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

访谈嘉宾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原标题：杜绝“官谣”，需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曾一度称污蔑；夜店“欢迎”局长光临，官方称恶作剧；视频揭穿治超办用拳“文明执法”；公务员现不雅照，执法局否认是其工作人员……日前，新华社记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希望能引起一些不注重多听、多看、多调查，遇事善于说谎、急于否认的相关部门重视。 新华社认为，网络谣言泛滥被人人喊打，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刚露头的“官谣”。如何看待“官谣”现象，新京报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 “官谣”源于行政素养不足 由于“官谣”的发布者是以政府作为信源，从眼前来说是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从长远来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消耗。 新京报：“官谣”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喻国明：原因就是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在遇到危机时，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维护小团体或个人的私利，而采取说谎、瞒骗等方式来试图掩盖自身错误和问题。 作为公职人员，其社会属性和社会角色，都要求应该具备高于一般公民的道德水准。而政府部门作为社会公信力的主要载体，应当要成为社会的道德示范，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 然而，一些政府官员的这一意识很淡薄，在遇到问题和质疑时，首先选择的不是用诚恳的方式向公众澄清问题，而是采取欺骗和忽悠的办法，遇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急于否认的态度来试图掩盖真相。 应该说，“官谣”的形成，和部分政府官员行政素养较低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对自身公信力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新京报：从法律层面看，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喻国明：深入到法律层面上，不少政府官员和执法机关大多秉持的是人治思维体系下的思考方式。对于法律的作用主体，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政府部门同样应当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将法律视作约束公众的工具来行使。同样，并没有意识到，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其说谎、欺瞒等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新京报：目前有哪些法律制度可以进行制约？ 喻国明：对于国内的公务人员来说，如果有部门领导利用自己的公职权力来指使所在部门来为其错误背书、发布虚假信息的话，这是违反《公务员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应该受到问责。一个公务人员，一个公权力机关，如果造谣撒谎的话，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能撒谎，很有可能在其他有利于或者不利于他自己的事情上都会撒谎。 比如克林顿因为莱温斯基的事情遭到国会弹劾。当然其道德失范的确引起民众非议，但是国会能够弹劾他，并非因为他道德水平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作为政府公务人员、行政长官，他采用说谎、欺骗的方式来试图掩盖真相。 新京报：“官谣”有什么危害？ 喻国明：一般民众的撒谎、造谣，的确有不良的影响，但其能作用的范围有限，而且社会有更大的力量能去纠正这一谣言。在民间谣言中，“无影灯效应”会更为明显。 所谓“无影灯效应”，就是比如有个人在微博上发布了不实信息，但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当所有知情人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真相很容易就能够得到再现。因此，“民谣”的危害从时间上来说也要短得多。 “官谣”则不同。一个掌握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机构如果有意来撒谎或者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来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这种危害将远大于缺乏根据以讹传讹的“民谣”。由于“官谣”的发布者是以政府作为信源，从眼前来说是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从长远来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消耗。 “官谣”损伤社会公信力 本来“官谣”回应的就是公众对事实的质疑，而采取蛮横的欺骗、否认态度，不仅无法满足公众对于真相的渴求，反而会加深公众的疑虑和不信任。 新京报：“官谣”对于政府公信力有哪些影响？ 喻国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占据公共资源的一些机构，具有信息占有上的优越性以及排他性的权力，要是有意撒谎，或者希望通过撒谎来实现自己的一己私利的话，公众很难对其所说的话进行核实。因为对事实真相缺乏多种观察视角，公众除了听信官员的一面之词，很难有其他的求证办法。 在缺乏其他信源求证，官方发布消息又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对于公众来说事实真相就会更加扑朔迷离，本来“官谣”回应的就是公众对事实的质疑，而采取蛮横的欺骗、否认态度，不仅无法满足公众对于真相的渴求，反而会加深公众的疑虑和不信任；另一方面，发布“官谣”的官员，也就意味着他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和执政方式都背离了执政权力本身的运行方向。这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将是十分重大的，更伤害了政府自身的公信力。 新京报：保证信息真实，政府部门责任更大。 喻国明：一个社会需要有责任主体成为社会信赖的权威、社会公信力的中流砥柱，而这一角色原本应由几个主要责任主体来担当。比如知识群，应该成为社会信任的一大“抓手”，但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在逐渐被消解。另外就是公权力机构，应该是在危机时刻让公众最愿意托付信任的一个“抓手”。还比如法院系统，他应该承担社会行为道德底线的护栏，信任的维护者的角色，这些都是一个社会正常秩序的标志机构。 但是，当前社会的最大问题在于各方公信力的普遍缺失。一些政府部门在进行利害选择的时候，也常常倾向于发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掩盖不利于自己的信息。 新京报：当这些机构都出现问题的时候，社会公信力怎么办呢？ 喻国明：要恢复社会公信力，首先就应该从政府做起。政府部门要承担起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对自己有利不利都能正视事实、不撒谎、不造谣，这是现代政府的起码作为和底线要求。在一个社会中有道德感召力，拥有社会公信力，也是政府有效执政和有效带动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保障。 需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权力的运行应该公开透明，这样所谓的“官谣”也就没有了产生的土壤。只有让各方面的消息来源都能够没有阻碍地流通于意见市场，真相和真理自然都越辩越明。 新京报：谣言出现与政府信息披露不到位有关？ 喻国明：谣言成为我们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与政府信息仍然不够公开有关系，如果政务的各个方面都能公开透明，面对社会上的质疑声音政府部门能够自信坦然及时公开信息，那么谣言也就难以长时间内存在了。 试想如果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官方新闻发言人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否认态度，而以公开充足的理由证据来说服民众，相信在事实的理据面前，谣言也就无从藏身了。正是因为一些新闻发言人在回应质疑时模棱两可，才使得谣言有了滋生的空间。 “官谣”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一个道理。由于有关部门在发布消息时藏藏掖掖，不愿意把掌握的事实情况告诉大家，或者根本就并未去调查了解就急忙站出来否认，这样用谣言来辟谣的方式，怎么可能服众呢？ 新京报：如果说谣言难止是政府本身辟谣方式出了问题，那么“官谣”这种由政府本身发布的谣言，又该如何辟谣呢？ 喻国明：“官谣”这种由政府发布的误导性信息，实际上就是某些部门负责人有意误导公众。任何一级政府都是不应该有私利的。而如果某一个机构的领导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背书的话，他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违反公务员规范、甚至是违法的，应当受到行政上的处罚、法律的制裁。 俗话说，“正人先正己”，这句话是十分正确的。治理谣言首先应该反思，是不是由于自己的不作为或者错误作为导致谣言越禁越传？自己在发布公开信息时，是否的确披露了事情的真相？希望通过欺骗、说谎的方式来掩盖事实，用官方的话语来为个人私利做掩护，只会激起更多的舆论反弹，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谓“正人先正己”，就是作为道德示范、公信力载体的政府部门首先应该做到不发布虚假信息、不造谣不传谣，才能为社会为公众垂范。 在回应谣言时，应该选择坦诚公布信息而非遮遮掩掩的方式来进行危机处理，不是用“以谣止谣”的方式来回应公众的质疑。 新京报：怎样才能杜绝“官谣”？ 喻国明：需要进一步完善问责机制。首先，发布“官谣”的有关责任人应当受到与恶意散布民谣的老百姓一样的惩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在当今法治社会环境下。不能老百姓发布谣言就被拘留，而政府相关负责人发布不实信息就能够以职务行为作为法外豁免的理由。 同样，对于发布不实信息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如此。在刘铁男被实名举报一案中，刘铁男落马之后其新闻发言人被调离能源局。其他案件中最初发布“官谣”的新闻发言人究竟是否受到处罚，都没有了下文。 谣言止于公开。想要从根本上防止“官谣”的产生，需要更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也就是说，权力的运行应该公开透明，这样所谓的“官谣”也就没有了产生的土壤。只有让各方面的消息来源都能够没有阻碍地流通于意见市场，真相和真理自然都越辩越明。 本文来源《新京报》记者:陈白 —–白衬衫

9 月 1 日起中国正式实施手机预付电话卡实名制，以便全面掌握手机用户的确切身份，实行监控。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对“网络谣言”的打击频频升级，近日再有多人因言获罪。网民不服，也例数官方及官媒发布的更多不实信息，要求法办“官谣”。 9月1日， 中国工信部发布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手机预付电话卡用户也首次需要实名制。据悉，约有两亿八千万的用户将受到新举措影响。规定同 时首次加入相应罚则，若运营商未能每年进行自我检查，或不配合官方机构检查，将处一万至三万元罚款，因此被认为是“史上最严”。警方、国保人员透过翻阅登 记资料，能够更容易地监控使用手机上网的上访者等。 对于新举措，网民“祥子啦啦”表示：电话实名，网络实名，啥都实名，请问，官员财产何时公开？ 有分析认为，官方推出此举目的在于全面掌握手机用户的真实身份，以压缩普罗大众的言论空间并加强对异议人士的监控。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不断升级。北京《法制日报》周一的报道指，延安七八月间出现强降雨，网民朱宝发帖称这是因为当地挖出大蛇，把延安的风水破了。他其后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5天。上周三，河北清河县一名赵姓女子因在网上发帖称：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也被警方以造谣为由行政拘留5天。而广州网民因涉嫌诬蔑狼牙山五壮士欺压村民同样被处行政拘留。 对 于频频有网民因言获罪，不少人在网上感叹：初秋时分，噤若寒蝉。也有人认为，这是文字狱再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在新浪微博上说：诬蔑狼牙山五壮士是 造谣，历史教科书胡编乱写是不是造谣？秦火火抹黑戴旭、司马南、孔庆东等爱国军人学者是造谣，王小石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大量数据失实，抹 黑中国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是不是造谣？戴旭称H7N9禽流感是美国生物武器，是不是造谣？ 广州律师隋牧青周一向本台表示，从法律角度而言，网民发布的这些内容都不能算是造谣，且政府和警方也没有权力认定是否谣言并实施抓捕。 “只 有《刑法》和《治安处罚法》有两处提到过关于谣言的问题，一般就是指明显的社会危害和直接的故意。如果确实有谣言，有一些无中生有的捏造，那么要由受害人 而不是由官方来追究责任，政府和警方没有权力来追究，你先认定是谣言，这是以政府的标准为标准。官方这样的抓人，从政治上来讲，就是为了让公民闭嘴，不得 探寻真相；从法律上来讲，是完全违法的。” 隋牧青认为，官方如此大张旗鼓地打击谣言，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逆流，可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在于打击言论自由。 而在官方大肆抓捕“造谣者”的同时，民众也不断在网上揭发官方发布的不实信息，并要求法办“官谣”。 香港《东方日报》周一发表评论文章，指在一个官媒公然讲假话的国度，政府要求网络自媒体不造谣，正所谓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然十足可笑。再联系重庆官方去年初曾经虚构发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谎言，人们无法不相信，当局才是中国最大的造谣者。 《钱江晚报》上周五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称“官谣”屡见不鲜，已经远远超出了官员个人逃避问责的一般谎言，而是对事实真相的蓄意掩盖，对公权公信的恶意扭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官谣”的制造与发布者，像秦火火们的“民谣”一样，有人为之付出犯罪的成本。 广州市公安局周六也发微博称：子产不毁乡校。打击谣言必须依法，严防扩大化。该微博其后被网民疯转，但随即遭到删除。 此外，中纪委监督部网站周一正式开通，并在显眼的位置处设置了举报链接。对此，有民众认为这是反腐新举措，但也有人质疑，当局在接连以涉嫌造谣抓捕了刘虎、周禄宝、格祺伟等曾实名举报官员、揭发地方腐败情况的记者、和网民后，开设这样一个网站效果成疑。 浙江律师袁裕来周一向本台表示，不排除官方频繁开设此类举报网站是为了减少民众在微博等自媒体上的反对声音。 “实际上还是要你上面中央到地方要有切切实实的一些行动去做起来，。不应该为了消除自己的不适应或者担心，而采取非法手段去抓捕一些网上实名举报的人。这样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