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大”后不久，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主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主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不幸的是，我的忧虑变成了现实，1990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正进入了市场。     权力进入市场以后，由于它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成了最稀缺的商品，它的“价格”必然猛涨，权力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经济市场化了，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审批土地，审批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进口商品，审批一切发财的机会。而对官员手中的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衡。     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审批权的官员是“糖衣炮弹”猛力“攻击”的对象，如果官员不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护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而落马。官员是当今最危险的职业。有些贪官原不不是坏人，有的还有辉煌的过去。关键是制度，在好制度下，坏人难做坏事；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句话说，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     将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比较，检察机共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后五年相当于前五年的６．３５倍，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犯罪人数大幅度增加。     不仅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而且犯罪金额逐年大幅度提高。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上亿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能商品化的资源必然进一步资本化。权力资本化不满足于一次性的交易，而是着眼于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值。当他用金钱买到权力以后，又疯狂地利用权力去收回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权力换到金线以后，他又用金线换取更大的权力，力求在权力阶梯上无止境地攀登。     过去有“窃国大盗”的说法，是指从整体上窃取公共权力。现在搞权力私有的人是窃取局部的权力，在本质上和窃国大盗没有什么不同。           公权腐败涉及要害部门          经济领导部门的审批权可以在市场上换取黄金白银，干部人事部门、司法部门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干部任免权商品化在1990年代就出现了。进入新世纪，司法权力也开始商品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干部任免是委任制。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委任制常常是根据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拔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能被提拔。于是，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小人当道，贤者就会退避三舍，在干部队伍中也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这样的选官制度实际是选劣制度。干部委任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卖官鬻爵就不是个别现象。有些地方对“官帽”名码标价，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可以高价出售。卖官鬻爵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奥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黑幕才会暴露于天下。     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是党的免疫系统。近年来，这个免疫系统的检察权也出现了商品化。一些纪检高官频频落的案例使人胆颤心惊。司法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近年来，这道屏障也百孔千疮。司法腐败的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有些反贪局的检察官也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也是一个大贪官。已经被揭露查处的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院长刘实等人的腐败大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位研究法律的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           权力场和权力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电磁场”、“温度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权力中心能量最强，从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递减。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权力场类似同心园，如果将平面图同心园画成三维图，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能量梯级上。     如果权力处于公正的情况，这样的权力同心园（或权力金字塔）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参与市场交易，问题就来了：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样，权力中心就可能像一个吸纳财富的黑洞，社会财富不断向权力高端集聚。由于离权力中心越近，对财富的吸收和越强，处于权力场较低层次的官员就不惜一切代价钻向权力场较高的层次。     在当代中国，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就是一张黑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一个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黑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不少省市都揭露出了省一级高层领导人为首的犯罪集团，显露出一张张黑网。２００４年揭露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案，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长田凤山以及五名副省级高官、十多名地级官员，构建了一个上下勾连、左右交织巨大的犯罪网络。权力网是一个三维结构的网，上下、左右都有利益相连。触犯任何一个结点，都会关系到其它结点的利益。这样，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大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最近一位企业家向我诉苦：他老家的村党支部书记侵吞了农民的土地补偿费，还编造假项目骗取国家投资。农民索要土地补偿费，书记说：“你有本事上北京告我吧！”，农民上告了，上访者从北京被揪回整死。他家乡这个县几年整死上访农民五人，死者家属都被“摆平了”。这位企业家出于义愤，自愿代理乡亲讨公平，奔走于省、市、县、乡之间，经过两年努力，他灰心了。他对我说：“从市到县，到乡，到村，上下左右结成了利益联盟的黑网，个人力量是不能和这张黑网抗拒的！”           权力世袭          公权腐败另一个方面是权力世袭。我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本）中分析了阶层固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高干子弟的，实际上是指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不是指高干子弟个人。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     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说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句话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就是“集体世袭”的同义词。     与“官二代”相对就的是“穷二代”。“穷二代”也是集体世袭，是被迫的集体世袭。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官二代”世袭了，“知识改变命运”已经不灵了。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人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的花费有的是靠向亲朋友好借债，大学毕业后他们的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成了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车夫困境”          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员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中央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数人、特别是底层百姓的利益，只是为少部分人谋利创造条件。这方面的政策不公还比较容易监督和纠正。而不容易监督和纠正的是社会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人应当遵循社会公意。社会公意应当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说过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他说的是平面图形，社会合力实际是多棱园锥体的中轴线，好像一把半张的雨伞的柄。社会合力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博弈的结果。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他们只能按照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然而，如果按强势群体左右的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订者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车夫困境”。     出现“车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而强势群体借助手中的公权，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有利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常常有利于强势群体不利于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损他们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难，凡是有利他们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官员财产公开、遗产税等虽然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不能实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个日子以后，老百姓需要高价买房，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近几年来，出现了“仇官”“仇富”社会心理。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官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靠自己的科技成果和苦心经营而致富的。但是，这两种社会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要从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寻找。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能量。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走出公权腐败危局的道路。          来源: 《改革内参》2011年第29期    进入专题： 公权力 反腐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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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头十年，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提升的，也就是后赋性流动比较多。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的比重在加大，如果从上到下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下层就没有希望。”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不久前再次修订出版，在这本书中，杨继绳引入这几年新的社会事件材料，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他从经济财富等方面把中国当代社会视为五个阶层，然后对各个阶层内的社会群体做历史分析，分析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间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他们掌握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变化，由此分析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杨继绳表达的只是一家之言、一种分析方法，但他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研究主要利用了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 在杨继绳看来，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因素之一是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他希望通过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国情，分析各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未来的变化，杨继绳表示乐观。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和副社长等职。   石剑峰： 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您的做法跟一般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区别？ 杨继绳： 社会有多个阶层，这是客观存在，官方对此也在进行分析研究。社会学家在分析阶层的时候，先找几个点做长期的测量、研究，然后再推向社会全局。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资金，我没有能力去做长期调研，也没有那么多人手，所以只好利用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或者没有公开发表但有权威性的资料进行分析，这些资料来自社科院、国家各统计部门、行业协会、全国总工会等。我这本书每修订一次，就会根据相关资料做修改。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研究某个社会阶层层面的变化，我其实写的是历史。 这里的历史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改革前后的历史，也就是改革前后阶层分层标准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我们是怎么分层分阶级的，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我们社会分层的标准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我写的是，这些阶层改革前怎么样，改革后怎么样，每个阶层的历史变化，比如改革前的工人状况如何，中间怎么变化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农民改革前怎么样，中间怎么变化的，现在怎么样。所以说这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是一本历史著作。 也就是说，我要研究的是，每个阶层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发生的变化。我虽然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学者，但是我用材料的时候，还是按专业学者的研究方法去做。 石剑峰： 您把中国社会分作五个阶层，依据是什么？这些阶层显示出什么特点？ 杨继绳： 我把中国当代社会分成五个阶层，如果我们抽象地看这五个阶层，其实只是一个符号系统，没有太大意义，要看里面的具体内容。在我的划分中主要考虑到了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财富状况，再参考声望等因素。 我以2008年全国经济活动人口7.9243亿人来划分，第一个阶层主要集中在银行、大型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垄断企业、大中型私有企业领导层之中。第二个阶层为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国家和省属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垄断行业的白领职员和资深蓝领。这个阶层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成功的象征。第三个阶层具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掌握并提供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这个阶层存在着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也有着向下流动的可能。第四个阶层主要是由农民、工人、农民工，也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构成，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太多。最后一个阶层主要是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个阶层没有固定收入，向上流动更难。 从我的划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当前的阶层特点就是，80%的经济活动人口在经济财富上处于社会中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存在干群矛盾。工人收入低一是历史造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承担了改革成本，比如下岗。最近几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又不断下降。农民工则承担了最苦、最累、最脏的劳动，又很难得到城市人口的待遇。中下阶层过大也就意味着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由此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第三个特点是高阶层的财富获得的不透明，所以社会对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 关于各个阶层的具体人数与比例，《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中国社会从经济等方面而言现在是金字塔形，如果在下面的多数人都想往上走，这个社会就不容易安定。 石剑峰： 您认为各个阶层，以及各个阶层里的社会群体，他们有对自己所处地位的认同吗？ 杨继绳： 我认为他们会有自觉意识。比如我们知识分子、工人等就有很强的自觉意识，私有企业主阶层也有一定自我认同，但是中等阶层不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上不下，认同问题比较大。从我们的调查看，工人对本阶层有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也开始增多。总的来看，各个阶层都在为自身利益表达意见，工人要求保护自身利益，私有企业主要保护私有财产，知识分子要求更宽松的环境，农民要减轻负担等。但这些自觉意识并不表明他们有了阶级意识。　　 但如果垄断不破除，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低收入者居住集中，群体性事件更加频繁，这会加速共同意识的发展，强化阶层冲突并提高其阶层自觉性。 石剑峰： 相对比较来看，有些群体的经济地位、生活水平是相对下降的。　　 杨继绳： 是这样。工人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在下降的，但这么说也是相对的，绝对情况还是上升的。比如农民、工人都能吃饱饭，工人住房比过去改善一点，自由度也提高了。农民以前不能到城里来，现在能到城市自由打工。但是与其他群体的相对落差还是很大的。我曾说过，幸福是一种个人感受，这种感受跟信息量有关系，封闭的信息量小，我觉得我已经很好了，知道别人比我更好就感到不幸。 石剑峰： 其实这就涉及尊严问题，而不仅仅是社会财富和权利的问题。　　 杨继绳： 尊严是和权利连在一起的，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权利跟民主是连在一起的。在以往高度集中的政治环境下，是缺少权利的。所以首先做一个公民，公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石剑峰： 与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特点相对应的是社会流动，它呈现出什么特点？　　 杨继绳： 首先我要肯定，社会流动是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使每个人变得更有希望，所以社会流动是保证社会安定、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方式。改革头十年，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提升的，也就是后赋性流动比较多。到后来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的比重在加大，如果从上到下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下层就没有希望。　　 以前还有读书，如果连读书也不行了，这就比较可怕。社会固化是很重要、很危险的问题。造成社会固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行政权力不受制约，行政权、审批权成为宝贵资源，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城乡间教育不公平，以及一些就业岗位出现体内循环现象。这些都对健康的社会流动产生非常严重的阻塞作用。 石剑峰： 三十多年来，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变化都很大，比如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当下，您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杨继绳： 我最担忧的是收入和贫富差距过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为什么是和谐，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不和谐的因素存在，所以才及时的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不单是靠一个阶层的人和谐，不单是个人的和谐，也是各个阶层间的和谐。 但客观来说，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地位不同，诉求不同，愿望不同，他们的利益占有方式不同，所以肯定有矛盾。阶层之间有矛盾，有差异，所以不和谐也体现在阶层之间的不和谐。阶层之间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公平和公正某种程度上的缺失。社会公平和公正是阶层和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在书里说，要在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怎么减少阶层摩擦，怎么减少阶层争斗，怎么减少阶层矛盾，让各个阶层之间更加和谐，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说我要挑起阶层矛盾，不是那么回事。我都是从历史来分析的。 我一直在外面讲，中国当下存在两种矛盾，一个矛盾是干群矛盾，第二大矛盾是劳资矛盾。干群矛盾的背后是权力缺乏充分的制约，劳资矛盾的背后是资本缺乏充分的驾驭。我提出自由权利驾驭资本，是从阶层分析得出这个结论来的，要自由权利驾驭资本，当然要通过整改。 石剑峰： 您针对各个阶层提到的这些忧虑反映到社会上来，会引发哪些社会问题，由此会造成何种社会矛盾？在您看来，哪些矛盾是当下最需要得到重视的？　　 杨继绳： 阶层之间存在的问题可能产生一系列冲突，首先是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的劳资冲突。第二个是因土地和移民问题而引发的冲突，这是当前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地方。围绕土地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容易引起矛盾，甚至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第三个是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对峙，这些强势群体虽然未必属于社会上层，但在有些农村，他们和农民的矛盾不小。由于社会基层政权在某些地方受制于强势群体，所以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也就体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复杂。这个矛盾相对最尖锐，还夹杂着土地、资本、宗族等因素。第四个危险点是群众对腐败的不满，除了官员腐败引起群众不满，还有为富不仁引起群众不满，所以也就产生仇富和仇官心理。与某些干部的腐败和资本的为富不仁相对应的是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贫困、大学生就业困难。　　 在如今的社会结构中，各个阶层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容易形成社会的二元对立。现在还呈现的一个趋势是，相当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人群集中在城市，一旦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会难以控制。如果城市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很容易蔓延，其危险高于农村群体性事件。 石剑峰： 所以在您看来，哪些社会体制以及相关架构需要顺应社会的变化改变？　　 杨继绳：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以前多，这是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社会矛盾的体现，引起公众的不安全感。但现在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还是孤立事件，没有呼应，否则就比较麻烦。由此，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安全机制必须转变。我们必须确立新的社会稳定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和规范。要建立沟通渠道，让各种意见得到表达。要培育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等等。　　 其中我最想讲的是，必须制衡权力、驾驭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从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中国的两种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其实是针对权力和资本。所以今后改革的任务就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借鉴人类几百年来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 石剑峰： 对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未来的变化，有什么推断？您对此是乐观还是悲观？　 杨继绳： 尽管有很多忧虑，我还是比较乐观地认为在未来，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会不断扩大，低层阶层会缩小，社会逐渐成为橄榄形结构。政府权力会减少，政府职能减少，社会权力、中介结构和组织地位上升。各个群体之间地位上升下降依然会存在。   （杨继绳，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石剑峰，东方早报首席文化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dfdaily . com / html /1170/2011/9/11/663767. shtml ）    

[8] 回复：参加《历史决议》30周年会议感悟 如果能自我改革当然是人民之幸，能少许多的波折，像经国公治理下的中华民国，但对“我党”的认识最终形成在1989年，所以我说大陆人民基本上不会有此之幸！ 用户： 北漭 发表于：2011-9-7 18:20:38 支持 (6) 反对 (0) [7] 回复：参加《历史决议》30周年会议感悟 怎么看不到杨继绳老先生的讲话啊？一贯犀利的杨先生，此次一定也说了很多入木三分的话。选举网能予以单独登出吗？ 用户： 林明理 发表于：2011-9-7 16:52:24 支持 (6) 反对 (0) [6] 回复：参加《历史决议》30周年会议感悟 如果当局真心的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在“决议”颁布30周年纪念日应由官方隆重举行座谈会，在全国大力宣传，然而这个座谈会却像一个不敢见公婆的小媳妇，不声不响的、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就这么结束了，官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物出席，它说明    什么问题？令人深思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9-7 15:58:48 支持 (12) 反对 (0) [5] 回复：参加《历史决议》30周年会议感悟 党国体制内在的政治逻辑规则就是排斥民主、反民主的，坚持这个体制，就是坚持排斥民主、反民主的政治逻辑规则，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体系中怎么可能会共存一个逻辑背反的民主机制？至多是几个领袖人物的人格品质中保留些许民主作风而已。 领袖个人品格中的民主作风跟民主政治体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领袖个人的所谓民主作风是根本靠不住的，是很容易蜕变为一种政治权术的，从而最终是在强化专制。 用户： 一言酒鼎 发表于：2011-9-7 10:36:59 支持 (20) 反对 (0) [4] 回复：参加《历史决议》30周年会议感悟 如果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党之私、一群之私、一人之私，党有什么利益不可以舍弃，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 ============================================= 此话点到了要害！很精辟。 这篇会议报道也写得很好，但有些简单，能有详细全面的报道就更好了！ 用户： 法治万岁 发表于：2011-9-7 1:33:52 支持 (31) 反对 (0) [3] 回复：一场拷问历史直面现实憧憬未来的“头脑风暴” 邓小平在江泽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总书记时曾对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能说了算?”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真！ 用户： 呈博语 发表于：2011-9-5 22:42:42 支持 (41) 反对 (0) [2] 回复：一场拷问历史直面现实憧憬未来的“头脑风暴” 替天行道，何谓不忠？四皓虽在，明君难觅。 用户： 123aaaa3 发表于：2011-9-5 19:57:48 支持 (28) 反对 (1) [1] 回复：一场拷问历史直面现实憧憬未来的“头脑风暴” 支那屁民现在只有民愤和民怨，无组织，无纲领，无领袖，无计划，无理论，简直就是无头苍蝇，与我党这样的有着高度利益一致性、高度组织性，手握现代化军队的流氓集团对抗，胜算就是0。 用户： 雪六儿 发表于：2011-9-5 18:58:56 支持 (41) 反对 (2)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