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共识网 | 李耐因:知情人披露新史料:审判“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导语:“四人帮”被判刑,到今年一月,已经整整二十年。它是法制的胜利,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对“四人帮”审判一直为大家所瞩目,但过去公布的细节,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有许多不为人所知。有一位记者用自己的笔记下了当时的历史细节。这一历史,不仅为我国建立民主法制提供了参考典范,其文献本身也作为口述史为历史学家写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决定。随后,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宣告成立并开始工作。   递送起诉书前后   ●张春桥一言不发   ●江青花样最多   198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后,原来由公安部拘押的江青、张春桥等10名被告人,即于当日移交法警看管。现在听听他们当时的反映,倒是蛮有意思。   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打官司呀,我没钱请律师。我现在这个情况,谁还给我当律师。我也不迷信律师。   张春桥梗着脖子,一言不发。   姚文元有些惊慌了,说:要提到法院去判决呀!———没想到,没想到(据看管人员说,这天姚文元很紧张,午觉睡不着,饭吃不下,坐在床上发呆)。   王洪文倒坦然,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愿意接受政府的法律制裁。   陈伯达是在医院里监管,听了,一个劲地嘟囔:坏了,坏了,完了……。   江青向看管员说她头晕、头疼、浑身难受。问:可不可以缺席审判?又提出:希望给我找个法律顾问。   这时王洪文被押进来。他戴着蓝色帽子,嘴巴上下有短短的胡须。当年是46岁。这个靠打砸抢起家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眼睛眨巴着,听书记员宣读起诉书和法庭规则,样子很认真。最后他还签收了起诉书。   书记员问:除了你自己可以在法庭申辩外,可以请律师辩护。你可以写个简单的委托书,法庭可以代转。   王洪文答:不要,不要律师。说完就下去了。   姚文元被押进来。他满腮胡子,似乎较前更胖了,金鱼眼更突出了。   问:要不要律师辩护?   他鼓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了半天,说:我这些天在想自己的问题,没想到这个问题。   问:你要不要律师?   他又翻着眼睛想了半天,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没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该怎么办。   书记员:那你回去想想再回答吧。   张春桥进来。   书记员:传送员,把起诉书交被告人张春桥签收。   张春桥仰起头:我不承认你,不要。   书记员:要不要律师辩护?   张春桥:我不承认你们,还要什么律师,胡闹!(歪着脖子下去。)   江青给押进来。她穿一身黑衣黑裤,布鞋。头发也是黑的。似乎还长胖了一些。接过起诉书签字的时候,还笑了一下。似乎问了一句几月几日,马上说:“噢,10日。”   问:要不要律师?   答:检察员问了一些问题,有些还没问完怎么就起诉?   问:要不要律师?   答:我还需要跟检察员谈一次。   问:要不要律师?你可以写委托书,法庭代转。   答:我看了《刑事诉讼法》,有这样个规定。我想是需要个律师,有时我说不出话来,需要律师替我说……但是我不知是谁,是不是谈一谈。(自言自语地说)谁还给我当律师呢?   问:那就想一想再说。   书记员念法庭规则时,她一只手捂在耳朵后面,仔细地听。说:“停一停,我听不清。”又说:“我大部分听不清,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份?”可以。她把法庭规则、起诉书卷到一起退下。   陈伯达、李作鹏当时生病,在医院监押。陈伯达戴着深度眼镜,在监护人员扶持下颤颤抖抖地迈着小碎步来到书记员前面,签收了起诉书。   问:要不要辩护律师?   答:我没想过,我不知道。   问:要不要律师?   答:我没经验,我想一想。   问:要律师的话,可写个简单的委托书,法庭代转。   答: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一想,不能马上……   陈伯达被押回病房的路上,还一个劲儿地嘟囔:我没想过,我不知道,我得想想……   花样最多的是江青。拿到起诉书,午觉不睡,在看、在记、在写,还常常冷笑。她几次提出要求同检察员谈话,说要谈几个问题。检察员江文会见了她。谈话要点如下:   江青:法庭开庭,我要讲话。你起诉书前面有个序言、帽子,我也要讲个序言、帽子。   江文:这由特别法庭决定。你要遵守法庭的裁决和规则。江青:我可不可以带起诉书出庭?   江文:可以。   江青: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   江文驳斥了江青的胡说。江青历来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办坏事,这是她一贯的伎俩。毛主席就讲过:“她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江青:还有几个问题,我要说。   江文:起诉书没有认定的,法庭不予审理。   江青:那我就不说。我还有几个问题,要找审判长个别谈,因为涉及国家机密。   江文:可以转达。(据后来了解,江青并没谈什么国家机密,只不过找机会胡搅蛮缠,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她干的说成别人干的)   江青:律师问题。是事实服从审判,还是审判服从事实?江文指出,特别法庭要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你可以陈述自己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法庭根据充分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据此判定每个人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   我看过预审江青的录像,两个小时,她没正经回答一个问题。她坐在那里,一脸凶像,指手划脚,东扯西拉,蛮不讲理,无赖诡辩,胡搅蛮缠。“文革”期间,她还在台上时,她自己的讲话录音、她的手批文件,样样证据摆在她面前,她硬说不知道,硬说你诬陷、你造谣。我们看录像的人也气得满腔怒火:这是个泼妇、无赖。   从11月10日向被告人递送起诉书,到11月20日正式开庭,这期间被告人的种种丑恶表演,预示着审判将是艰巨的。   “小小老百姓”   陈伯达的“发疯时刻”   ●一个劲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   ●自称是一个糊涂蛋   这个貌似迂腐,话也讲不清爽,到处讲话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其实大奸似忠,是个大投机家、阴谋家。他在“文革”中办了大量坏事,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他控制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致使广大干部群众遭受迫害;他伙同江青、康生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直至冤死河南;他无中生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现行反革命,进行人身摧残,可谓疯狂之极。   陈伯达在受审前及受审期间,都是在医院病房监管的,没有关押秦城监狱。   陈伯达拿到起诉书后,最害怕的是他对冀东人民犯下的罪行,那真是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一个劲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12月26日,这个陈伯达窜到唐山去,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时期)“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冀东地区在我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又是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出一幕又一幕气壮河山的抗敌场景。这一地区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   陈伯达的罪恶还不只这些,他还制造了个“非常委员会事件”,竟然株连到朱德、陈毅、刘伯承等几位元帅身上,那更荒唐得没有边际。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时,审判员就这两件事提出质问,要他回答。   审判员问:你根据什么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   陈伯达回答:那天……我是凭空想的,不完全是事实。好像是根据某个人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凭空想,就把几万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有的他还指名道姓,说唐山市委书记是叛徒,唐山市长是大庄园主。造成那么大冤案、惨案,他竟然不记得!?法庭出示他在唐山讲话录音、讲话原始记录。   问:听清楚吗,是你讲的吗?   答:我听到了,是我的声音……我自己不能理解自己的声音,像个外国人讲的话。这是事实。这说明我是个糊涂蛋!到了那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不经调查,即席乱说一通。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完全是混蛋。——看起来,我是准备过的,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信口胡说,加油添醋,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造成两万人冤案,二千多人死亡。我当时那个名义(指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现在听了也惊天动地。   陈伯达制造的“非常委员会事件”,就更荒唐了。1967年,天津出现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后来“破案”,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特别的背景。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的头上。法庭审理过程中,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听听,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   答:34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34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罢,34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帅们身上!?这岂非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喻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发疯的时刻”,利令智昏,已经不顾一切了!   江青的狱中“诗作”   ●颐指气使的“首长”架势   ●语无伦次的文章   江青在拘押待审期间,表现最为无耻。她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势,颐指气使,要这要那。看守员说,她一天要呼叫看守员一二十次,一会儿叫开窗,说空气不好;一会儿叫关窗,说她要着凉;一会儿说头晕了,要医生来;一会儿又说,这药她不吃……有一次,她还对看守员“下令”:把你们看守员都找来,在这里缝棉被,我给你们指导。看守员训斥她一顿。   她还有“著作”哩。   这就是一篇,题目叫《我的一点看法(二)》。没有(一),她是从(二)写起的。似乎是模仿毛泽东庐山会议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字也是模仿毛体,气势、神韵是谈不上了,但是形似。可见江青在模仿毛体上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年元月十四日”,共19页,注明“未完”。据查,后来也未续写。   她写了些什么呀?满篇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语言,歪曲、谩骂和捏造。   看江青写的语无伦次的文章,是一种乐趣,也是一个警号,她是从反面给我们当教员哩。   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有个有趣的尾巴。江青写道:她“余下的时光,将遵照毛主席教导,努力改造世界观。”她还改造世界观哩,真是恬不知耻。(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原《?望》周刊总编辑)   “四人帮”结局   ●王洪文(1932~1992)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江青(1914~1991)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张春桥(1917~)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将对其原判处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姚文元(1932~)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本文作者李耐因,时任新华社审判“四人帮”案报道组组长,亲历审判的主要过程。(李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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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研读历史是为给现实提供阐释坐标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研读历史 , 阐释坐标 张耀杰:研读历史是为给现实提供阐释坐标 著名文史专家张耀杰先生本周末做客“湘江大讲堂”谈“胡适” 记者 郭亮,文载《株州晚报》2012年06月14日A17版。 网址:http://zzwb.zhuzhouwang.com/html/2012-06/14/node_205.htm 今年是胡适逝世五十周年。而时至今日,围绕着这位终身的自由主义者、新文化运动健将、一生都在批判与论战中度过的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一员的争议,仍未停止。 本周日(6月17日),由本报与湖南工业大学、新浪湖南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项目“湘江大讲堂”,将邀请著名的民国史研究专家张耀杰先生来株,讲述“民国范儿——胡适的价值观”,试图于历史的迷雾中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6月11日和12日,在“湘江大讲堂”开讲之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张耀杰先生。 1.谈民国史研究: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建设性意见 株洲晚报:张老师您好!最近这几年,民国史忽然成了显学,包括您在内,张鸣、高勇等一大批学人从学术圈中走出,以浅显的语言讲授民国历史,且市场反响也非常不错。您身为其中一员,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张耀杰:所有严肃的历史学者,研究和解读民国历史的目的,都是为了给现实社会提供一种阐释坐标。 我个人以为,民国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一方面是那个时代有新闻出版自由的空间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尝试,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值得书写的有个性风范的历史人物;另一方面,当下许多想有所表达的学术人,可以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达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2.谈“民国范儿”:用某种“范儿”简单解读民国并不靠谱 株洲晚报:两年前,《新周刊》做过一期“民国范儿”的专题,陈丹青在访谈中认为,所谓的“民国范儿”,就是那股“气”,上溯古代的那种“士子气”,下追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民主传统。对此,您怎么看? 张耀杰:中国人总喜欢把人简单地分成相互敌对、势不两立的两大类,要么是专门治人的劳心者,要么是专门被治的劳力者;要么是清官忠臣,要么是贪官奸贼。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极端绝对化到一个阶级可以任意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高度。 现在有许多极力赞美民国时代的读书人,又开始采用这种根深蒂固的极端敌对和极端斗争思维,用国民党和民国时代并不十分健全的有限自由和有限民主,来简单否定当今社会已经开始启动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社会进步。 我曾撰文称,对“民国范儿”最为科学也最为恰当的应对态度,应该是蔡元培在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民国范儿”作为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一种个性风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陈丹青所谓的“民国范儿”,把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一些人扯在一起,其实是对民国历史的误读误解。 3.谈“另一个民国”:民国时代存在阴暗面,但也有可借鉴的东西 株洲晚报:在我们惯常的印象中,民国总是与“穷困潦倒、战祸连绵”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您是民国史研究专家,可否给我们讲讲,在“穷困潦倒、战祸连绵”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个民国? 张耀杰:据我自己的了解,民国社会,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其饥荒程度都比不上1958年之后的十多年。我1980年16岁参加高考时,体重只有38公斤,比我儿子10岁时的体重还要轻。中国社会真正解决温饱问题,是1978年开始包产到户之后的事情。 民国时代存在阴暗面,但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当时的公共权力基本上还是处在舆论监督之下的;当时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是没有户籍制度的政策歧视的;城乡居民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连蒋介石家里盖房子,他的邻居都可以做到寸土不让。 4.谈胡适的价值观: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包括四个层级 株洲晚报:您这次来株洲主讲的题目是“胡适的价值观”。今年恰逢胡适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您觉得今天年轻一代,最该承继胡适的何种精神传统? 张耀杰:我这次主要讲的是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实也就是中央执政高层这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文明价值观。这是我觉得年轻一代最该承继的胡适的传统。我认为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包括四个层级的实质内容: 第一层级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权责明确的自我健全。 第二层级是甲乙双方进行私权交易过程中的以人为本、自由自主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权责明确、公平竞争。文明社会的平等是意思自治的契约平等和交易平等,是甲乙双方以平等的人格和自主的意愿进行互利双赢的平等合作。 第三层级是民间社会以及公民自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事规则和民主公决程序。 第四层级是民主宪政国家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法律至上、服务大众的现代政治制度。 5.谈学生运动:不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株洲晚报:“九一八”之后,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天高涨,而当时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仍然抱持“救国莫忘读书”的论断,认为青年学生越是在国家危难时刻越应冷静,也更应专心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同时,胡适也常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今天的青年人,该如何理解这些观点呢? 张耀杰: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和胡适一派人,一直主张大学生不可以利用校园从事政治和政党活动,在校园之外也不可以利用大学生的身份从事政治和政党活动。即使在以爱国救国的神圣名义明显突破这一教育底线的“五四运动”中,包括蔡元培、陈独秀在内的北大教授,都没有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位于北京南城天桥附近的公共娱乐场所新世界散发传单时被捕,传单的标题是《北京市民宣言》。陪伴陈独秀去散发传单的,是他的安徽同乡、北大同事胡适、高一涵,以及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等人。陈独秀没有带一名北大学生散发传单。 我也以为,大学生在没有全面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是不应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假如非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就应该主动退学,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去从事。 6.谈维权:人应该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边界 株洲晚报:几年前,曾有媒体为您贴上“知名维权专家”的标签。而最近两年,您在这方面的发声渐有减弱趋势,这是为什么?您觉得,书斋中的学者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该以何种程度为宜? 张耀杰:前面谈到过,我是从小饿着肚子在农村长大的穷孩子。我后来的读书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目的都是想把我自己遭遇过的、见证的社会问题写出来。我想从道理上弄明白为什么不合理的制度会存在。 从1995年开始,我在CCTV当了五年左右的兼职编导,主要从事涉农题材的专题片的采访拍摄。我在到各地采访时,散发了许多名片。所以有一些农民通过名片直接间接地找到我,要求我帮助他们维权。 我一般是用很简短的篇幅把材料重新整理一下,交给当事人去继续诉讼等。有许多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冤屈叙述明白的当事人,就是依靠我整理的材料解决冤情的。还有一些实在不能解决的事情,我最后就只好放在网站上争取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我一度被中国艺术研究院采用非常手段解聘,也与我的写作维权文章有很大关系。后来,由于我的妻子没有工作,孩子正在读书,农村还有老母亲,所以没有多余的精力继续从事这些活动了。而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公民意识的发达,也不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坚守在第一线。 我最擅长的还是从学术层面上为中国社会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和合理的价值谱系。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边界在哪里,每个人都不应该浪费自己的生命从事自己所不擅长和不胜任的工作,这是胡适给我的一个人生启示。我希望热心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要去做自己不能做和做不得的事情。 湘江大讲堂 公告    株洲晚报•湘江大讲堂 第三期 主题:胡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主讲嘉宾:张耀杰 时间:6月17日(周日)上午9时 地点:湖南工业大学河西新校区科技楼一楼报告厅 交通指南:市内乘坐T17、T26、T60路或云田专线在湖南工业大学站下 主办单位:株洲晚报 湖南工业大学 新浪湖南(都有LOGO的) 指定活动酒店:株洲逸景华天大酒店 (本讲座为公益性质,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不预设门票)    嘉宾简介:    张耀杰,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近年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 主要著作有《曹禺:戏里戏外》、《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等十余部。 《株洲晚报》6月14日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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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新闻人物:德维莱尔

打印 电邮 共享 x Del.icio.us Google Bookmarks Twitter Facebook 关于共享 2012年6月21日拍摄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在金边的住宅 居住在柬埔寨的法国人德维莱尔成了新闻人物。柬埔寨应中国的要求将其控制起来,因为他和中国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主角曾“有关系”。德维莱尔何许人?他如何同入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人案有关?   *德维莱尔卷入多国纷争*   德维莱尔是法国公民,今年52岁,和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同龄。他2005年来到金边居住,在度假地白马市(Kep)有投资。两个星期前,柬埔寨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将其拘留,中方要求将其引渡回中国,因他涉嫌和谷开来有关。但法方要求柬、中拿出证据,不得无证据迫害德维莱尔。他现在成了柬埔寨、中国、法国(甚至包括英美)等多国之间的外交角力中心。   柬埔寨外交大臣贺洪南星期四说,柬方现决定,让德维莱尔留在柬埔寨,不将其送往中国或法国。   *德维莱尔同谷开来渊源,“交情匪浅”*   中国知名律师谷开来在四月中旬出事。中国政府说(4.10),谷开来和英国人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矛盾,海伍德死于他杀,“谷开来及其勤务员张晓军‘有重大作案嫌疑’,已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北京是在宣布薄熙来免去党内职务并接受纪委调查的同时公布谷开来案情的。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公开对薄熙来和谷开来案情定性。从那以后,官方再没有提供相关的进一步报道。海外媒体对薄熙来王立军案、对谷开来案报道铺天盖地,但在中国百度网输入“德莱维尔 谷开来”关键词查询,一无所获。   谷开来和她丈夫薄熙来,其籍贯都是山西(谷开来临猗人,薄熙来定襄人)。据报道,薄熙来在大连主政时要建设一流国际城市,谷开来到英国去找人,认识了法国人设计师德维莱尔。西方媒体(NYT,The Telegraph)报道说:谷开来有两个西方人好友兼商业伙伴,一个是死在重庆旅馆的42岁的英国人海伍德,另外一个就是目前遇到麻烦的德维莱尔。有报道说,德维莱尔同谷开来的关系“非同一般”。   路透社曾报道,两人之间是“情人关系”。纽约时报本星期初报道,早在2000年,谷开来在英国设立公司,寻找欧洲建筑师参与大连市政建设,当时就认识了德维莱尔。俩人在英国东南海岸城市波恩茅斯租用一套公寓,对外都用其当地址。   不仅如此,后来到了2006年,德维莱尔和父亲在卢森堡成立公司,经营数百万美元资产的房地产生意,他们的商业注册地址就是北京某处公寓。而这个地址,就是谷开来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地址。德维莱尔父亲说,他儿子建立这个公司就是要吸引中国人投资欧洲房地产。不过,后来中国资金到底流入欧洲否,从该公司的经营记录来看,根本看不出来。   *危险袭来?德维莱尔一笑了之*   谷开来涉嫌海伍德案事情曝光后,据报道,中国调查机构开始关注已经到柬埔寨定居的德维莱尔。海外逐渐有许多报道谈到了谷开来这位法国“情人”。但是,德维莱尔坦然以对,并不以为然。纽约时报说,他有好多朋友都劝他,现在很危险了,应该离开柬埔寨了,但他一笑了之。朋友说,中国现在是柬埔寨最大的“金主”援助国,柬埔寨对中国言听计从。但是,德维莱尔因已经同柬埔寨女人“结合”并有了孩子正上幼儿园,不想离开柬埔寨。   *德维莱尔:身正不怕影子斜*   纽约时报说,德维莱尔在柬埔寨潜心研究老子的《道德经》。纽约时报记者曾到金边他家中采访过德维莱尔,德维莱尔对薄熙来和谷开来事情不愿多谈。后来,他曾发出一封电子邮件说自己没有参与洗钱,也没做过任何不法之事,媒体如此这般关注他,让他很不以为然。他引用道德经的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公道自在人心。他希望外界很快就会“放过”他。   *姜维平:德维莱尔罪孽深重*   曾在大连当过记者、得罪了薄熙来并因此坐牢多年的姜维平最近发表文章说,德维莱尔上世纪90年代同谷开来认识后,成为其贪腐集团成员,是她的“得力助手”。姜维平说,“德维莱尔懂建筑,会设计,谷开来抓住薄熙来搞城市建设的商机,通过市建委拿到一些海外招商的大项目,声称要建欧式楼房、广场、绿地、博物馆、雕塑等等,把生意揽到自己名下,再由其分包出去,层层赚钱。”     *德维莱尔的中国妻子*   海外媒体报道说,德维莱尔和海伍德有共同之处:都娶了中国太太;都和谷开来交情匪浅。海伍德的交情导致杀身之祸,德维莱尔的交情导致避祸他国。德维莱尔在柬埔寨是否正式“结婚”还有待查证,但他在中国时的确有一位中国妻子。   路透社(5.16)报道,德维莱尔的中国妻子叫关杰。德维莱尔1999年在中国经商,曾因中国公司拖欠其债务,同关杰联名给市长薄熙来写信告状。据报道,薄熙来插手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报道说,2000年,德维莱尔回到法国,关杰留在中国照顾父母和儿子。两千年初,谷开来和德维莱尔曾在英国注册一家公司(Adad Ltd),是公司的“联合首席董事”。该公司在两千年注册,零三年注销。而德维莱尔在2003年同关杰离了婚。   据报道,此关杰就是中国知名古筝演奏家、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关杰。中国古筝网(2011.1.16)介绍,关杰1988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古筝演奏员。1989年秋,到法国留学。2001年,已入法国籍的关杰回到了大连,理由是“照顾妈妈”。   中国媒体报道,关杰是中共老人关向应的侄孙女。关向应是上世纪20年代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入党的老人,大连人,满族。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的国民八路军有三个师,其中,贺龙是120师长,关向应是政委。关向应没有活到中共执政,他在1946年病逝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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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任婧:中国首艘“航母”诞生于北洋时代

   东北海军诞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是中国最强大的舰队,拥有中国第一艘环球航行的巡洋舰。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也诞生在东北海军,“施来克”舰载飞机曾飞临上海轰炸……盛极一时的东北海军在近代中国的海军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东北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倾注了太多人的心血,其中沈鸿烈可谓居功至伟。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东北海军最后的分裂改投也与其有着莫大的关系。    沈鸿烈受命组建东北海军   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西伯利亚地区一片混乱。北洋政府为防范赤色革命蔓延至中国境内,筹划在黑龙江上建立一支江防舰队。   1920年4月,成立不久的吉黑江防筹办处将3艘商船改造为“江平”号、“江安”号、“江通”号3艘浅水炮舰,并向中东铁路局借调巡船6号,改名为“利济”,江防舰队初具规模。   随着俄国革命愈演愈烈,北洋政府决定壮大江防舰队的实力。遂调“江亨”、“利捷”、“利绥”3艘炮舰及武装拖轮“利川”号,组成北上舰队开往东北。1920年深秋,北上舰队抵达哈尔滨,与“江平”、“江安”、“江通”、“利济”4舰组成东北第一支常驻的正规海军舰队,正式命名为吉黑江防舰队,编有舰船8艘,总排水量约2200吨,直属于北京海军部。   1922年,因北京政局混乱,海军部财政困难,吉黑江防舰队经费无着,欠饷已达10月余。张作霖乘机筹谋,使吉黑江防舰队脱离海军部,划归东三省巡阅使公署领辖。从此,揭开了东北拥有海军的序幕。   张作霖原本对海军没有太大的兴趣,让他改变想法的是第一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惨遭失败。退经秦皇岛时,奉军受到直系海军的猛烈炮击,使得他们白天不敢通过,晚上不敢明灯。此时,张作霖终于意识到奉军必须建立一支陆海空军协调作战的部队。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宣布保安自治,脱离北京政府,吉黑江防舰队改属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指挥。1922年8月,张作霖决定在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内设立东北航警处,任命沈鸿烈为处长,管理东三省海防事宜。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省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海军。1911年回国后,被黎元洪任命为海军宣慰使,1912年任海军部军机处参谋,1920年任吉黑江防司令公署参谋,后升任参谋长。   沈鸿烈是一个永不服输的人。据说沈鸿烈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常参加摔跤训练。由于体格矮小瘦弱,沈鸿烈每摔必败。不过,他却从不言败。每次被摔倒后,从不用手拍对方表示认输,而是想尽办法与对手周旋,使对方既不能脱身,也无法言胜,直到裁判员吹哨子勒令停摔,他才放手。为此,同学们常戏称之“不败将军”。   由于沈鸿烈治理舰队有方,加之这种永不言败的性格,深得张作霖的赏识,把组建东北海军的重任交给了他。所有吉黑江防舰队、营口渔船保护局、鸭绿江水上警察局等先后也划归沈鸿烈指挥。    东北海军统辖江海防两支舰队   沈鸿烈担任东北航警处长后,他便请来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建立起各级机构,并将一系列建军扩军计划付诸实行。   当时,购买军舰极为困难,因为各国政府限制出售军舰,地方政府也有禁令,只好购买商船改装为军舰。沈鸿烈与烟台政记轮船公司张本政接洽,购入2500吨级的废商船“广利”;向日本洽购2500吨级的废商船 “佳代丸”一艘。每船装4.7英寸口径海军炮两门,3英寸口径的陆军炮4门。 “广利”命名为“镇海”军舰,“佳代丸”命名为“威海”军舰。   1924年,东北江海防指挥处正式成立,建立江海防舰队,并陆续购入俄国1000吨级破冰船一艘及300吨级日本旧鱼雷艇一艘,改装后命名为“定海”号、“飞鹏”号。至此,东北海军组成了两个舰队,沈鸿烈兼任东北江海防总指挥,方念祖、宗世善、冯涛、谢渭清分别为“镇海”、“威海”、“定海”、“飞鹏”舰舰长。这4艘军舰以营口为基地,巡防于营口、葫芦岛和秦皇岛沿海一带。在积极创办江海防舰队的过程中,沈鸿烈更是不忘海军人才的培养。早在1923年1月,他便获得张作霖的批准,于葫芦岛炮台山设立了东三省航警学校,任命凌霄为校长,训练海军军官。设初级军官班和学兵班,军官班招收高中生,学制3年,毕业后分配到舰艇服务。东三省航警学校先后改名为东北航警学校、东北海军学校,培养了许多海军人才。东北沦陷后,迁至青岛,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在抗日战争中又迁至宜昌,最后迁至万县,直到1943年停办。   1926年1月,东北江海防总指挥部改组为东北海军司令部,司令部所在地设于奉天(现沈阳),统辖江海防两支舰队,沈鸿烈被任命为东北海军司令。不久,沈鸿烈勘定山东蓬莱之长山八岛为海军驻泊基地。    首艘“航母”搭载水上飞机   东北江海防舰队成立后,其劲敌是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渤海舰队。渤海舰队是实力强大的正式海军,拥有“海圻”(4425吨)、“海琛”和“肇和”(均3300吨)巡洋舰3艘,“永翔”、“楚豫”(均800吨)炮舰2艘,“同安”(不足百吨)鱼雷艇1艘。   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渤海舰队隶属直系军阀吴佩孚,驻青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奉军攻势猛烈,10月即攻占大沽口。陆上攻击不顺利,直军又把希望寄托于海军这个法宝。然而,此时的奉军也拥有海军了,沈鸿烈亲自率领舰队巡防于营口、葫芦岛一线,并在关键的几处海面上大批布雷,使得直军的渤海舰队一点儿便宜也没占到。直军战败后,渤海舰队的老巢青岛被奉系大将张宗昌占领,渤海舰队改归张宗昌指挥。   1926年11月,沈鸿烈乘渤海舰队内讧之机,将“海圻”舰诱至旅顺掌握,然后又驾驶“海圻”赴青岛,将“海琛”、“肇和”两舰顺利接收,进而瓦解渤海舰队,使之全部归属东北海军司令部管辖。不久,沈鸿烈将江防、海防、渤海三支舰队正式合并为东北联合舰队,总计有军舰26艘。   在这些舰艇中,有两艘特别受人瞩目。一艘是“海圻”舰,它是当年清政府购买的,装备有各种火炮34门,一次齐射,赶得上一个炮兵团的火力。1911年4月,“海圻”舰从上海出发,出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参加乔治五世国王的加冕庆典,并参与了英国举行的海上阅兵,然后访问美国、墨西哥、古巴,完成环球航行,被誉为“天朝第一舰”。   另一艘是“镇海”号,它原是沈鸿烈购买的商船,改装为军舰后,搭载一种叫做“施来克”的水上飞机。这种飞机产自法国,共生产9架,其中8架被奉军订购。 1926年,在所订购的飞机到位后,东北海军成立了“水上飞机队”,把“镇海”号作为“水上飞机队”的母舰。这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便横空出世了。    舰载飞机重创闽系海军   东北海军在缴获了渤海舰队以后,唯一能与其对抗的只剩下闽系海军。但由于实力等原因,两军交手的机会不多,闽系海军不敢北上与其较量,整天缩在长江沿岸,在岸防炮的保护下得过且过。   1927年3月26日,东北海军主动出击,沈鸿烈命“海圻”、“镇海”两舰从长山岛出发。“海圻”舰冒充意大利巡洋舰,“镇海”号则伪装成商船。   3月27日拂晓,两舰进入长江,到达吴淞口。此时尚未日出,江面被浓雾笼罩,正驻泊于吴淞口的闽系海军主力 “海筹”、“应瑞”等舰艇不知强敌已到,加之又是星期天,戒备松懈。 “海圻”、“镇海”两舰在雾色的掩护下,驶到距离“海筹”舰侧方约800米处,骤然集中火力猛轰。 “海筹”舰船员还在睡梦中,结果造成多人死伤。不过,“海筹”舰军官大多毕业于英国,受过正规的教育与训练,猛然遭到袭击后仍临危不乱,马上斩断锚链向长江上游驶去。 “应瑞”舰也弃锚上驶。因为当时的长江属于枯水期,“海圻”、“镇海”又是大舰,如果追击就会有搁浅的危险,于是,两舰只得返航。   在“镇海”号返航途中遇到闽系海军“江利”号炮舰。方念祖舰长当即命令轰击,“海圻”舰听到炮声,也进行截击。 “江利”号见状调头疾驶,但是“海圻”舰更快更猛,一边追击一边用副炮射击,不到半小时,将“江利”号逼停。接管结束后,“海圻”、“镇海”两舰押着“江利”号一同北上。在中国海军交战史上,军舰俘获军舰还是第一次。   受到偷袭的闽系海军从此加大戒备,严防东北舰船窜入长江。 1927年7月22日,沈鸿烈命“镇海”、“威海”两舰秘密驶向海洲湾(现连云港),开始了又一次海战。交战过程中,“镇海”号首次启动舰载飞机,对海石、新浦等地的目标投下了数枚炸弹。空袭结束后,“镇海”号发现北伐军的运兵船“三江”号正在海洲湾航行,与“威海”舰当即开炮拦截,“三江”号被缴获。   同年9月3日,“海圻”、“镇海”等4舰再一次出现在长江上,这次舰载飞机的目标是上海高昌庙的江南造船厂。然而,由于飞机上没有瞄准设备,加之地面被薄雾笼罩,空袭效果不大明显。但是,这是上海第一次遭受空袭,谁也没想到奉军的飞机会漂洋过海地飞到这里轰炸,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   在1927年3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沈鸿烈命东北海军屡次南下袭扰苏、浙、闽三省口岸,特别是海军航空兵的出现给闽系海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从此,闽系海军只得缩于长江之内,制海权尽被东北海军掌握。    东北海军舰船自沉青岛港内   1929年,张学良为收回中东路,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同年10月12日,驻守在同江地区的东北海军江防舰队遭到苏军黑龙江舰队和陆、空军优势兵力的攻击。相对于拥有4门152毫米大炮、8门120毫米大炮的5艘军舰、4艘武装轮船及10余架飞机助战的苏军,东北海军江防舰队的8艘江防炮舰,则因吨位小,舰炮少,又没有空军支援,实力远逊于苏军。   战斗开始后,苏军舰炮发射炮弹2400多发,使得东北海军江防舰队的军舰和岸防工事遭到严重破坏。 “利捷”号中弹沉没,“江泰”号被炸毁,其代理舰长莫耀明阵亡,“利绥”号受重伤后撤往富锦,“江安”号锅炉中弹爆炸沉入江中,“江平”号也中弹起火。东北海军的各舰虽尽最大努力作战,共发炮约600发,造成苏联3艘舰船中弹沉没,2架飞机被击落,苏军舰队司令及4名军官中弹身亡,但毕竟因实力相差悬殊,终被摧毁。   中东路事件后,东北海军重建江防舰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海军驻青岛、长山列岛,远离奉天,所以除江防舰队落入日寇手中外,东北海防舰队未受任何损失,但在财源上却受很大影响。因薪饷困难及内部派系纷争,先后发生“崂山事变”和“薛家岛”事件,由于沈鸿烈处置失当,导致东北海军“海圻”、“海琛”、“肇和”舰出走,演变成东北海军的分裂。沈鸿烈因此也引咎辞去代理海军总司令职务,出任青岛特别市长,结束了他在东北海军的10年生涯。从此,东北海军的实力大大削弱,只剩下小型炮舰数艘,维持残局。 1937年,日本侵占青岛后,沈鸿烈决心实行“焦土抗战”,下令将东北海军舰船沉在青岛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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