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杂感

美国电影《危情三日》讲述的故事颇令我感动。     妻子性情直率、略显暴躁，职场上时而和女上司吵架；丈夫是教师，性情温和；两夫妇感情甚笃，育有一子，妻子每天早晨会见缝插针地拍张全家福，说要拍到孩子成年。 突然在一天的早晨，警察蜂拥而入将妻子逮捕，声称其谋杀了女上司。凑巧她前一天在办公室和女上司吵架，接着在车库里搬动了杀害女上司的消防器材，而且被发现受害者的同事看到其从停车场匆匆离去，她的衣服上也沾上了血迹。人证物证俱全，两审宣判罪名成立、终生监禁。但丈夫坚信妻子无辜，在意识到上诉无望后，他花钱向多次成功越狱的越狱专家请教，开始筹划从狱中救出妻子。 狱中的妻子也发现丈夫的反常，为了丈夫接受她终生监禁的事实，她问丈夫为何从不问她是否她做的，丈夫回答不需要因为知道不是她做的，妻子于是说是她做的。那一刻我几乎为丈夫有点释然，原来真是她做的。丈夫受到很大打击，但随后再次探监，告诉妻子，他知道她是谁，无论妻子说什么。那一刻我潸然泪下。什么是爱？就是在全世界都背弃你时，有一个人依然了解你，不离不弃。如果有真的爱情，就一定有这种了解。一个人一生感受过这种爱，就不枉此生，感谢神！ 之后丈夫在深夜最后一次到父母家里接孩子时，父亲已经察觉到儿子似乎陷入了麻烦，并偶然发现了儿子口袋里的以假名购买的机票。我想许多父母那时会大呼小叫，哀求儿子不要去送死。然而这位看上去很少和儿子谈话的父亲却十分了解儿子，只在儿子离开时暗示他知道了并给了儿子一个深深的拥抱和祝福，这是另一个让我泪湿的镜头。我同时想起了东北一个小伙子因为偷窃一辆摩托车被母亲劝说去自首，然后就死在了派出所里，我想起了药家鑫在告知父母自己的所为后要求母亲给他做顿饭，被父母拒绝，父母直接把他送到警局。当然，这两个年轻人都犯了罪，而这个儿子将要犯下大罪。 妻子入狱后，丈夫常常独自带儿子玩，结识了儿子玩伴的母亲，那位母亲邀请这位丈夫两夫妇带儿子参加其女儿的生日 party ，丈夫不得已说出妻子入狱，但同时说妻子是无辜的、并未杀人。那位母亲虽然后来倒吸口冷气，却并没撤回邀请。而丈夫凑巧在营救妻子那天，提前两小时把孩子送到生日 party ，而在他接走儿子时，那位母亲凑巧看到了丈夫车上坐着应当在狱中服刑的妻子。她显然并未报警，否则这对夫妇很难逃亡成功。这让我想起窦文涛曾经在“锵锵三人行”中谈到东北一起多人越狱案中说过，那几个越狱犯多是八零后，没经历过前三十年的时代，否则就会了解，他们即使逃出监狱，也逃不出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我并非反社会人格，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对政府持警惕的态度，我知道政府经常犯错，也了解无辜的人也会被冤枉；我也对有局限的人性怀有悲悯，我可能不会将犯了罪的孩子直接送给警察 …… 晚饭时，我对外子说，我真不明白那些父母为什么那么相信政府，他郑重地说他也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影片结尾前，那位曾经逮捕妻子后来也曾怀疑并跟踪丈夫的警察蹲在发生命案的停车场里反思，也许妻子真是冤枉的，于是他想起妻子曾说有个女人从停车场匆匆离去时撞了她，还拽掉了一颗扣子，也想起那天晚上曾经下雨，于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打开马路沿的下水盖，查找是否有扣子，未发现，却在用力盖上下水盖时，卡在盖下边缘的扣子被震出，但是却再也不会被发现了。那一家三口的生活从此改变，他们注定从此流亡，在阴影中生活 …… 影片同时令我感慨的是思维的力量。丈夫是个普通教师，如果不是天降横祸，也许一生过着平淡的生活，永远不会策划施行如此缜密的逃亡计划，然而世事难料 …… 除了爱的力量，受过训练的缜密的思维，不得不令人钦佩。我祈愿永远不会遇到这种倒霉事，但我真希望我拥有这样的力量和能力。尽管如此，晚饭时，我对外子说，这个越狱计划在美国成功也有很大难度，但在中国几乎绝无可能，突然哪里挖路，突然领导开会……总之计划面对毫无计划的社会生活将束手无策。我同时想到，教育与人的不应当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选择生活的能力，即使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变故，可以从容不迫，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重新选择或出发。  

看了老友推荐的意大利影片《听见天堂》。刚好本周“凤凰大视野”推出“活着”——十年后重访那些艰难活着的人们。比较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忍不住在这安静的除夕夜絮叨两句。 影片讲述的是 1970 年一个意大利男童米克意外失去视力、根据法律不得不进入盲童学校学习的经历。据说此事件最终促成 1975 年意大利修改法律允许盲童进普通学校读书。 米克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平民家庭，家庭经济拮据，连台电视机也买不起。发生意外后，虽然父母很舍不得米克离开身边，因为米克比以往更需要父母的照顾，但根据法律失去视力的米克必须去离家挺远的盲童学校住读。 盲童学校的饮食起居看上去相当不错。但刚刚失去视力的米克，很抵触学习盲文，第一课就摔掉课本发脾气，年轻英俊的唐老师对其他学生说，只是课本掉地下了，然后蹲下来对米克说：上帝关上一扇窗，一定会打开其他几扇窗。知道为什么音乐家演奏时闭上眼睛吗？那是因为闭上眼睛时听觉更好。他不留痕迹地安抚受到重大创伤的米克。唐老师之后在米克因为偷学校的录音机和录音带做作业被罚而绝食缺课时，去宿舍探望米克，以巧妙的方式送了一部录音机给米克。在古板得有些变态的校长后来准备开除米克时，唐老师诚恳地对米克说：你有天赋，这是你有而别人没有的，即使你离开这里，以后无论你做什么，你一定记住这点，不要浪费你的天赋。后来社会各界声援米克，终于使米克留在学校，并在唐老师的帮助下在年终家长会上演出了米克带领孩子们一起创造的作品。影片中的米克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后来打破了盲人只能做些编织或接线员之类的工作的惯例，成为出色的电影音响剪接师。 老友说，这样一个事件最终导致法律的修改，根源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我感觉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让我感触至深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才能和天赋的珍爱。自治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珍视自由和权利，也就很自然地会捍卫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切是如此自然。在发育健全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无论贫富，其权利和自由都有一定的保障，活得更从容而有尊严。影片中的盲童学校是教会创办的，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所以在市民为了米克的权利而示威时市长曾经很生气地打电话给校长。即使是这个受到批评的学校，对于那些盲童也是不错的照顾和辅导，它确实没有足够兼顾到孩子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但它毕竟是一个帮助盲童学习日后得以自食其力的一个场所。如果不是三年多前我自己有过短暂坐轮椅的经历，我一直不知道人行路上那些通向机动车路的坡路缺口的作用，之前还曾经抱怨因此造成摩托车冲上行人道滋扰乃至抢劫，因为现实生活中我很少见到独自行动的残疾人，虽然在许多公共场合已经建起残疾人设施，但你会发现，细节还差得远，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要想独立行动，困难重重。我们的城建中的残疾人设施模仿成分居多，即“人有我也有”，细节还差得远，诸如断头盲道比比皆是。 看电影时，我就在想，即使这样的盲童学校也是国人的奢望，假设我以影片的理念批评在中国设立盲童学校，就显得很不靠谱，当然我可以建议盲童学校不应歧视盲童，不是假装而是真正将盲童当成正常的孩子来尊重和爱 , 即使我们大多普通学校也还做不到尊重每一个孩子 …… “凤凰大视野”今晚讲述的是河南爱滋村走出的一个青年和他的家庭。贫困的农民家庭，为了生活，为了供二儿子读书，父亲和长子一起卖血，因此都染上爱滋病。十年前凤凰卫视播出后，引来许多爱心人士捐钱，为这个家庭解了燃眉之急，也令他们很有压力。父亲仔细地记录捐款人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捐款金额，小心地计算考上大学的二儿子还差的学费金额，然后将多出来的捐款退回，后来他多次将国家补贴的医疗券换成更少的现金补贴儿子在学校的费用，也不肯多花捐款者一分钱。 这个年轻人如今已届而立，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干过速递等杂工，也曾被同学骗进传销窝点，不得已披露来自爱滋村谎称有爱滋病才被释放，目前也在艰难挣扎，觉得愧对捐款人，曾经一直不愿再接受采访。采访中他提到，很少和捐款人联系，因为愧疚，也因为厌倦了只能表达感激而无以为报。 我常常感慨，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往往是很朴实而本分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能力过活，不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他们什么，相反很受不得别人滴水之恩，不能涌泉相报就成为很大的心理负担；相比之下，中国的精英文化却不怎么地道，因为“优秀”就可以抢占优质资源，攀桃摘李，只嫌不够，从无愧疚，从来只论自己赚得不够，而不问自己向世界贡献了什么。当然也有相当一些精英以个人所得或成就回报家族乡里，还有一些不惜以身试法通过贪腐弄权偿还“亲酬”。总之，窃以为，中国的精英文化缺乏西方的贵族气质，他们往往迷失了自我，不属于世界，只属于家庭和他人的期待与攀比。 此外，我真觉得那些贫困家庭举毕生数人之力供个大学生不值得。亲酬和“爱心酬”往往又构成有良知的人沉重的负担，负债的人生不好过。中国大陆是家庭国家两头大而社会萎缩的哑铃形态，因此趋同和整体比个性和个体重要的多。一生忙忙碌碌，只为活着，梦想和天赋早早就烟消云散。

    美剧《国土安全》讲述的是美国CIA与在美国本土策划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直接的较量。令我感触深刻的是，美国人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理解。用“理解”这个词，或许令人诧异，但我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汇。     经过半世人生，自己最感到欣慰的，就是逐渐地对于自己身边乃至自己身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学会找到原因，而寻找原因的过程其实就是理解，即从行为者的角度去理解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不代表我可以接受一切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行为，但当我能够站到对方的角度理解到在行为者看来行为的合理性，最起码我比较容易找到解决和应对的方法。美国人在防范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动时，似乎就是这么去做的，因此他们无须刑讯逼供，只须以同理心去触及对方心中最柔软最脆弱之处，从而打开突破口，虽然并不总是成功，至少剧集中对几个白人嫌犯都是成功的，也许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彼此更容易了解。或许剧集中反映的只是高素质的CIA情报人员的做法，事实上剧集也偶尔提到关塔纳摩的虐囚行径。     正因为这种理解，剧集中对包括头目在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并无任何丑化，而是从他们的行为逻辑给出合理（指对行为者合理）的解释。他们不仅没有将伊斯兰极端分子描写为非人，甚至给予合理的尊重，这无疑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当我们把敌人当成非人时，也将自己降低到非人的水准。剧集中有位小时在阿拉伯长大而被发展为恐怖分子的富商女儿，她哄骗CIA高级情报人员索尔，说她能够提供CIA亟需的信息而要求索尔帮她调到一个有窗户的牢房，当索尔使用她提供的消息发现上当时，心中升起的不是冲天愤怒而是觉悟到这个女人正在做出自戕的行为，立即前去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十分悲伤。仅仅以人道主义来解释索尔的反应似乎过于简单，对于一个因特殊工作而阅历深厚的人，作为一个男人，对于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女人，这样一种同情悲悯似乎十分自然。剧中也并未隐晦监狱长恶待囚犯的变态心理和行为。       同时令我感触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谍报工作往往充斥着高级骗局，最难产生信任，但仔细想想，如果根本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情报了。剧中主角CIA女特工凯利最早并坚持对在伊拉克被俘八年后解救回国的英雄布鲁迪的怀疑，当她被布鲁迪出卖而失去工作后还是痛苦万分。换了我，或许觉得被出卖并不意外，并因此加深对布鲁迪的怀疑。这或许就是西人单纯之处，当她被打消怀疑时，她就转向信任。第二季结束前，在副总统葬礼上的惊天大爆炸，布鲁迪轻易就说服凯利接受他的无辜，我却依然无法判断布鲁迪是否介入恐怖行动，而凯利是十分出色的情报人员，我却没有任何情报工作的经验。或许只是我不容易信任，虽然在生活中因为我不想让自己难受而经常选择相信。     中国人在情感中因为方便而欺骗似乎不是什么大事，相对而言，西人的情感中信任似乎是第一位的，比是非还重要。与布鲁迪同时在伊拉克被俘的黑人狙击手被改造为恐怖分子回到美国本土，他的妻子在情报人员的要求下，接听他的电话，情感冲动下，这位妻子不顾情报人员的阻止，向已成为恐怖分子的丈夫发出警告导致其逃脱警方追捕。也不见警方逮捕这位通风报信的妻子，大概他们对于人之常情无法绳之以法。     布鲁迪回国后除了在恐怖行为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间挣扎，最大的压力来自对于家庭说谎，这似乎也是他与妻子无法维持正常关系的最重要原因，作为说谎者，他所承受的痛苦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承受谎言的妻子。     我觉得，近乎荒谬的是，当本来准备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而失败的布鲁迪浑身汗透时，竟然未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副总统也只是说了句“You are damn shit”。或许我旁观者清，但美国人似乎也太不容易怀疑了。       美国影片和剧集中所从不厌倦的，就是反映掌权者的不可信任。这似乎也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正确”。剧集中对于副总统的刻画比恐怖分子还不堪，而最直接的受害者除了他下令无人驾驶直升机干掉的82位阿拉伯儿童，就是他的儿子芬，在谎言中生活的芬经常萎靡不振。由此使我想到，那些“我爸是李刚”的年轻人同时也是强权的受害者，他们的self被压制而停止长大，不能承担责任，胆怯而无用。芬驾车带布鲁迪的女儿丹娜摆脱保镖车时撞死一位女人，作为政客的副总统夫妇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首先设法掩盖，而刚刚进入政界的布鲁迪家庭则从保护孩子的心灵出发，准备带女儿前去警局自首。芬对自己的父母害怕而厌倦，而丹娜虽然有着强烈的青春期反叛，但她信任自己的父母，剧集最后杰西卡的反映比凯利的表现更能说服我布鲁迪未参与惊天恐怖爆炸案。我信任杰西卡的直觉，她与父母有着良好的沟通。剧集中的丹娜也是十分丰满的少年形象，她对父母的爱、她的少年赤诚和眼里揉不得沙子、她的反叛和独立思考，表现得十分真实，令人印象深刻。     为了掩盖副总统指挥下在伊拉克杀害儿童的行为，中情局局长策划暗杀知情者布鲁迪，并构陷洞破这一阴谋的资深情报人员索尔而将其关押。执行暗杀行动的杀手是与凯利共事了一段时间的CIA分析员，他认为布鲁迪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对国家不再有危害，而且暗杀布鲁迪会毁了他的恋人、十分出色的谍报人员凯利，因此决定放弃暗杀行动，并威胁中情局局长不得另外找人进行暗杀。良知，在美剧中始终是各种阴谋行动的障碍。比起英剧，美剧更容易看懂，其中有着明确的价值观，相比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欧洲，美国始终保持传统的宗教价值。       最后还是说说女主角凯利，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她的敬业——感觉她就是为工作而生，工作就是她的生命，而是她的勇气，这也是几乎所有美剧常常令我自惭形秽之处。感觉在很多情况下我早就放弃了，可美剧中的人物总是有绝处逢生的勇气和能力，凯利更是疯狂地冲向危险。她患有的先天性疾病似乎常常令人处于亢奋状态，除此之外，他的父亲对于自己疾病的全然接纳，父亲对于凯利的爱和认同，这样的生命态度给了凯利很大的力量和独立的空间。真正的爱，就是让生命自由地绽放，而不是限制其在温暖舒适的空间。

这是最接近我的观影感受的影评，收藏之。   《一九四二》：中国文明的难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一九四二》在中国制作和公映是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事件，但中国观众似乎并不领情。有人指责冯小刚继续“消费苦难”，有些则认定是“借古讽今”的初级水平，而主宰着影评市场的文艺青年们，从艺术性方面否定了冯小刚导演的努力。这是一个“一九四二式”的悲剧。     这些反应或许会让冯小刚彻底绝望，事实上，笔者也有类似的心情。除了娱乐消费和艺术享受之外，中国人或许更要关注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在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年代。这部受到审查限制的电影，再现的不只是一场历史灾难，也是有关国家未来的预言。     电影里面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政府（军队）和城市，吃喝玩乐；一个是灾民与农村，饥寒交迫。将这两个平行世界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白的价值体系当中，政府与国民是契约关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不明白为何民国政府既不赈灾，甚至封锁他发布饥荒的消息。    “两个世界”在中国几乎是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知道在传统的中国，官吏与百姓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官僚体系除了提供必要的治安与司法服务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责任。“民间”则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天灾人祸只能依靠家庭以及由姻亲、同学等组建的私人关系网。这或许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形态，社会因为缺乏组织联系而被马克思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这种形态成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障碍，因为人们往往对于公共事务持有自私冷漠的旁观态度。     冯小刚以过多且互不交叉的人物丰富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断层，他试图组织各种细节来表达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这破坏了电影的故事性，也是让影迷诟病的地方。但是，冯小刚的目的绝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含蓄的解剖。     在这部电影中，统治阶级遭到了客观的抨击。领袖要面子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轰炸也要市民排练欢迎美国贵宾的仪式，要求打一场胜仗才有面子去开罗参会，关停披露灾情的《大公报》，政府统计饥荒死亡人数只有1062人，而实际有300万有余。在官员逻辑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标远高于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人不过是虫蚁般的存在：蒋介石要求国军撤出河南，将难民的包袱甩给日本人，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司令蒋鼎文在河南饥荒爆发时还要征粮，因为“人饿死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从上到下的官吏，在影片中追逐着私利，无情而又贪婪。即使法院的伙夫也因“这一趟灾下来，咱们都成了官”而沾沾自喜，更别说撤退的国军，即使在日军轰炸时也不停止抢夺灾民的财物以及女人。     灾民只有家庭相依为命，没有人和组织去救助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又都是如此懦弱，任由官员和军人抢掠。在这一群体内部，无处不在地充斥着“交易”。少东家借给花枝粮食要对方以性回报；栓柱在老东家被迫给了三个大洋后才去找救兵；老乡拿了小米才帮老东家驱赶流民（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老东家暗示将女儿星星许给栓柱换取其在逃荒途中的保护；栓柱想用饼干换取星星的身体，花枝也想用身体换饼干（你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最终她抢走饼干，因为栓柱把他老公弄丢了（一条命，值两块饼干），等等。     影片的高潮发生在家庭的瓦解：星星主动去做妓女（你让我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花枝要求栓柱与之成婚并发生性关系，这样栓柱就能以丈夫的名义将她卖掉换点粮食，但必须承担照顾自己两个孩子的责任。在这两场交易当中，“明”的是两个女人各属父亲与丈夫的私产，被他们卖给妓院和农民；暗的则是两个女人为了活命而用几升小米与父亲、两个孩子“交易”了血缘责任。真实的历史则比这更为残酷——有些父母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影片以饥荒所设置的困境，表现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让人觉得，这些人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本身，以及其他原始的欲望。电影中的国人唯利是图，无情，贪婪，毫无禁忌，等等。这样的民族性最终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白修德则试图以文明将两个部分融为命运共同体。在电影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人民，都在各逐其利，同类相残。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诺贝尔奖委员会写给莫言的授奖词：“这是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怜悯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荒谬”。     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沉重的使命之一，从鲁迅到柏杨，以及新近受到争议的莫言。或许因为人口、气候等原因，历史上中国人长期物质匮乏（贫穷饥饿），而且通常没有宗教的约束，让自私自利的实用哲学与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只有家庭而无社会的结构，导致公共精神缺乏，对陌生人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在一个重视物质利益而又自我泛滥的社会，相互攀比成为精神支柱，爱面子、仇富等成为某种“中国人格”，就像电影里瞎鹿的母亲说的，“闹灾好啊，地主和咱一样了”。     过于频繁的饥荒和战争共同构成的不安全感，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民族基因里。为了获得安全感，只有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特权意味着可以统治和剥削别人，有资源分配优先权，并得到暴力机器的政治保护，正如电影当中那些锦衣玉食的官员一样。中国人因此信仰和崇拜权力，其另一面则是奴性，专制和腐败有了文化土壤，权力私有化，政府人治化，社会关系化。     即使在现代中国，这些流淌于民族血液的“生存理性”仍然大行其道 ，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满足物欲）与维稳（提供秩序）提供安全感，并以此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仍然有数量惊人的年轻人报考公务员，试图进入体制内寻求权力带来的安全感与利益。与此同时，大量富人因恐惧“仇富”而移民他国。事实上，中国各个阶层都有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政权本身也感受到了威胁。     中国人虽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相互攀比让贪婪更加膨胀，这不仅影响到本国，危害还扩展到国外 ，国家面临环境污染、政府腐败、公德尽失、社会不公等挑战，但少有人关心社会，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钱包。大部分抗争者也不是想要公民应有的权力和尊严，而是在既有体制下争取自身利益，满足了利益要求，制度不公不再是自己考虑的事情。现代中国依然是一个无组织的原子化社会，“国家不能依靠，他人就是地狱”，所以，人们无须考虑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责任。     必须承认， 从文明水平的角度观察，1942年与2012年的中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中国文明”的难民 。《一九四二》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逻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斥骂腐败的中国人，往往其实也都渴望获得特权。这也是中国文明转型面临的悖论：一盘散沙而又自私自利的普通民众，适合威权统治，因为“人民素质低”；但缺乏民众制约的专制权力必然成为满足官员私利的工具，制造革命的力量，陷入“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轮回，就像电影最后的旁白：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     因此，冯小刚在谈论《一九四二》时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他认为“中国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且人们在相互斗争中能够获得快感，重新回到“人吃人”社会也是现代中国人所集体忧虑的。中国进入一个人人没有安全感的时代，生活随时找你的麻烦，社会也可能随时坍塌。     中国还有机会跳出“历史周期律”。事实上，所谓中国的民族性是环境和组织形态的产物，但自私是人类的天性，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所揭示的，人本身就是基因求生的机器。我们不能过度指责阴暗的人性并让它为国家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应试图引入宗教力量或者意识形态改造灵魂，中国只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改造生存环境，就可以让整个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生（云之：这段不太认同。没有好的文化，很难产生好的制度。中国人需要除了生存“信仰”之外的精神信仰——不是“打鸡血”，中国人需要彻底反思虚伪的文化传统，不求真的族群也会毁灭善和美）。     让我们再回到灾荒。阿马蒂亚•森在研究饥荒历史时发现，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即使这个国家贫穷。他认为饥荒是因为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是权力失败的产物。1942年的饥荒显然亦是“人祸”，事实上，中国过去百年遭受的种种政治苦难以及目前的转型困境，皆因国民被剥夺权利，国家继续着统治与被统治的粗暴政治。     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选择，就是给人以基本的权利 （云之：等待恩赐很难，必须觉醒并自己争取）。这不需要艰难而又复杂的改革，仅仅需要执政党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尤其是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文明向民主制度过渡的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允许公民自由组织结社，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我治理，培养公民意识，尊重法律与规则。     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阻止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侵犯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既可以制约公权力，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又可以促进公共精神的产生，有利于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公共秩序。     《一九四二》脱胎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应有“温故知新”之意。中国人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生存和斗争的智慧，但是灾难总是被政权遮蔽和国民遗忘，“温故而不知新”是民族悲剧的根源之一。网络上曾有一个颇为经典的说法，“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这样的民族，将是一个在“素质论”中坐以待毙的民族，用以掩盖权贵的贪婪以及精英的投机，没有人想为这个国家负责，即使大厦将倾也会有挤满抢掠的人群。     如果白修德再世，他将惊讶于一个民族的停滞，他依然会看到两个平行的世界，似乎从国民到公民的距离永远都走不到尽头。感谢冯小刚导演，他冒着商业亏损的风险尽到自己的国民责任，他试图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依然是“中国文明”的难民，可惜，没有人听。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131?pag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