民主，也将是极为脆弱的(以埃及为例，96%的人口生活在尼罗河流域，既无资源，也无耕地，出生率极高。这样的国家凭什么发展?) 最后，正如我过去的文章一样，不管分析什么问题最终还是落脚于中国。先看中国台湾。从以上的历史回顾，虽然大陆百姓对台湾的民主并不满意，但我们确实感到它的转型是奇迹，真的是奇迹：没有暴力，没有流血。台湾的民主转型奇迹有许多不可复制性的条件：经济起飞在先、教育普及在后;在蒋经国的治理下实现了均富、相对廉洁的社会;蒋经国以个人权威做资本，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转型(一个意外事件不得不提：做为接班人的儿子蒋孝武卷入刺杀江南案，而政治生命终结。此事件之后，蒋经国才明确宣布蒋家人不再接任“总统”。历史的偶然就在这里，假设当年华盛顿后继有人，说不定也改写了美国历史)。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决定台湾命运的美国存在。所以当选举出现争议、两颗子弹之时，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介入(当时对全力抗争的连战许诺说会给他公正，但最后食言)，才平息下来。今天的台湾民主，由于经济停滞(和八年的政党内耗、自我封锁、挑衅大陆直接相关)、无法消除台湾独立(中国人痛恨李登辉不是因为他继续推行民主，而是他借民主搞台独。国民党人痛恨李登辉也不是他继续推行民主，而是借民主分裂国民党以达到把权力交给台独势力的目的)、选举时的暴力(两次发生枪击事件和议会大打出手)、陈水扁的腐败丑闻而无法被大陆民众所认可。 再看中国大陆。我们不得不感慨，这六十年中国虽然也很曲折,有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导致的三年灾害、文革、国家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事件、局部的群体性事件，但从整个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没有发生军事政变，更没有内战，也没有发生国家分裂和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可参照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尼)—-而且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还从英国收回香港，从葡萄牙收回澳门，更没有外敌入侵(中国都拒敌于国门之外，但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战争、中越战争，中国像当年的清政府不堪一击的话，外敌早就入侵了)。相反整体上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到今天已是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航空大国、核军事大国、体育大国。当6月24日至28日温总理访问欧洲的匈牙利、英国和德国之时，这些传统的欧洲列强无不把中国视为救星，以摆脱欧洲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法国《世界报》社论指出，中国资助美国是有目共睹的大事。而如今中国已经又变成建立在双边基础之上的欧洲银行家。温总理的表达则是：“在欧洲困难的时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匈牙利这个前苏东国家，中国提供了十亿欧元的专项贷款(没有像西方那样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时附加条件)，同时承诺购买其国债。在英国和德国则签订了巨额贸易订单(德国150亿，英国43亿美元)，以拉抬它们的经济增长。在当今世界有此能力的国家，全球也就唯我中华!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但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一这是正常和无法避免的，二是我们的代价还要远远小于它们。所以不管是谁要想以中国犯过的错误来否定中国这六十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都要被否定的话，全球的发展中国都更应该被否定。 其次，无论是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的惨痛经验)表明，民主转型的代价极其高昂和血腥。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则内战和分裂的危险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假设中国不能吸取自己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训和全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依然要走向民主的话，其结局只能是国家分裂(民主包含民族自决)、血腥内战(以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无论谁执政都不会和平的接受国家分裂)、军事政变，天下大乱。中国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也绝不会放过肢解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将可能像当年被肢解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成为一个区域小国。 许多自由派学者认为，中国民主了，就可以解决藏独、疆独、台独等问题。但客观事实却是：民主不能解决国家认同。一个只有二千多万人的台湾过去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主化之后，国家认同分裂。加拿大到现在也解决不了魁北克的独立问题，联邦政府一是强行取消它的公投权力，二是决定只有其它所有州都投票同意，它才可能独立。除了北美，欧洲还有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土耳其、法国。而这些民主国家除了用强力(或者武力)维持，别无良策。 或许有的自由派也承认民主的转型代价极高，也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在中国，但却又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别无选择。其实自由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革中“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后发展阶段”同出一辙。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根本就没有一个恒定的公式。古代文明，在全球各地都产生专制制度的时候(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印度河文明，中华文明)，希腊却例外的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民主制度。当欧洲走向长达一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文明却光辉灿烂，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欧洲这样的历史阶段(这时的欧洲大概也不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的终结)。美国独立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但美国却自创了共和总统制。西方崛起后，以它们的目光来解读这个世界，但却一致的认为中国是一切的例外(黑格尔、马克思、奥本海)。所以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存在也将只是阶段性的，而且其日益暴露的缺陷也使得“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张维为)。 所以，如果认为民主是唯一之路，中国前途无解，是恐怖的动乱、国家分裂和血腥的内战。这一点，在中国的左中右的学者中都有共识。康晓光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民主祸国殃民论”，今天王力雄则提出“民主血流成河论”。但如果跳出民主是唯一的选项，中国则光明无限，今天的辉煌就是明证。当然正如张维为先生所讲的：“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这涉及的不仅是对外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国人解释中国的一切。我看关键是要抓紧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需要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大胆进行指标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这就如同，当年的英国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宪法和拥有女王，几乎所有的人指责它不是民主国家。但英国的宪政学家建立起一套话语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们认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优缺点，只有英国巧妙的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英国，即有代表君主制的女王，也有代表贵族制的上下议院(上议院不经选举产生)，更有民主制度的百姓投票。其次，他们把英国政制分成两个部分： “尊严的部分” 和“效率的部分”。大致上说，该政制中君主和贵族院属于“尊严的部分”，平民院和内阁属于“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严之首，内阁首相是效率之首。“尊严的部分”是英国政制的外观，“效率的部分”是它的本质;前者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获得了权威和动力，而“效率的部分”是对这种权威的现代运用;前者是从悠久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它复杂而堂皇，古老而庄严;后者是具有现代性的，简单而有效。英国的宪政学家还特别指出，“尊严部分”是数个世纪政治文化积淀而成的，而不是通过立法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法律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政治心 理或政治情感层面的东西。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英国政制中“效率的部分”是可以仿效的，但作为政治心理层面的“尊严的部分”是难以仿效的。还非常值的一提的是，他们鲜明的指出英国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完全融合”，而不是三权分立!并称之为英国宪法的有效秘密。 张维为先生和英国的宪政学家们的观点说明了一个制度的合法性一方面来自于它的表现，另一方面来自主观的接受。这就如同虽然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独裁和专制，但中国百姓在主观上已经不接受一个皇帝式的专制，但可以接受一个政党面目出现的专制。这也同样说明了，希腊民主制结束之后，民主在西方长期被否定，被认为是最坏的制度。但到了现代，则又重新被接受。这和主观上的宣传密不可分。这也可以同样说明，中东君主制国家大都可以免受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因为百姓主观上认可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同样的，美国独立后可以实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特别是内战后，种族隔离照样盛行。因为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隔离不是歧视，是隔离下的平等。 中国不能、也不需要走向西方的民主，原因除了中国现有的模式相当成功、有效—-这一点和处于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美国、欧洲，以及处于革命动荡当中的中东世界的映照下，更为突出，以及民主转型的代价和风险极为高昂之外，还在于独特的中国文化本身。 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有二：首先它是一个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家庭的放大。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空间(不是强制取消，而是没有必要)。其次“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漱溟语)，以道德替代宗教。故陈独秀曾言：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 西方的公民社会，或者出现集团对个人的压制(如宗教)，或者出现个人的觉醒抗争，形成两个社会实体。相互的对抗、竞争、对立是常态(中古是农奴与地主的对立，现在则是资本家和劳工的对立)，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靠的是契约、权利分割(相维以利、相胁以势，遇事依法解决)。而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则消融了团体与个人两端。一切的核心是责任和义务(上是负责、下是服从)。官方的话语体系是爱民如子，父母官，民间的话语体系则是师父、徒子徒孙(西方只有师、徒二字)，乡邻之间也是伯叔兄弟相称谓(今天就是单位平级的同事之间也是如此)，一概家庭化之。也就是说中国从本质上讲不存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整个社会结构不是纵向的分层，而是横向的交织一起。在中国，谈到权利，往往待对方赋与，而谈到义务，则出于自身(如父母对孩子讲我应该抚养你大，应该给你教育。但如果此话由孩子口中讲出，则不会被接受)。通俗的讲，西方是相争，中国是相让。所以从本源上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它们对立性社会结构的反应罢了，怎么可能适合中国这种追求和谐、消除对立的国情呢?(所以公民社会是陷阱之论，从这个角度讲是有道理的)。 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化，产生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影响是：人情社会与缺乏公德。在一个家庭中，老幼长序，亲疏远近有别，相亲如骨肉，相需如手足，怎么可能任何事情都一视同仁，一个标准对待?(公事公办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在西方也是应然、必然。一个执法，一个徇情)。在一个被家庭伦理放大的社会中也是同样。由于社会的家庭化，每个人重的只是私德(父慈子孝、忠贞节烈)。显然在一个人情和私德至上的社会(不是法制社会)怎么可能套用西方脱离不开法制与公德的民主制度呢?哪么中国的伦理社会是否能够改变呢?这个问题就如同中医可否改变为西医?答案则是，如果以西医为标准改变中医，其结局只能是消灭中医。但中国的伦理社会谁能消灭的了呢?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而要想成功移植西方的民主，充分条件则是须移植西方的文化，单把这个制度移植过来是行不通的。但谁又能 所以中国的制度，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讲就是：“专制是权在一人，民主是权在人人，中国根本不讲权，所以通不是。凡讲权者皆以自我为中心，而伦理则看重对方也”。所以，中国的制度是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效，这和中医一脉相承。中国五千年可以同化各个外族，可以容纳不同宗教，其发展出来的实用理性，在经济高度成功的今天，怎么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人类制度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