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译者 | 《快公司》火腿起义

核心提示:最新的蝴蝶效应案例是中国绝密的猪肉战略储备如何让亚马逊雨林被烧掉 原文: The Bacon Uprising: How China’s Top-Secret Strategic Pork Reserve Is Burning Down The Amazon 作者:GREG LINDSAY 发表:2011年7月1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在最新一期的蝴蝶效应专栏『注1』里: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吃越来越多的肉,北京当局又想保持肉价低廉。那就等于要设法弄到喂饱猪猡们需要的进口谷物,这就要砍掉巴西的雨林来建农田,而这在金砖五国内部引起了冲突。 1. 猪肉战略储备 从邓小平开始中国的领导人执着于”粮食保障”,就如同美国无法摆脱”石油还不够”的想法一样。随着中国人的食谱变得越来越以肉类为主,对猪肉价格起伏的担忧促使中国于2007年建立了机密的、绝无仅有的”猪肉战略储备”。但维持这些生猪的存栏导致了要依赖大规模进口用做动物饲料的玉米和大豆,反过来使得中国的农业企业向海外发展以寻求控制生产资源。中国企图在其他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资源的努力,正在引起其与其固有盟友之间的紧张,这或许正是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资源冲突的第一步。 2006年,一场致命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也就是猪蓝耳病)疫情爆发摧毁了中国的猪农,杀死了上百万头生猪。损失虽仅是总数6亿6千万头(超过其后最大的43个生猪生产实体的总和)生猪的极少部分,但即使是这样轻微的短缺也导致了一年之后的猪肉价格暴涨。从此,猪肉储备就成为北京当局能否在又一次生产中断时快速反应,从而保证居民猪肉供应的关键。 中国的猪肉战略储备是政府决心满足不断增长的无肉不欢的中产阶级的直接后果。社会学家 Mindi Schneider 指出,邓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改革使工业化农场取代了零散小猪圈,从而确保了便宜猪肉的稳定供应。结果就是,居民平均肉类消费量从1980年起增长了4倍,其中最近20年猪肉的消费增长了两倍。中国的肉类加工企业刚刚起步,只有22%的猪肉是在工业化饲养场生产的,而美国是97%,看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猪年”了。 2. 大豆:不再只是用来做豆腐啦 但是,不过在几年前,成品猪肉还是一种美国化的方式,比如从 Smithfield Foods 公司购买的六千万磅成品猪肉。 为信守给喜荤的中产阶级猪肉管够的承诺,2009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扩大自己的猪肉生产,这就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国家提供喂养生猪的必要农田。 一旦中共政治局决定中国的猪肉要保障供应,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猪吃什么?答案之一是玉米。上周,中国购买了54万公吨的美国玉米,预定8月份后交付,据美国农业部表示,数量多于机构预测的全年购买量。这份订单的70%必然与饲料相关,大部分是给生猪的。根据中国农业部数据,去年(2010)猪饲料需要消耗7450万吨玉米,比2009年上升了20%。 但是中国的玉米进口 ――去年为150万吨―― 跟它对外国大豆的依赖比起来相形失色。2010年中国进口了超过5千万吨大豆,大部分来自美国和巴西,占全球大豆市场一半以上。进口量几乎达到中国大豆消耗的四分之三,据 Schneider 公司透露,被专门用作生产动物饲料和食用油。美国农业部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大豆进口将增长超过50%。而这也无助于避免由于自然灾害和急速城市化,中国在1997至2009年间实际上丧失了2000万英亩农田。比起确保粮食安全,中国对猪肉的渴望已使它转而完全地依赖于美国中西部和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农民们。『注2』 3.巴西产粮区 中共政治局的解决方案是命令国有企业”走出去”,或买或租数百万英亩的农田。去年秋天,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 ――中国最大的国营农业集团公司―― 允诺在阿根廷开发接近50万英亩的农田,紧接着是今年的20万公顷。一个月后,重庆粮食集团宣布了价值25亿美元的在巴西生产大豆的交易。 之前已经写过了有关中国在”黑非洲”『注3』的不平等交易,而拉丁美洲最可能是下一个世界粮食主产区的候选。去年秋天世界银行有争议的”圈地潮”『注4』报告提到,从1990年起,拉丁美洲的大豆产量增长速度是美国增速的两倍。”巴西的大豆业技术现在是世界级的,”Robert L. Thompson 说到,他是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以及世界银行农业及农村发展项目前总监,”而当初大豆作为新谷物引入巴西时既没有种植传统,也没有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包括土壤修复技术从而能将干旱大草原转化为可耕种农田。 “当中国的农业耕作面积受限于1亿4千万公顷时,巴西现有耕作面积8千万公顷,另外有2亿公顷用于放牧的草场,而且在不侵占生态保护区的情况下还能再弄出1亿4千万公顷土地用于生产。” 唐凯千『注5』提到,他是巴中工商总会的董事长。他所提到的最后一点涉及到一些争论。当巴西在1995至2009年间使大豆产量增长到4倍时,代价就是接近一半的塞拉都大草原『注6』上,有一百万平方公里世界上最富饶的草场被摧毁。 因为这原因,巴西官方正开始回避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商业提议。去年夏天,巴西司法部长重新解释了一项已有的法案,让外国人获取巴西土地变得愈加困难。”没什么在阻止投资的发生,但投资将会被加以规范。”他对《纽约时报》允诺道。这使得中国的辩护律师大喊不公平。 4.墙上的另一块”金砖” 巴西有很好的理由来担心与它的”金砖”伙伴们之间迅猛发展的贸易关系。它对中国的出口几乎都是原材料――包括大豆,到港前是碾碎压紧的――同时巴西进口的几乎全是便宜的工业制成品,而这正在打击它的工业部门。巴西也许正经历繁荣,但它的家庭负债也很”繁荣”,导致了正在进行的有关信用危机是否隐现的辩论。(从它的邻居们经历繁荣与萧条的事例看,比如1940年代的阿根廷以及1950年代的乌拉圭,哪一个都不那么让人省心。) “中国的政策不是问题,”唐凯千反驳道”巴西极高的利率和税率才是。”但巴西的不安和中国的贪婪正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集团的金砖五国的未来提出疑问。一方面,这五个国家已经在”金砖五国”的旗帜下召开了3次峰会,另一方面,上一次四月份的峰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游说中国(向其他四国)少买些大宗商品多买些工业制成品上。当你怀疑你的伙伴正设法使你破产时这对联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当G20峰会建立后,几乎确保了金砖五国将会形成某种紧密组织,” Ian Bremmer 说,他是Eurasia Group的董事长以及《自由市场的终结》一书的作者。”G20有太多太多他们不认同的事情 ――大豆就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他们一致同意的是不希望发达国家控制这些事务。” Ian Bremmer 预测金砖五国会为了保护他们在战略事务上的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他也认为”食物和水资源将成为新的’石油’。资源国家主义、出口管制、价格管制和以上的一切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生产低效率,”也会固执地刺激各国控制生产资源的渴望。看起来要吃上”木须肉”所有人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 ―――――――― 『注1』:这篇文章属于”蝴蝶效应系”列专栏,。 『注2』:对大豆议题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NHK纪录片《美日中大豆争夺战》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avc8V4RdZI/ 『注3』: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就是黑非洲。有段时间(08、09年以来吧),中国在黑非洲的经营,比如金钱外交、资源-货物贸易、工程劳务输出等是欧美媒体热议话题。 『注4』:”圈地潮”,世行的那份报告的确切名称没找到,但是可以参考 NHK记录片《圈地潮.~世界农地争夺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ODY3ODA0.html 『注5』:巴中工商总会(Brazil-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主席会长唐凯千(Charles Tang),出自《金融时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761 『注6』:塞拉都大草原,主要位于巴西中部的戈亚斯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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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布鲁金斯:拉美的年代――百年难遇的机会

核心提示:人口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的充裕资金为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拉美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 原文: Brookings:| Latin America’s Decade: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时间:2011年7月11日 作者:布鲁金斯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Mauricio Cárdena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叶孤舟”翻译 关键词:拉丁美洲 经济发展 人口变化 中国 【图:圣保罗高峰时间的车流。巴西的汽车销售在上半年创纪录地飙升。图片来源:路透社/Nacho Doce】 历史上,专家们经常将拉丁美洲描述为一个经济表现乏善可陈的地区:恶性通货膨胀、财政民粹主义、耗资不菲的产业政策伴随着腐败横行,这些只是部分例子。然而,专家们正在开始改变论调。事实上,很多分析家将21世纪的头十年视为拉丁美洲的年代。去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特别报道,在“ 不是谁的后院 ”的标题之下,是一张倒过来的全球地图,报道认为拉美地区已经吸取了先前错误的教训,正在进入更光明的阶段。虽然预测未来总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如此众多的繁荣都以严重危机而告终的地方,但我们的观点是,拉美确实正在进入一个大量机会来临的时代。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原因支持这一论点: 1、人口变化 人口变化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即人口依赖率的降低。人口依赖率是指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与适龄工作人口(15-64岁)的比率。近期世界银行对巴西的一项研究指出,人口依赖率曲线将在2020年到达最低谷。这意味着劳动力相对于其他人口的规模将在那之后开始萎缩,给家庭带来较大的财务压力。尽管巴西的人口变化速度史无前例,但联合国的预测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指出,拉美地区的人口依赖率将在2025年反弹。从现在到那时候的这段时间,依赖性人口减少,就业前景看好,为当前的这个10年开启了积累更多储蓄的可能性,从而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 2、中国的经济增长 目前拉美正在借来自中国的“东风”。尽管在制造业方面竞争激烈,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大宗商品需求,推动拉丁美洲贸易和出口规模增长。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繁荣能够延续到什么时候,但有理由相信终结的一天正在逼近。中国的人口将达到一个其收入更多与服务需求相关的水平,服务业不像基础设施、住房或者重工业那样是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有些人认为印度将会接替中国成为大宗商品需求的领头人。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印度将愈来愈城市化,其建设正在加速。然而,同样清楚的是,印度的经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为基础,较少使用大宗商品。在对大宗商品需求寄予厚望的同时,拉丁美洲应当未雨绸缪,应对价格下跌的恶劣情况。价格下跌源自于需求增长放缓,以及当前投资于自然资源采掘的产能开始成熟所带来的供给的增长。同时,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拉丁美洲仍需要为未来的发展机会铺路。这意味着必须投资于关键性领域,主要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换句话说,大宗商品应当转换成脑力资本。 3、全球储蓄和流动性 拉丁美洲的投资率近期保持高位,主要是因为可以一直获得外部储蓄。较低的国内储蓄率将可能限制经济增长。想要依靠丰富的、廉价的外国资本为投资提供稳定支持是危险的、不现实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预期将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而降低。还需提到的重要一点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全球利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但随着美国经济中通胀压力的上升,这一情况将会改变。未来拉丁美洲可能被迫更多依赖自己的储蓄,而今后的数年毫无疑问是一个良好的时机,是进行这种转变的重大机会。 拉美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充分利用机会来加速繁荣,还是未定之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时间骄傲自满了。 拉美国家应当考虑增加储蓄和投资,而不是用额外消费享受美好时光。良好的外部条件为做出强有力的决策从而解决广泛的结构问题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在这些决策中,最重要的应当是大量投资于教育和创新。这些政策对于生产多样化和国内市场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增加国家能力应当放在议程表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在这个开放性和竞争性日增的世界中,国家必须能够切实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保障安全、为所有公民提供机会。拉美当前繁荣所获得的收入必须投资用于国家的现代化和更新升级。发展更完善的税务管理、法治体系和警察力量是一个良好的自然起点,因为这些都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对国家能力的投资需要时间、政治意愿和资源。如果拉美领导人将这项任务摆在中心位置,这个10年将真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年代。否则,它将只是另一个不可持续的高消费循环,机会将白白浪费,这在过去的拉美地区已经见得太多了。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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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巴西:报告显示生物燃料产业的不永续做法

对为了能源挣扎的世界来说,生物燃料一直被赞为最好的解决之道。也被指称是一种“环保”的选择,可减少碳排放。但 非营利组织 Reporter Brasil [葡语]在去年五月的巴西乙醇生物燃料生产链分析揭露,可能有很高的社会和环境代价: 研究报告指出,如Cosan(与壳牌Shell合资的企业)、Greenergy International、São Martinho、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Carlos Lyra、Copertrading、Moema/ Bunge e Noble等集体,造成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乙醇的出口目的地。也有奴隶制度、工时过长、非​​法员工、非法倾倒废物、非法焚烧和使用原住民土地种植甘 蔗等情况。 巴西生物燃料产业扩展的社会代价:为了有更多的土地种甘蔗,Laranjeira Nhanderu部落的Guarani Kaoiwa原住民在十四个月前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Annabel Symington摄,版权属Demotix所有(21/10/10) 肮脏的工作、肮脏的环境 根据 Reporter Brasil ,牧区土地委员会( Comissão Pastoral da Terra )[葡语]的数据指出,10,010名巴西甘蔗园的劳工在2003年至2010年间被释放。报告除了葡萄牙文之外亦有 英文 ,此报告并未忽视联邦政府和甘蔗行业协会 (UNICA)为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所做的努力,但报告说,没有抑制公司非法出口乙醇的政策。 巴西在2003年至2010年间,牛养殖场和甘蔗园共占了59%的奴隶制案例,Reporter Brasil英文报告/pp.5 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基金会(FUNIBER)的官方博客 指出 [葡语]: 如果想获得洁净燃料,我们在生产链中的某些部分犯错了,为了供应生物燃料产业所需的单种栽培耕地,导致森林被砍伐烧毁。砍伐和燃烧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汽机车所排放的还要多。 生产生物燃料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可能会危及 水质 ,破坏该国尚未完成的农业改革。社会正义和人权联盟的董事玛丽亚.路易莎.门丹卡(Maria Luisa Mendonça)所写的文章“ Monopólio da Terra e os Direitos Humanos no Brasil ”(巴西的土地垄断和人权)[葡语],指出: 巴西大多数的甘蔗种植园位于圣保罗州,有60%由机器收割。这并没有阻止收割前的焚收程序。图片来自Flickr用户Royal Olive(CC BY-NC-ND 2.0) (…)据一项National Academies Press的研究,为了生产生物燃料,而增加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可能会影响河流、泉水和海岸线。(…) 政府选择了塞拉多( Cerrado )扩大甘蔗种植。塞拉多被称为“水之父”,因为它供应了国家的主要流域。(…)单一种植大豆和甘蔗对生物群落带来威胁,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破坏,造成一些主要河流的污染,这些生物群落可能在几年后完全消失。 土地的未来会如何? 费利佩.阿明.费洛蒙多(Felipe Amin Filomeno)在他的博客 Outras Palavras上 ,声称“ 巴西和南方共同市场已开始为他们的土地奋斗 ”[葡语],他认为在巴西和其他所谓的开发中国家,由于生物燃料的“热潮”提高了土地价格,也带来另外一个后遗症-家庭经营的小农场将亡: 多数外国人购买土地,用于单一种植出口作物,许多国民(包括原住民社区)仍然需要土地支持家庭生计。(…) 然而,不仅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小农面临买地热潮的问题。由于生物燃料产业的扩张,为了生产大豆和甘蔗的土地纠纷日益增加。举例来说,巴西主要的大豆生产者,产物价值虽然增加,但成本也增加,特别是那些租地的农民。他们要与外国人竞争国家资源。 全球之声之前的报导: Mozambique/Brazil: “Ethanol diplomacy” meets criticism (2010) Brazil: Eradicating the Indigenous Guarani Kaiowa (2010) Lula and Obama meet as economic crisis hits Brazil (2009) Brazil: Blogs follow the ethanol debate as it goes global (2007) Bush in Brazil and Ethanol: Blogs Report and Debate (2007) 校对: Soup 作者 Thiana Biondo · 译者 Ravi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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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权>在我荒瘠的土地上,你是最后的玫瑰

流亡的实质是流离所失,衣食不保,但从表象上来看却有种波西米亚似的的浪漫主义情怀。他行过许多的路,承受住痛苦进行战斗,他也去爱,去歌唱。在战火方酣的巴塞罗那,他拿出了《西班牙在我心中》,行经秘鲁高岗遗址,他留下了《马丘比丘之巅》。蕴藏在他内心世界的浓浓爱意催生了无数情诗,包括《船长的诗》。 在我荒瘠的土地上,你是最后的玫瑰 文/李嘉轩 ( 北京师范大学 ) 你成为这些习作的读者而我成为作者,纯属是不期而遇的巧合。 — Jorge Luis Borges 1. 请原谅我太爱博尔赫斯,必须用他的诗句作为开始。 我能用什么来留住你?我交给你一条狭窄的长街、孤注一掷的日落、还有荒郊的冷月。 我交给你一个人的痛苦,他曾向那轮孤月久久凝望。 我交你我已死去的先辈,人们用大理石纪念他们的幽灵。 …… 我交给你我写的书中所能包含的一切洞明悟力。 我交给你在生活中我所有的男子气概或幽默。 我交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交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想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交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日落之际看见的一朵枯黄玫瑰的记忆。 我交给你你对自己的解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自己的真实惊人的消息。 我交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 我试图用一切来打动你,用我的困惑、危险与失败。 我想起了纪伯伦的字句,痛苦在你身上刻的越深,你能承载的幸福便越多。我寄希望于诗人们,希望他们,在被命运无情解剖之后仍能够用语言呈现这些伤口。我希望他们能够让诗句像刀锋般划过阅读者的心,然后撕开同样深刻的伤痕。 我曾在博尔赫斯的世界中埋没了若干日子,纠缠在他那无休无止的魔境、在他的时间迷宫中不能自拔。我将他奉为诗人的神明,我迷恋于他的时间和空间、生命和死亡、天堂和地狱、暂时和永恒、圆形和周期、镜子和迷宫、书本和梦幻、文学和游戏、黑暗和失明、神话和酒吧、匕首和决斗、骑士和恶棍、街角和郊区、月升和日落。博尔赫斯的寓意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他认为譬喻必不可少;他的诗句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希腊神话与典故,因为他下笔之前总是善意的假定读者的知识面与他一样涵盖古今中外,可事实上我和大部分他的读者一样,对他的自由运用的庞大典故几乎一无所知。 他醉心于瞬间即永恒一类的话题,近乎固执的重复着他对无序性时间的偏爱。有时他让因果颠倒;有时他只承认现在;有时他干脆让时间停滞。“时空”这个在我们这里循规蹈矩的概念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拉长或压扁,扭曲或打结,多么奇特大胆的博尔赫斯式的幻想美学。他用无与伦比的清晰说:“时间是一切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带走我的河流,但我即是河流;时间是烧掉我的火,但我即是火。”     2. 我迷恋一切诗,可诗是死去之物,是必然死去的爱情。 如爱默生所说说,一本诗集就是一个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一首诗写完了,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直到有人把它再次唤醒。就像柏拉图创造出对话录,复活了苏格拉底(对话录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的语言,而被柏拉图说出),就像耶稣在四位门徒中重新复活一样,读者创造出了死去的诗,人,历史,还有汩汩流逝的时间。 譬如那部流传已久的荷马史诗,尽管历史早已尘埃落定,但还是在后代的阅读中被一次次唤醒,100多年前,波涛汹涌的特洛伊战争在一个叫约翰·济慈的诗人笔下复活,那是他荷马史诗的感受: 之后我觉得我像是在监视星空, 一颗年轻的行星走进了熠熠星空, 就像是体格健壮的库特兹。 他那老鹰般的双眼,盯着太平洋一直望去。 而他所有的弟兄,心中都怀着荒诞的臆测彼此紧盯。 他不发一语,就在那大山之巅。 ——济慈《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 这几行诗真是巨力万钧,气势磅礴,震耳欲聋,古老的希腊和已经作古的查普曼在济慈阅读的时候恢复了生气。而我在某个夏夜轻声念出的时候,也唤醒了因肺痨病殁的济慈,以及那只永远吟唱啼血的夜莺。 四年前的上海,我还徘徊在诗歌的门外,在一本“一生要读的”的诗歌杂合体里看到那些有很常见的注释,如“博尔赫斯……阿根廷……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类的字句。于是不免想起来地理老师曾经灌输的概念:上海的对面,是一个叫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阿根廷的首都,拉丁美洲第二大城市。后来再去查阅资料,才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纬34°西经58°,而上海在北纬31°东经121°,地理上称之为“对跖点”:在地球的直径两端相望,时差12小时,季候相反。 布宜诺斯艾利斯,读起来有长长的音节,恰到好处的节奏。西班牙原文是Buenos Aires,用我非常有限的语言知识来推及,可以勉强辨认出它的“好天气”的意思。从地理学的角度,这样的解释不免让人入迷。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处拉丁美洲东部沿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炎热湿润,冬季温和少雨,大西洋的巴西暖流由赤道沿着海岸线南下,带来温和的氤氲水气,化作博尔赫斯诗里的“湿气的蒸腾”(《南方》)和“潮湿的暮色”(《雨》)。Buenos Aires,那可是博尔赫斯和无数文人为之倾倒的城市,是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是黎耀辉与何宝荣的《春光乍泄》,是史诗《马丁-菲耶罗》和唐-拉米罗的荣耀,是贝隆夫人与阿根廷的哭泣。 我与布伊诺斯艾利斯相隔多远?其实很简单,如果步行,大概要花费三百个日夜,但是我如何放下手中的一切,去完成这场穿越地心的旅行?如果你我终将失去彼此,请跟随月亮飞离世界的尽头;你的小说里藏有世界的谜语,就像星星背后都藏有你的眼纹。 那是多么漂亮的一句情话,即便只是对一座城池而说。 3. 离开上海之后,我来到了几乎是这个国家最南方的城市。 这是我的南方:天空的颜色会在黄昏渐次变迁,不远处你就能看见就有一片小小的、有的点脏的海,海岸上停泊着许多不明归属的红头船。每天都会从山的深处升起低沉的云雾,它们时常遮蔽住你的太阳。树木在春天落下叶子,一也会夜之间开满新芽。冬天,风从南面的海吹来,你必须用帽子来遮掩被吹乱的发梢。 这是我的城市:这是一个有着玫瑰色天空的城市,地面上堆满了腐朽生锈的螺丝钉,还有那些废弃的巨大机器。那也是一个昏暗而迷离的城市,你随时都能看见那些用厚厚的妆容和冰冷的表情将自己全副武装的女人们。你能看见的是一个破落的城市,你闻到的是金属腐烂的味道。当然,你抬头就能看到太阳被刺穿,然后流出玫瑰红的血液。然后你看到那些在城市里的高楼,你也许能看到其中一颗颤抖的螺丝钉。是的,你感觉自己就是那颗被深深钉入现实的螺丝钉。 拂晓时分,我伫立在阒无一人的街角,我熬过了入夜之后最长的那段时光。我注视这那片汹涌而黑暗的大海,我幻想你随着巨浪而来。我尽情呼吸辛辣的灰烬与烟雾,我怀念着你转过身的侧影、组成你名字的发音、你有韵律的笑声。我把对于失去你的悔恨在黎明时向几条野狗诉说,也向黎明寥寥的晨星诉说。 世界已不再神奇,我在梦里见到钟表和微微颤动的睡着的鸟。所有人已离我而去,我不能再与你分享皎洁的月光和舒缓的花园,每晚的月亮都是我过去的镜子。我恳求我的神明或者时间的总和,让我的日子无愧于遗忘。我的名字像尤利西斯一样默默无闻,但是在宜于回忆的夜晚,或者在人们渐渐清醒的早晨,某些诗句得以以我的名字流传。或许只有在太阳西下那一方,你才能见到命运的原型和耀光。 我希望有一场大火烧干我的一切,在我身边只留下那些明明灭灭的灰烬。让它烧干我所有的知识、金钱,烧干我的笨拙的诗歌韵脚和愚蠢的文字,也烧干那片黑暗的大海、那轮孤月和那些疲倦的晨星。这样我就可以抛下一切,走到你的身边对你说:不如我们重新开始。 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些遥远不可触及的事物,一个梦想、一个爱人或是一座城池。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讲述同性之爱的电影,故事发生在战火纷飞的巴以边境,两位主人公分属不同的阵营、拥有不同的信仰,但也彼此真诚相爱。在无法抗拒的命运与人生面前,其中的一人说道:如果注定有些事让我无法说出爱你的话语,那么是否可以用指尖划过你的眉头来表达? 最初读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无比浪漫,后来世事多舛,我才意识到爱一个人的过程并不会像电影或书本里那样,可以被些许文字详尽描述。我怀念过去的自己,希望听听不懂的各国语言,喜欢谈论死亡,脸上总能带着桀骜不驯的轻视笑容。但我也知道,一切经历过的时光都会倒塌。     对现在的我来说,爱情这个词更像是某种符号,仿佛每一场投奔流亡都必须要有一个有名字的站点。现在的我谈论爱情,其实沉默的心情要多于文字,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意思。 我们都是拼命向前走的人,我们都记得曾拥有过那么多的东西,在心里塞过那样沉重的爱。然而我们不停留,也不肯停留,我们只能一直走。别人只看见我们不间断的行迹,东面,南面,北面,这些方位是多么模糊抽象。年幼的时候,以为世界很大,什么都掌握不了。而长大之后,发现世界很小,却又其实还是两手空空。人生并没有丝毫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也许美好的日子既出现在平淡如水的安稳中,也藏在水深火热的煎熬蛰伏中。 而我的南方,我的Buenos Aires,那个隐藏在黄昏、泛着金光的湖泊,就仿佛成为我久久遥望又永远抵达不了的目的地。 海明威在《白象般的群山》说: 男人说:我们可以拥有所有的东西。 女人说:不,我们不能。 男人说: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女人说:不,我们不能。 男人说: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女人说:不,我们不能。   4. I no longer loved her, that’s certain, but maybe I love her. Love is short, forgetting is so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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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推特和脸书真的制造了革命吗?

核心提示:从伊朗到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其他,推特和脸书都是公民起义的有力武器――但是社交媒体只是民主革命传播的因素之一。 原文: Social media: Did Twitter and Facebook really build a global revolution? 作者:Jina Moore, 发表:2011年6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纽约―― 这就感觉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脸书页面上充满了抗议计划的喧嚣。照片被上传到照片分享网站Flickr,视频则被存放在YouTube。抗议者们仔细规划他们的起义和随即而至的暴力镇压。他们通过短信息和脸书上的更新来实时调整他们在线目录的内容。 更不要说所有的推语了。 在观察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几周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推特制造的全球革命――而且,也许只有推特和其它技术才能创造。 “这些技术――从手机相机到推特的每一样事物――不仅共同扰乱了其它诸如电话和报纸等可以被军队关掉的技术,而且搅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交媒体真是一个催化剂,”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领导和政策交流中心(Annenberg Center on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彼得・ 赫什伯格(Peter Hirshberg)说。 是不是觉得所有这些听起来有些耳熟?你的感觉没错。两年前,当伊朗的民主活动人士抗议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amoud Ahmadinejad)的重新当选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观看他们的推特发言。在这个少有外国记者、信息又被严格管理的国家,这次绿色革命很快就被称为”推特革命”。 当起义遭到镇压的时候,被一位作家称作”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网络革命热衷者们懊恼不已。因为相信”能被全世界听到的推言”可以给他们带来民主,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天真。 但是,当突尼斯和埃及腐败的独裁者们在今年初倒台的时候,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又复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已经流传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的起义是否也会成功,但是(世界)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有所警惕,同时自问:是否一条由足够多的人发送的简单的文字短信就可以推翻所有的独裁者? 社交媒体和阿拉伯之春 实际上,这得看谁接到了那条短信。分析师和和观察家们说,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社交媒体网络的使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组织工具,一种是广播平台。 总部位于英国的利比亚青年运动的一位代表奥马尔 阿梅尔(Omar Amer)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全球对利比亚事件的反应将会柔和得多,而且会被严重耽误。” 在突尼斯的起义被全球主流媒体报道之前,关于它的新闻已经在推特上快速地传播开了。第一家报道起义的媒体,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也严重依赖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管理着青年运动脸书页面的阿梅尔说,”一位在班加西的示威者告诉我,’我们的任务是抗议,你的任务是告诉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 尽管社交媒体的广播能力帮助传播了起义的消息,但是在面对起义组织问题的时候,对社交网络的国际化乐观也许就有些错位了。扎根下来的网络行动主义比最新的社交媒体大牌要重要得多。 “数字行动主义并不是从推特和脸书中脱胎而出的。自从博客出现后,它就一直存在,”全球之声在线(一个有300名志愿博主通过30多种语言写作,分析并翻译新闻的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吕贝卡 ・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说。她认为博主们的联网和全球行动主义的起点在2000年或2001年。她指出,在突尼斯的例子中,一个叫做Nawaat的不知名的社交网络品牌却是突尼斯最流行的博客平台和新闻聚合网站,在推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位博主说,在叙利亚,实际上是老式的的行动主义把数字世界推进了对抗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中。 “是街头行动领导了博主,”马塞尔 谢瓦罗(Marcell Shewaro)说。在她创建了三年的阿拉伯语博客 marcellita.com (她说这个网站一个月有5万的点击量)受到来自政府的含蓄的威胁后,她于6月19日离开叙利亚,前往开罗。”三个月前,即使在餐馆里,我也不能谈论阿萨德。现在,我们都在说,’好吧,(示威者)正在相继死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写。如果我们现在不说,就永远没有说的机会了。’所有人,甚至连80后都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因为人们现在感觉到自己不孤独。” 开罗的摄影师亚西尔 阿尔万(Yasser Alwan)说,这种感觉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救了那些在解放广场上的人。他曾在广场上和抗议者们一起呆过两个多星期。他说,”人们自发地建立了20个洗手池和20个厕所。人们拿来毯子和捐献的帐篷――四分之三的晚上在下雨,于是又拿来了油布。整个社区在三四天内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能让人们留下来的原因。”阿尔万说,那些相同的联系也使得人们能够在2月2日,政府的第一次围攻中生存下来。 多年来一直关注阿拉伯世界新旧媒体的吉利安・ 约克(Jillian York)说,线下行动和线上行动主义的共生关系对抗议的推动极端重要。 约克也是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一个在线数字民众自由倡导团体)下的国际言论自由(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项目主管,他说,”这不仅和有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有关,也和有什么样的传统活动人士网络有关。埃及有长期的在线活动人士,他们长期使用这些平台来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平台来实践行动主义。所以,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要往哪里走。” 最著名的是2010年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谋杀案。它推动了网络上的愤怒和组织活动。据说这位年轻人上传了一个亚历山大警察腐败的视频后,被警察谋杀。他的死引起了网络行动主义的大爆发。谷歌公司主管,互联网活动人士瓦埃尔・戈尼姆(Wael Ghonim)创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脸书页面: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一张太平间里萨伊德面目全非的照片像病毒一样疯传,驳倒了警察试图否认谋杀的声明。 根据迪拜政府学院的第二份阿拉伯世界媒体年度报告,在中东地区,1/4的脸书用户是埃及人。报告说,从今年1月到4月――解放广场起义的高峰期――在社交网站上的会员数增加了200万。 而在另一边,利比亚则没有像埃及那么多的脸书用户。居住在开罗的利比亚活动人士塔赫尔 穆罕默德(Taher Mohammed)说,”利比亚的普通人不用脸书。”数据支持了他的说法: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不到5%的利比亚人使用互联网。 穆罕默德补充说,”就是那些使用互联网的人,在革命之前,他们有多少人有胆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活动?” 推特之前的革命 推特和其它社交媒体都是新事物,但是一个时代的主要媒体对推翻政权的动力的重要性,则有着长得多的历史。 赫什伯格说,”现时的媒体在革命中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印刷手册是强大的武器。而当霍梅尼1979年在伊朗重新掌权的时候,他的革命……是通过磁带传播的。我们今天只是有了新的东西。 ” 美国的媒体大亨费尔南多 斯普拉斯(Fernando Espuelas)在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推广聊天室。十年前,在一个通常和数字行动主义没有联系的国家,他偶然见识了早期的社交媒体在政治异议中的角色。那是在阿根廷,他正巧遇见了由比索危机引发的反政府暴乱。 在经济危机影响下,街道一片萧索。”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群人,”他回忆道。”整个互联网上都是大规模的邻里组织……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公众的意见或行为,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看不见的在线交流――聊天室和早期社交媒体的邮件列表――组织的。” 他说,这段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因为跟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拉丁美洲也长期受到残暴的独裁者的控制,而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依靠的是恐吓。网络专家说,当社交媒体变得更加成熟,政府就更加难以维持腐败和暴力所需的大众沉默。 斯普拉斯说,”很难守住秘密,很难让人们不去交流他们看到的东西。因此,最简单的两种压迫工具:沉默和秘密,再也不能起作用了。除非你打算使用最后的工具,像六四事件那样,派坦克去屠杀……人民。” 在天安门抗议发生十多年后(译注:原作此处有误,应该是二十多年),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控制数字空间的力度和控制现实空间的力度一样大。这也使得即使你有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阿拉伯之春式的起义还是不太可能。中国当局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过滤社交网站上敏感的政治新闻和信息。而他们在这一方面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强得多。 “跟埃及或者突尼斯那些反对新技术的政府不同,中国人在理解、监视和操控社交媒体上非常老道,”北京的独立互联网分析师比尔 毕夏普(Bill Bishop)说。 他们也足够精明,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一份由官方的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去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社交网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中国,如果没有高级软件帮助用户翻过审查的”防火墙”的话,你没法打开脸书,推特和YouTube。 但是,在中国4.6亿多网民中,超过一半人在使用那些网站的山寨版,比如新浪微博,一个增强版的推特克隆网站,或者人人网,一个很像脸书的网站。 如此众多的用户在发送如此众多的消息,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严密控制也不能总不让信息泄漏出去,尤其是从中国版的推特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新闻学教授肖强(Xiao Qiang)说,”政治敏感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传播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它和博客有质的不同。” 尽管中国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网络上却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中国政府滥用职权的悲惨故事。当一位内蒙古的牧民被一辆运煤车撞倒并碾死,当地居民开始抗议政府运营的煤矿。审查机器没有能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封杀掉所有提及这些抗议的内容。但是当地政府使用安全部队和并向牧民承诺公正处理,迅速地平息了事态。 而且有时候,一些消息也能漏网。还是在5月,钱明奇在江西向三栋政府大楼投掷炸弹,自己和其它两人被炸身亡。他曾经在他的新浪微博(推特克隆版)账户的最后几条发布内容里,暗示过自己的打算;他早先的发言描述了他因为认为政府对他的房子进行了非法拆毁,而争取政府赔偿,最终无果的为期十年的维权经历。 爆炸赢得了博主和微博用户的大量同情和支持,他们并不把钱明奇看作一个恐怖分子,而是政府不公的受害者。当数百条悼念信息发送到钱明奇的微博账户上之后,新浪关闭了钱的账户。 但是网络同情是一回事,现实世界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毕夏普说,中国人的办法是把后者最小化。”而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最近一轮对中国政治活动人士的逮捕和消失已经比较清楚地表明,中国当局不能容忍在线鼓动往线下的转移。尽管肖强一直认为”革命将会被’博’出来”,但是他也承认,这需要时间。 这是因为互联网审查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唯一障碍。很多中国人觉得,如果要起义,他们个人生活中有太多东西要承担风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流行互联网门户的前主管说,”我自己很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工作。我必须考虑,如果我去抗议,我将失去所有这些,而且还不能保护我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你敢去拦坦克吗?”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实行严密的互联网审查的亚洲国家。在越南,访问脸书的难度众所周知,不过越南政府否认它屏蔽了这个网站。而在缅甸,你仍然几乎不能发出一条短信,更别提发推了。 泰国政府对它所有的媒体严密监控。在去年的泰国暴动期间,脸书用户们实际上放大了社会分化,并对经济阶层的普遍仇视火上浇油。在曼谷负责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Supinya Klangnarong说,在7月选举即将临近的时候,来自农村和穷苦的工人组成的”红衫军”正试图控制旧媒体和新媒体。 与此同时,缅甸的异见人士则在使用泰国的网络连接来跟全球沟通 ,推动民主――当然,缅甸政府也知道这个事实。在过去的一年,由流亡泰国的缅甸人开设的民主网站Irrawaddy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这个组织的编辑Aung Zaw说,这些攻击可能是由缅甸军队和海外的缅甸使馆协同完成的。 正如在埃及和利比亚的例子中发现的,网络干扰可以在有一点上十分有效。在 1月底,埃及威胁全国30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要求它们切断互联网,而在利比亚,现在都还很难上网。但是像比如在叛军的要塞班加西成立的报纸《起义后后的利比亚》,使用他们的卫星连接来跟利比亚的主要网络通信。甚至在Quryna,这家曾经受到卡扎菲控制的报纸内部,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偷偷地使用报纸的卫星,向外国的新闻机构发送消息,而且还在起义最开始的几天在脸书页面上发布内容。 博主谢瓦罗说,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多年的政府审查已经教会了他们使用工具来逃避审查――尽管叙利亚也把在线行动主义看作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从穆巴拉克那里得到了教训:千万别让博主们继续下去。” “手提箱里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技术人员熟知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广播和组织能力的容易程度,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开放技术动议(Open Technology Initiative)一直在发展”网状网络”。在压迫型社会里,在即使没有大量网络连接的情况下,这个技术仍然可以起到交流和组织的作用。 开放技术动议的科技人员乔治华・金(Joshua King)坦承道,”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手提箱。”他说,栅格网络的想法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种网络一度给雅典的所有数字通信提供支持。”即使没有互联网连接,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提供本地服务。” 同时,不仅是政府控制限制了异见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有效性,社交媒体公司自身也起了相同的作用。电子前线基金会的约克说,”我们没有想过这些实际上是私人拥有的空间。它们归社交媒体公司所有,所以我们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个人化的。” 这些公司很容易就能追踪到用户数据――并与政府分享,如果政府要求,或命令它的时候。2005年,雅虎公司承认,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它向政府提供了至少一个人――师涛的用户数据,在师涛发布反政府的批评言论的时候。而雅虎一直否认自己知道师涛的记者身份;师涛最终被判10年监禁。 推特已经说过,在”合法要求”的情况下,它会交出用户数据,但是至少它在这么做之前已经警告过了用户。脸书则坚称它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但是像约克这样的分析师并不相信这个声明。 同时,各种企业自己的内部政策也对未来的网络活动人士造成了其它的困难。比如,脸书要求用户用自己的真名,而且任何用户都可以举报别人可能在使用假名,这对在独裁政权进行活动所需的匿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YouTube禁止用户上传暴力的画面,在利比亚起义的最初几天,很多视频都被移除(这家谷歌公司的网站现在对来自利比亚的视频采取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 当革命只是一条推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技术在联系个体,讲出真话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单单一个推特并不能产生成功的革命。约克说,”成功的在线行动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线下的部分。” 如果埃及的起义不能完全地证明这个道理,那么乌干达的失败行动应该可以。今年春天,数百人走上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街头,抗议上涨的食物和燃料价格,抗议持续了5个多星期。抗议的领导者是在2月的总统竞选中输给了穆萨维(Yoweiri Museveni)的内科医生Kizza Bseigye。抗议者们涌进脸书和推特,以#walk2work为标签不断地发布消息。但是如果在推特上的运动看起来很强大的话,它在现实的街道上却没那么受欢迎。 当时,坎帕拉的一位媒体培训师格蕾丝 纳塔巴洛坐在电脑前,实时地关注并分享着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她说,”我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我跟人们分享我的观点,发布任何我能从脸书上得到的内容。这更像是传播信息,将讨论推向深入,但在现实的层面上,没有人走向街头。” 媒体监控组织Memonet的项目经理Mholes Kalule同意格蕾丝的看法。他说,”社交媒体上的精英,记者们只是相互之间谈论,而不告诉人民。”那些人之间隔着很深的社会鸿沟,想改变他们需要一个比即时通讯更加强有力的催化剂。 而这也揭示了在其它国家,甚至包括部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一些事实。即使在有大量普通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国家里,也不是所有的推文总和运动有关。 “运动只是互联网内容的一部分,对吧?”伊斯梅尔 穆东高乐(Ismail Mutongole)问。”我不用那些东西,我没有任何需要上网联系的人。” 北京的彼得・福特,开罗的莎拉 林奇,坎帕拉的麦克斯 德雷尼,曼谷的西蒙 蒙特雷克,以及一位河内的记者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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