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近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公佈了第二季度財政報告，在5.15億美元的總營收中，發行收入首次超過了廣告收入。對於依賴廣告生存的媒體界來說，這一消息可謂一顆重磅炸彈。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紐約時報》的廣告收入持續衰減6.6%，降低到2.2億美元。而相對的，來自訂戶的收入則持續上漲8.3%，達到2.33億美元。讀者取代廣告主，成為《紐約時報》的第一大客戶。而訂戶中增長最多的還是來自於電子版《紐約時報》，在第二季末的結算中，NYTimes.com 總共累積了53.2萬訂戶，較上一季度增長13%。 擺脫對於廣告的依賴，《紐約時報》似乎找到了一條新的商業模式：在 NYTimes.com 每月 6,700 萬的讀者中，向最忠實的 1% 讀者收取 15美元的費用，就能彌補失去的營業額。而只要有 2% 的人願意付費，那麼《紐約時報》即可成為一個完全依賴讀者營利的報紙。 在過去爲了廣告主服務的時代，新聞中穿插的各種廣告不僅影響了讀者的閱讀體驗，而且編輯們常常需要為「討好」大眾，而刻意刊登一些能夠吸引大眾眼球而沒有價值的垃圾信息。 當新聞媒體的主顧不再是廣告主之時，或許可以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編輯和記者們可以更加專注於新聞本身，發揮媒體監督的「第四權」；而大多數讀者也可以「搭便車」，享受到更多優質的免費新聞。

“ 1986年的时候曾经是 1968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邦迪写道：在 1968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 800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   美国学生安妮•麦克德米在回忆起1968年的时候，这样描述那个巴黎的春天：街道上满目荒凉，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停在路的中间，街道标牌被推倒了，横在街上，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很多树木也有类似的命运，被砍倒了设置成路障，猫狗撕破的垃圾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如今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判断依旧充满情感，法国官方版本认为：在燃烧的路障散发的玫瑰色光芒映照下，1968年的街头上演的是无政府状态的闹剧，那些革命者除了制造了混乱什么也没得到，年轻人的反叛虽然行为过激，但加快了法兰西的现代性进程。 对于1968年其他地方的革命这种评价也许同样适用，在纽约、芝加哥、柏林和伦敦，年轻的激进分子们以幻想的热情进行着今天看来荒谬可笑的起义。这一年被认为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当年人们认为它会带领人类走向伟大的令人恐惧的另外的可能性。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走向很多人希望的道路，虽然看起来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花的孩子   1945年后出生的婴儿们成长的世界与父辈截然不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富裕，但战后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年代，偶尔的战争也发生在远离欧美的世界角落。 战后也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1945年后出生的美国人对大萧条没有切身感受，他们只是听父辈们提起，像听一个遥远的传说。 物质富裕并不一定就能让人心满意足，那些经历过30年代和40年代动荡的人们自然珍惜当前的安定，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无法理解上一代人懒散的满足感。在他们看来父辈们不过渴望生活得更舒适，满脑子是把屋子铺满地毯，用上中央空调，每天吃美味的牛排，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追求太过平庸乏味。1963年，一个17岁的德国青年愤怒得抱怨：虚假的经济奇迹让人们认不清他们自己有多浅薄。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很难理解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很快乐。《休伦港宣言》是实现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发表于1962年，宣言中说：他们要我们相信生活在繁荣中的美国人应该心满意足，但是我们是当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 很多反叛者都以自我为中心但性情温和，留着大胡子，涂黑色的眼影，浑身披挂象征着爱的珠子，离不开大麻，听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摇滚乐。他们自称是花的孩子，但是这些标志在老一代人眼里看来并不温和，墨西哥一个忧心忡忡的记者把这些离经叛道者命名为“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杀死父亲的人。 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把生活方式的反叛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看待。激进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温德•布莱内斯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和人人参与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见识能够改变美国。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某些学生领袖也表达了类似的野心。 年轻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寻找灵感，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说：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舒适的、平滑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表征。马尔库塞说随着技术进步变革变得越来越困难，技术进步就像可以轻易开启一样也能够轻易地关闭一扇门。虽然像潮水一样涌现的新产品让人们面对很多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一点意义都没有，马尔库塞认为解决这种“不自由”的方法只有革命，只有打破现有的体系，真正的解放才可能到来。   1960 年的问题   20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口无遮拦得谈论革命，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抗议，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取得了胜利，让官方承认了学生们有抱怨的权力，这对官方插手校园的政治活动是个限制。整个60年代，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学生们都在抱怨同一个问题：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展，大学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厂。多数抗议者都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课程的内容，食堂里的伙食质量，考试的压力等等，总之陈规陋习限制着学生的行为，这是年轻人反抗的中心问题。 1965年5月越南战争扩大化，给了学生们新的借口和推动力。在美国尤其如此，越战可以说是年轻人个人反抗的动机，欧洲的学生也因为这场战争更加激进了，英国小说家安洁拉•卡特回忆说：因为越南战争，我们的未来变得阴晴不定。学生们自然而然的与越南平民站在一起，英国的学生们说：从我们考试的教室到越南的水稻田，看起来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它们折射了同样的社会类型，它们都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上。 欧美各地的年轻人都把这场战争看作美国政治体系隐含缺陷的完整体现，学生们的兴趣并不只局限在结束这场冲突上，而是延伸到改变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要想攻击一个社会的根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SDS的主席保罗•波特在1965年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想结束越南战争并且改变创造了战争的机制，那么美国人民就必须进行大众的社会运动。 继波特之后担任主席的卡尔•奥戈尔斯比继承了波特的思想，同样攻击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建制和批准了越南大屠杀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借用马尔库塞的思想，奥戈尔斯比把这称为“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通过阴谋诡计建立起来，让反动的权力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奥戈尔斯比呼吁美国人用革命的规则重塑国家。他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欲望给予我们真正的道德。他承认，有些人会认为他是敌视美国人的，但是他说不要因此责怪我，要怪就怪那些大声宣扬自由主义价值从而让我的美国之心破碎的人。 回顾整个60年代，你会为那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声称发现了永恒的真理困惑不已，许多年之后再回顾他的经历，SDS的活跃分子汤姆•海登承认：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这种真理在握的自信，这种为一代人发言的自豪来自那里，也许来自自我，极端放大的自我。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像希望的灯塔，是大众运动的光辉事例，是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失望情绪的解毒剂。年轻人对毛泽东主义并不了解就全盘接受了，越南的胡志明是另一个英雄，如果说美国是圣经里的巨人歌利亚，那胡志明就是是敢于对抗巨人并最终打败他的大卫。但是最令人尊敬的革命是切•格瓦拉领导的，他在古巴的革命说明了几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带领被欺凌践踏的人们到达传说中的“应许之地”。   暴力还是非暴力？   60年代的反叛者敬仰马丁•路德•金和甘地，对非暴力有股宗教般的虔诚，很多学生来到南部参加民权运动的抗议游行。非暴力的思想也深深根植于欧洲土地，认为非暴力既是抗议的手段也是团结的工具。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非暴力的策略失效了，因为它既不能结束在越南的战争，不能给予黑人自由，也不能赢得校园改革的胜利。失去耐心的学生渐渐接受了马尔库塞的观念：自由主义的建制已经变成了“强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专家。他们已经发展出能够容纳社会改变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传统形式的抗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给予人们主权在民的幻象。渐渐的年轻的叛逆者意识到他们不能把自己从自由主义的紧身衣下解放出来，年轻的激进分子得出结论：必须打破现有的社会体系。对很多人来说，这预示着抗议转向暴力的形式。 激进主义者认为暴露独裁政府本质的最好途径是激发面对面的对抗，从而揭下当权者暴力的伪装。暴力是通过是否愿意扔石头来测试的革命忠诚度，是某种兴奋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的领袖马克•拉德不停的取笑人们胆小懦弱，他说你必须拿起枪，别再害怕，像个男子汉一样行动。德国学生运动的领袖鲁迪•杜屈克（Rudi Dutschke）也有类似的鼓动：我们并不是历史上毫无希望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傻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从没有过的世界，为此我们必须战斗而且已经开始战斗，战斗就意味着自由。对杜屈克来说暴力是独裁主义统治的本质，革命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回之于“反暴力”，谈论“宰头猪”变得和留长头发，穿牛仔裤一样流行。“右手一只枪，左手一只大麻”是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五月风暴   到了1968年，激进主义者中的中坚分子厌倦了讨论和游行示威，他们把宝押在了暴力上。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中的头目自称行动派，这是一个崇尚虚无主义的小组，声称他们要用砖头、酒瓶、垃圾、长发、大粪、毒品、游戏、枪、自行车、火和做爱来打倒法律和秩序。“身体就是政治”，仿佛一个有魔力的咒语，变成了肆无忌惮、自我放纵的方便借口。 巴黎一家卖激进主义书籍的书店老板弗兰西•切瑞蒂说，我被1968年完全搞糊涂了，我对革命进程有自己的观念，但与眼前的这个完全不同，我看到学生们在建路障街垒，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对革命所知甚少，有些不过是高中生，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另一个失望的激进分子纳加•泰尼克把1968年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场富人的孩子烧毁父亲汽车的起义。 这场让切瑞蒂和泰尼克感到失望的动乱起源于高等教育扩张之后学生们的疏离感，他们厌倦了人头拥挤的教室，把研究放在教学之前的教师和不民主的管理体制。1968年巴黎的动荡从南泰尔开始，这是一处建在凄凉工人住宅区的新大学，在政府和学校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之后，学生占领了学校的主要建筑塔楼，政府立即宣布停课，这激起了多个大学里的教职工的支持性罢工。法兰西共产党开始并不想和学生搅在一起，后来发现政府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机会，工会也这么想，出于对戴高乐总统的强烈不满，5月13日，工人和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 法国学生们尝试抗议运动就像尝试新的毒品，有条幅写道“我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越革命就越想做爱”。索邦神学院的一个占领者要求“随地小便的权力”，激进主义的导师让-雅克•勒贝尔说，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想重新定义生活的概念，语言的意义和政治表达的界限。在试图解释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破坏一切，我们想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使用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用来受教育的，还是用来吃饭、睡觉、做爱和吸毒的……我们要破坏消费性社会的结构，这也包括它的文化。正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那样：这场革命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极端荒谬。 现在回望巴黎事件，五月风暴看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因为它恰好与工会运动的高潮合流了，这在法国也是不寻常的。5月18日，大约600万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这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对于愿意相信的人来说，只要工人和学生步调一致走在一起，革命便会成功。理论上说，学生们极端崇拜工人阶级，实际上他们轻蔑粗暴得对待那些口中的“工人同志”。 五月风暴的领导者之一伊恩•登格勒发现索邦大学的厕所睹了，整个楼都臭烘烘的，他暗问自己，当革命成功之后，工人得到解放，谁来管那些下水道呢？工人与学生之间权宜之计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工人看不惯学生精英主义假内行的做派，而学生觉得工人就像群笨羊，正是这种不理解产生相互间的轻蔑。学生们从不为生计发愁，他们沉浸在深奥的政治理想中，但是面包对工人太重要了，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意识形态的幻想。当蓬皮杜首相在5月27日宣布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之后，工人们陆续回去干活了。盟友撤走，只留下学生在那里进退两难。三天后，戴高乐总统宣布下个月进行全国大选，随后弥漫法国的反叛情绪潮水般退去了。同一天，香槟丽舍大街上100万人举行支持政府的游行。   芝加哥风波   除了制造混乱，法国的学生们其实没有深远的计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马克•拉德是领导者之一，他后来承认：对于我们将做什么，我只有模糊的认识。发生在1968年4月的暴动，表面上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卷入了武器核查问题，还有就是学生们要求在纽约黑人聚居的哈林区建体育馆。鲁迪后来承认：我们不过是顺手抓住了这些问题，国防分析研究所根本就与哥伦比亚大学毫无瓜葛，体育馆问题也是个幌子，对谁来说都没有意义，我从没到过要建造体育馆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怎么走。 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反叛者是被破坏的前景所吸引。“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鲁迪曾经大喊，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他的深刻，现在看来，这看起来空洞的句子恰恰解释了后来发生的混乱。 1000名全副武装的纽约警察进驻校园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暴动结束了，同时给学生们树立了暴力、效率和组织方面的榜样。鲁迪和他的朋友们对自己说，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证明了：政府宁愿逮捕、痛打学生，也不愿停止他们的剥削政策、种族歧视和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鲁迪认为这激化了对抗，海登随后号召更多的哥伦比亚人站出来，危机就要到来了，将会有更多的大众支持我们，警察根本就对付不了。他说，我确信，我们正在逐渐掌握权力，掌握让这台不能为人类服务的机器停下来的权力。 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大会为哥伦比亚激进分子开了头的暴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领头制造混乱的是易比派的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他们的计划是举行连续的街头聚会，这些聚会不像严肃的抗议更像是马戏团表演，主要目标是引起轰动，制造奇观。一个组织者说，这是典型的美国风格，我们投射在媒体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在民主大会的前一周，易比派对新闻媒体说他们要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里投放迷幻剂，要强奸大会代表的老婆，要在林肯公园里群交。鲁宾告诉他的追随者：政府的偏执和罪恶将会让他们派出几千个警察……记住警察越多，戏剧越精彩。 美国激进运动发生了分裂，那些希望采取非暴力手段，希望改革循序渐进的大多数人，闻到地下报纸散发的硝烟味之后，逃离了芝加哥。他们中的少数参加了大会，宣讲自己对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观点，对暴力的介入表示反对。“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War in Vietnam，简称MOBE)的大卫•德林杰痛苦得回忆：我希望这是一次非暴力的集会，对我来说，喊警察“猪”或者冲着警察模仿猪的叫声并不是革命。 除了造成破坏易比派没什么计划，但电视扩大传播了他们的形象。接下来的林肯公园夜，几千名警察在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与一小撮易比派的乌合之众发生冲突，当时电视现场转播，整个世界都在观看。鲁宾和霍夫曼的疯狂和市长理查德•戴利的偏执相遇，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最耻辱的一幕。霍夫曼后来承认，我们要强奸政客在电视上的形象，所有的行为都是要败坏这个形象，这个民主社会和平的、有秩序的按商业需要运行的形象。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易比派赢了。   格罗夫纳广场暴动   1968年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也怀着同样的动机。 发生在三月和10月的格罗夫纳广场暴动看起来非常“不英国”，事实证明这些暴动不过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是想要做点什么，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结果这不是种好的方式。对越南战争的不满同样是问题的核心，由托洛茨基•阿里和帕特•乔丹是越南团结运动 (VSC)的核心人物，他们抓住了美国行动所激起的愤怒。10年前在奥尔德玛斯顿村（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所举行的核裁军游行是非暴力的，现在游行的策略被抛弃了，抗议者拿起了棍棒和石头。有观察家把这场暴动描述为：足球流氓的聚众闹事。 像杜屈克和拉德一样，VSC希望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全心全意相信暴力的力量。阿里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或者有意忽略暴力本身的破坏力。地下刊物的记者约翰•霍普金斯发现VSC太愤世嫉俗了，他感觉到了危险，依赖乌合之众的暴力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是炮灰吗”，他的提问直指阿里。 米克•贾格尔参加了格罗夫纳 广场的扔石头运动，然后他回到家写了《街头英雄》（Street lighting Man）。总有些人真心觉得应该去反抗，而有些人则喜欢听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英国这两种政治家总是存在，如果需要，偶尔他们会形成不稳定的同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在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在伯克利的电报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1968年的革命并不是因为它们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变得重要，1968年的重要性在于它被解读被观看的方式。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暴力只能让高深的政治理想窒息而死，同时赋予对方行事暴力的权力。暴力的结果，也并非启迪普通人的心灵，激进运动常常让民众因恐惧仓皇而逃。英国的《星期日快报》这样描述格罗夫纳 广场10月事件：邪恶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易受骗的学生进行的冷酷、有预谋的暴力演习，是由训练有素的左派煽动和策划的，目的是为了败坏警察的名誉，恐吓普通民众。 德国街头的暴动遭到了类似的谴责，一项民意测验显示，92％的人反对杜屈克等暴徒，更意味深长的是78％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德国工人阶级同样反对，在法国也是这样，在6月的全国大选中，戴高乐获得了全面胜利，并得到了采取行动压制抗议的授权。美国的情形与欧洲类似，虽然国家暴力委员会认为Daley的芝加哥警察在行动中不受限制，不分青红皂白，但民意测验显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谴责学生赞扬戴利。   1968 年的遗产   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把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看作正义的，平民百姓因为被激进分子吓坏了，从而和政府站在了一边。法律和秩序变成了信条，受伤的是自由，政府对自己的偏狭越来越自信。右派的观念占了上峰，花的力量、毒品、性解放、学生动乱、共产主义、学院自由和反越战运动变成了堕落的标志，人们认为这些毒草是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滋生的，只有回归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才能根除。领导这场回归的是纽约州的州长、后来的总统里根，他多次为自己压制学生抗议辩护：当美国人在为祖国战斗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对敌人心慈手软。 60年代的激进运动起源于社会思潮和年轻人试图实现这股思潮的努力，但是革命失败了，被保守派的反革命打败了。在战后最激进的年代，保守的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他最终结束了越南战争，结束了备受指责的国际问题。在这种意义上，1968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是所有力量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力量最强，而是当它失败了，过去了，结束了，它的碎片却分散影响到所有的方向。 今天缅怀1968年已经成为左派的传统，要想得到左派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必须向杜屈克、霍夫曼、阿丽、勒贝尔表达敬意。1968年的狂热分子并没有因为对自由主义的伤害受到责难。1968年暴动导致的道德恐慌让自由主义的共识轰然倒塌，同时让任何形式的改革停步不前。为了对付革命的阴影，尼克松和戴高乐（随后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掌权之后，即使是最温和的抗议也变得困难重重。 革命从来不在1968年的日程上，因为被暴力奴役，因为热爱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一群困惑的革命者带领这股进步的运动脱离了常轨。也许这一年最持久的遗产是它成了替罪羊，整个西方世界，不管来自那个政治谱系的领导者都愿意把当前的社会问题：道德败坏、犯罪频仍、暴力事件和家庭困境推到那场革命头上，而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把灾难变成凯旋是典型的法国方式。1986年的时候曾经是1968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邦迪写道：在1968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800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   （原文载于《世界博览》。原文链接: http :// news .163. com /09/0615/19/5 BSE 3 R 5 H 00013 EV 3_3. html ）。

“ 1968 年12月28日，我背着行李，忍住鼻子和心的酸楚，头也不回的走出西安市安居巷26号那扇破木门。我知道妈妈在后面，她一定是一脸的惊恐，不知儿子此去福兮祸兮。我知道爸爸在后面，他一脸的苍桑，不知该给儿子再说些什么。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走，无法选择。”   80后、90后的青年们，当你们在网络上说起“溅溅”语、打着酱油做俯臥撑时，请你们在我这篇回忆中了解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和状况。你们的时代才刚刚在我们的时代走出不久，了解我们会成熟你们。 在我上山下乡三年多离开插队的农村被招工回城时，县知青办给我的评语中有这样一句话：“阶级敌人恨，贫下中农爱”。没听过吧。在那个荒诞疯狂带着原始偏执的时代，每个人就是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你被迫把朋友当成敌人，必须去杀你本不想杀的人。那是一个制造敌人，以迫害作为革命实践，以精神疯狂作为社会时尚的年代。因此在我写这篇回顾文章时，我原谅了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我压根儿就不是他们的敌人）也请被我伤害过的人宽恕。（他们从来就不是我的敌人）文章写的是过去，那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无论文中触动了谁的不快，至今你们都是我的爱。愿你们海涵天盖。四十年让我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要相依相偎的活下去，不要对立不要仇恨。不要！   无知的我们走向未知   1968年12月28日，我背着行李，忍住鼻子和心的酸楚，头也不回的走出西安市安居巷26号那扇破木门。我知道妈妈在后面，她一定是一脸的惊恐，不知儿子此去福兮祸兮。我知道爸爸在后面，他一脸的苍桑，不知该给儿子再说些什么。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走，无法选择。哥哥用到处搜集来的木板给我钉了一个箱子，表面太难看，用纸糊了一层。但很结实。他去送我，他同样不知我去何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早就开始了。政府发动那些与己无关的街道老太太、小学生和教师们敲锣打鼓地上家里动员。我不想去，就整天在外面躲避动员。敲锣打鼓的人到家里总是扑空。和我想法一样的人好多。可是不久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发表了。一锤定音。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威。我的命运从此奔向淳化，我二十岁的生命里压根就没听过这个名子，那是个矿石收音机时代。我要去的是什么鬼地方？ 寒风凛冽，一长串拉着知青的大卡车从欢送的人群中驶过。马路上有人给车上扔宣传画。送行的人群抽泣着。一脸茫然的我们既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只是任由汽车拉着麻木地穿过大街。车一出城，开始飞也似地奔驰，风速加上车速，我和同学们都系紧了棉帽的带子袖着手。车上无人说话。过了咸阳桥，飞越周陵，闪过繁华的三原大镇，到广阔的泾三平原。我们抬头看见了远处的绰约山峦。我心不由一阵紧缩。我暗暗祈祷，万万不可进山。万万不可去那穷山恶水魂飞苦的地方。 但事实正好违背了我的心愿，也是所有人的心愿。汽车擦口镇而过，只一转，我们向平原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便是浑天地一片白雪，睹眼目四处障叠，四处盼顾无一人迹。车上的知青都哭了起来，女同学哭得尤其悲恸。我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这时在心里念叨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但此时我的心比天降之雪，地结之冰，风给之寒还要冷。凄凉生悲给了我第一个打击。 但我知道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我想，只要是有人能活的地方，我也照样活下去。当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没想着还能返城。在那个谈爱色变的年代，大家都默默选择着男女。此一去是斗转星移改天换地，还是隐没山林老死阡陌，谁人能知啊！ 到石桥了，看见白雪覆盖的几间瓦房。里面冲出来四五个人敲了几下锣鼓，点响一鞭炮扔下就钻进屋去了。大概也冷得够呛。这里的人也有乐趣吗？这个问题一直被我带到县城，直到以后，我看到被改变的中国良心。 这是个狭小、破烂不堪的地方，汽车站里坑坑洼洼，到处泥水。车开进去晃得历害。我们一路站在卡车的车厢里，腿酸了，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县城就是一条狭长的街，死气沉沉像个没睡醒的老汉。几乎看不到生命的迹象。这个破县也有一部伟大的县志和引为佳话的古今？但当我又坐上车，迎着越来越大的风雪爬坡时，我认定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一生将是体魄之劳苦灵魂之熬煎。那时我己经21岁了，失望之情戚然。但我不想趴下，我想挺起腰杆干活。 从县城走时，上来一个搭便车的，是县上的电影工作者。知青们争先恐后的寻问那一无所知的地方，猜测一无所知的生活。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再往上开地势会渐渐平坦下来。我们要去的十里塬公社就是一个东西十里的平原，而我要去的梁家庄更是全县有名的大村。那里有三百亩的苹果园，一年到头吃小麦。菜油何等多，猪肉何等贱。后来证明他部分的忽悠了我们。粱家庄实际叫晾驾庄，据说大宋年间皇上他老人家过此摆了圣驾。在神州总是有神圣，官到之处地动山摇，放个屁也记入史册。 汽车开始翻一架大沟，望沟壑连绵渺无人烟，不由我想起父母。我从高中开始对古诗词发生兴趣，这时便想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父母现在怎样了？是不是在家无言相对。翻过沟不多久，顺雪地远望，一片瓦房像个机关所在。汽车就在那里停下，高门头上有“淳化县十里塬人民公社”几个大字。下来车，我开始惶恐不安，我机械地向下搬行李，脑子里乱得像无端杂麻。如果是火坑，那到了。 开始分队了，我抓了一把雪在额上搓了搓，一旦降临了，即便是灭顶之灾、飞来横祸也只有挺身而战了。梁家庄早已派架子车来接我们了。随着他们的脚步，踩着没脚的雪，看大地茫茫然我心茫茫然时，有人说到了。哪儿呀？连房子也没有，怎么就到了？农民们神秘的又转过一个弯，把我们领到一个洞口，说：“这就是三队学生住的地方。”我带着天大的疑惑顺洞子下去。才发现这是从地面上向下挖了个方形大坑，四周打了窑洞。穴居啊！看看窑洞顶上黄土裂着大口子，那一夜我吓得无法入睡。大家都一样的怕窑塌下来，数夜不安。当晚的饭派到一家老太婆家，说是老太婆也就四十多岁，山里人显老，也有意打扮老些，因为早婚，三十多岁当奶奶也不少。可谁知到这个老太婆后来成了我的干妈，给了我真挚疼爱，让我终生难忘。 接连几天大队在村小学的土台子上演样板戏欢迎我们。山村的样板戏自有它们的特色。后来《沙家浜》里“报告司令，我们搜查了餐馆食堂厕所茅房，没有发现新四军。”《红灯记》中“奶奶我把密电码装到褡褡放到衩衩。”成为一时笑谈。   我不想卷入为什么逼我？   我们一行二十一个知识青年来到这个陕西北部山区县下乡插队。我时年己经二十一岁了。我们是在震耳的革命口号中，在那号称激情岁月的时代，如报上宣传的那样，抱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决心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一切交给党安排。实际上我们茫然不知今后是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高呼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却很苦闷一天两毛钱的收入怎么果腹？我们调侃，二十多岁了是不是要在农村找个老婆。每天艰苦劳作下来浑身酸软、还要去对付那些跳蚤、虱子的进攻。我们个个号称三军司令，满身虱子为坦克部队；一炕的跳蚤为导弹部队；饮水里的“鱼虫”那是海军部队。（告诉你们，那猪身上的虱子用砖头砸都砸不烂。）我最后练成了对付跳蚤的“一指禅”。只要发现跳蚤在我手指能及的范围内，一指摁住百打百中。一般人不可企及。 现实生活击碎了我们对从未见过的山区景象的新奇，一点都没体会到大有作为的使命感。对父母亲人的怀念对原来生活的怀念，最初那一段使我们心神不宁。我们整天对月高歌“十五的月亮”；我们坐在大山沟的边缘高唱“一条小路”；我们躺在田野里向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借以排解心中的苦闷。可不久，我们就听到广播电台里播音员宏亮的声音：你们的月亮是升不起来的，你们的小路是走不通的，你们的姑娘也是不会到来的……我们真的晕了。我们远离父母在穷乡僻壤饿肚皮做苦力的生活也不得安宁。可是荷尔蒙不懂政治。知青男女都己成人，在他乡野外也不能不相互依存，我们在一起劳动在一个锅里吃饭，缝补浆洗、头疼脑热都要互相扶持。不管是不是资产阶级情调，我们之间不少人在体验青春恋爱的喜悦。没想到竟有一位荷尔蒙分泌更旺盛的青年社员因其土生土长的优势，以及和支部书记的亲戚关系，请出村党支书找我们女知青谈话。村支书对女知青说：毛主席让你们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啥叫结合，就是和贫下中农结婚！天哪，像天塌了一样。当女知青回来把事情告诉我们时，我们简直傻了。这是逼婚？抢婚？毛主席说结合就是结婚？领袖的话有这么深奥吗？我们第一次遭遇了不能不应战的挑战。女青年纷纷逃回西安。我们自诩是比山民更了不起的城市青年，那时打群架成风，手拿棍棒刀斧动辄上百人一阵混战踩坏几亩麦田不足为奇。于是男知青就去把要强迫女知青结婚的当地人修理了一下。后来事情虽有所缓和，但我们能感觉到，村党支部并未真正改变看法向知青们服输。这样，我们无可避免的和村党支部结怨，倒置了今后数年的风风雨雨。这能怪我们吗？最终让女知青安心插队的当然不是男知青“修理”的功劳。其时全国大量出现的强奸女知靑的事件惊动了中央，一场严厉打击的运动震动了我们这个小山村。重刑之下，老乡们见到我们都开玩笑的说：你们知识青年跟军婚一样是高压电碰不得。 那时我们村里的地富反坏右（那时把这五种人叫黑五类，他们的儿女叫狗崽子，后来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天早晨要到村中央的毛主席语录碑前请罪，山村里的请罪活动也比城市来得朴素，只是那些“牛鬼蛇神”低头站在毛主席语录碑前不断念叨“劳动改造好、劳动改造好。”村里还揪出了几个“黑帮”分子，大约有五、六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因为在出身上找不出麻烦，就定为“黑帮”。我们知靑很明白：我们不能参与这夹杂着宗族矛盾的斗争，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只是默默的劳动，听乡亲们讲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还有那三句话不离下半身让人脸红的怪话。我们想平静度过几年返城工作。可是，用一句当年的惯用语，叫“树欲静而风不止”，用如今电视剧的常用语，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命运的摆布，那是从几个下放干部来到村里开始。他们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的，那时全国上下“一打三反”运动风起云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发展。下放干部的到来，把城市白热化的斗争带到了这个山村。矛头直指村党支部。他们立刻想把知青发展成他们的同盟军和好帮手。于是他们到处找我们谈话。向我们讲全国上下革命形势，鼓励我们和他们一起把隐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而我们躲之唯恐不及。我们六神无主，我们谁也得罪不起，我们下了工以后常常不回队里的住处，在外边乱跑，天黑后才回去，以躲避下放干部。但下放干部们却毫不松懈的寻找我们。而我们向他们表示：不想参与村里的斗争。 对村党支部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们只看到下放干部找我们的现象却不了解我们背后的态度。于是由村党支部发起的迫害开始了。这种迫害对我最为严重，那些最苦最累的活分给我去干，却不给我记工分。不给我分粮食。我去要，村干部就说：你还想吃哩？去搞背后的黑串联吧！他们就这样逼迫我走向他们的反面。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知青保持了中立。其实我也想和他们一样过平静的日子，我不想斗，我心惊胆战。在这天高皇帝远拳头是县官的地方，我们象走进狮群的牛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啥村支部偏偏对我那么注重，整治的目标偏偏加在我身上。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农民兄弟对我的评价是：滑。（当时我也懵了，一问才知道当地说滑，是有眼色的意思。说起有眼色，还有两个小故事。一次我干妈和队医生的丈母娘在我住的窑里聊天。我的那个破收音机在响，怕影响他们说话我就关了，就这个小眼色，那医生的丈母娘要把他的小女子嫁给我。还见了面呢。还有一次在某村开会，会议院里的老大娘在窖里吊水，院里那么多人只有我去帮他。也许其他当地人认为这是平淡稀松的事，谁家婆娘不吊水啊。但那一天，他们所有人都没喝上水。唯独我被老大娘叫到屋里，茶叶水啊。）还有就是事故硬。怎么理解这个事故硬？就是不受欺骗的意思吧。比如别的生产队偷分粮食知青不会知道，也不分给他们。对我，社员分多少也给我多少。也许和我干妈有一定关系，他们知道瞒不了我。就因这便要逼我害我？也事前和我谈谈啊！一个远离父母亲人的青年，却不得不改变以前暧昧中立的态度，一屁股坐在下放干部一边，以求自救。“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这些语句今天的青年听起来一定感到很别扭，但当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并没有强烈的阶级觉悟或捍卫革命路线的出发点。我也不知道党支部书记就是后来的胡宗南特务。我只是感到受党支部迫害，没有退路，只有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才可能争取到好的出路以及人生的权利。当然，失败的风险像一把赌注，让我感到破釜沉舟的悲壮。一切都由不得我，冥冥之中我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在以后的日子里，命运还是不由分说的撕裂我，一切都由不得我――在那上山下乡的日子里。 下放干部们对村党支部书记的调查，引起强烈反弹。村支书和他的支持者利用祖祖辈辈留下的人脉、宗族关系，先后到县、地区领导机关告状，甚至去了一趟北京，想要告倒下放干部们。斗争进一步白热化，我也愈陷愈深，不能自拔。我不知道谁能胜利，我只感觉到没有退路了，只能用生命赌明天。一部分知青游离事外，一部分心里支持我，暗地帮助我，虽没有一人和我并肩作战，从那时到现在我都感谢他们理解他们。他们并不是党支部打击的主要目标，他们的生存状况比我好许多。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在保卫自己的命运。我们还是好同学，同呼吸共命运的农友，有他们的同情，我满足。那一段时间生产队不给我记工分，别的知青跟着犁点玉米种子，然而我，被派去挖那雨天给地里拉粪车轮子压成的硬地。我也索性挖上几下就把破棉衣往硬地上一铺怠工睡觉。这一方面加重了党支部方面对我的不满，同时我也感觉到他们在观察我的表现。随着党支部告状成功的消息不断传来，对我的迫害变本加厉，干脆就不给我派活干了。用現在的话说，我被边缘化了。我在村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村里的一切生产生活与我无关了。这意味着一但村支书取胜我将被逐出这个山村，或者被孤立起来。在那个年代我没有城市居民的粮本、粮票，一但被生产队抛弃将是无处吃喝、无处可走，基本上是置于死地。我唯一的退路就是逃到父母身边。我感到了恐惧。可是更让我恐惧的还在后头：因为村里斗争影响越来越大，上边派工作组到这个村来领导运动。我满怀希望工作组能来解救我，就让我当个普通知青吧！而这个工作组一来村里理都不理我，明确支持党支部。下放干部们也不和我联系了，隐身了。剩下了孤独的我，孤独，恐惧淹没了我。 你们下放干部不能这样啊！不能自己穿上救生衣跑了不管我啊！我是你们拉下水的啊！在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贫下中农座谈会上，有老乡激烈发言说：这个老谭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这顶帽子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有坐牢判刑的可能。困兽犹斗的我，那时把命也豁出去了。我把那几个“黑帮”青年叫来。他们和我一样是党支部加害的对象，我唯一可能的同盟军。用那时的话来说，我们同样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让他们卖掉家里喂的猪，把所有能拿的钱都拿上，第二天我们将殊死一搏。我们决定公开和村支部那一伙叫板。公开一决雌雄。没有发言权的黑帮我们在暗战中只有失败。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几人把写好的挑战大字报贴到村中央的语彔碑上，向村党支部一帮人挑战。我们想把真相告诉广大贫下中农，揭露他们“拉大旗作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真面目。我们作了好坏两手准备：如果对方出来辩论，其它“黑帮”兄弟不要说话，由我来辩论，那个时候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掉脑袋的。（曾经在县旅馆里，因停电有一个人边点蜡烛边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光明”。因此被判了刑。因为只有毛主席给我们带来光明。）我充分准备了包括支部书记在大灾之年把上级分配的种粮吃掉了等等材料，信心十足要在辩论中让事实大白于天下。如果对方依仗人多用武力制服我们怎么办？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根扁担或锄头。凭我们几个小伙子，一定能杀开血路一条，从此去走漫漫上京告状之路。 然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对方没有一个人来应战。我们每人拿着一根扁担，威风凛凛的站在村中央，像一群赴死的战士。村民们远远地看我们、个别老乡经过我们跟前时就低下头加快脚步。这里似乎隐藏着危险。我还注意到专署和县上派来的工作组成员也到语录碑前转了一转，他们沒有说什么，但我看出他们眼神中的不安。在我心中工作组也是必须战胜的对手，但我知道他们有多么强大。其时，我己经视死如归。人被逼到这一步，如不想下跪也只好如此，谈不上英勇。我们在村中央等了一个多小时，对方显然被这背水一战的气势震惊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两个小时过去了，没人敢到我们跟前来。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对手并没有那么强大。 就从那天开始，整个山村形势大变。我们的支持者不仅从地下转到公开，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上级工作组，他们依然不理不睬我们，他们手中的上方宝剑可以生死予夺。那时我二十二岁，父亲因为是国民党和母亲一起下放到陕南山区，他们住在一个小山包上，近六十岁了，要自己到山腰挑水吃。而我，一个强壮的儿子还要靠他们每月寄一二十元钱过日子。我在文革中曾和当过国民党军官的父亲划清界限。现在我突然明白，我在难中关注我生存状况的只有父母。我一生都在悔恨，我不知道当时给了父亲母亲多少打击。我罪不可赦。我常常“突然泪下顿成河”。我内外交困身心俱焚却不得不打起精神，我要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向父母尽孝。不久我又向更北边的山出发了。那里在修水库，全村的劳动力几乎都在那里，工作组要在那里召开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对村里的阶级斗争做出评估。我知道那个会议对我命运的意义。我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那里时会议正在召开，我一头闯了进去。马上有人说：他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我说：有，我是知识青年代表。工作组认可了。从此整个会议是队长及代表们和我的唇枪舌剑，在这里我不能不告诉大家，淳化这个地区是当年解放战争时的红白交界，红白拉锯的地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都有求生求活的本能。我们常常指责人立场不坚定，其实不对，他们立场很坚定，那就是保护自已。觉悟不高？其实觉悟很高，那还是保护自已。他们受指责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失败了。况且在这红白拉锯的地方，老百姓只有红的来了拥红，白的来了拥白。顺势而行更比一般人甚。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不少这样的人，上半年在红军是战斗英雄，下半年跑到白军里还是战斗英雄。就这样打几个来回。能用觉悟来解释吗？就包括一个生产队长的上下台，有不少社员那态度是太明显了。下台前一天还恭恭敬敬，一下台就敢骂。当时颇使我惊愕。所以在村支部得势时，许多人对我有意见我一点不觉奇怪。那过程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会议结束时有人给工作组说：人家学生嘴能翻。我说：事实谁也翻不了。那次会后，我和工作组的成员一起下山，一路上说了许多，我记得最凊的是工作组长问我：你觉得你作的对吗？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就坚持下去。这一句话像茫茫黑夜让我看到了曙光。掉到无边大海中的我终于看见了船的桅杆。我感觉，我死不了了。   （谭全民：知青。本文原载于凤凰网，原文链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articles/detail_2011_08/19/8531428_0.shtml ）。

袁绪程：危机与改革：未来十年的挑战与选择 进入专题 ： 危机 改革    ● 袁绪程 （ 进入专栏 ）   　　 　　提要：中国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它独有的增长模式，其独有的增长模式又源于它的体制。 　　　　 　　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国家带入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三高一低”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模式及其“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集权体制是无法持续的，也无力将中国带进高收入国家之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将日益突显并沉淀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比如“两极分化”在发展的初中期阶段表现为发展的动能和势能，但在中后期阶段则是内需不足和社会冲突的根本成因。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扭曲的工业化和畸形的城市化以及社会冲突等等问题不仅不能合理有效解决，而且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危机会催生改革也会引发动乱。拖延改革显然不是办法也不是出路；被迫改革也许更糟，不如不改革。唯一的选择是主动改革，只有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渐进改革，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将中国带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之列。 　　未来十年即2012年至2022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局以及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中国社会是否会因改革或不改革而失控，演变为社会动荡或暴力“革命”？这是海内外普遍关心和忧虑的问题。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或十字路口，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未来十年虽不会停顿，但向上还是向下，向前还是向后，充满着变数或不确定性。学界都在讲“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体制陷阱”抑或是其他什么陷阱，就是这个意思。中国面临“惊险一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躲过或回避的。 　　我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从贫穷的低收入国家转为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面临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同样“举世瞩目”。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只是10%左右人口即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中心城市1亿多人的现代化，80%以上的人口即10多亿人尚未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这不仅表明中国现代化的畸形推进，也预示着发展的空间无比巨大，尚未开发或开发不够的统一的10亿人口的大市场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或潜能。 　　从经济发展的常态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化尚在进行中，人均收入仅4000美元且正处于向人均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上升的时期，理应还有10-20年的快速发展期，GDP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应当不成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态”。表面与东亚模式相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内在的缺陷，如它的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对外依存度，它的成本外化、过度透支未来的廉价竞争策略以及相应的创新缺乏，它的“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等等，都使它的增长势头很难能维持到工业化后期和高收入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既远离了欧美模式，也偏离了东亚模式，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与它相适应的非均衡改革所产生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 　　　　 　　（一）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向尽头 　　　　 　　这里使用“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概念是特指中国独有的经济增长形态，并用此概括其特征以及与其他增长形态的异同，不作为稳定的范式来理解，亦不涉及模式之争。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它独特的增长模式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由其体制支撑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盛衰也将带来经济社会的繁荣和溃败。 　　我们之所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未来十年内甚至在两至三年内会走到尽头，是基于对其“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对支撑其运行的体制不可持续性的判断。 　　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有两条相互关联的主线，一条是以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带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它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连在一起。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分工，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依靠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整合各种廉价资源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原因。中国产品的廉价不仅得益于劳动力便宜，还受惠于环保费用、土地资源和税收的减免以及低廉利息等等。依靠政府通过权力整合廉价资源而获取优势，这在民主国家甚至在新兴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大国才能做到。出口导向经济的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区域竞争——〉市场制造廉价产品——〉出口盈余（减进口即顺差）——〉强制结汇——〉增发货币——〉再出口和输出资本（购买欧美债券）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俗称“房车路”和“铁公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即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上游产业（资源开采、原材料等）的投资和生产。这是由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其中涉及大量的公共领域和垄断领域的供给和需求，政府既是市场生产的组织者、消费者，也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其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垄断性竞争——〉房地产、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 　　两个流程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多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后者的市场主要在国内，可以自我循环，但必须有资源的涨价升值和更多的资本投入，这个流程才能维持下去。看似巧合的是，正是第一个流程创造的流动性过剩、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占款和货币超发（M2已达到80万亿元，绝对量和与GDP之比都超过美国），启动和支撑了第二个流程的运转，即给第二个流程提供了必需的廉价而又富余的货币。巨大而又廉价的货币与资源的资本化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将两个流程对接起来，图示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竞争——〉市场制造廉价产品——〉出口盈余（顺差）——〉强制结汇（购买美元）——〉增发人民币——〉银行货款增加——〉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更大的投入——〉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再循环 　　其中的关键点（必要条件）是投资和贸易的双顺差及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膨胀。而“双顺差”又是以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市场繁荣为前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依赖型”结构，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动和新的竞争者进入都会极大地影响或中断这个循环。比如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该流程就可能出问题。如果在不远的将来，顺差减少进而外汇储备减少，加上其他因素，资金外流，甚至流动性逆转，通胀很可能变通缩。该流程最大的缺陷是平面循环流程，而不是螺旋上升的创新流程，由于总是处于国际产业的低端状态，生产效率低，剩余外溢，其代价必然是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资产膨胀的泡沫总会破灭的。在未来几年之内，中国会饱受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苦，并处于两难窘境。此外，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是定时炸弹，过多过滥的“铁公基”将随时出现支付危机。有证据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远超过其公开的10万亿元，而且还在增多。此外，剥夺农民工利益的“低福利、低收入”的强权整合不可能持续，中国政府不可能长期像过去那样用行政权力整合各种廉价资源。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总供给趋向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增加，土地成本和房租的增加，环保、社保等外部成本的增加，资本利息的上涨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不再“廉价”而失去竞争力。这又反过来改变资本的流向，更多资本趋向投机而从实体性产业流向虚拟产业或者流向境外，从而加速模式的终结。 　　有人预言未来五年左右，世界经济结构将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将再度复苏而繁荣，美元将走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会回流美国，中国的顺差转为逆差会发生，人民币汇率从升值转为贬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衰竭，外资出逃、热钱外流、银行挤兑、房地产崩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产能严重过剩、金融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可能会出现。 　　所幸的是，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抑制或消除房地产泡沫，促使经济软着陆，已成为朝野共识。 　　　　 　　（二）现行体制无力支撑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 　　　　 　　1．体制的扭曲及其效应 　　中国现有的体制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及其高速增长，并将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带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很难支撑中国经济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因为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像同阶段的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那样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升它的内需张力、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的高级化、服务业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法治程度、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诚信度等等。这就使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迈入高等收入阶段的路程更为艰难。中国特有的权力与市场、商业与政治的混合体制，是改革的畸形化带来的。由于改革的畸形化，我们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则都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又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障碍。 　　不论从经验还是从逻辑看，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是市场分工的深化和多样化以及不断地创新，它需要法治的分权型体制的支撑。这与我们现行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型体制是相悖的。 　　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经济，它与现代性的体制相辅相成。标准的现代性的体制与传统体制的区别在于：前者组织的分化即社会的分工和分权程度以及结构的复杂程度高于后者；前者制度规则的明晰性、程序性、平等性、合法性亦高于后者。中国现有体制不论在组织结构上还是制度规则上，都介于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两者的混合。它既不是传统的专制集权的指令型经济体制，也不能用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释。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它虽然突破了30年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合一”的体制，但它的突破仍是非常有限的，其组织结构仍处于“低分化”状态。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包括党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不够且发育不全，三者的边界不清，独立性不足，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政府组织的依附，即便是民营企业和“民非”组织亦是如此。每一种组织内部结构的分化也不够，比如广义政府中的党政如何分离，党组织与行政、立法、司法组织及职能的边界如何划分等等都是有问题的。在制度规则层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界定不清，比如国有资产、农村土地集体资产界定是很不清晰的；再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同样是界定不清的。此外还有理论上的规则与实际运行的规则相脱节或相悖，某些改革与现行法律相抵触，潜规则与显规则并行不悖等等。 　　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界定不清，虽有利于中央和地方通过政权形式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带来了经济的封建化的倾向，形成各种垄断性的土围子经济或统制经济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被人们形象化地称为地方政府控制的“诸侯经济”，部门控制的“王爷经济”，大国企控制的“垄断经济”等等。各种大土围子套小土围子，层层分封，既是地区、行业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及分配不公的源泉，又主导和控制了市场竞争的方向。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有些类似日本的“财团经济”和西方市场的“寡头经济”。不同的是，西方的“财团经济”和“寡头经济”出于市场竞争之手，我们的统制经济则出自于政府竞争之手。“政府之手”的体制优势在于：一是通过行政手段，举国之力、举省之力、举市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统领”或主导的市场竞争，启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初中期阶段的开放开发；三是政府兜底带来投资最大化，占GDP比重40%的年均投资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四是通过行政整合廉价资源，形成对外的廉价竞争优势等等。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之手的另一面是“掠夺之手”或不讲市场规则的“干预之手”，也留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三个层面的负面问题或后果。在经济层面，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秩序的失序，经济的公平性受损，短期投机行为无处不在，“赌博经济”越演越烈，假冒伪劣盛行，实体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受阻，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阶层难以生长，市场竞争扭曲或无规则化等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袁绪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危机 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