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杂感

美国电影《危情三日》讲述的故事颇令我感动。     妻子性情直率、略显暴躁，职场上时而和女上司吵架；丈夫是教师，性情温和；两夫妇感情甚笃，育有一子，妻子每天早晨会见缝插针地拍张全家福，说要拍到孩子成年。 突然在一天的早晨，警察蜂拥而入将妻子逮捕，声称其谋杀了女上司。凑巧她前一天在办公室和女上司吵架，接着在车库里搬动了杀害女上司的消防器材，而且被发现受害者的同事看到其从停车场匆匆离去，她的衣服上也沾上了血迹。人证物证俱全，两审宣判罪名成立、终生监禁。但丈夫坚信妻子无辜，在意识到上诉无望后，他花钱向多次成功越狱的越狱专家请教，开始筹划从狱中救出妻子。 狱中的妻子也发现丈夫的反常，为了丈夫接受她终生监禁的事实，她问丈夫为何从不问她是否她做的，丈夫回答不需要因为知道不是她做的，妻子于是说是她做的。那一刻我几乎为丈夫有点释然，原来真是她做的。丈夫受到很大打击，但随后再次探监，告诉妻子，他知道她是谁，无论妻子说什么。那一刻我潸然泪下。什么是爱？就是在全世界都背弃你时，有一个人依然了解你，不离不弃。如果有真的爱情，就一定有这种了解。一个人一生感受过这种爱，就不枉此生，感谢神！ 之后丈夫在深夜最后一次到父母家里接孩子时，父亲已经察觉到儿子似乎陷入了麻烦，并偶然发现了儿子口袋里的以假名购买的机票。我想许多父母那时会大呼小叫，哀求儿子不要去送死。然而这位看上去很少和儿子谈话的父亲却十分了解儿子，只在儿子离开时暗示他知道了并给了儿子一个深深的拥抱和祝福，这是另一个让我泪湿的镜头。我同时想起了东北一个小伙子因为偷窃一辆摩托车被母亲劝说去自首，然后就死在了派出所里，我想起了药家鑫在告知父母自己的所为后要求母亲给他做顿饭，被父母拒绝，父母直接把他送到警局。当然，这两个年轻人都犯了罪，而这个儿子将要犯下大罪。 妻子入狱后，丈夫常常独自带儿子玩，结识了儿子玩伴的母亲，那位母亲邀请这位丈夫两夫妇带儿子参加其女儿的生日 party ，丈夫不得已说出妻子入狱，但同时说妻子是无辜的、并未杀人。那位母亲虽然后来倒吸口冷气，却并没撤回邀请。而丈夫凑巧在营救妻子那天，提前两小时把孩子送到生日 party ，而在他接走儿子时，那位母亲凑巧看到了丈夫车上坐着应当在狱中服刑的妻子。她显然并未报警，否则这对夫妇很难逃亡成功。这让我想起窦文涛曾经在“锵锵三人行”中谈到东北一起多人越狱案中说过，那几个越狱犯多是八零后，没经历过前三十年的时代，否则就会了解，他们即使逃出监狱，也逃不出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我并非反社会人格，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对政府持警惕的态度，我知道政府经常犯错，也了解无辜的人也会被冤枉；我也对有局限的人性怀有悲悯，我可能不会将犯了罪的孩子直接送给警察 …… 晚饭时，我对外子说，我真不明白那些父母为什么那么相信政府，他郑重地说他也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影片结尾前，那位曾经逮捕妻子后来也曾怀疑并跟踪丈夫的警察蹲在发生命案的停车场里反思，也许妻子真是冤枉的，于是他想起妻子曾说有个女人从停车场匆匆离去时撞了她，还拽掉了一颗扣子，也想起那天晚上曾经下雨，于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打开马路沿的下水盖，查找是否有扣子，未发现，却在用力盖上下水盖时，卡在盖下边缘的扣子被震出，但是却再也不会被发现了。那一家三口的生活从此改变，他们注定从此流亡，在阴影中生活 …… 影片同时令我感慨的是思维的力量。丈夫是个普通教师，如果不是天降横祸，也许一生过着平淡的生活，永远不会策划施行如此缜密的逃亡计划，然而世事难料 …… 除了爱的力量，受过训练的缜密的思维，不得不令人钦佩。我祈愿永远不会遇到这种倒霉事，但我真希望我拥有这样的力量和能力。尽管如此，晚饭时，我对外子说，这个越狱计划在美国成功也有很大难度，但在中国几乎绝无可能，突然哪里挖路，突然领导开会……总之计划面对毫无计划的社会生活将束手无策。我同时想到，教育与人的不应当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选择生活的能力，即使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变故，可以从容不迫，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重新选择或出发。  

看了老友推荐的意大利影片《听见天堂》。刚好本周“凤凰大视野”推出“活着”——十年后重访那些艰难活着的人们。比较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忍不住在这安静的除夕夜絮叨两句。 影片讲述的是 1970 年一个意大利男童米克意外失去视力、根据法律不得不进入盲童学校学习的经历。据说此事件最终促成 1975 年意大利修改法律允许盲童进普通学校读书。 米克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平民家庭，家庭经济拮据，连台电视机也买不起。发生意外后，虽然父母很舍不得米克离开身边，因为米克比以往更需要父母的照顾，但根据法律失去视力的米克必须去离家挺远的盲童学校住读。 盲童学校的饮食起居看上去相当不错。但刚刚失去视力的米克，很抵触学习盲文，第一课就摔掉课本发脾气，年轻英俊的唐老师对其他学生说，只是课本掉地下了，然后蹲下来对米克说：上帝关上一扇窗，一定会打开其他几扇窗。知道为什么音乐家演奏时闭上眼睛吗？那是因为闭上眼睛时听觉更好。他不留痕迹地安抚受到重大创伤的米克。唐老师之后在米克因为偷学校的录音机和录音带做作业被罚而绝食缺课时，去宿舍探望米克，以巧妙的方式送了一部录音机给米克。在古板得有些变态的校长后来准备开除米克时，唐老师诚恳地对米克说：你有天赋，这是你有而别人没有的，即使你离开这里，以后无论你做什么，你一定记住这点，不要浪费你的天赋。后来社会各界声援米克，终于使米克留在学校，并在唐老师的帮助下在年终家长会上演出了米克带领孩子们一起创造的作品。影片中的米克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后来打破了盲人只能做些编织或接线员之类的工作的惯例，成为出色的电影音响剪接师。 老友说，这样一个事件最终导致法律的修改，根源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我感觉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让我感触至深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才能和天赋的珍爱。自治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珍视自由和权利，也就很自然地会捍卫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切是如此自然。在发育健全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无论贫富，其权利和自由都有一定的保障，活得更从容而有尊严。影片中的盲童学校是教会创办的，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所以在市民为了米克的权利而示威时市长曾经很生气地打电话给校长。即使是这个受到批评的学校，对于那些盲童也是不错的照顾和辅导，它确实没有足够兼顾到孩子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但它毕竟是一个帮助盲童学习日后得以自食其力的一个场所。如果不是三年多前我自己有过短暂坐轮椅的经历，我一直不知道人行路上那些通向机动车路的坡路缺口的作用，之前还曾经抱怨因此造成摩托车冲上行人道滋扰乃至抢劫，因为现实生活中我很少见到独自行动的残疾人，虽然在许多公共场合已经建起残疾人设施，但你会发现，细节还差得远，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要想独立行动，困难重重。我们的城建中的残疾人设施模仿成分居多，即“人有我也有”，细节还差得远，诸如断头盲道比比皆是。 看电影时，我就在想，即使这样的盲童学校也是国人的奢望，假设我以影片的理念批评在中国设立盲童学校，就显得很不靠谱，当然我可以建议盲童学校不应歧视盲童，不是假装而是真正将盲童当成正常的孩子来尊重和爱 , 即使我们大多普通学校也还做不到尊重每一个孩子 …… “凤凰大视野”今晚讲述的是河南爱滋村走出的一个青年和他的家庭。贫困的农民家庭，为了生活，为了供二儿子读书，父亲和长子一起卖血，因此都染上爱滋病。十年前凤凰卫视播出后，引来许多爱心人士捐钱，为这个家庭解了燃眉之急，也令他们很有压力。父亲仔细地记录捐款人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捐款金额，小心地计算考上大学的二儿子还差的学费金额，然后将多出来的捐款退回，后来他多次将国家补贴的医疗券换成更少的现金补贴儿子在学校的费用，也不肯多花捐款者一分钱。 这个年轻人如今已届而立，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干过速递等杂工，也曾被同学骗进传销窝点，不得已披露来自爱滋村谎称有爱滋病才被释放，目前也在艰难挣扎，觉得愧对捐款人，曾经一直不愿再接受采访。采访中他提到，很少和捐款人联系，因为愧疚，也因为厌倦了只能表达感激而无以为报。 我常常感慨，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往往是很朴实而本分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能力过活，不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他们什么，相反很受不得别人滴水之恩，不能涌泉相报就成为很大的心理负担；相比之下，中国的精英文化却不怎么地道，因为“优秀”就可以抢占优质资源，攀桃摘李，只嫌不够，从无愧疚，从来只论自己赚得不够，而不问自己向世界贡献了什么。当然也有相当一些精英以个人所得或成就回报家族乡里，还有一些不惜以身试法通过贪腐弄权偿还“亲酬”。总之，窃以为，中国的精英文化缺乏西方的贵族气质，他们往往迷失了自我，不属于世界，只属于家庭和他人的期待与攀比。 此外，我真觉得那些贫困家庭举毕生数人之力供个大学生不值得。亲酬和“爱心酬”往往又构成有良知的人沉重的负担，负债的人生不好过。中国大陆是家庭国家两头大而社会萎缩的哑铃形态，因此趋同和整体比个性和个体重要的多。一生忙忙碌碌，只为活着，梦想和天赋早早就烟消云散。

    美剧《国土安全》讲述的是美国CIA与在美国本土策划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直接的较量。令我感触深刻的是，美国人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理解。用“理解”这个词，或许令人诧异，但我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汇。     经过半世人生，自己最感到欣慰的，就是逐渐地对于自己身边乃至自己身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学会找到原因，而寻找原因的过程其实就是理解，即从行为者的角度去理解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不代表我可以接受一切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行为，但当我能够站到对方的角度理解到在行为者看来行为的合理性，最起码我比较容易找到解决和应对的方法。美国人在防范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动时，似乎就是这么去做的，因此他们无须刑讯逼供，只须以同理心去触及对方心中最柔软最脆弱之处，从而打开突破口，虽然并不总是成功，至少剧集中对几个白人嫌犯都是成功的，也许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彼此更容易了解。或许剧集中反映的只是高素质的CIA情报人员的做法，事实上剧集也偶尔提到关塔纳摩的虐囚行径。     正因为这种理解，剧集中对包括头目在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并无任何丑化，而是从他们的行为逻辑给出合理（指对行为者合理）的解释。他们不仅没有将伊斯兰极端分子描写为非人，甚至给予合理的尊重，这无疑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当我们把敌人当成非人时，也将自己降低到非人的水准。剧集中有位小时在阿拉伯长大而被发展为恐怖分子的富商女儿，她哄骗CIA高级情报人员索尔，说她能够提供CIA亟需的信息而要求索尔帮她调到一个有窗户的牢房，当索尔使用她提供的消息发现上当时，心中升起的不是冲天愤怒而是觉悟到这个女人正在做出自戕的行为，立即前去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十分悲伤。仅仅以人道主义来解释索尔的反应似乎过于简单，对于一个因特殊工作而阅历深厚的人，作为一个男人，对于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女人，这样一种同情悲悯似乎十分自然。剧中也并未隐晦监狱长恶待囚犯的变态心理和行为。       同时令我感触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谍报工作往往充斥着高级骗局，最难产生信任，但仔细想想，如果根本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情报了。剧中主角CIA女特工凯利最早并坚持对在伊拉克被俘八年后解救回国的英雄布鲁迪的怀疑，当她被布鲁迪出卖而失去工作后还是痛苦万分。换了我，或许觉得被出卖并不意外，并因此加深对布鲁迪的怀疑。这或许就是西人单纯之处，当她被打消怀疑时，她就转向信任。第二季结束前，在副总统葬礼上的惊天大爆炸，布鲁迪轻易就说服凯利接受他的无辜，我却依然无法判断布鲁迪是否介入恐怖行动，而凯利是十分出色的情报人员，我却没有任何情报工作的经验。或许只是我不容易信任，虽然在生活中因为我不想让自己难受而经常选择相信。     中国人在情感中因为方便而欺骗似乎不是什么大事，相对而言，西人的情感中信任似乎是第一位的，比是非还重要。与布鲁迪同时在伊拉克被俘的黑人狙击手被改造为恐怖分子回到美国本土，他的妻子在情报人员的要求下，接听他的电话，情感冲动下，这位妻子不顾情报人员的阻止，向已成为恐怖分子的丈夫发出警告导致其逃脱警方追捕。也不见警方逮捕这位通风报信的妻子，大概他们对于人之常情无法绳之以法。     布鲁迪回国后除了在恐怖行为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间挣扎，最大的压力来自对于家庭说谎，这似乎也是他与妻子无法维持正常关系的最重要原因，作为说谎者，他所承受的痛苦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承受谎言的妻子。     我觉得，近乎荒谬的是，当本来准备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而失败的布鲁迪浑身汗透时，竟然未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副总统也只是说了句“You are damn shit”。或许我旁观者清，但美国人似乎也太不容易怀疑了。       美国影片和剧集中所从不厌倦的，就是反映掌权者的不可信任。这似乎也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正确”。剧集中对于副总统的刻画比恐怖分子还不堪，而最直接的受害者除了他下令无人驾驶直升机干掉的82位阿拉伯儿童，就是他的儿子芬，在谎言中生活的芬经常萎靡不振。由此使我想到，那些“我爸是李刚”的年轻人同时也是强权的受害者，他们的self被压制而停止长大，不能承担责任，胆怯而无用。芬驾车带布鲁迪的女儿丹娜摆脱保镖车时撞死一位女人，作为政客的副总统夫妇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首先设法掩盖，而刚刚进入政界的布鲁迪家庭则从保护孩子的心灵出发，准备带女儿前去警局自首。芬对自己的父母害怕而厌倦，而丹娜虽然有着强烈的青春期反叛，但她信任自己的父母，剧集最后杰西卡的反映比凯利的表现更能说服我布鲁迪未参与惊天恐怖爆炸案。我信任杰西卡的直觉，她与父母有着良好的沟通。剧集中的丹娜也是十分丰满的少年形象，她对父母的爱、她的少年赤诚和眼里揉不得沙子、她的反叛和独立思考，表现得十分真实，令人印象深刻。     为了掩盖副总统指挥下在伊拉克杀害儿童的行为，中情局局长策划暗杀知情者布鲁迪，并构陷洞破这一阴谋的资深情报人员索尔而将其关押。执行暗杀行动的杀手是与凯利共事了一段时间的CIA分析员，他认为布鲁迪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对国家不再有危害，而且暗杀布鲁迪会毁了他的恋人、十分出色的谍报人员凯利，因此决定放弃暗杀行动，并威胁中情局局长不得另外找人进行暗杀。良知，在美剧中始终是各种阴谋行动的障碍。比起英剧，美剧更容易看懂，其中有着明确的价值观，相比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欧洲，美国始终保持传统的宗教价值。       最后还是说说女主角凯利，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她的敬业——感觉她就是为工作而生，工作就是她的生命，而是她的勇气，这也是几乎所有美剧常常令我自惭形秽之处。感觉在很多情况下我早就放弃了，可美剧中的人物总是有绝处逢生的勇气和能力，凯利更是疯狂地冲向危险。她患有的先天性疾病似乎常常令人处于亢奋状态，除此之外，他的父亲对于自己疾病的全然接纳，父亲对于凯利的爱和认同，这样的生命态度给了凯利很大的力量和独立的空间。真正的爱，就是让生命自由地绽放，而不是限制其在温暖舒适的空间。

这是最接近我的观影感受的影评，收藏之。   《一九四二》：中国文明的难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一九四二》在中国制作和公映是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事件，但中国观众似乎并不领情。有人指责冯小刚继续“消费苦难”，有些则认定是“借古讽今”的初级水平，而主宰着影评市场的文艺青年们，从艺术性方面否定了冯小刚导演的努力。这是一个“一九四二式”的悲剧。     这些反应或许会让冯小刚彻底绝望，事实上，笔者也有类似的心情。除了娱乐消费和艺术享受之外，中国人或许更要关注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在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年代。这部受到审查限制的电影，再现的不只是一场历史灾难，也是有关国家未来的预言。     电影里面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政府（军队）和城市，吃喝玩乐；一个是灾民与农村，饥寒交迫。将这两个平行世界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白的价值体系当中，政府与国民是契约关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不明白为何民国政府既不赈灾，甚至封锁他发布饥荒的消息。    “两个世界”在中国几乎是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知道在传统的中国，官吏与百姓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官僚体系除了提供必要的治安与司法服务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责任。“民间”则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天灾人祸只能依靠家庭以及由姻亲、同学等组建的私人关系网。这或许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形态，社会因为缺乏组织联系而被马克思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这种形态成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障碍，因为人们往往对于公共事务持有自私冷漠的旁观态度。     冯小刚以过多且互不交叉的人物丰富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断层，他试图组织各种细节来表达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这破坏了电影的故事性，也是让影迷诟病的地方。但是，冯小刚的目的绝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含蓄的解剖。     在这部电影中，统治阶级遭到了客观的抨击。领袖要面子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轰炸也要市民排练欢迎美国贵宾的仪式，要求打一场胜仗才有面子去开罗参会，关停披露灾情的《大公报》，政府统计饥荒死亡人数只有1062人，而实际有300万有余。在官员逻辑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标远高于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人不过是虫蚁般的存在：蒋介石要求国军撤出河南，将难民的包袱甩给日本人，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司令蒋鼎文在河南饥荒爆发时还要征粮，因为“人饿死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从上到下的官吏，在影片中追逐着私利，无情而又贪婪。即使法院的伙夫也因“这一趟灾下来，咱们都成了官”而沾沾自喜，更别说撤退的国军，即使在日军轰炸时也不停止抢夺灾民的财物以及女人。     灾民只有家庭相依为命，没有人和组织去救助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又都是如此懦弱，任由官员和军人抢掠。在这一群体内部，无处不在地充斥着“交易”。少东家借给花枝粮食要对方以性回报；栓柱在老东家被迫给了三个大洋后才去找救兵；老乡拿了小米才帮老东家驱赶流民（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老东家暗示将女儿星星许给栓柱换取其在逃荒途中的保护；栓柱想用饼干换取星星的身体，花枝也想用身体换饼干（你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最终她抢走饼干，因为栓柱把他老公弄丢了（一条命，值两块饼干），等等。     影片的高潮发生在家庭的瓦解：星星主动去做妓女（你让我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花枝要求栓柱与之成婚并发生性关系，这样栓柱就能以丈夫的名义将她卖掉换点粮食，但必须承担照顾自己两个孩子的责任。在这两场交易当中，“明”的是两个女人各属父亲与丈夫的私产，被他们卖给妓院和农民；暗的则是两个女人为了活命而用几升小米与父亲、两个孩子“交易”了血缘责任。真实的历史则比这更为残酷——有些父母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影片以饥荒所设置的困境，表现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让人觉得，这些人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本身，以及其他原始的欲望。电影中的国人唯利是图，无情，贪婪，毫无禁忌，等等。这样的民族性最终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白修德则试图以文明将两个部分融为命运共同体。在电影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人民，都在各逐其利，同类相残。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诺贝尔奖委员会写给莫言的授奖词：“这是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怜悯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荒谬”。     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沉重的使命之一，从鲁迅到柏杨，以及新近受到争议的莫言。或许因为人口、气候等原因，历史上中国人长期物质匮乏（贫穷饥饿），而且通常没有宗教的约束，让自私自利的实用哲学与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只有家庭而无社会的结构，导致公共精神缺乏，对陌生人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在一个重视物质利益而又自我泛滥的社会，相互攀比成为精神支柱，爱面子、仇富等成为某种“中国人格”，就像电影里瞎鹿的母亲说的，“闹灾好啊，地主和咱一样了”。     过于频繁的饥荒和战争共同构成的不安全感，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民族基因里。为了获得安全感，只有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特权意味着可以统治和剥削别人，有资源分配优先权，并得到暴力机器的政治保护，正如电影当中那些锦衣玉食的官员一样。中国人因此信仰和崇拜权力，其另一面则是奴性，专制和腐败有了文化土壤，权力私有化，政府人治化，社会关系化。     即使在现代中国，这些流淌于民族血液的“生存理性”仍然大行其道 ，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满足物欲）与维稳（提供秩序）提供安全感，并以此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仍然有数量惊人的年轻人报考公务员，试图进入体制内寻求权力带来的安全感与利益。与此同时，大量富人因恐惧“仇富”而移民他国。事实上，中国各个阶层都有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政权本身也感受到了威胁。     中国人虽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相互攀比让贪婪更加膨胀，这不仅影响到本国，危害还扩展到国外 ，国家面临环境污染、政府腐败、公德尽失、社会不公等挑战，但少有人关心社会，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钱包。大部分抗争者也不是想要公民应有的权力和尊严，而是在既有体制下争取自身利益，满足了利益要求，制度不公不再是自己考虑的事情。现代中国依然是一个无组织的原子化社会，“国家不能依靠，他人就是地狱”，所以，人们无须考虑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责任。     必须承认， 从文明水平的角度观察，1942年与2012年的中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中国文明”的难民 。《一九四二》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逻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斥骂腐败的中国人，往往其实也都渴望获得特权。这也是中国文明转型面临的悖论：一盘散沙而又自私自利的普通民众，适合威权统治，因为“人民素质低”；但缺乏民众制约的专制权力必然成为满足官员私利的工具，制造革命的力量，陷入“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轮回，就像电影最后的旁白：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     因此，冯小刚在谈论《一九四二》时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他认为“中国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且人们在相互斗争中能够获得快感，重新回到“人吃人”社会也是现代中国人所集体忧虑的。中国进入一个人人没有安全感的时代，生活随时找你的麻烦，社会也可能随时坍塌。     中国还有机会跳出“历史周期律”。事实上，所谓中国的民族性是环境和组织形态的产物，但自私是人类的天性，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所揭示的，人本身就是基因求生的机器。我们不能过度指责阴暗的人性并让它为国家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应试图引入宗教力量或者意识形态改造灵魂，中国只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改造生存环境，就可以让整个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生（云之：这段不太认同。没有好的文化，很难产生好的制度。中国人需要除了生存“信仰”之外的精神信仰——不是“打鸡血”，中国人需要彻底反思虚伪的文化传统，不求真的族群也会毁灭善和美）。     让我们再回到灾荒。阿马蒂亚•森在研究饥荒历史时发现，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即使这个国家贫穷。他认为饥荒是因为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是权力失败的产物。1942年的饥荒显然亦是“人祸”，事实上，中国过去百年遭受的种种政治苦难以及目前的转型困境，皆因国民被剥夺权利，国家继续着统治与被统治的粗暴政治。     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选择，就是给人以基本的权利 （云之：等待恩赐很难，必须觉醒并自己争取）。这不需要艰难而又复杂的改革，仅仅需要执政党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尤其是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文明向民主制度过渡的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允许公民自由组织结社，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我治理，培养公民意识，尊重法律与规则。     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阻止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侵犯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既可以制约公权力，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又可以促进公共精神的产生，有利于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公共秩序。     《一九四二》脱胎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应有“温故知新”之意。中国人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生存和斗争的智慧，但是灾难总是被政权遮蔽和国民遗忘，“温故而不知新”是民族悲剧的根源之一。网络上曾有一个颇为经典的说法，“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这样的民族，将是一个在“素质论”中坐以待毙的民族，用以掩盖权贵的贪婪以及精英的投机，没有人想为这个国家负责，即使大厦将倾也会有挤满抢掠的人群。     如果白修德再世，他将惊讶于一个民族的停滞，他依然会看到两个平行的世界，似乎从国民到公民的距离永远都走不到尽头。感谢冯小刚导演，他冒着商业亏损的风险尽到自己的国民责任，他试图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依然是“中国文明”的难民，可惜，没有人听。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131?page=3

很棒的影评！ http://my1510.cn/author.php?mstong   為何逼人下作 (1) / mstong     雜談李安《色戒Lust, Caution》及《派生活Life of Pi》 （之三）   唐默思   上文已經提到影片開始時派母給孩子講述黑天(Krishna) 還是頑童時的故事，說他常吃沙土玩耍。黑天是毗濕奴（Vishnu）的第八化身，而後少年派初試身手殺生的第一對象「魚」又是其第一化身。電影用動畫方式描繪這個故事。表現其養母Yasoda在毗濕奴張開的口中居然看到整個宇宙。這恐怕就是「民以食為天」觀念的印度版本。 這種觀念在整個海難過程中通過「吃」這個典型動作得到反復強調，甚至直接成為少年派的行為動機以及海難求生經歷中一切可能發生罪惡的辯護理由。換言之這就是「民以食為天」的價值認定：「吃」就是生存目的，也就是派的最終信仰。   少年派所接觸的三教信仰當中，真正成為他行動指南影響他判斷選擇的，其實只有來自東方傳統的印度教（而且意味深長地來自母親的承傳）。難怪他跟天主教的關係，只是在其兄慫恿下到教堂偷飲聖水讓神甫看到時，神甫對他所說出的別具意味之言：「You must be thirsty」。所謂別具意味是指這個「thirsty」一語雙關，居然是他家動物園那隻孟加拉虎的真正名字。從而暗示海難求生過程中突然出現的猛虎，其實就是少年派本人或者其本人的某種傾向（很多論者已經引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直指猛虎乃少年派的「本我id」）。儘管導演李安在訪談中回應猛虎究竟何所指時曾經故弄玄虛地表示不可說不可說。而少年派跟伊斯蘭教的關係也只是他依樣畫葫蘆的禮拜動作而在整個海難求生過程中並無任何實際體現。   難怪已有論者指出電影避談天主教伊斯蘭教在少年派求生過程中的角色，皆因這兩種同為一神教的亞伯拉罕信仰有著明確是非善惡觀念，容不得作者任意解釋。因而表面看去不同的三種宗教比較，其實只是在多元多神跟一元一神兩種傳統之間進行的。印度教所代表的自然神論（同樣源自婆羅門教的佛教更是無神論的）東方多元價值，所針對的恰恰就是作為西方一元價值傳統的亞伯拉罕信仰。有明確是非善惡界定的一元一神信仰不能幫助少年派脫離困境在海難中求生，於是乎只能回到自然，回到多元多神的印度教。這是小說電影中少年派的選擇，顯然也是小說作者以及導演李安認同的價值判斷和選擇。儘管電影（以及小說？）有意無意只以God一詞來混淆兩者，很容易讓人們誤以為兩者或者沒啥區別。   電影顯示出少年派最終信仰的是能夠幫他擺脫困境在海難中求生的印度教神靈毗濕奴。毗濕奴作為自然存在的象徵存在於一切事物，化身為一切事物（we are the stuff of his dreaming）。除上面提到其張口可見整個宇宙所暗示的「以食為天」觀念；更在少年首次殺生飼虎時，面對被其擊殺的大魚高呼對毗濕奴的感激之言。由此可見，感激毗濕奴其實就是感激自然存在，就是感激弱肉強食生生不息的自然存在方式。也就是上文已提及的為了活下去不惜不擇手段的生存態度。   最後也是爭議最多的一幕是少年派流落到神秘荒島的經歷。很多論者猜測荒島的確切所指。有人認為輪廓有如仰臥人形的荒島其實暗示少年派噬食其母。畫面上少年派咬嚙的樹根海藻其實是其母屍身上的血管神經結締組織之類，而猛虎噬食的獴類（meerkats）生靈也被解讀為屍身上的蛆蟲。就連他在層層剝開的怪異椰菜裡發現的人牙也被認定為其母之物，故令其警醒從而激發良知，從罪惡當中重返人類文明云云（派女友曾提到林中蓮花之類可能也有關聯，惟其穿鑿太甚不知所指徒惹創作者訕笑。面對不能自圓其說的指責便以神秘來回應，恐怕是欺世者的常態）。   其實這種過度解讀未必可以完整體現小說跟電影的哲思。   更合理的解釋其實還是上面提及的毗濕奴。電影開頭曾經提到這個印度教神靈漂浮在無涯之洋中的形象（Vishnu sleeps, floating on the shore-less cosmic ocean）。當時少年派按天主教規矩禱告後上床入睡之際，還出現他手撫毗濕奴仰臥塑像念念不忘的場面。故此有論者將荒島解讀為少年派最終尋獲的彼岸世界。象徵他在精神上的追求最終有了結果。儘管其彼岸境界是通過荒島日夜驟變方生方死所暗示亦為人天性所系的「善惡皆備」。只不過這種自然存在的「善惡皆備」通過「人牙」所暗示出來的教訓居然是此地不可久留，否則就會葬身於此。難怪作者通過劇中人物之口不無諷刺地說，這樣的彼岸世界從來沒人見過（No one has seen that floating island since. And you won’t read about those trees in any nature book.） 須知所謂善所謂惡都是價值判斷的結果。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自然存在既無善亦無惡，是所謂善惡皆備。個體人不能在自然中生存（正如很多論者提及笛福的《Robinson Crusoe》並與之比較，討論詳見後文），而「人」的群體存在方式注定人只能在給定價值規範中生存。故此所謂價值判斷只能是「人」在面對「自然」時根據自身存在需要所作出的反應。他「人」在作為整體「我」的眼中只是另一個「自然」即人化「自然」。不同的反應則區別了不同價值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惟其是「善惡皆備」還是「揚善棄惡」纔是東西文化比較不能逾越的一道坎。要展開說恐怕幾本大書的篇幅都不夠。這裡只能藉題發揮，稍稍回應一下這個已經備受人們關注卻遠遠未能充份展開討論的話題，亦即一元多元認知方式及其價值形式即一神多神宗教之間的比較。   還是先從電影中的一個細節說起。   上面提到天主教神甫直指少年派與孟加拉虎同名。可是小說跟電影都故意用Richard Parker來稱呼猛虎，還用障眼法表示只是動物園混淆了猛虎跟獵手主人的稱呼。然而真相遠為驚心動魄。因為這個名字曾經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也曾經是十幾歲的少年，同樣經歷了海難。不同的是少年被同船成年人為了求生而噬食。   這個Richard Parker就是英美普通法系一個著名判例R v Dudley and Stephens中的受害少年。有關介紹網上已有很多。這裡只是抄錄維基相關資料中的一段引言：   R v Dudley and Stephens (1884) 14 QBD 273 DC is a leading English criminal case which established a precedent, throughout the common law world, that necessity is not a defence to a charge of murder. It concerned survival cannibalism following a shipwreck and its purported just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a Custom of the Sea. It marked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 history of attempts by the law, in the face of public opinion sympathetic to castaways, to outlaw the custom and it became something of a cause célèbre in Victorian Brit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R_v_Dudley_and_Stephens ）   其核心理念即「困境解脫（necessity）情非得已」不能成為謀殺藉口。儘管輿論依照海難求生習俗對案犯表示同情，此判例則斷定所謂海上慣例從此為非法。從而確立自然正義原則在海難行為中的延伸。   所謂自然正義原則作為法治核心概念應用在這裡的意思，就是作為底線的生命平等權利。生命意義並非來自父母的自然行為。因此即使父母也不能視兒女為私有財產生殺予奪，從而宣告東土傳統「易子而食」行為以及該案中以弱者為食的行為為罪為不義為不可接受，無論以任何理由。   小說跟電影沿用這個名字卻設置了與歷史真實恰恰相反的場景。使得這個Richard Parker不再是受害者被他人噬食；反而成為猛虎噬食他人最終求得生存。這個沿用所暗示的意義就是，在海難求生這樣的極端生存困境當中，是成為虎還是羔羊，決定了你有多少生存機會。為了不被人吃掉，你就必須吃掉別人。這是少年派最終被迫與猛虎分離以便回到人類文明時依舊對猛虎依依不捨感激不盡的原因，他為此坦言道：Without Richard Parker, I would have died by now.   難怪人人心中都有「臥虎」這樣的結論，連同人人心中都有座「斷背山」這樣的斷語，成為李安「得道升仙」的標誌而廣受李安東土信眾的頂禮膜拜。可是與此同時，卻也不能不激起人們的警覺，難道這就是李安的精神追求以及所標榜的道德境界？這真是李安電影所要傳達給觀眾的信息嗎？如果真是這樣，則其背後的邏輯令人顫栗。 原人面對天高不能飛水深不能游荒野不能走力弱不能搏之類的生存困境從蠻荒時代一路走來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確實付出難以為人道的艱辛痛苦掙紮。他們只能通過噬食同類獲得生存機會。後人在周口店遺址的餘燼中發現，山頂洞人掌握了火的使用之後，首先放上去燒烤的竟然就是他們自己的同類甚至兄弟手足（有關論述可參觀On Aggression, 1966; by Konrad Lorenz）。恩格斯說人類文明從肉食開始。其實真相更可能是從噬食同類的肉開始。   這種噬食人自身的行為在迫使原人脫離自然界（伊甸園）最終得以為「人」的同時，也使之成為「人」與生俱來的「原罪」。原罪與生俱來卻又永遠不能免除。這是因為人為了脫離自然界食物圈的束縛羈絆，成為所有生物中惟一以自身為食的門類。隨後更通過人化自然人化食物圈亦即社會制度的建立，使得蠻荒時代的有形之「食」演變為時至今日依舊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無形之「食」，亦即剩餘價值的攫取剝奪。這就是無人可以逃脫避免「原罪」的原因。   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所有的價值規範，不外乎竭盡人認知能力所可能把握的兩種形式：其一即歷時的「食」。這是以自然主義為核心內容的東方文化傳統所具有的普遍方式。這種認知方式將有限的人生融入到無限的周而復始當中，通過無從驗證的輪迴轉生讓身處食物鏈下端的人獲得為來生積福的滿足以維護有利於食物鏈高端肉食者現存秩序的「穩定」與「和諧」。   其次則是以人主義為核心內容的亞伯拉罕一元價值傳統。通過摩西得自天啟的十誡並由此為人間定下判斷是非善惡的法治基礎，通過出於人的普遍性惡因而被迫艱難困苦的逐步完善過程，以現時的同時的此在的權利界定方式，奠定了現代西方憲政民主社會。   亞伯拉罕信仰就是對自然秩序現存秩序的否定。一神價值的意義就在這裡。   源自摩西十誡的法治原則同樣否定了形形色色以弱肉強食自然主義生存方式為特徵的習俗慣例，迫使人們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能違背這樣的道德律令，以避免墮入為了求生不擇手段的「下作」深淵。   笛福的魯賓遜其實就是派生活的反面。他不僅自己嚴守文明律令（在認定食人生番野蠻的同時又承認不能自行執法予以剿滅）更從食人生番手中救出「禮拜五」之後，便一步步引導他離棄這種野蠻行為而融入他從英國及歐洲沿襲而來的文明。這個過程的歷史學名稱就是所謂的「殖民」。文明只能通過殖民方式傳播。這就是文化相對論者所不敢面對的歷史真實。   這是因為魯賓遜流落荒島時，手頭可讀的惟有一本聖經。正是在聖經指引下，他逐漸從一個生活毫無目的普通人（everyman）通過朝聖之旅（pilgrim）翻越最終山隘來到期許之地（promised land）。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艱辛漂流歷程成為他立志接近天主的朝聖過程，並最終使之成就為「聖人」。   可是作為對Robinson Crusoe的莫可（mock），派生活故意設計了充滿真真假假科學知識的求生手冊，用來跟在荒島求生中惟有依賴聖經事事向聖經求助的基督徒對照並加以嘲笑。電影裡面這本求生「聖經」甚至連如何與猛獸同船相處如何加以馴服的知識都包括在內可謂巨細糜遺。但是最值得注意也最意味深長的「知識」，原來是自己給自己編造故事講故事。很多人會忽略這個求生技巧的深刻含義，以為只是用來消除寂寞打發時間。殊不知當今時代人們耳熟能詳的「選擇性遺忘」纔是作者所暗示的求生法門。   如果讀者還記得被同船成人噬食少年的歷史真實，是否應該醒覺那些得救上岸的成人之所以受到法律制裁，不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編造故事向法庭說謊嗎？   成年派生還並最終過上豐衣足食妻兒相伴的生活，靠的就是編造故事的能力；甚至因此逃脫法律追究保險公司質疑以及傳記作者的顧慮。成年派在回應人們寧可相信同船者皆為野獸藉此逃避罪責內咎之時不無譏諷地說it goes with God。而在此之前，保險公司所要求的是「真相The truth」，而人們所不敢面對的真相偏偏就是it goes without God。如果說這就是少年派的結論，難道不也可以是小說作者跟李安的共同結論嗎。   這個結論無疑來自於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潮流。加上李安本身的華人文化積澱，幾乎是本能地與西方文化的墮落潮流一拍即合。華人本身沒有一元一神價值傳統，何況受華文束縛，很難區分宗教跟信仰對個體的不同意義。混在一起說的結果往往就是以所謂「泛神論」來為宗教爭端安排出路，以東方傳統的滿天神佛來取代西方傳統的一元一神，甚至還設想這種多元多神的東方文化最終能取代西方文化傳統，從而實現天朝中央之國重新崛起的「夢想」。   無獨有偶，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個自稱擅長講故事的中國作者莫言，似乎冥冥中真有某種意味深長的啟示。源自希臘文的「言」Logos (Word) 正是創造主即天主的「名」；也是「人」所受賦的「神格」，是超越其餘所有生物的「本質」。延伸一下所謂「莫言」是不是要自我放棄這個本質，甘於與所有其他生物為伍呢？可見所謂敘事神學號稱的信仰回溯，本質上是墮落的代名詞。無限空間中自由落體墮落即上升的周而復始過程，本身就是神秘象徵。故此西方文化的墮落本身也可能是獲得動力以求重新上升的途徑。可是在這裡談論故事，不能光是注意到「故事」講述的形式，卻忽略故事內容以及故事背後的含義這個更重要的問題。   眾所周知華文本身就是講故事的最佳媒介。據稱每個華文字背後都隱藏著一個生動故事。恰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講述故事的人們就不必板上釘釘地直面真實，直面淋漓的鮮血慘淡的人生。難怪故事化語言是瞞與騙存在的直接現實。形象思維跟邏輯思維、線性思維跟辯證思維等等命題，多半都可以在語言層面上找到區別跟解釋。難怪人們相信，華文是最擅長絕處逢生絕地反擊絕境逆襲的文化。世世代代的艱難謀生經歷，已經使得這個文化與生俱來具備了派生活的求生法寶，亦即沒有底線不擇手段的生存之道。   如今這套本事通過這部美輪美奐的兒童電影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甚至得到認同，是不是真的意味著世界未來只能靠這個文化來拯救呢？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本質上並非驅逐，而是同化。良幣永遠會被劣幣所同化，無論是否主觀意願使然。同樣道理，高等生命也只能被低等生命所同化；有機物被無機物同化；動物被植物同化，動物性生存方式被植物性生存方式所同化（也就是成為道家）。如此等等的所謂逆進化，大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出處。 這或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痛苦過程。在世人重新看到太陽出冰山滴之前，恐怕不得不付出自作孽地「崛起」的慘痛代價。 ……

    “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 卡尔 – 波普尔的这句话，似乎可以作为六季美剧《迷失》的题记。   一、完美人格与绝望人生 我几乎废寝忘食地看完了这部很长的系列剧，因为被剧集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和巨大悲悯迷住了。剧情的发展，带动我反思人性的复杂性，急不可待地看完最后两季，几乎就是为了验证剧作者的想法是否与我的一致。 该剧在揭示人性黑暗的同时，也展示人性的光辉，在表现人生绝望的同时，也展现温暖和令人留恋的人生。令我深有同感的是：正因人性的缺陷，人生才变得有乐趣；只有承认人的不完美、接受人的脆弱，人生才不那么令人绝望。 Jacob 和黑衣人不仅是一母同胞，也是人性的两个对立面，前者是人类的理想，后者是人类的现实。我高度认同剧作者的是，人类的现实无疑兼有黑暗与光明，人类的理想同样如此，有时正是理想推动现实去毁掉世界。声称捍卫神秘海岛的，常常强调自己是好人，他们无疑代表了人类的一种理想，可当他们不择手段地捍卫理想时，他们就同时成为可以毁掉世界的黑暗。 第一主角 Jack ，具有几乎完美的社会人格，具有爱、勇气、自律、正义感、责任和担当，而且外貌俊朗、是出色的外科医生、具有领导才能，然而，他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总是苛责自己，内心充满焦虑和不安，他总要 fix something ，否则就好像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他曾因疯狂工作忽视生活而导致妻子离去，他也曾因不能坦白对 Kate 的爱恋，眼看着坏男孩 Sawyer 夺其所爱，他终于得以和 Kate 厮守生活，却因未能将所有同伴带离海岛而寝食难安、企图自杀 ……Jack 的形象，堪称完美人格的绝望人生。 Kate ，和 Jack 颇有相似之处，从小的乖孩子和优秀学生，不仅容貌秀丽，而且才能出众。她为了“解救”常常被醉汉父亲殴打的母亲，将父亲活活烧死在房子里并将房子的保险赔款交给母亲作为报答，因此成为被通缉的谋杀犯。但她不仅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犯，而且不能理解母亲向警方告发她的行为。她爱着正直的 Jack ，又被竭力表现反叛和人性恶的 Sawyer 吸引。 Jack 和 Kate 身上体现了人性追求完美和光辉的一面，而他们致命的缺陷是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人生，因此他们忍不住不去干预他们无法忍受的人生缺陷，最后却几乎将自己陷入地狱。那位在广西的大山里陪伴留守儿童十几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这样写道， “ 真正的英雄把自己的心交给敌人，使敌人心中的自己在敌人的感受中像药一样来发作用、引起别人心中的变化。进入黑暗，自己不变成黑暗，那就是英雄的行为。 ” 能够做到这一点，何其难矣！ 由此可知，世上真正的英雄十分稀罕。经常发生的，反而是“没能引起他人心中的变化却令自己变成黑暗”，如同最后一季中的 John Lock （当然那不是他，而是被邪灵附体的躯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