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毛泽东嫡孙升少将一片哗燃
军队现在整个全国拼命加军费，拼命地提拔上将，提拔将军，而把这么一个活宝，拿出来在这儿耍宝，你让全世界和中国稍微关注我们的国防建设的人怎么看这事儿，故意让中国军队在全世界出怪露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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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部：治污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环境保护部说，2010年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保持总体平稳向好，但是部分环境质量指标出现反弹，治污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环境保护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星期一向媒体通报今年上半年的全国环境质量状况。陶德田说，中国上半年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明显改善。其中，长江干流、黄河干流、珠江支流及三峡水库水质为优。珠江干流、长江支流、南水北调东线输水干线，水体水质良好。 在空气污染方面，陶德田指出，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优良天数平均占91%。其中，海口、深圳、拉萨和桂林等8个城市一半以上的天气为优，空气质量较好。 不过，陶德田也表示，2010年上半年各项监测指标显示，治污形势依然严峻。这主要表现在全国地表水总体为中度污染。七大水系总体水质属轻度污染。其中，松花江干流为轻度污染，支流为中度污染；淮河干流为轻度污染，支流为中度污染；辽河干流为中度污染，支流为重度污染；黄河支流、海河水系为重度污染。 重点湖泊中，太湖为重度污染；滇池为重度污染；巢湖为中度污染。近岸海域水质差于去年同期，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其中，黄海、南海水质良好，渤海为中度污染，东海为重度污染。 对于中国环保部提出的这一系列调查数据，北京独立环保人士戴晴女士表示，统计不完全，实际污染状况可能更糟：“我曾经去过几个地方，比如说在几年前，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比较还是安安静静，河水还是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小村子，现在全是没有控制的开发。比如说那里发现了一个什么矿，一大堆车子就去开矿。开矿是最主要的污染，最主要的损害。这些，全都没有进到他的估计里面。而中国现在就是这种对环境不做补偿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就算他拿出数据来，我也是不相信的。” 戴晴女士强调，水污染和水短缺是中国今天最严重的问题，但是当他们向有关当局询问时，当局却以属于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她说：“水污染和水短缺是今天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北京是在做水短缺的调查。现在你在全北京走，除了城里少数几条能够让外国人看得见的河流还算有水之外，剩下的河流全部是干了。要么就干了，要么就污染得一塌糊涂。水是最重要的资源。我们有一些志愿者，或者独立的一些机构，曾经去北京的水污当局去询问，都是不给任何回答。因为他们说这是属于国家机密。” 戴晴女士表示，中国环保部在中国政府组织里是属于弱势的，因此她不敢相信中国环保部提供的数据，若要真正强化中国的环境保护，首先就得强化中国环保部的力量。 中国环保部还说，环保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出现波动。自2005年以来，环保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首次出现下降，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首次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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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朱厚泽留给执政党的珍稀遗产(转）
作者：钱钢
摘要：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又走了一个！”5月9日凌晨，原中宣部长朱厚泽去世。朱厚泽，新闻界朋友称他“朱三宽”，因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宽容，宽厚，宽松”政策。朱厚泽的名字和政治改革密切相连，代表着一个令人怀念的开明时期–温暖而又短暂。他的离去，在网络上引来惋叹。
80年代中期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1986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提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信任的气氛”。6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8月，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朱厚泽的“三宽”，出自他的文章《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他的原话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人民日报1986.08.11第7版）
1986年的中国充溢着解冻气氛，传媒上出现了大批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专访《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的《走向政治体制的高效化和民主化》等。那种活跃的政治气氛，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唐山大地震》，也是那年春天发表的。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本在当时突破一些禁忌、讲了些真话的书，正碰上一个对新闻出版管制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早一些或晚一些，都不可能顺利出版。
朱厚泽在胡耀邦辞职后而卸任，离开政治中心。然而他从未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和对中共自身改革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走上经济突进，政改滞后的畸形发展道路。对于一种崇拜权威、崇拜国家、醉心于举国以赴办大事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评论家笑蜀命名为“新国家主义”），他敏感而警觉。早在1999年，他就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尖锐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2009年3月，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泽写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朱厚泽反对新国家主义，呼唤公民社会；反对“富官”的权贵资本主义，呼唤“富民”的健康市场经济。2008年，中国出现了关于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他的文章提到，“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就是中共党内像朱厚泽那样一群忧国忧民的高级干部。他们亲身参加过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斗争，对建政后的教训有切肤之痛。他们曾聚合在邓小平、胡耀邦周围，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建立功勋。30年光阴，白驹过隙，80年代风华正茂的改革英才，转眼年至耄耋，正相继离去。我们为失去他们而神伤，也为失去他们而深忧。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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