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向胡锦涛等领导人发出采访邀请，有香港评论称，这也可测试当局“文化体制改革”的真伪。杨伟东也向西方政治领袖如奥巴马等人发采访邀请，希望共同来探讨人类普世性的话题。 图片： 杨伟东（右一）采访贾樟柯（左一）。 （杨伟东提供/记者心语） 本台今年七月曾报导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香港书展期间来港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这本访谈录是根据他计划拍摄的大型纪录片《需要》的内容编辑而成，以记录访谈对象的谈话来引发人们思考现实问题。 3年前杨伟东开始拍摄纪录片，预计采访500位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科学界的人物和上百位全球各界精英人士，共同来探讨人类普世性的话题。现在,中国超过250位各界知名人士接受了采访。在他的采访名单中，不乏有争议的敏感人物，包括蔡定剑、张博树等宪政学家；贾樟柯、方力钧等艺术家；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曹思源；哲学家徐友渔、高全喜、张世英；历史学家杨继绳、章立凡、袁伟时。 杨伟东向本台表示：“在前一阶段，北京市公安局国保一直在跟我谈话，说我采访许多敏感的人，敏感人士是谁，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名单，我该怎么样按照我原本的计划继续采访，好，那我现在采访不敏感的人吧，他们认为是正面形象的人吧，那胡主席是比较正面的人吧，我现在已经在给国务院各部委一百三十九位领导发出邀请采访他们，他们总不能说这些人也是敏感人士吧。” 近日，杨伟东已经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对胡锦涛和北京公安局长和外交部长杨洁篪等人的采访邀请。此外，杨伟东并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方政治领袖发出采访邀请。 在给奥巴马总统等人的采访邀请中，杨伟东提问：“自由、民主、宪政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普遍目标吗？你们认为普世价值的光芒能否照耀中国大地？” 张博树告诉本台记者：“我对他这个工作的价值是认可的，我觉得杨伟东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用他的个人积蓄来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这个国家知识界的人进行采访，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现在他进一步提出要采访国家领导人，包括胡锦涛还有一些其他部委的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公民来讲，提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进行采访，可以说是公民权利范围之内，我想，这也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杨伟东他同时对一些国际政要提出采访邀请，这个要求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国际人士进行邀请，估计还不多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创举。”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中旬刚闭幕不久，当局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香港民间团体五七学社负责人武宜三表示,向有关部门递交对胡锦涛的采访邀请也是个试金石：“这个也可以冲击下共产党所谓的文化建设是搞真的还是假的，给公民一个问问题的权利，是不是跟公民平等交流。”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认为,杨伟东是继艾未未之后又一个艾未未式的北京艺术家。杨伟东的创作本身是一种艺术行为，而他的采访同时又具有社会性，以艺术作品参与了社会，如此能给人们许多反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世界报中国世纪特刊采访多名中国学者和西方的汉学家，其中包括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白夏以及中国炎黄春秋杂志主编杨继绳等等。 今天的法国舆论看中国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世界报专刊对法国两名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专访记录。他们分别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高德盟(François Godement)，以及世界报总裁同时也是《傲慢的中国》以及《当中国改变世界时》两本书的作者的埃里克•伊斯哈尔威姿(Erik Izraelewicz)。 访谈的标题是：当中国重新恢复昔日的世界地位，访谈围绕当今中国社会体制的性质、欧洲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未来预测等议题展开。 就中国经济体是否符合完全市场经济模式？高德盟的回答是虽然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自由化，但是，由于各大组成因素并不能各自为政，他们至多能够保证最低限度的自治，但却并不独立，因为，在任何时候党国都可以宣布叫停，因此中国还称不上是市场经济国家。高德盟还举例说，只要数一下几年前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国知名的企业家今天还剩下几个就不难明白。伊斯哈尔威姿也表示说，中国一再呼吁欧盟承认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他看来，中国虽然已经打破了原先计划经济的框架，但是却还没有设立市场经济的机构，中国是一个党国与经济融为一体的国家。 那么，中国的党国经济为一体的模式能够持续多久以及将向什么方向演变？这对两位专家来说都是难于预测的未知数。虽然，他们两人都承认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该体制模式的高效率，伊斯哈尔威姿举例说，北京可以在舆论高度反对的前提下、冒着巨大的环境风险决定修建三峡水坝，从而部分解决了中国的供电问题，而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却始终用电短缺。不过，伊斯哈尔威姿也指出，中国的党国模式、也就是被国际社会称为是北京共识的模式今天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要发展内需，就必须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劳资双方必须在捍卫各自利益的背景下进行谈判对话，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独立的工会。此外，伊斯哈尔威姿还强调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同所有经济刚刚起飞的国家一样是从模仿他国的技术着手，但是，模仿到一定程度之后还必须有创新，而那些从事技术革新的创造型天才大多数都是一些充满想象的独立特行者。今天的中国同当年的日本不同，就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这样的独立特行者能否生存下去，实在是个问题。 如何展望中国的未来？中国将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将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还是中国将在高压之下爆炸崩溃？伊斯哈尔威姿认为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这一点毫无疑问，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演变，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高德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演变可能会出现三种模式：其一是墨西哥模式，墨西哥制度革命党在一党统治墨西哥七十多年之后，于2000年，被反对党所取代。中国国内政治势力或许会因利益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党派势力，从而导致一种半民主的选举制度；第二种可能是民族主义势力膨胀，也就是中国政权内部有派系将利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权利争夺斗争中取胜，中国未来将盛气凌人地对待其周边邻国，应该说，陷入危机的西方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势力；高德盟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演变的第三种模式可能是新加坡模式，也就是返回中国过去的精英官僚体制，这同西方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体制大不相同。 最后，就中国究竟是使人畏惧还是令人着迷这一问题？高德盟认为中国的军备开支占全球第二，中国又是一个带有民粹和民族主义倾向的非民主体制，中国与其周边不少邻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不难理解中国的邻国会倍感担忧。高德盟还表示，作为远离中国的国家，他们的担心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在经济领域，欧洲应该抓紧时机、在权衡双方力量对比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有效的谈判。伊斯哈尔威姿则认为，中国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一说起中国，所有的数字都成为天文数字，什么，中国有四千万儿童学弹钢琴了，什么每年都有十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啦，等等诸如次类，人们往往忘了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他说，自从他从事研究中国问题以来，令他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中国感兴趣，中国比德国、美国、印度等所有的国家都要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