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杨鸣宇：民意能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吗？
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政策过程的参与者正变得越来越多元。但对普通市民而言，他们仍然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民意究竟是否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产生？这些问题在学界一直未能形成共识。
一些学者转而尝试在一些政策子领域寻找证据，比如外交政策。最近，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系的王建伟教授和博士生Xiaojie Wang在《当代中国》上发文，他们认为，民意确实能影响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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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大政府”让干部子女经商更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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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中国经济究竟比印度领先多少？
□“政见”观察员 王韬 © Peter Schrank 中国和印度值得一比，不过长期以来，国内主流舆论和政策界对印度的关注有限，公众对印度也多停留在贫穷、基础设施差、软件业发达等一些粗浅的印象上。很多人都不认为印度经济短期内会超越中国。 但两国之间到底差多少？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两项研究，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作了对比。研究显示，中国虽然在大多数指标上的表现的确优于印度，但两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并不显著，而是存在很多共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相继崛起，位列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列。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也表现不俗，先于发达经济体实现复苏，重回快速增长轨道。印度经济虽然在最近再次震荡，增速大幅放缓，但从更长的历史看，印度经济还是保持了高速增长。 增长动力：中国持续高速投资的利弊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何处？ 衡量描述经济发展来源的模型有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是梭罗经济增长模型。按照这一模型，经济学家Barry Bosworth和Susan M. Collins将中印两国劳动生产率（而非GDP）的提高分解为三个因素的作用，分别是资本深化、教育水平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本深化就是增加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数量，教育水平则用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则综合反映了经济生产效率，或者理解为要素的使用效率。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有关印度的经济改革的年限有争议，但大多观点指向1993年。以此作为标准，上述研究不仅关注了1978-2004整个时间段，还分别对1978-1993和1993-2004两段时间做了研究。 整体而言，两国在26年间的经济增速都很快。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9.3%，印度经济比中国慢，但平均增速也达5.4％，而且在第二个时间段明显提速。两国就业率在三十年内都稳步提升，增速均为2%。 经济增速的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上述研究发现，中印在教育水平（或者说人力资本提升）的速度方面差别不大。而在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两方面，中国都有绝对的优势，在第二个阶段进一步提速，人均资本增速从2.4%增长到4.2%，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3.5％提高至3.9%。相比之下，印度虽然在九十年代初的改革之后有明显加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2.3%，超过东亚其他国家，却远不及中国。 此前的很多研究也都证明，中国经济通过提升效率带来了增长红利，这源自广泛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但是，两国在投资速度上面的差别则凸显出各自的结构性问题。持续高速的投资的确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过分依赖投资也成为中国增长模式的最大风险。相比之下，印度则投资不足，年平均增速只有1.3%，低于东亚诸国。 产业结构：印度跳过制造业的后果 通常情况下，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结构转型是从农业至制造业，再到服务业。这一转变不仅引起产业部门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变化，还伴随着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部门间转移。中国就基本遵循了这一路径，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78年的28%降到2004年的9%。制造业大幅增长，服务业比重上升，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总劳动人数的比重到50%以下。 印度则走了不同的道路，跳过制造业，直接跨到了服务业。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50%，但是印度的优势——软件业等不是劳动力密集型，加上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很高，劳动力无法大量转移至服务业，能吸收劳动力的的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却增速缓慢，远不及中国。这导致的后果是：直至目前，印度超过一半的人口仍然在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而印度的传统强项服务业与中国相比的优势也开始缩小。自2004年起，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已超过印度。 中国经济更早起飞，也可能更早减速 无论从增长来源还是产业结构看，中国似乎都绝对领先。但是这些对比中，中印两国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印度经济改革始于1993，中国则始于1978年。若能将开始改革的时间作为起点进行对比，或许有不一样的发现？Manmohan Agarwal和John Whalley两位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论文中做了这样的尝试。 两人发现，在各自经济改革后的二十年间，两国很多关键指标都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比如，两国人均收入的增速自改革后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趋同，出口贸易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变化也开始趋近。有趣的是，在改革实施后的前十年，两国FDI（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很低，到后十年间，中国的FDI比重才迅速攀升，大幅超过印度。因此作者推测，FDI对经济早期起飞的贡献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这些发现当然没有否定中国在整体经济绩效上的优势，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比印度发展更快不仅是因为中国做得更好，也因为中国更早实施改革。其实在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中，与其过分关注印度何时能够超越中国，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体制截然不同的后发经济体在经济起飞路径上的异同之处。 以各自改革起点为锚做对比，是对单一维度的比较研究一项有益的补充。 中国经济更早起飞，也可能更早减速。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在增速、稳定性等指标方面都比诸多新兴市场国家表现更好，但是，那些曾经带来比较优势的因素是否会一直保持下去？其实两项研究已经证明：继续改革才是关键，对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 【参考文献】 Bosworth, Barry, and Susan M. Collins
阅读更多政见｜违宪审查的一种可能：党内设置违宪审查委员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和法规都不能与宪法相冲突。”这是我们初中复习思想政治考试就熟记的一句话。但放眼全球，这一句美丽的口号还没能在哪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究其原因，往往并非立法者不愿遵守宪法，而是因为宪法的条文往往大而空，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在不断改变，而随着立法数量的增加，立法者事先也无法面面俱到考虑现实世界的所有可能。所以一部法律出台后，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权利，也会在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与宪法精神相冲突。 法律界有一句名言：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试想，法律规定了你口袋里的钱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却又同时告诉你，万一你被歹徒抢劫了，你不可以去追歹徒，也不能跟歹徒把钱要回来，甚至不能报警——总之，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追回损失。在这种没有救济方式的窘况面前，法律所规定的神圣不可侵犯还有任何意义吗？ 人人都能理解这种境地的尴尬之处，而这正是中国宪法目前所处的境地——当某部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或者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时，公民无法在任何一个法院提出弥补损失的请求。 违宪审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而存在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着某种方式的违宪审查机制，比如在美国，违宪审查又叫做司法审查，这一权力被最高法院牢牢控制着；而在欧洲一些国家，有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处理这些问题。不管形式如何，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审理，来解决法律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宪法权利或是与宪法规定相冲突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来，违宪审查是中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按照目前的规定，中国的宪法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这也仅仅局限于“解释”宪法，而不是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宪法。中国如何设立违宪审查机制一直是法律界关注的重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白柯（Larry Backer）教授在其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独到观点。 中国学界对于违宪审查机制的讨论有不同观点：有人建议，违宪审查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与目前宪法解释权的机制能互相配合；也有人建议，权力归于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具体案件的审理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此外，还有人建议效仿欧洲一些国家，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作为释宪和审理宪法案件的专门机关。 白柯教授认为，上述三种建议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如果违宪审查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话，难免会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局面；其次，与美国三权分立的机制不同，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并不适合承担解释根本大法的任务。 如此一来，比较合适的路径也许是成立专门的解释宪法的机关，但是这个机关具体要处于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哪个坐标呢？白柯认为，共产党自身是承担这一功能最合适的载体。他解释道，在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是共产党向执政型政党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不断制度化的必然结果。 从政治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党政分开，使得国家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逐步分离。政府、法院等国家机关仅仅承担着行政的功能，可同时中国的宪法不仅仅是国家基本行政制度和公民权利的载体，更是规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载体。在行政权力服从于政治的环境下，让行政机关承担解释宪法的功能会导致政治结构的错位，也会使法律体系包含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作者进一步阐释说，随着党政分开的不断深入，目前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要承担的功能并不仅仅是通过个案来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力和政府的行政权力间扮演协调的角色。同时，共产党自身在向执政型政党的转变中，需要在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不断增强自身制定政策和领导的合法性。违宪审查可以说是法治社会的最高政治权力，将其归于共产党自身，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可以最大程度上符合目前中国的法律和政治的现实。 另一方面，作者观察到，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迟迟无法有实质性突破，根源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在意识形态层面，官方和学者对于违宪审查的理解过于单一，往往下意识地与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制度挂钩，认为违宪审查意味着彻底改变目前的政治制度；第二，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的绝对力量，如何能够在违宪审查机制中找到合适的定位，在常规的思路中往往无法有完善的答案。而如果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则可以避免这样的猜疑和不信任。 白柯教授的观点立足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努力在不突破既有宪法框架的前提下，寻找宪法落地生根的可能。他的观点在过去几年不断受到国内宪法学者的重视，赞美和批评之声皆有。政见团队将于近期采访白柯教授，如果各位读者对于他的研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中提出，我们将选择一些问题在采访时一并提出。 【参考资料】 Backer, L. C
阅读更多政见 | 单身汉的苦恼：婚姻不平等值得关注
□“政见”观察员 王韬 单身汉是乡土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形象，他们经常被赋予的特征是：性格木纳、自卑、封闭，社会地位不高，被人嘲弄取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中，“打光棍”被视作某种程度的生活不幸。 如今，在男女性别比例日益失衡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打光棍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变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几位学者基于中国安徽某县农村地区的实证调查表明：相比于已婚男性，单身汉在情感、社会认可和性行为等多个方面面临更大障碍，其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也与已婚男性明显不同。 该项研究数据来自2008年中国农村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这项调查在安徽某县对分组随机抽样的24个行政村的单身和已婚男性发放问卷，30岁以上的受访男性共523名，其中单身288人，已婚235人。本地计生官员在接受培训后负责调查实施，问卷由受访者独自填写，调查者无法知道填写内容。研究者认为，当地官员作为调查实施者并未破坏调查数据准确性和客观性。 研究结果显示，当地的单身汉与已婚男性在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在居住方式上，一半的单身汉都与父母或兄弟姊妹住在一起，这个比例在已婚男性中只有13.2%。因此，单身汉拥有的隐私更少。 其次，单身汉往往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由于农村妇女择偶“向上看”，经济条件不好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79.2%的单身汉在过去六个月间收入低于1000元，而只有51.9%的已婚男性有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单身汉整体的教育水平也远低于已婚男，11.8%的单身男性为文盲，这一比例在已婚男性中只有1.3%。 “打光棍”不仅要受到外界压力，自身情感和自我认知等方面也存在问题。在该研究中，有72.7%的单身汉都抱怨来自家庭的压力，50%左右的受访者抱怨社会舆论压力。超过半数的单身汉表示感到孤独或者缺乏情感体验，这一状况在不同年龄段没有差异。 单身也极大地影响了性行为。这首先体现在初次性行为的时间和性伴侣数量上。30岁之前，68％的单身汉从来没有性爱经历，已婚男则全部有过性爱经历。到40岁，单身汉的平均性伴侣数量为0.7，远低于已婚男的1.5。 在有过性爱经历的单身汉中，只有七分之一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有女朋友作为性伴侣。由于没有婚姻式的同居和私人住所，他们的性活动次数远少于已婚男性。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五分之一的单身汉曾购买性服务，而另一种替代性行为——自慰也并没有在单身男性中更加普遍（都在40%左右），频率差异也并不显著。在调查前的一月中，单身受访者平均自慰0.6次，已婚男性为0.4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文化约束减少，年轻男性的婚姻外性行为特征有明显变化。40岁以下的单身男性中20%曾与女朋友发生性关系，而在年龄更大的群体中只有8.1%。7%的年轻男性最近一次性经历是与性工作者，年龄更大的群体则只有3.1%。 由此看来，“打光棍”的确对男性观念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同于已婚男性，单身汉只能有限地体验与婚姻相伴随的社会生活，比如抚养孩子、进行性行为等，与此同时，他们也拥有更低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农村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打光棍”无疑是对本已贫穷的生活又一重大打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考虑到涉性问题的特殊性，即便是受访者独自完成问卷，其回答或许仍与真实状况有所出入，进而影响数据的真实性，这是在理解这一研究结果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因素。 该研究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日益加剧的性别失衡。文章认为，截至目前，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对于婚姻的影响仍然较为有限，但这一问题正在不断加剧，“打光棍”不再是个别人生活状况的描述，而是一个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它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我国现有的政策辩论话语中，有关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的议题常常被人提起，不过本文的研究提醒我们：婚姻状况的不平等同样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婚姻状况的不平等会与经济、教育的不平等相互结合，衍生出更多的弱势群体。这一现象值得学界和政府更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Isabelle Attané, Zhang Qunlin, Li Shuzhuo, Yang Xueyan and Christophe Z. Guilmoto (2013). Bachelorhood and Sexuality in a Context of Female Shortag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Rural Anhu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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