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6日第RB15版，作者：李公明，原题：万山不许一溪奔 　　 　　只有“自由”是思想者最高贵的头衔 　　 　　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家平房。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投下一抹炽热的色彩。当我们在一个很美丽、很宁静的上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人与思潮，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一九六六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我好奇地用眼睛在四下里扫视一下，这回却是一片的暗漠”。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和妻子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不知是谁撰文，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我想到，在我们还没有去过的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人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自由中国》鼓吹民主宪政，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虽然李敖的文笔口吻常好故作惊人之语，斯言诚哉！ 　　 　　殷海光对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受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斯言痛哉！ 　　 　　推开那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走进这所“自由思想者”的院落，我想到了殷海光追求自由的思想蕴涵中的审美感性问题。“花园”虽好，毕竟人造，对自由的追求使他对自然的无限宽阔极为敏感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殷海光在台湾生活近二十年，甚少远足。1968年5月4日，殷海光欣然与学生同往新竹清华大学，又在附近的青草湖游玩。几天后他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林毓生的信中这样描述那天的景致与心情：“湖水渺远，杨柳依依，荒烟蔓草，鱼跃鸥飞，野趣盎然。哎！羁台将近二十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我们也曾踏足青草湖畔，固然也喜欢那种景色，但不会有殷海光那么深的感受。 　　 　　1967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出国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着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他没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们在今天仍然面朝大海。 　　 　　“哲学家的花园”的忧思与怒火 　　 　　一九五六年秋天，殷家从松江路的住所搬到了位于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师住宅，当时这一独家平房院落的门牌是十八巷九号。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位普通教授能分到这样的独立带花园的院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读过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不仅会对这条温州街与台大教授宿舍有点印象，而且会进入历史的语境：“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它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巳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今天我们从新生南路走进温州街，虽然眼前已经不再是白先勇描述的那种情景，但不知为什么，那种只能来自日据时代的气息，仍然从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有围墙的平房院落里飘逸出来。 　　 　　据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回忆，刚搬来时院子里没有一棵树，到处是垃圾。殷海光自己动手，沿着院子西边围墙挖了一条小小的人工河，名为“愚公河”；在小河边种树，在河里种了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殷海光还用挖河的土堆起了一座小山丘，其上摆着他用水泥精心做成的桌子和凳子，此山名为“孤凤山”。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树，做了水泥桌椅，还挖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游泳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草木扶疏、丘石错落的花园，著名的“哲学家的花园”。夏女士回忆说：“在他一手经营的花园里，我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清晨我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我们一边喝红茶，一边谈天。时而看天上的浮云，时而欣赏他种的玫瑰。我们曾在山上的炉子上烤肉、烤红薯、煮咖啡招待好友。月夜，我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的倒影，山坡上的白杜鹃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满院散布着番茉莉迷人的香气，我们常徜徉至深夜”。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它根本不能说是殷海光的花园。还没有搬到这里之前，他在致友人王道先生的信中说：“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如果没有了这种殷海光式的“怒火中烧”，这样的园子与那些政客权贵、御用文人或商贾买办的后花园又有多大区别呢！谈殷海光的花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在这园子里郁积的愤怒和忧伤。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他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是因为在“这个几乎没有灵魂的岛上”，他感到周边是“一群一群没有大脑而又自私的动物，连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我才能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来回地在小径上走一两个钟头，沉思”。可见，“哲学家的花园”不是吟风弄月的摆设，而是自由思想者痛苦求索的长廊。 　　 　　还是他的学生郭松棻了解老师，他宁愿那依墙而挖出来的池塘只是一汪死水———实际上那是一条有其小小源头的活水，从殷海光有一次谈起如何随着河水的涨落而坚持打捞浮萍可见———只有这样才符合殷师的性格：在政治的高压下他就像那一汪死水一样不懂变通。1966年，政府对自由、民主斗士殷海光的政治迫害是以借调他到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为名，实际上是想断绝他与台大学生的接触。在郭松棻看来，这种形式的迫害几乎是谁都可以屈从的。然而殷海光却不断抗争，最后当安全部门人员上门相逼的时候，他竟拍着桌子怒骂：“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的学生说，这种作风不是很像那一畦没有退路、绝不变通的死水泥池吗？而这便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也徜徉在殷海光亲手垒筑的花园，仍能感到那些曾经的忧思与怒火。 　　 　　书！书！书！ 　　 　　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的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 　　 　　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一九六八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Sharm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Sw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halmers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以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它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肩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student-friends(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当我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也真感到了心灵的震动。 　　 　　殷海光对书的判断有时候是很严苛的，他总是保持对书的独立评判。他对读小说一直都兴趣不大，但是也写过一些文学类的书评，从对书的选择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是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在《自由中国》上，他曾经发表过评论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和高夫力·白伦敦(GodfreyBlunden)《莫斯科的寒夜》的文学书评。前者不用多说了，后者是一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译者是夏济安(署名“齐文瑜”)，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我曾经在一篇读书札记中介绍过这本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殷海光写过该书的书评，但是我在文章中却提到了他：“20世纪的40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很多人都有历史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从晚年陈独秀到青年殷海光，甚至连这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新闻记者白伦敦，他们对‘莫斯科寒夜’的揭示无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先声’。”至今我还没找到殷海光的这篇书评来读，但是我的联想竟是言中了。 　　 　　友朋与学生之间的真实与残酷 　　 　　我们终于穿过庭院，故居是一浅绿色木构平房，立面是以横木板构筑，很有老房子的风格；据门口那块铭牌的介绍，修建该房舍使用的是拆除台湾大学校警宿舍的建材。房间面积不大，现用做“殷海光教授文物资料展”的场所。展览内容架构清晰，系统地介绍了殷海光一生的主要事迹和学术著述；值得称道的是，以殷海光生平与学术心路相结合，尤重师友朋辈间问学切磋的史料。 　　 　　女管理员费了不少周折给我们放了一部台湾“公视”拍摄的“台湾百年人物”中的《殷海光集》，长度约20来分钟。有点意想不到的是，片子一开头就是一杯咖啡。从咖啡入手讲殷海光，因为他最喜欢的饮料就是咖啡，而且是要喝好的咖啡，似乎是他的“西化”与“哲学”的象征。殷海光对于他最喜欢的事物，甚至会以咖啡来形容。比如1953年，当他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时，他就是以“一杯浓浓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来形容。片子里有很多珍贵的图像资料，也采访了他夫人、女儿、陈鼓应、林毓生、钱永祥、王晓波等人。当我们看到片子中采访王晓波先生的镜头时，深为这位殷门大弟子今天的变化而感慨良多。 　　 　　在展览和资料中，有不少殷海光与友朋的往来书信以及后人研究著述，借此可以对殷的思想同道有所认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夏道平先生。到台湾之前，我对于当年《自由中国》的另一支健笔夏道平仅有过一点印象；当我在殷海光故居的资料室书架上找到2007年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海耶克、夏道平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海耶克今译哈耶克)的时候，很高兴。管理员见我如此神情，就主动说这一册可以送给我们。这本论文集正可以加深我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年)的了解。夏道平也是当年《自由中国》的主将之一，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社论)受到胡适高度评价，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本新生的刊物差点就被迫停刊。虽然与殷海光的名重岛内外相比较，夏先生的名望似乎并不太彰显，但他一生对译介和传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现代政治民主和个人主义理念的认知和坚持，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殷海光注重政治理念、文化启蒙的理论阐述不同的是，出身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夏道平主要是以对自由经济的研究而奠定其思想底色，以对米塞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术思想的译介和对台湾经济现象的研究而推动社会的改善。殷、夏个性不同、命运有别，但同为《自由中国》的两支健笔、同为台湾校园思想传薪的播种者而记录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思想史册。 　　 　　在殷海光故居里还想起了一位作家———陈映真，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台后没多久就参加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陈映真创作国际研讨会。忘记是在哪里看过，说殷海光曾经说陈映真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在殷海光去世的前一年，陈映真因参加读书会而被捕入狱，判了七年。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延续到后期的牺牲品，也是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文学旗手的合乎逻辑的劫难。据郭松棻的回忆，在陈被捕后，殷海光在饭桌上和学生聊天时突然说起来：有多少人知道陈映真的被捕呢？便是知道了，也只当一阵秋风扫过罢了。他很感慨的是，已经不再是李公朴、闻一多那时还可以引起公愤的时代。是啊，今天还有谁知道和关心什么人被捕这样的事呢？殷海光的学生们闻言后都无声地低头吃饭。 　　 　　更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是，郭松棻认为如果他的殷师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政治，那不免是白死，因为在他的这一群学生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去当烈士了。他甚至还如此不避残酷地扪心自问：“一位老师，一位正被政治现实打击着的知识人的即将死灭，到底能在当时每个人的心里占多少的重荷，于今我仍然很为这点犹疑”。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朋友不多。尤其是在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国家元首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幸亏殷海光有他的学生林毓生、李楣、张灏等仗义相助，他对朋友和学生的来信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离开殷海光故居的时候，有两种印象郁积在我心里。一是这个人的悲愤心情：“二十多年来，我最伤痛的事，就是中国经历如此巨变，人民遭受这样惨重的牺牲，不只于竟连一钉点儿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连一丝一毫的真正是非也未显现。大家的去路迷茫。叫人往哪儿走？今日，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实在与此有根本的关系”。另外也是他说的：“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最后，还是想到了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2010.3.26.广州 　　 　　作者注：文中所引殷海光书信资料见《殷海光书信集》(《殷海光全集》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一刷)；郭松棻回忆文章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8年初版六刷)；有关史实参见王中江《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水牛图书出版，2003年3月二版一刷)。◎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08/22/16999746_0.shtml

　　　　我是从李敖的书里读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殷海光的。李敖在文字里对殷海光充满了敬畏，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有友提出了他，虽对他知之甚少，我还是把所知道的一点写在下面。 　　 　　殷海光（1919年——1969年），原名福生，湖北黄冈人。台湾大学教授，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山人物、启蒙大师。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生于黄冈回龙山镇殷家楼村。 　　 　　1926年，殷海光居住在湖北黄冈县上巴河镇。 　　 　　1932年，殷海光由伯父、辛亥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好学生，桀骜不驯，几科功课不合格。伯父和父亲强迫他在二年级辍学，到食品店当学徒，八个月后复学读书。 　　 　　1935年，殷海光喜欢哲学，受哲学大师金岳霖影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殷海光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金岳霖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 　　 　　1942年年，殷海光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学西方哲学。 　　 　　1944年，殷海光入伍，到印度军营里学习军用汽车驾驶，图抗战报国。 　　 　　1945年，殷海光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1946年秋，殷海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并担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1947年，殷海光回上巴河镇看望父母，自离家后他唯一的一次回家。 　　 　　1948年11月，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抨击当时的权贵和国民党的政策，受到训斥险遭撤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民族报》总主笔。 　　 　　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的社论，说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因而触怒了当局，被围攻、批判，踢出了《中央日报》社。 　　 　　他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几年后升为教授。开设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课程。 　　 　　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殷任编委兼主笔。胡适、雷震为发行人。 　　 　　胡适不在台湾时，雷震专政事务，殷海光是刊物的灵魂人物。 　　 　　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撰写《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直接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宣传和政策。 　　 　　殷海光自到台湾后，忧心台湾知识界的麻木“冬眠”状态，便经常主持召开座谈会、为各媒体写文章、自行出书等等，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活动；他大力宣扬哈耶克、卡尔巴柏的哲学新思潮、罗素的哲学精神，呼吁、鼓动青年和民众解放思想，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 　　 　　因此殷海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是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崇拜的精神领袖、民主斗士。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成为港台政论家的范文。 　　 　　李敖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1954年，殷海光赴哈佛做“访问学者”，研究、讲学。 　　 　　1955年， 　　 　　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同时为《自由中国》、香港《祖国》周刊撰写政论文章，对抗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禁制，批判党化教育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和宣传。 　　 　　殷海光自诩是“五四后期人物”，他为“五四”的反传统辨护，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 　　 　　殷海光在给学生的信中说： 　　 　　“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表明了他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决心。 　　 　　殷海光为《自由中国》写下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激烈文章，挑战国民党的威权政治统治。 　　 　　1960年， 　　 　　蒋介石谋求“三连任”总统。殷海光在报刊上连连撰文反对，他为台湾民主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是时势所趋，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他的激烈政治倾向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张起来。 　　 　　7月，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雷震因联络其他政党谋求推行“选举改进”），殷海光与同人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 　　 　　“……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随雷震的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成了禁书。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殷海光对胡适不满，因为胡适没有去探望狱中的雷震。从此他不再提“胡适”这个名字。胡适先生去世时也不去吊唁。 　　 　　殷海光对傅斯年抱有特殊的情感，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殷海光独自在深夜哭倒于傅的灵前，又作长文追悼之。 　　 　　1962年至1965年期间，殷海光因中西文化论战事，而遭到全岛政治、文化界的围勦，《中国季刊》等刊物责骂殷海光是“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国者”、“知识诈欺者”，甚至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 　　 　　1964年，国民党当局停止发给殷海光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著禁止文星书店出版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生活更加拮据。 　　 　　1966年， 　　 　　殷海光每次在台大演讲时，礼堂里总是挤满了学生，“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 　　 　　7月，台湾大学迫于政府命令不再续聘殷海光，又囿于舆论的压力，台大改为殷海光只领薪金，不来上课的方式。 　　 　　殷海光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说： 　　 　　“十八年来，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1967年，哈佛大学邀请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因未获台湾当局的许可而未能前往。海耶克教授来台，也被当局禁止与殷海光晤谈。 　　 　　殷海光对自由的追求使蒋介石大为脑火，他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说： 　　 　　“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去世。 　　 　　1970年后雷震购墓地，移葬《自由中国》社过世的同仁罗鸿诏、殷海光。雷震题写殷海光墓碑，移葬时，殷海光夫人夏君璐嘱在墓碑上一定要镌刻“自由思想者”几个字。 　　 　　雷震遂将这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 　　 　　殷海光活了五十岁，殷海光留下八百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逻辑学讲话》、《生命的意义》、《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殷海光在最后几年里是孤独的，心情也极为忧郁。他很少与人接触和来往，有人回忆说：有时，老朋友来了“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 　　 　　有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里这样说：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可惜天不假年啊！ 　　 　　殷海光自称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又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他特别推崇孟子，曾说“孟轲是倡导并且激发这种力量之一伟大的导师”在《人生的意义》为题的演讲中赞美“孟轲有气象，他可说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英雄” 　　 　　他的学生林敏生说： 　　 　　殷海光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让世人瞩目。 　　 　　殷海光从三民主义者到自由主义，他痛恨专制极权，提倡民主自由。 　　 　　殷海光针锋相对地批判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政治三大真谛，一曰爱民，二曰教民，三曰养民”： 　　 　　殷海光问谁有“爱民”的先天资格？假若民不愿被“爱”时是否有罪？ 　　 　　其“教民”实则是“愚民”，教育之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的心身得有健全的发展。”而决不是灌输某某思想，或把人当作政治工具。 　　 　　台湾现时“经济的事，经官方过手，就变得事事限制，处处掣肘。……”更无养民一说。总而言之这“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其中含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复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民经济主义，尤其是‘牧民思想’。然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民主思想的痕迹，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事。” 　　 　　殷海光宣称：“‘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也许，这正是‘自由主义者’令人看来不够温顺之处。” 　　 　　“‘自由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是籍‘有为而治’之名，行控制万人之实。……叫嚣‘组织’者则是在事实上籍‘组织’以行‘驱策’，就是把人不当人。这样的‘组织’，‘自由主义者’当然不能同情。” 　　 　　“‘君主的民主’，做到极好处，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而已。然而，慈惠的君主专制，一与现代统治技术结合，只要稍微有点偏私，就变成极权暴政！” 　　 　　殷海光曾经说： 　　 　　“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几十年治学生涯中，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毕生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他认为中国文化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 　　 　　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极富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学问作基础，关心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在于把自己的学问用于社会批评工作上来。 　　 　　我对他了解不多，只能将知道的这点皮毛贡献出来，没有评述的资格。 　　 　　殷海光去世后，1989年，台湾成立《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继而出版了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大陆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殷海光文集》和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捐资在南京大学设立“殷海光逻辑奖学金”。直到这时殷海光和他的书籍才逐渐为大陆人知晓。 　　 　　《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http://lizofan0037.blog.163.com/blog/static/2056755520127198537201/

杜君立：中国向东 日本向西 进入专题 ： 中国 日本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在近代之前，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自守时期，最终日本率先以明治维新进入现代，此后，日本迅速成为东方的”太阳”，而中国则沦落为一片黯淡的星光…… 　　 　　中国曾是日本的”心之故乡”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说，大约一万年前日本列岛才从欧亚大陆完全分离出来，”冰河期结束后，冰层融化，海水面上升，其结果形成了日本海，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列岛……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中国正是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时期，大概是长江流域哪个小国的遗民逃亡到日本列岛，带来了水稻农业。” 　　从”日本”二字的字面来说，意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无疑也体现了传统的中国视角。或者说，日本是中国的一种发展和延伸。海洋的隔绝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要晚于大陆的中国，因而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中国竟成为日本的”心之故乡”。日本近代思想家太宰春台说：”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 　　汉字传入日本之前属于日本史前时代。徐福被认为是最早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他被日本人尊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中国史书记载，东汉建武中远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在日本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隋唐”第二帝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再加上航海技术的成熟，中日之间交往日益密切，甚至发生了正面碰撞。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爆发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以少胜多，击败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日本)水军。中国的获胜使日本逐渐被纳入所谓的”中华圈”，从时间、文字、服饰、建筑到佛教文化，日本通过”中国化”步入到一种全新的文明。 　　唐代的中国海船已经长达20余丈，唐朝李处人开辟的中日航线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宁波港到达日本嘉值岛那留浦，全程沿着海岸线航行，仅需3天。在唐僧去”西天取经”之时，”遣唐使”也西游来到大唐”取经”；相比唐僧来，遣唐使对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唐帝国时代的中国对日本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从此以后千余年，中国一直被称为”大唐”。 　　”大唐”的蜕变 　　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因此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从地理上来说，”中国”常常指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随着北方草原部落的崛起，中国文明中心发生南移，黄河文化被长江文化取代，北方中国逐渐蛮夷化。这种南北中国文明分野在宋代达到一个极致。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占据长江以北，南方汉人苦守的南宋帝国占据江南。虽然双方都以”中国”自称，但南方无疑要文明富强得多。在蒙古”黄祸”席卷欧亚大陆的13世纪，北中国很快就被蒙古铁骑荡平。但南中国抵抗蒙古征服的战争持续了整整51年，就连金哀宗都不由慨叹：江淮之人号称软弱，蒙古进攻蔓青洼时，他们虽然穷途末路，却无一人投降，而我大金河朔州郡，一遇蒙古进攻，皆迎风而降。 　　”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崖山一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明末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无限沉重地写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不少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蒙古征服引发的难民潮，使中国文化进一步扩散到”中华圈”的外围地带；理学家李竹隐将理学传入日本，陆秀夫和文天祥更被树为武士道的英雄和神祗。当中国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之后，整个”中华圈”都感到岌岌可危，但他们与南中国一样，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不屈意志，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蒙古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蒙古入侵使文化的中国蜕变为暴力的中国。这场屠刀下的蒙古化过程无疑是对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和彻底破坏。 　　蒙古征服在日本之所以折戟沉沙，中国人(南宋遗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日本的历史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蒙古征服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暴力侵略，这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文昌锦绣的”大唐”已经不存在了，此后的中国是一个野蛮危险的蒙古侵略者。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和戒心从此大大增强了。整个蒙古帝国时代，日本彻底断绝了与元朝中国的交往；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马可·波罗，竟然以为日本人是白种人，并且离中国非常远，”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郑成功成为两国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进入明帝国时代后，中国也效仿日本实行海禁。正如老子说的”老死不相往来”，明帝国的海禁对象是日本，日本的海禁对象则是中国。明代中期，中日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兵库银矿发现以后，日本白银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货币来源。中日贸易往来一度非常频繁，16世纪中叶，持有幕府”朱印状”的日本商船达300余艘。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一把日本倭刀的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但民族意识强烈的日本对明帝国的朝贡体制提出挑战，导致日本最终被逐出中国朝贡体系。 　　合法的朝贡贸易的断绝和严厉的海禁政策使走私泛滥，最终酿成可怕的海盗灾难。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明帝国东南沿海。在”倭寇”浪潮平息之后，刚刚统一的日本又发起一场野心勃勃的征服”大唐”(中国)的战争。”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日本”关白”(摄政)丰臣秀吉甚至提前将丰臣秀次封为”大唐关白”，并”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 　　这场发生在朝鲜的狮虎斗持续了将近8年，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虽然《明史》称之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但这场战争却使明帝国破财损将，女真部落趁机坐大。努尔哈赤萌生了征服中国的”蛇吞象”野心。战争之后，丰臣家族迅速衰落，德川家康崛起，从此日本开始了一个闭关锁国、承平近300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精于骑射的女真作为后冷兵器时代的征服者，成为一个传统火器帝国的新主人。南中国的抵抗仍然是如此悲壮而惨烈，以至于遭到女真征服者最为严酷的报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绝于史。孔子尝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头发与服饰这种最明显的民族文化标志上，”中国”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去中国化”的程度比400年前的蒙古征服更加彻底。 　　400年后，日本又一次迎来了一场大规模的难民潮。一些帝国遗民跨海移民日本，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融入日本文化。”东莞李竹隐先生，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在《北京法源寺》中，李敖借谭嗣同之口说：”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 　　被南明封为”国姓爷”的郑成功在抵抗运动失败后，从荷兰人手中成功夺回了台湾(“福尔摩萨”)。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郑成功分别成为中日两国的”民族英雄”。 　　 　　历史的悲喜剧 　　 　　当中国进入白色恐怖的辫子化清朝时，日本则进入”小国寡民”的德川幕府时代。在一种相似的”闭关自守”背景下，中日之间的往来和贸易被限制在几乎最低程度。明朝中国的覆灭使日本和朝鲜都有一种”中国”已经灭亡的同情感，朝鲜将崇祯的年号继续沿用了200多年，许多日本精英也以”大中华衣钵”之继承者自居。不知不觉中，辫子上的中国已经不是曾经的”大唐”和”大明”的”中国”了，而变成了”大清”的”支那”；”唐学”也变成了”兰学”–向荷兰人学习，日本比中国更早地开始了西学的道路。中国思想家严复哀叹道：”中国者，固病夫也。” 　　在中英两国在蒸汽战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整整11年后，佩里率领的美国东印度洋舰队来到日本，第一次见到蒸汽船的日本人把这个冒着黑烟的不祥之物叫做”黑船”。面对前所未有的蒸汽机，中国选择了拒绝和不幸的战争，日本选择了接受和体面的谈判。如果说，历史在中国是悲剧的话，历史在日本常常变成喜剧。 　　黑船来航成为日本历史的分水岭。幕府体制结束了，年轻的天皇带领日本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启蒙运动，人们开始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自我。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打败自己的老师，日本将中国列为假想敌。至于中国的假想敌，左宗棠认为是俄国，李鸿章则认为是日本。事实上，对女真贵族和官僚集团来说，天朝中国真正的假想敌只有一个，就是无数被奴役的中国民众。 　　美国总统格兰特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建议中国”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俾斯麦也持相同观点：”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颇为讽刺的是，中国总理大臣恭亲王奕欣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战争让预言成为现实。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文评价甲午战争，梁启超将其编发到《时务报》：”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东洋”更甚”西洋” 　　 　　对日本来说，10年后对俄国的胜利远比对中国的胜利更有历史意义。如果说《马关条约》象征着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者的话，那么《朴茨矛斯条约》则使亚洲成为日本人主导的亚洲。如果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破了束缚东亚1000多年的传统华夏朝贡体系桎梏，那么在日俄战争中则完成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历史跨越。日本不仅跳出了传统的”中华圈”，而且一脚踏入了”西方文明中心”。10年内连续两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对其军事实力变得极其自信，最终走上了军事帝国的行列，疯狂地对外扩张”。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从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写这篇《少年中国说》其实是对崛起中的新日本的描摹。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依靠”船坚炮利”一直保持着对东方世界的暴力优势；这对华夷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形成挥之不去的精神阴影。这场不幸的战争使抑郁的中国人得以借日本的杯酒，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孙中山)。一时之间，日本成为中国眼中的”理想国”和圣地，莘莘学子们向往”东洋”更甚”西洋”。战争那一年，中国留日学生不足8000人，次年就翻了一番达17860人。 　　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有一个学医的中国留学生，他在一场电影之后把自己的名字从周树人改为鲁迅，从此成为一位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如果说日本曾经是中国最忠诚的学生，那么此时日本则成了现代中国的”先生”，现代汉语中有关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以上来自日本，比如”经济”、”社会”、”政府”、”政治”、”干部”、”公民”、”解放”、”宣传”、”军国主义”、”共产党”等。实际上，离开了这些日本汉语，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就无法说话。 　　 　　”王道”与”霸道” 　　 　　在帝国的废墟中，一批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担负起中国良心的重担，发起了一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在2000多年的农业文明之后，东亚整整两代人在一场世界变革和思想启蒙中惊醒，而反应最快的却是日本人，他们以天降大任的姿态担当起拯救东亚文明的使命。一场尼采式的暴力征服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驱动下轰隆隆展开。日本浅野造船厂建造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日本帝国举起”团结东亚、南亚，驱逐英美的东亚侵略”的大旗，以东亚领袖的气势展开一场”重组亚洲新秩序”的”圣战”，试图以”霸道”来营建一个传说中的”王道乐土”。 　　像过往的历史一样，面对暴力，北中国迎风而降，这是一片天生的逐鹿之地。但在柔弱的南方，日本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300年前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地方，中华民国的首都遭遇到羞辱性的”南京大屠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 日本   

王开林：千秋功罪罗家伦 进入专题 ： 罗家伦    ● 王开林   　　 　　历史学家陈寅恪治学谨严，论人素不轻许，王国维、刘文典、傅斯年能够得到他的推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罗家伦（字志希）居然也能入先生的法眼，就有些令人意外了。罗家伦身上最醒目的标签莫过于“五四健将”，他与政党政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并不是潜心于典籍、致力于学问的纯粹学者。陈寅恪高看罗家伦又为哪般？罗家伦具有相当不俗的行政能力，尤其在改革清华这方面，谁称赞他一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都是不会有错的。罗家伦快刀斩乱麻，将清华留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改变其长达二十年的运转机制，在保持文理科高水准的前提下，加强工科，他的成绩单相当靓丽。陈寅恪曾向毛准（字子水）夸赞罗家伦：“志希在清华，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使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长期以来，在海峡两岸，罗家伦均被明显低估，甚至被刻意丑化。有的评者贬损他是名不副实的庸才，有的评者讥诮他是夤缘附骥的政客，若以事实为权衡，则前者的评价太低，后者的评价太酷。 　　 　　一、五四健将辣手摧“辜” 　　 　　罗家伦投考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给他的作文打了满分，称赞他为“有文学才华的考生”。招生委员会的负责人蔡元培也点头赞可。然而他们检视罗家伦其它科目的成绩，立刻傻了眼，数学居然是零分，历史、地理两科的成绩也乏善可陈。大家面面相觑，最终由校长蔡元培果断拍板，破格录取罗家伦。倘若换在另一时空，罗家伦就注定做不成“红楼梦”了（北大的旧址在沙滩，红楼是其主体建筑）。 　　在北大，罗家伦与傅斯年齐名。他们与顾颉刚牵头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跟《新青年》互为犄角，旌鼓相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桥头堡。 　　五四学潮的迅速发动，罗家伦与傅斯年分担的角色各不相同。傅斯年是掌旗人，上马杀敌。罗家伦是操觚手，下马草檄。白话文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神完气足，罗家伦一挥而就。那年，他还未满二十二岁。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篇宣言只有寥寥二百多字，不仅意义周全，而且气魄雄壮，爱国者读之无不热血沸腾。罗家伦一举成名天下知，“五四健将”的美誉使他终生受益。若单论“以少少许胜多多许”，《陋室铭》《永州八记》虽在“惊艳”之列，却难逾此例。天下多少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老夫子，著述数百万言，其重量反而比不上这区区二百多字。时哉命也，历史自有他的选才眼光和颁奖方式。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组成游行队伍，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打伤章宗祥，因此二十三名肇事学生被捕。值得一提的是，章宗祥宅心仁厚，他被诬为“卖国贼”，受到重创，却并未控告肇事者，反而让夫人陈彦安出面，代他具呈保释被捕学生。在纷纷乱局中，谣诼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过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齐出笼，打油诗带有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内讧当然是致命的，若不是胡适及时出面，力保傅、罗二人清白无辜，此事还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才能收场。由此可见，学生运动总是暗流潜涌。 　　当时，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于5月7日国耻日实行总罢课。北洋政府深恐事态愈加失控，遂与京城各大学校长达成协议，学生若肯取消罢课之举，则警局立刻放人。大学校长们认为救人要紧，学生代表们却不肯废弃总罢课的原议，不肯向北洋政府妥协。在这个紧要关头，罗家伦力排众议，赞成复课，以换取被捕同学的安全归校。应该说，他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当时的优选方案莫过于此。嗣后蔡元培辞职，北京学运再次发动，很快就波及全国，仿佛一场大地震后的余震不断。 　　罗家伦认为，“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诚然，青年学生一旦由求实转为求名，尤其是“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蔡元培的说法）后，一败涂地的结局就将无可避免。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罗家伦检讨大学生滥用公权，即承认后果堪忧：“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五四运动是二十世纪大学生干政的开端，此后学潮汹涌，一浪盖过一浪，许多青年人踏上了不归路，真不知伊于胡底。 　　由于五四学潮，北大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此后数十年，北大的学术空气逐渐为政治空气所激荡，相对健全的个人主义日益式微，思想解放的主命题竟只能叨陪末席。从这个角度去看，罗家伦被列入“五四健将”的方阵，未始不是戴上了黄金打造的枷锁，令人羡慕的同时，也令人侧目。 　　究竟是谁抹平了五四学潮与五四运动之间的模糊差距？答案很明确，是罗家伦。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署名为毅（罗家伦的笔名）的短文《五四运动的精神》，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的概念从此确立不拔。五四运动迄今被过度歌颂了近百年，它的意义何在？影响何如？理智的人有必要找来李敖的《五四之误：中国站起来，中国人垮了》，仔细读一读。 　　在五四时期，罗家伦还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这件事与辜鸿铭被北大辞退有直接关联，他扮演的竟是“关键先生”。当年，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文诗歌，为了引起弟子们的兴趣，他把英文诗划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实则他对此是很有些腹诽的。罗家伦晚年回忆辜鸿铭，赞许“辫子先生”是“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自承每每读其长于讽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绝。然而迟到的佩服并不能将他们之间当年的私怨一笔勾销。据张友鸾的回忆文章《辜鸿铭骂罗家伦WPT》所记，辜辫怪素来看思想新潮的罗家伦不顺眼，后者的英文底子不够扎实，辜鸿铭就经常在课堂上故意用刁钻的问题为难他，罗家伦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后脑勺，既苦恼，又尴尬。辜鸿铭当众责备罗家伦，话语尖酸刻薄，罗家伦若顶嘴，辜鸿铭就圆瞪着双眼吼道：“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直纳闷，WPT是什么？他去请教胡适，胡博士挠挠头，也拿不出标准答案来。解铃还须系铃人，罗家伦就在课堂上请教辜鸿铭：“WPT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翻了翻白眼，鼻孔里一声冷哼，当即满足了罗家伦的求知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众人绝倒。罗家伦少年得志，何曾遭逢过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与辜鸿铭水火难容，不共戴天，此仇迟早要报。 　　正当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时，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詈骂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罗家伦对辜老怪的言论极为不满，他把报纸带进课堂，当面质问辜鸿铭：“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又译为《中国人的精神》）我们读了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鸿铭素以机智幽默著称，这会儿闻言竟怫然不悦，青筋暴起，两眼翻白，无言以对。捱了半支烟的功夫，他才把辫子一甩，胡子一吹，起身猛敲讲台，吼叫道：“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现在还会怕你？”辜老怪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曾骂袁世凯的见识不如北京街头刷马桶的三河县老妈子，显示了挑战强权的姿态，骂得精彩绝伦，但他在报纸上公然诟骂游行示威的学生是暴徒和野蛮人，则是捅了马蜂窝，虽有咄咄气势，却已落在下风。 　　1919年5月3日，五四前夕，罗家伦写了一封《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嗣后他为学生运动奔波忙碌，此信并未寄出。8月8日他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将它们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 　　5月3日的信内容如下：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奈）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谩）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哪）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 　　8月8日补写的内容如下：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检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很）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 　　这封信是黄兴涛教授近年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旧档案中发掘出来的，案卷号为BD1919031，有原信的复印件为证，可谓确凿无疑。此事的知情人罗家伦、胡适、马寅初、蒋梦麟、陈大齐生前都讳莫如深，从未提及过此事，或许他们也觉得合力将辜鸿铭赶下北大讲台，并不是什么光彩生门户的事情。尤其是胡适，他与辜鸿铭的梁子结在明处，打嘴仗，打笔仗，都耗费元神，是不是他恼羞成怒了，就将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宽容准则扔到了爪哇国？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似辜鸿铭这样古色斑斓的人物在北大顿失凭依（蔡元培已南下，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并不奇怪。罗家伦是驱逐辜鸿铭的始作俑者，这一点，估计辫怪先生至死都蒙在鼓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件事，已很难判断罗家伦的行为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公义”使然，在多大程度上是“私愤”使然，总不宜贸然作出诛心之论。他晚年对辜鸿铭的评价实在是太好了，甚至言过其实，可能是心虚的成分起了作用吧。 　　蔡元培先生曾调侃某些北大师生是“吃五四饭的人”，委婉地批评他们一劳永逸，安享尊荣，不求进步。“五四健将”的镏金招牌何时才吃香？应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的追加奖赏才对，间隔了大约七八年时间，反而更加彰显荣光。试问当初的情形如何？罗家伦的文章泄露出若干信息，厌倦的情绪竟挥之不散。 　　1920年，为了配合五四学运周年纪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罗家伦   

枕戈：“民间影帝”韩寒 进入专题 ： 韩寒 韩方之争    ● 枕戈   　　 　　近日我已声明，除了同年生同为男人，我与韩寒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有个网友列举数条理由，认为将枕戈称之为是“湖南韩寒”，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网友说得太对，那的确是马嘴不对牛头。但针对其部分观点，我还是不得不说几句。 　　韩天才高中读书即挂科，然后就辍学，鄙人大学也曾挂科，但最终选择了转专业，照样读我的大学。转专业和辍学，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一个是把读书视为畏途，一个只是读书有所偏好而已，但对读书依旧充满着神圣的激情。 　　韩天才高二就挂课七门，还说“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现在看来完全是个笑话，是大言不惭。在我看来，那是韩寒根本不敢高考，即使考上大学，也未必有能力读完大学这么多课程。说那样漂亮的一句话，不过是给自己虚弱的内心寻找一个眩人耳目的词语作为借口，把金子贴在脸上。 　　当然，那一切都被当时新概念作文竞赛一篇《杯中窥人》的横空出世以及《三重门》出版的奇迹而掩盖。当时谁有想过，在命题作文中表现如此机智敏捷而知识渊博，尤其是《三重门》颇有钱钟书博闻强识到掉书袋的风格，在高中语文考试中却不及格，这符合什么逻辑？也许这就叫“中国逻辑”！ 　　辍学并不是对体制的反抗，恰恰是没有勇气的懦夫的表现。辍学意味着退却，和体制绝缘了，谈何去反抗体制？体制照样是那样的强大吓人。当然韩寒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是因为自己考试不及格就控诉和抨击教育体制，那就是把矮子拔高了，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历史上秀才不中举最后造反的，可谓代不乏人。 　　中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应试教育，在我看来就是在玩一种游戏。这种游戏诚然不是那么很高明，但无妨抱着玩一玩的心态，考试照考，应试照应，区区几个考题，难道能够难倒一个天才么？如果一个弱智的游戏都玩不过，韩天才又是凭什么玩出那样惊世骇俗的游戏？从一开始，韩天才就在玩一种瞒天过海的冒险游戏？ 　　本人初中曾以全县第一、数门过满分的成绩考到茶陵县一中，然后以较高分理科成绩（物理132，化学128）考上湖南大学。这并不是炫耀自己会读书，而是证明我有常人的智力。会读书不一定意味着实践能力强，具备经世致用的能力。但是，读书扎实的人，至少不会在誊写草稿时，出现那么多幼稚可笑的错误。 　　大学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小学是大人出题考考小孩子，那么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应当秉承个人之天性，倡导独立自由之学术研究。本人因沉迷文学，也曾挂课数门，但我决不会辍学，那不过是懦夫的表现。我会选择我喜欢的专业和喜欢的方式读大学。虽然我也曾经私下评论过大学的体制，但我没有写过一篇专门抨击中国大学体制的文章，而是用行动来证明，去推动这个体制的改变。 　　在湖南大学，我选择转专业降级读中文专业，成为湖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转专业的学生。然后，这发生了一种多米诺骨牌的作用，复旦大学就于2003年就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优生可转系转专业。也许，这才是一个推动大学教育体制改变的事件。 　　2005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听说韩寒的博客火了，成了中国点击率最高的博客。鄙人对韩寒的印象还不算差。甚至可以说，颇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因为韩寒总比郭敬明好，不抄袭，有魄力，敢于批判文坛酸腐事和政府不正当行为，甚至也觉得韩寒代表了80后青年的希望，而且简直是青年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了。 　　但是，代笔事件让那些力捧韩寒的右派和自由系媒体始料不及，给那些嘴上热爱民主自由、倡导制度决定论、背后却不讲道德的人们一记狠狠的耳光。这正好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鱼龙混杂、制度不健全的世界里，人的道德良心更是最后的唯一的底线保障。 　　说起代笔，在文学史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集体创作”，因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有时候一个人难以完成，需要数代人不断劳作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成功。比如，《诗经》是周代春秋时期经过人们数百年不断传唱和遴选，最后由孔子编撰而成。还有敦煌莫高窟乃至中国的长城，是无数中国人智慧的结晶。 　　这个集体的艺术作品完成后，单个的作者都匿名了，没有人据为己有，更不会有任何商业的目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品，世世代代为中国人精神共享，化为永恒的集体的艺术丰碑。 　　即便是一代天骄、伟大领袖如毛泽东，写作雄文无数，我们的政治教科书都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表现何其谦逊啊。因为毛泽东不是神。我们设想，即使毛泽东的部分作品是由其部下代笔，但这丝毫不能减损毛本人思想的独特性，掩盖不了他的大略雄才啊。 　　在古代，集体创作也好，代笔也好，这几乎不成问题。因为代笔是为了共同完成一件伟大的作品，一种纯粹的思想。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没落、风雅沦丧的时代，我们的政府官员由秘书代笔、企业老板由下属代笔，这成为一种潜规则乃至是一种通行规则，这无非体现了一种权力和资本的傲慢，是没有文化的人在自己脸上贴金，好象自己很有文化一样。当权力和资本可以让某些文人俯首称臣，实现其权力和商业的目的的时候，文化的价值就贬值了。 　　对韩寒来说，如果韩寒是一个商人，由别人代笔估计谁都无话可说，但要命的是，韩寒是“天才作家”、“公共意见领袖”，难以想象，莫非“天才作家”、“思想家”是可以由金钱购买或者商业模式打造出来？当韩寒起诉百度侵权的时候，有人就指出，百度固然也是为了实现其商业目的，但是，当韩寒不讲诚信由人代笔赚得盆满钵满，还指责别人不讲规则时，岂不更是贼喊捉贼，欺世盗名？ 　　在中国的文化传媒史上，我们一定会记住这个“韩寒现象”。这个现象最奇特的地方是，韩寒本人的辍学经历和愤世嫉俗构成了一个原型，适合进行新闻艺术传播，而其父亲和本人围绕韩寒原型进行创作，添油加醋，使其光辉更加发扬光大。我们试想，如果韩寒的作品共同署名韩仁均和韩寒，这在文学史上并无不妥，还开创了父子集体创作的先例。但是，韩天才会同意吗？ 　　人们也会记住一种文体，叫着“韩寒文体”。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而韩寒所写，却是为了迎合媒体和大众之需要，也可以说是一种“策划文体”，由多人针对一些时事热点进行策划，所谓消费政治，消费时事，从文学青年摇身一变而为“公知”，最后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登高一呼成为“民主的英雄”。 　　粗看韩寒文章，因为文辞的美丽和修辞的高明，你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快感，但因为其文章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一种独创性的思想，慢慢地，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表演性。就像韩寒明明是考试不及格，但经过“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的修辞性转换，反而变成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讽刺者和抨击者。 　　天哪，以自由民主之旗号，去捋这个巨大体制的老虎的胡须，猛力抨击政府的种种不公，嬉笑怒骂嘲讽各种滑稽荒唐之事，而且能够巧妙把握这种动作的分寸，不去激怒老虎，这需要多么熟练的训练和惊人的表演天才。而震撼天下获得的影响力，最终是为了收获商业利益之实。所以，我的朋友说，韩寒是民间影帝，与另外一个庙堂影帝，可谓双峰并峙，交相辉映。 　　正是因为这种文章的表演性，韩寒在《谈革命》、《论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中，表现得闪烁其辞，不知所云。看上去妙语惊人，老成世故，实际上没有根基，没有系统逻辑的思想。你只要知道，韩寒并不是真要去开创什么民主和自由的事业，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更高级别的表演，来赢得轰动和眼球效应就行。这种表演，和另外一个影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这次表演玩大了。因为在中国，“革命”、“民主”、“自由”尚属于被官方严厉控制的词语，这注定了韩寒（整个韩寒策划团队）不能深入探讨这些思想，也不能明确提出一些行动主张。所以，他就表现得闪烁其辞。而力捧韩寒的自由系媒体也对韩寒的表演颇为不满，还以为韩寒和政府妥协，已被政府所收买。这就叫左右不讨好。但其表演的轰动性目的无疑已经达到了。 　　所谓盛极必衰，正当韩三篇事件正火热之际，首先是麦田质疑韩寒，写出了《人造韩寒》，可谓抓住了韩寒的本质。接着是方韩大战，被素有打假斗士（简直是打假屠夫，屠一个死一个）之称的方舟子扒下了韩寒的外衣，韩寒神话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这次，我送给韩寒一个外号，叫“民间影帝”。 　　近日本人加入了作协，有网友认为这是没有“风骨”的表现。顺便谈谈韩寒针对作协的观点。 　　我们可爱的韩天才，曾经数次在虚拟网络上叫阵作协，与我们“邪恶”的作协为敌，其目的是为了塑造一种个体与集体乃至整个中国体制对抗的英雄形象。但是，也许谁都没有想到，韩寒对抗作协与其代笔行为的内在联系。作协是一个组织，韩寒背后何尝不是一个商业写作团队？ 　　如果韩寒真的像对岸的李敖那样，以孤胆英雄去挑战蒋家政权，他无疑是个英雄，可惜的是，这个“英雄”不过是其背后团队的傀儡。 　　韩寒讽刺作协是驯化基地、孵化基地，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作协，完全是故作惊人姿态。因为作协根本不培养作家，只是一个交流平台而已。我承认现在的作协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很好承担起文学繁荣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有问题就解散作协，就像现在大学有很多问题，总不至于解散大学吧。 　　恰恰相反，我认为不但不应解散作协，还要鼓励作家们结成各种各样朝气蓬勃的文学社团，开创出不同的文学诗歌艺术的流派，因为结社乃是宪法赋予我们公民当然包括作家的权利。当然，我们的党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不必干涉作家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权利，实际上，在这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党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在文学写作中迅速退却了。 　　就像我们倡导大学应当“教授治校”，作协也应当倡导“作家治会”，如果没有这样那样的社团，和各种媒体平台，我们又如何更好维护自己的权利？ 　　韩天才说，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这不过是一种意淫，是逞一时之英雄。对于怎么改进作协，或者解散作协后该怎么办，韩天才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就因为这么一句轻率而吓人的话，我们的媒体似乎找到了那个发现皇帝新衣的孩子，放肆去吹捧。 　　所谓柿子要拿软的捏，作协不过是一个弱势部门，也是没有什么实权的部门，文学已成如此凋零之态，攻击作协，算不了什么英雄。 　　所以，鄙人认为，韩寒欲解散作协，乃逞一时之霸道而太过荒谬，甚至是干涉作家结社的权利。如果他要解散作协的话，我认为韩寒也应该解散他背后的团队，停止代笔行为。做人要厚道，写文靠自己。希望韩寒活出真实的自我，希望影帝早日卸下自己的华丽外妆，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进入专题： 韩寒 韩方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