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08月06日 14:10:03                                                               左右的裂痕：偏见为王                                                                           张鸣 在文革期间，几乎每个地区，都分裂成为的两大派。两派的分歧，如果从道理上讲，几乎无法辨析，他们讲的，几乎没有什么分别，无非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稍有不同。但是，就是这样的枝节分歧，导致了两派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两派从辩论，争吵，到拳打脚踢，然后扎枪，棒子，最后发展成枪炮甚至坦克军舰之间的真正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武斗中死去，死的人，在这边被视为烈士，在那边则是狗屎。 现在的中国，依然是两派对立的社会，裂痕越来越深。左右两派的极端者，也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尽管有心人出来做了好些左右调和的工作，但目前看来，调和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左右两派中，偏见，刻板的偏见和成见，已经成为主导观念。双方都认为对方的价值观就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你说我根本就是没有人性，我说你无视国家民族利益，彼此都是根本性的荒谬，甚至可恶，双方没有一丁点可以调和的余地。 双方的偏见和成见，已经影响到了对事实的基本判断。说历史，你说抗战中共是中流砥柱，我就说他们一点仗没打，躲在后面放冷箭。你说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我就说根本一个死的没有。你说文革根本错误，我就说是一场民主运动。说现实，你说某些项目有污染，我就说根本没事。你说道德滑坡，我就说道德还挺高尚。你说朝鲜饿死了人，我就说是帝国主义造谣。 一个社会，有多元的价值，多元的判断，并不是坏事。但无论何种观点，对事实的尊重，则应该是个底线。如果对事实没有起码的尊重，只要调查的结果跟自己的观点相背，即一口断定是假的。那么，这个社会就被偏见统治了。对历史如此，对现实也是如此。对有些人来说，无论多么严肃的研究，他们只取其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其他的，都基本无视，或者干脆视为伪造。一个地方出现事端，最后调查结果，无论怎样，人们都不相信。政府调查不信，还可以理解，第三方的调查，如果得出的结果有利于政府，很多人也不相信。人们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早就做出的结论。 当今的中国，一个经过最严酷的极权生活经历的中国，人们最缺乏的，就是理性。文革中为何出现残酷恶斗的两大派，本质上，其实是极权统治的结果。一事当前，首先遵从自己的成见，然后成见越来越深，直至牢不可破。可惜，我们现在的教育，依然是反理性尚盲从的，盲从的，不仅仅是权威，而主要是自己的成见和偏见。 不走出偏见的泥潭，中国没有希望。在偏见当道的时候，左右无法达成和解。

2012年08月04日 19:40:03                                                       人在中国式职业体育的位置                                                                   张鸣 奥林匹克运动会，本质上就是玩（ GAME ），全世界爱好体育运动的人，每隔四年，开一个大的 PARTY 。所以，除了某些商业化的运动项目，比如三大球和网球什么的，各国运动员，都是业余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可能是老板，售货员或者作家，喜欢这项运动，而且富有专长，然后训练一下，就来开会了。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也能从运动本身或者相关的广告中，得到不菲的收入，但人家的职业不是这个。 相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严格来讲，都是职业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体校体系，参加某项运动的人，经过选拔，最后进入专业队，然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靠这个吃饭。在专业队里，人就像机器一样，成天就是训练，没有别的生活。其中的杰出人士，被选拔参加奥运会，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拿金牌。为了奥运金牌，许多中国人根本没有听说过的运动项目，都有专人来练。在业余体育中，人的爱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在我们的职业体育中，爱好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组织上让你做，你就得做，不喜欢也得做。好些运动项目，甚至包括在别的国家相当开展的球类比赛，比如棒球、曲棍球，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人玩，当然，也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兴趣爱好，但是，为了奥运，还是有一群人专门被指定来玩这些。 如果这些生僻的运动项目，由于专业队的出现，最后在中国得到了普及和开展，倒也是个好事，但是，专业队是从来不讲普及推广的，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奥运金牌，无论专业队多么红火，甚至真的拿到了奥运金牌，这些运动在中国，还是无人问津。 中国式的职业体育，无论对于专业运动队中人也罢，对于场外的民众也罢，其实跟所有人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金牌。所以，没有人考虑人的情感，人的需求，人的心理。场内的人，从小就被安排了练某项运动，所谓文化课，基本上形同虚设，只要你成绩好，别的都无所谓。即使在专业队里，真正能在运动场上出成绩的，也只是金字塔塔尖的少数人，多数人无非是分母，这样的分母，退役之后，一无所长，有的连字都认识的有限。即使那些拿了金牌的人，被保送到大学，多数人一样什么也学不会，混上四年出来，如果国家不照顾的话，什么职业也做不了。但是国家的照顾，只能顾及那些得金牌的人，分母们，只好自求多福。更何况，业余时间玩的人，有正经工作，都是正常人，反过来，一个从小就练一项运动，无论如何，都不那么正常。作为人，当正常的成长过程被人为扭曲之后，谁来为他们做补偿呢？ 同样，也没有人考虑场外民众的感受，一次次的比赛转播，有多少人能看得懂棒球比赛？有多少人知道板球是怎么回事？自己国家的专业队员在赛场上比赛，电视观众一头雾水。这都无所谓，因为，场外的人，跟金牌无关。

2012年08月02日 09:10:09                                                           坑人男科医院为何坑人？                                                                           张鸣 一些民营医院和正规医院被承包下来的男科门诊，似乎不是看病，而是坑人的。记者暗访，用一杯绿茶代替送检的尿液，结果被查出了一系列的毛病：“ 白细胞多，尿道里有炎症，有霉菌和杂菌，还有一个淋球菌。肾虚比较厉害，前列腺炎、附睾炎。”（ 7 月 29 日，网易新闻）当然，看这样严重的病，要上仪器，用进口药，每天有零有整的要花费 500 多元。 好些看起来相当正规的民营医院，以及正规医院被承包下来的男科门诊，就是这样看病的。凡是进去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得上一堆的病，男性泌尿和生殖系统能得的病，你大概都会得，哪怕你送进去化验的东西，是杯绿茶，也一样。如果看病的医生不是白痴的话，肯定人家就没看你的化验结果，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做什么化验。所有的病人，都是待宰的牛羊，进来一个宰一个，钱花光了，你就可以出院了。没病的，变成了有病的，有病的，小病变大病。 民营医院，跟民营大学一样，都属于限制既多，通道狭窄的行业，正经八本地生存很难。于是，很多这行的从业者，就开始动邪脑筋，不是专门治疗疑难杂症，就是开设所谓的男性门诊，专治男性泌尿和生殖系统疾病，在性病周围打转。其实，凡属疑难杂症，大医院治不了，民营医院更治不了。打出广告说能治，无非就是蒙人，反正中国很大，得了这样病的人，求医心切，总不担心没有上当的。至于男性疾病，其实也是钓鱼，钓上一个算一个，广告打多了，总会有人上钩。至于正规医院把一些科室承包出去，原本就为了那点承包费，至于承包者是不是能治病，谁管。好些承包者，根本就江湖骗子，连起码的医疗资质都没有，他们能骗人，其实就是利用了人们对正规医院的信任。 这样坑人的医院和门诊，其实跟其他行业的骗子没什么两样。但是，但凡一个行业，骗子多了，而且骗术拙劣，说明这个行业本身，出了大问题。首先，医疗行业基本上是公立医院垄断，但公立医院的医疗，良莠不齐，很多医院医生医德不良，医疗过程也跟骗子差不多，唯利是图，坑人蒙人。公立医院这种状况，就给那些专门的骗子，提供了温床和土壤。其次，在这个行业，由于种种的限制，没有一个给正经经营者的土壤。劣币驱逐良币，好好看病的反而经营不下去。所以，这样的骗子，就成批地冒出来了。

2012年07月31日 12:40:03                                                                     监管权变成索贿权                                                                               张鸣 中山市市经信局屠宰科的一窝人，把监管审批权变成了索贿权，大肆收受贿赂，为注水肉开绿灯，以及放任屠宰户和肉联厂家种种舞弊行为，最后，屠宰户取得牌照，也要交给他们交好处费。这样的事，绝不是中山一地有，可以说，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相当普遍。政府管理市场的机构和人员，把自己手里的监管权和审批权变成了捞钱不当收入的搂钱耙子。 市场需要监管，在我们这个国度，似乎是一个社会共识。于是，只要市场上有一个行业，政府对应就有监管和审批机构。就这样，我们有了屠宰科。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把监管市场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中国也没有这样的社会组织。于是，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的政府机构，就越来越庞大，权力也越来越大。在很多国家，像屠宰这样的行业，是不存在准入审批的，只要他们的产品，经过检验即可。但是，我们国家，不仅行业进入需要审批，产品生产销售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政府审批检查。无所不在的政府审批和检查，彰显的是政府无所不在的权力，可惜，这样的权力，却很少受到制约和监督。这样，就无法遏制这样权力的掌握者借权生利，以权谋私。 被监管的对象，都是商家，自古以来，现官不如现管，人家管着你，你怎么敢对人家说三道四。检举揭发，万一官官相护，揭发不成，惹出一身麻烦，以后生意就不要做了。至于行外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算有多事的，也未必了解实情。媒体监督，倒是一个办法，但现在的媒体监督，又是妾身未明，难以实施。至于体制内的监督，尽管机构众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向不大灵光，灯下黑的现象，比比皆是。 权力过大，而监督太少，监管者不是圣人，想要不犯错误，真是很难。抓出来一个科的窝案，固然大快人心，但后来者是不是还接着犯，真就不好说。要想长治久安，遏制腐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改变市场管理模式，已经迫在眉睫了。

2012年07月29日 12:10:03 新政与辛亥革命 　　　　　　　　　　　                 　——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张鸣 自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世以来，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在近年的学界，成了一种流行论点。美国政治学者斯考切波（ Skocpol,T ）的有关俄国、中国革命的宏观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 [ ① ] 似乎改革成了旧体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还好，一改，死得更快。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宁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确，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证这个观点，这场革命，的确发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认真的一场改革过程中，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产物。多少年来，对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客气一点的说是操作不当，不客气的干脆等于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掉了中国实行了 1300 多年制度的改革，不仅打掉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势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 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 1905 年 9 月 2 日皇帝敕令从 1906 年开始废科举 —— 注释），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 [ ② ] 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 [ ③ ] 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 [ ④ ] 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起来闹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 1910 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派新军镇压，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 [ ⑤ ] 1911 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都带有武装，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的武装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 [ ⑥ ] 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 [ ⑦ ]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新政到 1911 年，满打满算，不足 9 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的流行。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 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几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称赞道：“ 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除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 押到 附近的警察所处。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军官从那里营救出去。 ” [ ⑧ ] 得到同样印象还有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医，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间，奉天一片阳光，鸦片在禁绝，学校在兴办，几位总督都挤出钱来支持他开办医院。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样。——笔者注），现在兴建起了碎石子路。街上开始出现了路灯，几年后，路灯变成了电灯。随着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遍，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警察也来了，“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警察开始指挥交通。奉天甚至组建了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 [ ⑨ ] 不仅城市有了新面貌，开展了地方自治的乡村，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都不能否认，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时期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一段。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高潮。从 1903 年到 1911 年， 1903 年， 新增企业 9 家，资本 599280 元。 1904 年，企业 23 家，资本 5222970 元， 1905 年，企业 54 家，资本 14813391 元， 1906 年，企业 64 家，资本 21278449 元， 1907 年，企业 50 家，资本 14573047 元， 1908 年，企业 52 家，资本 22527338 元。 1909 年，企业 29 家，资本 9947254 元， 1910 年，企业 25 家，资本 4944740 元， 1911 年，企业 14 家，资本 2290500 元。 [ ⑩ ] 就此可以看出，在 1903 年到 1909 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在支付 4 · 5 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但是，在 1903 年国家岁入 1 亿的基础上， 1908 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 2 · 6321 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 0 · 3801 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 3 · 0122 亿。 [11] 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 1911 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 296961909 两，岁出 381357175 两，赤字 84395266 两。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 301910294 两，岁出降为 298444360 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 [12] 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 [13]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此同时，自 1903 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据统计，仅 1909 和 1910 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 [14]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吏治好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广大的农民基本没有关系。由始至终，农民连响应革命都兴趣缺缺。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的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荡，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游行的现象。这一时期，山西个别地区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的学额，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 1905 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谘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商会、学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谘议局和资政院了。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即使 1908 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 3 年。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的高。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士官和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的确，军事的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由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面对装备好，待遇优厚的新军，原本应该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才对。但是，反倒是新军容易出事，这里有缘故。改革中，由于南方新军比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较新，这样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其实，当时的思想趋新，是社会的潮流，不见得一定跟革命有关系。把这种新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一些官员的神经过敏，或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太旧了。其实，北洋军也是新军，为何北洋军就比较稳定？北洋军里也有不少学堂学生，甚至留学生，为何他们倾向革命的人很少？ [15] 很简单，当时没有落到北洋军头上的歧视。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扞格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扞格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 [16] 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 [17] 但当日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 [18] 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就可能爆炸。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在船上爆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我看不会。当时的王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层窗户纸，早就被革命党人捅破，满汉一体的神话，早已破灭。而且经革命党的宣传，满人在入关之初的暴行，也为世人所知，极大地削弱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新政预备立宪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权力还相当的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厘定皇权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着有了限制。立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 1908 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一旦革命党来放火，就没有人帮着救火了。掌握海陆军大权的旗人，从载沣、载涛到荫昌和萨镇冰，权力是有，但却指挥不了军队。不止是军队不听话，他们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胆略也有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家族，那个统治集团可以江山永固的。是体面地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是两个必然的选项。 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望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收回军权，搞皇族内阁（收回并集中行政权），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到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这期间， 1908 年最高领导人换马，绝对是一个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费纳克（ Vinacke, Harold Monk ）所说：尽管新政期间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也切实可行。“然而，由于 1908 年以后局势混乱，或许也由于清政府对于改革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个方案的许多措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19] 不肯选择体面下台的满人亲贵，最后实际是被逼下台。虽然小皇帝没有上断头台，但满人整体的命运，却相当悲惨，很多人不得不选择伪装汉人，才能活下去。虽然说，革命的发生，革命党之所以有机会，是当家人少不经事，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惹得祸。但是，改革也的确存在某种政治陷阱，即所谓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越是容易倾向于以收权来稳固统治，借助强权威慑反对者。人们很容易直线式地想到，抓权在手，总是要保险一点。从而忽略了这样的抓权，会开罪什么人。忘记了所谓的权力和资源，实际上是要由人来掌控的，能力不济，掌握在手里的东西，一样会丢掉。当时的满人，的确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入关时又有“历史问题”，经过将近 260 年的养尊处优，整体素质又在下降。试想，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汉人，而且没有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样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当家人身陷其中没能及时自拔。所以说，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当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 [ ① ] 参见，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节。 [ ② ] 骆慧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473 页。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6 。 [ ③ ] 参见李天德、李明吾：《长治、高平的干草会》，《山西文史资料》第四辑。长治市文史研究馆：《上党干草会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3 。 [ ④ ] 《辛亥革命》（三）第 389 、 454 、 455 页。 [ ⑤ ] 王用宾：《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118 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张之芯等：《“文交惨案”资料四则》，《山西文史资料》 1991 年第 4 、 5 期。 [ ⑥ ] 林损：《林损集》中册，第 1031 — 1033 页。合肥，黄山书社， 2010 。 [ ⑦ ] Francis CliffordJones , China London, Arrowsmith, (1937) pp148. [ ⑧ ]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473 、 431 页。 [ ⑨ ]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 1883 — 1913 ）》，第 167 — 170 页。中译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 [ ⑩ ]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93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5 。 [11] 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 140 页。济南，齐鲁书社， 2002 。 [12] 《前清宣统三年岁入岁出预算表》，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第 25 — 32 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 [13]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31 — 32 页。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民国六十九年。 [14]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 56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15] 北洋军至少有日本士官生 30 多人。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 94 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 [16] 罗尔纲：《晚清兵志》第四卷，陆军志，第 251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17] 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 93 — 101 页。 [18]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山西文史资料》 1991 年第 4 、 5 期。 [19] Vinacke, Harold Monk .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times. New York: A.A. Knopf, 1928 .pp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