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叛离教育，你做好准备了吗 文/魏英杰 近日，江苏一高中生撤换讲稿，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事情，引起网上热议。许多人对此举表示佩服，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勇气。 把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给换了，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抨击，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见识。显然，他这么做要冒一定风险，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乃至被退学。让人欣慰，学校目前只是对他进行了“保护性批评”。再者，倘若缺乏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清晰研判，不是憋足了一肚子话，这名高中生不太可能会冒险做出这一举动。和他的勇气相比，这种可贵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同样值得嘉许。 但我觉得，不该过度拔高此事的意义。或者说，对于鼓励中学生叛离现行教育体制，应当慎之又慎。批判现行教育的弊端，呼吁加快进行教改，本该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责任。对于中学生来讲，只要他们能够有所思考，不完全屈从于现行教育体制，足矣。至于他们准备作出何种选择，不妨多抱以理解和尊重。但肯定不能说，我们自己不敢站出来反对，却把希望和责任寄托在一个中学生身上。这样做的话，更多只是显示了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怯弱与虚伪。 尚未看到这名高中生的演讲稿，不知他对现行教育体制持何种态度。据该校副校长表示，这名高中生的演讲“言语不当，用词过激”。倘若如此，可见其心中焦灼。那么，这名高中生可能正面临着痛苦抉择：发泄一通之后，是愤然叛离现行教育体制，抑或回归课堂，继续体制内求学之旅？想必这也是许多与他有同样感受的中学生的困惑所在。对此该当如何选择，这是另一回事。这里只想说，选择叛离现行教育体制，并不比忍受应试教育来得轻松。 不得不承认一点，应试教育体制再怎么僵化陈腐，这仍是一条常规的求学路径。从获取文凭的角度，除非有能力到国外求学，否则很难脱离现有的这套教育体系。一个人选择离开这条路，或许精神上会更加自由，求知过程可能更让人感到快乐。但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将面临着更加艰辛的人生跋涉。别的不说，没有正式学历文凭，求职过程就不得不面对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有时候很可能是难以解决的。 不是离开应试教育，就能够换来自由翱翔的天空。不是所有叛离现行教育体制的人，都能够快乐上路。韩寒，这个中国最著名的高中退学青年，许多人现在才知道，离开学校前往北京的很长一段日子里，他的人生显得那么黯淡、忧伤。幸运的是，他勇敢地走出来了。不是所有叛离应试教育体制的人都能够像他那么幸运，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韩寒。叛离应试教育，对许多人来讲，很可能意味着从一个陷阱中爬出来，却又掉入了另一个人生的泥沼。 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生，批判了那么多年应试教育，如今我的想法是：必须呼吁加快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但不应激进地鼓励孩子们脱离现行教育体制。这并不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而是基于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自己没做好准备，不是出自理性的自我选择，我们就鼓励他离开学校，这也许不是真的为他好。因此，在为这名高中生喝彩的同时，更多应该反思我们这些成年人对他们的亏欠之处。 2012年4月12日

保健品“戴帽戏法”何时休？ 文/魏英杰 国家食药监局下发的内部通知中，明明有13家螺旋藻生产企业产品“不合格”，隔不久对外公布抽检结果，却只剩下1家产品不合格。这究竟怎么回事？ 按国家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原因是首次检测列出的“问题产品”是“可疑待查的产品”，而非科学检测后的“不合格”。但据《瞭望》周刊报道，这与“蓝帽” 产品（即保健食品）的审批、监管环节存在漏洞密切相关。据悉，首次检测结果被曝光后，多家涉事企业即进京“公关”。报道援引“业内人士”说法，称国家食药监局集审判、标准、检测等权力于一身，不易做到权责对等。 这无非又是“谁来监督监管者”的问题。监管部门掌握企业生杀大权，却又缺乏严格的权力监督，这难免就给监管部门留下巨大寻租空间。企业获悉产品遭曝光，试图寻找途径游说、收买监管者，这是正常反应。关键是，这种游说是否属于合理范畴，越过法律许可边界的收买行为会不会遭到惩罚。倘若监管者敢拿好处，又不会受到及时有效惩处，相关幕后交易就会越来越猖獗。监管者甚至还可能有意放出“信号”，坐等企业“投怀送抱”。 在这起事件中，监管部门或检测机构是否拿了企业好处，暂且不论。结论如何，并不影响相关监管部门权力过大这一事实。而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就会产生腐败，这也是个定律。以“蓝帽”产品为例，照理这是经审批认证的保健食品标志，应该让公众放心。可市场上形形色色经审批认证的保健品，有多少值得信赖？如这次同时被通报“内容物欺诈”的鱼油产品，市场状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部分鱼油产品除DHA含量偏低外，一些生产厂家还“经常使用回收的明胶残渣作为原料”。试问，这种产品怎么是通过“蓝帽”认证的？ 事实表明，“蓝帽”认证非但不是质量保证标志，反倒成了审批与监管部门一大利益来源。报道指出，这一审批制度背后存在着以代理机构为中介的灰色甚至非法利益链条的现象，它们“编材料”、“卖批文”、“贿评委”，使“蓝帽”审批之门洞开。权力俨然成为违法企业的保护伞，“帽子”自然也就成了假冒伪劣的遮羞布。类似这种“戴帽戏法”，人们还见得少吗？从泛滥一时的“省优”、“部优”产品，到前几年倒掉的“牙防组”，处处可见这种权钱交易的魅影。 有一种观念上的误区，一旦社会哪里出了问题，人们往往就呼吁政府介入，加强监管。殊不知，政府监管并不等于法律监督。何况，多一项许可（审批）就是赋以政府更多权力。在许多情况下，这是赶跑了狼引来了老虎。实际上，这时候人们更需要的是法律，而不是权力。“谁来监督监管者”问题的产生，就在于法治缺失，而不是说要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权力。依靠层层叠叠的监管机构来保障产品安全，还不如一项可行的、有效的法律管用。当然，这么说的前提是，执法者必须也在法律监管之下。  “戴帽戏法”何时休？倘若监管部门怎样都逃不过法律这个“如来”的手掌心，戏法自然也就变不下去了。 2012年4月7日 《京华时报》

招商不讲法治，拔着头发离地 文/魏英杰 在山西长治，吕日周多年前曾发起一场舆论监督风暴。目前，这片土地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招商风暴。当年许多人曾发问：长治模式能搞多久？相信这也是不少人对眼下这场招商风暴的疑问。 地方政府重视招商，这本身没啥问题。为招商引资，各地也都是卯足干劲，想方设法。比如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给各部门下任务、出指标，这些现象不仅中西部城市存在，东部城市也很流行。但是，长治把招商优惠政策具体到“外地车辆轻度违章不罚款”、“企业亏损政府包赔”，即使不是全国独此一家，也属罕见之举。当地如此神化招商引资，很难不会引起外界议论质疑。 当年人们对吕日周模式感到有所担忧，就在于这是以人治为基础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弊端就在于，一旦主政者发生职务变动，难免“人走政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眼下长治正在进行的招商风暴，其隐患同样也在于不讲法治。为了招商引资，当地可以违反交通法规、可以拿财政资金“担保”，这让人非常怀疑，还有什么法律法规不能被绕行。 这种招商政策看似对投资者有利，实则可能反过来破坏正常投资活动。打个比方，假如有客商率先在当地投资了1千万元，地方又给政策又给土地，这当然让人满意。可万一有投资者想在当地投资2亿元，却看中了上述客商这块土地。按目前当地积极招商的思维，难免会因此动了把原来这家企业挪走的心思。这并非纯属杜撰，别的地方就真实地发生过。以人治的方式招商，结果就可能产生以人治的方式破坏招商。这是类似招商引资活动难免落下的结局。 招商不讲法治，形同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地。这种做法看似使足了劲，实际上还是原地不动，甚至还可能用力过头而摔倒在地。其中关键就在于，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离开了法治，市场竞争格局必然会扭曲，导致市场经济畸形发展。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首要职责在于完善和加强建设当地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而不是积极充当运动员，全面主动地介入各种经济活动。 激进的招商引资政策，还可能会侵害到老百姓的利益。招商难免涉及征地拆迁。在这其中，政府原本是相对中立的利益均衡者。但政府的天平向投资者严重倾斜时，势必会发生为讨好投资者而不顾被拆迁人利益的现象。在招商占主导地位的政策思维下，也可能发生拔苗助长、饮鸩止渴的政府行为。这主要体现在，还没等投资到位，政府就先行拆迁土地，或者为夸大投资规模，政府主动“拉郎配”，为企业寻求银行贷款。这些行为无疑都会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过激的招商政策将会给地方发展埋下严重隐患。经过这么多年摸索，人们已经意识到，招什么商引什么资其实大有讲究，并不是什么项目都值得引进，更不是什么产业都对地方可持续发展有利。特别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虽然有助于提升GDP，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很厉害，从地方长远发展来看其实得不偿失。这个道理政府官员不会不懂，但如果一个地方过于渴求依靠招商引资来标榜政绩，就可能视此而不顾，重复那种“先污染再治污”的错误。这种做法，无疑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实践一再证明，只讲人治不讲法治的运动式革新不可持续。不少地方的经验也一再表明，激进的招商引资政策，即便一时可以带来如花似锦的“数字繁荣”，以及看似硕果累累的政绩效应，待到泡沫破灭，一切都将变得虚无。面对这些经验教训，长治焉能不警醒？ 2012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