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公共辩论中的 “ 纳粹法则 ” 和“红黑法则” 徐 贲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坏的字眼将对手妖魔化，有的会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运用非人化、低等动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则与一个特定环境中被公认为特 别邪恶、丑陋、肮脏、危险的事物或观念有关。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视为光荣、美好的事物，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则可能成为妖魔化的说法，这在政治妖魔化中 尤其常见。 2012 年 4 月 10 日，美国共和党议员韦斯特（ Allen West ）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上说，美国国会中有 78 到 81 人是共产党成员，引起哗然。 2011 年他就曾在电视上攻击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韦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国，对自由派人士最极端的指责便是称他为“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韦斯特的指责本不是公共辩论，因为他并没有提出那几十个国会议员是“共产党”或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因此，美国记者诺曼（ Bob Norman ）批评韦斯特，说他是在用吓唬小孩的“怪物玩具” (bogeyman) ，玩恐吓公众的把戏。诺曼说，尽管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把韦斯特称为一个“法西斯”，但如此一来，就会也犯下类似的政治妖魔化错误，这会与韦斯特使用“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怪物玩具没有什么两样。 诺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词时表现得特别小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美国，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公众，许多都知道 “ 戈德温法则 ” （ Godwin’s Law ）。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 · 戈德温（ Mike Godwin ）在 1990 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 1 ，也就是 100% ，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 “ 戈德温法则 ” 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必定趋向“纳粹类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产党类比”（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其实都是极端性质的类比。 戈德温所说的“纳粹类比”是一个在公共话语或文化意义中起作用的语义“基因”（ meme ） , “一个基因也就是一种想法，它在人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与基因或病毒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有传染性的想法（可称其为‘病毒基因’）可能在头脑与头脑之间传染，就像病毒在身体之间传染一样”。而且，“一旦某个语义基因传染开来，它还可能成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 。 戈德温把“纳粹类比”基因当作一个与公共话语健康有关的问题提出来，其关键不在于辩论时是否可以提到纳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类屠杀、暴力残害、集体 洗脑的统治问题时必须使用这类字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随便把这类字词作为政治标签，用来抹黑对方，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那就不仅会把纳粹罪行 琐屑化，而且还会使辩论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因此，这样的语义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温对此提出的问题是，“当有害、不实的基因弥散时，我们该不该努力用反基因将之驱逐呢？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保护我们的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呢？” 胡泳在《中国式辩论中的 “ 文革法则 ” 》一文中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 “ 文革法则 ” ，例如，方舟子和韩寒之战（包括他们的“粉丝”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 “ 文革余孽 ” 的标签相互指责。运用这一标签的还包括了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不仅是方韩之战，“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中国式辩论的 “ 文革法则 ” 现象固然存在，但与“纳粹法则”毕竟不同。在美国，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愤这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夸张。“纳粹类比”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滥用并污染信息环境的语义基因，是因为纳粹被揭露得太彻底了，以至成为一些人不动脑筋就随意使用的现成字眼和空洞符号。 然而，人们今天对于“文革”还远没有形成像纳粹极权或希特勒那样的共识。公然赞美或怀念“文革”的还大有人在。由于现实中还存在着关于“文革”正确、必要或 管用的神话，在公共辩论中，如果能够经常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作论理证据，提一提“文革”，提醒一下“文革”是一个多么极端疯狂的时代，发生过哪些极端疯狂 的事情，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反倒是另外一些有害的语义基因更值得我们关注，红与黑的对立便是其一。一切与“红”有关的，自动成为好事，一切好事也都能用“红”来标志——红心、红歌、红 色传统、红色后代、红色接班人、红色江山。相反，几乎所有的坏事都能用“黑”来标志——黑帮、（政治）黑线、打黑、黑窝、黑心肠、黑五类或黑七类。比起 “西狗”、“五毛”这类明显的骂语，红与黑是更深藏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有害语义基因。红与黑是一种思想短路，时刻在削弱和瓦解人们对错、敌我和是非的真 实观念，像病毒一样侵害着人们的信息和社会环境。它总是朝一个极端的方向延展，不是红便是黑，红黑必然对立。一旦公共话语被套上红、黑两色，对话旋即变为战斗，任何的理性辩论都被终止，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理性”与“信仰”，所争为何？ 徐 贲   2012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美国的无神论者和其他非宗教信仰者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理性集会” (Reason Rally) ，号称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世俗运动集会”。这场大游行高举的是“理性”的旗帜，似乎在延续文艺复兴后 17 世纪的“理性”与“信仰”之争，但其实更是美国当前政治生态内部矛盾的一种显现。 在美国，宗教保守的民众一直是共和党的基本支持群体，而常常遭到忽视的是，那些非宗教信仰的民众已经成为民主党可以依靠的选民。 2008 年大选时，非宗教信仰选民支持奥巴马（民主党）和麦凯（共和党）的比例是 75% 比 23% 。那些“从不上教堂”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16% ）支持奥巴马和麦凯的分别是 67% 是 30% 。 尽管在美国不难找到保守的无神论者和自由派的福音教徒，但在“世俗进步人士”与“宗教右派”之间确实可以说是存在着某种“文化斗争”。这次理性集会至少标志，美国世俗论者们终于形成了某种联盟的关系，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然而，这决不等于说无神论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被大众接受的思想。在竞选的时候，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都必须公开表白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于许多无神论者来说，挑选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只不过是在两个都坏的当中，挑一个比较不坏的，因为一个不理睬无神论者的候选人毕竟要比一个公开敌视他们的候选人要稍好一些。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无神论只能打出“理性 – 世俗”而不是“非宗教信仰”的旗号。但真正的冲突仍然发生在理性与信仰之间。 理性与信仰之争原先是在哲学和神学的领域中展开的，最著名的便是十七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对此的思考。在他那个唯理性主义刚刚兴起的年代，帕斯卡尔致力于维护人生命中最重 要的权利 —— 信仰，这权利是植根于人的自由心灵。四百多年来，唯理性主义——那种追求物质、权力、享乐和建造各种乌托邦的理性——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生命中最高贵的心灵的追求，也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灾难。 在基督教传统中一直就有对理智（知识）与信仰关系的思考， 17 世纪的一位墨西哥修女 Sor Juana Ines de la Cruz (1648-1695) 就曾在她的《回答》（ La Respuesta, 1691 ，英语翻译题为 The Response ）中，表达了她对知识和信仰关系的思考。她因为是一位知识女性而受到教会的斥责和排斥。她辩护道，“我们看到，这本书（《圣经》）包含了所有的书，它的（神学）科学包含了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科学都可以学习”。她反对将知识与信仰对立起来，这是因为，运用理性可以帮助增强信仰，教义可以通过人的自由意志而得到更好的理解，没有自由意志的教义并不是真正的信仰。 开启了人类心智需要理性，但那并不是一种自以为是，排斥信仰的理性。理性的要素之一是人的自由意志，而坚信自由意志的神圣性，这本身便是一种信仰。今天，世界上许多人仍然上生活在各种枷锁之中——如卢梭 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人在实际上并不自由的情况下，坚信人生而自由，人具有不容剥夺的自由意志，坚信人应该自由，这本身就是不能用经验或科学来实证的。除非人对自己的自由和自由的神圣性有信仰，他没有其他的办法来为自由和要求自由作出有力的辩护。   对自由的信仰，它不只是信仰，而且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对人的自由的最强烈的渴望和辩述，发生在启蒙时代，本身就是闪耀着理性的光辉。理性让人类得以摆脱蒙昧，并开始实现自由民主的宝贵实践。政治哲学家洛克（ John Locke ）曾以理性——那种以人的自由为标志的理性，来说明三种不同权力的性质。第一种是“父权”，在父权下，儿童“尊敬那些由于自然、恩义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应该尊敬的人们”（父母），而父母则有义务在儿童没有长大，尚未理智成熟的期间管教他们。“但是过了这个阶段，父亲和儿子，正像导师和成年之后的徒弟一样，都同等地自由了，他们同样地受制于同一法律。” 第二种是“公民社会的权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每个人都必须“加入社会，并……具有理智与语言，继续社会生活并享受社会生活 ” 。在这个政治性质的社会里，理智使得人们以自由选择的方式放弃一些自然权利，理智也使每个人成为讲理的，并在不强迫的情况下能自我约束的公民。 第三种是“专制权力”，它对待成年公民犹如家长对待理智不成熟的孩子，“这种神一般的君主……（自以为贤明并）应该享有专断的权力，……但是，贤君的统治，对于他的人民的权利来说，常常会导致最大的危险”，因为他使人民成为既不自由，又不理智的奴才，无限容忍专制者“随心所欲地为害人民的权利”。 由于公民是有理性的人民，国家的立法和执法都必须有公民的支持。政府用法律所统治的人民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考量，愿意被统治的人民。这是因为，政府不是父母，政府不是家长，而公民们更不是长不大的，理智发育不健全的孩子。理性成熟的公民有权利选举他们的政府，监督这个政府，要求政府维护公民们的利益。一旦政府不能起到这个职能，人民就有权更换这个政府。 理性的可贵在于它的怀疑精神，它怀疑的对象包括政府权威、公共权力以及一切形式的盲从和迷信。不过，它怀疑的对象应该包括它自己。如果它把自己视为确定无疑，不可怀疑，那么它就会变成固执的非理智。信仰的力量在于使人感悟到理智无法领悟的东西，但没有心灵和思想自由的感悟却会使人陷入狂热和盲信。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和思考水准往往反映在他们关心和争论的问题上。对理性和信仰的问题有所关注，有所争论，这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标志。

“好人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 徐 贲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不要浪费时间讨论谁是好人。要做一个好人。”在一般人的头脑里，好人的价值不证自明，毋庸置疑，似乎是好人多多益善。至于谁是好人，好人的心理和行为有些什么特征，则很少有人仔细想过。 然而，在美国有一个叫“好人综合症” (good guy syndrome) 的说法，为人们细心思考好人和好人所做的好事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分析与治疗视角。所谓的“好人”，是那些对别人特别亲切和善、特别好说话、有求必应、想方设法帮助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以此为荣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当好人不仅是一种习惯或行为方式，而且更是一种与他人建立的特殊人际关系。 好人做的是对别人有利，令别人高兴的事，所以好人总是能够讨人喜欢。很少有人讨厌好人来替自己无偿地做好事的。可以说，接受好人助人为乐行为的其他人，都有意无意带有自私目的，利用和受益于好人的这一特点。而好人对此不仅不在乎，而且还乐在其中。好事未必有助于社会中善的累积，这是一个问题，但一般人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无大碍的问题。 然而， 2001 年布莱柯（ Harriet Braiker ）的《讨好的毛病：治疗讨好他人的综合症》（ The Disease to Please – Curing the People-Pleasing Syndrome ）一书问世，宛如在好人众多的美国社会中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不仅一下子成为畅销书，在著名电视主持人 奧普拉 · 温弗里 的电视节目里成为讨论的专题，而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大众心理学经久不衰的话题。布莱柯的书让读者看到，一心当好人原来不是一个无大碍的问题，而是一种有害的心理疾病，它源自“好人”对自己个体价值的信心匮缺，渴望用对他人做好事来换取外来的肯定和赞美，这种渴望一旦成为心理定势，就会严重降低行为者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变成一种可以称作为“癖”的习惯和依赖。 布莱柯所说的“讨好他人”综合症就是人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好人综合症”。好人综合症是可以自我测试的，心理学家们建议每个人不妨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例如，“你是否在想说不的时候却说了是？”“你渴望所有的人都赞许你吗？”“如果有人不喜欢你，你觉得难受吗？”自我检测的先决条件是对自己诚实，如果一个人对上述问题回答“是”，那么他很可能已经患上了好人综合症。 好人综合症往往不仅是一种行为偏差，而且是生活或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例如，好人综合症患者一般都是事业平庸者，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但成就却相当有限，做好事于是成为他们博得他人另眼看待或赞扬的补偿方式。又例如，他们的家庭或家庭关系可能有欠缺，如孤儿、单亲，得不到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关爱，这会使他们更加在意关系疏远者对自己的好感，不惜为之付出任何努力，有的甚至一面对家人 恶言相向，一面对外人特别和蔼可亲（也就是俗称的“白眼狼”）。 “当好人”并不是好人一个人的事，往往会弄得家人很困扰，甚至给他们带来跟着受罪的感觉。好人的亲疏不辨还会对家人造成伤害。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要保持健康的心理，有合乎常理的行为，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健康界线”（ healthy boundaries ）。每一位个体的人都生活在某种身体、感情和思想的健康界线之内，这个界线帮助他判断和决定谁可以接纳，并接纳到什么程度，为谁可以付出什么，并付出到什么程度。人的负面感觉一般也是由这种界线意识所决定的。例如，你的孩子做功课需要你帮助，或者要求你周末带她到儿童乐园去，你若做不到，就会感到内疚。如果你单位的领导督促你在业余时间多做好人好事，你若做不到，则很可能感觉到的不是内疚，而是害怕领导不高兴，会记你的帐。 不顾一切地做好人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计任何代价地要让别人接受你，喜欢你，在有这样的行为之前，或者在这样的行为成为你头脑中的“好事”之前，你的个人健康界线和亲疏意识一定先已发生了某种变异，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正常家庭所给予幼儿的自然教育，包括亲疏关系教育，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与好人综合症伴生的往往是扭曲的幸福观。格勒弗医生（ Dr. Robert Glover ）是一位专门诊治好人综合症的权威，也是《不再当好人》（ No More Mr. Nice Guy ）一书的作者。他指出，几乎所有的好人在意识或下意识中都有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把缺点藏起来，变成别人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那么别人就会肯定我，觉得我好，也会敬重我，重视我。这样，我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我也就找到了幸福。其实，这种幸福的感觉或自我意识的满足取决于他人对我的看法，我自己并不能把握它，因此我实际上并不幸福。 对于患有好人综合症的人们来说，做好事不留名，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在做好事，那不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毁灭他们唯一幸福的灾难。对他们我们不应该去作道德的指责，而是应该给予理解、同情和怜悯。 勃朗宁夫人在她著名的长诗《奥萝拉 · 莉》（ Aurora Leigh ）中写道， “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人 ”，这个“宽恕”真是再确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