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爱思想|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从“人口总量动态表”中可以看到,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总人口为89.48万人,至1961年降低至84.33万人;从“人口死亡率”表中可以看到,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55.08‰,为其他年份的数倍至十几倍。两方面的数据证明,当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发生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图表采自:《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8页)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一文部分内容。    1982年人口塔图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注1《墓碑》长达90万字,写到死亡人数的地方有上千处,他们“反复阅读”,对“每一个”重要之点“逐一查证”,可见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们”当然不是孙经先一个人。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下边,我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墓碑》391页已写明:“据《常熟市志》1030页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溧水县志》有这个县1949-1985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数据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中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第10版第393页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1960年10月19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页的内容。《高邮县志》1990年版第161、160、162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万人,其中3.78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第162页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即1.727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页至392页,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证”,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页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该文发表于《争鸣》杂志1993年1月号。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贵州省饿死250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    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临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是一个县级市,以城镇人口为主。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1957年的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第10版61页第2行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5行的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第71页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李坚还健在,住北京万寿路,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他,他当年的调查报告还存放在档案馆里。徐子荣、李坚等当年的调查,是揭露大饥荒的严重后果,他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他们说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页。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页第1行: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墓碑》第266页第14行,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6278人”。    这段内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页,这个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根据《无为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该县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10.97万。谢贵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一文中说,全县饿死20万人。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页。首先应该指出,孙经先先生说“《宁德县志》记载”是错的,因为记载该内容《宁德县志》,我在国家图书馆想找到孙先生所说的《宁德县志》,(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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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商贩之死与中国“就业荒”

每逢中国的炎炎夏日,都有大群无证经营的商贩走街串巷,叫卖从盗版DVD到西瓜的各式商品。 由于地位低下和非法,他们常常遭到当局的恶劣对待。但今年对流动商贩而言格外血腥。 两周前,56岁的西瓜小贩邓正加和妻子遭到当地城管攻击,邓正加死亡,其妻被打昏。城管是一支辅助性质的警察队伍,任务是保持城市街道干净整洁。 自那以来,中国各地相继发生十几起类似事件,“瓜农”、街头商贩、记者乃至警员都遭到地方雇佣的城管殴打。 城管的粗暴已不是新鲜事,但专家表示,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低端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导致街头商贩越来越多,进而大大增加了街头对抗事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城管问题专家邱建新表示:“经济低迷导致失业和低收入人群增加,他们必须回到劳动力市场,这难免增加城管和街头商贩之间的冲突。” 中国的官方失业率数据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它未将中国的几亿农民工计算在内。不过,政府近日发布的一项制造业调查显示,制造业就业水平连续13个月萎缩。 由汇丰(HSBC)编制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制造业工人人数7月份降幅为2009年3月以来最高,预期还会出现一轮裁员。政府表示今年上半年创造了725万个就业岗位。但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另一项调查发现,第二季度新增城市就业岗位同比下降5.7%。 摩根大通(JPMorgan)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中国就业形势正在趋弱。服务业创造出一些就业岗位,支撑住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但低技能制造业的就业尤其疲弱。” 某政府智库一位要求匿名的研究员估计,在中国南方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腹地,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仍在工厂就业,三分之一转向服务业就业,其余三分之一已经返回农村老家。 这种平衡效应意味着,尽管经济增长连续3年放缓——从2010年初的近12%到今年第二季度的7.5%——但中国还未出现大面积的净失业。 由于没有大规模失业的压力,政府一直不愿像2008年底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那样,推出提振经济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但总体就业数据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也掩盖了维稳至上的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潜在危险。 邓正加之死(发生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引发全国上下激愤,就连官方媒体也表达了愤怒。 主管城管部门的当地政府官员最初声称,邓正加“突然倒地死亡”。但中央政府迅速指示逮捕涉事城管,并为邓正加家属提供高额赔偿。 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表示:“政府很快向家属支付赔偿金,堵住他们的口,因为他们非常担心此事会激起更广泛的抗议或某种形式的民众运动。” 除制造业空缺岗位减少之外,空缺岗位与新增劳动力的技能和抱负也不匹配。 人气颇高、在城管问题上著述颇丰的专栏作家叶檀表示:“有研究表明,中国失业率和街头商贩的数量存在联系。但对不少商贩而言,问题不是他们找不到工作,而是他们不愿意从事长时间、高风险的制造业工作。” 这些农民工中,有不少以街头贩卖商品为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当他们被城管抓住时,将付出沉重代价,因为城管常常会没收他们所有的货物和收入。 城管经常向商贩索要保护费,还经常开展街头突击执法行动,这些行动有时会出现非常暴力的场面。 相关日志 2013/08/06 — 《纽约时报》笑蜀因呼吁释放许志永被迫离京 2013/08/05 — 笑蜀重获自由 揭露中国当局非法绑架 2013/08/04 — 神逻辑!吴虹飞表示自己被关10天都是新浪害的 2013/08/01 — 瓜农邓正佳到底怎么死的?官府说”外力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致死” 2013/08/01 — 吴虹飞从“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 2013/07/31 — 《蘋果》薄倒台警花失靠山 上訪被毆 2013/07/31 — 吴虹飞律师:检察院已提请逮捕她 2013/07/29 — 北京父女练摊被围殴事件当事人出面发表声明 2013/07/29 — 宋志标:也说“去政治化”的脏 2013/07/28 — 吴虹飞“想炸建委”是言论自由还是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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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完整版)

华盛顿 — 解说:欢迎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 《解密时刻》。我是李肃。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 在 1989年“六 四” 期间十分活跃 ,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 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从此, 他的 名字 就 从中国 政坛上 销声匿迹 了 。   2013年6月2号,这位风云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由于病重,曾经住进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度过了将近十年的保外就医生活。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作者):那个地方,好比一个三层的小楼,一、二层楼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三楼有两、三间独立的房间。外面的人要进去,必须通过楼下的服务员。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见外国记者,国内的记者大概他也没接见过。第二个不许离开北京市区。   解说:这个 2012 年还 在服刑的犯人就 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 、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   同 年,姚监复 执笔、 陈希同 口述的回忆录 在香港出版 。 陈希同在书中讲述了 “ 六四事件 ”前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用说,这本书成了中国大陆的禁书 。远离政坛十几年的 陈希同再一次站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时刻》要 讲一讲关于禁书的 逸闻轶事 , 我们就从陈希同 的这本回忆录 和 它的 作者姚监复说起。   *“六四”:北京市长欺骗了邓小平吗?*   解说: 富强胡同 6号座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 。 2004年, 姚监 复两次去那里探访了前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   1989年 “六四事件”后 , 赵紫阳 因为 “支持动乱” 、 “分裂党”的罪名被 罢 职 免官 , 软禁 在这个四合院 中 将近 16年,直到2005年去世 。   直到今天, 仍然 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向邓小平谎报情况,夸大了学潮态势, 致使 邓小平做出戒严决定,最终发生了 1989年6月4号凌晨的血案。   当年, 姚监复问过赵紫阳这样一个问题: “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受骗上当?赵紫阳 对 姚监复说 : 邓小平 如果 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 这句话让 姚监复 念念不忘。在 赵紫阳 故去多年以后,他把这番话 转述给了陈希同。   姚监复:陈希同听到我的话非常高兴,“啪”地一拍我的大腿,说: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如果我陈希同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   所以陈希同和赵紫阳都是这样的观点: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个人早做的坚决的决定,别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陈希同说,比我多得多,怎么会得不到信息渠道,用得着我欺骗吗?北京市的情况,天安门的情况用得着去谎报军情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陈希同发现,我跟他讲的赵紫阳的观点,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陈希同亲述》的故事*   解说: 2004年,陈希同获准 保外就医 , 搬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疗养院 。他和 姚监复 的谈话就在这里进行。 陈希同 和 姚监复 两人本来素昧平生。他们两人的结识是由一本书开始的。   姚监复:这本书是我见陈希同的“介绍信”,钟鸿著,《风雨半支莲》。钟鸿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解放以后就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艺处的。她的同事是陈希同的夫人。另外她参加过“四清”,陈希同是队长,她是队员。所以她和陈希同夫妇都认识。   她让我把这本书送给陈希同。我就跟陈希同联系了,我姐姐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她现在去国外旅游去了。你要有空,我就送过来。他就通知我什么时间我去送。   解说: 2011年1月份的一天, 姚监复 带着 表姐 的这本回忆录去见了 陈希同 。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他们俩见了十几次,开始了陈希同口述,姚监复笔录的回忆录写作。   姚监复:我想拿个录音机的话,他会相当紧张的,就得字斟句酌了。这样(用笔记录)的话呢,你讲你的,我把主要的大意记下来。我当天回来就整理。我觉得主要意思都在,不会丢最主要的意思。另外,我第二次就给你看。如果你觉得有大的违反你的原意,你会告诉我的。   他后来跟我谈话,我觉得是真诚的,最少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问他问题,他都是马上就回答,不是说我思考一下,用个什么伪装,用个掩饰。   解说:陈希同 回忆录最后定名 《陈希同亲述 —— 众口铄金难铄真 》,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陈希同 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姚监复:他从审判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跟我说过,他以为最后有机会让他陈述,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的最后陈述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他现在一直都在通过律师要求重审。没有重审。因此他跟我约定,书你先不出,等我重审的报告申请有回答,说不重审,你公布。或者说要重审,你也可以公布。但是我说一年、两年都没有回答,你怎么再等呢?他说,高法程序不对,不战、不和、不降,用这种方法拖着。   *陈希同在秦城监狱收听美国之音*   解说 :在出版这本回忆录之前,陈希同也担心过官方会向他施加压力。不过, 2012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面世以后,陈希同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压力。   姚监复:陈希同通过媒体知道书已经出来了。他不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政治压力。最后毕竟是没告诉他这本书什么时候出来,他没准备。   他自己也做了估计,各种帽子已经给我扣得够多了,我已经够臭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已经进入最底层了,成了秦城监狱的犯人了,还能怎么样呢? 但是政治太险恶,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把他儿子也抓起来判刑了。   据我了解(书出来以后),没有更恶劣的影响,因为有一次老同志吃饭,后来去参加吃饭的有人告诉我:“老姚,今天陈希同也去了。”   附带再说一个事情。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希同贪污的事?”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他通过美国之音在监狱里听到各种信息。除掉《人民日报》,就是通过美国之音听到各方面的信息。   高瑜(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他(陈希同)现在住着三层小楼,算保外就医,全部国家安排,而且给他安排的司机、专车,还有他自个儿点名的大师傅。张思之是我的辩护律师,原来他要找张思之为他做辩护。张思之一看他现在的待遇,根本就拒绝。   *记者因言获罪 报社刊文被封*   解说:高瑜 ,上个世纪 80年代做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曾经由于“六四事件”被关 押一年多 。 1993年 再次被捕 , 被判刑 六年 。她提到的这位张思之在中国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之称,参与过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辩护,包括 1980年被指派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 案辩护律师组组长 。不过,高瑜对陈希同忿忿不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陈希同当年曾经把她写的一篇报道指为 “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6月30号,陈希同,北京市市长,向人大去做“动乱暴乱”的汇报。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邓保赵”,就是说这场“动乱暴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邓保赵”,结果就把我这篇文章给点出来,认为是“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的这篇报道题为《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 1988年12月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报道的内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严家其 和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关于中国时局的探讨。     高瑜:当时的中国经济过热,经济问题很严重,抢电饭锅,最后抢到坏的我也要,都到这种程度。   当时我就问,如果明年他们把经济上的问题都推给赵紫阳,要把赵紫阳像胡耀邦一下拿下来怎么办?严家其马上就冒出一句话:“那就太坏了,太坏了。”指的是这个形势太坏了。他说,中国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   解说: 1988年12月,《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反响热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在之后的半年里,众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都转载了高瑜的这篇报道。然而,这篇文章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高瑜 :但是6月3号我就被抓了,被绑架了。还没开枪呢就被绑架了。我在里边的时候还给我个电视看。我一看,袁木骂我这篇文章,说这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我88年写的文章怎么变成了“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解说: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中国人大作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 赵紫阳 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 ―― 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掩盖 赵紫阳 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高瑜:我是一年零五个月从监狱里出来的,6月3号抓的,第二年8月28号给放回家的。等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因为陈希同向人大会议做的这篇报告,点了《经济学周报》和我的这篇文章,社科院立刻就通过出版总署把报纸封掉了。   解说:除了《经济学周报》, “六四” 之后 ,北京 自由派刊物 《新观察》也被停刊。查封这两家媒体的是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高瑜:那个时候出版总署的署长还是杜导正。杜导正当时还跟人说他有错误,说 《新观察》什么的当时都是他封的,就我们的报纸和《新观察》。   解说:有意思的是,当年查封这两家自由派报刊的 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这家杂志经常发出与当局主流声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论,其网站几度遭到封锁。   *《李鹏六四日记》引出的是非*   解说: 说起 1989年给人大做的报告,陈希同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人家写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 很多人认为,这是陈希同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推脱责任。   姚监复: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问过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只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没有那种忏悔的感觉,但是毕竟他承认不应该死人,不应该开枪的。   他的这本书的基调跟李鹏的“六四日记”那本书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都支持,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陈希同)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例如最重要一点,就是李鹏日记说了,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是北京戒严指挥部副指挥。   他说,2010年他看到李鹏六四日记香港那本书的翻印本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为什么李鹏没告诉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出去,有机会见李鹏,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然后你“李鹏日记”里又这样写。   北京市长陈希同你有什么权力调动乌鲁木齐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军队?你有什么权力调动空军,让直升飞机在那里飞?你有什么权力调动坦克啊?所以现在把它缩小了,是不是掩盖军事政变的性质?据说上面有人看了这个书,找我谈话的时候也点了这一点,说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一点看来戳到痛处了。   *赵紫阳是被军事政变搞掉的吗?*   解说: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 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5月19日晚上党政军开大会宣布戒严,在那天上午,邓小平主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高层会议。会议上邓小平讲“两个司令部”,另外把赵紫阳赶下台以后谁来接班,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材料我们是在“李鹏日记”中第一次看到。他日记中有关于这个会议的非常详尽的记录。这个以前那么多关于“六四”的书,没有人写到,连赵紫阳的回忆录也对那个事情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讲,中央开过这么一个会,但是哪天开的,他时间都搞不清楚。   李肃: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属于决策层了。   金钟:他已经被软禁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鹏这本书的一个价值。他把这么一个秘密公开了。   姚监复:李鹏承认这是军事政变,因为他有两点,李鹏日记透露:第一个是1989年前几年的春节,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在上海讨论怎么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那就是你们三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在讨论把总书记要撤掉,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政变。   另外89年5月二十几号,邓小平让李鹏准备开个“四中全会”前的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鹏准备好时间以后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等一等,等军队进城以后才有把握,免得别人干扰。那就是明显的是武装政变。军队进城以后,中央委员也好,人大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谁也不敢说话了。   *禁书和盜版在中国*   解说:我们刚才说过,《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陈希同、姚监复和金钟一样,已经把市面上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成是李鹏写的日记。这些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陈希同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来到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常常把这类禁书偷带进中国。   金钟:中港这条线有铁丝网,但是它有很多管道。比如那种货车里面的空间是很多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塞一包书也就过了。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方法进去的,他也可以赚钱。   李肃:他这样带能是大批的吗?   金钟:当然不能大批,只能是小批量的,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有些人走私,连汽车都能走私,对不对?何况是一包书呢!   李肃:中国大陆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严防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大陆?   金钟:在香港已经出了的书,他们就拦阻、拦截,在海关上设防不让你带进去,但是海关的人员流量太大,你不可能每个人的大包、小包全部打开,就是为了一本书,他们防不胜防。你带一本,我带一本(就过了)。而且这个书一进大陆就很妙了。有一本进入大陆就一传十,十传百。我们也听说过,也看到过,那个书传到什么地步呢?传到那本书看得就像一朵花似的。   李肃:看烂了。   金钟:是,看烂了。那个书完全合不拢,书的每一页都翻烂了,都好像一个花菜似的。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记者):我就有过一次,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香港现在已经有那种小工作人员,因为便宜嘛,住在深圳,坐火车到香港来上班。都是他,背着大背包,给我背过去。因为他天天走,他们就不查他。我就要被拦下来。看看我的包,问问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书。我那时侯,也有几本书。我就跟他说,我是研究农业经济的。所以现在我在香港就有一个“恶名”,说我过关的时候冒充农业专家。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社主编):谁去鉴定这个书是禁书还是不是禁书呢,以前依赖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宣部给各个地方下达的文件。我们出的书就经常被列在目录中间。列在这个目录中间后来他们发现不行,等于是给了大家一个广告宣传,说你到香港去,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后来他们就不大列这个名单了。   海关把我们的书收了以后,就自己看,自己看不完了,就送给你的长官看。长官看不完了,就拿了这本书去拍马屁,送给某个省委书记,送给某个市委书记,送给某个政治局委员。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后来跟我们说,他收到了几十本关于他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各种拍马屁的人到处找到这本关于他的书,就送给他,因为这样就可以拉近跟他的关系嘛。   *中国处处都有盗版禁书*   解说: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 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马依、石河子,甘肃的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读者说,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说:“这是一本好书,大家要看呀!”   杨继绳还说,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面的那条街上,就有《墓碑》的盗版书卖。书贩子还跟他说,三里河那个高干大院买的人最多,买书的都是白头发的老头儿老太太,全是离休的高干。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 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从在大学学习导弹工程,到毕业后先后担任军事情报间谍和《光明日报》记者。从1979年到1989年,她总共出版了10本书。“六四事件”以后,她进了秦城监狱,作品也全部下架。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戴晴:后来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还是在2010年“六四”前后就有了。卖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这里面还有关于“六四”的事,我的入狱,在秦城坐牢啊这些。好多人告诉我这事。这书在哪儿卖呢?都是在中央机关、三里河,就是有干部来来去去的那些地方。所以我说就这样的书,它的对象读者其实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人。   解说: 2012年底,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华盛顿录 制 《解密时刻》节目 。我们也谈到了《晚年周恩来》在中国大陆盗版的问题。   李肃: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盗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遍地都是。而且有人因为盗版我这本书被判劳教。人家工商执法队对书商讲,你盗版别的书我不管。你盗版这本书,一本我判一年。   李肃:这是政治任务了。   高文谦:这都是他们从北京回来,跟摊主聊天后传过来的话。你卖一本判一年。   解说:出版禁书的出版社的老板们对于中国大陆出现的盗版书非常清楚。 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何频说,中国各地都有盗版他们的书。   何频:我们的书基本上3天到4天在广东、深圳就有盗版。专门有这种采购团体,天天就在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盯着我们的书。只要我们的书一上市,马上就是拷贝,通过电脑就能够传到中国大陆去。   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只要是有看书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盗版品,这点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我们甚至没办法统计。但是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没看过我们的书,当然几乎都是盗版品。 而且很可笑的,有时候国内的人把这些盗版品带给我们看,我们吃一惊,根本不是我们出版的。   *禁书作者乐见书被盗版*   解说: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一般情况下,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维权,要索赔,要打官司。但是当禁书作者们看到或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刚才说到《墓碑 》的作者 杨继绳, 经常 有人拿着 盗 版 的 《墓碑 》找他 签 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 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 !”   戴晴在北京看到了她的书被盗版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想帮助盗版书的出版商。   戴晴:有一次我正好在那边办事就过去了。我一看,在书摊儿上就摆在那儿呢。他们印的是大本,就是所谓的小16开,大32开这本。他们还把明镜出版社改成中国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出版社,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里面定价、书号什么都有。 我就问他们:“这谁出的啊?”(书贩)就问:“你要不要,要不要?”好像意思是你要多要我还可以便宜点。   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啊?”他(看看书,又看看我)说:“嘿,还真是挺像的啊!”我说:“就是我。”我说,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给你一个E-mail地址,你告诉我,我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爱出多少出多少。   我也挺高兴的,虽然不给我钱,但是就没错字了。   他特犹豫,说:“那你就说吧。”把我的E-mail地址写完了以后,说:“那你叫什么啊?”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啊?”他说:“哦,知道了,知道了。”然后他也没有敢给我来信。   解说:英国 华裔 作家 张戎 和 丈夫 乔 · 哈里戴花了 1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 关于 毛泽东 的书, 叫 作 《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 香港出版中文版没多久 ,中国 大陆就有了盗版。   金钟:我有朋友(在大陆),我就委托他们给我们收集了好几种我们的书的盗版。像张戎的那本书,有几种盗版的版本,封面﹑内容都不一样。有的就是用原来的照片,有些就全部改排。我们是直排的嘛,他们的全部改成横排的简体字,重新打过。   李肃:这还花了工夫呢。   金钟:花了工夫,结果卖的还很便宜。我们(卖)100多块钱的书,他们就卖二、三十块,就这么推销。   李肃:你们遇到这种被盗版的情况拿他们没办法?   金钟:完全没办法。张戎也对我讲过,像她这种出名的书,(如果)在世界各国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专门的公司,有律师会保障她的权利,一定要打官司,要交涉的。但在大陆没办法。张戎也笑笑对我说,那算了,就算帮我们宣传好了。   *中国禁书在台湾受阻*   解说 : 说到《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 这本书 的 出版 还有 一个故事。本来中文版计划由台湾 远流 出版 公司发行, 可是中间出了一段插曲,最后才 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发行 。                                                                                                                                                                                                                                                                                                    金钟:张戎这本书本来她是很挑剔的,我跟她也是认识﹑相熟,但是出版之前我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   李肃:在你这出?   金钟:因为我们的实力比起台湾大实力的出版社来讲当然不够,我根本没提这事。她就交给台湾“远流”,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后来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其中涉及到对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的评价,胡宗南和中共的关系。张戎认为他跟共产党是有联系的,不单是他,还有卫立煌,共有四个将军。   当然张戎作家提出来是有她的根据。其它的文字(包括)英文版,法文版都已经出版了,都保留了。但到了中文版来到台湾出版,就受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的压力),他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首长。他就出来抗议,当然还有国民党的一些胡宗南的部下一起来起哄。给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了出版合约。   解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 曾经实行 严格的书籍审查。从日据时代的日文书,到任何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沾边的,乃至留在大陆,没有和国民党军队一道 迁 往台湾的学者的书,一律查禁。   直到 1980年代 初 ,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台湾的书籍出版才慢慢解禁。 80年代中,台湾解严,开放了党禁报禁。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 相当 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 然而 台湾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仍 然 对 出版界 有着特殊的影响 。   金钟:台湾确实有一种趋势,就是说他们和大陆的关系比较靠的近一点,他们不想在这方面找麻烦,尤其是台湾的统派。你知道台湾一个统派,一个独派嘛。蓝营和绿营。这个蓝营,马英九是蓝营,是统派的总统。当然他说,他要做全民的总统。但是在两派中间,在出版业中间,统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解说: 1994年, 毛泽东 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 所著的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在 台湾出版时 就 遭遇 过 审查。   金钟:李志绥的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台湾出的,中时出版社出的。有一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大教授余英时教授,在《中国时报》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就说到这本书其中一个情节,是什么呢?是有关邓小平的。   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打台球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没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时,李志绥(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两个女护士去照顾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肚子大了,听说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就这么有关情节,这个主角当然是邓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没有。我们只看中文版的就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余教授很专业,很用心的,他是中英文对着看的,就发现(在中文版里)这个情节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94年邓小平还在嘛,怕得罪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事。   *笑话也被禁*   解说: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也好,《晚年周恩来》也好,这些严肃的书籍被禁,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网上的笑话,有时也会遭禁。姚监复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 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   姚监复: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纪登奎告诉我的,纪登奎不当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叫李再含。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再含开会时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 就是喊口号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的时候,一般文化大革命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加了第三个,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主任的身体永远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记者:真的假的?   姚监复:真的。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纪登奎)说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李再含)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李再含,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   我说完以后,吃饭的时候,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怎么没喊过永远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67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你劳改,你没权利祝万寿无疆啊!   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地祝李再含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了。   我在网上写了一个50个笑话的笑话集,最后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们机关党委书记,书记警告我,说安全部门告诉我,你在网上写笑话,安全部门警告我说,不准你姚监复再在网上写笑话。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呀。我说这本身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他说,你写笑话不是一般的笑话。叫我不要写。   有一个人说了,老姚,把你这笑话收集起来,咱们印一个《姚监复笑话集》,我说你要印出来又得成为禁书了。哈哈。   解說: 2013 年 5 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 监 复的新作:《姚 监 复政治笑話集》。   * 莫言抵制禁书作者 *   解说: 如果说,官方对禁书和禁书作者的打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一些作家对禁书作家受到压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   德国 的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业的盛会。法兰克福书展有个传统 ,就是 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在书展上大力推广这个国家的文化 。在 2009年 的法兰克福书展 上, 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宾国。中国 非常 重视这次展示形象的机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书展开幕式, 中国 还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作家莫言, 就是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 得主。   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也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中国作家 ,邀请他们到德国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这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获得邀请 , 让中国官方很不高兴。   戴晴:结果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拖时间,把我的邀请信退回,把我的飞机票给取消。我这人,这会我也无所谓,但你不让我去,我当然要去了。我就去了。   到了会上以后,德方的组织者在德国传媒和德国社会的压力下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我。于是就给了我10分钟,说你可以到台上正式去讲讲这是怎么回事。我就答应了。我讲这番话的主旨,因为本来中方的喉舌已经把我骂成敌人,说绝对不能邀请这样的敌人。我就想,既然已经来了,我终于来和你们坐下来一起开会了。我就觉得中方真是一个进步。中方同意了,也就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是可以让步的。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我就想上台夸夸他们,说你们还是有进步。   结果没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国代表团,前三排,人家退场了。一看就剩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那儿。都退场了,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抗议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可是我是中国公民啊,我是作家啊,我是可以在台上讲讲我的经历的。   解说:当时也在现场的贝岭后来回忆说 , 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 , 鱼贯离席。他转述莫言的话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   其实, 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 ,其 作品不乏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的尖锐 批评。 小说《酒国》描绘了共产党员烧烤吞食婴儿 ; 《天堂蒜薹之歌》揭示了中国尖锐的官民矛盾 。莫言的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 , 1995年出版后一度成为禁书,两年后又获得中国文学界的大奖。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 《我们的七叔》三次送审却没有通过。   戴晴:我想讲的就是,莫言的行为和1989年以来所有一连串的,从新闻出版总署,到最后审稿的编辑,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党保持一致的话,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体制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于是他就采取这个办法。   解说:就在那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小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因此他后来写作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谟业,而是用了一个笔名 –莫言。   莫言: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   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也算是“禁书作者”了。他对戴晴和贝岭的冷漠态度使我想到了 德国牧师马丁 · 尼莫勒 (Martin  Niemoller) 。 马丁 · 尼莫勒 曾经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后来,他 反对 政府 对教会的控制 ,开罪了希特勒。 希特勒亲自下令 将他 送进纳粹集中营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八年,而且险些被处决。 1963年, 马丁 · 尼莫勒 公开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犹太观点道歉 。 不过,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传于世的诗句:   起初他们追杀 社会主 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 社会 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 冲 我来 了 , 这时 已经 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禁书逸闻轶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侵犯的问题。我想, 马丁 · 尼莫勒 的话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他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如果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谁会为我们说话呢?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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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

华盛顿 —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六四”期间十分活跃,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 2013年6月2号,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在北京病逝。他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一年前,姚监复执笔、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在香港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陈希同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作者):他从审判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跟我说过,他以为最后有机会让他陈述,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的最后陈述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他的这本书的基调和李鹏“六四日记”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都支持,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陈希同)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 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问过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只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没有那种忏悔的感觉。 解说: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马依、石河子,甘肃的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 经常有人拿着盗版的《墓碑》找他签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有一次我正好在那边办事就过去了。我一看,在书摊儿上就摆在那儿呢。 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啊?”他(看看书,又看看我)说:“嘿,还真是挺像的啊!”我说:“就是我。”我说: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给你一个E-mail地址,你告诉我,我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爱出多少出多少。 解说:在中国被禁的书,在海外也未必就能畅通无阻。1994年,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就遭遇过审查。 金钟: 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打台球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没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时,李志绥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两个女护士去照顾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肚子大了,听说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就这么有关情节,这个主角当然是邓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94年邓小平还在嘛,怕得罪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事。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完整版)。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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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进入专题 : 高岗事件    ● 杨继绳        赵家? 1941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   第一次访谈:2001年9月26日,在赵家?诺谋本┰⑺?      我是1952年5-6月间调任高岗秘书的。马洪、安志文两人熟悉我,梅行也熟悉我。那时马洪是东北局的副秘书长。我是从东北局宣传处副处长调任高岗秘书的。调动工作是由马洪、梅行执行的。安志文是东北局工业局的,曾经是高岗秘书。我到高岗处以后,正赶上开舞会,我不会跳舞就和一个人在一旁下棋。正下着,一个高个子靠近了我们,他身穿白衬衫,戴眼镜,在一旁支招,让我的对方这么走,那么走。不一会说,你不行,我来,就跟我下了起来。下了一半,又被别人请去跳舞去了。他走后才知道这就是高主席。他爱下棋,输了还不认输。他这个人不拘小节,开会时当众卷起裤腿,揪下腿上的毛,用手拧了拧,用火柴点着,满屋都是臭味。   高岗进京,是我和安志文陪同。那是1952年10月初。来京后又回沈阳安排工作,是1952年11月正式来北京工作的。   高岗在北京的情况我是清楚的。1954年2月“高岗事件”发生后,我是管教组组长。不过,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有问题。他的问题是我作管教组长以后才知道的。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同周直接联系。有什么事周直接跟我讲,有的让我向高岗转达。在管教期间,高岗写了《我的反省》(长达两三万字),是他自己写自己抄的,我也帮了忙。在管教早期,我和安志文住高岗家,帮助高岗稳定情绪。开始马洪也在高岗家呆过,也是帮高岗稳定情绪。后来马洪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就不来了。   1954年3月,东北局召开会议,揭发高岗问题。会议由罗瑞卿负责,安志文作为知情人去参加会议,就不住在高岗家了。   现在还活着的人知道“高岗事件”的人只有我、马洪、安志文、郭峰。   最近几年,就高岗问题我给中央写过信。但没有任何回音,中央对我的信是什么看法我不清楚。我不只一次写信,最后一封信是1999年冬天写的,都没有答复。   《党的文献》杂志在2000年第一期、第二期连续刊载了杨尚昆“回忆高岗事件”的文章,我看了,这文章有不实之处,有可疑之处。我给编辑部打过电话,提过意见。他们说要来看我,当面谈。我同意他们来,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来。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副秘书长,他是有资格说清楚的。这里面涉及毛、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很复杂。   “高岗事件”涉及习仲勋和西北局一大批干部,小说《刘志丹》的事情也是和“高岗事件”相联的。所以,“高岗事件”影响非常大,不仅影响中央干部,也影响西北干部,不仅在党内有影响,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我向中央写信。   高岗进京以后中央对他的态度有四个过程:   首先是器重;第二是注视,即观察;第三是怀疑;第四是决心行动。   因高岗和刘志丹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使中央红军长征后有了落脚点,所以中央到陕北后很器重他,让他当西北局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执行中央精神,和大家一起,又把陕北建成了抗日和向全国发展的出发点。两点论:落脚点,出发点。   1946年,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主动要求去东北。先到东北北满分局,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云任书记。陈云让高岗当书记,高岗执意不肯。两人合作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使东北工作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高岗起了重要作用。从1946年到1948年,东北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东北局改组,林彪当书记,彭真当副书记,林彪在前方,高岗在后方(陈云到辽东去了,罗荣桓有病,高岗主持工作)。新的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10万大军发展到百万大军。林彪率军入关以后,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据说是林彪经过西柏坡时向中央推荐高岗的。   高岗积极主张抗美援朝。他在东北主持工作时,承担了抗美援朝的后勤任务。所以彭德怀说:要说给军功章的话,后方有洪学智和高岗。   在1952年进京以前,中央对他的器重,不是他个人钻营,不是搞权术的结果,而是由于勤勤恳恳的工作,在西北、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抗美援朝接近尾声,东北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全国也开始搞建设。中央成立计划经济委员会,调高岗任计委主席。当时他已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那时的计委不是现在的计委,地位是很高的。各大区的一把手都是计委委员。彭真、马洪、安志文是专职委员,后来从河南调张玺任常务专职委员,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9月20日到25日,高岗将到北京时,毛主席给高岗发了两份电报,问高岗什么时候到京,他好派车去接他。这是很少有的情况。高岗一下火车就被接到东北驻京办事处(翠花湾,在西单六部口里面)。《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说接到东交民巷,是不对的。杨尚昆肯定知道高岗被接到翠花湾,可见这篇文章不是杨尚昆写的,只是用他的名字。有人说现在的三里河的幼儿园当年是高岗的住处,不对。这个幼儿园原来是计委领导人办公的地方。高岗、李富春、贾拓夫都在这里办公,但邓子恢没在这里办公。当时有一种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时调进京的五个大局书记: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实际主持工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书记是彭德怀)。高岗排在第一位是很自然的。   高岗到北京后就着手筹办计委。计委的筹办是高岗一手操持的。调干部,选地点。同时他还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个“中央小会”,高岗是参加“中央小会”的成员。他以什么名义参加的,我不清楚。有人说他是书记处书记,不对。所谓“中央小会”是毛主席和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邓小平、陈云、彭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   那时中央传阅文件时,传阅的顺序是:毛、刘、周、朱、高,高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当时传阅的东西很多,开始没注意,后来还是我提醒高岗:这不行,很危险。高岗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千万不要这么写。在高岗的再三要求下,总理才改了过来。   从当时办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对高岗的器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楼。一层只有两个人办公,就是毛主席和高岗。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在斜对面,中间隔一个会议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办公室都在二楼。中央领导开会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开会时我就坐在高岗的办公室,开会前,毛主席谈笑声听得很清楚。   毛主席起草的东西常给高岗看,听取意见。我记得1953年春天,山东省委书记向明写的报告(关于新“三反”的),毛主席用铅笔写了很长的批示,第一个送给高岗看。后来以正式文件下发。这些都说明,高岗在毛主席心目中地位很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讨论谁去苏联参加悼念。开始提到让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高岗还作了些准备,后来是让总理去的。毛主席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悼念,高岗随同毛主席去大使馆。   很多事情表明,当时的高岗在中央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3年6月,苏共中央通知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苏联听取苏共中央的一个紧急通报。中央讨论结果让高岗去。这个紧急通报的内容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带回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和一些有关贝利亚的资料,其中有贝利亚在斯大林面前说中共中央坏话的情报。后来有人说,贝利亚说中共中央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说苏共中央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贝利亚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既然苏共中央出卖高岗,为什么要高岗带回来呢?既然出卖高岗,高岗为什么还要带回来呢?   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提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单只是人员安排,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林彪,“有薄无林”。安子文这个名单怎么送到主席那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高岗看,看后就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主席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次到此为止,不许对外泄露。   高岗以为,安子文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对刘少奇不满,他没有听从毛主席不外传的交代,在与一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由此高岗犯了一个错误。   总之,从1937年到1945年在陕北,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东北,高岗做了工作,这是客观事实。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观事实。   我的看法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对他器重、信任的同时也在注视他,考察他。这对于用干部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1953年春节,高岗在家里(东交民巷8号)召开了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计划委员会议。在北京的计委委员除特殊原因外都到了,连朱老总也来了。我记得林彪因病没来。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四点,中午饭也没有吃,北京饭店送来一些小烧饼充饥。会议内容是听取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苏联对我们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是宋劭文、白杨两人介绍的。宋回国第二天就向高岗汇报,第三天就开这个会。在春节期间开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会议,有点打破常规,从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高岗雷厉风行,也有人说高岗标新立异。这些闲言碎语会传到中央的。其实,这个会是经毛主席同意的。毛不同意高岗不敢开这样的会。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春节会议”问题。   有一次学习苏共19大马林科夫的报告,学习苏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这次学习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每天都开会。计委内部也学习讨论。我向高岗汇报,商业局长刘明夫写的学习心得不错,他讲到商业库存过多影响经济建设。当时库存有20多万亿(旧币,合新币20多亿)。高岗很欣赏刘明夫写的这个材料,在中央学习组上介绍了这一看法。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好,就是要这么学习,要联系实际。高岗没有来得及说这是别人的心得,不是我的。参加会议的人认为高岗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这肯定不是高岗的。毛主席表扬了高岗,还批评了商业部。这一下议论就来了:高岗沽名钓誉,拿别人的东西求表扬,以后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关于东交民巷车水马龙的问题。高岗住东交民巷,他家门口车很多,有人向中央反映,高岗家门前车水马龙,这引起了中央的猜疑。高岗主持计委工作,各地到北京来开财经会议的人,总要到他家来谈些事;那时苏联出了“贝利亚事件”,有些人也来高岗家打听苏联出了什么问题,再加上5月份后每个周末东交民巷有舞会,来跳舞的领导人不少。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事实,但不是高岗搞什么名堂。   1953年3月,党代会上,毛主席说,他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情况,顶了回去。什么不正常情况?他没说。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内,所谓“顶了回去”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高岗有一次对主席讲,有些同志对刘少奇有意见。毛说:少奇是好人,人家有意见你要制止,有意见可以对刘少奇当面讲。这是1953年春天的事。   第二件事是名单问题。安子文的名单(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毛让机要秘书给高看,高没有发表意见。按正常情况,高岗有意见会直接跟主席讲的。实际上高岗对这个名单有意见。“有薄无林”,认为这个名单不是安子文搞的,而是刘少奇放的试探气球。高岗没有向主席讲自己的意见,是不正常的。后来高岗问张三李四看到这个名单没有,这也不正常。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说: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外传,不要泄露。高岗泄露了,这是错误。但是,后来说这个名单与高岗有关,不对。在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给高岗看以前,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安子文的名单“有薄无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林彪那时身体不好,已经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实际是邓子恢负责。高岗认为刘少奇有意安排薄一波,不安排林彪。1953年2月,刘少奇曾拿出过一份中央领导人分工的名单,毛主席批评的不是这个名单。   关于财经会议。中央财经会议是1953年6月中旬到8月20日开的,开了一个半月。主席说:财经会议是我主持,我召开的。虽然我不参加,但说财经会议另有后台,另有司令,我就是后台,我就是司令。这个会议批了薄一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高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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