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数字百城”之“数字杭州”—环保篇

… 月在门户网站上设置了专门的 政府信息公开 栏目,以确保杭州市环保局政务信息能够及时的按照要求在门户网站上进行发布,实现杭州市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保障公众的参与和环境 知情权 、参与权和 监督权 ,加强杭州市环保局对外宣传力度,保障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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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富豪会所被叫停 中国社会矛盾得凸显

《纽约时报》记者 Edward Wong: 展品失窃只是故宫本月遭受的第一桩尴尬。也许谁都想不到,故宫会成为推翻共产党的最后阵地。 展品失窃只是故宫本月遭受的第一桩尴尬。(图/法新社) 然而近来网上疯传的图片似乎表明这不无可能。故宫在向公安局赠送的锦旗中误将“捍祖国强盛”写成“撼祖国强盛”,使语义完全相反。如果排除故宫内部的秘密造反团体,这个问题也许仅仅是出自让人头痛的汉语现象:同音字。 很多国内网民嘲笑锦旗制作者不堪的文化水平,新闻媒体则要求故宫方面作出解释。16日,故宫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个简短的道歉声明称,已给予当事人严肃的批评教育,并采取了补救措施。故宫博物院目前正组织全院各部门进行全面整改。 展品遭窃、锦旗出错之外更让故宫难堪的,是建福宫将建富豪会所的传闻。央视名嘴在其微博中的爆料遭到了故宫方面的否认。但有媒体报道,会所开幕式已在此前举行。故宫方面对此作出解释称,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发放所谓入会协议书。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 一条微博简洁明了地勾勒出了故宫的这三桩丑闻:“下属企业未经领导批准出卖会员资格,保卫部未经领导批准印制锦旗,盗贼未经领导批准盗窃展品。” 但人们不能就此低估了故宫的经久影响。澳大利亚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巴荷美(Geremie R. Barmé)在他的一本介绍故宫的书中写道:“尽管建筑本身会在时光中褪色、改变,但那个政治隐秘、规则僵化、手段独裁的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高墙。” 法新社: 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公众不满情绪强烈。因而故宫内部建设富豪会所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轩然大波。故宫方面表示,已经叫停这一做法。 故宫入口。故宫内部建设富豪会所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轩然大波。(图/法新社资料) 故宫先是对传言予以否认,后又发表声明称,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故宫博物院重申,“建福宫花园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环球时报》报道称,“社会富豪”被邀请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展出国宝珍品,保卫人员身着古代士兵服站岗。 当前,中国正在千方百计应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而上亿的中国低收入农民和工人正遭受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有网友批评指出,此举显示出,中国正慢慢回到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时代。一名网友在他的微博中表露了大家的心声:“真是耻辱,他们用公共文化设施谋取私人利益。”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Peter Foster) 英国《每日电报》记者 Peter Foster: 在中国,普通人民为解决吃饭住房问题摸爬滚打,而少部分的精英人士则常常依靠政治关系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乐享其福。有人指出,控制中国的最有权势的500个家族,连带着依附他们的亲友食客,越来越像封建时代的宫廷王室。中国领导人曾公开指出,这样的收入不平等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把建福宫建成富豪会所之事在网络上成为了众矢之的,显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新兴的富豪精英的嫉妒情绪。央视名嘴芮成钢在微博中说,“故宫需要资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募集。全球华人,无论贫富,都会支持的。喜爱中国文化古迹的外国人也会支持的。不必通过这种办法运作。”他在另一条微博发表评论称,“据说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是100万,500个会员就是5亿,够修5个建福宫的。” 网民都站在芮成钢一边,对已经蒙受遭窃耻辱的故宫发难。有网民表示,“故宫建会所是企业所为、锦旗写错别字是保安所为、藏品盗窃是小偷所为。在鼻子下发生的事情会一无所知吗。一句话,官我来做,有问题与我无关。照样渎职、照样不作为。”还有网民评论道,“故宫是全国人民的财富,属于全国人民,怎么能允许利用国家财产谋私利?”(屎蛋/编译) 【 评论 】 既然已经发酵为大众瞩目的公共事件,故宫就要证明自己,将建福宫里的那些事儿毫不保留地抖落出来。清者自清,公众自有公断。这事儿一点都不难,只要按时间顺序,将在建福宫举办过的活动流水账式地晒出来,有影像放影像,有照片亮照片,有台账晾台账,大家还会不信吗?故宫的诸公,都是高端文化人,应该懂得什么是信息公开吧? 如果不敢公开或不愿公开,只是一味矢口否认,对不起,只能引来公众呛声了。现在的故宫,可不再是封建王朝的皇宫禁苑,而是公共文化场所,故宫人千万不要讳莫如深,不合时宜地制造现代版的深宫秘史。如果是那样,民间也只能流传形形色色的建福宫“野史”了。(来源/新华网)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胡润财富榜——年轻,富有而遭嫉恨的中国人    金银珠宝从北京重兵把守的故宫中被盗走    四川地震3周年的多面北川    【译言协作】兔女郎诞生记:花花公子俱乐部口述史    四川大地震3周年 记者笔下的新旧北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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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官方首次承认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图)

筆者按:應該讓農業部發放轉轉基因證書的官員和申請專基因專利之專家以及那些人的家庭吃轉基因食物之特供。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2日12:06 南方周末 本文轉自新浪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5-12/120622451852.shtml ———————————————————————— 内容提要:    过去几年内,中国官方多次进行转基因作物调查,但结论始终保密,此次全国转基因大调研也不例外。东方IC/图   “麻烦”一词已成农民杨成功的口头禅。2010年9月,他向媒体披露当地老鼠基本绝迹,并怀疑这与村子里广泛种植的玉米有关。自此,来自北京和山西省的调查组人员便频频出现在他的面前。   “已经来过四五次了,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杨成功说。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一天,一个由十多辆小车和一辆中巴组成的车队开进了他所在的村庄———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张庆乡杨村,杨成功的“麻烦”又来了。   与以往规模较小的调查组不同,杨成功被告知,这一次来的是由农业部、环保部、科技部和卫生部组成的四部委联合调查组。   杨成功不知道的是,此次他并非唯一的调查对象。在刚刚过去的4 月,山西、黑龙江、吉林、山东、广东等多个省份都迎来了由四部委组成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联合调查组。   这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调研转基因生物安全,亦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承认国内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事实。   神秘的调研   “在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管理层面上,存在管理不够严格等问题,在一些地区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在2011 年4月底召开的“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环保部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王捷处长称。   就在去年两会期间,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时隔一年,中国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终于露开了冰山一角。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此次全国大调研主要针对的是食品安全,系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针对的农作物集中在玉米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   “四部委那个调研我不清楚。”5月4日,一位曾透露这次调研的环保部官员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态度已然转向。当被问及究竟是在哪些地方进行了调研时,该官员答复是,“我不能说这个事。”   在官方设想中,这次规格颇高的联合调研本意静悄悄地进行,并无意让公众知晓。   南方周末记者询问多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以下简称野农转委冶),包括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吴孔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在内的多位“农转委”成员均表示不知情。“农转委”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所研究员刘标是唯一一位承认曾参与过此次调研的“农转委”委员。刘标所参加的调研组赴吉林、黑龙江和山西进行了调研,但对此次调研的主要发现,刘标称现在还不好说,“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不能乱说。”   南方周末记者亦曾致函农业部要求了解关于此次调研的情况,但截至发稿,未见回复。   反“转”派公车上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调研直接源自近期“反转基因”派(以下称反“转”派)的上书。   2009年8月,农业部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颁发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获得安全证书是通向商业化种植的关键一环,这宣告我国将成为第一个对主粮实施转基因的国家。此举迅即引发了反“转”派的强烈反弹。   去年两会期间,百余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称,一批开国元勋的后代亦在近期联名给中央高层写信,要求暂缓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推广种植。   据公开的资料,去年和今年两会期间,任弼时之女任远征曾两次提案关注转基因的食品安全问题。   就在不久前,一位新华社记者撰写的关于转基因水稻不能立即商业化推广的内参再次得到国家高层的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展开调研。据环保部官员披露,来自多位高层的批示下达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已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最近的一次座谈会发生在5月3日上午,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集讨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问题。作为农业系统为数不多的反“转”派,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获邀参加。佟屏亚发现,参会的几乎都是反“转”派,且大多都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专家。据此,他判断这次调研并不在于让挺“转”与反“转”派直接争论,而要聆听各方意见。 事实上,针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问题,反“转”和挺“转”两派一直难得共识。   “农转委”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转基因水稻的评审经过了十一年之久,总体上是安全的。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孙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因为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恰恰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在孙毅看来,大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我们自己不搞转基因大豆,结果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吃转基因大豆,而且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是一个技术,是服务于社会的。”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说,“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的,安全不安全可以评估,但是现在被政治化了。”   “先玉335”再调查   玉米转基因问题是此次四部委调研的核心之一。已经接待多个调查组的杨成功发现,这次他接待的规格最高的调查组问的仍然是同样的问题:反映的情况属实吗?怎么知道“先玉335”是转基因作物?  2010年9月,媒体报道了山西晋中、吉林榆树两地的农民反映大老鼠少了、猪崽死亡率上升等动物异常情况,杨成功等当地农民怀疑这些现象与“先玉335”玉米品种有关,并直指“先玉335”为转基因玉米。   在“先玉335”被怀疑为转基因玉米之后,山西省农业厅、国家农业部都曾组织专人赴杨村等地进行调查,并多次为“先玉335”正名,称其并非转基因作物。   然而,这些声明并未尽释公众疑虑。农业部正名之后,多年来一直研究玉米育种的佟屏亚曾感到庆幸,“假如‘先玉335’真的是转基因玉米,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中国玉米生产形势。据佟屏亚称,2010年“先玉335”种植面积可能在三四千万亩,按亩产500公斤计算,年产量两百亿公斤。   和大多数人一样,关注此事的佟屏亚迄今并未见到详细的检测报告。2011年3月,农业部根据《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推介发布办法》,公布了26 个主推玉米品种,而产量颇高的“先玉335”不在此列,再次引发坊间联想。   参与了山西调研的孙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四部委对“先玉335”再次进行了取样。调研结束十余天后,孙毅曾应邀赴京为调研报告背书。   “三家独立的检测结构对‘先玉335’的检测均未发现有转基因成分,”曾目睹了检测报告的孙毅说,“这是此次四部委山西之行调研的主要结论之一。”   如此看来,这桩“先玉335”是否为转基因的悬案似乎已有定论。然而,多位受访专家预测,这次调研或将仍不公布详细的检测报告。   被雪藏的结论   屡屡被调查,详细检测报告却屡屡不公开,对争议颇多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而言,这样的悬疑已不是第一次。   2010年,农业部曾开展堪称“史上最大”的种子执法专项行动,有超五分之一的种子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业的许可证被注销。根据农业部的总结,这次执法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首次进行转基因检测,并对违规参加区域试验的组合材料和相关单位采取了处罚措施。   然而关于事涉哪些企业、哪些品种、流向如何等进一步的信息,农业部则讳莫如深。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潘文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绿色和平曾经两次致信农业部要求公开涉及水稻和玉米的违规商业化信息,但先是被告知执法活动尚未结束,后被告知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这些违规行为都已经被“内部消化”。2010年12月16日,农业部发布了第1504号公告,清退了27个玉米品种,其中登海3686、中农大236、中农大4号、铁研124等四个品种被知情人士指出系转基因品种。   佟屏亚透露,因为查处的违规玉米涉及农业大学的院士、登海种业的老板,农业部官员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有明说这是转基因。“农业部的官员、农业大学的院士、登海种业的老板,结成了一条稳固的保护链和利益链。”   由于1504号公告预留了一年的缓冲期,2011年春节前后,被指为转基因的玉米种子在东北、河南、广西等地火爆促销,“几百万斤一下子就没了”。此事引发农业部种子管理部门的关注,最后有官员“劝说”登海种业老板停止促销并给农民退货。   而转基因水稻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早在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发放之前,市场就已发现售卖非法转基因水稻。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早在2005 年,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就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评的转基因水稻,并将源头指向了正在研究转Bt基因抗虫水稻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的研究团队。2010 年,该组织的再次调查亦发现,在湖北和湖南等地仍旧存在违法转基因稻种的销售,第三方的检测结果显示,这些转基因稻种的品系为Bt63,正是张启发团队研发的品种。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发现,从2010年至今,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因检测出含有Bt63 等转基因而被拒绝入境或召回的次数已近五十起。   “农转委”委员刘标称,我国棉花已经80%都是转基因抗虫棉,番木瓜也基本上都是抗病毒的转基因品种。水稻和玉米已经获得了安全证书,但是并没有批准商业化生产。现在市场上所有销售的转基因稻种和转基因大米均属违法。   “这些水稻会从天上飞下来吗?”刘标说。在他看来,研发者有责任控制自己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的外流。但目前,无论研发者还是监管者都没能控制转基因作物的非法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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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是公权力的法定义务

信息公开是公权力的法定义务 到今年5月1日,我国第一个旨在规范政府权力公开的国家行政层面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步履蹒跚地走过了三个年头。     1766年,瑞典制定《出版自由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公权力信息必须向公众公开。在此后的300多年时间内,随着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防范公权力黑箱运作,确保公众知情权,进而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信息公开就成为宪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并由此构成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200年后的1966年,美国《信息自由法》诞生。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早在1787年就已经制定出一部伟大的宪法的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却经历了激烈的博弈。向来喜欢张扬、被媒体描述为“喜欢在签署法案时将签字笔送人”的时任总统约翰逊,在自己的家中甚为不爽地签署了法案。     作为庞大的公权力体系中的行政分支,约翰逊在《信息自由法》的法案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后,首先就意味着本已经有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强大后盾的新闻媒体,可以更加自由地进入自己的办公室翻箱倒柜,将政府权力运作过程中不愿或者不敢示人的东西公之于众,也更意味着权力寻租的空间骤然缩小。     毫无疑问,没有哪一个官员发自内心地愿意将自己手中的所有权力置于众目之下,这当然源于一个经典的政治学理论——政府不是由天使组成的,他们不仅具有一般人性的恶,而且面对手中的权力,贪婪是不可避免的。惟其如此,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制度的约束,最大限度地防范权力之恶。     另一方面,当人类脱离权力世袭等专制的政治模式后,在人民主权的条件上,所有的公共权力都是授权行为,而获得授权的官员及其组成的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无条件地接受授权人的监督。     既然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前提是这个权力的运作过程必须是透明的,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将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人民有权了解这些信息,进而据此做出判断,这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朴素道理。     可见,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公开权力运作的过程和结果,不是政府向人民提供的恩赐,而是一项法定的义务。一如美国加州《知情权法》所言:“本州人民并没有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机构。人民在授权时,并没有授权他们的公仆决定人民适宜于了解何种情况,不宜了解何种情况。人民坚持有权了解实情,这样他们才可以对他们建立的机构保持控制。”     翻开我们的宪法,人民主权同样是毫不含糊的政治原则,它既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正是体现了我们所宣扬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这个从1949年才逐步建立稳定的现代政治制度的新生的国家而言,涉及权力公开的制度仍显得稚嫩,并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基本的法律对权力公开进行规范。即便我们在三年前有了一部初步的属于行政法规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且各地政府先后建立了众多的类似制度,信息公开依旧是形式大于内容,人民依法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尚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政府部门并没有因为国务院的这部行政法规而感受到现实的压力。    纵观《条例》实施三年来的情况,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行政部门主动自我规范的行为,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它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条例》本身的不完善外,作为行政法规,只能规制行政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还处于制度缺位状态。而位阶太低是它的另一大致命缺憾,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习惯性”不透明,以及《保密法》、《档案法》、甚至红头文件等,以“保密”为名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潜规则。    鉴于上述情况,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将制定信息公开法列入立法计划,从而使《条例》从行政法规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法律。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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