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 五常按：本文是《反托拉斯的谬误》第三、四节。 ） 最近读刚出版的《乔布斯传》中可能是最精彩的把乔布斯与盖茨相提并论的那一章，我想到美国反托拉斯的一个问题。盖茨的微软拥有独步天下的某些软件，乔布斯的苹果电脑需要用，前者的重要性威胁着后者的前途。两位大师是朋友，也敌对。多番谈判的结果，苹果终于获得使用微软某些重要软件的权利。 我是软件及数码科技的门外汉，读不懂他们争吵的细节，但有点奇怪反托拉斯这一词没有提及。原则上，拒绝（ foreclose ）销售给竞争者是违反反托拉斯法例的。问题是，只要价够高没有谁会拒绝销售，而一个拒绝销售的人可以凭价不够高为借口。何谓「合理」价格只有天晓得吧。 一九七六年，我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美国电讯（ AT and T ）与加州标准石油（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前者的总部在纽约，离我居住的西雅图很远，我只做了几个月。后者的总部在旧金山，我时疏时密地做了六年，到我回港任职才终止。都是有名的大案，前者牵涉到拒绝，后者牵涉到串谋，刚好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以趣味排列，串谋高于拒绝也。 美国电讯的拒绝原因 美国电讯是一家很成功的企业，非常庞大，赚很多钱，科技了得，管理一流。无数市民当时持有美国电讯的股票，这企业的巨利是与股民分享的。当时有一句笑话，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美国电讯，法庭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没有该企业股票的陪审员。 司法部起诉，要把美国电讯瓦解，「拒绝」是主要原因。这企业拒绝销售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任何外人，更遑论竞争者。他们的电话是租赁给用户的。整份租用合约长达五百页，存放在各市的总部，没有顾客会读。我认为只租而不卖给用户是合理的。有两点。其一美国电讯不想用户把电话拆开作什么研究；其二是当时长途电话收费高，他们不让懂科技的把电话拆开，做些手脚，扰乱他们收费的方程式。 但美国电讯当时不卖电话给不用他们的线路的其他人比较难以辩护。不像早期万国商业机器（ IBM ）的巨型电脑，只租不卖，因为有科技秘密要维护，只租可以禁止外人把电脑拆开。我当年的意识，是美国电讯不卖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不用他们线路的外人，是因为他们占有了市场的大部分，其他线路有其他电话，余下来的市场很小，他们不做这小生意。 该反托拉斯案的主要麻烦，是美国电讯拒绝其他竞争者接入他们的线路。这里牵涉到我在第三章第五节谈到的地役权（ easement ）的问题，但美国电讯的立场是他们有权不协助竞争者。根据他们的典故，半导体（ semi-conductor ）是由他们的研发部门（ Bell Lab ）发明的。今天回顾这发明的价值不止连城，但政府当时不容许他们进军电脑行业。凭半导体进军电脑无疑是绝对优势，但政府要他们放弃，换来是电讯的专利权。以为自己有这持久专利，所以在行为上拒绝协助竞争者。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讯科技突飞猛进，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美国电讯，否认答应过这专利的授予！美国电讯深入搜查自己的文件档案，找不到有足够的专利证据，是以为难。美国电讯终于跟司法部和解，以瓦解机构（ divestiture ）换取进军电脑行业，后来产出的个人电脑斗不过苹果及无数的其他竞争者。 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一个无情的故事。美国电讯曾经伟大，对人类的贡献要叫我们站起来。但科技是年轻人的玩意，科技不同经营的手法有别，老一辈的应对不易，何况有政府的误导。不久前听到美国制造摄影器材的柯达（ Kodak ）面临破产。柯达也曾经伟大，但看来要被数码科技淘汰了。不知万国商业机器的命运会如何？ 串谋是真的吗？ 转谈串谋（ conspiracy 或 collusion ），通常是指串谋订价，但有多种变化。变化多是因外人不知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只凭自己的观察而妄作判断。经济学说的完善竞争有价格一致的效果，但价格一致可以被判为串谋的效应。另一方面，串谋既然是反托拉斯的大罪，美国的大机构出现过如下的例子。某职员跟另一家机构的职员是朋友，在来往的书信上一厢情愿地说希望大家能联手做一些事，其实没有做，但这些信件可以被用作串谋的罪证。也有一些不满意上头对待的职员，或面临解雇，可能刻意地在公司的档案内留下一些彷佛是跟其他公司串谋的文件，嫁祸上头。 其实在商业行为中，任何人要跟任何其他人串谋，明知是罪，可以容易地避免留下足以为罪的证据。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几家石油公司被控串谋压低购入价，辩方律师在法庭上有如下的精彩陈辞：「法官大人呀，我们订价是在会议洽商，灯火通明，有详尽记录，怎可以说是串谋呢？你听过串谋是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吗？」 我要在这里特别地介绍另一件反托拉斯大案，也是关于石油的。要特别介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此案趣味性高，其二是此案的串谋重点或证据是一种称为「斩三刀」的合约，而我刚好是这合约的主要调查研究者。说来也巧，「斩三刀」是我年轻时在香港熟知的一种价值最高的海鱼。作为石油反托拉斯官司的重点合约称 three-cut ，直译过来是斩三刀。 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阐释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起诉七家石油公司，说他们串谋压低重石油（ heavy crude oil ）的购买价格。这些石油公司在政府拥有的油田开采，也在私人拥有的油田开采，以他们标价的一个百分率乘以产油量交给油田的主人。控方没有说加州的石油标价一律偏低，而是重石油之价偏低，而加州是多产重油的。 控方的主要证据有两部分。其一是加州的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太高，与世界各地的倾斜度分离过甚。石油是以轻、重标价的，轻的价值较高，重的较低，因为汽车用的汽油是石油中较轻的那部分。石油在油田开采，不同深度的油井的重度不同——深的较轻。重度是以 API Gravity 量度，十度与水的重量相同。沙地阿拉伯产出的是轻石油，重度为 API 三十四。加州产出的有轻有重，不少是十六度，算是很重的。在加州，同一及邻近油田有一个石油标价表（称 posted prices ，因为石油产出初期是以支柱示价，每桶四十二加仑算，因为当时以马车运载，五十加仑的油桶，没有盖，路不平，油会溅出，只能容纳大约四十二加仑）。 标价表以石油的轻、重算价，每桶算，也以油重的每度算。我参与研究的官司案发时，加州石油一般是每度相差六至七美仙，即是每高一度（轻一度）价高六至七美仙。当时美国中、南部的石油标价一般是每度仅两仙，斜度远为平坦。 回应政府起诉以石油的标价表斜度高为压低重石油之采购价的证据，一些石油公司以加州的重油比率远比美国其他地区为高作辩。我不那样看，认为斜度不同是因为加州与其他地区的标价方法不同：加州以每个地区的油田算价，油井深浅之价列在同一标价表上，而其他地区则分地层标价。我从一家机构找到美国不同地区的数以千计的石油重量数据，以经济理论及回归统计分析，老师阿尔钦见而喜之，说没有见过那么巧妙的经济实证研究。但标价表的斜度不是石油公司串谋的证据。 换油的原因 串谋的证据是第二部分，主要是石油公司之间的交换石油合约，其中前文提到的斩三刀合约是重心祸首。换油的行为全世界都有，但以斩三刀合约从事则是加州独有的！世间独有是大麻烦：为什么他人不这样做？不是你们刻意串谋是什么？斩三刀合约是完全不用石油市价的！ 为什么石油公司之间要换油呢？他们竞投石油的开采及以标价表的一个百分率购买的权利，在哪里投得就在哪里开采。石油在地下其储存成本是零，但一旦开采出来，在地上的储存成本甚高，以少存在地上为正着，所以石油在地下抽出，不停地操作重要，如果久不久要停产，次数多了地下压力的减弱会导致油量流失。最上算的法门，是石油出土后不停地以油管输到炼油厂，输到汽油出售站，再输到汽车的油箱去。这个石油出土后最好不停地流动的要求难度高，一家公司之内牵涉到多个部门处理，部门之间的职员互不相识，对彼此做什么的细节毫不知情。是这样的一个庞大而又复杂无比的工业，我到现场考查几天后，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串谋行动不可思议。 换油的原因，是甲公司在某油田开发得石油，但没有输油管送到自己的炼油厂去。乙公司刚好有输油管在该油田，可以方便地炼甲公司的油，然后在其他油田把石油归还给甲公司。这个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而换油的原因，看似道理明确，但要证实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换油一般不是甲给乙、乙给甲那么简单，而是多家石油公司把石油转来转去：甲给乙，乙给丙，丙给丁，往往转了好几重甲才能收回自己应得的油量。最终是否每家公司都节省了石油的运输费用因而有个大问号。为此我在油田搜集了几箱石油的流动票据（称 run tickets ）。这些票据是每次地下出油输到哪里及油量多少，都在油井的出口处打出一张票据说明。石油公司出钱给我聘请助手，花了几个星期作拼图游戏，一路跟踪，最后是明确地证实运输费用是节省了。 斩三刀的解释 石油公司之间为了节省运费而换油，有时用标价表算价格的差距，但在加州主要是用斩三刀合约，尤其是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换油交易。把石油的小量样本加热到华氏四百度是第一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汽车用油。从四百到六百五十度是第二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柴油。从六百五十到一千度是第三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洋船用油。轻油是第一刀的分量比较多，而重油当然是第三刀的分量比较多了。以斩三刀量度比以 gravity （重量）量度精确，虽然量度费用比较高（ gravity 的量度费用近于零）。我给你一万桶油，其中斩三刀的油量每刀为几，你要把这三刀的比率及油量归还给我。不需要在短期内结算，你欠我哪一刀的油量，我欠你哪一刀的油量，可能互相拖欠一段长时期，但因为换油的公司串连起来有好几家，怎样结算总有足够的不同重量的石油足以解拆互相所欠。但这样的做法细小的石油公司是没有足够的石油变化量来参与斩三刀的换油交易的。从反托拉斯的角度看，小公司不能参与斩三刀大公司当然是罪加一等了。 我对采用斩三刀换油合约的解释，是参与的公司完全不需要议价。中东石油之价有变，加州的石油标价表会跟着变，但后者的变动可不是自动或实时的。考虑总要一点时间，但石油的流动却不能停顿，以斩三刀的合约处理是石油继续流动的保障，何串谋之有哉？ 上述的斩三刀成为典故，是源于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以加州标准石油为首的七间石油公司。我作加州标准的顾问是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回港任教职为止。这顾问工作是调查研究石油标价表的订价与换油合约的安排，要什么数据加州标准皆全力协助，没有半点隐瞒，加上有助手费用的资助，我写下了两份厚厚的研究报告，一些石油行内的朋友称之为《圣经》，可惜是卖断了，作者没有发表权利。然而，今天回顾，那几年的调查研究牵涉到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业，获得的数据不仅详尽而且可靠，使我对市场与合约结构的认识更上一层楼，让我后来在经济学走进了自己独有的天地。作为学者那算是奇遇了。 回港后我听到该官司的后果，是加州标准先胜一仗，其后对方上诉反胜，再其后的大概是，七家石油公司有六家妥协和解，即是要赔钱。最后一家是埃克森（ Exxon ）石油，不妥协，打到底，到一九九二年四月，经过七十五天的审讯，六十多个证人，三千多份文件，陪审团研讨了八天，终于判埃克森胜。 第四节：结语 有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美国某反托拉斯案，辩方律师向法官要求休假，因为他的太太要生孩子。若干年后，同一律师向同一法官要求再休假，因为律师的儿子生了孩子，有亲友庆祝之盛。法官批准，但说道：「我希望你的孙儿生孩子时，这案件已经完结了。」 反托拉斯案件以持久斗法知名，官司只打几年算是罕有，打数十年不奇怪。费用奇高：我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件大案，辩方准备以十亿美元对抗。那是四十年前的十亿美元。我也知道有些反托拉斯官司，辩方希望打到美国政府更换党派而有转机。 法例模糊不清，加上牵涉到的银码庞大，应该是官司打得时间长、费用高的根源。有谁得益呢？律师与作为顾问的经济学者有明显的收入增加，政治人物或可增加一点政治本钱。但永远是以维护消费者挂帅的反托拉斯，消费者怎样了？我深知的加州标准大案，消费者获得的是负值：加州的石油产品没有因为这官司而减过一分钱，但官司的费用早晚要间接地由消费者支付。美国电讯的反托拉斯官司对消费者又怎样了？长途电话费用跟着的急速下降，有人认为是美国电讯瓦解的贡献。然而，刚好在那时，手提电话开始盛行，跟着数码科技当道，举世的讯息传播费用插水式下跌。美国电讯有没有瓦解也会这样跌，但我不能排除该瓦解促使电话费用跌得早一点。问题仍在：为什么司法部当年不容许美国电讯进军电脑行业呢？ （第五章《反托拉斯的谬误》完）

（ 五常按：本文是《反托拉斯的谬误》的第二节。 ） 经济学研究要找有趣而又有启发性的现象入手。新奇的现象开头是一个谜，要拆解，即是说要解释。这也是说要找寻可以验证的假说了。跟着我们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广到很多其他不同的现象去。不要管要解释的现象牵涉到的经济价值是多少。市值微不足道的现象可能推出精彩的假说，成功地一般化可以协助解释价值连城的现象。是的，街头巷尾的琐碎现象，解释了可能推广到经济大局的一些重要事项，但那琐碎的现象要有一点新奇的趣味。是否有趣是品味的判断。智商高下可以不论，但品味凡俗的人不宜学经济。 趣味的排列 转到反托拉斯要反的行为或现象，市场价值最高的莫如收购或合并，机构变得庞大，反托拉斯说要瓦解（ divestiture ）。我认为合并现象的趣味尘下，解释不难，但解释了不怎么样，所以这里不谈。 价格分歧的趣味性是高的，经济学者注意这现象起自反托拉斯之前，我会在第六章分析。反托拉斯带来的最有趣的现象是捆绑销售与算是类同的全线逼销，但不普及。因为过瘾精彩，我会在第七章以一整章处理。我认为经济科学欠反托拉斯一个情，因为这法律的档案提出了经济学者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 余下来要讨论的是以本伤人、拒绝与串谋这三项，趣味性中等，但不藉反托拉斯讨论没有其他适当的地方。 财雄势大的故事 「以本伤人」是我从英语 predatory price cutting （掠夺性减价）翻过来的中国成语代词，顾词知义，是说一家机构可以凭割价而把竞争者逐出市场。但减价是竞争的一种行为，历来被认为对社会有利。反托拉斯认为不利的是一个垄断者可以利用割价来杀退竞争者，维护垄断，霸占市场。这种对社会不利的行为是指价格被减至在生产成本之下，以本伤人是也。经济学传统说完善竞争的均衡点是市价等于平均成本，没有盈利，掠夺性减价是指价减到在平均成本之下。另一方面，一个垄断者往往有垄断租值，经济学传统认为这租值的存在含意着边际收入高于边际成本，对社会不利，引进竞争使价格下降可取。反托拉斯不能接受的掠夺性减价，应该是指垄断者把价减到在平均成本之下。 掠夺性减价是一个普通人容易相信的故事：我是个垄断者，拥有的垄断权所获甚丰。你要参进同一市场跟我过不去吗？我会把价减到你血本无归，败走麦城，从而维护我的垄断丰利。又或者你已经进入了同一市场，竞争逼我减价，我财雄势大，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幅割价，逼你破产收场，从而独享一个垄断者的利润。 是可信的故事吧，但经济学应该怎样分析呢？前文提到，一九一○年美国的标准石油被反托拉斯起诉掠夺性减价，以本伤人，结果该庞大的托拉斯（信托组织）一九一一年被瓦解。我的一位好友 John McGee 五十多年前深查此案，得到的结论是标准石油没有掠夺性减价，指出如果标准把竞争者收购，其成本会比减价对自己的损害为低。 从上头成本的租值看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我持另一个看法。我认为问题要从我在《收入与成本》中提到的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这分别看。不管灰色地带而简化，上头成本是入局时的投资，入局之后覆水难收，但因为其他竞争者要参进也有入局成本，我的入局投资会因为有市场的保护而成为租值，可能比入局时的投资较高或较低。把生意出售我可以获取这租值的折现，因为有这个选择，这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另一方面，直接成本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可以转作其他用途，所以是另谋高就的代价。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有外人参进竞争，我的上头成本的租值会下降，要减价阻吓外人参进，我要从租值那部分减。我是因为没有打算另谋高就才这样做。另一方面，如果我要以减价的方法来把一个存在的竞争者逐出市场，我会考虑我的租值比竞争者的为高才出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胜出的机会。如果我的租值比竞争者的为低，首先割进不产出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的是我。这样，以减价作持久战，不管多富有，只要竞争者还有租值，早晚要先败下阵来的是我。 简化了看，租值是产品市价高于直接平均成本的那部分。竞争减价，谁的租值低谁先出局。要以本伤人的掠夺性减价是指割进自己的直接成本。上头成本的租值是入了局之后由市场的竞争决定，竞争者要参进的考虑，是存在的生产者的租值是否够高，或自己的入局成本是否够低，有点油水。如果我先存在，你可能见到我的租值高于你的入局成本而尝试，或见到我的租值低于你的入局成本而却步。如果你和我一起存在，我可能见到你的租值比我的为低而考虑减价把你逐出市场，希望增加自己的租值。我这样看你，他人也这样看我。这是那所谓完善竞争的一个含意：边际产出者的租值为零是均衡点。原则上，考虑入局但还未入局的可以看为边际竞争者，入局需要付出的投资还是直接成本，不是租值。因此，参进了的竞争者可能每个或多或少有点租值。换言之，经济学说的边际公司（ marginal firm ）可以在边际之内或边际之外，分析的选择要看是什么问题，而处理是否到家有大人与小孩之别。 上述的竞争行为不是反托拉斯要反的。割价割进自己的直接成本，把你逐出市场后希望你永不回头，然后加价提升自己的租值才是。说过了，直接成本不生产不需要支付，是另谋高就的代价，浪费了可惜。 黎智英的经典示范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割价割到低于直接成本的行为，算是掠夺性减价，但是否为了要淘汰对手还是只希望打进市场呢？香港商人黎智英九十年代曾经两次以低于直接成本的法门进攻：《苹果日报》与「苹果速销」，相当经典，而据说后者一度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材。 《苹果日报》一九九五年六月发行，每份售价二港元，当时香港的类同报章售价五元。主要竞争者《东方日报》的回应有点迟，五个多月后才把价每份减到二元，其他报章也跟着减到同样的价。这减价战持续了大半年，之后回升，期间本来就亏蚀的《快报》和《香港联合报》宣布结业。 二元一份之价大约是当时发行及零售的直接成本，纸钱是三元以上，上头成本不算，灰色地带不论，加进必需的采访、编辑、稿酬等费用，每份《苹果日报》的直接成本应该在八元以上。卖二元，算是掠夺性的低价吗？答案是不一定，因为有广告收入。是的，读者看广告的眼睛时间是他们付的价，间接地由广告客户交给广告商人交给《苹果》。原则上这广告收入加每份二元的报章价的总收入可以高过《苹果》的总直接成本，因而卖二元不一定是「掠夺性」。但我不怀疑在出道初期，《苹果日报》的总收入是低于总直接成本的。 为了争取市场而先蚀头注不是少见的商业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一律被认为是掠夺性减价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知道《苹果日报》后来是成功了，收入不仅高过直接成本，其上头成本的租值可观。然而，我们无从肯定这成功是源于长达近一年的大出血。黎智英认为读报章的人有惯性，大减价一段时日是惯性的培养。说读者惯性的争取重要应该对，但从争取租值收入的角度衡量，我们难以肯定大出血只几个星期不是较佳的策略，或者智英老弟应该把出血的成本投资在增加报章的内容质量那方面。 互联网惹来灾难 说割价可以协助抢占一部分市场是对的，而创业之际，把价割入直接成本不难明白。灾难的出现，是一九九九年六月黎智英推出「苹果速销」，推行了十八个月，亏蚀近十亿港元而惨淡收场。 没有疑问，「苹果速销」这玩意是一刀切入直接成本，切得既深且久。没有广告收入，但有广告支出。这速销无疑是受到当时互联网的疯狂的影响，中计的不止黎智英一个，但他中得比较快比较大，说句老实话（智英老弟不要杀我），也比较精彩。 「苹果速销」凭互联网销售，用多部小型货车，每辆两个穿得整齐的员工，送货。销售的是超级市场出售的食品及一些日用品。黎智英是聪明人，不可能不知道以财雄势大论英雄，他斗不过惠康连锁超市背后的怡和及百佳连锁超市背后的李嘉诚。但他显然认为，互联网销售是新奇的玩意，老前辈们可能忽略了，何况从网上接单然后送货不需付香港的昂贵地铺租金。抢先尝试可能先拔头筹。 两家大连锁超市急起应战，也割价及设法约束批发商供应「苹果速销」。后者倒闭关门之后我才知道那两家大连锁超市其实也中了计。这是因为一位朋友提供的数据显示，「苹果速销」的总收入上升与总亏蚀上升是成正比的——即是销售金额上升百分之十亏蚀也上升百分之十，是直线一条，看不到弯曲！这是说，如果超市的老前辈当时大方一点，多把生意推到「苹果速销」那边，后者会亏蚀较大，关门会因而较快。 为什么「苹果速销」的销量与亏蚀比率会是直线一条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送货与管理的成本在货价的比例上很高，其二是香港当时用互联网的人不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地理分布过于零散。事后孔明，智英老弟当年对市场的调查是不够详尽深入了。「苹果速销」的做法要成功，市场要大得惊人才有机会。 割价割进上头成本的租值是市场竞争的一般含意，但割进直接成本是无情的代价，销量愈多亏蚀愈大。为了打进市场短暂的出血可以理解，但以本杀人于死地的掠夺性减价恐怕是某些人的想象玩意了。 鸡蛋减价的故事 最后，我要重复二○○三年发表过的故事，是很久之前听到的，应该是虚构，但有点真理吧： 一家卖鸡蛋的商店，老板财雄势大，要把街上面对的另一家鸡蛋商店杀下马来，惟我独尊，垄断而后升价。老板听说对手本钱有限，于是把鸡蛋大减价，低于成本出售，以本伤人，以为不数天对手就要关门了。殊不知蛋价一减再减，减了长时期，对手依然存在。最后大老板因为减价太多太久而破了产。他禁不住跑到对手蛋店查问究竟：「我的蛋店关门了，想不到你们的资本比我还雄厚，是从哪里找那么多钱跟着我减价呢？」对手听得莫名其妙， 回 应道：「我们本小利薄，鸡蛋是从你们那里买回来转售的。」 （未完待续）

该文写于2001年 华西村浮华背后的真相(转) 因事去江阴，朋友说不妨到华西村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找了一个对华西村比较熟悉的人当我们的导游，来到这久负盛名的 “中华第一村”，作了一番浮光掠影式的参观。虽然时间太紧，行程匆匆，只来得及登“华西金塔”远眺，和驱车在华西村范围内转了两圈，只见到一些最多算得上是华西村的“表面现象”的东西，但这些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产生了不少的疑惑。回来之后，又在书报杂志和网络上翻查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更加觉得华西村真的相当有意思，套用张五常先生的说法，华西村可能是藏着一条巨鱼的深潭吧。于是写下了这一篇文字，希望也能算得上是一条小小的猫鱼，目的只不过是希望引起真正的钓鱼高手注意罢了。  一、金塔－－符合常理吗？  在华西村，已经有一句名言“不登金塔，等于没到华西”，很有一些北京人警告外地游客“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味道。既然如此，我们入乡随俗，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登那华西金塔，并鸟瞰华西村的全貌。  在塔侧和塔的入口上，都看到一块金牌，上面写着“世界第一塔”，不禁暗暗有些奇怪：“这个世界第一塔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仅以中国来说，塔是历史极为悠久的一种建筑形式，几千年来，留在中华大地的名塔数不胜数，随便一个人都可以随口说出杭州的六和塔，西安的大雁塔等等名塔，不知道这华西金塔凭什么压倒它们？即以现代建成的塔来说，我可看不出这个塔有什么可以与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相比的。更不用说国外的塔，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了。”  当然这个疑问不好明言，正在迟疑的时候，已经上了电梯。塔高有十五层，底层是大堂和商场，顶层是眺望台，中间各层是华西宾馆(据介绍说，这是一个四星级宾馆，以一个村而拥有四星级宾馆，也应该是中国第一了，但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旅游局或国际酒店联合管理集团所授予的证书，又一小小疑问也。)，我们必须乘电梯才能到顶层。  乘电梯每人十元。在电梯上，导游介绍说，光光靠这架电梯，华西村一年的收入超过三百万，因为华西村一年的游客一百多万，而肯定每个游客都要上这个华西金塔看华西全貌，这样一来，每架电梯一年可以载五十万客人，每人十元，这样就有五百万了，当然有些领导和嘉宾是不用买票就可以乘电梯的，因此算下来，三百万是保守的了。我注意到我们所坐的电梯不大，进来八个人，就已经相当的挤了；而且这电梯也不是商务写字楼所用的那种快速电梯，速度也不快。本人有一个不良习惯，就是看到或听到什么之后通常会问自己一句这些东西是否符合常理；特别是对那些统计数字，经常地自己略略核一下它们是否合常理。我由于有这个自己心口相商的坏习惯，常常被不熟悉的人误以为走神，甚至有人以为我不懂礼貌－－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略过不表。  对我来说，这里几个地方都有疑问。第一，每年游客超过百万，就是说平均一天要有三千多人到华西村来旅游。那么这些人利用什么交通方式来到华西村呢？假设都乘汽车，平均每辆车可以载15人，每天就需要200多辆汽车。第二，这些人怎么登上华西金塔顶层呢？假设电梯一次可以载10名游客，则电梯每天须运行 300次，以上下一次运行6分钟计算，则须1800分钟，须30个小时连续运行，共两部电梯，每部都要15个小时不停地运行。这还没有算上内部工作人员及华西宾馆内住宿的宾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第三，据导游说最高峰期如“十一”黄金周期间，每天游客三万人，我不可想象如何这些人是怎样登上华西金塔顶楼的。  华西金塔顶层的前厅，看见***总书记题写的“华西金塔”四个大字，于是记起在金塔底楼大堂也见到过一幅类似的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大字。同一座建筑，却有前后两任国家主席的亲笔题名(额)，以我本人来说，好象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个意义上，华西村之称得上“世界第一塔”或许也算得上当之无愧了罢。但来到顶层的后廊，却赫然地见到好几尊神像(菩萨)的金身。有送子观音、弥勒佛，更有祝寿的寿星、献宝的财神和赐福的天官。这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相信中国稍为正规一点的寺庙、神殿或道观，都不可能让上述神佛共处一堂的，更何况在前厅就是共产党总书记！  下得塔来，导游意犹未尽(看得出来他对华西村非常崇拜)，又介绍说，这一座华西金塔建成于1996年，塔高共15层，高98米，造价1.2亿元。我觉得这里也是存在疑问的。首先，造价1.2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在大城市中建造高楼，造价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支付搬迁、地价等费用，在华西村这些是不需要的，1996年花1.2亿却仅造了这么一个塔，怎么说也是有些过不去的。其次，共15层的塔(其实是宾馆)，却达高98米，也很令人不解。因为在城市，既然有98米这样的高度，层数应该有28、29层甚至30层以上了吧？回过头来再望上去，总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疑问：真的有98米那么高吗？  二、别墅－－围起来很舒服？  在华西金塔上就可以看到华西村为村民所建的别墅，这些别墅都非常的整齐划一，排列得如同国庆阅兵式上的方阵。华西村总共有三代别墅群，所有的华西村村民约350多户都住进了统一分配的别墅，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因此据说华西村村民家家都有过百万的资产。  但华西村是一个被完全围在围墙内的村子，尤其是村民所住的别墅，更是严密地防范外人进入，甚至不许外人接近，用戒备森严四个字来形容也并不过份。导游告诉我们，华西村有指定的专业接待户，由村里统一发放工资。凡是外来的人，不管是参观的游客也好、视察的领导也好、取经的外地代表团也好，都要先到村里的接待宣传科先行登记安排，再指定到哪一家去参观。  我们一来没时间，二来对这种严密控制和安排下的“户访”不是很感兴趣，于是请开车的朋友在别墅区外沿绕圈，最好想办法找个缺口“闯”进去看一看。当然在华西村“村警”的严密监视下，我们的图谋落空了。 但即使是在别墅的外沿，还是可以看到不少风景的。  最突出的是万米长廊，我们注意到自己所乘坐的汽车多数时间都不是在露天行驶，而是行驶在一条大型走廊中，同时这长廊还起了围墙的作用，将华西村的村民的别墅和工厂、农田和外来打工仔打工妹的宿舍分隔开来。  导游告诉我们，华西村的万米长廓也属于是世界一绝之一。除了外围这可以供几辆汽车并排行驶的大型走廓外，在华西村村民所居住的别墅区内，也有密布如网的走廊，将每家每户都连结起来，并通往工厂和村内的主要活动场所如礼堂和会议室等。这样，即使在雨雪天时，华西村村民也不用打伞。  我想，这些长廊起的作用显然已经远远超出遮风避雨的范围了。比如就外围的大型走廊来说，首先它是一种分界标志，不仅有效地划分了村内村外的地理界限，还明确地区分了村民与非村民的等级。其次，它是一种防护墙，有效地防止村外的风光(或“污染”？)进入华西村村民的视野。就别墅区内的长廊来说，则使得每家每户都互相紧密地联结起来并与华西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联系起来。而所有的长廊，都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那就是保证人们沿着指定的道路走，大家都只能走在这条道路上，不能选择其他的方向和路径；同时所有的人都走在一起，也便于互相监督和检举。  车子围着华西村转了两圈以后，我的脑海中浮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画面：那就是华西村首先是围墙中的一座村庄，而每家每户都被某一种网网在其中了。记得哪首流行歌曲中感叹现代人是“墙中人”、“网中人”，但歌中唱的那些大多应该是指无形的墙、心中的网，没想到今天在华西村得以见到活生生的真实画面。如果仅仅以示意图的形式在纸上画出华西村的别墅和长廓，不明真相的人恐怕很难不将其误认为是类似于监牢一类的东西。  导游告诉我们，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华西村没有一个村民离开，所有出去上大学的，参军的，甚至出国留学的也都回到了华西村就业定居。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记录了。但从我们这些外人的角度看来，是为华西村人欢喜好呢，还是为华西村人悲哀好呢？说不清楚，也许围在里面很舒服呢。  三、工厂－－效益怎么样？  接着我们去工厂区转了一圈。工厂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直观地觉得好象并不怎么兴旺繁忙，也很少见到运送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车辆。  导游说，华西村的工业支柱是纺织业和钢铁业。我们没有能够进到工厂内部仔细观察，这一点倒是正常的，一般的工厂也是不允许闲杂人等随便出入的。因此不敢乱作评论。但有两个现象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此对其效率有些疑问。  第一点，在那些钢铁企业外面的空地上，杂乱地露天推放着许多很大的钢锭和一捆捆的钢丝，在日晒雨淋之下，很多已经生锈腐烂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钢铁企业的常态？  第二点，华西村拥有一个自己的热电厂。从表面看得出来，这个热电厂规模不大(只为一个村子供电，叫它怎么大！)，它的实际效率如何？  华西村还有不少有趣的现象，如华西公园、语录牌、华西村村歌等等，但我们没有机会仔细观赏和体验。  打工妹都不信华西村  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本来就家喻户晓，最近因为当家人吴仁宝的突然隐退，更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华西村固定资产已达３０亿元，拥有村办企业５８家，村民人均年收入５万元，每户建有４００平方米以上的别墅，且配有小轿车。现在，华西的村民只有２０００多名，但外来打工者超过万人。在这些打工者中，近两年有６００余人入了华西籍。但也有不愿当“华西人”的，２０岁的河南打工者李辉就是一个。 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按照吴仁宝对“幸福”的诠释，华西当然是“天堂”了。如此诱人的条件，打工者竟然无动于衷。这究竟为什么？李辉给出的理由很简单：“集体要你干啥就干啥，那要我扫厕所怎么办？”  李辉的这句话虽然很朴实，却点出了华西村的一个“要害”，也说出了华西人一种共同的“状态”，那就是，在华西，只见集体，没有个人，只有家长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思想。  吴协恩原本有自己的意中人，但他最终不得不顺从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而“听话”，显然也是他最终当上“接班人”的条件之一。  作为吴仁宝的儿子，尚且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没有，其他人又能怎样呢？在刚刚进行的“换届选举”前，吴仁宝说：“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果然，钦定接班人吴协恩以１００％得票率当选。在上一届选举中，吴仁宝也是以全票当选的。这一次，他得了零票，因为他决定交班了。难道就没有人希望“神”一样的吴仁宝继续当家吗？难道所有华西人都对年轻的吴协恩心服口服吗？不太可能。尽管只需要５１％的得票率就够了，但华西只愿意接受１００％。华西人别无选择，因为谁投反对票，谁就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不讲良心”。如果说华西村是一台庞大的机器，那么，每一个华西人就像是一颗螺丝钉。作为华西人，就必须 “听话”，必须与集体保持一致—-对于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来说，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华西人没有休闲。这里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一年中只有春节放两天假，因此外出均得请假。除了上班还是上班，每个华西人就像是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随着整台机器一天不停地运转着。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权，但华西人享受不到这个权利。不知华西人想过没有：挣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钱而挣钱吗？  华西人的收入确实很高，但真正能拿到手的现金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要作为股金存入集体账户。村民如果需要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华西人都分有别墅、轿车，但如果离开华西，包括股金在内，都要被没收。自己劳动所得的报酬，自己无权支配；名为自己的财产，自己却不能带走……这哪里是什么财富，简直就是锁链—-它把华西人死死地绑在华西，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人身的依附。  人的需求分两大层次：一是物质上需求，一是精神上的需求。物质需求当然是首要的，但它只是最基本的需求。无论物质多么丰富，它都无法代替精神，因为精神需求是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的精神需求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身心的愉悦……等等。物质上的需求极端重要，因为它是人生存的前提。但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对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健康、文明的社会，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也应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近年来，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先富者追求的目标，而“提高生活质量”所强调的主要就是“精神生活”。而在这方面，华西人显然是“贫穷”的，因为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意志，甚至不能支配自己的财产……  也许有人要说，绝大多数华西人不是在为自己是华西人而骄傲和自豪吗？是的。但这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巨大的财富可能暂时“买断”其他，因为笼罩在华西人头上的光环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精神上的空白。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华西的这种鹤立鸡群的财富优势将日渐减弱，榜样式的光环也将逐渐淡去—-当华西不再是奇迹的代名词的时候，谁还愿意将自己的一切完完全全地交给一个小小的村庄呢？  一介打工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敢肯定：这样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当这种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华西村肯定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华西村了。  华西村：富裕的画饼  华西村人“富裕”，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家家户户住400多500平方米的别墅，有小汽车”，每家“最少有存款几十万元、最多有几百万元”。因此，华西村人家家都是百万富翁。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华西村人真的有那么富吗？  华西村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富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为如下四个较小的问题，即：(1)上述这些数字是否真实？(2)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它们所代表的财富在法律上真的属于华西村人吗？(3)就算这些数字是真实的，而且所代表的财富也真的属于华西村人，那么它们财富现在在哪里？或者说以什么形式存在？ (4)就算这些财富是真实的，而且法律上也属于华西村人，现在还好好的在那儿，那么华西村人可以自主充分完全地支配它们吗？或者说，这些财富在事实上是不是属于华西村人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先引用华西集团的核心企业，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文中我们用上市公司来称呼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些有关职工收入的数据。请注意，华西集团2000年“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这个指标很有华西特色，相信也是他们独创。是不是基本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利税？)3亿元，而2000年上市公司一家的利润总额即达到了7218万元，因此，相信上市公司是华西集团中效益较好的企业成员，其职工的收入也应该处于较高的水平。那么，上市公司的职工收入到底怎样呢？对此，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的相关项目透露了一些信息。下面所引的数据都是上市公司本身的数据，由于需要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很少，合并数与之相差不远，在此省略。  上市公司1999年度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1630.75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年初“应付工资”余额为906.49万元；年末余额为745.92万元。  上市公司2000年度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2093.80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年初“应付工资”余额为745.92万元；年末余额为798.71万元。  上市公司2001年中期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1248.44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期初“应付工资”余额为798.71万元，期末“应付工资”余额为1333.03万元。  另外，据2000年度报告显示，2000年末，上市公司华西村在册职工人数为2661人。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所有职工一年可以获得的工资已经都反映在上数的数字之中。这样，大体上，1999年上市公司所有职工的总收大概为 1470.18(1630.75＋745.92－906.49)万元，同理，2000年为2146.59万元，2001年上半年为1782.76万元。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2001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职工半年总收入的平均值为：0.5366(计算方法如下：[2146.59/2+ 1782.76]/2661/2)万元，即平均每月894元左右。因为高级管理人员、业务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收入要高于平均数，一般职工的收入肯定达不到此数。但我们不妨假设具有华西村村籍的职工收入要好一些，可以达到并超过这一平均值，不妨假设为1000元每月，相信这已经是到顶了。 但是，这些收入并不是完全可以拿到手的。我们从上述所引的数字可以看出，华西村拖欠工资的情况非常严重(意外咧！吃了一惊吧？)。1999年底没有支付给职工的工资达达745.92万元，2000年底增加到798.71万元，2001年上半年结束的时候，更加激增到1333.03万元，达到员工同期所有收入的74.77％。  其实，上述的分析还远远没有揭露问题的全部，上市公司的应付福利费余额也是非常惊人，报表显示，2001年中期达到了1031.98万元。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大体上推断出：  第一，就一般华西村村民来说，一个正式就业的职工一年的收入不会超过1.20万元，这是2000年或2001年的收入，在以前肯定不可能有这么高。因此，每家每户都能积累起50万以上的存款这一点值得怀疑。  第二，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职工的收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能即时兑现的。据我们从其他渠道的了解，华西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拖欠情况较少，那么所拖解欠的大部分是华西村本村职工的工资和其他收入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据说，在华西村，由吴仁宝领头，所有村民的奖金都不能全部真的发到个人手中，个人最多只能拿到30％的奖金，其余部分由集体统一管理，用作生产发展的资金。  而且，华西村人要装修自己的房子，或购置大件物品，要使用自己的钱，都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再由村里从他自己(?!)的帐户里拨给。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部分地回答了在一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即(1)众口相传，众文相抄的关于华西村人很富裕的统计数字真实性本身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2)就算这些财富是真实的，但普通的华西村人是不可以自主完全地支配它们的，因为很大一部分被集体保管了。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华西村人对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他们有部分财产权利是被剥夺了的。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有关华西村人存款的问题，接下来再谈一谈房子和汽车的问题。  房子能不能算作自己的财产，最直接和最表面的证据是房地产登记部门的房产登记簿上所记录的事项。如何房子没有登记为我所有的，而是登记为别的什么人所有，那么就算我在这里住，我也只能算是房客，这房子的价值是不能算到我的财富里面的。我不知道华西村这方面的是怎么规定的。  就算这些房子已经明确地归华西村村民所有，那么是不是真的值上百万呢？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估价，前提在于它是能够自由流动的、可以在自由地市场上买卖的，华西村的别墅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市价不能适用于对华西村房子的估价，  这样，就只能来算造价了。因为不用地价，造价绝不如想像的那样贵。  汽车的问题也类似，不再重复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一个华西村村民离开华西村到外面定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华西村有一个规定，凡想离开的人，都必须把村里分配给他的各种福利，包括别墅、汽车等等全部退回，这样一来，这个要离开的人就是究光蛋了，可能还要倒贴呢。原来，房子不是他的，车子也不是他的。  我们还知道，华西村人是不能随便离开华西村的，凡要离开村子，即使是为了公事出去采购原材料或推销产品，也必须请假，获得批准。更加不用说个人出去旅游或干什么私事了。当然村里领导会告诉你，你用不着自己出钱去旅游的，集体会组织大家一起出去旅游的。平时呢，没事干，大家在一起开会、唱歌、背语录好了。  不知道我们这个下面比喻是否恰当呢？大部分华西村人好比是一群关在笼中的人，另外有一些人把许多金银财宝堆在笼子旁边，对笼中人说，你们都是富翁，这些财宝迟早都是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用，还是我们来帮你们用比较好。其实呢，不仅自己的财宝要由别人来用(要是我，心痛死了！肯定的)，而且，这些财宝是一堆外表看来珠光宝气的破铜烂铁也不说不定。

（ 五常按：本文是《受价与觅价》的第五章第一节。 ） 反托拉斯（ antitrust ）直译是反信托，俗解是反垄断。其实不是：本卷第三及第四章提到的所有垄断反托拉斯皆不反。在美国任教职时我做过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专于此道的行家朋友不少，但说实话，友侪间没有谁肯定反托拉斯要反的是些什么。 反托拉斯算是一种法律，因为有法庭审案，但没有明确的界定。起自美国，西方其它的先进之邦及日本也有，但喜欢采用的主要是美国，那里的本科课程有教，研究院也教。其实是反什么呢？我的感受有时是反对以大欺小，有时是反对看来是意图垄断的行为，即是反垄断的动词（ seeking to monopolize ）而不是反垄断的名词（ monopoly ）。严格地说是反对某些被认为是压制竞争的行为，但不一致，难以捉摸。 莫名其妙的法律 在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可以按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之间可以互相起诉，有些案件属刑事。有两个明显的规律。其一是没有见过小企业或不富有的被起诉；其二是不同政党执政反托拉斯案件出现的频率不同：在美国，共和党执政反托拉斯案件出现的频率明显地比民主党执政为低。换言之，在较为信奉市场的气氛下反托拉斯的案件较少。 我可以举两个有点莫名其妙的例子来示范反托拉斯究竟要反的是什么不容易明白，二者皆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民主党卡达总统执政时期。那时美国经济不景，反托拉斯案件频频出现，帮补一下经济学者的生计——做顾问的薪酬比教书的为高。 案例一：美国最大的制造罐头汤的企业被一家小的竞争者起诉，理由是大的卖广告太多，霸占了市场顾客看广告的眼睛时间，使小的受损，要求赔偿。我的一位朋友当该大企业的顾问，结果如何我没有跟进。 案例二，比较复杂。美国最大的摄影胶卷生产商被起诉，因为该大企业停产某型号的销量甚少的胶卷。那胶卷刚好是另一家工厂制造的某型号照相机必须用的。被起诉的大企业产出几个型号的照相机，他们停产有关胶卷的相机，胶卷也跟着停产了，害得只造用该胶卷的相机的小企业有相机无胶卷。结果是小企业胜出，获赔偿。合理吗？再也买不到配件的产品常有，而不容易明白的是为何该小企业制造的照相机需要用的胶卷整个地球只有那大企业一家产出，而且是很少摄影者会用的胶卷。 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反托拉斯 一八八二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J. D. Rockefeller ）把与他有关的四十家企业合并，由一家信托公司集中管理，成为有名的标准石油托拉斯（ Standard Oil Trust ）。仿效这种信托安排的人甚众，有以大欺小之嫌，一八九○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大名鼎鼎的 Sheman Act 这个反托拉斯法例。二十年后，标准石油被怀疑施行掠夺性减价（ predatory price cutting ），以本伤人，政府起诉，标准石油托拉斯一九一一年被瓦解，反垄断的法例被称为反托拉斯是那时开始的。一九一四年美国国会通过 Clayton Antitrust Act ，一九三六年通过 Robinson-Patman Act ，三管齐下，反垄断的法例在美国变得复杂繁多，案件数量虽然时旺时静，但历久不衰。 戴维德是开山鼻祖 经济学者怎样看反托拉斯有争议。弗里德曼、科斯、阿尔钦等人反对所有反托拉斯法例。萨缪尔森、 A. C. Harberger 、 O. Williamson 等人认为反托拉斯间中有可取的效果。我对市场的认识比较多而杂，认为反托拉斯协助促成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下节节败退，因为这些法例左右着市场合约的自由选择。 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德（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