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2012年04月17日 22:08:29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十）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越想谈论“公共的”，越是有一股力量将我拉回谈论“个人的”；我越是想要确立公共空间的起点，就越想要回到个人空间的起点；我越想努力想要去追寻公共理性与公共讨论，同时也变得特别需要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实际处境。   　　当我们论及亮起来的公共生活，同时需要个人生活的隐蔽性作为保证（（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9日《敞开与遮蔽》），还没有来得及谈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应该也是需要隐蔽的对象，那就是——个人良心。谈论这个对象时，需要小心翼翼，将光线调得暗一些。   　　人的良心与生俱来，就像康德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这也道出了那个深藏不露的位置。良心是从我们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经常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它很少下命令，不催促、不紧逼，只是运用一种商量的、讨论的口气，因而这个人可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不大不小的比例，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界限，是我们自身之为自身的尺度。它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然而却随时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莫说是一些重大决定，经常在一个眼神之间，一种语气之间，一个轻蔑鄙薄的言辞之间，我们就将自己的影子扭曲，从而将自己扭曲。   　　它是如此内在和独一无二，一个人坚持他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就等于陷入彻底孤独当中，陷入周围人的不理解、嘲笑、讽刺挖苦当中，乃至陷入与世隔绝。   　　然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们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感到脚下的地面很稳，走路很踏实。与自己一致而不是与自己相冲突，回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背叛自己，这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   　　良心是一个人最后一道防线。在某些艰难的时刻，对于某些绝望的人们来说，它是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最后一道栏杆，使得人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问题在于，它往往出现在某些令人难堪的时刻。在一帆风顺时，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不太需要良心的力量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甚至越是取消良心才能够获得世间光环；因而，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不顺心的时刻来到了。   　　莎士比亚那出血腥的篡权剧《查理三世》，以双手沾满鲜血而登上王位的查理王梦到了被他杀死的众幽灵，它们纷纷开口对他说话，这时候他心中那个不熟悉的、柔软的力量苏醒了：“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难道我会怕自己吗？”   　　事情的不公平还在于，越是有良心的人，越是受到良心的折磨。良心就是折磨人的那个东西，这更给它添加了私密的特点。在电影学院看过两遍的那部叫做《狙击手》的荷兰电影，其中关键的情节是，纳粹占领期间，有人将一具被杀死的投敌者尸体，拖到了无辜中学老师的家门口，导致这人家三人被杀，仅存小儿子一个。除掉投敌者的子弹是地下抵抗的游击队员射出的，然而是谁把尸体拖到别人家的门口？   　　许多年后得知，尸体原先倒下的那个人家，私藏着一家犹太人数口。如果不将那个倒霉的死人转移，那么则前功尽弃。这是一个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然而，这没有免除该人家多年的内疚，毕竟是他们间接帮助造成了邻居的家破人亡。影片中这家成员再度出现时，刻在脸上的树皮一样的皱纹不仅是岁月造成的，而是多年良心受折磨的结果。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在《十诫》的“第八诫”中，现为大学教授女主人公夫妻双双当年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当牧师的丈夫拒绝了为一个犹太小女孩受洗，让她失去了一个被收养得到保护的机会。他们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线人”，这会令抵抗组织受到威胁。许多年后小女孩长大与女教授重逢，后者并没有开脱自己良心上的压力。   　　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出良心除了内在性，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滞后性。它往往不在现场，在需要的时候并不出手相助，仿佛它真的从这个世界抽身离去。只是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情况下，事后的某些时刻甚至许多年之后，它才悄然现身，令当事人辗转反侧，表现为悔恨、忏悔这样一些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铁证，但他本人事后却陷入精神恍惚，为避免永远生活在虚空和黑暗中，自己前往向警方自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后的情况？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是欲望、野心、虚荣以及道德、责任感的混合体。他也不是一个人抽象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处于各种复杂的纠结也是复杂的责任感当中。对于私藏的那家犹太人是不是拥有责任？对于地下抵抗组织的责任是不是也很重要？当然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比如为了信仰，为了儿女或父母，为了朋友以及所爱的什么人。   　　有人会问，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文学和电影中发生的，难道良心是虚构的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样说吧，有谁会在现实中，指着人家胸前的那个位置，大声说，你有没有良心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了个别极端的情况。谁大声喊出，“xxx，你为什么不忏悔”？听上去他这个人就像上帝似的。在良心的天平上，人人平等。   　　某些在现实中很难开口的话，通过叙事作品反而能够说出来。这既是艺术家的仁慈，也是他们的严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磨练我们对于良心的敏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年的苏联或者东欧一些国家，最不安分的是那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对于自己的良心敏感，对于不说谎话的要求，比一般人要进一步。   　　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假如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空间来表达不同意见，一个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就变得重要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需要不停地与自己对话，与自己交流沟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对他人撒谎之前，首先要做到不对自己撒谎，先过自己这一关。先要面对自己，然后才是面对他人。   　　实际上，即使存在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在与他人对话时，总还是免不了同时在与自己说话，首先征得自己的同意。一个好的说话者同时是一个倾听者 ，除了倾听他人，倾听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自己的耳朵听不下去 ，为什么一定要将这句话送给别人呢？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里的发言，需要个人与其自己的对话作为保证。公共空间的大声发言，与自己内心里的小声讨论，是相伴相随的。与他人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好生活，是以能够独处、能够守住自己作为前提。   　　人不可能是先知，也不可能是道德先知。哈维尔说过“道德上的病人”（注意他说的不是“道德上的罪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被制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照法律的则按照法律，另外许多人则可以交还给他们自己，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让人们与自身对话和交谈，那是在悄然无语的情况下进行的，谁也无权大声责备别人的良心。   　　而一再对社会发出挑战和对他人发出挑衅的那些人，则另当别论。   　　  上一篇： 西绪福斯的儿女们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4月09日 23:41:01 　　迄今为止涉及的“讨论”，指的是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议论，不论大小，不论议题。所谓“公共空间”，是一个敞开的场所，人人都可以走得进去，人人可以看见他人，他人也可以看见自己。而且这种所见所闻，是与他人一道分享完成的。你能够见到的，我也能够见到，对你是熟悉的，对我也不陌生。这个公共空间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讨论的性质。   　　西方学者阿伦特称之为“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与他人一道见闻，这让人产生关于自身的存在感，即感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与他人共同在场，保证了人的现实性，也维护了这个人的常识感。相反，当一个人完全陷入私人世界，他说话没有人听，他的认知没有人响应，他就会越来越步入一种模棱两可的精神状态，此也是非，彼也是非，乃至失掉了起码的善恶是非的判断。“极权主义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   　　然而，有一种情况阿伦特没有遇到过——与远离公共生活相反，而是剥夺了这个人的个人生活，只允许人们处在无遮无拦的“强光”之下：不允许有个人财产和利益，不允许有个人私密空间及个人隐私，甚至不允许有个人情感和感受。那就是我们在“文革”中所经历的，连一个人头脑中临时冒出来的想法，都需要大声说出来，这叫做“狠斗私心杂念一闪念”。   　　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上学沿着小河走在田埂上。某天一位小伙伴突然指着路边经过的一座房屋说，“这个是新砌的”。她接着告诉我，那是几年前，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家中的大人晚上必须集中学习，结果家中突然起火，房屋被烧毁，困在室内的三个年幼孩子全部烧死。大的只有八九岁，小的才一两岁。   　　这是一种虚假的公共生活，虚假的公共空间。人们被强制性地放下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被迫放弃个人所关心的真正对象，不得不取消个人生活的目标和乐趣。个人的根基被铲除，个人在世界上的立足点被抹杀。这样的人互相走在一起，他们需要把自己做成“焕然一新”的“空心人”，做成光滑闪亮的空弹壳，一个没有知觉和痛感的蜡像。   　　不难想见，这样的人如果发言，离他们真实的想法将有多远。很可能，即使当他以为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时，也包含了相当的虚假性。在他身后存在着那样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他不能表示异议。如果他背过身去，仅仅是表示沉默，他便顿时失去任何保护。偌大一个世界，没有他的藏身之所。那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个人小天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才有了诗人北岛在那个年代写下的诗句：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雨夜》   　　在一切必须“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诗人感到需要重新调整光线。“夜晚”则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遮蔽，他宁愿把个人秘密藏在夜晚昏暗的光线之内。在他万般珍藏的个人秘密之中，才保证了这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提供了这个人存在的深度。这是一条返回的道路：将自己从虚假的公共性中赎回，返回自身、立足于自己和决意对自己负责。   　　通过回顾可以见出，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公共空间”，与人们曾经经历的“集体空间”是多么不同。由于存在着某种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视任何个人为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因此，这样强求一致的“集体空间”是表面化的，空洞的和单一的，它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而这个声音来自某个更高的地方，“集体空间”更像是一个回音壁。人们互相之间并没有实际对话，也只是互为回音而已。“公共空间”则完全不同。它充分肯定每个人自身的真实起点，尊重每个人本身的要求欲望。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立足点，那些杂音和噪音，正是构成了这个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公共空间”本身，是受到欢迎和得到肯定的。没有它们，不能称之为“公共”。   　　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边界，才能找到公共生活的边界。一个人需要熟悉自己，并通过精通自己，掌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比例尺寸，他才有可能记住自己手掌上的纹路，运用自己正好合适的嗓音来说话，不至于迷失在人群当中。一个人在料理自身事务所养成的练达和实事求是，会令他在公共发言中，显得有根基和有底气。   　　说到底，公共生活是为了个人生活而存在的，而非个人是为了公共生活而存在。人们创造出互动的公共空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中可能包括与他人一道的好生活，或其他一些超越个人的目标，但是归根结底，它仍然是这个人的理想，而不是脱离这个人的理想。任何事情或事业，需要这个人本身的意愿作为前提。   　　在我们自身背景前提之下，需要如此强调个人本身，反复确立个人的起点，才不至于将今天谈论的“公共空间”，归并到曾经的“集体空间”一类，并葬送于其中。实际上我们经常遇到诸如此类模模糊糊的看法，只要一提“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共利益”，人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从前的整齐划一，认为是回到了“文革”或者“极左”年代。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原来很多富有意义的命题，这些命题中所包含的富有意义的能量，因为过去某个时期不恰当地谈论而提前释放了。当人们需要某个维度时，却发现它们不能激活，再也不起作用。比如“公民团结”这个话题。这只能说明，我们周围一些人的知识视野以及感受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停留在某种伤痕记忆当中，不能从那种伤感中迈出脚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伤痕记忆”，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固化了那个颠倒乾坤的时期，将它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了这里谈论的“敞开”与“隐蔽”这两个概念，我们不妨说，所谓“亮起来的公共舞台”，需要个人生活的某种“隐蔽性”作为前提：只有存在一定程度的这种隐蔽，让个人的归个人，允许个人扎根于自身，从内部拥抱自身，将自己裹紧，才可能发展出恰当的公共空间。所谓光亮，是从隐蔽处升起之后才看到的，这就需要同时有所隐蔽及隐藏，而不能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余。   　　不只是历史的原因，也包括人性中天生具有的“逃避自由”及责任，确立个人这个起点，运用自身的理智来面对世界和自身，仍然是一项长远而漫长的任务。80岁的资中筠先生，通过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面向，始终不懈地呼吁独立的个人脱颖而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能够用双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以她丰富的经验阅历，这背后的沉痛沉重可想而知。   　　人们无法自持的一个表现形式是，无所顾忌地在任何场合大声谈论自己。现在的网络尤其微博，则提供了这种方便“平台”。有人喜欢将自己的一切所见所闻，事无巨细，全都公布出来，乃至引用他人在饭桌上私下里说的话，两个人之间在互相信任的情况下所谈论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申一句：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   　　物理学家海森堡的研究表明，因为不断地在实验中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会出现微妙的改变。“观察”的行为本身，参与改动了小小粒子运行的轨道。那么，在微博上不停地发布有关自身的各种信息，过度地迷恋、观察和描述自身，也许会改变自己生命的轨道，改动了自己生命的密码。你以为谈论的是自己，其实也许早已经是别人。   　　过于私人化的话题，具有一种任意性和独断性，仅仅适合单方面的发布，而他人无法置喙。这个人晚上见了什么人，吃了什么饭，然而那个人并不在现场，他听来有多大意思呢？还有纯属个人爱好类，比如他是爱吃茴香馅的饺子还是韭菜馅的饺子，这件事情除了对于爱自己的人来说，对他人没有什么意义。总不能将在世人面前说话，看成在情人怀里说话吧？谁能说他一张口吐出来的，都是金子？   　　原文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略有修改。   　　  上一篇： 钱永祥：今天我们道德进步了吗？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