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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用结构的溃败与重建

作者: 信力建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曾说:治理之道,诚信而已。孔子也曰过:民无信不立。一旦政府公权力和公信力失去民众最基本的信任度,深刻的社会危机就无法避免。真不幸,国内便遇到了这种尴尬的情况,无论政府部门怎么说,老百姓都不当一回事了,宁愿找非内地检测部门介入,也不相信内地的所谓“权威部门”的“权威说法”,中国无可避免地进入“全民不信任”的社会状态中。 12月21日,贵州茅台酒的民间送检者“水晶皇”网友透露,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工作人员已就茅台塑化剂超标事件上门取证,并将重新送检。“水晶皇”称,下一步将继续投诉,将中能兴业检测出茅台系列酒“汉酱”“习酒”塑化剂超标之事告知香港卫生署。 享誉国内的特供酒,还是难过质量关,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茅台的辩解、行业协会专业的澄清,招致的却是一片骂声呢?这个关乎“信任”的社会架构又是如何被逐步瓦解的呢? 随着商业时代的全盛来临,市场的自由化似乎被扭曲了,除了公权力的大举干预之外,市场的规则可以说一团糟。在“自由市场”的华丽伪装下,一切都成了商品,可以待价而沽。从产品,到道德,到规则,金钱利益冲破了整个社会赖以维持的价值底线。国人刚从农耕社会迅速进入商业社会,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市场道德和规则意识,导致国人无视其他,直奔利益。因此,屡屡被曝光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就一度让老百姓对“商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血液”的幻想破灭,商家彻底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 倘若道德约束已经失灵,商家没有信用可言,这时就需要第三方(比如行业协会、专家群体)提供专业的释疑解说。然而,遗憾的是在本次塑化剂事件中,中国酒业协会其实早在去年6月就已经获知白酒普遍含有塑化剂,但是除了在内部提了一下外,并却未将相关情况公诸于众。某些内部专家甚至豪言:“塑化剂剧毒致癌是谣言,喝一升超标酒都不会被塑化剂毒倒”。近年来,专家们的“雷人雷语”不为老百姓指点迷津,反而为作恶企业站台遮丑,为一点私利不仅赔上了自己的信誉,还搭上了整个专家群体的权威性,得不偿失。而作为监督者、管理者的政府部门,不但没有及时将作恶者绳之于法,还处处偏袒,漠视民意,司法机关被既得利益者操弄,导致完全失灵,恶行不彰,政府信用已被过度透支,随着司法作为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溃败,也同时扑灭了作为消费者的最后一道希望。 因此,当信任逐渐成为一种正常和理性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下,商家和专家不再被信任,连政府部门也靠不住了,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结构体系也就崩盘了,老百姓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自卫”,以求得安全生存。 社会学家卢曼在《信任》一书中曾说:信任总是与关键性的抉择有关,背信弃义所造成的损害,大于从被证明为适当的信任表示中将要获得的益处。信任与不信任是累积性的,对受信任者的熟悉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狼来了”的小男孩过度消费信任度最终损失惨重,也正如商家、专家、政府目前遇到的困境。 这种困境的解决方式,除了厉行严格的法律规则和重建透明的监督体系之外,别无他法。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法律对“背信者”进行严厉的制裁,确保司法公正,让“背信者”不得不考虑“背信弃义”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促其守法诚信,挽回民众对政府对司法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支持更多的新闻媒体介入形成社会监督压力,对不作为的政府部门和不良商家进行曝光,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协助司法取证,才能有效地杜绝商家造假售假的蔓延。香港的质检之所以受到内地民众的信任,也正是因为香港司法独立,不受既得利益者干预,也有不受行政部门管辖的、独立公开的传媒舆论力量,公正的法律和监督很好地弥补了道德不足以约束人性的缺陷。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因此,政府应该痛下决心,解决信任式微带来的社会危机。 话说回来,如果政府能用整治网络的决心和审查新闻的力度去处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那该多好啊! (本文发表于2012.12.28《时代周报》,刊登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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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共党报称将“努力讲真话” 遭网民质疑讥讽

进入2013年,中国大陆多家中央级官方媒体改版或改变栏目风格。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表示,将在新的一年努力说真话,遭网民质疑讥讽。有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官方媒体能讲真话的可能性,并不表乐观。 2013年元旦,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其官方微博上宣布:2013年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要让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亲和力感染力,更有可读性可视性,实实在在服务读者。这个宣言,受到很多中国网民的质疑和讽刺。有网民表示,党报表示在新的一年努力说真话,意意味着过去总是说假话,而说真话还需要努力。这只能表现中国官方媒体的悲哀。有网民贴出五十年代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的亩产三万斤图片,证明这份报纸过去的“真话记录”并不好。 北京某报编辑刘先生有同样的看法。 除《人民日报》外,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也在新年首日对节目风格作出了改变。广东《南方日报》报道说,焦点访谈元旦播出的两个话题都和民生相关,新主持人站着主持节目,还插进了相声和动画画面,显得比较轻松和亲民。节目播出之后,微博上有几千网民转发了赞扬的声音。 不过,刘先生认为,这种风格上的技术性改动,无法改变民众总体上不信任官媒的局面。他认为,央视也好,《人民日报》也好,想要说真话恐怕不容易。 刘先生也认为,在中国,新闻媒体讲真话需要记者编辑拼大胆。目前旅居加拿大的新闻工作者姜维平,曾因为揭露薄熙来在大连执政时的贪腐舞弊行为而被判刑。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中国大陆的媒体想要说真话,不能仅靠媒体人胆子大,还必须依靠制度保障。 姜维平认为,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提出要讲真话、说实话,对中国官方媒体是一种促进,但真实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北京的刘先生则认为,中国媒体不说真话的实际责任不在媒体本身和新闻工作者,改变起来其实也并不困难。 刘先生认为,近期内,中共党管新闻和舆论的政策不可能改变,因此官方媒体或许会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接近读者和观众。但要成为真正的新闻媒体,发挥对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监督作用,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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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马来西亚网络媒体挑战内政部获胜

马来西亚法庭裁决政府拒绝发出版准证给网络媒体是不合理的,政府将研究是否要提出上诉。 马来西亚著名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向内政部申请出版报章准证,遭到拒绝。《当今大马》申请司法审核,结果法庭裁决这家获奖无数的网络媒体胜诉。律师认为,这是一宗具有历史意义的标杆性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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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北京的紧张

 2012年 3月 23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北京的紧张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谣传使国际媒体记者们闻风而动忙碌起来。在证实那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谣传之后,国际媒体记者们这几天又进入了另一种忙碌。 他们现在忙的是对他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分析、解说为什么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会出现军事政变的谣传,为什么这种谣传会让千百万中国人尖起耳朵倾听小道消息,瞪起眼睛搜索官方禁闻,为什么会让中国最高领导层寝食不安。 *谣言或离谱,紧张很真实* 中国很大,很复杂。中国不但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拥有错综如蛛网、保密如罐头、偶尔露峥嵘的政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薄熙来的突然遭解职及其在公众场合的消失,以及北京政变谣传的出现,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政治的厚密难测。 如何用七八百或千把字的有限篇幅大致不差地把中国的大致面貌、尤其是把过去一个多星期来跌宕起伏得令人头晕目眩的中国政情对不熟悉中国或中国政治的读者说个清楚,这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个超严峻的挑战,美国西部大报《 洛杉矶时报 》驻北京记者巴巴拉·德米克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导中进行了奋力拼搏的尝试。她的报导的题目是,“中国的政变谣传或许荒唐离谱,但紧张的形势却实实在在。”她的报导的头两段是: “上个星期中共一位很有权力的市委书记被解职,其余震依然在摇撼中国。这种余震将一种动荡的成分注入了中国政府先前期望大力展示的政治稳定之中。 “本星期,中国国营媒体报导说,来自司法公安部门的3300名中共党员干部将被送到北京接受意识形态再培训。这一命令本身就够不同寻常的了。但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一官方报导没有提中国主管司法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召集这次培训会的就是政法委。” *中共高层骑虎难下* 德米克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个星期四被解职之后北京所呈现出来的紧张气氛,但她首先点出了当今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公安司法部门总管周永康。 中国太复杂,中国政治太复杂。即使是薄熙来这一件事,说起来也是头绪繁多。在这里,我们只好借用中国传统说书人的传统说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先说薄熙来,再说周永康。 却说北京(以及当今中国)目前的紧张气氛的来源是薄熙来被突然解职的事件。薄熙来不就是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吗。就算是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北京又有什么好紧张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显然,这些问题是报导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挑战,不得不跨越的又一道高坎。在星期五发表的报导中,英国《 金融时报 》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试图通过描写北京的街景,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中国最高领导层为什么在解除薄熙来职务之后如此紧张。 吉密欧首先讲述了薄熙来在被解职之后立即销声匿迹,他试图到薄熙来在北京的住所探访、采访薄熙来或其家人,结果吃了看守住所的军人或武警不客气的闭门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在薄熙来住所附近试图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攀谈: “在被问到他如何看薄熙来住在这样一个大豪宅里、周围却是相对破烂的住房的时候,这位工人说,薄熙来作为一个中共高干,中共元老、毛泽东闹革命时的同事薄一波的儿子,有权住这样的房子。 “他说,‘在重庆他做了不少好事,尤其是打黑。’ “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就在这里。在多年来的宣传把薄熙来描绘为一个打击犯罪、不说废话、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之后,中共如今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要被解除职务,而且可能已被拘禁。 “自中国 皇朝 时代以来,尤其是自共产党王朝建立以来,中国政坛时常出现达官贵人今天被捧上天、明天给摔下地的例子。不过,中国已经至少有20年没有见到薄熙来级别的官员遭到如此清洗的事情了。” *中共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英语里有所谓的“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ing silence)的说法。薄熙来被解职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情的发展,给这种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在薄熙来被解职(官方的说法是“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过后,中国官方还是迟迟没有拿出一个解释,对中国公众说明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如此不留情面地将他解职。 但是,薄熙来在中国国内的左派和毛派支持者在他被解职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抢先提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这就是薄熙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将他如此解职实际上等于是“反革命政变。”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反革命政变”这种说法相当于号召中国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左派和毛派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假如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他期望并向相信中国人民和军队会重新进行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中国当局负责媒体控制的当局明白这种说法的严重性。因此,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提供讲坛的网络电视节目据报导被随即叫停。 然而,中共高层对薄熙来为什么被解职一事所保持的震耳欲聋的沉默依然在继续。这种沉默明显地让通常总是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 》感到难受和心慌。 于是,《环球时报》星期四做了一件非同寻常、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就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庆调整后的中国社会理性”的社论,对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长时间失声沉默提出了正面的进谏,间接的批评、直接的抱怨: “实际上全社会都在等待党中央的进一步权威声音。…我们也希望一些结论的形成能更快些。权威声音来得越快,社会就越清晰,公众也越踏实。在一些时候,速度的意义远远超过速度本身。” 显然,《环球时报》认为,中共党中央的动作太慢了,慢得不可理喻,慢得让全社会感到焦急,焦躁,困惑,悬心。 *中共当局的紧张忙碌* 在《环球时报》社论的写手看来,中共党中央的动作或许太慢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共党中央的动作也是飞快的。 日本主要报纸《 朝日新闻 》星期五发表报导说,中共中央在薄熙来被解职的第二天就采取了大行动。该报导的题目是:“中国当局指令加强网络舆论监控,严控重庆事件信息。”报导说: “本报获悉,中共向党内各部门发出6条内部通知,要求对领导层保持忠诚。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中共党内发生的动摇和反弹扩散。这一不同寻常的指令是就此而发的。指令还要求加强网络舆论监控。” 《 朝日 新闻》在这里所说的是被泄漏出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发出的“ 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 。”该通报解释了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馆试图寻求庇护的原因(他担心在薄熙来手下有生命危险),并说(中共)中央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要力办六件事情,其中之一是: “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导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 *“文革”的气氛再降临* 3月13日,在中国人大年会闭幕时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以严厉的措辞不点名地批评了先前被广泛认为大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从而揭开了接下来一个星期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剧的序幕。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要警惕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让经历过“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依然有记忆的人恍如重返“文革”氛围之中。 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又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仔细关注官方新闻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领导人的名字或画面,哪些领导人没有出现,并由此猜测那些没有出现的领导人是否遇到了政治麻烦,遇到了什么样的、多大的政治麻烦。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安司法总管周永康如今就受到了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如此这般的关注。在本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周永康在薄熙来被解职之前的几天,还高调表示赞扬和支持薄熙来。 *再说周永康* 星期四,中国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政法部门总管周永康难以解释地没有出席,立即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因为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有谣传说,被认为是薄熙来亲密盟友的周永康在北京策动了针对中共最高层一些领导人的政变。 中国官方的 新华社 星期五发出电讯说,“周永康致信(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前政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新华社这则电讯出现的时机,导致许多人认为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反倒暗示周永康很可能出了问题。 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有关高层政治的新闻受到严密控制。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消息不能进行任何报导。于是,有关的揣测传闻满天飞,在互联网上四处窜,如 “自本周一晚传中南海‘政变’后,周永康一直没有在媒体亮相,而政治局九常委中,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和李长春已相继亮相,另贾庆林、吴邦国、贺国强未现身。” 这样的传闻及其所陈述或暗示的道理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但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逻辑问题。例如,贺国强被普遍认为是现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同盟。贺国强没有亮相说明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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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 中国:中国政府不应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

目前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安全人员更加应该克制,不要过度使用武力。采取侵犯人权、加剧人们愤懑不平的措施,是不可能让中国‘恢复秩序’的。相反的,还将适得其反,加剧、延长这个正在发生的悲惨恶性循环。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2012年1月27日)-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立即调查中国安全人员对藏族示威者开枪事件,开放藏区给国际观察员进入,并与藏族代表接触,解决藏人不满的问题以及恶化的暴力状况。 中国安全人员于1月23日和24日对示威者开枪,至少两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新华社报导说,1月23日炉霍县(藏语“霍尔″)爆发抗议后,一名示威者云丹(Norpa Yonten)被击毙。另一名示威者则是在色达县1月24日进行抗议时,被警方开枪射死。 炉霍县及色达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那里及周边地区在近几个月的抗议及自焚事件不断增长,紧张局势随着升级。由于中国政府在区内实施严密保安措施,上述事件的始末、抗议的性质、受伤和被拘留人数等细节难以核实。据一些流亡海外的西藏团体报导,可能还有另外八人死于炉霍及色达事件。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目前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安全人员更加应该克制,不要过度使用武力。采取侵犯人权、加剧人们愤懑不平的措施,是不可能让中国‘恢复秩序’的。相反的,还将适得其反,加剧、延长这个正在发生的悲惨恶性循环。” 示威者呼吁当局终止对宗教的压制,给予更多自由,让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区内的一些藏人为了向自焚的示威者致敬,回避参加欢庆农历新年的佳节活动。 据新华社报导,炉霍一群人“手持棍棒、石块、刀具、汽油瓶等器械,冲击城关派出所”后, 以及在“劝说(色达示威者)和使用非杀伤性警械无效后”,两县的警方便使用武力自卫、恢复秩序。报导还说,14名警员在色达事件中受伤。这些官方说法均受到流亡西藏团体的反驳。即使抗议陷入暴力,国际法限定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为保护人身安全或为逮捕暴力犯罪者,政府方可使用武力。 人权观察指出,藏区的抗议事件数量似乎正急剧上升,藏族人口居多的四川和青海省份本周也报导发生了抗议事件。1月14日四川阿坝州安多寺僧人洛桑嘉央(Lobsang Jamyang)自焚后,约有700名藏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1月18至24日期间,色达县发生另外三起抗议事件,果洛州班玛县于1月18日亦有一起。 几百名藏人于1月23日集会参加祈福法会,悼念在阿坝州及周边地区自焚死亡的人士;并举行两起大规模的游行,其中一起遭警方镇压,造成几十个人被逮捕。据报导,多达一千人当天也在马尔康县附近的Tsodun 寺举行守夜祈祷,显然也是悼念自焚身亡者。 自2011年3月以来,已有16名藏族僧侣、尼姑(含已还俗者)自焚了,2012年1月就发生四起事件。其中12人已伤势严重身亡。大部分的自焚事件发生在四川西部,但2011年12月1日西藏自治区也发生自焚事件,2012年1月8日自焚事件扩及青海省。(附录载列了抗议事件及地点信息。) 参加自焚抗议身亡者葬礼的人数众多,表示当地人对他们的支持与日俱增。四川 道孚 县自焚身亡的尼姑班丹曲措(Palden Choetso)的葬礼于2011年11月3日举行,据视频显示当天有多达数千名藏人参加葬礼。洛桑嘉央1月14日自焚事件引发了抗议,是因为几百名当地藏人要阻止安全人员取走他的遗体。 1月8日,一名40多岁的高僧索囊旺杰(Sonam Wangyal ,又称Nyage Sonamdrugyu、喇嘛索巴、索巴朱古)在青海省果洛州自焚,其后多达2000名藏人进行抗议要求领取遗体,几天后一群藏人为参加其葬礼再次举行抗议。果洛州的抗议事件并无伤亡。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立即调查中国安全人员因应抗议事件的做法,还应开放藏区给国际媒体和观察员进入,包括联合国报告员。此外,中国政府应当派出高层官员与藏族代表进行直接接触,解决导致自焚事件的民怨与不满以及日益加剧的暴力事件。 “抗议事件和自焚事件与日俱增,还扩及其他地区。对于藏人不满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必须认真讨论,”理查森说。“习近平副主席下个月访问美国时,奥巴马应当重视这一问题,敦促中国政府自我克制,建立真正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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