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共识网 | 许知远:时代的新语言

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约瑟夫·张伯伦曾这样写道。那是1883年的英国,这个国家处于历史的另一个转折时刻。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的兴起、城市化、帝国的扩张,在重塑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自17世纪的光荣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自我限制的政府、议会制、扩大选举权、人权法案,这些宪政政治的思想已获得了普遍性赞同。如何重新分配权力,是这一政治过程的核心。把曾经属于国王、贵族、教会的权威,转移到新兴的工业家、资本家、中产阶级手中,并用各种方式来减缓这一过程的动荡,困扰与激发了几代政治人物与思想家。   但历史来到了新节点。权力的根源正从土地转向资本、政治转向经济与社会。罢工浪潮、公众的养老金补贴、都市移民的就业与救济、城市的下水道、公共交通、少年管教法庭、公园与运动场的建立,这一系列问题迅速涌现,它们蕴含着新的愤怒、渴望与力量,给既有政治与社会结构带来强烈的冲击。   进步主义思潮弥漫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大西洋两岸。倘若18世纪的思想家们执着于怎样创造一个良好的政体,这一个时代想探讨的则是如何才能管理好一个迅速扩张的社会。应对方式可能有德国式的,推崇无所不包的国家来提供一切方案,在它背后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崇拜”与“国家崇拜”;还有英美自由主义式的,它是零散式的修正,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来应对,由此也产生两种看似不同,却又彼此促进的态度。一种是弊端揭露式的,它反映在迅速兴起的扒粪新闻业中,它传达出这个失衡社会中的黑暗与弊端,激发也释放出人们的愤怒与不满,当然也让当权者们陷入不安。另一种态度则强调好奇心与建设性,充满了对具体解决方案的要求,而避免陷入过分的情绪化。一位从揭露记者转型的社会活动家这样写道:“我厌倦了乱翻污秽,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开始砌墙,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结构。”   重温这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对于此刻的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人们既感受到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崛起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迅速、更有力量,但同时,一种普遍的期待也无比热烈。人们普遍希望昔日生气勃勃的改革精神可以永续,希望中国进入一种既活力又有序的状态,希望整个国家能成功应对一种全面性的挑战。   这种共识也表现在迅速转变的社会情绪中。几年前,人们热烈谈论“大国崛起”与“中国模式”,而在过去一年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经济学家DaronAcemoglu与JamesA.Robinson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大为流行。前一本书讲述了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可能导致的恶果,而后一本书中则重提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们从南美到朝鲜半岛的广阔疆域里,从明治维新到光荣革命这漫长历史中,寻找了各种例证来说明,决定一个国家成败的不是地理位置、天气状况、资源储备,也不是政策,而是制度。比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两位作者强调,倘若“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需要这样的经济制度支持:它保护私人财产,有一个公正的法律系统,又能提供健全的公共服务,让人们感到安全,能自由地展开竞争。这是一种他们所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它将鼓励人群广泛地加入到经济活动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反之则是一种“攫取型经济制度”,经济机会被一小群人掌握,他们牺牲掉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包容性经济制度”不可能独自存在,它必须有赖于相应的政治制度。只有一种“包容性政治制度”——它容纳不同的政治团体,鼓励多元价值观,尊重个人权利,才可能带来长久的繁荣。而“攫取型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会轻易地把政治权力转化成经济权益。   作者也提到了中国。他们相信,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源于它在制度上的胜利,它从“攫取型经济制度”中摆脱出来,令广阔的人群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但是,这过程应该持续下去,它的关键点就是政治改革。在此刻,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如何阻碍社会创新的,它以牺牲市场效率与公平为代价,换取一个个小集团的巨大财富。   国家崛起并非顺理成章,它有可能被搁置在半途中,它可能变成“拉丁美洲化”——掉入转型的陷阱。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小群寡头与大批民众间的对峙,造就了持久的政治振荡与经济停滞或衰退。   但仅仅用经济语言或政治语言来理解此刻的中国,显然是偏狭的。它既处于18世纪欧洲所面临的重新界定权力的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秩序,它既要符合自身的传统,也需遵循普遍性的原则;但同时,中国也处于一个张伯伦所说的“社会政治”的时代。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它已经孕育出一个复杂的新现实。单纯的经济增长、政治改革,都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你会发现,能否从拥挤的交通中摆脱出来,为自己孩子找到一所值得托付的小学,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食品卫生能够安全,周末能到一个安静一点的公园散步,都是让人焦虑的事情。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一个小小的家庭,经常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   我们必须在多重战线上回应这些挑战。它不应该被简化成“政治改革”。“这是制度问题”,在今日中国,你与任何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场超过五分钟的谈话,几乎必定听到这样一句话。在过去几个月中,一个工程术语变成时髦概念。从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到人大代表、新闻记者,当他们谈论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时,总不忘提到“顶层设计”。他们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倘若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重重问题,再不能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变革的动力也不仅仅来自基层,而要来自政治权力上层的精英,他们要提供更长远与全局性的方案。   人们的感受与期待都是合理的,只有当广泛的联盟形成,导致封闭的精英层做出让步,允许更多元的政治权力与价值观的竞争,才可能出现人们期待的结果,推动这理想中的制度建立。   而这是一个持续的、充满韧性的争取过程。人们应学会彼此妥协,令多元力量共存,既享有权利,也付出个人责任。倘若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干等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后,他们再随之而变,然后这个国家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况是从不会发生的。   而这个“制度”也不仅是抽象的“民主”、“宪政”,而是由无穷多的细节构成,从重建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到清理一条河流的污染,再到建立一所学校。   值此转折时刻,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它需要一种深刻介入的热情与耐心。没有这种热忱与耐心,你的批评是浅薄与碎片式的,你的参与是短暂与表层的,你的离去与躲避则只能带来人生更多的无力感。   它是一个等待着重新发现、整理与建设的巨大实验场,它能够给几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奋斗的历史舞台,它能激发起对人生与世界的重新思考。在此刻的中国社会,我们常忘记了这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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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发展拉丁美洲2012

除非另有标注,文内所有连结皆为西班牙文网页 在去年时,我们已 告知 过读者地区的 编程马拉松 :由六个拉丁美洲国家的 Fundación Ciudadano Inteligente (智能公民基金会)所组织的发展拉丁美洲。今年我们决定再多投入一些,并且我们很乐于对外宣告我们将大力支持 发展拉丁美洲2012 ,而该组织在去年时已开始推动: 12月1、2日,共36个小时的时间,“发展拉丁美洲”的第二版本将在8个拉丁美洲国家举办。首要的目标为集结包括开发人员、设计师、新闻工作者、企业家与积极参与的市民们在内的各种学问专家的团队,透过专业的手段以找出解决地方上跨部门问题的方法。 “发展拉丁美洲”,或#DAL2012 将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及乌拉圭等国展开。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机构负责组织各地活动: 阿根廷 的Wingu; 玻利维亚 的ICPC; 巴西 的W3C; 哥斯达黎加 的GrupoInco; 智利 的Fundación Ciudadano Inteligente; 墨西哥 的Fundar, Citivox, 与 SocialTIC; 秘鲁 的Escuelab; 乌拉圭 的Data。 目前设计者预计提案的主题包括健康、教育、市民安全、国家开销、贫穷以及环境等。科技博客 Fayerwayer 指出 : 为了创造应用程序以针对其问题加以解决,每个国家都能选择与其相关的主题。参与者将有权近用来自政府、研究机构、NGO与其他单位提供的开放资讯,并自由运用于发展目标上。 Aurora Moreno 在 Applicantes 与手机应用程式相关的网站 上 强调 了举办此活动的动机: 一方面来说,活动目标是要得到公民关注,让他们更清楚政府资讯数位公开可以带来的用途;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创造机会与动机,让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创业家见面、互动、并一同产生新点子。   “现今开放注册。发展拉丁美洲2012(#DAL2012)全面启动!” 团队注册已 对外开放 。网站开发者、视觉设计师、網絡管理员、项目经理、新闻工作者、社会议题专家及其他领域人才,在各国内组成团队共同参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更多讯息请上#发展拉丁美洲2012(#DAL2012)网站上的各个说明: 什么是DAL? 、 而什么是hackathon? 、 什么是开放数据? 、 何为非会议? 、 问与答 、 规则 。 而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说服你参与,别忘了最优秀开发程式将可获得地方或区域奖项,价值达2000美元。而且DAL发展拉丁美洲组织将会找出获胜的应用程式,延续其发展,以便让该应用程式得以应用跟复制区域中其他地方。区域大奖可获得 Random Hacks of Kindness 英的 稳定规划 英计划育成跟创业指导。 我们将会尽快为您更新更多资讯,并为您的计划带来想法与启发! 校对者:Portnoy 作者 Juan Arellano · 译者 Sasha · 阅读原文 es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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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北京试图将平壤玩于股掌

北京瞭望太平洋的窗口——罗津和清津港 费加罗特派记者认为,北京所采取的“包装战略”第一步是在图门江上丹东和新义州之间架起一座吊式桥梁,成为进入北朝鲜这个“隐士王国”之通路,大桥在二零一四年竣工后取代市中心的旧桥,这座陈旧的桥梁则是双边贸易交流百分之七十的必经之路。 在中朝边境西北部八百公里处,中国正在为着同一个目标,保证运输畅通而资助朝鲜罗津港,并且还获得了清津港的使用权,这两个港口从而成为中国开向太平洋的两扇窗口。 许诺将国民生活舒适放在首位的朝鲜年轻领导人由于平壤与美国、日本乃至韩国的关系因朝鲜核问题处于僵局,只有转向北京或者莫斯科获得支持,费加罗同仁引述韩国朝鲜问题学者的分析指出,如果想要在权位上持久,则需要金钱,除去振兴经济,别无选择。 朝鲜人对中国人心有余悸 朝鲜的处境更利于北京的方案,今年第一季度的交流,北京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二十四,平壤猛增近百分之八十。矿产资源是中国企业家主要瞄准的目标。 在中朝两国宣扬兄弟般友谊的官方讲话背后的交流被非信任气氛笼罩,原因是朝鲜人没有忘却被中国统治两千年的历史而且恐怕把朝鲜当成“卫星国”,在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分析认为,中国对北朝鲜的逐渐汉化,中国企业众多,甚至让人感到有一天会进行军事干预,这种情景实令正在为北朝鲜垮台再做准备得美国和韩国军事家担忧。 中国“奇瑞”欲进欧洲市场 中国品牌汽车就要进军欧洲市场,明年三月参加日内瓦汽车国际展的奇瑞牌小汽车计划当年开始在欧洲市场的销售,二零一四年的目标是进攻法国汽车市场。 法国财经报分析认为,如果说中国汽车第一次打进欧洲市场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似乎准备充分,志在必得,当然能否成功仍是个问号。奇瑞汽车瞄准欧洲包括法国在内市场的型号,取名科罗斯。奇瑞专门成立国际攻关,研发适合欧洲市场口味的款式与豪华车型,作为中国与多国汽车与金融集团对半合资企业,奇瑞已经是中国出口最多的汽车品牌,今年前九个月出口达十四万九千四百多辆,当然奇瑞目前只能销往伊朗与俄罗斯。奇瑞汽车还准备打入拉丁美洲,希望在巴西投资建厂,计划年度产量高达十五万辆,产品将直接投进当地市场。 不过,奇瑞在中国国内业绩差强人意,虽然品牌号称排名第六,但推出豪华级新品牌,销售遭遇滑铁卢,十月统计只卖出七百二十二辆。尽管如此,法国财经报纸说,奇瑞冲击国际市场雄心不减,奇瑞得到中国政府巨额财政补贴。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奇瑞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零年就会陷入严重的财政亏损。 法国UMP竞选党魁剑拔弩张 此外,今天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头条主要由两大主题占据:之一围绕今明两天布鲁塞尔的欧盟预算峰会展开;之二围绕法国半年前沦为在野党的人民运动联盟(UMP)党魁选举箭拔弩张局势的继续撰文。人民运动联盟选举结果难产,柯贝和费庸两位竞选人先后自行宣布各自胜过对方,经过二十四小时没昼没夜的计票结果显示,柯贝以多出九十八票险胜费庸,直到昨天又出现戏剧性变化,费庸阵营指责人民运动联盟选举委员会忘却统计三个海外选区的投票,加上海外选区票数,费庸应以多出二十八票胜出柯贝。法国在野大党的争权夺势戏愈演愈烈,法国各界反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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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当代美国文学:千帆竞发,万木争荣(1)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十章 当代美国文学:千帆竞发,万木争荣(1)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元的国家之一,人口约3亿。这充满活力的人口中有3000多万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方言难以计数。每年大约有100万新移民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以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居多。 当今美国文学也是多彩多姿、令人眩目,呈现出千帆竞发,万木争荣的景象。许多社区新人辈出,他们挑战旧理念,促使文学传统适应大众生活的新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使得过去缺乏代言人的群体有机会更充分地表达自己,技术革新则催生了一个瞬息万变的公共论坛。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图书博览会、文学节以及“赛诗会”(青年诗人即兴朗诵会)等活动吸引了大批热情的读者。有时无名作家会由于一本书被一个读书会推荐而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在任何一个星期日,只消浏览一下《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单即可领略当代美国文坛百花争艳的盛况。例如,2006年1月,平装畅销书单就包括“通俗”小说——如诺拉•罗伯茨(Nora Roberts)的情色小说 、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新出版的一部恐怖小说、侦探小说——还包括人类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科普作品、《纽约客》杂志作者马尔克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流行社会学专著、以及有关吸毒者康复和犯罪的作品。最后这一类中有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创新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的再版,这部最初发表于1965年的“非虚构小说”模糊了严肃文学与新闻报道之间的界线,并于最近被拍成电影。 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作家以及描写国际题材的作品在该畅销书单上也占居显要位置。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长篇小说《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以塔利班统治下的喀布尔为背景,叙述了被迫分离的童年朋友的故事。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的回忆录《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eran)以犀利的文笔叙述了在伊朗向女青年讲授西方文学的往事。第三部作品则是阿瑟•戈尔登(Arthur Golden)已被拍成电影的《艺妓回忆录》(Memoirs of a Geisha),该书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日本女人的生活。 畅销书单还表明,宗教也是一个广受欢迎的题材。据《出版商周刊》统计,2001年基督教主题的作品第一次同时在小说和非小说类畅销书中名列榜首。在2006年同一个星期日的精装本畅销书单上,我们看到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Vinci Code)以及安妮•赖斯(Anne Rice)的小说《我主基督:出埃及记》(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 除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以外,连锁书店还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等主要宗教开设了专门的书架,有时也包括印度教。 在书店女性文学的专架上,能看到“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者的作品。这一流派的作家通常是二、三十岁出头的美国年轻女性,她们成长于一个普遍接受男女平等的时代,充满自信,追求妇女选择的个性化。在普通大众心目中,她们常常被视作倡导回归传统、生儿育女、化妆美容等“女性化”角色。这些青年作家重新启用“姑娘”(girl)这一称谓——其中一些人拒绝以女权主义者自居。通常所说的“小妞文学”(chick lit)便是其中一个很兴旺的分支。英国作家海伦•菲尔丁(Helen Fielding)的《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以及康戴丝•布什内尔(Candace Bushnell)的《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描绘了都市单身女子寻求爱情刺激的故事,这些作品在年轻女性中催生了一个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 非虚构类作家还对后女权主义进行了考察。苏珊•道格拉斯( Susan Douglas)和梅雷迪思•迈克尔斯(Meredith Michaels)合著的《妈咪神话》(The Mommy Myth, 2004)分析了新闻媒体在“妈咪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珍妮弗•鲍姆加德纳(Jennifer Baumgardner)和艾米•理查兹(Amy Richards)合著的《宣言:青年女性、女权主义与未来》(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2000)则探讨了女性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活动。杂志作者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自称“反女权主义者”,剖析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陷入的矛盾。她2004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农奴制拯救妇女运动的过程》一文揭示了职业女性聘用下层社会的移民妇女当保姆的情况,引起轩然大波。 二十一世纪之初的美国文学无疑已呈现民主多元性。地域派阵容得到壮大,外来作家(或称“全球化”作家)通过异国视角再现美国文化。少数族裔作家不断发掘丰富的题材,随着族裔文学趋于成熟,它们也在形成各自的传统。回忆录和传记迎来一个繁荣时期。短篇小说绽放异彩,“短小说”已经站稳脚跟。新一代剧作家继续发扬通过舞台探索当代社会问题的美国传统。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充分展现当今美国文学流光溢彩的多元性,而只能考察总体趋势和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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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韩松:一个欧洲共产主义者和他的科幻乌托邦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 奥斯陆文学屋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科幻收藏,并带我去看:在一间大教室一样的房间里,藏有三千五百多册科幻书。奥斯陆文学屋的负责人阿斯拉克告诉我,这些书是他的好友特朗·奥格里姆(Tron Ogrim)捐赠的。他已在二零零七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奥格里姆是挪威毛泽东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的领袖。而阿斯拉克本人,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三年,也担任了该党的负责人。但这个党后来蜕变为社会革命党,与中国不再有联系。阿斯拉克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称奥格里姆是他的导师。 关于国际毛主义运动,如今在中国,可能只有在“乌有之乡”等少数网站上才能查到——那是上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所在。至今,国际毛主义运动仍然存在,据说成员组织分布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尤其是在菲律宾及南亚的孟加拉、尼伯尔、印度等有较大影响。   从小喜读美国科幻杂志 阿斯拉克对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幻作家十分热情,让工作人员打印了一份详细的介绍给我。根据这份介绍,奥格里姆成长在奥斯陆东部郊区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营养生理学家,父亲是物理学家,他们给了儿子很强的文化和政治养分。在三十年代,奥格里姆的父亲就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活跃分子,父母还都是二战时期挪威地下抵抗活动的骨干。 奥格里姆后来还经常热情地谈到他那参加过救世军的祖父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祖母,她与家庭脱离关系成为救世军的“难民营姐妹”。奥格姆从小时起,便是个无神论者。他从父亲的书架上找科学、政治和文学书读,特别喜欢读美国的科学幻想杂志。他说:“我的儿童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思。” 一九六一年,社会主义人民党在挪威创办,抗议挪威加入北约。奥格里姆在这一年加入该党时才十三岁。两年后,该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创办,奥格里姆成了其成员。那时,他对中国对苏联的批判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支持产生了兴趣。他与学校同学一起,很快开始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希望青年联盟成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这一想法当时很吸引人。在一九六九年,毛主席的“小红书”在挪威售出了两万六千册。   挪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使自己的乌托邦思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甚至变成现实可能,奥格姆展现了作为空想思想家的超凡魅力。他参加辩论,举行演讲,大量写作,很快,他被认为是毛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理论家。信奉毛主义的人在一九六八年后,在新的年轻左派中占了统治地位。在一九六九年,青年联盟从它的母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中独立出来,建立新的马列共产党。在一九七三年,工人共产党(马列)成立。从一九六七到一九八四,奥格里姆一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核心。 挪威的毛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是西方世界此类运动最强大的。在这十年的中期,整个挪威的毛主义运动,拥有五千名成员,其中三千人是工人共产党,都是“干部”,他们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政治运动上。工人共产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阶级斗争》,它在一九七七后成为日报,当时,党员们一年就汇集了两千五百万挪威克朗(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用作出版资金;它有自己的出版社“十月”,有二十多个书店,分布在全国;还有录音公司,以及几个政治前线和组织;他们主导了大学社团。在五月一日示威游行中,毛主义者的动员力是社会民主党的两倍。 的确,挪威毛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回国后,在《人民日报》资料库中,也查到了有关报道。比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阶级斗争》报发表社论,欢呼毛选第五卷挪威文版出版。社论说,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便不可能清算现代修正主义,并为建立一个列宁式的新的革命政党打下基础。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挪威的阶级斗争,在挪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过程中,奥格里姆扮演着思想理论家和机构创始人的角色,他创办了《阶级斗争》报、十月出版社和录音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从儿时起,他就是个书虫,他很早就从中校辍学了,因为他的目标是一天要读一本书,学校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些经历加上他的个人魅力和知识积累,奥格里姆在新一代作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今天,毛主义者的在挪威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影响,仍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毛主义运动的相对成功,特别是他们在文化领域和大学的影响,在挪威历史和公共讨论中得到关注。一个原因可能是挪威的毛主义者,尽管代表的是输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并且主要从学生极端分子中吸收力量,他们却尽量与挪威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毛主义者就是实践导向的,总是寻找一条“动员群众”的道路。在六十年代,他们是越南抗争活动的领导力量;在七十年代早期,他们参与并支持了冲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非法罢工;七十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推行一个所谓的“党的无产阶级化运动”:使一千名党员放弃他们的研究活动或者白领工作,而去到产业界打工。虽然大多数干部在几年后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域,但它给了毛主义者以经验,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几百名留下来的人,变成了高调的工会活动家和领导人。尽管如此,毛主义者从未在挪威工人阶级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对于人民来说,它仍然基本上活跃于高等教育界。但是这种极端的职业实践可能使得毛主义者比起其他西方的毛主义者更严肃、更有经验、更有组织性。 奥格里姆对于发展毛主义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推行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总是致力“把事情搞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奥格姆自己在酿酒业工作数年,成了工会的代表。   从乌托邦走向敌托邦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成功,演变为了宗派主义,最后,导致了全面失败。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中,工人共产党仅得百分之零点四的选票,这对毛主义运动是重大打击。奥格里姆用极左方式进行回应,他发表了一篇内容紊乱的左倾机会主义文章。在其中,他宣扬党的无产阶级化,并宣称世界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挪威将被苏联占领。以前的关于挪威革命的乌托邦式表述,现在被第三次世界即将来临的敌乌托邦预言代替了。新的宣示赋予党一个新的任务,要求它在迎接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加强力量,但像大多数人看到的那样,它与挪威现实社会的大部分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党进入了极度宗派化阶段。它为抵抗苏联占领挪威做准备,党员纷纷使用化名,党的三分之一的基地秘密化了,党在全国探挖洞广积粮,还对被认为是“卖国贼”的其他左翼党进行监视。后来,奥格里姆回忆这场运动,说,“这的确是我的风格。在坏的一面,尤其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使得国际毛主义运动以及工人共产党走向衰落(虽然这个党一直正式存在到二零零七年)。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文革中最显赫的领袖,其中一人是毛泽东的妻子,被作为国家的叛徒逮捕了。这是对文革的一次尖锐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含蓄批评。几周后,毛泽东曾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灯塔的阿尔巴尼亚马列主义者,随着中国人一起破灭了。在此基础上国际毛主义运动迎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危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马列主义受到争论,有了不同的意见和中心。不久,工人共产党也遇到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危机,《阶级斗争》报和十月出版社几乎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奥格里姆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或启示性的宗教》(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承认党对于中国和毛泽东曾经批评得太少(他写道:“我们是中国的应声虫。”),并认为现在到了开展符合挪威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时候。但这本书来得太迟了,奥格里姆仍坚持他的信念:毛主义是科学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斯大林百分之七十是好的,百分之三十是坏的。他仍然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实验”。奥格里姆不能挽救这场他曾倾力倡导的运动,他自己成了他想要改变的思想的囚徒。几年后,这个党失掉了几千名成员,大多数欧洲毛主义党作鸟兽散,这也是挪威毛主义运动的衰落。   留下的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奥格里姆离开了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随后脱离了该党。他呆在了政治的外围,却开始了记者、演说家和作家的新生涯,特别是投身于新技术领域。他写了三本科幻小说,还开设了可能是挪威的第一个博客,在上面谈论他喜欢的话题。他说:“我是个松鼠!我找到了一个洞,在那里,我把我写的关于计算机、未来、学校、政治、经济、艺术和所有的一切放进去。” 的确,奥格里姆似乎对一切感兴趣,他不停阅读,并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喜欢的书单,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弗兰德斯语和世界语的书籍,从分类上有诗、犯罪小说、语言史以及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书单包括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他称这个目录是他的自传。 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说:“他去世时留下了巨大的藏书。他的科幻书如今被奥斯陆文学屋编目并陈列。这当然是对所有科幻爱好者的一份大礼,但它也是对我们所有想要了解而不是评判革命精神以及奥格姆试图创造的乌托邦梦的人的礼物。” 这次奥斯陆文学屋在挪威外交部赞助下举办中国文学周,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毛泽东的讨论,请了汪晖等人来演讲。他们赞扬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始于一九七二年向美国打开大门。 阿斯拉克担任了主持,他回忆他小时候,父母都是左翼运动人士,他睡在床上,一睁眼,看到墙上贴的毛泽东的画像,百感交集。 我谈到了中国科幻,称中国宇航界考虑在太空中建立党支部,阿斯拉克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之后,他与我热烈谈论奥格里姆。 如今的挪威,成为了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达到四万美元;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它还是世界上有名的福利国家,几乎与人们“生老病死”有关的一切费用,政府都“承包”了。不少去访问挪威的中国人,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天堂”。   (韩松,科幻作家。原文链接: http://www.guokr.com/blog/75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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