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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取消访日行程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取消了一个对日高层军事访问活动,官媒《中国日报》称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工作安排原因”不便在近期访日,日本共同社报道认为,这次调整可能和钓鱼岛争端及在日召开的世维会有关。 法新社5月23日援引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消息,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证实,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工作安排原因”,访日之行”难以成行。”郭伯雄最早定于4月访日,因朝鲜发射人造卫星一事而推迟到5月24号至5月底,一连五天访问日本和韩国,早前有媒体称郭伯雄将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会晤,并参观自卫队基地。 法新社联系中国国防部,该部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但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认为,这次调整可能跟钓鱼岛问题,以及世维会有关。在取消郭伯雄军事访问行程之前,中国官方谴责了日本允许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上周在东京召开。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世维会为”分裂中国”的组织。据中新网消息,在本次世维会上,世维会主席热比娅捐出10万日元助东京都购钓鱼岛,并表示希望日本买下新疆。 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取消访日行程(音频) 今年4月下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示要以东京都政府名义购买钓鱼岛,北京方面愤怒谴责石原发出”民族主义的挑衅言论”,双方重新点燃了酝酿已久的中日海上领土争端。2010年中日关系到达一个低点,日本当局曾逮捕在有争议海域活动的中国渔船船长。5月13日,温家宝在北京与野田佳彦会见时,双方就钓鱼岛各自称本国拥有主权。 “争端长存,但双方政府调整敏感议题处理方式” 中亚问题学者吴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郭伯雄取消访日行程应和世维会在日召开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但他并不认为和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的钓鱼岛争端有必然的联系。 对横亘在中日关系间的主要分歧即”钓鱼岛主权归属”、”南京大屠杀”等问题,吴强也认为双方不会有所让步,但目前中日政府在有意改变敏感的双边关系,尽力避免此类问题被舆论或一些组织热炒以挟制双方政府:”比如中国经常把’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为牵制日本的手法或策略,现在都在做调整方式,避免被舆论或个别组织利用,这是一种积极的迹象。” “不用把钓鱼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法新社的报道中也指,尽管中日存在政治分歧,但依然保持经贸伙伴关系,最近两国的领导人也开始启动自由贸易谈判,吴强认为中日间也在尽量避免政治问题影响到双边经贸合作。 “这不是政冷经热的问题,而是两国正常关系的体现,换句话说,不用把’钓鱼岛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看得过于严重,尤其是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代里,经济上的合作和交流以比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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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建华:中国南海海洋政治战略研究

    ——论南海争端中的中国作为    摘要: 就中国目前的海洋政治形势而言,南海争端已成为全球热点。从南海争端的问题属性来看,这是一个多元的、系统化的、结构化不良的政治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急的战略问题。从南海争端中的战略格局来看,中国面临内外双重战略压力,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两难选择。为此,中国应采取系统性的战略措施积极应对南海争端,站在国家战略角度从各层面、各领域展开实质性行动,在做好积极维护主权准备的同时,争取用政治与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关键词:海洋政治;南海大开发; 屯海;环南海经济圈   21 世纪伊始,南海周边国家围绕岛礁归属、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等问题争端再起。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强化其海洋发展战略,“屯兵占海、据海产油、以油养兵”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应对南海争端的共同战略,导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南海争端的严峻形势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就南海争端的问题情势、问题属性和我国面临的战略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南海争端的初步设想。   一、南海争端的战略情势分析   南海是南中国海的简称,主要指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岛礁及其附属海域。围绕南海诸岛和南海海域,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乃至区域外大国发生了许多争端,导致南海问题矛盾重重。具体来讲,南海问题或南海争端,主要指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围绕南海的岛屿主权归属、管辖海域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外大陆架划界、海洋资源开发等海洋权益方面所产生的分歧和争议。南海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岛屿主权的归属,其焦点就是南海诸国围绕南海的岛屿主权与中国形成的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主要集中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其中南沙群岛和海域的分歧和争议最大。目前,在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和地缘政治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南海争端中,中国面临的战略情势不容乐观。    1. 1 南海争端冲突不断   进入 21 世纪,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不断挑起事端,甚至集体向中国发难,导致南海问题矛盾重重,而区域外大国的主动介入,也使冲突爆发的概率越来越大,昭示着南海争端有不断升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南海周边国家不断突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2002 年,为了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议,各方承诺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在《宣言》签署国中,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全面遵守《宣言》。其他一些签署国虽然明确表示要遵守《宣言》及其基本原则,但实际行动则严重违反了《宣言》的有关条款。由于《宣言》明确规定,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所以,当南海周边国家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时,中国也不能采取武力手段约束他们的行为。这表明,《宣言》并没有达到约束南海周边国家的目的,反而成为这些国家掠夺南海资源的“保护伞”。正因为如此,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才不断破坏来之不易的《宣言》的和平精神。   二是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强化其海洋发展战略,不仅屯兵占岛、修建机场、强化军事存在,而且圈海产油、以油养军,用以加强军事力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纷纷从美俄欧购买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战机、舰艇等武器。特别是越南,先后向俄罗斯订购了 6条“基洛级”潜艇和 12 架远程重型战斗轰炸机苏 - 30,引进了 S - 300PMU1 防空导弹系统、4艘“猎豹”级护卫舰和 8 艘导弹巡逻艇,甚至扬言把“金南湾”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 马来西亚也向俄罗斯订购了18 架苏 -30MKM 战机,猎装了法国的“?鱼”级潜艇。这些国家全面更新装备,借助增强军事力量来增加他们在南海争端中的对话资本,并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三是区域外大国主动积极介入。美国对南海的基本政策从“中立——不介入——介入但不陷入”的转变,从“即使南沙发生冲突也无义务直接卷入战争”到“愿意帮助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战略调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 2011 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美国高调“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公开拉拢东南亚国家,分裂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鼓动在东盟框架内解决南海问题; 扩大南海的军事存在,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年度军演; 派遣监测船在南海从事非法活动,侦测中国海洋军事情报。日本为了维护其“海上生命线”、扩大其在东南亚的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打着维护南海自由通行权的幌子,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公然鼓动东盟国家“合纵”对抗中国。印度为了继续保持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战略优势,坚持图谋东进,积极染指南海,与越南签订了《国防合作协定》,积极与其在南海争议区内开展油气勘探合作。此外,澳大利亚等国也以“南海航行权”关系到其国家利益为由,表示“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这些大国插手南海事务,不断强化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渗透活动,对中国南海的安全环境构成严峻挑战: 不利于中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恶化了中国南海的安全环境,也为建立区域安全机制设置了障碍; 增大了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上的难度。   四是采取扩张式的资源勘探与石油开发。越、菲、马等国不仅在南海独立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还极力引进外国公司参与南沙海域的石油开发。如越南把南沙海域划分为上百个油气招标区,公开对该地区进行全球招标,近几年来,已分别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有关公司签订了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并实施大面积开采。除此之外,南海周边国家还动用武装力量增强海域控制力度,在我国“九段线”内的传统海域骚扰、袭击和抓捕中国渔民,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在解决南海争端中的友好举措,致使南海争端不断升级。    1. 2 南海争端出现了国际化趋势   我国一贯主张,中国愿意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外交谈判,反对外部力量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但事与愿违,南海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南海问题正从“一对一”的矛盾发展为“一对多”的矛盾。   一是政治合作国际化。南海问题最初并不涉及国际组织,但自东盟成立以来,南海周边国家感觉单独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底气不足,便充分借助东盟这一政治平台,以获得“多对一”的战略优势。因此,为了在政治上寻求对抗中国的优势,南海周边国家以东盟为平台,主动协调立场,力求在南沙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宣布“以集体名义而不以双边名义接受谈判”,企图通过“集体性政治谈判”解决南沙争端。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大背景下,针对南海问题,东盟加强了区域内的政治合作,甚至公开强调“美军在亚洲的存在是必要的”。特别是菲律宾,多次声称南沙争端不只是中菲两国的双边问题,而是所有关注南海的国家共同关心的多边问题,主张通过东盟、国际法院、联合国安理会三个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另外,美、日、印等大国的被邀介入甚至主动介入,也为南海周边国家起到了“撑腰壮胆”的作用,并使这些国家在“道义”上也获得了某种支持,打破了南海争端各方业已形成的脆弱共识和力量平衡。这无疑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种信息: 南海争端属于国际性问题,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   二是经济合作国际化。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中国历来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然而,南海周边国家无视这一友好主张,在岛屿主权归属尚未解决、专属经济区和管辖海域尚未划界的前提下,却均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国石油公司签订协议,通过在国际上公开招标、联合勘探等方式来开采南海油气资源。这种方式也为欧美大国名正言顺地介入南海经济开发创设了条件。而大量外国公司进入南海从事经济活动,使南海诸国可以借助这些公司把相应的国家和政府拉进南海争端,达到了给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迫使中国在南海争端中作出重大让步的目的。通过这一形式,南海诸国不仅攫取了庞大的经济利益,也顺利地使南海争端在经济层面表现出了国际化特征。很明显,这种国际经济合作给中国解决南海争端带来了很多麻烦。   三是军事合作国际化。南海周边国家为了在军事上寻求大国的帮助,力邀区域外大国到南海进行军事合作。例如,越南有意拉拢美国和俄罗斯重返金兰湾,而菲律宾则与美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借助《共同防御条约》和《军事基地协定》,持续进行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菲律宾极力拉拢美国进行军事合作,并公开邀请美军进驻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企图让美国在军事上替菲律宾充当“保护伞”。在美国的主导下,南海诸国在南海连年举行“卡拉”军演、“金色眼镜蛇”、“对抗虎”和“肩并肩”等系列军演。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形成了一个指向中国的“卡拉集团”,这种持续的军事合作必然会推动南海争端的国际化步伐。   四是舆论宣传国际化。20 世纪 60 年代伊始,南海诸国开始以主权国家的名义提出对南海的权利主张,他们无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存在,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搜寻其“拥有”南海海域和南沙群岛的历史证据,在不同场合为大国介入南海争端制造国际舆论。同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文本寻找法律依据,公布所谓的领海基线,将南沙群岛甚至将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海域划入其版图范围; 建立行政区划,大搞旅游开发; 向联合国提交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划界案; 发表了《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在南海制造“中国威胁论”。客观地讲,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南海诸国赢得了政治同情分,并将南海争端扩大到国际组织,达到了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目的。    二、南海争端的问题属性分析   2. 1 南海争端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问题   从南海争端的要素组成来看,存在多元问题争议。南海争端是一个问题谱系,它包括岛屿主权、专属经济区划界、外大陆架划界、海洋管辖权等分歧和争议。特别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传统边界线即“九段线”问题上,南海周边国家无视历史事实,不遗余力地极力反对。由于中国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十一段线”的基础上公布了“南海九段线”,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地图上,南海的传统边界线也是用距离相对较远的九条未定国界线标绘的,关于“九段线”,在中国学术界,有以下四种解释: 一是国界线说,二是历史性水域线说,三是历史性权利线说,四是岛屿归属线或岛屿范围线说。1958 年,中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12 海里领海宽度,其适用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 14 条指出“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表明对南海九段线法律地位的确定,中国政府可能坚持对线内的岛礁滩洲及其附近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周边国家的侵略行为,与“九段线”赋予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以及上述法律规定对这种权利的固化,形成了鲜明对照,也使双方在南海争端中产生了难以调和的根本性矛盾。“由于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在南海海域相互重叠和交叉,原本存在的各种争议更加复杂化,而不进行海洋划界,任何形式和内容的合作和开发都将难以为继。”由此可见,在南海岛屿主权没有解决之前,南海诸岛的外大陆架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管辖海域划界必然存在多元化的矛盾。   从南海争端的涉事主体看,存在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南海是国际上重要的海上航道,是中国取得地缘战略优势的地方,也是中国国家重要利益之所在; 它是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日本力保的“海上生命线”,关涉美日战略利益; 是越南的天然屏障,是印度近年来进入太平洋的觊觎之地。对菲律宾而言,南沙群岛是“正对其腰部的一把匕首”,是文莱和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因此,南海争端所涉及的国家不仅有区域内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也包括区域外的间接利益相关者。具体来看,南海争端的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围绕南海争端,形成了“四国五方”进行军事占领、“六国七方”发生主权争议、“九国十方”产生利益争端的复杂局面。而且,中国在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国谈判时,又不可避免地要直面东盟这一国际组织,甚至区域外的欧盟、澳大利亚也可能参与其中。显然,南海已经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和多方利益格局。   从南海争端中的力量结构看,存在多元化的力量结构,除中国和南海周边各国外,还有基于围堵遏制中国的美、日、印等国力量。其中,由于中国和东盟在地理上比较接近,中国把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关系作为优先考虑的方向之一,目前业已顺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1 年,美国加快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步伐,公开地积极插手南海争端,强化与该地区盟国的军事合作机制。这不仅能够强化其在亚太特别是在东盟地区的影响,而且也起到了遏止和牵制中国崛起的作用。日本为了消解中国不断增强的世界性影响,把发展同东盟的关系放在重要的地位,力图以东盟为突破口,在亚洲争取领导地位。作为实力较弱的整体性力量,东盟是十个小国组建的国际组织,由于南海问题上大国强国多,东盟十国要达成“集体对抗”中国的“积极一致”是有困难的,但东盟中的越菲马印尼等国也有形成“集体对抗”中国的“积极一致性”。在南海争端的现实中,东盟往往采用“以大制大”平衡策略加以应对,适时打出“美国牌”和“日本牌”对付中国。因此,在南海争端中,存在着中国、东盟、美日等多元化的力量结构,这种多元化的力量结构,使南海进入“战国时代”,折射出南海争端的系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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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张维迎:我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

北大教授张维迎:我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 北大教授张维迎:我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 张维迎谈市场与企业家 ・编者按・ 5月12日,张维迎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演讲,题目为《市场与企业家》,系统阐述了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的精神与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他说,首先是理念。“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为钱正名》发表之后近30年,张维迎教授一直以独立学者的立场参加到中国的改革实践当中,其企业理论与政策主张对国有企业改革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篇讲稿表达了他“这几年考虑的问题”。读者可以从中读到,一位经济学人近30年的坚持与改变。 怎么认识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发展、大分流与市场 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解释了它们之间过去200多年来形成的贫富差距。 张维迎喜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得了个“维迎德曼”的雅号。 我们从人类的大历史开始谈起。25万年至2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 (编注:智人是生物学分类中,全体人类的一个共有名称) ,10万年前智人开始走出非洲,走到中东,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4万年前到达欧洲、东北亚,1万多年前到了美洲,至此,人类已经分布在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 1万年前 (编注:第四纪冰川末期) 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冰川融化,使得世界被分割开了,形成了三大区域:一个是亚欧非大陆,一个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区域,还有一个是南北美洲。人有了定居生活之后才有了文明,家庭、村庄、城市、国家相继出现。 我们现在讲的人类文化都是在过去1万年内形成的,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这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三大区域是分割开的,相互没有来往,但是各区域内部仍然有来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的重要交流。然后就到了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由此欧洲人相继发现了澳大利亚等地,全世界就重新开始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可以说,我们现在脑子里想的人类的历史,基本就是这500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近200年的历史。 200年以来,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出现了两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叫大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人均GDP的变化就是发生在这非常短的200多年的历史里面。 第二个现象叫大分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技术都一样,没有大的差距。但是,过去20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麦迪森教授 (编注:Angus Maddiso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 的数据,我计算了各国的GDP数量和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1,意味着世界的差距是没有的,绝对平均的。一直到1820年,相关系数仍然是0.94,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没有大的差距。但之后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了1973年,相关系数为0.15,差距拉得很大。 为什么有些国家“发达”了,有些国家没有“发达”? (1973年之后相关系数开始回升,2003年回复到0.52,预计到2030年可以恢复到0.73。如果依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亚洲的GDP能够回到全世界的60%的话,全世界的政治格局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现象都需要我们去解释,有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 是不是最近200年人类突然变得更聪明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今人并不比几千年前的人更聪明。2500年前至2000年前这几百年里,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伟大人物,包括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等,现在人的智慧超过不了他们。 资源增加了?没有。现在的资源都是几千万年前甚至数亿年前形成的,包括石油、煤炭都是很久之前形成的。 人类有什么变化呢?技术进步了。这肯定是事实。统计显示,农业文明时代,大致来讲年均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这意味着每1500年左右,人均收入才翻一番。18世纪英国人过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我当过农民。我们那时在农村的生活跟隋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我上大学 (编注:1978年张维迎作为1977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 之后,去陕西博物馆看,发现我在农村时用的农具与一千多年前没有什么差距。可能营养还不如那个时候。 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人类的技术进步达到1.5%,意味着每50年不到人均GDP翻番。中国过去每9年人均GDP就翻一番。 技术为什么变化?我要提供的一个答案就是市场。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出现了这个差异。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有些从资源,比如发现美洲,英国的煤炭,来解释世界出现大分流的原因。这些都是次要的。 中国过去30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引入这个市场。 还有,过去200年来,不仅技术进步快,技术传播的速度尤其变得更快。在古代,技术进步很慢,传播速度更慢。 中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技术,大概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但这个技术到了公元751年才传到中东。怎么传到中东的呢?中国唐朝和伊斯兰军队打战 编注:公元751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 ,我们打输了,被俘虏去的人中有人会造纸,造纸技术就传到了中东,然后再过几百年传到欧洲,然后出现了文艺复兴。造纸技术对于文明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而现在每一个新技术刚出来很快就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现在当老师难?原来当老师可以垄断知识,现在学生和老师一样有渠道获得新知识。国外一本书刚出版、上市,中国翻译本就出来了。这使得人类的进步变得很快,人类吸取知识的能力变得很快。所有这些进步都是人类相互学习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创的。 我们可以想到中国青铜,但青铜是来自中东的,来自美索不达米亚 (编注:从公元前4000年后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青铜工具和武器,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 。他们比我们早1000多年。在“丝绸之路”之前有“青铜之路”,“丝绸之路”从东往西,“青铜之路”从西往东。 我们现在吃的 小麦 最早不是我们自己培植的 (编注:日本遗传学家木原均研究认为,小麦的发源地是在里海以西的阿塞拜疆及其周围地区,也即是外高加索一带) ,牛羊也不是中国开始驯养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植物可能就是小米、水稻。几百年前,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为什么?食物变化了,有了 玉米 、马铃薯,这些哪里来的?都是美洲的 (编注:大约公元前200年,秘鲁印加古国的印第安人最早开始种植马铃薯) 。 所以我就说,人类的进步很多是在相互学习当中获得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好方式。 幸福靠“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 下面跟大家讲我这几年考虑的问题。 在我看来,主导人类历史的就是两种逻辑,一个叫“市场的逻辑”,一个是“强盗的逻辑”。 人类从古到今都在追求幸福。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是为了幸福。为什么走向全世界?也是为了幸福。无论哪一个宗教都承认,人类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讲要给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 (编注:汪洋5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这个是西方在启蒙运动时候说的话。 人类追求幸福,无非两种办法。第一种方法,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这就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法,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叫做“市场的逻辑”。“强盗的逻辑”不增加财富,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 我们不要一想到“强盗的逻辑”就以为都是偷、抢,不完全是那样。政府垄断印票子就是“强盗的逻辑”,不知不觉就抢了你,现在有好多制度安排都跟这个有关。遗憾的是,市场经济本来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货币是所有产品定价的尺度,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得建立在“强盗的逻辑”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 其实宗教所探求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人更幸福。宗教领袖和经济学家惟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经济学家强调的是怎么改变人的行为,而宗教领袖想的是怎么改变人的心,改变他的灵魂、意志。所以我说,一个是利他之心,一个是利他之行,这是他们的不一样。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200多年前是以“强盗的逻辑”为主导。当然“市场的逻辑”一直存在,如“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但是主导的还是“强盗的逻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罗马帝国的建立,再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人类历史充满了征服和被征服,都是“强盗的逻辑”。 但是,250年前人类还是走向了以“市场的逻辑”为主导。当然不是没有“强盗的逻辑”了。“二战”时期,德国、日本就是“强盗的逻辑”;但总体来说,“市场的逻辑”在主导。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失败了,很快又崛起了,1960年代它们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靠什么?“市场的逻辑”。日本人、德国人生产其他国家人民喜欢的东西,其他国家人民变得幸福,他们就发达了。中国这30年也是这样。 美国人在国内用的是什么逻辑?“市场的逻辑”。在国际用的是什么逻辑?“混合逻辑”。中国人在国内用“混合逻辑”,计划经济完全是“强盗的逻辑”。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的逻辑”还是越来越多,但是“强盗的逻辑”仍然很多。中国在国际关系用什么逻辑?中国很弱,怎么可能用“强盗的逻辑”?但“强盗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为思维方式。中国现在很多思维方式还是“强盗的逻辑”思维:你赢了,肯定我输了。我们加入WTO,谈判代表说要跟美国搞一个双赢的协议,外交部高官勃然大怒,说中美之间怎么可能有双赢?这就是一种“强盗的逻辑”思维。所以说,认识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再讲170年前的鸦片战争。如果当时中国人明白“市场的逻辑”的话,也许不会这样。英国等欧洲国家来到中国并不完全想用“强盗的逻辑”,没有想过能够征服中国,他们是想交易,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我们说不行。 (当然我们现在非常欢迎人家。) 当时观念有问题,最后导致一系列矛盾,弄得本来可以走“市场的逻辑”之路,变成了“强盗的逻辑”的受害者,被人家征服了。 企业家是市场核心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 “市场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第一,自由竞争。自由是一种权利;不是特权,不是一部分人可以有另一部分人不可以有。 第二,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市场的逻辑”。 第三,企业家精神。这也是贯穿我下面要讲的东西。 先讲一个经济增长模型。我概括总结,叫它“改进的斯密经济增长模式”。我意识到科学并不都是进步的,经济学更是如此。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些历史上的理论比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的东西要正确。我总结亚当・斯密 编注:Adam Smith,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6月5日(受洗)-1790年7月17日,《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者 的所思所想。他关心什么问题?财富怎么增长。他的答案是:财富的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叫创新。创新与技术进步靠什么?靠分工。分工靠什么?靠市场的规模。市场的交易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技术进步就越大,财富增长就越快,财富增加后市场进一步变大。美国的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市场是中国的4倍。就是因为它收入比较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潜力在哪,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都爱往大城市跑?就是因为大城市竞争更激烈,提供更多的机会。 前面讲到,1万年前世界分成三大部分。到了500年前,最发达的是亚欧大陆,其次是美洲大陆,再其次是澳大利亚。亚欧大陆人口最多,所以可以保持领先。人口的规模对经济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很惭愧,中国人口占世界20%,我们聪明人应该也占到20%,意味着技术进步应该不止20%。技术有一个溢外效应,一个人创造的东西其他人都可以应用,所以我们的贡献应该是30%、40%才正常。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950年,全世界161项重大技术发明中,公元前400年,中国有一项:算盘;从公元1年中国发明了船的尾舵开始,一直到1045年毕�发明活字印刷,全世界6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中国人做的;很遗憾,公元1045年之后的151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中国的。中国在近代对人类(技术进步的)贡献真的是太少了。 这个循环 (编注:即市场规模推动分工,分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财富增长,财富增长推动市场规模) 要运转起来靠什么?靠企业家。怎么发现市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市场。上个世纪日本人最大的发明就是方便面,把方便面变成一个产业是了不起的贡献。日本人的第二项发明是什么?卡拉OK。企业家就干这个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没有技术的创新,靠传统的擀面杖不可能有方便面这个产业。如果你要当一个企业家,当一个企业的高管,你的脑子都要动在这个方面:怎么发现市场。 再来看看比尔・盖茨。在盖茨之前,软件是硬件的一个附属而已。硬件和软件都是IBM (微博) 自己做。比尔・盖茨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软件市场,创造了软件产业,由此这个市场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苹果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谷歌 (微博) 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要记住,新的分工与技术进步是密不可分的。还有,经济增长的财富再变成新的市场,也是企业家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人在近代对技术的贡献很少,从市场这个角度来看更可怜。中国人创造了什么产业?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这就是“腐败产业”。中国腐败都是外包的,一些所谓的“咨询公司”就是专业提供贿赂服务。中国大量的咨询公司其实是腐败产业,就是帮助人家行贿。中国很多品牌也是与腐败相联系。为什么一条烟几千元,一瓶酒几千元,都是与腐败相联系的。好的例子,创造了什么产业,我真的想不出来。 市场缩小阶层差距 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与古代皇宫贵族躺在床上看歌女、舞女表演无异。 我在几年前总结什么叫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凡是自我表扬的部门都不是市场。政府可以自己表扬自己,企业不行。企业说我的技术多好没有用,消费者认可才行。企业家就是伺候人的,怎么让人舒服,怎么让人满意。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进步。200多年前,传统社会都是普通人伺候达官贵人。只有近代史上,有了市场经济之后,变成相对聪明的人伺候笨的人,伺候普通人。大家可能都用iPhone。乔布斯够聪明,比我聪明得多,但他伺候我。 还有消费者也是最不讲良心的,你对他服务好他才买你的账,无论你过去做得多好,如果哪一天不好了他就弃你而去。你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就是要不断让客户满意。 市场经济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企业伺候的人越多才越赚钱。你看哪个企业伺候的人越来越少了,离完蛋不远了。 人类有市场之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减少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别,给大众带来更多的好处。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没有电的时候,穷人点不起蜡烛,皇宫贵族人家有很多蜡烛,所以它的照明和你相差很大,现在没有了。没有电视机、网络的时候,皇宫里面可以现场直播,歌女、舞女来表演,皇帝躺在床上看。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技术进步了,大家更平等了。 政府和企业的差别在于,政府是靠税收拿收入,企业是靠价格获得收入。中国人很希望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靠强制收费,所以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价值远没有它花的成本大。企业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如果没有成本高的话,它就完蛋了。 任何产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的评价。今天讲劳动价值,是有问题的。价值是主观的,不是你花的劳动时间多你的价值高。一件产品能卖的价格,从来不可能高于它的价值。这个差额是什么?消费者剩余。市场竞争什么?竞争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两个企业,第一个企业创造9个单位的价值,第二个企业8个价值,但第一个企业的成本是6,只能带给消费者3的剩余,而第二个企业的成本是4,可以带给消费者4的剩余,那么一定是第二个企业赢。不是生产的东西好就能赢,还要看你能够给消费者多大的剩余空间,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好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过去二三十年行销全世界。因为中国成本低,中国人给消费者留下的剩余多。做企业的人要认识到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今天的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可能得到几十年前花数万美元同等甚至更强功能的计算机产品。 创新,就要理解人性 以前 索尼 不把三星 (微博) 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作为一个企业要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靠什么?靠创新。创新是什么?无非两个方面:怎么提高总价值,怎么降低成本。 我把企业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出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这是最伟大的,他们创造产业。比尔・盖茨、乔布斯,就是这样的企业家。 第二类企业家,能够更好地满足已有的需求。他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制造。 第三类企业家,按订单生产,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人家把设计都做好了,你生产就是了。 中国最多成功的企业是第三类,做OEM (编注:代工生产) ,其次是第二类。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称为是第一类企业家?很少! 其实,企业创新说到底,就是对人性的理解。乔布斯做任何一个东西,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东西我是客户我会满意吗?什么是对我最方便的?他要手机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操作,工程师说技术上不可能,但乔布斯说不可能也要做到。最后做到了,这就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对真善美的理解。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必备条件。艺术家、科学家都要有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家更重要。 创新就是让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我们看到大量的户外广告,一个合同就是一年,花上比如说200万。但比如说,对卖羽绒服的而言,冬天来临之前广告才有用,夏天的时候广告没有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就想出分时传媒,按月甚至按周刊登广告,客户只需要在最有价值的时段做广告,原来这个广告200万,他分给两个人,每个人收150万,客户少支付50万,他多赚100万。商业模式、技术进步最后关键都是看你能不能给客户创造价值。 还有,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很多的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索尼公司最成功的产品是什么?walkman。但当MP3、MP4出现时,索尼公司不愿意推,因为推MP3、MP4的话,walkman就完蛋了。而发明walkman的这个人在索尼公司内部地位没人敢挑战,谁都害怕得罪他。结果亏损得一塌糊涂。尤其是,现在技术进步、技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什么结果?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以后做企业别指望长生不老。柯达破产了。5年前诺基亚 (微博) 红得不得了,现在也不行了。以前索尼不把三星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企业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利润就是责任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企业要成功,还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能力。亚当・斯密讲市场规模越大越有效率,但市场越大,交易者之间越陌生,怎么能让人家相信?以这瓶矿泉水为例。我不认识制造商,老板工人我都不认识,怎么信任它?我提出一个概念,连带责任。这是从中国历史上得到的启发。皇帝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多人?这和连带责任有关。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连带责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么大,市场很大,怎么办?不需要认识每个人,只要记住A、B企业就可以了,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每一个现代组织本身都是一个连带责任,国家也是连带责任。每个人太渺小,几十万员工怎么办?为什么要有老板?让老板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什么叫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因此,老板就要加强公司治理管理,否则肯定破产。 第二,企业一环套一环,一个大企业背后有数千数万小企业,一个品牌企业要为所有的上游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了,零部件不合格,钢铁制造商生产的 钢材 有问题,但是责任是谁的?汽车制造公司的。客户只需要找汽车制造公司。 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叫利润?利润就是责任。如果你只能对自己负责,就只能当个个体户,或者当个雇员。如果你可以为10个人承担责任,可以搞一个小餐馆,搞一个普通软件公司。如果你可以为1万人承担责任,那就能做个大企业。 中国的企业现在暴露出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企业发展很快,但承担责任的能力没有建立起来。看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三聚氰胺的事情,牛奶公司没有能力为奶农和奶站承担责任,就出问题了。我调查过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特伦苏牛奶,奶源没有问题,就是外购的牛奶出问题了。还有很多的其他例子,比如瘦肉精的问题。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为了消费者,不是为了所有者。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企业做不大,不完全是技术性问题,是你的管理和体制问题。 经营企业的人,必须记住这两条。第一,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第二,提高你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两条是相互联系在一块的,缺少任何一个能力都做不大。 为什么大企业很重要?大企业是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些大企业,我相信市场经济不会发展到现在。一个沃尔玛背后有这么多企业,他们为这么多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老批评企业垄断是有问题的。 总之,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不要以为我讲的就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老子。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是谁?司马迁。老子没有理解市场,老子主张清心寡欲,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一开始就批评了老子。人喜欢幸福,喜欢吃好的,听悦耳的,看漂亮的。人们已经习惯很久了怎么改变呢? (编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最好的政策是自由放任。老百姓自由地去追求幸福,财富就自然来了,政府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呢? 可惜,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中国的政策和司马迁所说是倒过来的。首先和你争,争不过了就整你、骂你。实在管不了的,最后才顺其自然。 很自豪司马迁是我们陕西人 编注: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一说山西省河津)人 。 司马迁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企业家立传的人,他写了30多位企业家的传记,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可是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书里面,不能变成中国(包括近代)的行动。 两个错误思潮 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接下来我们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是什么?就是市场化和企业家的崛起。计划经济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你没有自由。 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养的鸡下的鸡蛋要卖给供销社,供销社都要给城里人吃的,没有自由的。农民要种什么庄稼也没有自由。 改革以后“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给你自由。所以,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你主张市场就是主张自由,如果主张自由就是主张市场。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是什么?一般认为,私有制下权利是个人的,公有制下权利是大家的。这是不对的。集体是不会行使权利的,国家怎么行使权利?只有有血有肉、有意识的人才能行使权利。 计划经济公有制下,行使权利依赖于官位的大小,消费品的分配都是按照官位区别对待的。出差坐火车,各个干部坐的车厢也是不一样的,坐飞机没有局级干部坐不了的,家里安的电话也不一样,看报纸也看你官多大。 这时候,追求幸福就是争夺官位,你上去我就上不去,所以要把你弄下来,那个时候斗争很厉害。每个人都在忙着怎么毁灭别人。引入市场之后为什么发展起来了,不一样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得创造财富。 农民要富,就要看你卖的东西人家买不买,所以获得任何一分钱都要给人家带来价值。1984年,粮食就过剩了。 市场经济之下,如司马迁所讲:“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就是说,你有千金的财富,可以过上跟诸侯差不多的生活;有万金的财富,可以跟国王一样生活。现在大老板的车都不比市长的差,这就是市场带来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伴随三代企业家。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农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最聪明的人,一个当农民,一个当干部。为什么要当农民?因为户口进不了城市。 第二代,官员下海,变成企业家。第三代,海归企业家。从制造业、房地产再到互联网,就是这些人一代一代发展起来。 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腐败、医疗教育等等。这样,出现了两种思潮。 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 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国有企业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么重要,“中国模式”的说法流行起来了,官员牛得不得了,开始教训美国人。 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中国模式论”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 中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所以未来你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中国才有希望。 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转变来谈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看个数字。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 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 如果200年前英国的人口占全世界20%,估计不会打鸦片战争。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 上海一年14万对夫妇结婚,每对夫妇消费10万就是140亿元的市场。我们的手机用户是7.47亿 (编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手机用户总数达10.06亿) ,法国人口才6000万,相当于13个法国。有些产品是与人口相联系的。 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原来3天到的地方现在1天肯定到了,了不起的。 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对高铁的批评很多。我说,这个有成本,但不要简单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之间更好地连起来,结果是什么? 中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的产业转移到上海。郑州人早晨坐高铁到西安,1小时50分钟,玩一天晚上回来了。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讲特权。你能不能办学校是特权,不是人权。我们出版社都是这样的,你想办一个杂志不可能,这都是垄断,都是特权。商业银行法规定10亿元资本注册可以做商业银行,但你拿出10亿元注册,不可能的事。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个是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 (编注: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3月,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3月,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官员说的。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亿个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 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 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 产业政策,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得是人们去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 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产业。 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 (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 ,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个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 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 (微博) ,政府专家审批能过吗?肯定过不了。 去年去美国加州访问,我们的企业家就问“摩尔定律” (编注: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 提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1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该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的提出者如何看待政府对高科技的扶植政策。他不相信政府审批这些东西,政府怎么能通过评审评出来哪些东西有前途?企业家的精神要通过市场检验,最后才是有希望的。 政改不能拖 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 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政府改革。 政府的因素导致什么问题?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合理就是合法的,合法就是合理的;一个不好的制度里,合法的基本不合理,合理的基本不合法。 我们计划经济就是这样。我们改革就是增加后者,减少前者。如果一个国家里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而是一个罪行,这个体制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中国企业家搞的是制度创新,美国企业家搞的是技术创新。什么叫制度创新?如期权激励能不能搞,如何转制,等等。真正的市场经济下企业家不需要太关心这些问题。 中国一个企业上市要花企业家多少时间?中国企业上市,老总剥一层皮。还要审批,还要找发审委,认识人不认识人就不一样,还经常有人找我,还好我不认识人。这是中国的悲哀。 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很小。企业家现在到了什么情况?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是在坐牢,他觉得有人营救他;而另一个人是自由人,但是有人在追捕他,你觉得哪一个人感觉更好?牢里面的人。 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东西不可能再拖下去,无论从我们内部的挑战还是从人类进步本身来看,都不可能。先搞经济自由化,然后实现政治民主化。但不可能停在这。中国只要停在这就会倒退,一停止改革就会倒退。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民营企业越来越难。 未来之路 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 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第一,理念。第二,领导力。 理念是什么?我非常不赞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我特别喜欢凯恩斯这段话,“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的对立面,米塞斯也讲过类似的话 编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 。大卫・休谟 (编注: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英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 曾说,尽管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变革、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出身的人推动的。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创始人、领导人哪个是工人阶级?没有。为什么闹革命?理念变了。 再往前,美国发动解放黑奴的运动,很多人是白人,白人成立解放黑奴的协会,靠协会的主要成员来推动的。所以理念非常非常重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我去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上讲过,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我们不明白。一个是无耻,我们太明白。 中国的很多错误例子是因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大跃进”,先是无知后来无耻;包括产业政策。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因为它可以缓解这个问题。有市场经济,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人能够发动这么大的力量。 人们有言论自由就有反对的声音出来,减少人类由于无知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减少人们因为无耻而犯的错误。 建立一个好的理念非常重要,对年轻人尤其重要。你们在脑子里想什么,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领导力。世界上所有伟大人物,都是敢于承担责任,有理想的人,没有这些人,事情做不了。邓小平改革不是出于利益而是理念。理念很重要,如果理念变成这些伟大人物的理念,就更重要。 我们现在这个体制有个特点:不可预测性。这种高度不可预测,和语言腐败有关。 语言腐败什么意思?就是滥用语言,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语言腐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6年提出的,不是我发明的。大家知道,在他《1984》这本书里面,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真理部”,专门发动战争的部叫“和平部”,专门迫害异己人士的部叫“友爱部”。好名字都被占了。 中国的语言腐败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政治词汇都已经腐败了,和本来的含义不一样。人民代表,我们实际上背后就操作了,投票本来应是自由意志和良知的体现,我们只是动手,已经没有灵魂了,所以投票也腐败了。 这个腐败引起了体制很大的问题。现在市场发展当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坑蒙拐骗,道德的问题,被很多人归咎为市场。这是错的。语言腐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道德堕落。 一个人一旦突破了诚实这一点,满嘴假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 (编注:Thomas 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 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量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准备。” 官员每天说假话,收受贿赂还会有心理障碍吗?谎言盛行的社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人还会有罪恶感吗? 最后你看小悦悦没一个人救,能怪谁呢? [编注: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漠然路过,最后,拾荒者陈贤妹施以援手,引发热议] 语言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思想的市场。如果有了舆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的语言腐败就可以减少很多。一个社会只有有了思想自由,每个人追求梦想、追求幸福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会不断地创造,我们就会有新的技术出来,然后人类就可以不断地进步,我们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文经作者审订。) 分享到: 欢迎发表评论    我要评论 > 相关报道: 张维迎:语言腐败在中国已到无以复加地步 私有化阳谋:张维迎式私有化必然导致恶性通胀 张维迎提问谢旭人:别让4%变成年底的突击花钱 吴晓波:企业家到底是一头怎样的猪 何志毅:社会平稳最大受益者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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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利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 2012-05-21 21:49:45 王利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进入专题 : 法治 司法公正 依法行政 社会治理    ● 王利明 ( 进入专栏 )       【摘要】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关键词】法治;司法公正;依法行政;社会治理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并将之写入宪法,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在此方略指引下,法治已成为我国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并逐渐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但不容忽视的是,法治实践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与阻力,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不仅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对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观念困惑和误区。显然,现阶段继续深入讨论“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并不多余,只有从理论上真正厘清这个重大问题,才能消除观念上的消极因素,切实稳步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一、法治内涵的确定          要准确全面地回答“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应确定法治的内涵,因为这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意义取舍不当将直接导致方向性的错误。从历史上看,法治“Rule of law”一词形成于13世纪的英国,在著名法官柯克与国王查理二世的争论中,柯克提出了“法律是国王”的论断1(P187),这在实质上触及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即法律至上。“法治”一词在其他西方国家的表达中有所不同,如德国、法国均表述为“法治国”(德语Rechtsstaat;法语Etat de droit),但意蕴大致相当。与此相比较,尽管中国古代也有“以法治国”、“使法择人”、“使法量功”等法治形式,如法家强调“以法为本”、“法不阿贵、绳不绕曲”,但正如沈家本先生所指出的,这种法治与西方法治只是形式相似,无法掩盖二者在“宗旨”,即精神内核方面的区别。2故而,严格地说,现代法治理念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又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至上。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早在美国建国初期,潘恩便指出,在法治国家里,法律是国王,而非国王是法律。3(P114)英国学者戴西也认为,“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主要特征。4法律至上实际上是要实现规则治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其中的道理,即将明确稳定的规则作为“规矩”来规范国家和公民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规则治理与民主治理不可分割,在法治社会,正当的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反映了民众的期望,符合民众的利益,体现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遵从,这也为民众遵守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法治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     第二,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P199)这是探讨法律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的最早主张。尽管学理上也曾有“遵守法律,即使恶法亦然”的说法6(P147),但其主要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及其普遍适用性对于法律实施的意义,并没有否定良法的重要性。既然法治是依法治理,那么,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认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的效力。当然,良法的理解和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一是制定完备,即法律应当是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大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且各项制度相互之间保持大体协调的制度体系7(P25);二是法律应当有效规范社会生活,并在制定过程中吸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参与,进而符合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符合社会一般公平、正义的观念;三是法律应当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立法者应当不断通过修改、补充等方法来使法律符合社会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8     第三,人权保障。人权一般指人在社会、国家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18),其中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人权是人在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中地位和权利的“总和”,其中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10(P30)在此意义上,人权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地位象征,而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11(P163)在我国,人权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集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区别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12(P11)当然,保障人权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防止政府的侵害,从而规范公权,这也是法治的内在含义。     第四,司法公正。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适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否则,再好的法律也只能形同具文,这就是霍姆斯所说的将“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转化为“现实中的法”(law in action)的过程。13而法律要准确适用,离不开司法公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有多重的解决机制,如协商、调解、谈判、仲裁等,但从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来看,由独立的、中立的、享有公共权力的司法机构来解决无疑是最佳选择,而这个机构就是法院。申言之,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依靠良法治理,还应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司法公正固然需要司法的独立和权威的保障,需要体现出实体上的公正,此外还不能忽视程序公正,即司法必须在法律程序内运作,必须展示出一套法定的、公开的、公正的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程序。正因为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14(序言),也即“通向法庭裁判正义的道路是由多种正当的程序铺就的”。15程序公正要求当事人在程序上武器对等,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论证和决定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现代法治的一些重要规则,如无罪推定、禁止刑讯逼供、裁判者的独立公正等,都是从程序公正中发展出来的,它们也是保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措施。     第五,依法行政。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16,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主动性、扩张性等特点,一旦失去了约束,将严重威胁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合法权益。因而,如果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整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必然要求行政权的行使要获得法律的授权、受到法律的限制并遵循法定的程序。相对人在受到公权力的侵害之后,应可以获得相应的救济。17(P5)这正体现了法治国家的本质,即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以法的形式来界定的。18(P81)二是为了保证公权力自身的廉洁和高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到,一旦公权力失去制约,其不仅会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也会侵犯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而且,对这些公共资源的破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大于对个别公民权益的损害。三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公权力都是根据民众的意志产生,由民众所赋予的,民众对于自己所赋予的权力,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制约,以防止权力被滥用,而制约权力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规则控权,因此,法治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公权力。19(P15)在法治社会,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公权力的内容、行使等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     还应指出的是,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法治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或者称为“薄维度的”(thin)和“厚维度的”(thick)之分,前者体现了富勒所说的法律的一般性、公开性、预见性、明确性、一致性、可适用性、稳定性和强制性20(P3),后者则强调法律的价值和实体性正义,尤其是强调与政治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是一种“薄维度”的法治。21(P2-6)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当。一方面,我国的法治不是对西方法治的简单复制,而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经济和社会状况,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法治实践成功与否。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法治国目标并不冲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其参与国家政治和制定法律的权利,并在得到全体公民认可的法律下依法治理国家,规范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民利益,这和法治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国政治语境下的法治并非“薄维度”的法治。          二、法治的社会治理功能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要么如大陆法通过复兴罗马法传统,通过成文法来规范社会,要么像普通法通过判例法形成规则约束行为,这些都是通过确立依法治理的框架来回应社会治理的需要。从过去几百年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治理模式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它为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持。为何法治替代人治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法治相对于人治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而加深对法治的理解。     对法治与人治进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法治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有不同于人治的以下特性:     第一,法治具有明确性。法律的规定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条文或者内容具有明确性,使人们清晰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实现社会的规范和有序,这诚如荀子所云“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22,即规章制度设立后,人民了解,则方向明确。而人治是“一人之治”,即完全根据特定个人的判断、选择与决定来进行治理,往往由个人的言语发布命令、指令,其最大特点在于个人的随意性和内容的模糊性。而且,人治的决策过程不公开,在决策程序上难以保证最终决策结果是科学合理的。     第二,法治具有可预期性。在法治社会,法律一经公布,就昭示天下,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从事各种行为,而不必担心出现难以预见的后果,因为每个人行为的后果在法律上都已经做出了规定。如此就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长久的预期,使市场交易得以有序进行,就能够减少社会中交往的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人们可以安居乐业。而人治则容易朝令夕改,命令的颁布和废止、更替甚至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情绪变化,因此,人治之下的规则不具有长远的可预期性。     第三,法治具有科学性。在法治社会,法律的形成与颁布,是众人参与的结果,立法的过程可以说是集众人之长,而司法的过程则是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对法律进行适用的过程。而在人治社会,命令的颁布往往是个别有权者的决定,从概率上看,个人的决定不如多数人商议而做出的决定科学,而世界上并不存在柏拉图所期待的“哲学王(philosophy-king)”,人的理性是有限制的,这一固有缺陷决定了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来治理社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第四,法治具有稳定性。法治社会形成完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法律而公布的,具有长久的稳定性,其秩序的变动必须经过法律上的修法、立法等活动才可以产生,所以其具有程序上的严谨性,不因个人的变动而变更。历史经验证明,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稳定、社会昌明。人治社会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不具有长久的稳定性。因为社会治理的效果往往被某个人的能力所直接决定,导致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人治社会缺乏对统治者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个人的专断和权力的过分集中。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有害的。     第五,法治具有社会凝聚力。在法治社会,法治一则要求全民参与,制定良法,二则要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这两方面可以实现社会公众意愿的有效表达,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并对于法律执行的效果在心理上能够予以接受。在人治社会,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清廉而又富有能力的官吏,也可能形成一定的凝聚力,但这种人治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这种凝聚力是有限的。     正因为法治有异于人治的上述特性,所以法治成为适合现代社会特点的基本治理模式。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以大工业生产、大分工、商品和服务高度流通为特点的陌生人社会,适用于古代熟人社会的人治方法在现代社会难以再发挥有效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与过去有质的差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自主性和个体性也日益增强,价值判断日趋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交易方式多样化,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如人口的大量、急剧流动使得社会的控制较之以往更加困难,这无疑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而人治社会的管理模式与这些需求难以相容,难以再维系下去。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法治与人治存在质的差异,但它们均是组织社会管理的途径,都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来进行社会管理,这一点在人治社会表现得更为充分,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圣王”理念,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均为适例,法治社会也不完全排斥这一点,在一些实现法治的国家(如新加坡),就特别强调推行精英政治,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从社会招揽人才。23即使是在法治社会,如果吏治腐败,也可能会遇到比人治更糟糕的问题。尽管人治比法治有更悠久的历史,积累的经验也更为丰富,但是,既往的社会治理经验已经使人们达成共识,即法治具有人治所不具有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还是靠法律靠得住。这就是对这种共识的科学概括。          三、法治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24,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度的有效运行来实现社会治理,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社会保持稳定、和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血肉,但法治是国家的骨架和脊梁。25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和有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矛盾凸显,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秩序。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能够完全消除。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26(P154)这就精辟地概括了中国要实行法治的原因。     (一)法治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国有几千年的人治历史,其中存在过许多盛世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惯性规律来讲,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有不少可援用的经验。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期,过去的一些做法已经不合时宜。比如,在封建社会,一个县官可以仅带着一两个随从去治理有着十余万人的大县,这与当时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无讼的乡土观念以及自治结构等是相适应的。但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在逐步进入工业社会乃至所谓后工业社会后,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日益从原来的“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人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矛盾和挑战,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治理结构很难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以法治为中心的规则之治对于社会的治理和发展便至关重要。如前所述,在现代中国,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人的个体性大大增强,交易方式日益复杂化,传统的治理手段对人的控制大大弱化,必须通过法治来加强对人的保护和对个人行为的规范。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已逐渐培育和建立起来,社会各个阶层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要保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需法治予以调整。在我国当前,权力作为社会中枢的特征在社会经济领域也在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的强化与国家权力的相对弱化,因而完全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现深度控制已越来越困难。27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通过法治合理地规范权力和控权。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好各种利益冲突,只能借助法治的力量。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法治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和法治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28(P314)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竞争机制实现的,这就必须依循一套完善的规则,以实现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整。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一是法治构建了交易正常进行的法律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易的总和,而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确定了明晰的产权,为交易确立了前提;而合同法等法律则明确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侵权法、刑法则为产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基本建构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二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为利益所驱动而相互竞争,彼此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有损人利己的倾向,从而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规则去抑制彼此可能造成的损害,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29这就有必要通过法治明确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权力和界限,通过政府依法适当干预形成正常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30例如,通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遏制不当竞争,防止垄断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为企业创新和资源配置提供优化的法律环境;通过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促进当事人信守合同、严守允诺;通过侵权法防止通过侵害他人权益来获取利益;通过刑法铲除以权谋私、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从而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三是维护市场的合理预期。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证券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其稳定的基础在于制度的构建,尤其是金融市场赖以建构的虚拟经济极其脆弱,更是依赖于人们对规则、制度的信心与预期。现代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实际上都是以法律制度的健全为基础,以交易当事人对制度的合理预期为前提;只有最大限度地依法保护此种预期,才能有效实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四是通过保护交易当事人人身的安全和财产的安全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经济“稳定器”和“安全阀”。在财产与人身的安全中,人身的安全更为重要,只有有效保护这两项利益,人们才能有投资的信心、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没有健全的法治,将导致人才、智力的外流与财富的流失。五是有效防治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外部化效应。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掠夺和恶化、生态破坏等一系列副作用。其深刻的原因在于未严格的依法办事及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例如,一些环境污染企业能够不经过全面的环评就上马,一些企业的严重污染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和查处,都反映了我国法治不健全的现状。六是可以提供有效的、可信服的纠纷解决机制。市场是交易的综合,其中充满了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面对这些冲突,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规则来解决纷争。     (三)法治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稳定压倒一切。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甚至社会矛盾有可能相对激化。实践中出现的个别地方治安恶化、上访和群体性上访增加、群体性事件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上升等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另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失地农民增加、城镇居民就业压力加大等都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各种矛盾和纠纷具有类型多样性、易扩散性、易激化性等特点。31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固然有利益分化与冲突的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司法程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为社会矛盾主要化解机制的巨大作用而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可以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裁判”等多种方式,其中的每一种解决方式都应当被纳入法治的轨道。32(P3)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矛盾多发的状态,正是建设健全法治的良机。法治化解社会矛盾的特点主要在于:     一是通过程序来实现正义,将纠纷通过技术的手段化解,而不至于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实践来看,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发生之后,出现了非程序化和失范性的特点。这些纠纷不是采用理性的诉讼方式,而是通过上访、群访甚至群体性事件来解决。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导致矛盾激化、秩序受损。在司法功能不彰的情形下,我们曾经希望借助于信访制度来解决矛盾,但结果导致了司法一定程度的边缘化,党政机关不堪接访重负,且因为大量的上访都是涉诉信访,接访者也难以对所涉争议做出公正的评判。一旦大量纠纷通过接访来解决,势必导致“信访不信法”等法治被弱化的后果。33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信访制度的存在仍具有其合理性,但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应当尽量鼓励公民依据法定的程序表达诉求,引导公民尽可能通过现行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化解矛盾和纠纷,而不应该鼓励程序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凡是能够通过调解、诉讼、仲裁等方式化解的矛盾,或者已经进入法定程序解决的,应当依循这些程序来解决。尊重法定程序是中国实现法治的必然途径。34还应当指出,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如果离开了一定的程序来解决纠纷,对实体问题的判断就有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造成同一问题不同处理的结果,反而无法保证实体正义,甚至引发新的纠纷。尤其应当看到,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引导人们正当行为的功能,形成对遵守规则的合理预期。实践中,面对巨大的维稳压力,我们的维稳成本居高不下,各级党政机关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在一票否决制下,各地政府将维稳当做第一要务,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出不计成本。35这样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单纯为了化解矛盾而“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做法,在短期内似乎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其会损害民众对规则的合理预期,反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相反,对于各类突发的矛盾,一旦形成依法解决的机制,对于未来同类的纠纷便可做出相同的处理,甚至为当事人提供自行解决纠纷的参照,最终有效地化解和减少纠纷。     二是法治本身是一种“控权”机制,法律在赋予公权力机关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一并确立了其权力的界限、责任、行使程序。健全的控权制度以及保护私权的机制,可以有效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实践中存在的“仇官”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行政权的不当行使、官场腐败、官商勾结、执法不文明、漠视人民群众诉求、信息不公开等原因造成的。36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法治、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机制来有效遏制。     (四)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甚至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法谚云:“法是公平正义之术。”无论法律如何变化,其终极目的仍是实现社会正义。英国学者威尔金森等研究发现,在注重平等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增长质量、社会稳定、居民幸福指数、犯罪率等都优于贫富差异过大的国家。37(P15-215)这也恰恰表明法治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正义,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社会立法,完善有关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社会救助、义务教育等方面的立法。在一个法治社会,仅仅通过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老病死等基本保障。这就需要通过国家立法、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来真正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通过法治解决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公平,奠定维护、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     (五)法治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保障     在古代社会,法家就提出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观点。这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遵纪守法的人占多数,那么这个国家就能保持强大;如果民众都不遵纪守法,则国家必然衰弱。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必将受到一些西方势力的遏制,一些反华势力也会兴风作浪,使我们面临重重的困难和挑战。对此,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实现国富民强、社会和谐。而无论是繁荣市场、发展经济、充分发挥民众的创造力,还是调解纠纷、化解矛盾,法治在其中的功效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实现法治,才能解决好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国家繁荣,从根本上杜绝反华势力的渗透、颠覆企图。     当然,法治绝不意味着以法律来治理一切。法律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社会上的大多数纠纷和摩擦还需要依靠公共道德、党纪政纪等社会规范来解决。例如,食品安全中出现的从“大头娃娃”、“三鹿奶粉”到“瘦肉精”等多起食品安全事故,都反映了漠视法律规则、政府执法不力等问题,同时也反映了诚信缺失的现实以及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但是,在各种治理模式中,法治在社会管理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其他社会管理方式和纠纷解决方法不能够和法律的规定相违背。法律确立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规定了社会的底线;违背法律就是违背了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不应当被社会所允许和接受。          四、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否成功,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其能否给社会成员带来幸福。人类总是渴望生活在一种有序的、稳定的环境之中。人们都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权利,而法治则是这种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和实现手段。法治是以规则治理为主要特点的治理模式,而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明确并且公开,而且在当今绝大多数现代国家中,法律的制定必须经过社会成员整体的充分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需求,遵守法律也就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因此,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具体而言:     第一,法治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保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法治。维护民生、保障人权是实现民众幸福的基本前提。民生是什么?笔者认为,最大的民生就是老百姓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财产和人身如果得不到保障,老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更无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也就谈不上民生。民生还包括人们在养老、居住、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使人们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和谐。     第二,法治使人们能够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法治作为一种规则治理模式,能够引导人们选择行为方式,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形成按规则行为的习惯。法律既是自由的起点,也是自由的界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们应做法律的奴仆。”在法治社会中,人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则行为,如此则可以将规则内化为人们的行动本身,人们在行为时会自动遵守各种规则。一个守法的公民才是合格的公民。基于对守法的预期,人们便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确定性,从而获得自由。同时,法治也保障着人民的尊严。在法治社会,人是作为公民而存在的,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才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真正享有尊严。法治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文明社会意味着人们行为的规则是法律。38(P3)     第三,法治社会使人们具有安全感。在法治社会,政府是按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政府的权力是通过宪法获得的,公权力不能随意侵入私人领域,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权力。弱肉强食、恃强凌弱、以势压人的现象在法治社会中是不能被容忍的。因此,在法治社会,民众不会对公权力抱有恐惧感,也不会因为符合法律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而担心受到强权的打击和迫害;国家也不能够随意地占有和剥夺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在法治社会,公民能够感到制度所提供的持久的安全,相信法律会保护自己,从而不会恐惧任何邪恶势力。     第四,法治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法治表现了一种社会的有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文明有礼,安居乐业,遵纪守法。法律能够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法治社会,人们都应学会按照规矩来行事,每个人行使权利时都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一旦发生纠纷,人们能够依循法定的程序去寻求救济、有序地解决纠纷。在法治社会,不是运用丛林法则来解决纠纷,也不是依靠与官员的关系来解决纠纷,而是要依据程序来实现救济。尽管法律也可能存在缺陷,执法者也可能会有不公,但在法治社会中,正义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的,司法程序是人人可及的。39(P95)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相关程序,纠正执法和司法中的错误,从而在法治的框架内得到救济。     第五,法治能够给社会带来公平正义。追求社会公正是人们千百年来的理想,也是人民幸福的内涵,只有在法治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一方面,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一个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才能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法治能够通过有效分配社会资源,解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问题,保障公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在法律面前,不管个人之间在身份、能力、财富占有等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异,他们都是平等的。40由于法律具体规则能够涉及社会财产的一次和二次分配,涉及对加害行为的惩罚和对损害的补偿等社会因素,所以,这种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有时不仅仅指的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而且包含了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从而可以增加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五、依法治国需要进行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          法律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制度,反映了人们在相应时期和背景下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中国的法治道路应当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不能也不应全面照搬西方。从历史上看,一些西方法治国家曾将其法治体制移植到亚洲、非洲等殖民地,但从结果来看,并不能说完全获得成功。41(P10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治和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紧密联系。笔者认为,西方的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其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这种法治理念更多地关注西方社会形态、历史文化传统,未必都适用于东方社会。42(P86-87)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从立法方面来看,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道路,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司法方面来看,司法制度基本完善,司法已经成为最终解决纠纷的机制,职业化的法官队伍也已经初具规模。从执法方面来看,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基本的工作规范和目标。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展开,公民的法治意识也大大增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与法治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2008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200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2007年因《物权法》的颁布大大改善了商业环境,并因此进入商业环境改革前10位。43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不仅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在转型社会中,必然存在两种体制的特征。30多年经济的高度发展,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法治,也必须依靠法治。但这并不是说实现法治就能够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有了法治就能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在我们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为了推进法治建设,我们需要一个战略规划。在运作层面上,法治主要是一种法律秩序和法律实现的过程及状态。44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法治建设的推进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稳步推进。为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需要一份“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就是对法治这一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做出战略性规划,设定数个不同的实现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指明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和衡量指标体系。制定这一战略规划的必要性在于:一方面,通过战略规划可以实现向法治国转型中的社会稳定有序。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甚至可能遭遇社会动荡。如果有了战略规划,我们就可以按照所设想的步骤逐步推进,并可以制定预案,即在总体法治战略规划制定之后,各级机关、各部门也应当围绕本部门的各项任务,确定本部门的具体落实计划以及相关应急预案。这样,通过富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就可以有效避免或者缓解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战略规划也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是始终不可分离的。民主是依法治国必备的政治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法律在实践中就难以甚至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而民主的完善又必须通过法律来使其制度化和程序化,并由法律提供充分的政治保障。离开法治搞民主必然会出现社会的混乱无序,甚至出现无政府的状况,也无法真正实现民主。离开民主搞法治,也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45从根本上说,依法治国在本质上就是民主治国、人民治国。46(P8)只有在人民主权的思想基础下依法治国,法治才具有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必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相配合、相协调,否则任何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战略规划统筹规划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有序、顺利地推进。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也需要制定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战略规划。     通过分解法治实现过程中的步骤和措施,制定战略规划是完全可行的。法治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完全依照边实践、边摸索的逻辑,而需要事先做出战略性规划。这是因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成果,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共性的规律和路径,不同法律传统的法治仍然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原则。西方法律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法治的基本内涵,我们不宜简单地全盘照搬,但也不宜简单地全盘否定。其中的许多内容,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具有相当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从这些国外的既有经验出发,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宝贵实践,我们可以将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分解为多个不同的阶段性目标,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设定不同的具体任务以及所要完成的阶段性指标;根据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各个执法主体、普法教育等,分别按照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并由此建立一整套评价指标体系。可见,制定这一战略规划是完全可行的。     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来看,采取规划的方式推进改革是行之有效的。从立法来看,我们历来都有立法规划,立法规划确保了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完备性,稳步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行政执法来看,国务院在2004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一纲要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依法行政的规划,各级行政机关正是按照纲要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从而稳步地推进了政府法治建设。从司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方面一直采取规划的方式,曾经颁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等,系统部署2004年至2008年法院改革的各项措施,启动人民法院新一轮的全面改革,为司法改革的有序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仍缺乏全面推进法治的规划。     笔者认为,制定法治建设的战略规划,首先就要明确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此目标之下,可以将法治建设的内容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并分别拟定规划,确立各阶段的发展目标:第一,宪政制度建设规划。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是依宪治国。法治的形式性要求是,政府所行使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来源于宪法的授权并受宪法的制约。实现依宪治国,不仅要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还要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机制,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得到及时纠正。此项任务可以具体分解为:公权力的分配和监督,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宪法的监督和实施制度、预决算公开和监督制度、选举制度等。第二,立法任务规划。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之后,我国还有很多具体立法工作有待完善,例如,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法、对程序法进行必要的修改等。再如,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公民的社会性权利。第三,司法改革规划。在司法方面,应当逐步建立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机构,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当继续推进法官职业化,完善诉讼程序、审判监督、执行程序、法律援助、冤假错案的纠正与赔偿等一系列制度;进一步完善法院经费保障、法官薪酬、培训等相关司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执行程序,化解“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第四,依法行政与建立法治政府。一方面,应当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厘定政企关系、政事关系;进一步压缩政府审批权限、明确行政权力界限、规范行政行为程序、加强行政信息公开,切实维护公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完善行政诉讼、复议等制度,逐步扩大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和强度。第五,完善对私权的保护机制。公民权利的保护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其中不仅包括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包括其他权利的保护。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切实落实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努力降低犯罪率,规范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充分保障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和私权。第六,法治的关键还在于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强普法和法治教育的力度,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新手段的运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法学教育以及司法考试制度,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47共和国经过60多年的风雨兼程,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一个崛起的经济发达、人民幸福、政治文明的大国,也必须是一个法治的、文明的大国,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必须是一个法治的、文明的社会。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J. R. Tanne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1603-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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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0522】连头都不敢抬,因为一抬头就会被对方打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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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与妻子是在2004年排队上厕所时搭上的。当时,还是屌丝的扎克伯格问陈:“嗨,普莉希拉,你想在Facebook获得一份工作吗?”“想啊。”陈边回答边递上了一颗糖。 【31】体力劳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仅是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也不仅是进行道德教育,而且还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惊人的丰富的思想世界。这个世界激发着儿童的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情感,如果没有这些情感,那末认识世界(包括学习)就是不可能的。 —— (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http://t.cn/zOukqGi  ( @喷嚏意图 ) 连岳 : 绵阳回应香港援建中学被拆:将投7千万异地重建。——当初逼捐的笨蛋,出来说声抱歉吧。   @喷嚏网铂程 :央企跟重庆签了3000多个亿的合同,说明唱红歌的窟窿,让全国人民给补上了。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1913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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