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下好破除国有垄断、吸引民间资本、为企业减轻税负这三步棋 中国宏观经济增幅近三年来首次“破八”：继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降至8.1%之后，7月13日（周五）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增长仅为7.6%。虽然这个数字略高于全年7.5％的增长目标，但因相当一部分专业机构的预测仅在7.3%左右，无人敢对超速下滑的趋势过于乐观。纵近期出现短期回升也难以持续，“硬着陆”的可能性明显加大。目前，关键在于如何争取“软着陆”，而经济发展慢通道趋势已成，稳增长成为首要任务。 决策层在积极寻求对策，“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成为最重要的政策选项。国家发改委从5月起就加快投资项目审批；至上月，地方政府频频出台相关细则，“抓住机遇”“弯道超车”呼声连连。 阅读全文
阅读更多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 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 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养老金不够了,要我们活到老干到老! 中国政府最近援助拉美100亿美金，下半年援助欧盟1000亿美金，援助东盟100亿美金，昨天又宣布无偿援助文莱40亿美金，40万人的小文莱相当于每人1万美金。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於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白衬衫
阅读更多因就四川彭州农民发现乌木而被国家收缴写评论，第一次接触到《民法通则》第79条，该条也正是彭州地方政府将乌木收缴国家的法律依据。政府依法行政，其行为举措有法律依据当然是好事，但法律可以作为依据，而法律本身也需要依据。国家立法，每一法条的背后，都应该有它的法哲学或法理，否则该法条便缺乏合理性的支撑。这里我很想试探一下民法第79条背后的立法逻辑是什么。 这是第79条的前半部分内容：“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就这根乌木而言，它不是“所有人不明”，而是原本就没有所有人。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生息，自然沉埋，又偶然被发现。从被发现的即刻起，它有了自己的所有者，这就是发现它的人。谁发现谁占有。这是古老而原始的自然规则，就如同原始时代，一个狩猎人发现“野有死麕”，然后用“白茅包之”，这只死麕因此就归属于他，谁也不能抢夺。这样一种天经地义，在没有法律出现以前是惯例。如果人间立法，理当遵从这种惯例而不是相左。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学，人间法的背后是自然法，它遵从的是宇宙中大流行的自然正义。因此，自古而今，对乌木这类天然拾得物，惯例奉行的都是“先占”原则。该原则至少在1949年以前的法律中还存在。但，我们今天的民法体系，先占原则已经找不到踪影。 同样，对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或隐藏物，囫囵而论，一概将所有权归诸国家，同样找不到合理的立法根据。记得1970年代后期我作知青时，一次妇女锄地，一锄锄出了一个坛子，砸开一看，里面全是各种银元。大家一阵疯抢，谁抢到便属于谁，抢完了事。场面虽然不雅，也谈不上道德，但很公正。假如最初发现者不动声色，晚上自己悄悄把坛子抱回家，一坛银元便完全属于自己，我想谁都觉得很正常，还会慨叹这个人运气好。但，如果按照第79条，这坛银元应当归属国家，请问这是出于什么法理。不妨可以这样假设，当年土改时，很多地主怕财物收缴，便把黄金白银埋在地下。结果地主被政府镇压了，家人逃逸了，这些财宝也无人知道了。几十年后，有人从地里发现了它（我刚才所说的那坛银元，说不定也是这种情况），你觉得这些隐藏物应该属于国家吗。不用根据任何道理，不妨先看看自己的直觉与本能。因为古老的自然法看起来写在法律里，其实它同时也活在我们一般人的心里。 无论像乌木那样的自然物，还是像银元这样的非自然物，无疑，它们都是有价值的，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所有权的问题。按照民法第79条，即使民间发现，也没有人可以获得所有权；所有权的唯一指向，便是国家。当国家成为这里的所有权的唯一主体时，它的立法口吻显得那么强硬。比如“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什么叫上缴，这里的“缴”如缴械、缴枪、缴纳、缴公粮等，无一不带强制性和迫使性。于是在这样一个法条里，上缴成了一种义务。这样的法律用语，欠缺对权利的尊重。它的潜台词是，你拣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你的，而是我的。 民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它调节的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等。本来民法中没有国家的位置，因为国家是立法人，立法之后，它又是一个与利益无关的裁判人。无论如何，它不应成为民法中的利益主体，否则无以公正调节公民间的财产关系。然而，第79条民法，国家作为民法制定者，同时又成为与该法相关的利益主体，这是国家既当立法者，又当裁判人，还当运动员。本来国家调节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公正；但现在不是权利与权利之间而是权利和权力之间，公正被打上了严重的折扣。因此，这第79条民法，现在看来，明显是一个问题条款。 它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法条，如果可以为它寻找背后的立法逻辑，很清楚，该逻辑或逻辑原点便是国家至上的权力本位而非国民至上的权利本位。无论法条内容，还是它的用语及口吻，一应都是出于权力的需要并且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这样的法条带有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所谓计划经济说到底就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指令性经济。今天我们的改革，如果是把以往权力为中心的计划时代改革为权利为中心的市场时代，那么这1980年代出台的民法第79条，显然也需要作相应的改革。修法即改革，它的指向，我以为便是恢复以往以自然法为根基的财物先占原则。
阅读更多把统治者关进笼子！ 美国总统布什有一个动人心魄的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是因为统治者很容易变成比狮虎更凶残的猛兽。与统治者相比，被统治者只是各顾各的绵羊，随时会成为狮虎的牺牲品。不把统治者关起来，老百姓就没有安全可言。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才能使他只能为社会造福无法为害社会。 纵观人类历史，统治者几乎都是靠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把老百姓关进笼子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贯穿人类社会史的主要矛盾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可叹的是被统治者夺权后大都重蹈统治者覆辙。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明君贤臣，但只是昙花一现。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极权引发的祸患如同洪水，一旦渲泻出来就难以回收。几千年来由于绝大多数人被囚禁在笼子里，人类社会进步异常缓慢。 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可能。一二一五年英国大主教策划的贵族起义，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经过反复较量，到一六八九年，王权成了摆设。 一七八九年华盛顿当选为制宪会议主席，他和同事们制定的美国第一部宪法详细规定了人民应当享受的权利，严格限制了统治者可以行使的权力。所有统治者在有限的任期必须接受公众、舆论、司法的严密监督，重要决策必须得到议会批准，所有行为都要接受议会调查，所有财政预算必须经过议会严格审核批准才能生效……人类终于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其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严重者还会遭到弹劾，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成为公众的孺子牛。官员的天性是对授权者负责。把官员关进笼子，官员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司授予，官员若想保住职位就必须对人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关进笼子的统治者才可能成为公仆。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还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它可以使好的统治者变得更好，内心邪恶的人即使善于伪装爬上权力宝座，也难有得逞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保障，美国社会得以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发展，保持了极强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创造了数不清的人间奇迹。今天人类社会享受的现代物质精神文明大都出自美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人成功地“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速度世人瞩目，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领导干部监管制度形同虚设，导致官员腐败发案率高居世界之首，以权谋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败坏……与权力不受制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尝试了太多伟大思想、先进理论，但无数实践证明：国家若想强大，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事就是驯服统治者。若想驯服统治者，除了把他们关进笼子，什么办法都不灵——这是万古不易之理！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阅读更多我们不能够总活在欺骗中 崔永元说：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撒谎！ 现在看来，不能拿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政客了。政治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喉舌是机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有时毫无公允和客观可言。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 － 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摹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知道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政府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噎遗忘的差不多了。 七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 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 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de-tona-tor包20万个。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G.C. party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日本皇军于1945年向中国投降的历史照片,仅仅留存在我们的眼中！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复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cctv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 “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了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严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 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 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 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底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思形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都要尊重历史！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