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超市乱收费 供货商联手应对是上策 文/魏英杰 售价10元的薯片，至少3元被超市拿走，超市收费之乱由此可见一斑。日前，商务部等国家五部委决定在全国集中开展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2月1日《人民日报》）这也表明，乱收费已严重影响正常市场秩序，亟待加以清理规范。 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超市乱收费之风，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清理整顿主要针对单店经营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含）、门店数超过20家或2010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的大型零售企业。这么做当然是为了“杀鸡儆猴”，不过超市乱收费是个普遍现象，即便那些大超市得到清理规范，中小型超市也未必就能有所收敛。 特别是，收取进场费、堆头费、条码费等五花八门额外费用，已经成为国内超市一大收入来源。要让超市割舍这块不该拿却随手可拿的肥肉，确实有些难度。这也不免让人担心，等清理整顿这阵风刮过，一切又回到原点。 超市为何敢于肆意向供货商收取“苛捐杂税”？一方面，超市过于强势，绝对掌握供货商的命脉不说，还可能占有当地零售市场若干份额，甚至居于市场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居于劣势地位的供应商手中没有足以和超市形成抗衡的“秘密武器”，只能任人宰割。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曾于两会期间炮轰超市乱收费现象，称此举让供销商苦不堪言。超市乱收费伤害的不仅是供应商，负面效果还将传递给生产商等多个环节，最终导致市场竞争无序，消费者深受其害。 可见，相关部门清理整顿超市乱收费，为供货商撑腰，这当然好，但关键还在于建立正常市场竞争格局，平衡各市场主体的话语权。这也才是理顺零售行业的长久之计。客观而言，超市为多赚取利润，巧设名目“压榨”供货商，这合乎市场趋利的天性。相应的，供货商应具有与之平等“对抗”的能力，这样超市才不敢狮子大开口，胡乱伸手。所以，除了对超市收费项目进行政策规范，对不合理收费予以清理，还应鼓励供货商自行组织行业协会，提高供货商的话语权。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馊主意。别的不说，许多供货商彼此存在竞争关系，根本就很难坐到一起。这么说固然有些道理，但是面对强势对手，同业联手与之抗衡并非不可能。再说了，这也不一定是卖饮料的搞一个协会，卖酱油的又搞一个协会，完全可以是几家大的代理商组织起来，代表不同行业供货商的利益，和大型超市坐下来友好协商。彼此有利益才能共存，如果供货商被压榨得没多少利润空间，联手应对才是上策。想必许多供应商都有这种想法，只是一者担心大超市反制，二则担忧政府不鼓励，所以搞不起来。 实际上，这不仅合乎市场竞争规律，也是行之有效的做法。不妨再来看一则实例：近日宁波已开始着手清理整顿超市乱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在清理之列，而促销服务费则属于规范项目。也就说，促销服务费可以收，但必须实现征得供应商同意并订立合同。这么做并无不妥，因为这项收费尚属合理。问题是，很难说超市不会把那些乱收费项目放到“促销服务费”这个篮子里，继续“压榨”供货商。 商场如赛场，瞬息万变。只有场上队员能够及时掌握动态，并采取应对措施。参赛队员不能总等着裁判吹哨，而应主动积极应对，挽回劣势。毕竟，供货商的目的是寻求平等对话，追求合理利润，而不是希望那些大超市都受到制裁。 2012年2月1日 《新闻晨报》

南大校庆能不向世俗低头吗 文/魏英杰 今年5月，南京大学将迎来110周年校庆。近日南大提出办校庆的一条重要原则，序长不序爵，即校友只问长幼不论官位。 南大办校庆的原则颇有新意，能否真正做到，却让人捏把汗。说实话，校庆即便不是势利的产物，如今在国内也已沦为势利的工具。当今社会，追逐名利风气盛行，高校岂能免俗。热衷于办校庆的高校，往往是为了抬高学校名气，或者是想标榜自身地位，还有就是为学校筹款，如此等等。借校庆加强校友联系，增进校友与母校感情，早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一个理由。 就算学校想低调行事，一般也很难做到。要么不办，要么只好往热闹里办。高校以培养人才为业，哪家高校没有几个知名校友？这些校友或身居高位，或家财亿贯，或跻身学界名流，怎好轻慢？到头来，校庆往往就成了按官位财富排名次的高级俱乐部。就算高校有心平等对待，也不敢轻易得罪这些贵宾。一旦开了这个头，长幼次序焉有不乱之理。这是搞校庆的无奈之处。 当然，有的大学根本没把校庆当回事。有资料称，拥有9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甚至就没有办过像模像样的校庆。牛津大学培养了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3位总统和首相，其他社会名流恐怕更难以胜数。这样的大学，当然有资格对校庆说不，因为她根本用不着拿校庆来为自己贴金。有些著名大学也搞校庆，却不会向世俗低头。例如，哈佛大学在350周年校庆之际，不客气地拒绝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伸出的橄榄枝——当时里根表示十分愿意到校庆现场演讲，希望哈佛能授予他荣誉博士。 这种对世俗说不勇气，国内高校恐怕做不到。国内高校的校长、书记本身就是官，想让他们放弃官本位思维，那得有多难呀。这些年来，国内高校举办校庆的种种新闻，也可佐证这一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大师也”。这句话不妨略作修改：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大官也。许多高校如今并不以培养多少人才（更不用说大师）为荣，反倒以出了多少大官而沾沾自喜。在这背景下，高校校庆能够不沾染世俗气息，难矣。 南大所谓的序长不序爵，说起来简单，但恐怕很难彻底实行。据悉，在耶鲁大学，无论你毕业后混多牛，回到校园也是个普通校友。例如克林顿总统回校，也只能在下面和同学们坐在一起，上不了主席台。这在美国的大学可能并不稀奇，可放眼国内高校，哪个校长有这个气魄？既然难以彻底实现，也就不必寄予过高期待。 南大校庆那天，倘若校方能够在对地位显赫的校友热情接待之余，不忘真诚对待普通校友，不刻意显摆来宾身份，足够了。南大本不必刻意标榜一视同仁，既然主动这么说，不妨把这看作一种诚意，用不着苛责。 2012年2月4日

“零投诉”和宰客一样损害三亚形象 文/魏英杰 假日刚过，一则关于三亚海餐馆高价宰客的消息就在网上迅速传播。顾客刚开口问价手一指，鱼就被店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摔昏，强迫顾客6000元买下吃掉。如此一幕，让人震撼不已。 三亚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旅游最佳目的地，发生这种宰客现象，必然影响城市形象和旅客选择。随后不少亲历者发微博同声谴责，更让人对这座城市失去信心。如果一个地方处处都是消费陷阱，就算自带干粮也不能不加倍小心，这样旅游还有何乐趣可言？ 毫无疑问，这桩风波让三亚立陷入一场公共形象危机之中。让人纳闷，当地对此反应不可不谓迅速，如领导批示、迅速查封涉事海鲜档等等，去又无意中表现出某种傲慢姿态。例如，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居然在微博上声明：今年春节黄金周在食品卫生、诚信经营等方面三亚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话，说明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这句话简直是或火上添油，迅速招致更多网友质疑。 公允地说，国内旅游景点多少都存在宰客现象，三亚的情形可能更加普遍、严重一些。这一点，相信当地政府部门早已非常了解。例如，2007年春节，四川遂宁游客徐先生就曾在三亚遭遇商贩粗暴对待，事后三亚副市长亲自打电话致歉，市委宣传部长亲自登门通报整治效果。针对类似情况，三亚也制定“裸称”、“一次性死亡”以及信用分类监管等制度，以加强市场监管。既然如此，相关部门完全不该拿“零投诉”来作为当地旅游市场秩序稳定的理由。 “零投诉”并不等于没问题，这是个常识判断。针对相关说法，有网友就说了，这完全可能是因为大家不再相信投诉管用了。还有不止一家媒体披露，即便节假日已过，记者打电话给当地12315等热线以及旅游局、外宣办等单位，均无人接听。更有网友直接质疑，“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微博于节假日旅游高峰期本应有人值守，却多日不见发帖，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之所在。 昨日，该微博再度发声明表示，春节期间当地12315接到消费者申诉举报、咨询电话70个，海鲜排挡、水果零投诉，前一则微博表述有误。这则微博已有致歉之意，从中却可看到当地有关部门似乎还没搞明白，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是否“零投诉”，而在于这背后反映了相关部门平时工作仍不到位。投诉率高固然不好，可如果一方面消费者反映强烈，另一方面没什么人愿意投诉解决，这更加不妙。因为这肯定说明，政府部门公信力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而之所以如此，恐怕就在于人们不相信政府部门能够管好这件事情。 碰到类似问题，政府部门应该迅速采取补救措施，还旅客一个公道，并及时对事件进行反思，以完善相关市场监管政策。以行动表示政府决心和力度，远远比找理由为自己开脱，更能够赢得公众信任。从这个角度讲，“零投诉”的说法和宰客行为一样，都损害了三亚的旅游城市形象。这还差点把当地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所有努力都给毁了，不能不说是个深刻教训。 2012年1月30日 发于1月31日《新京报》，署名孤云

比微博版多几句话。 对韩寒事件表个态 文/魏英杰 开学了，许多大V纷纷就韩方事件表态，收心回归工作。虽说我的工作就是看新闻热点，然后写点不痛不痒文章，不过也表个态吧。作为疑似骑墙派，有人可能会认为其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是我真实的看法。 1，我支持麦田、方舟子、mad（疯了）等人对韩寒的质疑。 这首先是对批评精神的肯定，没有批评就没有正常的舆论；其次，十几年来对韩寒多少存在夸大和神话之处，如路金波的“天才说”，王小山、梁文道的“鲁迅说”，虽说这未必是韩寒的问题，但与韩寒休戚相关，韩寒有必要面对这些质疑；更重要的是，韩寒是公众人物、名人、偶像，也从这个身份中获取巨大利益，并对大量受众形成影响，因此他应承受相应的和相关的批评质疑。 2，我支持韩寒通过打官司解决这桩疑案。 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打官司当然也是一种权利啊。不能说我批评你是对的，但你打官司就是欺负人了。这是“江湖规矩”，或者说只有在道德层面上站得住脚。但从法律角度，打官司是每个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途径，这怎么就不行了？特别是，韩寒是否由人代写，打口水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无论谁占上风，当事人都可能遭受名誉损失，而打官司或许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却可提供一个法律的说法。这桩官司还有个好处，可以让参与各方进而关注言论自由的边界，以及对名人的质疑批评，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未必是合理的。 虽然从情感上不希望出现这个局面，但我支持韩方起诉。但对于李其纲起诉麦田，我觉得既然双方已经互作声明（后来才看到李其纲接受麦田道歉），再行起诉就没多大必要了。这个官司，法院也不一定会支持。 3、我不同意麦田、方舟子、mad等人的质疑方式，或者说下论断的方式。 麦田是因为以前就对韩寒有所怀疑，又因为韩寒在三篇文章中对哈维尔有不敬表述，所以站出来质疑韩寒。方舟子，正如他在接受凤凰网采访中所说，一开始并未关注，只是在微博回复调侃几句，结果韩寒很当回事，并在接受麦田道歉的同时对他有所挑衅，这才把他给拉下水了。 麦田第一波质疑韩寒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这种搞法只会把自己逼入死角。结果第二天他就道歉了。为什么，他找了一堆材料，然后直接下判断李其纲肯定和韩寒爸爸是同学，因为是同学所以在这件事情中必然有勾结。而实际上，他那些材料最多只是证明有这种可能性，但事实完全也可能不沾边。结果呢，当事人一站出来说双方压根不是同学，甚至不认识，麦田只能歇菜了。而这样妄下判断，你说别的大家也未必会信了。 方舟子比麦田好些，但质疑韩寒依然是方舟子水平较差的一场论战。刚开始还好，他试图戳破韩寒天才神话，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只有胜不会败。因为这是个价值判断，因人而异，而且经过这轮风波，稍微理性点的人也会认可这个看法。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天才啊。可后来估计是信心倍增的缘故，方舟子分析韩寒文章的时候越发觉得，这哪里是十七岁小男生可以写出来的文字，因此就开始和麦田一样下论断，认为有人代写了。这种排他性论断，既对自己不利，也有违批评的精神实质。因为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做这种判断其实和猜题一样，蒙对的概率是一半半。如果质疑批评一个人是靠蒙的，当然损人损己。特别是对那两封家书的分析，让人笑逗了，这完全不是方舟子平时的水平。 但还要加一句，我对方舟子在质疑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依然表示赞赏，韩寒拐弯抹角骂他秃头，他却还很认真地做科普，这种涵养让人佩服。 Mad包括彭晓芸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更加严重。无论她们怎么看文本，最终答案都不是封闭式的。一旦妄下论断，就会闹出张放那种“走出爱的禁区”式的笑料。特别是彭晓芸所谓的文学批评，简直不知所云。对比她之前和韩三篇后对韩寒的评论，也可看出她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立场。至于mad，虽然她很懂英语，但这并不必然导致质疑正确。比如她翻出那么多视频，证明韩寒不仅口才不行，而且还有阅读障碍。问题是，你可能这么觉得，但人家根本没那么觉得。比如我觉得韩寒在公共场合的口才不算一流，但还是有些和他文章里透露出来的那种机灵。和王朔见面那场，韩寒事前就说不想见，王朔来了后，他没有多说话，完全合理。这种饭局式见面，许多人是不愿意多说话的。Mad是我的朋友，但我完全不赞同不认可她这次论战中的表现。 4、我理解但不欣赏韩寒一开始对对手的辱骂，同样理解但不赞赏韩寒父亲的表现，完全不赞赏路金波等人的表现。 受到这么大质疑，愤怒可以理解，但韩寒一开始没能克制住这种情绪，这比较让人遗憾。玩过论坛都知道，争论一旦进入互相辱骂，就会变成意气之争，也就变得没啥意思。不过，他后来基本做到了克制。 韩寒父亲是个老网虫，但肯定也没见过这么大阵仗。话说太多，可能反倒体现了真实。但他不应该跟着辱骂对手。因为他不仅是个父亲，而且是韩寒的父亲，他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影响韩寒和自身形象，也会对舆论产生不好影响。等这件事情过去，他应该会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换作是我，我可能也做不到理性。 路金波在这场论战中完全是个大赢家，无论局势对韩寒有利不利，对他都有利无害。但也不该这么得瑟，这么不谦虚啊，表现得这么兴奋，别以为大家都看不懂不是。他是骨灰级网友，泡网上跟人掐过来的，可在这次事件中，他更多表现出的是“奸商”品格，而不是网友精神。遗憾啊。其实，这场论战从原因来说，一小半是他引起的。没有他对韩寒的“包装说”，麦田不一定会那么肯定地认为有人帮韩寒代写。所以，一早就断言，等这件事情过去，（按照常理啊）韩寒会和他闹掰。现在由韩夫人代理韩寒对外事务（马日拉也退出），也许是个开始。和路金波吃过一次饭，采访过他，照理不该说这些，不过我说的是真实看法，麦田、mad是我朋友，我也没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说的不对，请多包涵。 5、说半天还没说到重点。韩寒到底有没有人给他代写啊？这我哪知道啊，那么多人都没搞清楚。事实是怎么样只能等待结果，也可能没结果。但就我这么看下来，我相信韩寒作品不存在代写问题。特别是韩寒父亲翻出那两封家书，更让我确信这点。 那两封家书基本可以看出一个少年的成长轨迹。青少年时期的韩寒应该偏好文史，也受了他所阅读作品的影响。譬如那个humor，我记得钱钟书散文中确实演绎过。凑巧我初中高中阶段（90年代初）也喜欢现代文学，啃了一大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系列，接触过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胡适、沈从文等人作品，读了这些书的人，不受其文风影响很难。 一个人文风转变也很正常。这个写过不同类型文章的人会更有感触。比如我以前写随笔，后来写时评，再回过头去写随笔，完全不是那种味道了。专栏编辑就说，你写随笔还有时评的味道。没办法，这就是风格转变所致。 所以，我相信韩寒最近关于这部分的自述真实可信。 6、关于韩寒读书的问题。他始终接触的可能文史类的东西多些，西方学术理论相对少些。这符合一个作家的阅读偏好。这一点，从他最近的博文也可窥探一二，比如他说那些民主理论著作基本都是一战二战前后面世，这并不符合事实，也可说明韩寒在这方面的欠缺。比如，罗尔斯《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都发表于1970年代，查尔斯-蒂利的多部民主理论著作如《抗争政治》《社会运动》《民主》都出版于2000年代，这些都是涉及民主政治的重要作品（我只是列书单，都没好好读过）。 7、回过头来再说这场论争。表面看，这是麦田、方舟子等人发起的口水战，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韩三篇才是这场论战的起源。麦田和方舟子的思想光谱没那么明显（可能稍微偏左），但如果光是他们摇旗呐喊，下面没有追随者，没有起哄的，也没办法闹出这么大声势。麦田几年前就质疑过韩寒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才引起注意，当时却没什么人理？这就是因为，那时候自由派（包括革命派）还把韩寒当作主战将，或者对他寄予厚望。 8、韩寒的“公知神话”，可以说是自由派和自由派媒体人联手烘托出来的。比如，王晓渔兄（包括在下）都曾赞扬过韩寒的“公民精神”，而读了韩三篇后，晓渔是比较早站出来指责韩寒“不读书”的。当然，我至今仍坚持这个意见。不能说，韩三篇一出，韩寒就不是个“公民”了。此外，梁文道兄（他是个热心温和的人，“腰封小王子”的美名说明这点）说，假以时日，韩寒会成为下一个鲁迅。王小山兄说，鲁迅比韩寒差多了。这些话，说者未必当真，或者只是出于赞赏的一种表态。但对“韩寒神话”的烘托却起了很大作用——你不信，他信。 9、韩三篇出来后，等于是韩寒自翻底牌。这惹怒了自由派里的革命派。所以，倒韩就从那时候开始酝酿了。到目前为止，倒韩力量成色复杂，但还是可以大致看出一二。比如，革命派是最坚决与韩寒切割的，自由派的温和派对韩寒仍持回护态度，如笑蜀兄，还有许多持中间立场人士也是如此。同样的，有的左派情不自禁地向韩寒伸出了橄榄枝，却遭到了无情拒绝。再加上极力维护韩寒的韩粉，以及方舟子加入战团后死心塌地追随的方粉，还有骑墙派、搭车族、太太团都各自发出声音，所以就搞那么大了。关于站队问题，好像不少人分析研究过了。 10、我对韩三篇的看法，微博上写过：“赞赏韩寒在公共事件上的参与和表达，从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认同韩三篇否定暴力革命，赞同改良，但同时认为，保持压力是促进改良的前提。改良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互相博弈所致。英国大宪章的产生，是在暴力和反复中确立，国王刚签下宪章，回头就反悔了，修改再签，如是几次。” 11、再补充一点：看待韩三篇，应该从韩寒是个作家而不是学者、理论家的角度，那样就比较公允。韩三篇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缺乏理论素养，而在于他给那些民主大腕提供了吐槽点，有人可能认为他捞过界了。当然，有的大腕并不放在眼里，或放低姿态专门撰文批驳，只会三言两语藐视而过。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和个人，发表对民主的意见，没有任何问题。把韩三篇定位于一个作家的表达，去关注他想说什么，那就够了。何况韩三篇文章本身并没那么不堪，还给大家提供了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热点——没功劳也有苦劳嘛。 12、有人认为韩方大战纯粹无聊，不值得关注，如张鸣老师就持这种观点。这种想法千真万确是错了。这场论战（从韩三篇开始）的价值就在于，韩寒翻出底牌，有人不答应了，有人笑了有人哭了，还有人暧昧地说“韩寒成熟了”。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完全是当下国内思想状况的一场集体演出。从这可以看出多少事情来。比如，一个持温和立场的人竟然那么不受人待见，可见当前社会的思想对立是何等严重。 13、忘记一点了。有人始终认为，抹黑韩寒或者说韩寒论战完全是背后有力量想转移话题。说白了，这太瞧得起这股力量了。如果一种力量可以完全主导网络舆论，还用得着网络实名制吗？呵呵。网络的作用就在这里，谁都可以插上一脚，但谁也没办法刻意主导舆论方向。想做也做不到啊。不否认其中有推波助澜的，但要说这个事件有股力量在把舵，这种可能性等于零。 14、韩寒风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更明白些，这是近年来很重要的一场思想事件。这并不因为缺乏思想理论界学者的介入而失色，反倒因为引起民间强烈争议而变得更具重要性。这次事件引发国内各思想派别及其拥护者重新分化组合，是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场民间思想演练。微博上有人不是说了，韩寒事件让许多人互相拉黑，甚至还导致男女朋友分手。这就是对各自理念的一种确认，以及对个人社交圈的一次重组。当然，更多人是借助事件反思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是网络讨论的一个特点。很少人会在论战中改变自己的观点，而只可能变得更加固执。（关于网络导致极化思维，桑斯坦相关论著多次涉及，有实验支持） 好了，吐槽完毕。早就想把俺拉黑的朋友再忍耐下，发完这个东西，俺也该回归正常生活和工作状态了。也希望上面提到的朋友们把这看作一个观点表述，体谅则个。我觉得，思想尽可多元，大家不妨求同存异。不管怎么说，彼此间还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基础，这就是咱们在这里胡思乱想的，远远还没变成现实。 2012年2月2日 凌晨

司机招聘难，校车安全悖论所致 文/魏英杰 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引发公众普遍关注。在舆论强烈呼吁提高校车标准的同时，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有报道披露，重庆不少幼儿园或小学，近期出现了校车司机招聘难等问题。 重庆校车司机难招聘，据了解是因为校车司机待遇较低，但责任重大，待遇与责任明显不成比例。上述理由应该是成立的。当地一些幼儿园，校车司机月薪1500元（包吃住），却经常有应聘者提出3000元以上要求，二者存在较大落差。也有消息称，甘肃校车事故中肇事司机月收入仅800元。这个收入水平，恐怕难以吸引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充任校车司机。对收入有所不满，还可能导致司机责任意识淡薄，导致校车安全风险增加。 但这给人的启示还不仅于此。日前，备受关注的校车新国标初稿已经完成，新国标大大提高了校车安全标准。这无疑对全国校车运作形成了新挑战。例如，新标准实施后，许多地方原来的校车肯定会因不符合要求而惨遭淘汰，有的地区可能因为财政困难而买不起校车，学校还可能因为负担不起校车费用而推卸责任，干脆不配备校车接送学生。其实，上述状况已经有所呈现，引起了人们关注。重庆遭遇校车司机招聘难，也是个中问题的一种表现。 关于校车安全，由此呈现了一个典型悖论。不提高校车安全标准，将难以遏制事故频发现状，对学生构成生命威胁；一旦提高校车标准，很多地方又将难以落实，导致出现各种后果，进而可能加剧校车安全隐患。别的不说，一些贫困地区若无能力执行校车新国标，孩子们上学不方便尚在其次，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身安全将获得更大保障。问题还在于，一旦新国标出台，上述悖论恐怕一时难以消除，甚至可能出现若干新问题。 这形象表明，很多事情并非本着良好愿望就可获得彻底解决。人们当然不愿意再看到孩子们出事，也期望全国所有学校都能够拥有牢固、安全的校车，而且驾驶校车的一个个都是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从业人员。好马配好鞍，这当然没错。可是，一副好鞍并不容易得到。如果不能适当提高校车司机待遇，正常情况下就很难找到和新国标相匹配的驾驶员。既要用拥有高标准校车，又要配备好驾驶员，以现有情况来看，这并不是全国所有地区都能够实现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降低校车安全标准，而是说，无论制定新国标还是招聘司机，都必须记住安全才是首要诉求。提高校车安全系数，不仅在于制造出高标准校车，也不光是找到好驾驶员，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逐步构建一整套校车安全体系。举例来讲，如果全社会都重视校车安全，只要开在路上的校车挂上显著标志，那么无论这是一辆美式“大鼻子”，还是一辆普通中巴，其他车辆都应小心避让才对。否则，再好的校车，再有责任心的司机，碰上横冲直撞的社会车辆，还是如同行走在危险的悬崖边上，随时可能发生事故。 校车司机招聘难，这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在提高校车安全标准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其他软硬件条件的升级改造，使之互相兼容。特别是要注重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校车运营模式齐头并进的方式，这样才不会偏离初衷，致使校车安全改革沦为空谈。 201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