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甘肃校车事故：人祸猛于车祸 文/魏英杰 甘肃正宁大货车与幼儿园校车相撞，已造成20人死亡，44人受伤。让人心痛的是，除司机和老师，其中18名遇难者都是幼儿园的孩子。目前，伤者救治和事故处理还在进行，但所有关心此事的人恐怕都想问：事故怎么可能以这种形式发生？ 运载幼童的是一辆中巴车，核载9人。但在这个早上，包括2名成人在内，这辆车足足载了64人！为了载更多小孩，这辆车内部应该进行过非法改装。关键是，严重超载不说，这辆车在车祸发生前，不仅行驶速度较快，甚至还在能见度低的天气情况下逆行。超载、逆行，还可能超速，把这辆车称之为“死亡列车”，一点也不为过。 可以肯定，这辆车并非事发当天超载，而是天天都这样。但是，幼儿园似乎不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家长也没提意见、投诉（或拒绝让孩子上车），相关部门也未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阻止这种危险行为。这才是让人感到非常可怕的地方。这意味着，在如此明显的安全隐患面前，所有相关者都抱着极其疏忽的态度。这根本不是什么车祸，而是典型的人祸。正因为事发前没有人去阻止这一切，这场车祸才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呈现！ 这样的惨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去年12月，湖南衡南县一辆运送20名小学生的校车意外坠入河中，造成14名学生遇难。那辆所谓的校车，实际上是由农用三轮车改装而成，车内只能坐10人左右。今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造成12人遇难，当时船上载着41个学生，其中9名学生遇难。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样是严重超载。然而，每桩事故似乎都顺着震惊、悲痛、查处、遗忘的形式演进，然后一切依旧。 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核载6人的小面包车上挤满足足66个孩子。后来在交警指挥下，孩子们又像从鸟笼里出来一样，一个个走下车。看着那一幕画面，既让人痛心，又让人愤怒。这并不仅是教育机构利令智昏的问题，也不全在于监管缺位的责任，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冷漠所致。这起事故发生后，网上又开始流传一张悍马撞美国校车的图片。图中悍马被校车撞了个大窟窿，而校车安然无恙。且不说这张照片真假，即便有这样的校车，交给这么不负责任的教育机构，由如此不负责任的司机驾驶，照这么超载、逆行，同样会出事。 必须承认，我们愧对孩子们。因为我们没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交通工具。更必须承认，我们害了孩子们。因为无论是教育部门、教学机构还是老师、家长、司机，都没有真正把孩子的安全放在心上。这所学校用如此野蛮的方式运载孩子，有关部门却不闻不问，而家长也习以为常，这都足以表明这一点。 人祸猛于车祸。倘若不着重从人的因素下手，进而健全相关制度，完善相关措施，很难想象今后我们还将面临什么样的悲剧。 2011年11月16日 发于11月17日《京华时报》

中国从“制造”到“创造”有多远 文/魏英杰 近日，工信部印发了《“十二五”产业技术创新规划》。规划范围涵盖原材料、设备制造、消费品、信息产业四个领域，规划期为2011年~2015年。 相关规划定位清晰、目标明确、措施细致，准确把握了实现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处，即创新。但应看到，要在五年内让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重点领域产业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殊非易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光靠政策引导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规划也提出，要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激发企业创新意识，让企业愿意加大创新投入？ 实现这一点，一是企业要能够从创新中尝到甜头，二是市场竞争逼着企业不得不创新，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若非循此路径，政府一味地给钱给政策，到头来很可能会“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白养活一批赚取政府补贴的所谓创新企业。 企业怎样才能从创新中尝到甜头？莫过于新技术、新理念可以迅速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企业从中获利。就此而论，首先需要支持创新的教育与科研体系，其次要有鼓励创新的文化土壤，此外还要有保护创新的制度环境。而在这方面，国内实际上还存在不少庸俗解读之处。 譬如，许多地方都拿美国硅谷为榜样，依托高校资源，试图复制硅谷模式。斯坦福大学为硅谷提供了大量新技术和科研人才没错，但那只是造就硅谷传奇的一个来源。造就硅谷传奇的另一个来源是美国本土鼓励冒险、不断进取的企业精神。正是这种企业精神，才成就了让人感觉神奇的“车库创业”景观。比如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是在车库开始创业之旅的，又如乔布斯和好友沃兹尼亚克也是在车库组装他们的第一批苹果电脑。而在国内，谁要是在车库开公司，恐怕工商局的人要找上门了。 当然，大学生辍学、车库创业只是表面现象，如今许多地方鼓励大学生创业，可谓只知皮毛而已，真正应关注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商业气息和创业文化。这里的意思是，创新需要深厚的文化土壤才可能生根发芽。国外教育从小就有意识培养学生的独立和创造精神，而国内的大学生大多仍属于“应试型”人才。在如此不同的教育文化背景下，从政策上支持大学生创业，很可能是在误人子弟。 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只有当创新成为企业的一种文化自觉，才可能形成以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社会风气。反观现状，企业创新不仅要面临人才、资金等困扰，还可能得不到制度保护和市场滋养。简单讲，如果依靠抄袭就可以赚取更多利润，企业就不可能把更多资金投入研发。乔布斯因有剽窃施乐公司图形界面技术嫌疑而大受诟病，facebook因涉嫌剽窃他人社交网站创意而吃官司并支付高额和解费用，这些案例都可以形象地反映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制度上，抄袭他人创意（有时候仅是从交谈中获得部分创意）都将被视作无耻行为，只有这样，企业和个人才有动力不断创新，寻找企业和个人发展的源泉。 仅从上述几点，都可表明推动创新的力量不能光靠政策扶持和产业规划，还应从根源上培育创新的文化机制。我们可以不知道创新企业家在哪里，但一定不能忘记给创新提供充分的文化和制度支持。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前，中国无疑是个制造业大国，但从“制造”到“创造”，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说到底，这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气质重新塑造和形成的过程。 2011年11月15日

公正是“公考”的存亡底线 文/魏英杰 山西长治“公考状元体检被刷”事件终于接近真相。据新华社18日电，长治市纪委、监察局调查确认，该事件确实存在暗箱操作。目前当地已对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波等6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今年4月，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宋江明回家乡参加公务员考试，取得笔试、面试、总成绩第一。照道理，宋江明被录用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未曾料到，半路杀出程咬金，在当地组织的体检中，宋江明因体检不合格被淘汰出局。宋江明随后自行体检，血红蛋白等相关指标却显示合格。也有人指出，检验报告单内多项数据间逻辑关系不成立。这意味着，相关报告单很可能被人篡改。 在事实面前，你不得不佩服某些人手段之狠辣。这些人居然敢在检验报告单上做手脚，以图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这种做法，其实已不叫暗箱操作了，而是明目张胆、赤裸裸剥夺他人考录资格的恶劣违法行径。如今，相关部门官员和医院副院长、体检科主任、医师、检验技师均受追究，也证明了当初这张黑网撒得有多大。倘若不是宋江明咽不下这口气，恐怕被人算计了还蒙在鼓里。 那么，究竟是谁把这一张大网撒向宋江明，究竟又是谁企图从中获利？希望当地公布相关结果，如此才能起到惩戒之效。何况宋江明目前正在按程序办理录用手续，倘若不把相关责任人彻底揪出来，人们就免不得还要担心他入职后的命运。 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公务员考试相关规则正在逐渐完善。试想，如果幕后之人有办法在笔试、面试中做手脚，恐怕也就不用等到总成绩出来后，才在体检环节耍花样。但由此也可看出，随着参与公务员考试人数日益增多，明里暗里的竞争越发激烈，这既为寻租者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公务员考试的公正性、权威性形成了严峻考验。 近年来，在各地公务员考试中，各种腐败和寻租方式推陈出新，可谓花样繁多。例如，为了把领导干部子女安排进官场，有地方干脆量身打造招录条件，大模大样走过场。除这种“萝卜招录”外，有些人为实现目的，其手段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去年江西曝光的“史进利事件”，至今想来仍让人不寒而栗。为了把史进利淘汰出局，对方居然利用公权，给他账户汇款后报警，把他活生生弄成了全国网上通缉犯。类似极端行径，想必并非孤例。 不言而喻，公正是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存亡底线。有公正则“公考”存，公正失则“公考”亡。“公考状元体检被刷”事件，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主持“公考”的相关部门及监督部门一定要严阵以待，不能任由公正在考录过程中丧失，对“公考”形象构成威胁。只有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在考录过程中严格遵循程序，才能把“公考”打造成凭实力角逐的大舞台，守住公务员队伍建设的第一道大门。 2011年11月18日

“解聘未遂”难掩基层暴力现实   文/魏英杰 妻子被基层联防队员施暴、强奸，新闻后面跟帖却齐声骂老公怯弱，这也算是一桩奇闻了。发生于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这起事件，因媒体介入报道，呈现出如此扭曲的舆论景观，实在让人始料不及。 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报道的叙述方式有关。在受各大门户网站推荐的相关报道中，并未清楚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受虐女子的老公眼睁睁望着妻子受凌辱而不敢站出来反抗，甚至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联防队员杨喜利的施暴强奸过程。可见，这则报道不仅带有强烈倾向性，还对读者进行了误导。也因如此，网易新闻数十万条评论，很大一部分网友把谴责的目光对准了受害者的老公。 一个男人在三名手持钢管警棍壮汉面前敢怒不敢言，这或者算是一种懦弱，但从中更加体现出对方的残暴。无论受害人杨武当晚的表现如何，这一事件的主要事实是联防队员闯入民宅施暴并强奸妇女，而不是其他。所以，我们有必要把目光盯住关键问题，例如：三名行凶男子是否均为联防队员？事发时他们是否在上班期间？他们这么做是否出于基层干部授意？社区警务室与案发现场仅隔10米，为何暴行持续一小时却无人出面阻拦？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还原事件前因后果，进而追惩相关人员，为受害者讨回正义。否则的话，这一事件很可能被人为染成桃色，由一起令人愤怒的基层人员暴力事件变成一则花边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杨喜利闯入杨武家时叫嚷着“老子要弄死你们”，而杨武也一度以为“这次会和以往一样，被打几下，被砸些东西，等杨喜利发泄完就好了”。这表明，杨喜利很可能并非借酒发疯，而是素来如此，或者他与杨武家有什么过节，这才导致一时兽性大发。当然，无论其中原因何在，既然杨喜利施暴强奸等犯罪事实确凿，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裁决与惩罚。就此而言，目前还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杨喜利所犯罪行背后是否具有官方背景，或者当地社区应对此承担何种责任。 不言而喻，即便当晚发生的暴行乃杨喜利个人所为，但他闯入民宅时手持钢管警棍，又曾明确表示工作身份，这都已经表明，社区对其所作所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当地除一味撇清责任，还特意说明，事发前社区已对他作出解除合同决定，只是因为找不到人，制服、警棍才没收回来，他本人也才没有签收解聘通知。所谓找不到人、“提前”解聘，这些理由不仅苍白无力，反倒让人怀疑社区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事实是，只要杨喜利仍在联防队，不管他是临时工还是“解聘未遂”人员，社区都必须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欺凌百姓负责，并积极配合司法部门以及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在许多热点事件中，“一切都是临时工干的”已让公众产生审丑疲劳。当地社区的说法，讲到底无非是“临时工理论”的加强版。实际上，施暴者是否为临时工根本减轻不了相关部门的责任，“解聘未遂”之说同样难以掩盖基层暴力频现的事实。许多地方基层联防队员素质良莠不齐，平日为威作福、鱼肉乡里。这些人不仅成为老百姓眼里的害群之马，而且严重破坏了政府形象。在这背景下，一旦发现联防队员做出违法行为，基层机构更不该刻意袒护或逃避责任，而应积极果断应对，坚决查处，将其清除出基层治安队伍，这样才能避免激化矛盾，恢复自身形象。 2011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