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熊伟既是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韩福东 摄 3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时分。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月份，近5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带上建议和提案稿云集北京，其背后则活跃着一批民间人士的身影。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本报记者 崔烜特 约记者 赵淑菊 发自北京 从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至今，这已是陆军持续第九年关注全国两会议案提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两会关注者。作为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会撰写一些提案，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到两会上。 3月2日，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一共撰写了4个提案建议稿，如《关于在就业歧视案件中对损害赔偿进行量化的建议》等，尽管涉及的领域不同，但大都与弱势群体有关。 在近5000名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背后，活跃着一批像陆军这样的民间人士。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编外人大代表” 当益仁平中心的员工忙着处理有关提案的事情之时，3月7日晚，北京圆明园附近一间堆满书架的出租平房里，刚刚参加完一个有关“微博打拐”电视辩论节目的熊伟，陷入了沉思。“我怎样才能把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建议案再改一改，免得落入微博打拐的窠臼呢？”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他自言自语道。 两天后，这位2005年成立的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又告诉记者，他在今年要提交的《建议在新闻联播中插播普法公益广告》的建议稿中补充了一部分，重点强调“例如传播《刑法》四十一条”的新内容。 对熊伟，湖北省的人大代表有一昵称—“编外人大代表”。 1999年3月，当时还是《湖北经济报》记者的熊伟，跟着湖北人大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代表团驻地湖北大厦附近租下了一间地下室。整个全国两会期间，他每天都去找代表，希望他们帮忙递交自己撰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份历时五年撰写修改的“万言书”里提出了20多条建议，比如“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建议中纪委在全国设立办事处”、“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威胁”等，政治史专业毕业的他很“幼稚”地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到国家政策。 熊伟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注意。3月7日他回忆，当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径直询问他来京“骚扰”代表的用意。 “国家大事嘛，我就是关心一下。”他如此回复。 熊伟说，他之所以选择人大代表这一沟通渠道，源于之前的挫折。1994年开始，他共4次向北京有关部门寄出《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文，要求转交某位领导人，但始终杳无音讯。这让他非常恼火：“就算我的建议是错的，也该给我个回复。”于是他又追加了一封挂号信，并在信中写道：“按照规定，你们应当给出回复，我现在再寄一份，如果再收不到回复，我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很快，熊伟收到了国家信访局回信：“有关建议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办理。”但此信之后依旧没有下文。 “我当时想，人大代表每年两会都会递交议案，何不找他们帮忙呢？”熊伟说。这一年是1998年，记者熊伟就此开始了他的公民参与立法之路。他经常从公开报道中寻找人大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向工作单位询问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寄上他的意见书。 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湖北人大办公室一位处长的介绍下，熊伟见到了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民代表梁建国。两人似乎有点投缘。“梁建国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为了上访，也不是要谋求什么利益，只是对国家提出建议，建议的内容也很好，可以帮一下他。”熊伟回忆说，梁建国后来帮他递交了意见书。 与全国人大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不愉快。在湖北大厦，有人就曾自称“记者”，质问熊伟到处找人想干什么，并要求他离去。“我一看就知道是驻京办的人。我就跟他说，作为公民，我有权向代表反映意见。”熊伟说。 虽然屡遭冷眼，但在几次见面后，熊伟逐渐跟许多代表熟悉起来，这些代表有时还会介绍别的代表给他认识。 “我记得九届人大里面来自基层代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他们都很愿意倾听来自下面的声音。”熊伟后来将重点放在了那些“非官员代表”身上，主动跟他们交朋友。 在代表们的提醒下，熊伟才意识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与正式的人大建议案相差甚远，内容过于庞杂，论证也不够充分，并且不符合建议案的文体格式。于是他将意见书拆分为20多条建议，加以补充完整，每年拿着这些建议案寻找人大代表的签名。因为经常扎在代表堆里，湖北人大代表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编外人大代表”。 熊伟至今对梁建国无法忘怀。“从1999年到2002年，我通过他总共递交了三四十件建议案。”他说。但令他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数年前他就与现年近70岁的梁建国失去了联系。 “草根”游说立法 在熊伟的记忆中，2002年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案，真正令他触摸到了游说代表成功的感觉。 当年6月，身为记者的熊伟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调查一起村民选举纠纷案，事件中当地公安局以“非法拘禁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抓捕村民，100多名村民被迫流散外地。 同类事件在熊伟的记者工作生涯中时常遇到。“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漏洞，希望能推动这部法律的修改完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在时任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下开始全国试行，1998年才得以作为正式法律颁布。强大的阻力让这部法律在许多方面难以施行。 熊伟希望能针对村委会选举问题制定一部真正完善的村委会选举法。结合自身之前接触到的一些个案，他以公民的身份起草了12章2万多字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人大代表梁建国在当年12月领衔向人大常委会递交了这份议案，共有31名代表在议案中签字支持。 2003年，人大换届。熊伟回忆，在十届一次人大会议上，熊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第二稿征集到了155位代表的签名，共有5个代表团提出议案；2007年，签名支持的代表人数甚至达到了1000人。 “根据人大的规定，代表自己递交的只能叫‘建议案’，要形成‘议案’必须要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支持，但人大代表一般只在自己的代表团内寻求联名，每个代表团基本是一百人左右，所以提交议案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熊伟介绍说。 但说服代表签名的工作并非由熊伟来完成。一般而言，熊伟会在每个代表团中寻找一位代表作为议案发起人，再由这位代表在团内寻找签名支持，最终形成议案。 “要说服代表领衔发起议案其实是很难的，他们会考虑到风险的问题，怕别人说自己爱出风头，所以往往特别谨慎。也有一些代表在允诺后又反悔了，这个议案也就做不成。当然，要代表签名支持相对简单一些，只需签名就可以，不需做太多的调研修改工作。”熊伟说，与他合作的代表一般会对熊伟提供的稿子进行仔细审定，也会根据情况作出改动，同一个议题，议案的内文常常不一样，这样也能避免议案审议者产生顾虑。 人大代表周洪宇在2005年也曾提出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建议案，并在附件中也加入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与熊伟提供的稿子基本一致。 如果说熊伟的参与方式是通过人际关系的话，以陆军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则更多是以提案的专业性来说服对方。他和一些志愿者每年都会试着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子邮箱寄出他们所写的提案材料，每年集中在3-5个议题上面，往往都会有人回复，承诺在两会上提出。 “我们主要把目标锁定在政协委员上面，因为他们提交提案相对容易，只需要个人认可就可以，而人大代表则需要联名才能成为议案，这很难做到。”陆军联系的政协委员主要是大学教师，并通过与学生志愿者合作来寻找他们的老师。 雷闯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者。从2009年开始，当时还在读本科的雷闯通过搜索论文的方式找到了大量两会代表留下的有效邮箱，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两会人大代表的联系数据库。在陆军和雷闯眼里，这显然比当初发动志愿者去找电话的方式更为有效。 联合其他民间组织也是一个相当便捷的办法。“广东汉达康福协会的理事张萍今年在看到《关于在公务员系统中落实残疾人就业、提高统残疾人比例的建议》的提案后非常感兴趣，就跟我们说要一起做这个事情，她立即取得了跟她相熟的政协委员朱征夫的同意，就非常顺利了。”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NGO领域内并不乏类似陆军这样的成功例子。自然之友一直都通过已故的梁从诫先生或会员提交环保议案，今年他们最终通过微博私信联系上全国政协委员盛连喜，将“小南海”问题形成了两会提案。而据国内最大的微博站点新浪微博统计，截至3月9日15时，共有全国两会代表、委员373人开通了新浪微博，其中代表164人，委员209人。通过微博，普通公民与两会代表接近了关系。 “以往NGO主要是对它的上属机关或它自己的领域发出声音，因为这样相对而言比较熟悉。显然，现在NGO已经注意到这一渠道的重要性了，很注意去联系两会代表，通过两会来表达，更能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分析道。 三角同盟 在2003年，当益仁平中心的陆军开始主动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反乙肝歧视提案之时，同样是在十届人大会议上，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熊伟起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征集到了155位人大代表的签名，首次成为两会中的议案。也正是在这一年的9月，湖北省人大代表周洪宇创建了一个名为“洪宇在线”的网站，其后被媒体称为“首个全国人大代表议政型个人网站”，通过网络，周洪宇开始了与民间人士的建议案合作。 九年之后，他们失去了一位共同的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一个公民立法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合作者。代表、学者、民间团体、个体公民，虽然诉求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动共同构筑了一条公民参与立法之路。 “凡事总需要有人来做，公众参与立法，除了公众立法听证的形式，公众在立法的提案权上能发挥作用，也未尝不可。”蔡定剑教授曾这样评价公民参与立法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村组法》起草工作的蔡定剑很早就注意到了熊伟等人的努力，在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草案研讨会上，作为主持人的蔡定剑还曾力邀并非法学学者的熊伟参与讨论。 周洪宇对蔡定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曾经在反就业歧视立法方面的合作。2004-2007年间，蔡定剑、周洪宇、陆军分别作为学者、人大代表、民间力量结成了一个“三角合作”的关系。 “2003年，蔡定剑还在人大任职，他到武汉大学去讲学的时候就主动联系到我，说特别希望有人大代表关注这个问题。”周洪宇回忆。蔡定剑在2003年底离开了人大秘书局，与周洪宇的合作都是以公民的身份。 2004年，在蔡定剑的鼓励下，周洪宇正式提出了要推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并在网站发帖，称希望网友将意见提供到他的“洪宇在线”信箱。 这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正在积极联络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陆军等人的注意。作为国内知名乙肝维权网站“肝胆相照”论坛的版主，2003年他曾积极地在各大网站发布《呼吁尽快出台乙肝及携带者工作权益保障法》，引起了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注意，并在当年做了相关的提案。其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表达渠道的作用。 陆军试着向“洪宇在线”发出了他们写的建议稿。三天后，周洪宇在网上发帖回应，“准备把保护乙肝携带者的权益问题带到两会上去，提出尽快制定《反入学、就业歧视法》的建议。” 从2004-2007年，周洪宇连续四年提交了关于反乙肝歧视内容的建议案，并在建议案的最后署上了“代表助理”陆军的名字。 合作之路待拓宽 “这几年草根民间组织希望参与两会议题的意愿高起来了，很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一些场合碰到我的时候都希望我帮忙联系代表提交建议。”除了以公民个人身份参与立法，熊伟近几年逐渐成为了代表和媒体、民间力量之间的桥梁。 然而，热情能化为行动的依然罕见。熊伟说，最终通过他向两会代表提交正式材料的民间组织依然为零。 “虽然在2007年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就提出过‘按照法定的立法程序，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但至今还没有相关的章程。不仅以官员、企业家为主的大部分两会代表尚不理解这种行为，民间组织和公民也有很重的怀疑情绪。”熊伟说道。 事实上，熊伟这样的参与方式基本无法复制，早已不再从事媒体工作的他每年的收入来源是受捐赠资金，而主要支出花在与人大代表的联络上，至今他还在为出版《公民参与立法指南》的资金感到发愁。 但这并没有动摇熊伟的参政决心。经过多年锻炼，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与真正的人大代表区别不大，从今年开始，他将着手准备参加北京的区人大代表竞选，亲身体验立法的过程。 “游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政府、代表、人民三个主体之间沟通，而不一定是直接解决什么问题，沟通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只要能沟通，接下来就好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强调说。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时代周报 第119期 在近期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学术期刊整顿行动中，《博览》等8种期刊“黑榜”有名，受到停业整顿、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罚。——本报记者 郭杨 摄 本报记者 韩玮 实习生 王维 发自上海          2月28日，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中国包装科技博览》停刊消息的第5天，时代周报记者却“意外”地收到了该刊物的用稿通知。这封盖有编辑部红章的来信写道，您撰写的×××一文，经我杂志社严格评审，予以采用，拟于2011年3月编辑出版。 　　《中国包装科技博览》，现名《中国科技博览》（以下简称《博览》），是由中国包装总公司主管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在近期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学术期刊整顿行动中，《博览》、《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观察》等8种期刊“黑榜”有名，受到停业整顿、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罚。 　　然而，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博览》已从这场整顿风波中全身而退。“整改是去年12月的事，消息最近才传出。当时，期刊内部出了些问题，但现在，已经照常复刊了。”一名该杂志人士如是回答时代周报的投稿咨询。不过，整顿后的《博览》一如往昔，忽视学术质量、依靠版面费营利、期刊功能异化等问题依旧整而未改。 　　 买卖论文产业规模超5亿 　　在《博览》上发表论文要比想象中容易得多。2月27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通过百度搜索联系到《博览》的编辑方臧（化名），其QQ签名毫不避讳地写着，《中国科技博览》等多种刊物正在征稿中。 　　“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为1.8亿-5.4亿元，论文购买者遍布高校、研究单位，搜索引擎是到达买卖论文网站的主要途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在长达3年的调研中发现，包括高额营利性版面费市场在内，论文买卖的主要技术手段便是网络。 　　QQ另一头的方臧，自称负责《博览》第12期的征稿工作。据其介绍，这是一本“国家级”期刊。一般来说，由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才能被提至“国家级”的高度。 　　而在高级别的好期刊上发表论文非常不易。《中国经济史研究》同属“国家级”期刊，其副主编高超群告诉时代周报，在正规期刊上发表论文须通过投稿、选稿、刊发三大流程。从作者投稿到论文发表，短则个把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 　　按照《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稿机制，个人编辑不得接受投稿。投稿者须将论文统一发至公共邮箱，接受编辑部的第一轮筛选。未被淘汰的稿件进入匿名审稿环节，由两三位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评估文章质量，其间，教授一般会提出修改意见，与之对应，作者将重新返工三至四轮。过关的论文才有资格“竞争上版”，即，编辑部公开决议，从备选论文里优中选优。 　　然而，《博览》征选论文却简单得多。27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向方臧投稿，次日早上便收到了录用通知。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其间，该论文确实经过了“严格”的评审。首先，内容审核。这是指论文题材是否触及敏感话题，比如，人权问题是被枪毙的主题之一。其次，全网络数据库抄袭对比率审核，这一数值只要低于50%即意味通过。 　　上述两项技术性指标显示“安全”后，《博览》的投稿者将收到一张用稿通知，同时也是缴费通知。据方臧介绍，《博览》文章每版2500-3000字，最低收费400元，可以“杂志、资料费”之名开具发票，但须另交10%的税款。 　　据时代周报了解，400元一版的收费接近行价。与《博览》面向类似客户群，并与之有过合作的期刊《中国科技纵横》，其收费标准为每版2500字，500元，友情最低价400元，开发票时另交7.5%的税款。 　　在《中国科技纵横》的徐编辑看来，由于国家未对学术期刊实行补助，为了生存，收取版面费成了无奈之举。但与之相对，高超群则坦言，《中国经济史研究》从不依赖版面费，而且，尽管论文的稿酬不高，但成功发表后，作者一般都有接近千字百元的收入。 　　 卖版面求生存 　　卖版面求生存，对于《博览》来说，此条解释成立吗？ 　　在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局的网站上，以《中国科技博览》的刊号“CN11-4450/T”查询，检索所得杂志为《中国包装科技博览》，刊期为半月刊，然而，《中国科技博览》却以旬刊的频率出刊，3月末期实为2011年的第12期。 　　与此同时，时代周报记者从上海图书馆处得知，按照字母顺序，《博览》一般被置于书架的“T”栏，这与该刊刊号“CN11-4450/T”中的学科分类号“T”含义一致，说明这是一本工业技术类刊物。不过，方臧却告诉意欲投稿的时代周报记者，该刊为综合性刊物，其中设有诸多子专栏，基本涵盖了所有的研究领域。 　　以2010年第32期《博览》为例，全刊收录论文500篇，至少涉及机械、建筑、教学、影视、医药、房地产等十多个学科领域。而且，文章编排凌乱，前后不搭。比如，序号27-30四篇论文探讨的主题分别是水库设计、电控发动机、中国传统艺术以及昆明的交通现状。更“离奇”的是，同年的第17期中，竟有80余名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作者“组团”在该刊发表了论文。 　　“什么文章都可以发表，这是导致《博览》停刊的最终原因。”徐编辑如是分析道。而据新闻出版总署近日披露，《博览》之罪在于“偏离办刊宗旨刊发学术论文”。事实上，这是目前被查处的8种期刊的通病。 　　其中，《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刊号CN11-4406/N，属于自然科学类刊物，但该杂志中却设有财税金融、管理研究、工程管理等专栏；《现代企业文化》本为综合性文化刊物，目前则一月三刊，上期为纯商业性杂志，中、下期刊登学术论文，涉猎学科广泛。而被通报批评的《管理观察》报批时隶属“经济类”刊物，并以“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综合经济管理类优秀期刊”自居，但1月中旬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却有不少诸如《老年人照料中的心理抚慰需求分析》、《浅析大学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等论文。 　　“一些期刊刊载论文数量过多，最多的每期甚至刊发200余篇，由于缺乏必要的审核和把关，论文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少数期刊超越办刊宗旨及业务范围，所刊发论文几乎无所不包。”2月23日，在京举行的“加强学术期刊管理”座谈会上，《博览》等刊物成为众矢之的，并被指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质量、以收取版面费牟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出版秩序，对期刊界和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如果给《博览》算一笔账：一月3期，一期500篇论文，每篇1-2个页码，每个版面索价400元，那么，1年内，其依靠版面就能“敛财”近千万，而这无疑大大超出了一个期刊杂志社的生存所需。 　 　办刊资金应该“国进民退” 　　“不要揭露这些学术期刊，如果它们被取消了，你叫那些‘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娶）人’的硕士、博士怎么办？”上海交通大学一名已顺利完成论文指标的在读硕士不但不排斥，反而有些“心疼”遭受处罚的《博览》等刊物。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论文数量、刊物等级为指标的学术成果考核方式在高等院校推行，最初面向教师，而等到90年代中期，整套论文考核体系逐渐推广至研究生以及各行各业。目前，上海多数高校对硕士研究生分派的学术指标为至少发表一篇论文，但对刊物级别的要求各有不同，而博士研究生的任务是2-3篇。 　　然而，随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目前的学术刊物根本无法满足激增的发稿需求。据国家教育部统计，截至2009年9月，796所高校共有在校研究生（包括国家任务、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三类）近140.5万人。而我国文献计量所认可的“高水平”期刊只有千余种。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共评选出1798种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主办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7-2008年则遴选了1083种期刊。 　　大量教师、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发表论文的需求，直接推动了学术刊物如火如荼地收取版面费。方臧甚至表示，如果有人愿意代理论文发表业务，为《博览》等杂志提供稿源，那么，其愿意以每版300元的低价收取论文，留下至少100元的利润空间。 　　“政府应主动优化现有的项目评审、职称评定、成果评价、奖项评选制度，全面梳理论文需求市场，把各行各业没有研究需求却有论文发表要求的人群，从论文枷锁中解脱出来，比如中小学教师、媒体记者、行政人员等。”在主张取缔版面费的沈阳教授看来，根本之策是从源头上斩断我国当前论文市场的畸形需求。 　　不过，如果彻底关闭这个灰色市场，期刊杂志社将面临一场灾难。一位核心期刊的前主编告诉时代周报，该刊物原属事业单位，由政府划拨经费，但近年来出版单位实行“企业化改制”后，杂志社不仅必须自负盈亏，还要完成主管部门每年下达的创收指标。有着学术洁癖的他最终离开了那个“以学术之名行敛财之实”的单位。 　　一边是学界的口诛笔伐，另一边是背负的经济压力，对于夹在缝中的学术期刊，沈阳建议道，这部分办刊资金，应该“国进民退”，也就是，督促教育部、科技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等政府部门以及若干出版企业联合建立稳定的国家学术出版基金，包括从国家部委每年下拨的科研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以此支撑学术期刊。同时，在此基础上，严禁学术期刊收取任何版面费用。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时代周报 第119期 张铁志        战后台湾的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历史。 　　在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不能自由呼吸的黑暗时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威权统治者无情地镇压。他们试图点起烛光，却一再被强制熄灭。还好这些微弱的火光在漆黑的密道中传递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 　　到了60年代与70年代的转换时刻，台湾开始从高度窒息的时代缓慢解放出来，旧的政治地壳开始松动，知识分子也出现新的历史角色。 　　 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60年代末，白色恐怖进入尾声。1969年，国民党政府首次进行来台之后的中央民意代表的补选，决定性地影响了日后台湾政治的巨大变动。1971年，国民党政府退出联合国以及保钓运动两大事件，撼动刺激了台湾社会，也危及威权体制的威信与正当性，再加上蒋经国准备接班，更积极拔擢年轻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跃上政治舞台。 　　当时最主要的集结点是《大学杂志》。这份创刊于1968年的杂志原本只是份知识青年办的思想性刊物，但1970年改组加入许多新生代知识分子。用当时主要参与者张俊宏的话说，这分杂志代表“智者和权者的结合”。回望历史，这也是战后成长于台湾的新生代知识分子首次汇聚力量，并且是外省和本省知识分子的首次合作（后来也分裂了）。 　　之所以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是因为1970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森在蒋经国鼓励下举办一场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后来这群人开始筹办杂志，并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志》，因此《大学杂志》俨然成为一份和国民党改革力量结合的刊物，并在70年代初期成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声音。 　　1971年10月，《大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引起舆论界相当关注的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由许信良和张俊宏（两人当时都还在国民党内）撰写。另有由杨国枢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诤言》，分别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提出建言，再次引起震撼。1972年，《大学杂志》庆祝四周年纪念，推出《国是九论》，尖锐的批判挑战官方容忍程度。文章之外，他们也进入校园，如在1971年与台大学生会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座谈会”等，结合当时从保钓运动开始的校园运动。 　　这些尖锐意见与行动一方面引起内部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更让国民党高层担心失控，毕竟这个杂志是在国民党支持下发展，可以说是蒋经国利用他们在探测社会舆论，所以一旦高层发现事态逐渐不可控制，就试图降温，《大学杂志》内部因而在1973年1月分裂。 　　《大学杂志》的知识分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分子加入联合报系办的《中国论坛》杂志，左翼知识分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宁祥、黄信介与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第一个完全是本土政治力量集结的刊物，是“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志时期的知识分子间的桥梁”（康宁祥语）。 　　此时党外反对运动逐渐兴起。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与反对运动的逐渐组织化，在威权体制下一步步打开政治空间。1979年创办的《美丽岛》杂志，是70年代逐渐形成的党外政治力量的最大汇集，但刊物本身仍然有浓厚的知识气息。不过，与之前刊物不一样的是，《美丽岛》杂志不只是论政，而且开始动员与组织群众。这也使得他们在1979年12月遭到镇压与逮捕。 　　在8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以更多元的角色介入在各个领域爆发的社会力，不论是政治反对运动、还是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上有几个特色：一、他们以温和中产阶级专业者姿态建立新的NGO，如消费者保护文教基金会、妇女新知等团体。二、他们与草根群众建立起有机的结合，例如当时环保运动的主体是草根民众的“自力救济”知识分子则提供专业知识，对抗政府的话语。三、在1987年的民主化启动前，民众部门比较受到政府压制，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成为许多议题的重要发言人。 　　在政治领域，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投入直接反对运动，或是担任政治工作，或是参与“党外杂志”的编辑工作，为政治反对运动提供进一步的理念与论述，尤其相对于70年代的早期党外政治人物，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更能与当时勃兴的社会运动结合。 　　此外，在政治反对运动和党国体制之外，几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佛、李鸿禧等台大教授鼓吹政府施政应回归宪法，废除不合宪法精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他们的高度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国民党与党外运动的中间传话者；例如当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正式挑战法律成立时，这几位学者扮演关键角色，力劝蒋经国不应镇压。 　　也是在解严前后，台湾出现几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杂志《当代》、创办以报道文学和摄影为主的《人间》杂志（作家陈映真创办），以及较小众的以学运知识分子为主的《南方》杂志。知识界开始引进许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马克思主义，这又影响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1988年、1989年分别成立了两个知识分子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说是民主化乍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集结。前者是社会批判性强烈的学术刊物，后者则先是以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论政”团体，后来加入许多新生代学者，两者在90年代前期人员颇多重叠，但后来渐行渐远，并各自代表90年代中期至今台湾知识界的不同立场。 　　 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 　　后解严期的前几年，由于媒体管制放松，出现许多新杂志和新报纸，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言论空间，让台湾的论述领域十分热闹。许多学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许多新的批判观念，为刚从戒严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提供许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改革议程：性别、小区、族群、媒体批判等等。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人感叹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陨落，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森教授也在《南方周末》发文指出这个现象在这两三年特别明显。 　　一般对此现象的解读，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过去十年台湾学院中学术评鉴的专业化与数量化，让许多学院知识分子没有多余心力去参与公共事务，只能被捆绑在学院中。第二，台湾媒体的日益商业化与轻盈化，评论版面日益缩小，不愿刊登深度与严肃的论述性文章，这也使得知识分子难有发表与讨论的空间。第三，台湾政治的蓝绿分裂和“统独”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重，原先在80年代一度团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90年代纷纷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90年代初成立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为特色的思想刊物《岛屿边缘》，甚至至今最长命的思想刊物《当代》杂志，都经历和此有关的分化。这种分裂自然削弱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 　　平心而论，当前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引领社会进步上，确实没有十年以前的影响力大。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从公共领域中退出。报纸上仍然可见学院内知识分子的发言与社会批判，许多人仍然积极介入各种NGO，不论环保、性别还是司法改革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当年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参与学生运动而被称为“学运世代”的一群人，现在许多人都是学术界、媒体界或是文化界的中坚分子，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也以不同角色介入社会。 　　在此刻，台湾最重要的社运议题可以说是“反国光石化”环保运动。这个运动让我们看到NGO团体、专家学者、文化人与一批新的年轻人如何共同合作推动一个运动：NGO团体负责组织动员，文化人写诗唱歌，专家学者则提供科学分析证明这个石化工厂可能造成的污染祸害（有一千多名专家学者联署反对）。 　　这个具体例子其实是台湾当前知识分子角色的缩影：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的舞台，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民主化前后期那样的启蒙之光，而是在公共领域中提供专业的分析或者思想与论述的深化。但这或许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状况。 　　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验还是，当民主社会的“权者”依然掌握巨大统治权力，“智者”是要更多地与其结合，还是能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盈的公共领域。 　　作者系台湾评论人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精英，还有更多有独立的人格的人。

有消息称，彭晓芸去职，导火索是是此前该报“时代百人”评选中，将赵连海等人列入名单，而根本原因，是《时代周报》此前的评论版面多次触及宣传部门“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