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

北京——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僵化政策一直统治着西藏，近两年有约120名藏人通过自焚对这些政策表示抗议。而现在，是否正有一丝新鲜空气在吹进西藏？ 或许吧。（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当前正在西藏访问，这种罕见事件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住在纽约的作家和记者次仁南杰(Tsering Namgyal)本周早些时候在《亚洲前哨报》(Asia Sentinel)中发表了一些惊人的评论，认为上述那些政策可能会被放松（他引用了藏语网站Khabda.org的内容）。 “政策突然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变，中国政府官员告诉一些藏区僧人，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尊奉’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次仁南杰写道。  他还写道，这项政策被称作“试验”。一些僧人被告知他们现在可以不再批判达赖喇嘛，而过去一直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而且还可以不再称他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了，次仁南杰在提到6月14日于青海省的一所佛学院召开的会议所发布的声明时说。当时是在委任一名新任党委书记。次仁南杰说，与会者包括高层官员，其中一些是藏族人。 其目的何在？这是为了分离达赖喇嘛的宗教和政治角色。 “‘作为佛教徒，你从现在开始应该尊敬且追随14世达赖喇嘛，”次仁南杰援引的新政策文件说，“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你不能这么做。政教应该分离。” 现在，美国大使骆家辉也在西藏，他的访问从6月25日开始，将于明天结束。这次访问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批准。使馆发言人柯英豪(Nolan Barkhouse)说，这是骆家辉自2011年担任大使以来首次访问西藏，也是自2010年以来美国大使首次访问西藏。 骆家辉“在家人、几名使馆官员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官员的陪同下”访问了西藏自治区，柯英豪说。他说，“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加强对西藏自治区当地情况的了解，会见当地官员和居民。”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允许外国记者进入西藏，他们只能偶尔加入官方严密组织的记者团才能进入，而且连中国记者也要受到限制；有时候，外交官在进入西藏时会遇到问题，甚至连普通观光客也时不时地受到影响。骆家辉称：他“讨论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外交官，以及外国记者和外国游客开放西藏的重要性，”柯英豪说。“他还强调了保存藏区人民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藏区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 下周六，也就是7月6号，是达赖喇嘛的78岁生日。据说，北京的强硬派决策者数十年来一直认为，达赖喇嘛（这位藏人精神领袖自1959年3月起流亡异乡，这里说当时 存在他会遭到刺杀的恐惧 ）的最终死亡会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 外界一直在猜测，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否制定一个新政策。习近平的显要家庭与西藏有着不解之缘，其父在26年前曾与达赖喇嘛的哥哥会面。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成为国家主席前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被视作西藏问题的保守派。 本月早些时候，一名共产党体制内人员在接受香港新闻杂志《亚洲周刊》采访时谈到了西藏。中央党校研究员靳薇似乎呼吁制定更为灵活的政策。 一篇中文博客援引了靳薇在采访中的话说，作为西藏地区的掌权者， 共产党必须接受非物质价值观对藏人的重要意义 ，这个官方宣称相信无神论的政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经济发展会削弱西藏反对势力。 靳薇表示，“若能创新思维、破解僵局，不仅可促进社会稳定，避免形成难以愈合的民族创伤，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亦有正面影响。”她补充说，这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驻京记者。 翻译：陈柳、许欣

中國：利用“惠民”活動監控藏人 干部工作隊進駐鄉村收集政治情報、監查民間言論 2013年06月18日 人權觀察組織 http://www.hrw.org/zh-hans/news/2013/06/18-0 （紐約）－人權觀察今天說，中國政府借口改善農村生活水平，已派遣逾2萬名黨政干部進駐藏區鄉村，負責對人民進行侵入性的監控、普及政治再教育、並建立黨的安全單位。這些手段是對藏人的歧視，認為他們可能不忠誠於國家，並且限制了他們的宗教和言論自由。 超過5,000個黨政干部工作隊已在政府“強基惠民”活 動的名義下，進駐西藏鄉村。這項活動於2011年10月10日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布啟動，預計以三年完成，現已進入中期。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其目的是改善 西藏自治區農村的生活水平，為民眾帶來富裕。但人權觀察的研究發現，這些工作隊同時也按照宗教和政治觀點對藏人進行分類，並建立一套監視藏人言行的機構。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說，“很難看出數千場的政治教育活動、基於政黨立場的准治安勤務和政治觀點審查，對人民有何‘惠’可言。在一個人民早已受到嚴密監視的地區，這項針對鄉村的活動，加上在城鎮和寺院中推行的類似措施，實際上是要將藏族人民置於無法避免的國家監控之下。” 這項活動是西藏自治區自2011年開始推行創新社會管理的三大體制之一。自2012年起在西藏城鎮地區實施的網格化管理體制，是一種高度強化監控與監視功能的行政網絡。2011年11月在藏區寺院開展的“六個一”活動，則是一種新的情報蒐集系統。 這三種體制據官方表述都是為了加強“維護穩定”，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曾在2013年3月指出，這是西藏自治區“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惠民”活動的目標即是要做到“三個不出”（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也不出），也就是要防止一切示威或表達異議的舉動。 在藏族地區，尤其在2008年春天開始的騷亂風潮以后，中國政府將所有異議一概視為“受到西方敵對勢力和達賴分裂集團的煽動”。在2013年2月14日的一次重要政策講話中，中國主管少數民族和宗教事務的最高官員俞正聲揚言要“堅決粉碎”支持達賴喇嘛的各種勢力。因此，藏區自2008年以來，已有數以百計被懷疑支持達賴喇嘛的藏人遭到逮捕、判刑和各種懲戒。 “北京著魔於所謂的‘維穩’，導致這些迫害，”理查森說。“它在刻意壓制藏族公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並灌輸恐懼感。” 雖然干部工作隊的確改善了某些鄉村的公共設施，但“惠民”隻是這項活動五大任務的最后一條。工作隊收到的指示說，他們的優先任務首先是在藏區鄉村拓展基層黨組織的角色和規模，其次是通過“舉辦揭批達賴集團的活動”以“維護穩定”。這些措施，據報導也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某些藏區推行，已導致言論自由和宗教活動遭受限制。 舉例而言，根據人權觀察訪談一位村民得知，拉薩市達孜縣的一個駐村工作隊曾約談他們村子裡的所有居民，包括小孩子，將他們分為三類：希望發財致富而 支持現有體制的﹔偷偷崇拜並支持達賴喇嘛但不會公開抗議的﹔和“拒絕接受再教育，對祖國和黨沒有信仰的”。完成分類以后，屬於第三類的大約135人於 2013年3月被“帶到縣民活動中心，接受45天的再教育”，據這位受訪者說，同一期間還有來自那曲縣的大約500名村民也遭到拘留再教育。另一位受訪者 則說，墨竹工卡縣也有73名村民在同一時間被送去再教育。 昌都地區（西藏自治區的七個行政區之一）某個駐村工作隊的工作報告，足以証實上述受訪者所說的，工作隊負有摸清村民社會關系網絡的任務。該工作隊還接到要求，將村子裡的“重點人員”編造名冊，隨時“密切警戒他們的舉動”。“重點人員”通常是指被認為可能引發政治騷亂的人。 根據相關官方文件指出，這項活動的首要任務是在西藏自治區的鄉村地區增強和擴建共黨組織。每個干部工作隊必須通過在村中成立黨支部，鼓勵“致富能手”入黨和擔任村領導，使每個村子都變成反分裂的“戰斗堡壘”。 活動的第二大任務，據官方報告說，包含三部分：加強“維護社會穩定”﹔對達賴喇嘛的追隨者“深化斗爭”﹔“強化僧尼管理及再教育”。人權觀察所做的訪談顯示，為執行這些指令，干部工作隊比以前更加積極蒐集村民支持達賴喇嘛的情報，並且建立各種情蒐和監控機制，企圖消除對達賴喇嘛的支持。 2013年2月28日，西藏自治區維穩總指揮郝鵬要求武警部隊“切實做到沒有盲區、沒有縫隙、沒有空白點，不給敵對勢力任何可乘之機”，而且要“加大明察暗訪力度”。 這項活動的范圍、規模和成本都是前所未見的。已經有大約2萬1千名干部──據一份官方報告指出，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省級干部被派往鄉村比例最高的一次──以至少4人一組進駐到西藏自治區的全部5,451個村級單位，做為這項3年計劃的一部 分。活動每年耗費14.8億元（將近2.27億美元），佔自治區年度預算的25%，外加100億元（將近15億美元）用於鄉村基礎建設。 干部駐村工作隊還有責任要為村民“解決困難”，促進經濟發展，媒體報導描述這些工作隊幫助村民清理積雪、開鑿水源、造橋鋪路、引太陽能、開識字班、 添購娛樂或通訊設施、乃至其他形式的實質經濟支持。每個駐村工作隊每年可分配到至少十萬元（約合1.6萬美元）的經費，用於村中工作。 “如果政府和黨真心要改善藏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必須先解決持續性的人權侵犯，包括對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獲取信息的限制，”理查森說。“這才是更能有效‘強基’的途徑”。 “惠民活動”背景說明 駐村隊負責蒐集情報 根據官方媒體報導，駐村工作隊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在西藏自治區全境蒐集維穩信息，對鄉村家戶與個人進行登記建檔。為了解“每一個村的情況”，駐村隊奉命挨家挨戶走訪調研，登記村民的姓名、年齡、住址、家庭成員經濟收入及其他個人詳細信息。每名駐村工作隊員必須“重點聯系3-5戶群眾”。駐村隊蒐集信息的這些方法，涉及侵犯村民的隱私權利，帶有強迫性質。 通過對一些村民的訪談可知，駐村隊所蒐集的信息主要是村民的政治觀點和社會關系。昌都地區的一些村民被問到他們的社會網絡，另一區域的一位村民告訴人權觀察，她被問到是否有親戚朋友在西藏境外、她對達賴喇嘛的看法、她的親朋好友中有沒有任何人參與過2008年的抗議行動、以及她有沒有違反禁令收聽美國的藏語電台廣播。 達孜縣一位村民說，工作隊首先問村民對2008年的一次示威活動有何意見，然后查問家中每個成員的行蹤和政治記錄，然后又問他們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據這位村民表示，有些駐村干部會問所有10歲以上的孩子知不知道達賴喇嘛，然后“他們會繼續挖下去…追問他們是在哪裡聽說達賴喇嘛的、是誰告訴他們有關他的事情等等。”因此，這位村民說，“村裡的人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必須隨時隨地小心翼翼，大家互不信任。” 一位原駐村干部在2012年1月接受人權觀察訪談時，証實他所在的工作隊曾被要求逐一查問村民的個人信息。他說他當時必須詳細記錄所有曾參加“分裂”活動者的動態，而且每周都要將這些信息向上級匯報。官方報導明確提到，駐村工作隊還要負責對進出村中的僧人進行登記備案，分析他們的背景並監視其行動。 一位村民說，地方官員告訴她，如果她不接待四名駐村干部暫住她家，她“會有麻煩”。她說，村子裡的工作隊輪流到每一戶人家去暫住，每次住兩三個星期。她們全家“在干部暫住期間，不准把家裡任何一個房門上鎖”，干部還在每戶人家的裡裡外外拍照，搜查他們的房間，顯然是要看他們有沒有私藏政治性的文件或達賴喇嘛的相片。另一位受訪者告訴人權觀察，他認為駐村工作隊的監控方式是刻意讓村民“感到刺眼”，以便“提醒他們背后隨時有人在盯著。” 村級安全單位 官方媒體關於“惠民”活動的報導說明，駐村工作隊負責在村子裡建立新的安全系統和“維穩合力”，做到“人人是哨兵、村村是堡壘”。這是在形容新成立的由村民組成的治安系統，如聯防隊、護村隊等。這些組織的成員必須由黨員中挑選，並且要宣誓反對達賴喇嘛、愛黨愛國，由此可見，其進行監 控、搜索或拘押的標准不是違法與否，而是政治立場。況且，將駐村干部的職權擴大到維持治安，將大大提高其侵犯人民隱私、或因標准含糊籠統而剝奪村民自由的 風險。 舉例而言，在西藏自治區的阿裡（Ngari）地區，活動開始一年之內就組建了140支“維穩巡邏隊”，共執行9,720次巡邏巡查，“排查”外來人員4,640人次。同一期間，山南（Lhokha）地區組建了1,080支“護村隊”，那曲（Nagchu）地區則動員了3.68萬人加入各種村級巡守單位。 在昌都地區的八宿（Pakshoe）縣，建立了208支護村隊，由1,717名“年輕精干的黨員”及其他“愛黨、愛國、反對分裂”的人員組成。據媒體報導，這些“護村隊員”配備著公安作訓服、紅袖章、以及手電筒、鋼管、木棍、帽子等工具，平時要參加巡邏值班。 一些關於駐村工作的官方報導指出，各地工作隊要求家戶和社區領導簽訂名為《維穩責任書》的文件。該文件的第一條就提到要“反對分裂”和“維護團結”，第二條則要求簽名人“尊重黨的民族與宗教政策，自覺地避免傷害國家安全或破壞民族統一。” 政治教育 駐村隊也負責在村裡實施政治教育，鼓勵藏人“感恩黨、聽黨話、跟黨走”，“筑牢反分裂斗爭的群眾基礎”，並且“深入揭批達賴集團”。這些會議，尤其是在一旦缺席就可能遭到地方當局的迫害的情況下，侵犯了表達、言論、隱私和宗教自由等權利。 拉薩附近堆龍德慶（Toelungdechen）一個駐村工作隊在年終報告中說，在村中舉辦了六次“揭批達賴集團陰謀”活動，並進入寺院舉辦九次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這些活動主要在批判達賴喇嘛“政治上的反動性、宗教上的虛偽性、手法上的欺騙性”。山南地區在活動第一年舉辦了近4,000場批判達賴喇嘛的會議﹔昌都地區在同期間舉辦了7,017場。這些活動包含宣揚法制意識和共黨恩德的演講與展覽，據官方媒體說法，光在拉薩全市各村就有37萬人參加，包括27,000名“青少年及學生”。公開活動之外，干部還進行數萬次的“家訪談心”，借以“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 一位曾在以往類似活動中擔任工作的拉薩居民告訴人權觀察，官方媒體總是說村民自動自發參加這些政治教育集會，但實際上，任何一戶人家如果一個人都不出席，可能會碰到“嚴重問題”。一位前工作隊成員接受人權觀察訪談表示，在這些活動中分發給村民的讀物全是在說“黨的政策好”和“達賴集團壞”。 “活動通常進行很順利，”他說，但是當干部開始批評達賴喇嘛，“大部分村民會覺得難受，常常全場頓時安靜下來。他們甚至不願和我們〔台上干部〕四目相接，”而且村民對政治教育活動的反應都會被記錄下來，任何一個村民如果“沒有認真學習”，就要另外“補課”。那曲縣黨委2012年5月發出的一份關於鄉村思想教育的通知說，各個駐村隊裡面的“輔導員（befrienders）”必須“給那些沒有認真學習的村民特別額外上課…做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 干部在這項活動第一年度所做的工作，還包括組織活動促進愛國主義和對黨的忠誠。工作隊分送中國國旗、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裱框照片，以及標語橫幅等等，供每個家庭、學校、寺院和其他場所懸挂。在活動的前七個月，僅僅拉薩市就裝裱了9萬多幅毛澤東等領袖像，購買近7萬面國旗，統一發放到全市所有民家、辦公場所和學校、寺院。在“農奴解放日”等重要節日，會放映“教育影片”、組織照片展、舉辦黨員茶話會。干部還必須組織集體唱“紅歌”、播映愛國題材電影、以及在居民家中懸挂領導人畫像等活動。官方媒體的英文新聞報導說，群眾自動自發懸挂這些畫像，但一位村民告訴人權觀察，是干部要求她在家裡挂上毛像。 據報導，在西藏自治區之外的各個藏區，也有類似“惠民”的較小型活動。四川省藏區爐霍（Dranggo）縣2012年發生示威后不久，政府官員就到 各村落進行家訪。2012年3月，四川省阿壩（Ngawa）自治州派遣工作隊進駐51個被歸類為“矛盾最集中”的村落，每個工作隊由10名干部組成，負責 在村中實施政治教育。根據一則官方媒體報導，這51個工作隊“走訪群眾11.4萬人次…召開群眾大會862場”。 這個為期三年的活動，和另外兩項農牧區行政與安全措施的重大變革有關：干部常駐寺院政策，2011年末開始在藏區實施﹔以及首度在村級派駐全職政府官員，這是一項全國性的方案。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村官”已經進駐西藏自治區大約四分之一的村子。和西藏自治區在城鎮中建立的“網格”系統一 樣，村官系統也將使政府行政機關較過去更深入社會基層。雖然西藏自治區“惠民”活動預計隻進行三年，但有些當地人認為，其目的是做好准備，以便將來在每個 村子派駐村官和常設的政府機構。如同一位接受人權觀察訪談的村民注意到的，“工作隊在村裡成立辦公室以后，他們常說以后會永遠留在村子裡。” 更多人權觀察關於中國的報導，請瀏覽：http://www.hrw.org/zh-hans/asia/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