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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闾丘露薇:两谈抑郁症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地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一、关注抑郁症   因为关于北大会商问题的讨论,让我开始关注抑郁症这个问题。 对于不少大学来说,往往非常担心,学生因为种种原因而想不开走上绝路,虽然学生自杀的新闻通常处理得比较低调,但是这又是一个存在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一些北大学生支持会商制度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看到身边有一些同学情绪出现低落或者波动,他们相信,对于这些学生如果能够提供帮助的话,应该可以防止他们走上极端。 一位曾经患有抑郁症的北大学生写信给我,这名学生之前一直在服用药物,去年底的时候,学校指派专门的老师和他接触,结果他发现,和他接触的老师,对于抑郁症并不了解,也因此这样的帮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甚至到最后,反而是他们这些患上了抑郁症的学生,提供了不少专业的资料给这名老师参考。 这名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之后他依靠自己,停用了药物,而作为一个过来人,他觉得,校园内的抑郁症问题也好,或者其它的心理疾病问题也好,都不是被会商的理由,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更需要的是专业的心理治疗服务,而这些,正是学校、乃至中国社会所缺乏的。 中国到底有多少抑郁症患者?只找到了07年的官方媒体公布的数字,大约三千万。在09年上半年一项最新发表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身亡,其中30%来自中国。自杀已经成为中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而在这些自杀的人群当中,患有抑郁症的占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查找了许多和抑郁症相关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发现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都指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发病率在逐年升高,但是有机会得到专业治疗的患者比例却非常低,有的报道指,只有百分之二。 这是让人担心的问题,因为作为一种疾病,如果没有专业治疗,很难想象依靠非专业人士的好心帮扶,可以彻底治愈这样的疾病。上面说的那位北大学生之所以幸运,在于他自己的努力,还有他很幸运地遇到一些让他能够茅塞顿开的朋友。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幸运。 很凑巧的,就在接到这位北大学生的信之前,我一直在网上和另外一名抑郁症患者联系,他曾经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因为患上了抑郁症而被炒了鱿鱼,虽然他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也打赢了官司,但是他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去从前。他给我写信,是感叹于这个社会对于抑郁症缺乏了解,也因此对于抑郁症患者容易产生偏见,以及排斥。从他的信里面,我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的那种孤独和消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曾经对新闻报道进行过调查,发现媒体对于像癌症这样的患者,总是能够用同情的姿态,赞扬他们和病魔斗争的坚强,但是对精神病患者通常显得淡漠,回避甚至是嘲笑,根据他们的统计,差不多百分之四十的报道,把精神病和犯罪,危险联系在一起。但是专家指出,大量的医学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病人并不比一般人群更具有暴力倾向,实际上,他们更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这让我想起这名抑郁症患者向我描述的接受治疗的过程,我终于能够理解,他所形容的、身体遭到禁锢的那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很少有人想过,要去设身处地地为这些患者着想。 除了媒体,当然还有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在于常识的缺乏,以及太多人的讳忌莫深。还好,越来越多的名人愿意公开谈论抑郁症,相信会让公众的偏见和恐惧慢慢消除。但是除了需要这样的环境,更重要的,还是足够的医疗服务,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患者不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精神疾病,只要及早治疗,大多数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二、再谈抑郁症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症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么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地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地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诊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地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认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再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天,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sina . com . cn / s / blog _46 e 9 d 5 da 01017 f 82. html , http ://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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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中道

  笔者曾经写过(台湾)已故周德伟教授的几篇文字,这位北大出身后又追随哈耶克研习自由主义的学人,不是像他当年师辈那样,在中西文化之间搞二元对立;相反,他是二者融合,其为人既具儒家精神,其为学又有深厚的自由主义学养。退休之后的周德伟,有一个工作重心的转变,即在翻译和梳理哈耶克的同时,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并阐释与西方自由主义相通的思想资源。这是对传统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对儒家思想的钩玄,很精彩。   比如,周德伟翻译哈耶克的《自由的宪章》,不时以注释方式参以他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这里不妨以哈著第十一章《法治之起源》的注释为例,周德伟以强大的篇幅一边纠偏哈耶克对中国古典法治的误读,一边将儒家的礼治与英伦的习惯法作比较,指出:“所谓礼者即由风俗习惯传统及人民接受之道德价值而成,亦即人民共同生活之规律虽无法律之拘束力,但其普及于民间较之成文之法律不知高出若干倍,且惟其无拘束力,故能适时生长演变,以现代术语表示之,近于英国之判例法。”不要小看儒家的礼治作用,在周德伟看来:“中国帝王之权力以西方术语表示之,有神圣之权利世袭帝位,但其为至高无上之权力,则只及于臣僚,至于管辖人民之权力,则远不如传统风俗习惯及孔子。”古代社会,天高皇帝远,政权不下县,民众和政府打交道的大致就是两件事,诉讼与纳税。除此而外,他们及他们的生活,更多需要面对的,倒是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治理。士绅读经书出身,其地方治理,当然离不开浸染过他们的那些儒家礼仪。受其影响,传统中国人,几乎身上都有儒文化的细胞。一代代传习,国人在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甚至举手投足上,是受皇家政治影响大,还是儒家伦常影响大,不言而喻。   以上周德伟不过要表达一个意思:“中国原为自由之国”。虽然皇权政治是专制的,但周认为“中国之所谓帝王专制,不过帝王对其所管辖之臣僚专制而已”,民众并没有过多受其荼毒。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帝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这个自由就是农业文明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个人自由。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中的自由缺乏保障,尤其是制度保障。按照现代宪政原理,保障自由即法治。然而,哈耶克被误导而欣赏的中国法制,却是管子的“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这是法家性质的法,是为权力造法而非为权利造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自由或权利极易为皇权所吞噬。有见于此,周德伟专文论述《论中国历史上何以无保障人权的制度》,“何以”不论,但周清楚地指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始终未发展限制帝王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   近有学人讨论儒家宪政主义,并形成两相对立之势。如果仅从学术角度,儒家不妨可以有宪政。宪政的要义,横向分权,纵向自治。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秦汉以还,政权在皇帝那里,治权却在士大夫那里。国体上是皇家专制,政体上却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看起来是士大夫替皇家治理天下,但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分权效应;何况士大夫总是试图以自己的道统制约皇家的政统。另外,士大夫在朝为官,在野为绅,由于皇家权力到县为止,大面积的乡村基本上是士绅主导下的地方自治。正是这样一种格局,个人自由得以存在。如果我们不妨将此以宪政视之,但也须指出,这无疑只是宪政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有很大距离;何况正如周德伟指出,在皇权限制上它还缺乏制度化。   晚年周德伟热衷阐发儒家思想,这是对自由主义作中国古典阐释,我个人很欣赏。其实,无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还是宪政、法治、民主等思想,多少可以在原始儒家那里找到对应点。从思想史的角度让中西文化相互发明,同时重新解读被五四新文化妖魔化了的儒学,是学术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周德伟当年这样做了,我们今天也有必要接着做。只是,学术是学术;在现实的和实践的层面,如果有学者推举儒家宪政,是为了在今天践履,并称之为“托古改制”,而且还非如此不可。这就会出问题,当然问题更在于它能否行得通。应该看到,儒家的宪政内容在现代自由主义那里不但获得了体系化的阐释,而且更充分地制度化了(这是儒家无能做到的)。所以,当年清末立宪,身为士君子的梁启超就不像他老师康有为那样“托古改制”,而是眼睛盯住英伦,在制度上走“托西改制”的路。毕竟皇权政治两千多年了,儒家靠自己最终也没有把它送进宪政的笼子里,但英伦却第一个做到了。这就是托西改制高明于托古改制的地方,也是梁启超高明于康有为的地方。   学习周德伟,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既抱以相当的历史敬意,又清楚地看出其短长。他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既不反传统,也不唯传统。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中道,所谓执两用中。假如可以换作我个人的语言,便是几年前我提出过的一个看法:“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中学即儒学,它有它的边际,不妨让它更多复兴在私人领域、社会日常生活领域或伦理领域,当然更需要用它来养成一种稀缺的精神人格,即周德伟那样的自由主义士君子。转至公共领域,则以西学为主导,此即英美宪政之学,让它来更新我们的制度,有效地形成对公权的限制,用以保障我们每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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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着也要中枪——答《南方人物周刊》胡鲁问

  一问:鲁迅在《忆刘半农》里曾写道“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亲近半农。”从这段话里,您怎样理解胡适与鲁迅的性格。   答:看胡适影像,读胡适文字,我个人很难获致鲁迅这种感觉。胡适不太像是有内在韬略的人啊。胡适留下那么多照片,几乎张张明朗,且给人如沐春风感。至于鲁迅,固有多疑的一面,但他这份感觉是否涉及他与胡适的私人交往,我不知就里,只能说这是鲁迅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也没看过其他写胡适的人表述过类似的感觉。有意思的是,从这个句子里,我看到的不是胡适,而是鲁迅。   二问:假如胡适48年底选择留在大陆,假如鲁迅能活到62年,他们会有怎样的命运?谁会更倒霉?   答:胡适如果留下,肯定没有好果子吃,都上了战犯名单了。借打胡适而给那些留英美的知识分子下马威,这是政治需要。因而胡适的命运是注定的,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这不在于胡适表现如何,他躺着也要中枪。至于鲁迅,那倒要看他自己的表现了。毕竟鲁迅当年还是同路人,没有拿他开刀的必要,除非自己不识相,触犯了体制。鲁迅会不会不识相呢,我以为不会。鲁迅最大的可能,未必不是像北洋时期那样埋头钞古碑,当年鲁迅不是一钞就钞了十年吗,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主张并善于打“壕堑战”的鲁迅,应该不会站起来往枪口上碰,拍案而起更不是鲁迅的性格。因此,如果可以假设,1949后,鲁迅安全系数要比胡适大,胡适注定倒霉。   三问:鲁迅曾被推向一个偶像与傀儡的席位,胡适的思想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今天,我们如何为他们松绑?   答:鲁迅被推为偶像不是鲁迅的过,哪怕他思想中的确有可以被利用的地方,正如胡适不可能被那个把他打成战犯的体制所利用。与其说胡适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还不如说他是被那个意识形态绑起来当靶子打。但,尽管如此,我们要了解胡鲁,还是应该直接去看他们留下来的文本,那里才是真实的胡鲁,而不是被体制抹黑或抹红的胡鲁。去掉体制的“意缔牢结”(即意识形态,台湾的翻译),多一些普世价值的常识,同时了解一些上个世纪前五十年的真实历史,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胡鲁,也是松绑后的胡鲁。进而言,这里的松绑倒不是为胡鲁松绑,而是我们为自己松绑,即走出那个束缚我们多年的“意缔牢结”。   四问:胡适和鲁迅当年都为“改造国民性”开过药方,胡适主张制度建设,鲁迅看重文化的力量。有趣的是,这两点也是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国家大事不说了,就想想佛山小悦悦事件罢)――这是否意味着,胡适先生闭眼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两点上都没什么进步?   答: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的选择依然有参照意义。面对今天,是胡适的制度改造,还是鲁迅的国民性改造,好像前些时因为韩寒的文章,又成了个话题。针对当年,我更认同的是胡适,因为胡适不排他而鲁迅排他。鲁迅不但把改造国民性视为“第一要著”,而且认为除此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包括制度改造(“……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样就陷入了一元论。胡适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胡适一生在任何问题上好像都没有绝对论、独断论的倾向。不过,就这两个改造而言,我不但认为制度改造应该优先,而且无法不反对“改造国民性”之类的话语,它有暴力性。人是环境的动物,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而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首先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就会形成不同的国民性,这一点可以看看韩国和朝鲜,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吗,何以反差如此巨大。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还是应该放在制度变革上。至于你问胡适闭眼五十年,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进步,我的回答是:如果“国体性”都没有什么进步,“国民性”的进步又如何可能。   五问:从康奈尔到哥大,留学美国的7年是形塑胡适思想非常关键的时期。您觉得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谁和什么(who&what)?   答:形塑胡适的是美国本身,是美国的自由宪政制度,倒不是哪个人或什么事。求学时代的年轻人,吃什么奶长什么肉,接受什么样的观念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大致不会错。假如胡适当年到日本,正如鲁迅留学到美国,他们未必不会倒个个儿。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正值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流行,这大体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思想走向。同样,胡适到苏俄三天,就忍不住为苏俄叫好。如果他不是留美而是留日俄,至少他不是今天的胡适,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吧。   六问:胡适一生,几乎都在用西方(英美)的概念来“剪裁”中国文化和思想,这种立场带来怎样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答:恕我迟钝,我好像没有感受到胡适用英美概念来裁剪中国文化或思想。我感觉中的胡适就是一个文明的播种者,他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中,播撒现代文明的种子。就此,胡适的先进性无须多言。至于局限,当然是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在胡适本人那里尚不是全盘否定),当为局限之一。后来的胡适,无论主张全盘西化,还是充分世界化,都是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后者主张中体西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这未必没有道理,正如胡适对他们的批评也有其道理。这事情很复杂。至于再往后,胡适晚年很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不能说是用西方概念来剪裁东方吧。我个人觉得,胡适越到后来,越是一个传统的儒者。在胡适身上,欧美绅士文化和传统士君子文化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胡适就是这两种文化熏陶的产物,是一个“宁馨儿”。   七问:最早说出“胡适肤浅”的人是谁?您认为他的思想真的肤浅么?   答:不知道是谁,但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在作胡鲁比较时,很明确地表达过这层意思。胡适是否肤浅,要看你怎么看胡。胡适思想,哪怕是自由主义的,的确没有那么多学理上的深入。但,胡适是传播自由主义,不是把自由主义当学问做。假如以林毓生先生的眼光看胡适当然浅,他是跟哈耶克学自由主义原理的;但,这样看胡,对胡未必公平。胡适是但开风气的人物,是风向标式的人物,他在常识层面上普及现代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做得已很不错。我不是用思想家的尺度来看胡适,故不觉其浅而觉其正(何况,不论浅深,胡适的眼光却是一流,这又是我们平时所谓深入或深刻的人物所不能比的了)。   八问:您觉得胡适思想遗产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答:胡适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象征,他代表的是英美自由主义文化。因此,胡适的文化遗产或思想遗产最有价值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是也只能是自由主义。这里,不妨用三个互文性的词把自由主义给串起来:宽容、自由、多元。比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胡适在在强调的。没有容忍,尤其是没有制度层面上的容忍,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自由。同样,多元是自由的产物,没有自由的社会只能是一元化的社会而不可能多元。因此,宽容、自由与多元不但是胡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最缺乏的东西,因而它也成为我们今天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的一个努力方向。   九问:胡适的政治理想正在台湾实践,您看好这种民主制度在中国更广阔的土壤里落地生根么?   答:谁看好不看好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是一种历史必然,不以任何势力和意志为转移。台湾今天的宪政自由和民主,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的共识,当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一天早日到临,让宪政民主亦即让“胡文化”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尽早制度化。   十问:今天,您觉得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不宽容表现在哪里?出路在哪里?   答:今天中国的社会就不是个宽容的社会,根子在于制度不宽容,即制度性地不允许这个社会有反对的声音和力量。胡适的宽容,除其个人性格外,更是他秉持的一份理念。据此,胡适当年对国民政府的威权政治喊宽容,就是要求那个体制能容反对的声音和力量。胡适不是斗士,但他为改变那个体制状况努力过。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体制状况(用体制自己的语言就是政治改革),这就需要我们像胡适那样去努力。大家能尽一份力就是一份力,这不是出路(我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这只是个人自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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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关键词:新公民

  【选荐】 吴介民,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所副教授。研究兴趣:公民社会、民主理论、社会运动、中国政经发展。文章《文明匮乏的焦虑》收录于一五一十周刊第2期。   推荐书目: 介绍三本来自台湾、写作台湾、但不限于台湾的书给一五一十周刊的读者。这三本书对于了解台湾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这三本书对于现正在香港、中国大陆发生的事务,也有很大的关联性。 《公共领域在台湾:困境与契机》,李丁赞等编著,台北,桂冠, 2004 华人社会不适合民主制度吗?华人社会没办法发展现代性的公民社会吗?这本书探讨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理论部分从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概念出发,探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在台湾与华人社会的适用性。实践部分以台湾当代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建构为主轴,分析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公共领域发展的来龙去脉。   《秩序缤纷的年代: 1990-2010 》,吴介民、范云、顾尔德主编,台北,左岸, 2010 1990年三月台湾爆发“野百合学运”。二十年后,学运世代怎么了?他(她)们在台湾社会各个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本书的主要撰稿者皆为学运世代,其中许多更是学运与社运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回顾了过去二十年台湾社会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媒介、性别、移民、两岸关系等领域的变化。这是一本为台湾与华人社会下一轮民主盛世而写的书。     《跨戒:流动与坚持的台湾社会》,王宏仁、李广均、龚宜君主编,台北,群学, 2008 本书集合了台湾新生代与中生代之活跃的社会学者,总结分析台湾过去二十年来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此书的特色在于,使用公众化的社会学概念,深入浅出介绍台湾社会发展。这是一本特别适合大学生阅读的好书。       【来论】 来苏 : 新公民的塑造再一次触及到“教育”这样的话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又有哪个可以谓之合格的“新公民进化平台”?公民,首先是“民”,其次一定是“公共的民”,而“公为私用”、“权力寻租”的无孔不入,又有多少人愿意为成为那个“公”作出莫大的牺牲呢?   【余谈】 相关周刊 :为公知正名——一五一十周刊第32期 编辑 :宗洁 编辑本期周刊时,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微博约架,微博骂战,使得曾受到尊敬的这一群体受到非议。而年末的“韩三篇”引发的学界大讨论,方舟子声称韩寒代笔门等事件等令人们开始不信任这个国家的所谓精英群体。实际上,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完全政治边缘化和主动文化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有社会地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盈的公共领域,理性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而当今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并不符合这一定义。我们想澄清这一基本概念,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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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关键词:中国之速度

【选荐】   笑蜀,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与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文章《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从番禹反烧事件说起》收录于一五一十周刊第16期,《革命需要啄木鸟——兼论韩寒 》收录于再谈革命与改革——一五一十周刊第44期。 推荐书目: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邓野,上海文艺出版社 观点见仁见智,但其披露的史料无疑弥足珍贵,真相由此浮出水面。半个多世纪前的政治圆桌何以最终倾覆,本书给我们部分答案。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苏珊 · 邓恩著,杨小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两场革命,气质和结果都大不相同,对当下中国尤具警示意义。         《 1949 大撤退 》,林桶法,联经出版社 可与龙应台《大江大海》对照阅读。龙应台是微观切入,从个人看家国,而本书则是全景描述。       【来论】 兰色琥珀 : 中国用高速的发展建立了所谓的现代性。曾听一位建筑规划师说到,其实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伪现代性。我们空有房子、车子、高科技电子产品等现代性的躯壳,却没有真正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应该追问是,以如此速度进行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如果有,我们会去建立大陆人与香港人之间的界限,说我们彼此忍够了吗?如果有,我们会为不断追求民主而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吗?我们总是迷信社会只要发展就会越来越好的“进化论”,可事实是我们真的幸福吗?若不追问发展的最终目标与本质,将“速度、发展”和“美好”画上等号,发展就只会沦为幻象而非指路明灯。最终,我们的国家被撕扯地更破碎,可人们还在举着伪现代性的碎片继续愚蠢地前进。   没心没肺 with 好吃好睡 :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地铁8号线、9号线、15号线说2012年底全线开通,真没骗人,最后一天!由此,北京和周边几个卫星城的交通将更加的方便快捷,达到了“村中坐地铁,城里任我行”的地步。而仅仅和北京百里之遥的河北承德境内,层峦叠起的山地依旧成为交通的巨大阻碍,略显破败的农村加上坑坑洼洼的道路,使得人们出行极为不便,而且要承受相对较高的交通费用。 北京地铁在最近十年已近乎疯狂的速度在发展,很能代表中国近十年来的“官方主流发展速度”,而相对于城市的扩张迅速,三线城市和以下的乡镇农村,则仍缓慢的走在解决交通医疗教育等基本的民生道路上。中国每年都要发布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官方总是以维持着百分之几的增长率沾沾自喜,并且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对一线城市和发展窗口地区进行支持建设,附加政策上的倾斜和鼓励。 反观财政紧张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无法保证的县乡级政府机关,他们得到的却仅仅是杯水车薪的拨款和言语上自力更生的激励,还有领导人不厌其烦的考察调研。中国之速度,尤其是发展速度,全国的一抹平,平均下来确实很快,这样的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个笑话:一个村里有1个年赚百万的富翁和九个年赚的1000穷人,那么这个村的年人均收入就是10万以上,已经步入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飞快的发展速度造就了一大批的新兴城市和一大批富豪新贵,却依然挡不住贫困地区的落后和破落。“先富带后富”这个口号似乎也离民众们渐行渐远,他们更希望的富裕地区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换而言之就是能见到活生生的钱攥在手里,而非“某某惠民工程”、“XX对口援建”等等看似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些本应该是政府的分内职责,不该借着人民的幌子来帮助政府完成义务。 中央为了平衡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曾先后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借用东部深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帮助中西部。不过从实际的效果上看,这种单纯的帮助只对那些有着资源和地域优势的地区有效,帮助也似乎逐渐演变成了投资和开发。疯狂的资本涌入资源密集的中西部,给当地政府和一部分“有本事”的人带来了福音和财富,没钱没关系的普通大众,则只能苦笑着面对日益抬高的生活成本和天文数字般的房价,期待着拆迁占地迅速降临到自己的家门口,瞬间坐拥百万身家,安然享受“发展”带来的好处,即便是失去祖辈们依赖为生的土地。这种模式下,最成功的便是内蒙古,尤其是鄂尔多斯,但也只能是在鄂尔多斯这种资源密集世界罕见的地区,人民才能“羊煤土气”。 现今,中国的发展依旧像地势一样,呈现出三级落差的趋势,只不过地势和发展成反比而已,纵然有那么一两个闪光点,也无法阻挡大形势下的分布状态。我有个大胆的设想,中国这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鸡头在横冲直撞的飞奔,鸡尾却在慢慢悠悠的散步向前,那么有朝一日,这只鸡会不会轰然骨折,半身瘫痪呢?   【余谈】 相关周刊 :一五一十周刊第21期 编辑 :黄隽咏 不论多惨痛的天灾人祸,不出三个月就会被新的消息淹没,最终对这些灾难刻骨铭心的,也只有那些爱着死者的人吧。 动车事故已经过去了八个月,那么多个家庭,亲人离去已经有八个月之久了,他们还好吗?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想哭吗?倘若是亲人被谋杀了,家属必定紧盯警方,必须将凶手捉拿归案,再寄希望于法院,必令凶手一命抵一命,如是才可告慰所爱之人在天之灵。而如今亲人死于人祸,调查报告一拖再拖,最终把主要责任归咎于一个已死之人、一个已离职之人,后者至今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其余责任人士,一律只是处分警告。并非一定要血债血偿,只是亲人在回家的路上枉死,有责任的人却至今没受惩罚吗?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时常在想,我们说的话,我们生的气,我们骂的人,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而言,到底有没有意义?动车事故后,铁道部终于同意将动车降速降价,暂缓高铁建设计划,但愿铁道部真的明白生命高于一切,明白安全才是第一。 速度的意义,真的不大。速度越快的列车,越是难以控制,稍有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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