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

设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Liberty Prize）。 卡托研究所认为，茅于轼是中国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力量。茅于轼也是中国民间慈善和社会自助组织的实践者。 对于获奖，茅于轼向《经济学人》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1993年7月，茅于轼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及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这家独立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创立于2002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颁发，经过全球公开的提名程序，经九人委员会评比产生，奖金为25万美元。该奖旨在表彰那些推动个人自由的重要人士。 茅于轼简历 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邀请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所理事长。 茅于轼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1年茅于轼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即在给定始点和终点的前提下，寻求过程的最优化。用他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 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 次 更新时间： 2012-02-24 13:15:16 赵燕菁：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进入专题 ： 城市增长模式 经济学理论    ● 赵燕菁       中国增长模式之所以不能被理论界解释，盖因主流学派依托的新古典理论存在致命的弱点。基于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的新定价规则，本文对政府的市场角色和行为做出了新的解释。按照这个规则，类似于“土地财政”之类的增长模式，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模式与“标准模式”的差异，在于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模式不同。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土地融资的中国城市增长模式，就不再是一无是处，而是存在被改进、发展的可能。          引言          观点之分歧，皆源于理论。理论差异没有解决，观点分歧就不可能分出是非。没有理论的“思想竞争”，必然是各说各话。思想的取舍存废，也只能靠支持者的多寡或学术江湖地位的高低等“场外规则”来来决定。     最近，我不经意间卷入的“土地财政”模式之争(赵燕菁，2011)，也是如此。争论中，没人愿意听完对方的观点，而是急于抢占“道德制高点”，争取更多围观的群众(马光远，2010)。结果，辩论演化成对骂，竞技变成了群殴。思想竞争，只能凭借赛场上的实力，而不能依赖场外支持者的多寡。     “土地财政”攸关城市增长模式，规划师是无法缺席的论方。在同很多一流经济学者1当面交锋中，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澄清各自分析工具的差异，争论就一直会停留在娱乐大众的浅表层次。          一、 价格理论：新古典与非新古典          当代经济学的大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价格理论基础上的。也是我的辩论对手依凭的主要理论工具。在马歇尔之前，价格理论大体上分为两派：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供给和生产一侧决定的，生产者的成本是价格的核心因素;而边际学派则认为，市场是消费和需求一侧决定的，消费者的偏好，决定了产品的价格。     马歇尔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Alfred Marshall，1890)。在完美的市场里，应当有一个均衡解，使得供求双方都无法在不损害对方情况下，增进自己的利益。随后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但也正是从这个框架开始，经济学逐渐脱离真实世界，转变为逻辑内恰，自我证实的数学游戏。          　　为了确保向上的供给曲线，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被排除。劳动力和资本取代了利润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成为新的生产函数;增长被装进“技术进步”的黑盒子;剩余(利润)和固定成本成为冗余概念;为了确保均衡的存在，价格一开始就被假定了，价格理论从寻找价格，转变为寻找给定价格下最优的要素分配;竞争被“完全竞争”所取代，而这个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根本没有竞争2(Hayek,1948( 1980))——没有人可以通过改变价格最大化自己的剩余。          　　在这个框架内，许多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经济现象，如垄断和政府行为，被经济学家判定为“无效率的”。公共产品理论、增长理论、拍卖理论、博弈理论……，一个又一个新理论被提出来，以修补千疮百孔的马歇尔框架。甚至经济学本身也被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面对同一个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应用同一个理论，可以给众多完全不同的解释。经济学被讥讽为“把现实中原本行得通的东西，放到模型里，看看是否行得通的”的后知后觉的学术游戏。当中国经济以违反经济学“原理”的模式高速增长后，经济学家先是认为只是“过渡”，然后又认为“不可持续”，最后，干脆断定“必须转型”。而与此同时，符合“标准”经济学原理的增长模式和制度，却一个又一个爆发严重的危机。          　　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地方政府的行为(像企业一样盈利、竞争)，乃至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都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不彻底重建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就不可能理解“土地财政”的本质，就不可能终结学术争论的混乱。这个基础，就是基于马歇尔框架的新古典价格理论。          　　二、 新的框架：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          　　从哈耶克到科斯，众多顶尖学者都曾对马歇尔的框架提出过质疑3。但马歇尔框架依然是经济学本科教材中的基本原理。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依然醉心于编制这件已经衣不遮体的“皇帝新衣”。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与马歇尔框架平行的替代框架。          　　马歇尔究竟错在哪里?          　　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马歇尔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自然不能飞跃”(Alfred Marshall， 1920)。他认为，供、需双方犹如剪刀的两翼，市场价格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均衡。据此，马歇尔假设了两个连续的曲线——一个倾斜向上的供给曲线，和一个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两个曲线交点处的价格和数量，就是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为了确保这两个曲线有一个交点，二者被放到了同一个坐标系里。而这正是马歇尔框架错误的起点。          　　为了使价格研究重回竞争的市场并为制度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我在提交给加迪夫大学的博士论文《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市场角色》(Zhao Yanjing，2009)中的提出的一个新的价格理论4。在我的框架里，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分别处于独立的坐标系——两个曲线既不连续更不相交，而是通过共享数量轴相互影响。市场不再被视作一个连续对应的函数，而是被分为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两种状态：当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制定竞争的规则，其收入只影响消费者剩余的多少，而不影响市场价格;当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生产者决定竞争的规则，其成本只影响其利润多寡，而不影响价格高低5(赵燕菁，2007,2010)6。          　　任何产品都有两个“市场价格”——消费者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当数量变化导致两种不同的状态间转换时，价格不是连续变化，而是不连续地在两种价格间切换7。在这个框架里，“自然”存在“飞跃”，或者更准确定说，市场价格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交互过程。          　　生产函数由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利润组成。生产者之间通过熊彼特竞争决定价格，即边际上最优的生产者和次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由于存在规模经济，生产者通过扩大市场占有，最大化自己的剩余。因此，市场上均衡的价格，就是令次优生产者利润为零时的价格。消费者函数由消费者的偏好、预算组成。有效需求是预算和效用皆为正时的消费。消费者通过威克瑞拍卖决定市场价格，在偏好均为正的情况下，市场价格等于边际上消费者所愿意出的最高价格。这个价格应该刚好令次优消费者预算小于零。          　　生产者的固定成本随着规模增加被摊薄，平均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大规模生产带来递增，乃是现代经济循环扩张的主要动力。但剩余的积累不会导致产品规模的无限扩大，而是会分裂出新的产品，以满足多样化消费的需求，减少规模生产导致的消费者效用的损失。相邻替代产品间，以哈耶克竞争的方式决定市场的占有率，并间接影响市场的价格。最优的市场价格不是简单的数量和价格，而是“数量-价格-种类数”三者同时形成均衡。          三、 政府就是企业          　　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不同8。          　　首先是政府角色的不同。在新古典框架里，政府天然的垄断地位，必定是非经济的。政府是市场的对立面。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差。完美的经济，应当靠市场规则自动运行。市场规则在交易过程中自发形成，无人能设计、操控;在我的框架里，政府不过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赢利的“企业”。即使处于垄断地位，也要面临次优企业(如其他政党)和相邻企业(如其他政府)的竞争。只要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市场没有准入限制，政府的行为就必然会受到竞争约束。这就如同商店里的商家并不能利用自己的定价权任意定价，因为顾客会用脚投票，比较相邻的商家。          　　如果将政府理解为一个企业，干预经济就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市场的所有规则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经济参与者(包括政府)有目的的设计。市场的作用，是通过竞争，选择高效率的机制，淘汰低效率的机制。政府就不再是市场的“傍观者”或“守夜人”。政府就必须参与经济，必须计算成本，必须能够盈利。          　　在新古典的框架里，垄断的政府一定会有动机剥夺“顾客”，因此，需要分权，通过制度监督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我的框架里，只要存在相邻政府的竞争，政府就不可能为所欲为。政府间的竞争，比分权制度更有效率。政府也不一定像新古典认为的那样“小就是好”，而是取决于相比其他组织，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更有效率。其最优规模要由市场决定。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发达国家“标准”的地方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差异的话，前者就像是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费的收取和使用，要通过小区全体居民用手投票;而后者则更像是一个酒店，通过不断改进服务和有竞争力的定价吸引“顾客”，而城市的消费者(劳动力、资本)则通过用脚投票，选择最优的社区。这种竞争同出售类似产品的相邻企业(商店)没有本质差异。          　　类似的比喻来自张五常先生的鸿文《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那是购物商场。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成功秘密，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土地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同我在2002年的一篇被广泛争议的文章(赵燕菁，2002)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在我的范式里，政府的大小同企业的大小一样，取决商业模式是否成功，本身无所谓好坏。不同政府如同许多Tiebout社区(Tiebout，1956)，与其他政府展开“哈耶克竞争”。这种貌似垄断的竞争，要远比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来的激烈。(赵燕菁。2010)          　　如同企业般的政府竞争，在新古典的范式中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在完全竞争的范式中，政府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而垄断竞争相对于完全竞争，必定是无效率的。越“完美”的市场，政府的角色应当越弱。显然，要理解土地财政，首先就必须抛弃新古典定义的政府——政府不是市场的裁判，不是守夜人。它就是普通的企业，不仅要赢利，而且要参与竞争。在我的范式里，越是强大的市场，越是能产生强大的政府。这是我和多数经济学家分歧的起点，也是“土地财政”争议背后更深层的隐性争议。          　　四、 财富增长的源泉          　　按照新古典理论，在完全均衡的市场里，所有生产者的利润为零，否则生产规模必然持续扩大而无法实现均衡。由于没有剩余，经济增长在完全竞争范式里，无法内生。均衡经济里不断增长的“剩余”部分，必须借助“技术进步”这个外生变量来解释。          　　在我的框架里，经济增长，源自于剩余的积累。由于均衡的价格是使边际上次优生产者(消费者)利润(预算)为零时的价格，因此，即使在均衡的条件下，最优的生产者(消费者)也会不断积累剩余。剩余(包括生产者的利润)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经济流程中，积累剩余的效率。投入产出的差额，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新古典所谓的技术进步(包括制度的进步)，不过是提高剩余积累的效率所采用手段的总称。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要素(特别是土地)的价格。产权的转移要足以补偿原来要素所有者的机会损失。而产权转移过程中，不同的制度交易成本大不相同。交易成本越高，利润就越少，经济发展就越慢，一旦利润小于等于零，公共服务就不会被提供。城市的本质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或者说是集体消费)，城市化就是不断地增加公共产品的过程。因此，设计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就成为决定城市化速度和质量的关键。          　　假设一个企业(比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其主要收益模式是通过出让道路两侧土地升值的土地。因此，首先必须获得两侧土地，建设道路后，再出让升值其余土地。这个模式成立的前提，就是出让土地的收益S，要大于建设道路的成本。设想一条道路建设，其成本由建设成本C1和土地成本C2构成。C1一般而言是相对固定的，比如说100元。土地成本则由原来种地的机会成本CO，比如说50元和交易成本Ct构成。          　　如果土地初始产权是政府的，交易成本Ct等于零。假如土地出让收益S是200元。项目的净剩余就是200-(100+50)=50(元)。但如果土地初始产权不是政府的，就需要征地。此时原产权所有者由于拥有定价权，往往在原来的机会成本50元以外，还要索要一个额外的数额。对于政府而言，这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Ct。如果机会成本Ct是25元，项目完成后净剩余(利润)S=200-100-50-25=25(元)，只有原来的一半。显然，项目的剩余(利润)越少，融资风险就越大，成本就越高。当交易成本Ct大于50元时，道路就无法提供，经济增长也就停止。这实际上就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中讲述的农夫和养牛人谁应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经典问题。          　　因此，在有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初始产权的界定具有极端的重要意义。交易成本的多少，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和法律制度。中国的土地财政制度之所以取得了超出其他国家的效果，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初始时，政府拥有城市土地的大部分产权，同时，法律保证了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这使得土地财政可以以极低的交易成本获得土地并以此为抵押品融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土地私有的国家，无法仿效中国模式的原因。但如果法律改变(如出台物权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放开一级土地市场甚至土地完全私有化)，交易成本Ct就会急剧增加，提供公共产品创造的利润就会减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就会减慢。          　　现实中，商业模式远比这个例子复杂。比如，道路可以是一家企业征地，也可以是沿途地主合资;收益可以是出让沿途土地，也可以是设收费口对车辆征税。但无论这些商业模式如何组合，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剩余的多少，就定了供给的规模和速度。当然，这个比较静态分析模型，并不能说明动态的均衡。比如，征地拆迁成本增加，虽然公共产品利润减少，但原来的地主收益上升，也可能创造的社会剩余更多。但这就像视窗软件降价可以提升用户的利润一样，除非用户利润可以通过其它渠道返回微软，只要格价低于成本，视窗软件就无法提供。          　　这个分析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解释，揭示了交易成本在经济成长中的关键作用。它为现在有关“土地财政”的许多争论，包括“强拆”的合理性，“合理的”赔偿标准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法律或道德之外的新的讨论基准。          　　这个基准意味着，提高赔偿标准看似一个“道德”的选择，但却不是没有代价的，过度的赔偿，必定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其结果一定是以经济增长(城市化)速度降低为代价的(在利润和增长完全无关的新古典理论中，根本无法解释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含义)。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视作广义的全民福利的增长，就可以把提高征地补偿的问题，转化为满足少数地主的福利还是满足全社会福利的问题。从而把纯粹的经济问题，重新还原为道德问题。          　　当然，社会剩余增加(经济增长)是否必定代表全民福利增长，并非肯定的结论，我后面还会谈到，这需要配套的制度设计——特别是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的建立。但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则必定意味着全民福利的减少。          五、 政府的商业模式          　　按照新古典的理论，企业无需关心价格。它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市场上的均衡价格，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说，就是多用一些劳动力还是多用一些资本)。只要找到最优的比例，企业家也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经济的增长和企业的利润，全都被装入一个叫做“技术进步”的黑匣子里。          　　但在我的框架，企业的生产函数是由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以及利润组成。经济增长就是利润(剩余)的积累。企业的主要功能，是将市场上的需求，变为一种可以创造正的利润的商品。科斯曾经追问，什么是企业的本质?在我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企业家设计的，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而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如何给产品定价。          　　专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之所以被从普通企业里区分出来，乃是因为这类产品不像普通商品那样容易排他。为减少交易成本，必须通过空间提供并定价。因此，对空间的所有权(体现为征税权)，就成为政府的主要特征。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空间规模经济，对分散的消费者提供高水平、低价格的公共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城市就应运而生。可以说，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必需的空间规模经济(单位面积里消费者的密度)。          　　同其他企业类似，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最优的公共产品交易模式。          　　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也是由一次性的固定成本和经常性的可变成本两部分组成：首先，整座桥梁必须一次建成，否则即使只剩下1米没有连上，桥梁也毫无用途;其次，桥梁使用期内需要日常的维护管理。由于有固定成本，使用者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于是公共产品就会显示出报酬递增的特征。假设桥梁的收费模式是过桥费，理论上讲，不论建桥成本多高，只要收费高于日常维护成本，早晚可以收回。问题是收费是长期的，投入却必须是一次性的。因此，企业家，或者说政府，商业模式必须解决入和产出在时间上不匹配的问题。          　　在社会剩余很少的时代，公共产品的建设完全依赖“过去”生产积累的多少。建设的规模受到一次性投入的限制。巨大的公共工程，如中世纪的教堂、运河、城墙，一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并不罕见。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作公共产品的集合(赵燕菁，2007，2010，Zhao,2009)，那么城市化的启动首先就是无数桥梁、道路、水厂之类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城市化速度极为缓慢的重要原因。如何获得原始资本，就成为制约城市化速度的最大瓶颈。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就注意到，城市化初始阶段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Lewis W.A，1978)中，他发现：“城市人口每年增长速度低于3%的国家(法国1.0%，英国1.8 %，德国2.5%)给别的国家贷款，城市人口每年增长超过3%的国家(澳大利亚3.5%，美国3.7%，加拿大3.9%，阿根廷5.3%)向别国贷款。”          　　随着社会剩余的增加，储蓄作为跨期消费的手段开始出现，向“未来”融资成为可能。如果一项资产在未来可以产生可靠的收益，就可以通过抵押未来的收益，获得一次性资金支付巨大的固定成本。这就为政府融资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寻找最优的融资模式，就成为其提供公共产品的首要目标。          　　再回到前面桥梁建设的例子。其融资模式大概有两种：第一是收过桥费，第二是对桥两端的土地收费。          　　第一种收费模式，是英国早期道路、运河收费的基本模式，通过抵押未来的收费融资，迅速建设起来的城市化所需的运输设施。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大多也是遵循了这个模式。但这个模式有一个缺点，就是一旦作为城市内部道路，收费的成本就会太高，你总不能想每一个在大街上走得行人收费，或者建设非常密集的收费站。如果不收费，公共服务就会外溢，一个重要的外部性，就是导致沿途土地升值。于是，就有人想可否干脆对升值的土地收费?这就是第二种收费模式。          　　第二种模式无需对每一个公共服务的使用者收费，而是对因公共服务升值的土地收费。由于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都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导致土地升值，因此，以土地价值作基准为公共服务收费虽然没有逐一收费那么“准确”，但交易成本却可以大幅降低(类似于公共汽车地“月票”制度)。但这个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有外部性所覆盖区域全部或至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          　　对于私有土地而言，政府必须拥有对桥两端土地征税的权力。只要未来的税收收入是可信的，就可以用来抵押，获得建设大桥的固定成本。对于公有土地，政府就可以直接用土地作抵押，获得建设大桥的初始资本，大桥完成后，拍卖两端土地，归还欠款。          　　对于政府来讲，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交易模式，或多种模式的组合。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这些模式的效果应当是等价的。比如土地在种小麦的人手中还是在养牛人手中，在无交易成本时，结果都一样——或者高效率者自己使用或者高效率使用者赔偿低效率使用者机会损失，土地的产权都会自动会转移到创造最大剩余的使用者手中。但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时，最初的产权是在高效率使用者还是低效率使用者中，则结果完全不同。          　　六、 土地财政模式          　　就城市化而言，公共产品提供者(如政府)是高效率的要素使用者，原来的土地产权所有者(如农民)，是低效率的土地使用者。城市化初始时土地多是私有的，政府有对土地征税的制度传统。因此，大多数经济采用财产税为主的模式，通过抵押财产税，发行市政债券为基础设施融资。但这种模式需要有可信的征税体系，此外还要有发达的债券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没有完整的私人产权。土地是公有制占主体。加上缺少债券市场9，因此，只能采用第二类“土地财政”(建设基础设施—出让配套后的“熟地”)融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土地收益，并非真正的“土地财政”，更准确地讲，应当是“土地融资”。土地收益本质上是“债务”而不是“剩余”。政府的基准地价，变相抵押了70年的公共服务，相当于70年财产税的贴现。          　　但是这个制度的一大危险，就是一次性的土地收益，虽然可以满足一次性固定成本(fixed cost)的需要，但却没办法今后长期维护的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的支出。把未来收益全部贴现到今天，会给未来的政府留下债务。未来的政府只有不断出售土地，才有可能维持政府的一般性支出。显然，这一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个创造性做法，就是用土地收益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然后，低价出让给能创造持续税收的企业，从而将债务连同收益一起传递给未来的政府。          　　现在，很多学者只注意到地方政府卖地环节，而忽视了政府补贴企业的环节。这就很容易得出“土地财政”是寅吃卯粮的结论。其实，后一个环节是“土地财政”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出售土地。把这两个环节分开看，哪一个都不合理，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如果把两部分连在一起，高价出售土地和低价出让土地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只要企业不断成长，即使土地全部卖光了，“土地财政”依然是可以持续的。(赵燕菁，庄舒婷，2008，赵燕菁，刘昭吟，庄舒婷，2009)          　　“土地财政”在经济史上并不稀罕，例如，奥斯曼改造巴黎，就是采用征地拆迁-配套基础设施-土地再出售的模式。三十年代，民国高速发展时期，许多城市(如厦门中山路)也采用过类似的模式。但为什么在今天的制度下，“土地财政”可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          　　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中国改革起始时，土地产权是国有的。改革没有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的那样先私有化，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土地产权转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这是“中国模式”同其他经济模式最大的差别;第二，土地作为融资的抵押品，效率要远高于财产税作为抵押品。这是由于财产税征收本身，就以一个交易成本极高的过程。西方国家最近地方政府债务甚至主权债务大规模违约，证明税收融资的可信性，远远不如土地融资的可信性10。          　　依靠这个模式，中国不仅在城市化初始阶段克服了资本的短缺，避免了其他发展国家受控于资本输出国的，无法自主增长的困境，而且还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在极短时间内，即横扫全球，跃居全球出口之首。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不仅财务健全，甚至成为资本输出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土地财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点也不为过。          　　没有适合所有脚的鞋。商业模式也是一样。          　　依靠税收融资的非“土地财政”模式已经被发达国家摸索了数百年了。目前正在发达国家蔓延金融危机表明，这一模式依然有无法克服的问题。对比而言，仅仅摸索了几十年的 “土地财政”模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毫不奇怪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放弃还是改善目前的土地融资?我的观点是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公共产品适合税收融资，有的则适合土地融资;某个发展阶段可能土地融资效率比较高，到另一个阶段，税收融资可能更可持续，关键是看哪种交易成本更低，并最终获得更多的剩余。          　　显然，在长期企业的经济学利润只能为零的完全竞争模型中，根本无法比较不同制度的经济差异。在完全竞争范式里，制度因素已经被假设掉了。应用这样的分析工具，得出和我完全相反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这就要求我们构造一个能够比较不同制度效率的经济学工具。          七、 中国未来的制度方向          　　“土地财政”模式并非改革者最初的有意设计11。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形成，是典型的“路径依赖”的产物，是参考了新加坡，特别是香港的土地模式，通过“摸着石头过河”，逐渐形成。这个模式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制度遗产——城市国有土地制度——的结合，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商业模式。          　　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这种成功。在经济学界，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没有任何诀窍，唯一的“秘密”，就是最大可能地仿效发达国家的“标准模式”，一旦这种模仿带来的制度潜力耗尽，中国的“奇迹”就会烟消云散(J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2003)。按照这个逻辑，现在与西方国家制度的所有不同，都只是向“标准模式”的过渡选择，都是“中国模式”的问题而不是答案(王慧，2011)。          　　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并非出于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创造了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至少是隐含了这样一个制度的“基因”)。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越是仿效西方制度，离形成“中国模式”就越远;越是按照西方的规则比赛，中国的独特优势就越是无法发挥。因此，我们制度方向应当是完善“土地财政”制度，而不是轻易放弃这个制度(至少在设计出交易成本更低的制度之前)。          　　“土地财政”，通过招商引资，将一次性土地收入转变为可持续的税收，成功地解决了“寅吃卯粮”的问题。但如何在政府收益与国民福利之间建立互动机制的问题仍没有解决12。正是这一重大缺失，使得征地拆迁缺少道义上的合法性，迫使政府不断提高征地拆迁的赔偿标准。随着新的物权法、征地拆迁条等法规出台，原有土地使用者获得的产权束不断增加，他们不仅获得原来用途的机会损失，而且要求分享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收益，结果，“强拆”需要付出更多的“维稳”成本，“土地财政”低交易成本的制度优势正在不断丧失13。          　　“土地财政”不过是一种融资手段。其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巨大作用。既可以加剧贫富分化，也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我曾提出一个通过土地财政解决住宅问题的思路(赵燕菁、吴伟科，2007)。简单地说，就是按照低价获得土地，配套后，按成本价为所有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户，提供一套满足基本需求的住宅(比如说50～60平方米)。一段时间后(比如10年)允许这些住宅进入市场。由于可以进市场，可以解决现在保障房制度无法融资的资金限制。更主要的是可以使居民通过财产升值，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          　　由于住宅是按照生产者价格供给，并允许按照消费者的价格出让，这两个市场价格的差额，就是转让给每户居民的社会财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土地价格增长越快，转移给居民的社会财富就越多。由于土地财政福利直接转让给居民，而不是体现在政府财政上，全社会对低价征收土地的容忍度和支持度会大幅增加。政府则可以从个人就业以及消费增加，企业竞争增强等后继效果中，间接获得更多的税收。这一思路实际上是扩大化的“房改”，其关键，就是能否按照生产者的价格获得土地。          　　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市场只应当有一个“均衡价格”，不存在独立的“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自然也就不可能利用价格落差分配社会财富。美国的次贷危机，起因在于利用资本市场解决住宅问题。意图是好的，但是由于私有土地制度，无法按照生产者成本价格获得土地，只好以消费者价格作为公允价格抵押不动产融资，一旦价格下跌，就会导致银行烂账。          　　而新的理论框架中，市场上同时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竞争价格，银行按照生产者价格(最优生产者建设成本+利润)作为公允价格为住房提供按揭，出现烂账的几率(特别是在高速城市化阶段)几乎可以忽略。居民获得完整产权，以消费者价格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样，通过市场融资，土地财政可以以巨大的规模，在短期内一举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最敏感的财富分配问题。          　　结论          　　中国的改革是从否定旧制度开始的。这使得对现有制度的反思、批判，潜移默化成为理论界的思维定势。在学术界的集体潜意识里，“现在”一定是错的。而“对错”的标准，就是“历史的终结”——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敢于像张五常先生那样问：“中国做对了什么?”(张五常，2009)的学者，几乎没有。自然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范式——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就成为经济学界的理论基准。尽管我们也知道西方学术界对这一基准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批评，但集体自卑，使我们丧失了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勇气。          　　在改革的初期，实践不依赖理论，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学术界存在轻微“智障”，后果也并不明显。但到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摸不到石头了，我们必须依赖“理论”选择未来的航向，学术界无力构筑新的思想框架的缺陷立刻暴露了出来。由于只能依赖旧的理论框架，使我们难以理解现实，只得抱残守缺，削足适履。          　　同所有商业模式一样，“土地财政”并非完美无缺14，为其辩护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更关心的是对“土地财政” 批判所隐藏着的学术误区。“土地财政之辩”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是少数既得利益的“官员”，与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学者”之争，在这背后，是更深层的理论分歧。15          　　彻底反驳一个观点，必须在逻辑上击倒它，在实践中否证它，而不能简单靠支持者的多寡。一边倒的舆论，并不一定代表“正确”。所有人都站到船的一侧，反而会使船更加危险。“土地财政”之争，表面上看，是结论不同，而分歧的底层，则是源于思想工具的差异。多年来，经济学依靠其强大的理论工具，攻城略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争论的制高点。如果不从根本上清除其理论基因，它强加给我们的各种教条，就会继续操控各类讨论的话语权。          　　思想的方法，比思想本身更重要。如果关于“土地财政”的辩论，能够帮助我们澄清思想方法的差异，对于中国未来的制度选择而言，可能比“土地财政”本身意义更加和重大。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一非学术话题的主要原因。         进入专题： 城市增长模式 经济学理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49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赵燕菁：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赵燕菁：保障房须广覆盖 赵燕菁：住房政策需要战略思考 赵燕菁：欧盟反补贴直指中国竞争力核心 赵燕菁：关于“土地财政”问题的几个理论误区 赵燕菁：财产税与政府行为 相同主题阅读 赵燕菁：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凡是你感兴趣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从法律到民主，从婚姻到家庭生活，从犯罪理论到核武器的大国关系，莫不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即便是你思考自己为什么说的是老陕，而不是普通话，也可以从语言经济学寻找线索。     经济学爱好者的自我修养 ——随着爱好学习经济学吧   文/邓辉（安徽大学）     一、为什么要读一读经济学的书？ 读经济学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想让自己变得酷酷的，以便使自己在把妹的时候好装深邃，那么读几本经济学的书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根据统计研究，和经济学家、“开明人士”相比，普通人的观念普中遍存着在4种偏见：悲观主义偏见、就业偏见、排外偏见和反市场偏见。而读经济学恰恰可以逐渐消除这四种偏见。 假如某天你和妹子聊中国特色——中国人开车的时候不爱系安全带，那么你一展深邃的时候就到了。你可以站在爱国主义的高度说：“其实这是中国人比较在意路上行人同胞安全的表现！因为根据美帝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系安全带虽然可以使车内的人在高速行驶中更安全，但是这同时会导致驾驶员开车的速度加快，从而使得车外的路人更危险了。同时统计结果也恰恰显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更多路人因为车祸死亡了。”妹子这时就会倾慕于学识渊博的你，想着：如此爱党爱国爱人民，思想又深邃的人，谁能不爱呢？ 是的，读几本经济学入门书籍，就会使你逐渐摆脱“第一阶段的思维”。所谓“第一阶段的思维”就是想“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读了经济学，你就会想“这么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第二阶段的思维了。有了第二阶段的思维，那么你就会被周围人夸为“神人”了，就像我被朋友们夸的那样。 有了第二阶段思维的神功，你当然也要表现啊。如果你同学不小心把教室的玻璃打碎了，辅导员要求记过，你就可以辩解到：“XXX同学的行为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表现啊！他舍小家为大家啊！X老师您想想，这块玻璃被打了，XXX花钱重新买块玻璃会带来什么效果？那就是玻璃店的老伯多收入了5块钱啊！玻璃店的老伯收入多了，肯定会给孩子多买菜吃。结果就是农民伯伯的收入也增加了！农民伯伯的收入增加了，不正是XXX同学相应党中央3个一号文件的具体表现吗？不正是弘扬科学发展观的优良作风吗？不正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具体行为吗？XXX同学一心为党、大公无私，他为了党中央、国务院保8的目标，少吃了多少肉啊！？对于XXX同学的行为，您不但不应该批评，反而应该鼓励，我们就是要鼓励一切打砸抢烧以促进扩大内需！” 在你义正言辞之下，我想你们辅导员一定会被XXX的行为感动的哭了！当然，如果这时你再能强挤出几滴眼泪，那就更加完美了。     二、入门阶段的神级读物及攻读要略 看到如此的把妹神功，大家一定急迫的想让我介绍几本“武功秘籍”了。我觉得读经济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消除脑中的不良偏见，同时培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是学习的第一步，那么一开始介绍的读物肯定要生动有趣了。所以我推荐第一阶段的入门读物是：张五常的《卖桔者言》、《经济解释》（易宪容译的节选版）、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至于《如何伪装成一个经济学家》一文中提到的那些书，我觉得没必要看的。 不是有一个经典笑话嘛，说两个人遇到一只熊，其中一位是经济学家。看到这只熊后，经济学家选择快跑，而另一个人选择原地坐着，并说：“你跑再快也没用，因为熊比你跑得快多了。”而经济学回道：“我不需要比熊跑得快，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是的，同样的逻辑，不论你是读罗斯巴德还是哈耶克的书，对你在妹子面前装深邃，影响不大。因为如果你读了三四本经济学的书，那么你可以逐渐消除自己思维中4种陈见，从而使自己与其他屌丝区别开来。所以为什么装逼要从哈耶克或者罗斯巴德晦涩的书入手呢？ 对于这四本书的阅读顺序，我的建议是先读《卖桔者言》。因为此书很薄而且文风诙谐，所以容易攻克，于是看完书的成就感容易生成。本书的第一部分提到三文鱼养殖的例子，在这里我就多谈一谈。很多绿色环保主义者，认为保护动物很重要，必须防止其灭绝，所以提倡建立自然保护区。“立法设立保护区保护动物”就是第一阶段思维，第二阶段思维就是“这会带来什么”，我们慢慢分析一下。 首先，为了防止盗猎滥捕行为，就会禁止此类市场出现；接着，饲养贩卖这些动物就会成为非法；后来，由于猎捕和消费的成本提高了，所以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最后，在更高价格的刺激下，盗猎滥捕行为导致保护区中的动物数量缓慢下降。可是如果我们允许贩卖饲养食用这些动物呢？结果就是在利益的引诱下，有人大规模饲养这些动物，导致此类动物脱离灭绝的边缘。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娃娃鱼和扬子鳄，当这两种动物的销售市场被放开后，娃娃鱼与扬子鳄的数量大增。这就是张五常在书中强调私有产权的重要性的结果。 读完《卖桔者言》就可以读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此书涉及的面比上一本书更广、更宏观、更数据化。读完此书，你观念中的各种偏见就会消除很多。比如对最基本的贸易自由，你就会明白国际贸易强调的是“比较优势”，而双方的自由会给双方人民带来长远的利益。前段时间，有人反驳我 《强力远不如利益》 一文的观点时说： “交流语言的比较优势能把文化上的绝对优势灭掉，你再谈普通话的推广是如何如何有需求造成的吧。” 对于这类反驳我比较懒得反驳，因为他和我的思维差了近200年，我该向他如何解释？1817年李嘉图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在经济学界就不存在“比较优势能不能消灭绝对优势”的疑问了。因为答案是肯定能啊！ 什么是“绝对优势”？假如你在造电脑方面比我在种小麦有效率，那么你就在造电脑方面存在绝对优势；同样，如果我在种小麦的方面比你在造电脑方面有效率，那么我就在种小麦方面存在绝对优势。所以你造电脑、我种小麦，大家交换，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是如果你在种小麦和造电脑两方面都比我强呢？那么就要看你在种小麦和造电脑两者中更擅长哪个了。如果更擅长造电脑，那么你就在造电脑的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所以你可以尽量少种小麦，多造电脑，然后再用电脑和我换小麦。对你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 读完《自由选择》脑袋里就会减少许多类似残渣，这时再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就不会和哈佛的某些力薄儒一样，空是在道德高度反对书里的理论。曼昆的经济学入门书写的相当不错，一方面举得例子涉及面很广，另一方面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把握的很好；所以读他的书你既不会觉得书中内容空洞而脱离实际，又不会觉得书的内容没有逻辑体系。 最后你就该对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下手了。选这本书作为最后一本入门读物，是因为它是一本古典经济学论文范式下的作品，所以内容不太强调空洞的数学模型；其二，这本书相比于前三本还是难了些，所以放在最后读。我想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有些枯燥，所以在攻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读一读张五常其他随笔集，比如《凭栏集》、《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等等。这些书里讲了张五常和很多经济学大师谈笑风生的例子，又讲了他痛斥某些经济学旧论naive的例子，还讲了某些经济学大家生活与教学中的趣事。人总是有偷窥隐私的冲动，也怀有驳斥大家的成就感，看了张五常的这些书就能满足你的这些欲望；在此激励下，读《经济解释》时，就觉得更加有力量了。   三、学会聆听不同的意见 很多朋友肯定有疑问了：为什么我没有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入门书籍？我觉得多数人没必要第一阶段就读宏观经济学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脑中的思维残渣，和宏观经济学某些理论有些切合，一开始就读宏观可能会适得其反；其二是很多人大学根本不会读完5本书，所以不如劝他先从有趣、简单而能消除偏见的书入手；其三是相比于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宏观部分有太多的争议。 这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我建议第二阶段读书的重点——就同一个问题，看不同人的观点。宏观经济学刚好提供这样最经典的论题，所以我把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放在第二阶段。而我推荐的读物是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部分》。值得指出的是曼昆还有一本单独出版的《宏观经济学》，这本书是宏观经济学的中级教程，并不适合朋友们一开始就读。 现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理论框架其实是基于4个定律： 1 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失业的下降成正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越快那么失业率的下降就越多。 2 菲尔普斯曲线。菲尔普斯曲线则是指出了短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下降也成正比。也就是说在短期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失业。 3 索罗模型。索罗模型强调则是经济的长期增长是资本积累的果。 4 消费乘数。消费乘数是指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后，会提高自己的消费，他消费的增加会带动其他人消费的增加，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增加内需。 为什么我要把这四者列出来呢？因为关于后三个定律其实一直是有争议。关于菲尔普斯曲线，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都提出不同意见，后来的经济学教程也加上了他们的补充意见。关于索罗增长模型的争议则更多，如果把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列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很多人都对索罗增长模型提出了异议。很多人认为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劳动分工或者产权保护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如果单方面强调资本的积累，就会出现斯大林体制似的悲剧。即便是按统计的口径与系数设定，很多经济学家也对此有异议，《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这部文集里便有不同统计（计量）经济学家对索罗模型的争议。至于消费乘数则是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它很快就被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推翻了。什么又是宏观经济学的长短期分割点？那就要看利率的变动了。谈到利率，费雪（也被翻译成费舍尔）《利息理论》也会让你对凯恩斯理论有些异议。 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面充满争议的学科。我们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恰恰可以通过了解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解释和研究，学会聆听不同的意见。在别人的批评中进步，听不同的意见完善自己，这才是进步的最佳捷径。 在上文中我提了几位经济学家和几本书，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中，我觉得我们还应该额外地看一下“经济学说史”。懂得不同思想体系发展的脉络，是了解争议的一个很好途径。经济学说史看谁的都行，哪怕是某些大学的“红宝书”也可以，就是别读汪丁丁的《经济思想史讲义》。这到不是因为汪丁丁的水平差，而恰恰是因为他水平太高，那本书根本不适合入门者看。 同时在这一阶段可以试着看一看经济评论了，而我推荐的第一本经济评论集就是巴斯夏的《诡辩的经济学》。巴斯夏估计是经济学说史上唯一一位凭写经济评论而被尊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了，当然熊彼得等人也在挖苦他。还记得我第一部分提到“XXX打破玻璃”的那段话？其实这段话是为了挖苦在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一开始提到的一位银行家。这位银行家提到“破窗理论”，他说经济学家从破坏中看到机遇——增加就业；可是他的这种愚蠢想法，正是第一位提到“破窗理论”寓言的巴斯夏所挖苦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是不是倒退了？     四、在自己的爱好引导下看书 我说了第二阶段的看书主要是就一个议题聆听不同的意见，如果你对宏观经济学不感兴趣，那么第二阶段的学习就不一定非要在宏观经济学上耗费太多精力。当然宏观经济学的教材还是要看的，但是没有必要对每个论点研读不同的书籍了。因为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分化已经相当细致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牵扯的实证分析结果大相径庭；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爱好议题，然后再读相关的文献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人类的行为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读一读贝克尔的书。行为经济学的著作很多，而且都很实用。比如国家总是倡导拾金不昧，你在看了行为经济学方面的书后，你就会觉得如此倡导，不如法律规定拾捡者可以获得拾捡物品价值的10%。很多人都会觉得不拾金不昧是不道德的，而你却会说：“给拾捡者钱，恰恰可以真正的保护失主的利益。因为人都是自利的，而保管与寻找失主也是有成本的。人们不会简简单单的归还遗失物。”假如有人就此对“人性本恶”提出异议，你就可以说：“根据统计研究，一个人工作后去他父母家的次数和父母的能给他的遗产成正比。如果一个人对他父母的孝敬的行为都会受钱财影响，你还指望他对谁善良呢？” 当然，肯定有人对那三年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读一读相关的文献。从林毅夫、周其仁、奥尔森等人的著作读起。然后再从林毅夫著作的线索读博弈论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从周其仁的著作的相关线索读产权经济学，从奥尔森的著作线索读广义的制度经济学派。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凡是你感兴趣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从法律到民主，从婚姻到家庭生活，从犯罪理论到核武器的大国关系，莫不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即便是你思考自己为什么说的是老陕，而不是普通话，也可以从语言经济学寻找线索。 当然你做出任何行为都会有机会成本。当你选择读自己喜爱的经济学知识，而不是读国际贸易、金融等宏观方面的知识后，那么你就放弃了自己拥有轻松理解报刊中各种经济评论能力的机会。但是评论世界只有一种角度吗？     五、停笔后说几句话 我是学图书馆学的，我深知像这类有关导读类的书目信息文章，不会有几个人按部就班地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能读完我第一部分提到的4本书，那么就算我功德圆满了。至于经济学研读的最后阶段——获取科学论、简单逻辑等方面知识，也不是仅仅只能通过学习经济学才可以获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在任何一个学科学习培训下，拥有缜密的思维后，都会与经济学家一样对各种理论的可信度与条件假说持有不信任感。 比如我前文提到的孝顺行为和父母拥有的财富有关，任何一个爱观察细节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两个变量相关性的设置可能有些问题。因为父母拥有财富量可能和孩子的受教育可能程度正相关，而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和孩子的孝顺程度成正比，所以在孝顺行为和父母的财富量关系中间可能少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于是，也许穷人如果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也可使得孩子很孝顺。 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不论读什么书，或者读经济学的书读到什么程度，微观经济学都是要过段时间翻一翻——这是我最后一个忠告。     （采编：徐海星，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权＞离理性太近，离灵魂太远 ＜玉衡＞原来，经济学也可以如此浪漫

郎咸平：为什么私有化必定失败？ 进入专题 ： 私有化    ● 郎咸平 （ 进入专栏 ）       今天讨论一个大家都很奇怪的问题，我和杨教授（杨瑞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都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学者，我们怎么会有兴趣探讨社会主义的话题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主要希望让大家知道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但由于我的水平实在有限，因此在30之岁之前都无法理解这个人（马克思）的智慧，一直到我到了香港，差不多我也50岁，我跟杨教授）两个人经 常喝咖啡聊天，透过对话来讨论马克思。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共产主义本身，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我们察觉到根本不是他这一生追求的目的，他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手段。     我们建国之后前30年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手段当目的，从而给我们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     后来我们利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什么叫做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透过法制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积极斗争史。就是说马克思真正想讲的就是民 主与法制，而且是从他的唯物辩证法里面推导出来的。     而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斯密是马克思跟列宁的前身，国父论里面从头到尾谈一个观点和马克思一模一样。他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劳动者薪资的 衰退。他甚至向列宁一样大力搏击英国帝国主义，它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同时帝国主义本身的人民也被剥削。因此从他的书里面看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是 资本主义之父，他是社会主义之父。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密的理念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透过一个手段达到更好的目的，马克思希望怎么做，通过民主与法制达到和谐的社会。亚当斯密通过一只 看不见的手打造一个整体社会的利益。     最后我想请问各位来宾，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你把我的演讲都听懂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那太有意思了。我们建国60多年，前30年左派当道， 极左，打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为目的。后30年新自由主义学派，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为目的，认为这时候根本不需要干涉，一切推向市场化叫做改革。我们很多地方说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 中国的改革风起云涌。全部希望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解资源的分配，最终会达到一般均衡跟最棒的福利经济学的境界。     这个极左派跟极右派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吗？极左在改革开放之前既不重视民主又没有法制，民生凋敝，经济解体，社会僵化，最后由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以后透过所谓看不见 的手，这种价格机能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是什么结果？房价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国企改革之后大家都下岗。因为价格理论本身这只看不见的手本身就是误导。     我们这个国家对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这个市场经济是最痴迷的，痴迷到什么地步，连你们各位朋友买菜，这个菜市场都是市场化的。举一个例子看看我们受到多少剥削。以上海为例，上海奉贤 区五四农场生产的卷心菜卖到下游一级批发市场三毛，当天卖到隔壁二级批发市场七毛，当天卖给消费者一块二，我们研究人员到现场量了一下聚集，从一级批发到二级批发到零售，总共距 离一公里，当天完成的交易有三毛钱涨到1块2。中间的九毛钱是什么？我们做了调研发现，全部是政府的税费包括进场费，摊位费，工商税务城关卫生。一斤菜老百姓要付九毛钱。     回头看看香港，香港有93个菜市场，谁是老板？香港政府。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这个菜市场怎么会是香港政府持有的，对的，就是香港政府持有。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非常理解什么叫做市 场经济。香港政府收购了93个菜市场之后，菜贩子只要交水电费跟象征性的摊位费，其他的税费全免。在香港过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十年之前香港老百姓要到深圳罗湖打酱油。现在反过来 ，深圳老百姓到香港去打酱油，为什么？香港物价特便宜。     从小故事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国家迷信市场经济的结果，迷信所谓看不见手的，结果什么都推向市场化，最后老百姓反受其害。谈到一个非常可悲的话题就是你为什么越改革越糟糕。     我们市场化的改革是这场改革最后图利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大多数人承担。请问这公平吗。而且微观学理念，所谓亚当斯密这个价格理论理念他所有追求的统统是小利，不想公平。什么叫 一般均衡理论，那就是价格两块钱，资本家拿4%，工人拿四块钱就是最有效的一般均衡理论。仔细研读微观经济学到最后你只重效率不重公平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最后 一章福利经济学还说了一句人话，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这句话就是我05年12月份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的趋向呢，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彻底的放弃极左跟极右的思维，因为极左跟极右都 是拿手段当目的，极左奉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就是手段，而我们分析的马克思追求的是和谐社会，方法不是共产主义，是法制与民主。亚当斯密他也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学家，他追求 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且手段就是看不见的手。我无意否决市场经济的重要，因为在某些领域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迷信市场经济，因为从今而后我倒认为微观经济学里面最后一 张福利经济学里面谈到的帕累托改进可以作为我们执政的标准。就是我一直呼吁的偿富于民。如何检验你藏富于民，你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像邓小平所说，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私有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4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