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鼓掌是一种 “ 社会传染病 ” 徐贲   前不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欢呼往往是传染性的，几个人开始鼓掌欢呼，便会在人群中扩散开来，而一两个人停止鼓掌，则又会导致大家都停下来。即便是对于质量相同的表演，鼓掌欢呼的时间也会长短不一，差别很大，这完全取决于人群的压力。当 “ 鼓掌的压力来自于整个房间里的掌声，而不是坐在你身旁的个人的行为”时，鼓掌欢呼便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意义的 “ 社会传染病 ” 。 鼓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身体语言，而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这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充分显现。鼓掌的拉丁语是 applaudere ，原意为“击”和“拍”，但重点却在表示欣赏、认同、鼓励、庆祝。罗马人把多种仪式，不一定是拍手鼓掌，都叫作 applaudere ，它可以是用手指打响指，也可以是挥动宽袍（ toga ）的衣襟，后来则是挥动手巾。手巾是罗马皇帝奥瑞利安（公元 270-275 年在位）发给罗马市民的，就像“文革”时的“红宝书”，在重要的场合用来一起挥舞欢呼。罗马剧院里一剧终了时，主角就会喊一声“再见，鼓掌！”（ Valete et plaudite! ），于是在鼓掌员（ choragus ）的带领下，观众便会有节奏地鼓掌。 这往往是预先安排好的，鼓掌员也是花钱雇来的。好多年前，某昆剧团到美国伯克莱献演昆剧《牡丹亭》，也是事先把一些自己人的“托”安排在剧场里的不同地方，让他们充当这样的观众鼓掌员，他们每次一开始鼓掌，美国观众就算是莫名其妙，也会照样跟着鼓掌。这与瑞典学者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如今，西方政治生活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有人带头的仪式性鼓掌。有组织背景的政治人物登台演讲，还没开口，支持者就开始鼓掌，表示拥护和爱戴。这种鼓掌与这位政治人物在演说中要说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掌声当然也会在演说之后热烈地响起。哪怕演说很糟糕，了无新意，或者根本就是假大空，忠实的听众也照样会热烈鼓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政治仪式。 政治礼仪的鼓掌可以在某些制度下变成恐怖统治的手段。前苏联作家 索尔仁尼琴在 《古拉格群岛》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政治会议，当地要人们均参加会议。便衣警察像以往一样，渗入了大厅里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後，进入晚会的最高潮——歌颂俄罗斯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还不停歇。人人都知道祕密警察在监视谁先停止鼓掌，于是六分钟，八分钟……掌声还在继续，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九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情形如何结束。这时，一位坐在讲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大家如从恶梦中醒了过来。一星期后，造纸厂厂主以玩忽职责的罪名被捕，判监禁十年。审判结束，法官走过他身边时，对他说：“下次当涉及斯大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在这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中，人们用鼓掌表演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在它的背后则隐藏着极端的恐惧。 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他曾对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这样写道： “ 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 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 ” 在纳粹德国，对领袖鼓掌欢呼只是众多政治仪式中的一种，高抬右臂 45 度，手指并拢向前的“纳粹礼”更是每个德国人见面时必须行使的仪式。卡西尔说， “ 这些 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销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 人责任感了。 ”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 “ 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 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 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 ” （恩斯特 ·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5 、 347 页） 政治仪式的鼓掌欢呼并不一定需要用手掌拍出响亮的声音，或者用嘴巴发出激动的呼叫，它也可以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进行表演。例如，“中国梦”成为新的“理论建树”后，先是有报道说四川成都市成立所谓的 “ 中国梦办公室 ” ，接着众多媒体报道，四川省多地先后成立了 “ 中国梦办公室 ” 。可以设想，率先撤销“梦办”要比率先成立“梦办”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有人批评说建“梦办”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跟风，其实，这个跟风不只是形式主义，它根本就是一种“鼓掌病”，而它的压力则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  

粗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 徐 贲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名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在“文革”以后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 —— 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自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 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 12 月 8 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 4900 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 “ 假慈善 ” ， “ 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 ” ，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持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文革”的时候，由于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那时候，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 nigger （黑鬼）本是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 “ 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