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

                                  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张鸣 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抗战时期都到了昆明，房舍紧张，地皮难觅，干脆三校合一，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人称西南联大。今天去看联大的旧址，大抵是些废弃的庙宇和草房子，比今天任何一所最烂的学校都要差上一百倍。但是，这所大学却大大地有名，要论教学质量，今天还真没有哪所大学超过了它，从这所大学走出来的几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说，他们到了美国，就学业而言，没有什么课再值得上了。 但是，即使这样一所大学，也有政治课。民国的北洋时期，政府不管大学。理论上国立大学的经费是政府拨的，校长也该政府派，但大学里有教授委员会或者评议会，大事教授说了算，学生也有很大的权力。如果师生对政府派的校长不满意，基本上派了也白派，反正没法履任。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之前，接连被倒掉了四任校长。轮到梅贻琦，没人倒了，梅自我调侃说，那是因为没有人乐意倒霉。北洋政府当家人是军人，很粗疏，管不了就不管。但国民党当家之后，情况有点不一样了。国民党的老大蒋介石也是军人，但自我感觉，确是读书人。对于大学的放任自流，很是不满意。尤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里自由主义盛行，特别愤慨。老蒋骨子里，是个崇尚曾国藩的理学家，记日记都学曾正文公，没事就检讨自己，痛骂他人。所以，对自由主义痛心疾首，也不是没有道理。在他看来，青年学生中随随便便的自由主义，就是大学里的老师教出来的。为了矫正这一错误，他三令五申，要求教育部整饬大学。整饬的内容之一，就是设置政治课。 虽说 1928 年，理论上国民党已经一统天下，但实际上离真正的一统天下还差得远。连军事和行政上的统一，都没做到，文化教育，就更不好说了。但是抗战给了国民党一个机会，原来不听命的各路诸侯，为了民族大业，纷纷放弃半独立，上前线杀敌。那么后方的大学，政府以抗战为由强化思想控制，也不大好硬抗。西南联大这样三校联合组成的大学，有两所都是国立大学，需要政府拨款，清华原来有庚子赔款的美国退款撑着，抗战时期也暂付阙如，在人矮檐下，哪能一点不低头。于是，专管学生思想的训导处也设了，政治课也开了。 政治课的名称叫三民主义，原本叫党义课来的，抗战前就有，但各大学给它上了个乱七八糟，形同虚设。联大的原来三校，根本就没开。当初没开，现在必须得开。教育部规定，三民主义课得修一年，学分四个，不及格不能毕业。负责这门课的是有国民党籍的陈雪屏教授，他为了不让学生产生反感，把这课，变成了专家系列讲座，即便如此，也依旧没有人听。负责教授也只好睁眼闭眼，不再较真。到了需要结业之时，让学生交份读书报告，就算了账，所谓读书报告，就是从《三民主义》小册子里抄几句话。这门延续一年的课，是这样的扯淡，以至于很多联大校友，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根本忘记了还有过这么一回事。你看汪曾祺、何兆武等人的回忆，都没有提及他们还有政治课。 从 1942 年开始，应蒋介石的特别要求，各个大学又增开了一门伦理道德课，以期增益学生的道德水平。听话的冯友兰教授，亲自担任这门两学分的课，但即便如此，学生新鲜几次过后，依旧翘课如潮，不久，冯友兰教授发现，即使修养如他那样的好，作为新理学的大师，也没法面对空空的椅子再讲下去。于是，这门课也就无疾而终了。 除了政治课以外，当年的大学，还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仪式，叫做“总理纪念周”，每周搞一次，由领导带领，背诵总理遗嘱（孙中山遗嘱）。这样的纪念周，当年的党政机关都在搞，但渗透到大学，还是托了抗战的福。联大的学生，当然对这种政治仪式不可能感冒，没办法，联大的负责人就把仪式安排到中午 11 点半，这个时候，正好是学生午餐时间。于是，每逢过纪念周，就是训导长出来，站在操场上，自己背诵一通总理遗嘱，就算了事。纪念周，变成了训导长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样的糊弄，教育部当然不满意。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出马，到联大演讲，试图说服学生。校领导知道情况不妙，事先封闭校门，把学生圈起来听部长大人训话，没想到训到半截，学生们像约好了一样，拼命呼喊抗战口号，把个陈部长喊得七荤八素，脑袋大了几圈，实在讲不下去，只好识趣收兵。 国民党政府实在是无能，想要政治灌输，却连个形式都弄不明白。明知道联大的校方应付他们，却也不能撤了联大的校长，更不敢处置学生和教授。无怪后人讥之曰：独裁无胆，专制无能。信夫！                                       （此文参照了易杜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隐动力》之：封口费的故事   冯学荣         眼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历史，恐怕只是一部残缺的历史。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由于当事人、见证人心照不宣，随着那些人，带着那些秘密入土为安之后，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也就跟着深埋于地下、永远不为人所知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让知情人闭嘴。         可是，如何做到让知情人闭嘴呢？在历史上，叫人闭嘴，有三种办法： 1 、杀人灭口； 2 、政治压制； 3 、金钱收买。而第三种办法（金钱收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口费”。         在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件大事——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封口费”这玩意儿就曾经出场过。          1839 年夏，广东省新安县尖沙嘴（注：尖沙嘴在近代以前，并不属于香港，而属于广东省新安县），中国村民 林维喜，和酗酒的 英国 水手发生争斗，林维喜在斗殴中，被英国水手打死。         事发后不久，英国 驻华商务总监 义律 （Charles Elliot）立即赶到出事现场。当时，中英双方已经因为林则徐禁烟一事，闹得很紧张，义律为了不横生枝节，决定掩盖这起凶案。于是，义律派人给了死者林维喜家属一千五百块银元（折算为当今钱银，大约在三百万元人民币上下），换取被害人家属隐瞒林维喜的死因。         义律的封口费，果然发挥了作用。林家收到了大约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三百万元的这笔“封口费”之后，林维喜的儿子林伏超，给洋人写下了一份这样的字据：          “父 亲维 禧（ 通“ 喜 ” ），在于九 龙贸 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外 讨账 而回，由官涌 经过 ，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 毙 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林伏超，真是个逆子，他父亲林维喜被洋人打死了，他作为林维喜的儿子，不但不到官府报案捕凶，而且还收取洋人的钱财、违心给洋人“洗地”、使凶手得以逍遥法外、使父亲的枉死，不得昭雪。          依照中国的孝道，林伏超的做法，显然属于不孝。但是，林伏超之所以甘心罢休，并不是慑于英国人的炮舰，而是因为洋人所给的这笔一千五百块银元，大约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三百万元，洋人真他妈大方，他服了。          要是在平时，这事也就“私了”了。可是，这次的凶案不一般：这次的凶手，是英国人。          这起命案，很快就传到了林则徐的耳中，林则徐认为：依照林伏超所说，林维喜是被洋人碰撞了一下、摔倒在地面上，脑袋又撞到石头上，死了。哪有那么巧合的事？哪有那么容易摔死的人？           林则徐感到案件蹊跷，于是，他命新安县知县，前去查办。这件事，使林则徐和义律（各自代表大清国和大英帝国）的外交纠纷，迅速升级，林则徐进而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演变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义律在这个案件中，哪一步有所闪失呢？笔者认为：义律在给“封口费”的时候，忘记了给尖沙嘴的村民，人人都有一张大嘴巴，应该“见者有份”才对。可是，义律只封住了林伏超的嘴巴，可是他忘记了封住尖沙嘴全体村民的嘴巴。所以，总是有人说了出去，林维喜一案，终究还是传到了省城广州、并传到了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耳边。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笔“封口费”，就这样打了水漂。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报业蓬勃发展，到了中华民国初年，更是流行起了“言论自由”这个玩意儿。          民国初年的言论自由，可不能小瞧，赳赳武夫也要让它三分。          例如，张作霖是一介武夫出身，他一开始并没把社会舆论放在眼里，他说：“妈拉巴子！老子兵强将勇，怕它言论干什么？”          可是，后来张作霖发现：袁世凯称帝，败于言论；张勋复辟，败于言论 …… 张作霖 这才领悟到：社会舆论，其实很重要。         于是，张作霖开始出钱、收买中国大江南北的媒体人。这笔特殊预算，是一百万元（当时的货币），志在堵住全国媒体人的嘴巴。张作霖对媒体人的要求并不高，他并不要求媒体人对张作霖歌功颂德，他只要求媒体人不要批评张作霖、不要拿张作霖话题来煽动民怨。         有一个记者对张作霖说：“大帅既然有这么多钱，用来收买媒体人，还不如自个儿用这个钱办报、参与控制喉舌？”张作霖说：“自己办报太难。办不了。还是他妈直接花钱管用。”          这则资料， 来源 于 1922 年版的 《曹锟张作霖轶事》)           武夫所见略同。          笔者为本文，插了一幅图，这幅图，是蒋介石的身份证，蒋介石在这个身份证的“教育程度”一栏中，填写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其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然，有些“蒋粉”可能会说：“蒋公的身份证，是别人给他制作的，不可能是他自己做的。”但是，我看这身份证的笔迹，象是蒋介石的笔迹。而即便不是蒋的笔迹、即便填写“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字也不是蒋介石的意思，那么，他拿到自己的身份证，也应该及时告知有关部门，予以更正。一国之首，带头吹嘘子虚乌有的学历，这个榜样，是很不好的。         当然，“蒋粉”们可能又会说：“蒋公的身份证，是有专人保管的，蒋公不可能见过自己的身份证。”如果这样狡辩到底，那就悉随尊便了。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里面，也指证了同一件事：         北伐成功之后 ， 蒋介石派人给 “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 ” 总负责人刘宗纪 ， 送去了五 万 元 “封口费”， 意思 是要求默认蒋介石 是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的校友。 而事实上，蒋介石在青年时代所念的，是一所名叫 “东京振武学校”的中专玩意儿，它只相当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当然，“蒋粉”们也会说：李宗仁与蒋介石不睦，李宗仁的回忆录，是不可信的。           这些年，中国内地有不少的青年朋友，因为对内地的现状不满，转而同情、甚至崇拜蒋介石。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读书人可取的心态。要知道，当年苏俄这只“老母鸡”，在近代中国所下的两个蛋，基本上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其实， 蒋介石在他的一生当中，为了掩饰自己的历史、给人“封口费”的事情，远远不止一次。          例如，蒋介石在和陈洁如结婚 之前，为了打发小妾“ 姚冶诚”，蒋介石找张静江讨了 五千 块大洋 ， 给了姚冶诚，作为“封口费”，并让姚冶诚签署具结书 ， 从此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没过多少年，蒋介石又瞅上了宋美龄，决心甩掉陈洁如，这次为了封口，蒋介石不但给了陈洁如钱财，而且还使用巧妙手段、将陈洁如驱赶到了美国、“念书”去了。           这还不算，陈洁如在晚年的时候，定居香港，当时蒋介石败守在台湾。陈洁如声明要出版回忆录。蒋家如临 大敌 ，热锅上的蚂蚁 。蒋家花费重金 ，聘 请了香港大律师 ， 与陈洁如谈判 ，最后 以 二十五 万美元的价钱 ， “招安”了陈洁如 、换取陈洁如暂缓出版回忆录 。          蒋介石为何害怕陈洁如出版回忆录？因为“蒋——陈”这段情史，有损蒋介石的“伟大领袖”形象，尤其是蒋介石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这一段，一旦公诸于世，蒋公即名声扫地。          以上种种，详参《陈洁如回忆录》。           当然，用钱解决问题，总比用枪解决问题要好。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基本上也就不算是问题了。           早在 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法租界。有一次，蒋介石借了孙中山的小轿车外出。在上海市还龙路（原文如此，疑应为 环龙 路 ），蒋介石驾车撞伤了一个法国小男孩。蒋介石当时并没有顾及伤者、立即加油跑了。          很快，法国巡捕房依据车牌号码的登记注册资料，查到了车主孙中山。法国小男孩的家属宣称：要起诉孙中山。孙中山连忙派人对那家子人进行赔钱、给了“封口费”，私了结案。         不要以为这个故事，是笔者故意造谣诋毁，这个故事，出自于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 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 1 辑第 104 页，何世桢的回忆文章《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这个笔者何世桢是谁？何世桢是国民党人、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少壮派幕僚。         讲到武夫逸事，很难不讲冯玉祥。因为此人实在是逸事太多，基本上什么类型的逸事，似乎都有他的份。        有一次，冯玉祥私服出访民宅，他（匿名）问一户人家： “ 老乡！这城里的部队（指冯玉祥自己的部队），有没有拿你们老百姓的东西呀？ ” 当时，被问的 女户主不知道提问者是冯玉祥，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 有！他们拿了我的一只鸡！ ”          男户主连忙叫停那女户主： “ 别乱说！听说那老总叫什么冯玉祥的，常常私服寻访，你说人家拿了咱的鸡，传出去，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          冯玉祥听到这个，感到十分尴尬，他当场表露身份，并主动赔偿了鸡钱，算是给了“封口费”，以免这对夫妇再在乡间讲自己部队的坏话。         冯玉祥的这件逸事，可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 232 页。          其实，前文所谈的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这些都还是小事。真正将“封口费”使得出神入化的，恐怕要算戴笠。当年戴笠包养电影明星胡蝶，胡蝶当时已婚，戴笠是从胡蝶人家老公的嘴里夺肉，而且人家的丈夫还服服帖帖（当然是“口服”，心服不服，那就不知道了）         依据戴笠的心腹沈醉的回忆，当时 胡蝶 的丈夫 ， 名叫 “ 潘有声 ” 。 戴笠“搞”了人家的老婆之后， 还算会做人 ， 他主动给了潘 有 声 “ 战时货物运输专员 ” 的职位 ， 并纵容他走私。潘有 声得此“油水美差” ，发得不明不白。老婆陪人睡，其实也没亏。手中有票子，睁只眼闭只眼。人生，也就这么一回事。                    还有更鲜为人知的：近代中国某些留学生，吃过日本的软饭、拿过人家的“封口费”。当然，吃完嘴一抹，态度变不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923 年 3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份《对华（原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拟退还部分的“庚子赔款”，用作“日华（支）亲善”的事业。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讥笑日方： “ 这只是日本的对华殖民政策而已 ” 。 一片讥讽之声。            但是，当这个法案具体实施时，日本将中国支付的部分“庚子赔款”拿了出来、给中国的留日学生发放津贴补助。中国留日学生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妈有钱拿。”于是，留日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排队申请领钱，之前的“反日”声浪，顿时烟消云散。           日本为什么要给中国留日学生发钱呢？因为，当年的日本政府意识到：军事侵略，其实是殖民扩张的下策，要保住中国这块富饶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一代“亲日”的中国人、消弭“反日”的声音。换言之，给留日学生发的这笔钱，是希望他们拿钱之后，不再呐喊反日，实际上，这就是一笔“封口费”。           中国留日学生成功领到日本政府发放的补助金之后，日本政府要求领了钱的留学生写一份 “ 不敢忘记日本政府恩典，我将尽力于中日亲善事业 ” 的保证书。有的留学生反对，宁愿不要这个钱，也坚决不写这个保证书。但是，也有不少的留学生看在钱的份上，还是违心签字、领钱了。          这个资料的出处，是（日）阿部洋所著《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事业》。除了日方的史料之外，读者也可以参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福庆所写的论文《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政策的分析》，里面对于此事，也有相关的分析和记录。           当然，日本和中国积怨已深，不是一两个银元所能解决的。日本政府当年这笔自认为“亲善”的补助，和后来的 ODA 一样，恐怕都是白給了。                            冯学荣   2013 年 12 月 10 日 写于   香港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1904 年 1 月，日薄西山的清廷颁布了《公司律》，这部效法西方国家商法的法律从编纂到完成仅仅花了三个月时间。法律修订的主持者是早年曾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素晓西方法律门径的前驻美大使伍廷芳。不过，这部耗费了法律专家伍廷芳不少精力的商法还是制定得过于简单粗糙，伍廷芳力量毕竟有限，再大本事也很难凭一人之力短期内完成法律的编纂。他在回复朝廷的信件中坦言：“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尅期所能告成”，因此只能择其重要者先为选编。他很清楚朝廷的旨意其实是急于出台一部有助于发展民族商业的律令，故而回复朝廷说“赶速先拟商律之公司一门，并于卷首冠以商人通例。” 于是这并不完整的商律就这么匆匆忙获得朝廷的批准正式对外公布了。清政府一心想尽快推出商律、振兴商业，以便在商业战场之上大清国可以与西方国家掰一掰手腕，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庚子赔款的经济压力，属于被迫无奈之举。上一年度的进出口统计数据被户部上报到中央时，情况显然不乐观。据《清通鉴》记载，清国向西方各国出口的货值虽然达到了两亿一千多两白银，但进口货值却高达三亿两千多两，相抵之后还亏了一亿一千多两白银。这连年的贸易逆差加上庚子的巨额按揭赔款实在让政府有些吃不消。   在清政府把发展商业作为兴国策略的背景下，改革者的决心这一次好像比以往都下得更大也更坚决。在 1903 年 4 月在宣布商部成立时，上谕宣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看来，这改革的决心是下得非常坚定。清政府数年内颁布了诸多关于商业和经济的法律法规，例如《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大清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等，几乎涵盖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   单从法律制定的速度来看，清廷进行商业改革的雄心无需多言，但这个国家层面的“宏伟蓝图”并没有获得商业阶层乃至底层市民发自内心的支持。这是因为在制定商业法律的程序上，政府依然没有改变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从各项法律的制定到颁布执行，完全出自朝廷的闭门造车，工商业阶层丝毫没有机会涉足到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制定过程中。以此法服众，可能吗？上海商务总会对于朝廷颁布的这一系列法律，评价并不高：“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商人协议，致多拂逆商情之处，是非徒不足以资保护，而且转多窒碍。”   商业阶层在清末社会算是较为开化的阶层，对于西方事物自然也接受较快。政府在制定法律中的独断专行，不仅罔顾商人们的政治权利，在实际层面也无法真正为商业提供保护与促进。清政府决定大力发展商业的时期，商人的不满却是不减反增。在他们眼里，那些从不需经商的达官贵人制定出来的商律，除了照搬西方和日本法律，可以说毫无半点因地制宜的精神，也不尊重商业习惯，因此只算得上是“徒有规则，不能实施”。   清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了商业阶层的一肚子不满，于是在 1906 年，政府给了之前屡屡失望商人们一个机会，以一贯的高姿态向臣民们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工商界人士和总商会发动起了一场修改经济法规的活动，煞有其事地致函全国各商会代表来沪开会“共商办法”。之前对于朝廷制定的商法怨声不断的商人们终于有机会参与立法。他们期盼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设计出公平而行之有效的商律。好多商界人士都以为：朝廷这次终于来真的了。   这股商民阶层参与国家立法的风潮，可以被归因为清末最后几年流行的“立宪思想”的一个缩影。在是否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改革的问题上，大清国多年来一直是反反复复，半推半就。但自庚子事变后的“新政”推行以来，在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内部，“立宪”的呼声似乎从过去的有害言论突然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1905 年，袁世凯联合张之洞等大臣，上奏请求变法，慈禧太后表面上也答应了立宪的要求。随后，朝廷煞有介事地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各国“宪政”，硕果斐然。就这样，清国上自权贵大臣，下至学校士子，几乎无不言立宪，“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当时时髦的口号是：“二十世纪之时代，不立宪诚无以为国，不自由诚无以为民”。“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立宪的声浪响遍全国，“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立宪”二字，竟成当时的流行风潮。   然而，这股“立宪”之风究竟称得上是一股顺应世界潮流的“民主”之风吗？非也。清政府在当时的实际策略乃是“一曰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即是在加强镇压的同时，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一种维稳策略。胡萝卜加大棒，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稳固清朝统治。昔日的洋务、新政如此，今天的预备立宪也是如此。   在这“立宪”前边加上“预备”二字，大有学问。朝廷先答应“立宪”，以稳定民心，至于这“宪”到底什么时候立，由谁来立，也都是朝廷一句话的事儿。 1905 年 9 月，准备出国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人由北京正阳门乘火车起行时，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载泽与绍英被炸伤。隆隆的爆炸声惊醒了自我感觉良好的权要们，他们越发感到竖起“立宪”这面大旗的必要与紧迫。   清末的立宪之风，本质上乃是政府在底层反抗压力倒逼之下的“维稳”之风。这股风潮和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商业兴国的“新政”一样，都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风潮的表面看上去似乎都很热闹，甚至透露着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这繁荣的图画细微之处却经不起细瞧。这些年搞的所谓“改革”，政府一次又一次给了老百姓希望和期待，但又让这份期待屡屡落空。当革命者制造的爆炸和暗杀逼迫着这个政权终于宣布彻底的“立宪改革”时，对前途沮丧的商人、不再抱希望的改革者、愤怒的革命党人似乎已经不再有耐心倾听满清的皇族们宣布他们的改革方略了。   美国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者任达（ Douglas Reynolds ）在评述晚清帝国这幅惨淡的夕照图时说道：“颠覆中国 2100 年的君主制度及其理论基础的真正的现代革命，不是 1911 年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的活动为中心的政治革命，而是晚清政府 1901 至 1910 年的新政为中心的思想革命和制度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的英雄并不是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那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而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试图推翻的满清政府、保守的满汉官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士绅。”这个观察非常贴切，清国的统治者希望通过改革来振作衰落的国运，但那种不得要领或者弄虚作假的改革却又不断制造出新的麻烦，培养出了街头愤怒的革命者。   急转直下的局势倒逼着一点点艰难挪动改革步伐的朝廷，但一切都已经太迟，清帝国的改革者们即将在“改革”与“革命”这条跑道的终点线前输给群众积怨多年的不满和愤怒。就差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这末代的封建王朝便将轰然一声，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