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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用“饮冰室”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取《庄子》中的句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与？”对国家与时代的热忱与焦虑，只能靠饮冰来降温。百年以降，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梁从诫，梁氏家族对国家理想的执著，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彷徨，就在“饮冰”的隐喻中反复而悲怆地延续着。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的去世，让我们不得不再度反刍这些冰冷的余味。   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梁从诫这一代人在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根本无力企及祖父的高度，不是因为天赋愚钝，更不是因为不够勤奋。梁从诫后来用了一个九斤老太式的进化论来描述家族的理想与困境：“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现在我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 梁启超18岁时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的命运，一意孤行，以举人的身份拜只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而18岁时，梁从诫刚刚过完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梁启超22岁已经参与“公车上书”，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主将，22岁的梁从诫则仍在时代亢奋的旋律中彷徨地寻找未来；梁启超30岁时已经创办《新民丛报》，用自己纵横捭阖的笔力，持续影响着整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年长者，刚到而立之年的梁从诫却只能无声地目睹着父母的一次次失望与恸哭；梁启超在40岁后达到思想的巅峰，梁从诫却在江西的“五七干校”里消耗了最宝贵的10年。梁启超没有见过长孙梁从诫，他不知道，自己的声望于子孙们而言，不仅是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峰，更是无法承受的历史负担。他们终生都要背负着他的名字，因为他而遭排挤，而被批判，而耽搁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与祖父的任性不同，梁从诫几乎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的一生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梁启超在52岁时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而直到这样的年纪，梁从诫才终于可以开始认真构思自己的将来。   晚年“背叛”     图：梁从诫 叛逆的种子似乎一直埋藏在梁氏家族的血脉中。梁启超的9个儿女，无一人继承他的事业；梁从诫同样没有遵循父母的嘱咐走上建筑之路，父母给他起名“从诫”，希望他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北宋建筑家李诫的追随者，然而，他最终还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转投了历史系。对时代的使命感从未从梁氏家族的肩头挪开，他们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天真地将它们重新背负起来。 梁从诫在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收到读者来稿，他第一次发现，以发展经济为名，乡镇企业造成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情形十分严峻。此后，梁从诫决定投身环保，他在56岁辞去公职，61岁创办“自然之友”，迅速成为一面旗帜。1998年，“自然之友”募集了40万元基金，拯救藏羚羊。此后，保护滇金丝猴，治理周口店人类遗址的粉尘污染，保护四合院……在与权力和效益的拉锯战中，梁从诫勉力维系着这个民间组织的尊严。人们还依稀记得，2002年《财富》论坛上，70岁的梁从诫在经济巨头们面前拍案而起：“为了市场份额，让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给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梁从诫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如果没有这些来自晚年的“背叛”，梁从诫的一生或许真的乏善可陈。然而，与祖父那杆毫无遮拦的笔相比，与父亲那根在青年时代衡量长度、在晚年拿捏分寸的卷尺相比，梁从诫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了梁氏家族表述自我的权利，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留下了梁氏三代最后的声音。这种声音被他戏称为“爱国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e）。他从书斋走向更为艰险的世界，在66岁时登上昆仑山巅，点燃了焚烧藏羚羊皮的火把，那是祖父和父亲都未曾经历过的世界。   无声退场   也有人为“饮冰室”找到另一重含义，如饮冰凌，冷暖自知。梁氏三代都曾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自己的时代，也曾恭谦卑微地试图去迎合并匡扶一个时代，却最终发现，时代无情地辜负了他们。梁启超在日渐倾颓的国难中被庸医所误流尽了血，梁思成在北京城墙倒塌的烟尘里阖上眼睛，现在轮到梁从诫近乎无声地退场。他们都曾在自己的时代有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经历，然而，他们毕生致力的事业，都没有真正成功。 100年前，同样的10月，梁启超的文章正像《圣经》那样在公众手中传播，然而，梁启超的理想依然被时代与庸众一道演绎成一场夸父追日的闹剧。61年前，同样的10月，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在家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他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笃信未来，然而，被他视为生命的老北京仍在为新时代无声地让路。时代对他的称呼也逐渐改变，从梁教授，到腐朽的“大屋顶”，再到“年纪太大，用处不大，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他只有一句话来聊以自慰：“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祖父被自己信仰的西医误杀，父亲被自己信仰的未来折磨，现在轮到梁从诫，梁氏家族沉浮的百年间，那些从中国人身上流失的精神仍然未能复归，而对现代化盲目想象的恶果却已经集中显现出来，尽管“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理念已经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人，然而，环保依赖的往往仍是许多来自民间的力量。没有人知道，在失去梁从诫之后，这些未能完成的事业，还将面临怎样的波折与困境。 今年1月，梁思成、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故居，经过长达数月的拉锯战，终于获得有关部门的承诺，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暂不拆除。然而，直到梁从诫临终，他都没有看到那个承诺的兑现。据说有关认定仍在走程序，已被部分拆除的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命运目前仍是悬而未决。   （文章来源：周末画报。张泉：《周末画报》作者。） 【原文链接】

“冷血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有吸引力、聪明、不可靠、不诚实、不负责任、自我中心、情绪浅薄、缺乏移情能力、缺乏洞察力等。“除了非常浅层次的美丑观念之外，善、恶、爱、荣誉、幽默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打动他们。”   美国西新墨西哥州监狱位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市西部约70英里远的内陆沙漠地区，监狱不远处的格兰茨曾是一个依赖服刑人员开采铀矿的新兴城市。 监狱塔楼的顶部是一个玻璃房间，装着百叶窗，天花板处的曲柄把手可以控制探照灯。地板上的盒子里有一些催泪弹，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催泪弹马上就能派上用场。 塔楼下方监狱裙楼是座六面体建筑，周围以高耸的铁丝网隔离，铁丝网顶端的锋利金属丝在沙漠日头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光。监狱东面的Mt. Taylor终年被积雪覆盖，是附近一带的最高峰。往西面极目远眺能看到Zuni山脉。 去年4月份某天清晨，Kent Kiehl医生大步穿过监狱停车场入口，他边走边说：“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到达大门口，整个监狱的人都会知道，我来了。”这位犯人们口中的“大夫”那天穿蓝色外套，系黄色领带。他个子很高，宽肩膀、身板结实，褐色头发梳得很整齐。比起“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头衔，他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学足球运动员。 不过他只要一开口，就立刻又变成了学校里博学的好学生，他嗓音极尖，那无所不知的学识和那粗犷的说话方式一定会让你震惊。 年仅38岁的Kiehl已然是全球精神疾病研究领域中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一种被称为psychopathy的“冷血症”。北美监狱中有15%至25%的犯人患有这种精神疾病，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全人类成年男性中有1%患有此病（女性患者的比例则小得多）。 “冷血症”患者们不会像其他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那样表现出狂热、歇斯底里或焦灼紧张的情绪，他们最主要的特征是完全缺乏共情能力（empathy）和悔恨心，心理学家称之为“严重情绪冷漠”。比起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它更为隐蔽，也更难描述。由于冷血症缺乏易于解读的症状，在精神健康领域的从业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其诊断标准和诊断方法的辩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没有将“冷血症”明确定义；却用A.P.D“反社会性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一宽泛的术语将之涵盖。 目前，专家们对“冷血症”的形成原因几乎没有达到什么共识。包括大范围双胞胎研究在内的大量证据显示，遗传组成(genetic component)扮演了一定角色。然而缺乏关爱的家庭比那些充满亲情、教育良好的家庭更易引发“冷血症”。 “冷血症”可以像血压那样被用数字来衡量；也可以像白血病一样被分类。研究人员们争论的焦点是，测量方法是应该集中在被试的具体行为上，还是应该包含对被试人格特征的分析，例如欺骗、油滑和不知内疚等。唯一令每位研究者都同意的是，“冷血症”很难治疗。 对某些研究人员来说，“冷血症”这个词与犯罪行为和大众文化形成了长久和负面的关系：开始是改编自真实犯罪事件的纸张小说，发展到现今如CBS“犯罪心理”的电视节目，还有Thomas Harris（《沉默的羔羊》作者）和Patricia Cornwell（以一系列法医探案小说闻名）等作家们“推波助澜”。“冷血”这个词饱含了负面、恶毒元素，使得与此有关的文学作品全都带上了诡异色彩。 精神健康部门对冷血症研究进展的漠视令Kiehl受挫，他说：“想想看，犯罪引发的经济损失每年都是天文数字，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四十岁前平均因四起犯罪行为而获罪，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将冷血症划入科研范畴。而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投入资金则多了上百倍，其实精神分裂症引发的犯罪比例要小得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被看作受害者，而冷血症患者却被认为是施虐人。对前者，我们倾注同情心；而对后者，我们却将他们锁起来。” 2007年1月，Kiehl把便携式fMRI（功能磁共振扫描仪）带进了监狱——这可是第一个安装在监狱里的fMRI。目前为止，他已经在监狱内招募到好几百名志愿者加入研究工作。 Kiehl希望扫描得出的数据能证实他06年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期刊上发表的理论，他认为引发冷血症根本原因是脑内“旁边缘系统”（paralimbic system）的受损或缺失。“旁边缘系统”是一个大脑区域网络，自眶额叶一直延伸到后扣带回皮质，这个系统与人类的感情处理、抑制作用以及注意控制有关。 Kiehl梦想着有一天能扭转大众对冷血症患者的态度并且最终找到治疗的方法：“假如你能将相关脑区域准确定位，那么就或许能找到治疗那个区域的药物；即使你只治疗了那个区域中百分之五的毛病，诺贝尔奖也是囊中之物。”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关押了406名犯人，他们的服刑时间少则一年，多则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新墨西哥州使用数字1至6的编排方式来标明犯人们的暴力程度（6指代暴力程度最高），Kiehl工作的监狱内的犯人们暴力指数涵盖了从1到5的范围。 尽管并非所有冷血症患者都很暴力，但大部分人的暴力指数被编为4、5、6。不像许多学院派的冷血症研究者，Kiehl花很长时间同他的被试共处。他告诉我：“在会议中遇到同事们时，他们总喜欢问我‘冷血症患者看起来怎样？’这群人花费二十年研究冷血症，却从来没见过哪怕一个病人。” 比起监狱里冷血症患者的人数，散落在社会群体中的患者数字要庞大得多，假如1%的概率正确的话，仅美国就有一百多万“冷血动物”。一旦脱离监狱环境，这种病症在社会上就更加难以被发现或确认。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十分成功的“社会精英”，有着体面出色的工作，在各个领域大展拳脚。除非触犯了法律或者被犯罪行为评定系统给盯上，否则他们压根就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的典狱长Anthony Romero在会议室向Kiehl展示了几样从犯人那儿没收的东西，有手工制的剃刀和简陋的纹身所用器械等等。 典狱长Romero解释说，Kiehl不仅用扫描仪研究冷血症，同时也衡量滥用药物者在治疗过程中大脑的依赖程度变化，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出资、Kiehl主持的。 犯人中的志愿者人数超过了90%(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块头太大而找不到适合的扫描舱)，作为一项“附属福利”，Kiehl为志愿者们提供脑部临床检查（他在5%的志愿者脑部找到了之前未被发现的肿瘤）。 Kiehl以志愿者们脑部影像照片作为占用他们时间的报酬（西墨西哥州监狱规定监狱劳动力报酬为每小时1美元），犯人们还可以把脑部扫描成像张贴在自己牢房里。典狱长Romero说“犯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谁的脑子最大的笑话”。 扫描仪封装在一辆牵引式挂车里，车子停在服刑犯资料中心库房的后面。我们一行人跟随教官穿过庭院来到供犯人改造用的侧楼，侧楼中间有一大片公共区域，四周围绕着一圈双人牢房。 犯人们都在自己牢房门口肃立，有些人手上还拿着拖把和扫帚。我走进一间空着的牢房，一眼就看到在这间牢房服刑人员的脑部扫描成像，已经卷了边的扫描图上显示着黑白双色的粗糙图像，被钉在书桌上方。 随后我们走过牢房通道，从另一头的门出去，其间经过的一副巨大的海报，上面的一行字被划了线：“我在这儿是因为我无力给自己提供庇护。”教官带领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参观，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除了用来接待Kiehl在新墨西哥州大学的学生们探访精神疾病患者之外，也被用作“药物滥用”研究项目的会议室商讨工作。Carla Harenski是由Kiehl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她曾在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接待过一名犯人，那位犯人身型魁梧，脖子上留着刺青。同所有研究人员的办公室一样，Carla的那间办公室也装着防止犯人突然发动攻击的求救按钮。 为了区分出监狱志愿者中间究竟哪些人患有冷血症，Kiehl和他的学生使用了一套修订版的“冷血症症状量表”（PCL-R）。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是加拿大心理学家Robert Hare根据其常年在狱中对冷血症犯人们所作的研究而设计的。 Robert Hare是Kiehl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正是他本人亲自教授Kiehl如何使用这套量表。研究者们通常会与犯人面谈三个多小时，然后将犯人的记录和个人历史与他的陈述进行对比。 研究人员会依次对照20个项目为研究对象“评分”，比如寄生状态，病理性谎言，欺诈行为，无聊倾向，情绪浅薄，移情缺乏，冲动控制障碍，放荡行为，无责任感，青少年犯罪记录和犯罪类型多样化，以及其他一些行为趋势，并根据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特征明显程度用数字0、1、2来标注。 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同意，测试对象的评分若大等于30分就被看作是患上了冷血症。Kiehl说：“有的人得分35或36，他们明显异于常人。这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哈，逮住你了，你就是我做这些工作的原因。’” 最近Harenski与一名评分高达38.9的犯人进行了谈话：“他杀了他的女朋友，因为怀疑自己被欺骗了。” Harenski告诉我们说：”这个犯人描述犯罪过程的方式如此令人着迷，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哪怕当他讲到一些恶心的事情。” 心理学家Reid和M.

“巴伦-科恩的解释是，恶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一字）。他以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特别无情的和特别替人着想的人都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处于中间。”   在网易上读到一则发生在苏州的事情：2012年10月6日晚，苏州一名女子在该市一商场的停车场内准备上车时，遭遇持刀抢劫被割喉，腿部也被刺了一刀。这条残忍行凶的消息有8万多条跟贴，有一条说，“逼近基尼指数极限，经济衰退，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的”。还有一条说：“昨天是宁波，今天是苏州，受害者仍然是女子，仍然是割喉！对待恶性刑事犯罪当用重典。” 我正好在读一本去年才在美国出版的关于“残忍”的新书，叫《恶的科学：论同情与残忍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这本书要是在中国出版，也许会遭到上面两位网友的痛骂，因为作者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残忍”问题上的观点是，人做出残忍的事情，是因为他的心理有“同情障碍”，形成了人格发展的自然缺陷。虽然巴伦-科恩也考虑到残忍者的环境生长条件（如儿时受到侵害和父母虐待），但他认为残忍主要与当事人的脑部基因状况有关。这种看法虽然与基尼指数极限或者不重罚则犯罪频发的外因决定论相左，但同样也是一种决定论。 《残忍》一书在美国受到关注，是因为残忍是美国人在生活中经常碰到，但又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释的问题。人们通常用“恶”来言说残忍，而恶是什么呢？恶又体现为怎样的社会行为呢？巴伦-科恩的解释是，恶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一字）。他以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特别无情的和特别替人着想的人都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处于中间。 这与大卫·史密斯（David L. Smith）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2011）一书中对残忍的讨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史密斯说，我们如果把别人当与自己相同的人来对待（也就是具有“同情”）时，就不会有残忍的行为。马克·吐温说过，“人类是唯一残忍的动物”，但是，史密斯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残忍对待他人的幻想。谁没有想象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因为你觉得将渴望复仇的白日梦变成现实是错误的，然后就克制住了。或者也许你确实施行了报复，但是报复手段却没有幻想的那么夸张（你只是发了一封令人不快的邮件，而不是把他们大卸十八块）。人们在想象残忍行为时的愧疚程度与他们眼中该行为的残忍程度成正比。而愧疚程度则与约束程度成正比。这便是为什么杀人和折磨人的行为很难实施，尤其是在正常情况下”。 心理学家们讨论“正常情况下”的残忍，因为只有在正常情况下，人才必须，也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人普遍关心人的行为责任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的自由选择和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担负个人责任。但是，他们也知道，人的行为并不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社会应该重视人有时会身不由己的情况，这是因为，兼顾个人责任和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事关整个国家社会的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巴伦·科恩讨论残忍的心理成因，将它与个人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正是在美国的法治文化环境中受到人们关注的。他在一次访谈中强调，“对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并不叫他为他的幻觉负责；对糖尿病患者，我们不叫他为他的口渴负责。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水平低，我们说那是因为他的细胞对胰岛素反应不正常，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他的行为的生物医学原因。同样，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低同情心所造成，而那又是因为他头脑的同情电路 （empathy circuit）不起作用，那么这个人该在什么意义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巴伦-科恩对大脑基因决定人的残忍的看法在美国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担心，对犯罪行为的单纯心理学解释会给一些人制造逃脱刑责的借口，心理理由是很容易被滥用的，应该对此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例如，一个人明明犯下了残忍的谋杀之罪（如薄谷开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这个人以“犯案时行为控制能力弱”为理由得到减刑？生物医学对残忍的解释也许可以满足人们的知识好奇，但不应该成为开脱残忍犯罪的借口。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教授，爱思想网学术委员。） 【原文链接】   本部分编辑荐书：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苏珊·桑塔格继《论摄影》之后又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本书聚焦于战争摄影，探讨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的无能为力感更让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　　 “……（把苦难放大、全球化）一个在这样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 若不经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内容，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只会愈来愈弱。桑塔格以纯文字书写影像，为观者提供思考空间以正视“他人的痛苦”。   格鲁恩《同情心的丧失》 为什么今天在世界各地，经济的崩溃、衰退、战争、破坏、仇恨、兄弟反目、暴力、吸毒、犯罪、对妇女和儿童的歧视、野蛮和残暴行为日益加剧了呢？难道出现这一危机的原因仅仅是国家、经济和技术的问题？不，这一危机涉及到人的定义，涉及到我们自己对人的理解。 本书的宗旨同情心的历史、其发展和命运的角度去理解人这一物种。书中强调同情心是我们内心抵御非人性的堡垒。我们的文明史不仅同压制和扭曲同情心交织在一起，而且对同情心的压榨和扭曲也是文明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