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做了数千年“臣民”的中国人走进现代历史之初，对于“人民”这个词一定是感觉非常新鲜的；对于“民主”一词则是前所未闻的；对于“专政”一词虽然凭着奴性的直觉能够意识到这是个挺厉害的玩意儿，但却断然不会有理论的认识。 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是舶来品一样，“人民”、“民主”、“专政”也是舶来品。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三个词汇再舶回去，从它们的本源上来推敲一番。 查阅了一下《21世纪大英汉词典》，英语“people”多达12条意译： 1. 人民，国民 2. 民族；种族 3. 雇工；仆从；随员 4. (某一个阶级、地位、团体、行业、部落的)人；人员；同事；职工 5.
阅读更多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公认为是继丘吉尔之后， 20世纪英国另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保守党人。 撒切尔夫人拜相组阁之初，大英帝国已是日薄西山，被讥为“欧洲病夫”，经济、政治、国民凝聚力都已出现严重危机。撤切尔夫人蝉联三届首相，主政十一年，以严谨、自信、绝不妥协的态度，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减少国家干预，高强度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回归小政府理念，重启自由市场机制；铁腕对付工会和罢工，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强化英美关系，缔造强势联盟；反对欧洲一体化，维护欧洲的多样性主权利益；纵横大洋远征阿根廷，赢得福克兰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中国达成香港问题的谈判，甩掉包袱。 在这些给英国带来巨大生机的强有力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撒切尔主义”）中，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在撒切尔夫人的自传《唐宁街岁月》（上下册，李宏强译，2009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撒切尔夫人自陈：“在促进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化所起的根本性作用并不亚于税制改革。”（页618）她洞若观火地指出： “国家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非个人的合法资产所有制，实际上是由政客和文官所控制的。像工党那样把国有化描述为‘公有制’，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我曾在新浪微博上将中国的公有制准确地改名“权有制”与她的观点暗合） 撒切尔夫人正是因为看到“权有制”企业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才痛下决心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促成私有化之下个体理性的经济效率，撒切尔夫人说：“到我离任时，英国工业中国有部分的比例已经比原来减少了大约6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了股份，超过60万的工作职位从公共部门转移到了私营部门。”（页627） 社会主义不存在真伪问题，只存在事实上的可能性问题——指望取消私有制而进行人工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不符合常识，这是自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也包括韦伯）以来早就证明过的：官僚集团控制的所谓全面“国有制”因其经济核算的不可能而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也是早在苏联成立不久韦伯就预言其必败的原因。欧洲后来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进了的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困境是，在各种不断消灭私营经济活力的高税率、高福利政策下，福利能持续多久？一个人人都懒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度，其财富从哪里来？怎么可能长期维持高福利制度？即使如北欧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之地，长期的消耗而非创造的模式，其高福利制度又能维持多少年？ 自1979年以来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至少这“改革”二字是极其可怜的。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转变，无非是国有制的几乎无生产创造向少量的、非完整的私有制的非充分生产创造的转变，好比被绑架者从原先手铐、脚镣的待遇转为去掉脚镣的转变——比原先放松，但并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被称为国有制或公有制的实质性权有制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而在一些被视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权有制依然占据了绝对性的权力垄断地位，例如一切基础资源和能源领域都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权力垄断经营，例如土地、石油、电力、交通。 这种权有制与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存在很大区别，也就是说，这种权有制比那些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要糟糕一万倍。因为宪政国家的经济运行固然要遵循经济原则、市场规则，而宪政政府就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权有制是政府权力肆意介入生产经营领域，肆意干扰市场，使得原本应当破产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继续其低效率经营。在宪政政府下，与国有企业无关的经营和交易领域至少还能在市场规则之下运行，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即使无法彻底消除，至少不可能大行其道。而在威权政治甚至极权政治之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并不是维护市场规则，而是破坏市场规则，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官僚集团对全社会的控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权力寡头之间的再分配，留给支付社会公共事务的只是极少数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个高税收低福利国家的原因。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原先的GDP基数很小，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初级松绑之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所以增长率惊人，这是最初经济增长的原因；二是，高税收低福利的抢劫模式使得特权阶层获得巨大财富，而农村普罗大众的生活依然贫困，普通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缓慢提高，但除了官僚与官商等特权阶层外，人们普遍缺乏就业、教育、司法、环境等全方位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匮乏也成为许多人无餍足地追求财富的动力，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高储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三是官僚政治下的政绩工程，虽然大量的都是豆腐渣工程，但这些官僚资本所进行的经济行为，也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务与服务需求，这些也都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官僚资本的投资结果，其财政补贴（降低了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城市公共交通）与国有垄断经营或国有控股垄断经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相结合，养肥了诸多依附官僚资本的半私营半官商经济体——即使它挤垮了同部门的私营经济体。 当然，由于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国际市场对中国以出口加工业为重要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铁路运输部门，正如能源生产领域，都是彻底的国有制——即权有制，他们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借助权力性垄断的市场破坏者，铁道部既是铁路运输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又是该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掌控者，它依然是所谓“计划经济”实则“命令经济”的执行者。它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制主体；既是经济主体，又是行政主体；既是行政主体，甚至还是司法主体。铁道部已经成为国中国，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 铁道部的这种政治经济性质，正是火车票价格扭曲的原因，也是K和T系列特快列车逐渐被取消而代之以动车的原因，更是近几年高铁大跃进、技术垃圾泛滥以及此次“7.23”人祸的原因，以及“7.23”善后处理天怒人怨的原因。 为此，已有宪政学者如王建勋先生、刘军宁先生、郑旭光先生提出铁路私有化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大的方向上我是完全赞成的。正如王建勋先生认为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化的程度越高，个人的自由和自由选择就越少。如果不信的话，将面包、衣服、电脑、房子等统统国有化，看看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极权主义时代，一定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奴役之路，人们不得不靠国家或者政府的施舍而活着，不得不遭受无法逃脱的奴役。”（王建勋《反驳铁路不应私有化的种种谬论》 http://wangjianxunlaw.blog.163.com/blog/static/19134184820116300341654/ ） 大方向上的认同之后，紧接着的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的十多年里，她出售了英国铁路公司的子公司，但没有对铁路的主营业务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直到梅杰任内从1994年开始改革，到他离任前的1997年才完成这一改革。此后是布莱尔的工党执政，在私有化改革后最初的五年内英国铁路发生了一些事故，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营东岸干线的National Express公司表示无力继续履行合同，要求与政府重新谈判，政府拒绝后，National Express表示无力继续经营，于是2009年7月工党政府决定收回东岸干线的经营权。 此案例成为许多反对铁路私有化者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所谓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的例子。其实，英国铁路在二战前一直是私营的，二战后工党首相艾德礼将铁路国有化，因各方面效益不佳，导致撒切尔夫人任内决心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在将铁路子公司出售之后，其主营业务一直迟迟未能私有化改革，是因为撒切尔政府顾虑其复杂性，因此直到卸任前，撒切尔夫人都只是下令“由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以及运输部共同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私有化改革。 1994年梅杰任内，英国开始铁路私有化改革，实行“网运分离”模式运作，即路轨、信号和车站的管理权由私营路轨公司经营，而运输服务则由28家火车公司经投标获得经营权，他们向路轨公司支付路轨使用费。政府成立铁路战略局和铁路监察局，前者负责行使经营特许权以及制定管理规范，后者负责协调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私有化改革后，一度问题频现，这未必都是私有化本身的结果，而毋宁说是多线程的复杂原因之果，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两项原因。 一是私有化经营本身，通常需要长期运作，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不断试错、纠错、调整才能见效，如果一家公司破产，可由其他公司继续。是一种需要耐心的慢功夫，急不得，政府行为可以借助公权力取一时之效，但难成长远之功——艾德礼的国有化改革很说明这问题。 二是工党执政期间，其本身就对国企私有化抱有党派偏见导致的抵触情绪，当National Express的经营出现经济困难时，必定不可能有保守党政府更能体谅他们，甚至可以合理推断，英国东岸干线的国有化回归现象，也许正是工党政府本身所希望的，其拒绝与National Express重新谈判，完全可以视为欲将东岸干线经营权收回的逼宫之举。 上述英国案例表明，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宪政母国，宪政制度已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即私有化改革的过程本身基本上可确保遵循市场规则，铁路私有化因为经过了国有化折腾之后再回归私有化，其间问题的高难度也无法例外——铁路私有化改革即使大方向正确，如何具体操作和改革后如何高效经营也是极其复杂和长期才能见效。也许最无可辩驳的铁路私有化案例是美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国有化的瞎折腾，也就用不着现在像英国那样左右头疼、进退维谷——但目前英国的这点挫折远未到有些人所夸大的所谓“私有化失败”的地步。 那么用英国这面镜子来整中国的衣衫，中国铁路私有化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策，在目前情形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平台缺失 当代中国许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真正的根源都在于缺乏基本的政治平台。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本身不是宪政性的竞争性政权，而是权力不受限制、执政没有反对党制约、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独裁政权。如前文所述，它不是市场的维护者，而是市场的垄断性参与者和破坏者。因此，这样的政权之下，并不存在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铁路私有化改革必要的基础平台。正如此前的大量国企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往往转化为特权阶层侵吞国产的平台——只要在现有政治下，铁路私有化必将重蹈国产流失的覆辙。 2.投资不足 假定在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之后，铁路经营全面私有化，人们忍痛默认其合法，那么官僚资本的全面撤出，也可能导致铁路经营缺乏强大的资金来源，于是在基建投资、技术投资、管理投资方面都可能产生至少是暂时性的供血不足，这当然会全面影响铁路经营的效率和安全。 3.管理混乱 从英国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有那么长期的民主宪政传统的国家，私营铁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管理上的合作性统一与自行核算的分立之间的均衡，因此，在缺乏民主政治的中国，铁路的私营在其多长时段内将持续一种高度缺乏安全性、管理混乱的运营，实在难以逆料。 4.国有化回潮 当出现上述情形后，国有化回潮或许在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就连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有那么多选民支持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英国（他们甚至明白并理解这种经济政策不可能短期见效），当英国工党政府收回东岸干线经营权时，也并没有遭到社会大众的激烈反对。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也是短视的，那么只能说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必定更加短视。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之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一般性经济学原理论，铁路私有化应当是一个持续的基本方向，但现有情形下的私有化改革，一，无法保证改革过程本身的公平，二，即使改革过程能确保公正，也无法保证私有化之后就立刻见效如神，立刻消除现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将铁路私有化视为一个持续过程，那么目前情形下，至少改造铁道部，如叶檀女士所论，将其改造成为铁监会，成为一个单纯的监管部门，“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叶檀：《请拆分铁道部门》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10728/082510220212.shtml ）同时，继续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铁路公检法从铁道部们剥离的改革，归入现有的统一行政与统一司法领域。 没有宪政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及格线平台，一切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都将是扭曲的，因此，在目前尚无半点政改迹象的现状下，铁路私有化改革依然将是慢慢长路。但铁道部们的改革，在目前可操作的领域内，至少应该尽快进行监管与经营分离，这至少可以成为铁路私有化这条长路上的一个站点。
阅读更多《新世纪》专栏 －－－－－－－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及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象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
阅读更多许章润：人性之恶与政制之殇 标签： 邵氏弃儿 道德危机 计划生育 ● 许章润 （ 进入专栏 ） 关于“邵氏弃儿”，最先得知是从《新世纪》的报道，当时看了虽不感意外，却极受震动。今天听了张进主编的介绍，了解到有关本案的一些背景资料和未曾知悉的细节，依然心头震颤。 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无论是在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的意义上，也不管是基于体制立场抑或个体视角，更无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径，此案“伤天害理”，一切当事人均毫无任何辩护理由。而政法体制至今未能有效启动真切问责，致使国民的公义愿景落空，政体德性流失，规范伦理严重虚脱，彰显了既有政体和这个国家的真正危机，也是事关当下国民人性的道德危机。 I 公权力弃置公共产品提供者主角，却孤自标立经济主题，蔚为利益主体，明目张胆地服务于自身的逐利冲动，导致逐利行为的体制化，是晚近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本案首先讲述的当下中国政制生态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犹如人体溃疡，见微而知著，此一问题，将体制公器之恶质化彰显无遗，乃是政制的溃疡，也是政治的创口。它们随着市场进程的深入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嚣张而凸显，却是权力本性使然。如同刚才张进主编介绍的，计生部门逐利行为的体制化采行两头并进之势：一头是你超生我罚款，多超多罚，只管罚就是了，先吃一口;另一头是制造“弃婴”，倒卖“弃婴”，再从超生或者“弃婴”中吃一口。算下来，里外通吃两头赚。所有公共权力部门都有辖地，各有油水，唯计生部门无生产功能，亦无经济性审批权力，但却卡住了“人口”，竟然藉此捞油，等于做起了人口贩子，真叫人无地彷徨。 此番看似行使公共权力，实则逐利驱动下的公器私用，而且是体制化的一条龙寻租套利，使得公权力、公器的大众预期彻底瓦解，事实上将“权力与人民”的对立，“利益和人性”的紧张，具体化了，地方化了，当下中国化了，或者，“邵氏化”了。在此，可能为迄今的讨论者所忽视，实际上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叫做“以组织的名义”如何如何，今天听了介绍，始知此番“逐利的体制化”恰恰是“以组织的名义”。实际上，公然逐利的名头是“维护国家计生政策”，而且采取了计生干部、村乡两级政府、派出所、相关外事部门等一条龙的公权力配合运作，心照不宣。个人及其牟利冲动经此组织化和体制化而隐匿不见了，一切居然冠冕堂皇，所有的恶行和交易俨然堂堂正正。所以，它是基于个体的利益驱动而来的，却又不是个体性运作的，相反，的的确确，是“以组织的名义”，动用的是体制的力量。更为令人恐惧的是，同样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和“体制”似乎默许、容忍甚至怂恿了个体“以组织的名义”作恶。——是呀，计生工作得罪人，不好做，没人愿意做，或者，是“秃屁股”、断子绝孙的事，不给他们点甜头或者宽松的政策，谁来干这份差事呀!就像“火耗”，是大清公然容忍各级官吏的好处，否则，银子更是上不来。一旦“火耗归公”，谁都没了积极性。在此，个体和组织各有所图，各得所需，相互利用，彼此倚靠，早成利益共同体。计生部门不过近水楼台，靠山吃山，临水吃水，终拿母婴开刀，叙说了一个利欲熏心的资本初临时代，世俗化世态到来的疯狂时刻，个人、体制和德性全面溃败的中国故事。说是转型期“阵痛”的表现自然沾上边，直指政制的失控、腐败和国民的腐化也有道理，而终究演绎出了当下中国式的恶之殇。 我注意到本案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公权力行使技巧化”的重要进程，就是除开“以组织的名义”外，公权力的体制化逐利行径采用了某种“法权技巧”。本来，权力行使的技巧化是一种权力的自我现代化现象，伴随着科层制和官僚制的降临而来，使得一切个体性、人情化和例外，无所遁逃。置此情形下，比方说，过去计生干部到你家，动辄径直野蛮扒房子，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人、打人、关人;产妇不在抓丈夫，丈夫不在抓爷爷奶奶，关起来，看你要人还是要孩子。不少农村妇女是被绑到医院，强行施行结扎手术的。权力的狰狞面目怒向霍布斯的“杂众”，毫不遮掩，甚至有意凸显，以收惩戒威吓之效。据说，少数乡村医院发生过将新生儿当场摔死的事件，或者，经由注射某种药物，使得婴儿刚出生就“自然死亡”。不少传闻都讲述了乡镇医院的医生和计生干部合谋，以致孩子一出生就“自然死亡”的故事，相信并非全属空穴来风。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套野蛮行政逐渐退场，或者，伪饰化了。狰狞虽然依旧，并未全然遮蔽，依然直接进屋抢孩子(叫做“没收小孩”)，但是不少时候，至少就本案来看，却转而“技巧化”了，“法权化”了。公然抢夺“弃婴”的行径犹然，但多数时候采行了法权技巧。比方说，以“超生”或者未交什么费用的名义，以及“收养”和“国际收养”的制度文饰和环节，在匿名化、非个体性、体制化的“程序”之下，行反人类之恶行。利益驱动下的逐利行径就这样包裹上在他们看来似乎义正严词、合理合法的外衣。因而，“制造弃婴”与“被弃婴”，成为这一体制行为的一体两面。如同莫斯科中央艺术馆前公园内的极权主义雕塑园，陈列着斯大林和昔日克格勃首领的雕像，但经由引入“艺术”逻辑，摇身一变成为拥有一条玫瑰路和咖啡馆的“艺术公园”，所有不愉快的历史记忆遂在“艺术”面前风雨飘摇，被害人与加害者一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和历史意味。本案制造弃婴并据此牟利的罪恶行径，技巧化为贯彻计生政策、一切为了基本国策、按照“组织”部署的“合法行为”，致使体制和德性双重遭殃，个体与社会齐齐沦落。 II 那么，这个体制是如何应对个体在此之辗转腾挪的呢?或者说，经此一役，体制本身又有什么变化呢?在我的记忆中，晚近十年间，媒体曾经报道过大规模的贩婴行为，甚至有广东和台湾的老板以“婴儿汤”补身的传闻。好像几年前崔卫平教授专门为此秘访亲观，痛陈檄文，一时间读者云集，泪如雨下。四川某地“购买”精神病人，转手卖给私立精神病院，后者再将病人作为廉价劳力发往外地承包工程，是近年发生的又一典型案例，时隔不久，大家都还记得。凡此案件，表明了一个共同问题，也是此处所说的既有体制的一大蜕变，就是公共权力的“私性化”和“准黑化”。它已不再是公器，相反，经由局部流失、分包的方式，逐渐变成了私主体逐利的行头。私主体的逐利和公权力对于权力的批发、分包，彼此勾结，“互利共赢”，将这个体制“私性化”了、“准黑化”了。流行语所谓“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首长化，首长权力私人化”，说的就是这一现象。惟不限“首长”，实则包括各级各类胥吏。凡掌一角，既卡又拿;既占一位，必沾其溉;扭捏之间，权利两得。 本案中，凡此两“化”与两“得”体现得也很充分。高平镇计生办对于“超生”或者“非法收养”的婴儿，以“没收小孩”对应。其方式是工作人员直接走乡入户，“抱走”了之。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至于数额多少，如报道所述，并无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仅以该镇袁朝容为例，他于2004年收养一名弃婴，翌年7月28日，计生干部“以非法收养”为名入户夺走孩子，称需缴纳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该镇袁名友的情形类似。据他向《新世纪》记者叙述，“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说我非法收养，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不会放人。”两名女婴后来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经由“国际收养”到了大洋彼岸。在此，可以看到，“计生政策”和“计生办”均已成为敛财之具，对于“没收”来的孩子之利润前景，计生人员和福利院都心知肚明，而彼此为用矣!如此这般，公器私用，狐假虎威，牟利套租一条龙嘛! III 由此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也是令人深感无边悲哀的一件事情，透心凉，就是现有国家体制下，公共权力对于农民的“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曾几何时，中国体制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是利用剪刀差、城乡分治、户口等各种准种姓制度和治理技巧，落实在人身剥削和经济掠夺。但是，最近十来年，随着城乡流通频繁，农民生计逐渐有所改善，我发现，此种剥削居然已经发展到(转型为……?)反人类、悖伦理的境界。比如在城市，基本上不会发生“邵氏弃儿”事件，似乎公权力不敢作如此梦想。但在乡村或者乡镇，居然了无顾忌，胡来，表面看来似乎匪夷所思，实则透露了共和国的天空下，农民依然是二等公民这一残酷现实。市场经济多少解放了劳动力，特别是改善了它的自由出卖的可能性，而为农人谋生开了一条缝。但是，在伦理、政制和行政诸端，依然不把他们当人，依然处于受损害与被侮辱的位置。——本案说明，损害和侮辱他们还不够，居然对他们进行超人身的代际伦理盘剥了!老天爷，雷公地母，你们说说，天理何在? 据说，在一些乡村，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行业、专门有一种人，沿村“收破烂”。就是专门收弃婴。弃婴略分三种：一是有生理缺陷的，生下即被抛弃;二是未婚先孕的，出于压力，丢弃了事;三是女婴，可能是重男轻女观念的牺牲品，更有可能是迫于计生政策，为了后面还能再生男婴，只好“牺牲”掉这一个。有人说收了后可能是到外地贩卖;也有的说是拿器官卖钱，可孩子太小拿器官卖钱好像不太靠谱，但也不能绝然排除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向国外的收养机关出售，而且可能存在“中转”现象。比如你负责这个村，他负责那一片，然后再交转给上家，至于最终落向何处，在所不问，全凭产业链运行。就像各地都有收猫收狗的，偷猫偷狗的，集中一批，往广东运送一批，其间靠的是一条龙产业链，几经辗转，最终可能出现于“老广”消费者的餐桌上。 朋友，此种对于农民的“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不是什么新鲜事嘛，其实早已流行国朝。君不见，几十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农民的女儿卖身，农民的儿子卖力，卖了这一代再卖下一代，是中国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嘛。有理论家证说，这是“中国模式”呢，好得很呢!事到如今，身份的代际传承和复制，不论是富贵还是贫寒，居然流转不息，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距离“健全而惬意”依然路途遥远。在中国社会结构城乡二元两极分化的状况下，农人常常是牺牲品，似乎早成惯例，大家视作理所当然。比如，经济危机来了，乡村成为剩余劳力的“蓄水池”，等于将负担无偿转嫁给农民，使危机移形于农村。一句话，农民作为一个超弱的群体，一盘散沙，以个体面目为权力和资本所分而治之，而成为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的对象，触目惊心，道出的却是我们普遍的麻木不仁和伦理底线的溃败。 IV 说到“普遍的麻木不仁”与民族伦理底线的溃败，本案同样蔚为表征。此事一经报导，从上到下，从一般村民、计生干部到当地两级政府，再到做出批示的高层人物，他们各就各位地做出按照体制要求的惯性反应。如此而已，仅此而已，不过而已，只好而已。同样依旧无助的，是那些受害的家庭和孩子们。以赛亚?柏林曾经讲过，时当苏俄极权政制之下，面对酷烈高压和指鹿为马、是非淆乱，经年累月，人们逐渐陷入“普遍的麻木不仁”。此刻，中国，如此反人伦、反人类的事件，多年经行，一朝揭发，最后却基本不了了之，就说明这种“麻木不仁”已经同样普遍化了，体制化了。换言之，当德性伦理沦丧之际，规范伦理无所作为，表明的是整个民族伦理的退守、蜕格或者溃败。其之在所不免，终致社会解体，并非耸人听闻。 不宁唯是。截止目前，根据“财新”的报道，仅有一位当事人接受“双归”，好像是一个连小萝卜头都算不上的人物，此外并无任何人受到法律制裁。最终纠错机制失灵，表明这个体制有意无意对于自家过错采取包庇、纵容之态，这个体制将自己的行为执行者包揽于荫庇之下。一句话，纠错机制的失灵表明德性伦理溃败的同时规范伦理同样失守，而这是社会解体的前兆。——可能，任何体制都同样需要打手，或者，帮手，或者，走狗;再者，“维稳”压力之下，只能采取震荡最小的处置，尽管如此一来，真相和公义遭到了流放。 说到“维稳”，我想说的是，明末和晚清都曾经“维稳”过。就晚清言，主要针对的是太平天国和小刀会之流，之后就是孙文一辈。面对乱局，内忧外患，既要维稳，自家力量有限，只好借助地方豪强，遂使地方坐大。的确，“维稳”了，但由此造成的地方坐大这杯苦酒，也须同时饮下。在平乱烽火中形成的地方军功集团，不免多所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朝权旁落，势所难免。对比而言，此刻中国政制面临的难局是既要“维稳”，同时并须发展经济。而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须仰赖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既有经济冲动，就会不择手段前行，“发展经济”和“维稳”不仅由此成为中央考察地方政府政绩、驭控地方的一个笼头，而且埋伏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必然递减的隐忧。因为地方政府可能有钱，可能缺钱。有钱，既然财大气粗，不求人;缺钱，眼睛朝上，而中央又不可能滥发银两，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银两。有钱没钱，都犯难。位处“维稳”一线，你上面千丝万线，最后还不是要落进我这根针眼吗!没我们办事当差，你行吗?如此这般，总的情形是，中央只得容忍“地方的胡作非为”了，只要事情不要闹到不可收拾，而总体有利于政制之稳即可。我想，剖析此案，考察地方政府的计生部门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又为什么这般无道敛钱，需由此层递进，方能看出实质。想一想吧，越是经济落后地区，生存无道，官家才会越是想出此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V 由此，涉及到所谓“情境伦理”与“普世正义”的问题。就情境伦理而言，包括计生问题在内的许多事，都与刚才讲的乡村治理有关。诸如“统支统收”、“现收现支”等招数，都是动手动脚找财源的问题，同样源于乡村治理，或者，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呀，上面万条线，底下一根针，“下面的”逐利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个案式的“为难”，不足以提供合法性，更非等于无限展延“容忍下面胡作非为”的阈限。就普世正义来看，说一千道一万，一言以蔽之，本案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反人类行为，胡能为普世正义所容忍。 退一万步言，本案至少是对“伦理社会”的极大嘲讽和伤害。诸位，不论东西古今，社会的基本属性在于伦理，因为社会不外乎是基于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等人伦关系演绎而来的人类大群，基础在伦理，要害在伦理。无伦理，即无人类，亦无人类社会。就此而言，所有的社会均为伦理社会，而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抑或西方。也就因此，捍卫伦理底线就是保卫社会，从而是在护卫我们人类自身。本案告诉我们，普遍人性在诱惑和冲动面前的失守和溃败，触及到了“婴儿”或者“孩子”这一情感的命根子，将我们日常起居的伦常秩序破坏无遗，甚至彻底颠覆，倘若社会再不振起启动修复机制，就真要“出事”了。 VI 正是在此，本案中的一些人，包括负有一方职责的行政官员，面对调查和记者采访，以“吃国家的饭，替国家做事”为由，将自己置于官僚体制等因奉此的上下链条之中，由此在心理、行政和法律上洗刷自己，似乎问心无愧，泰然自若。换言之，他们等于是在说，“你不要怪我，我没有责任，因为我在执行命令”。而且，经由搬出“国家”这一清晰巍然却又模糊无形的后盾，大树底下好乘凉，渺小的自己顿时转身为毫无自由意志的制度造物，亦无利己冲动的中性存在，如果说不是无辜的存在的话。 这一说辞让我想起汉娜·阿伦特，她在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中对于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这起名案的分析。身为血肉之驱，一个人，意味着你已天然承担了必须对于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对于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的知与能，而不论你在哪个“岗位”上。正是在此，每一行为都意味着“选择”，意味着选择后的“决断”，以及对于“选择”和“决断”的社会、法律和道义评价。迎拒之间，彰显的恰恰是自家的道德感觉、社会意识和法律认知。所谓“执行命令”，并非等于将自己无名化为传声筒。事实上，只要是人，身处父母、兄弟、夫妻、师生和朋友等伦理之网中的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无动于衷，纯然是这样的传声筒。面对母婴分离的亲情悲剧和伦理破碎，你也许会心头一颤，也可能在参与分红中冷不丁油然升起一缕愧疚。因而，作为一个个体、一个国民、一个公民或者现行体制中的一员，面对或者参与如此大规模、连续多年、成套复制性的抢夺、贩卖“弃婴”的行径，你不可能无动于衷，至少，一开始时不可能无动于衷。你也不可能不明白它的悖德逆理、违法犯规的性质，否则不致于下手之先“选择目标”、找足理由，事发之后将事件中性化，并且拉出“国家”为自己洗刷，更不会以就算是制造“弃婴”，贩卖“弃婴”，“可小孩子到了美国反而能过上好日子”为由，就是说最终“结果是好的”，来竭力辨白。问题就在于，一开始心头的震颤可能慢慢因为“习惯了”而不再出现，拿起钱的手想到家中的母子因此多了一份保障便只剩温馨。可正是在此，伴随着善的出现，恶出现了，对于恶必须承担的责任出现了，任何辨白的理由也都随之消失了。因而，当你的良知实际上等于告诉你此为恶行之际，你在做抵抗，而终究没能抵抗得住。此时此际，以“吃国家的饭，替国家做事”辨白，未免太过苍白，也未免在糊弄自己的同时太过低估了人类的平均德性。这里，用不着西方的“自然法”那一套理据，也无需“高级法”的道德律令的理论演绎，我们只需将中国自古形成、人人口中皆有的“伤天害理”来印证，就足够了。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吗?要不然你干么抬出“国家”来呢?这天底下还有什么比伤天害理更为严重的恶行吗?!明知其为伤天害理，却又躬身其间，而以“国家”作为挡箭牌，朋友，你糊弄鬼呀! 所以，这起事件同时说明，就健全而惬意的人世生活而言，重建公民伦理和公民德行，呼唤正派社会和良善生活是何等之重要，何等之不可或缺。前面曾说任何社会首先而根本的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因此，伦理沦丧，特别是体制性的伦理欠缺，总是意味着社会的溃败和解体，于全体国民，包括本案的当事人，均实在非为福也! VII “财新”调查报导此案，有一种说法：国外反华势力正在闹事，想方设法找中国的茬子，你们将此事件公开报道，实际上是在配合国际反华势力;计划生育是“国策”，我们是在执行国策，谁敢违抗“国策”?! 对此，我想问一句：谁在“反华”?哪家的“国策”? 先说“反华”。当今世界，中国的崛起招致邻居眼红，更有传统霸权不悦，明里暗里，给中国找事，使绊子。虽说十三万万人脱贫，解决肚子问题，也解决面子问题，于全体人类而言，都是好事，但有人忍不住闹心，事实俱在，相信清醒而自觉的国民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唯勤唯谨，克己立人。认为仅凭普世价值就足以抵挡民族国家的利益竞争，“融入世界”便会消弭文化隔阂，此份天真烂漫，早为眼前现实所击碎，更为成熟国族所不取。因此，身在当下，不仅善予沟通，而且，更在管好自家事，扫尽门前雪。也就因此，不给外人口实，首先是要自己行得正，就是做好自家事。而制造“弃婴”，伤天害理，恰恰是在予人口实，授人以柄，倒真正算是反华、辱华、侵华、害华呢!体制化地分享平庸之恶、一条龙地制造“弃婴”并寻找各种借口辩解的行径，伤的是本，全体国民和平共处之本，损害着中国之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向心力。朋友，要说“反华”，这才叫真正的“反华”呢! 再说“国策”。所谓国策，或者，基本国策，不外乎就是说某一项政策为政府所选定，认为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奉为举国行动的基本指针。它同样是情势和理论的产物，随情势和理论的变化而修订。就说“计划生育”吧，蔚为国策，强力推行超逾三十年，利弊俱在，过来人和观察者各有体会，也各有说辞。但是，可以预言，随着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银色社会提前降临，未富先老，生育率下降，男女比例失调，特别是可见未来劳动力短缺对于民族的创造力、竞争力形成负面影响，这一“国策”之修订或者改变，从而不再是“国策”，转而为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国策”所取代，亦未可知也。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奉行计生政策与制造“弃婴”、倒卖“弃婴”，二者无法划等号。不能将此违法悖德之举等同于奉行计生“国策”。好比“和平统一中国”蔚为“国策”，但不等于为此不惜根本罔顾大陆果农利益，以政府行政之力巨量进口台产水果大开方便之门，根本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国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并不等于天条，相反，却需循时而变、与时俱进，不好不行的就需改变和修订。好比说具有深厚正当性的“政权”是不容颠覆的，可能也是无法颠覆的，但是，源此正当性而承担合法性的“政府”却是可以反的，而且得随时推翻的，端看授权者的心意。在此，“政权”和“政府”是两个概念，一如“国策”和作为一国之本的“宪治”(宪法政治)是两回事。国策可以并且应当循时而变，今天可以是国策，明天就可能不是国策，但宪治是本，表征正当性，是撼不动的，也是不能撼动的，除非气数已尽，“革命”到来。 可能同样基此思维吧，根据刚才张进主编的介绍，也是更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邵阳当地公共权力在财新报道此案之后，居然出现了“反扑”，如果不说撇清或者自辨的话。招数之一，就是将事件的揭露者、反抗者“污名化”，说他们谁谁谁嫖娼了，等等，等等。若说反华，若说违抗国策，这才叫真正的反华、违反国策，这才叫真正的反人类! VIII 说到这里，接着刚才一开头盛洪教授讲的那个意思，我们不得不面对媒体独立和表达自由的问题。有时候，对于真相的揭露比做出判断更为重要，所以财新传媒对于“邵氏弃儿”真相的揭露，不仅展现了具体从业人员的良与能，智与勇，而且表达了新闻伦理最为光辉的一面。它不是别的，就是让事实袒露于阳光之下，而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阳光下的真相，就是真理，也就是道理和情理，亦必引导向伦理和法理，而终究一准于天理。人类据此行止，有望免于蒙昧，得防人性扭曲。阿伦特曾经说过，在极权政体之下，当国民无法了解真相、被隔离于真相之后，将会变得普遍地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当此之际，人心的恶质化就在所难免。为此，若想避免柏林所说的“充满感情的普遍麻木不仁”，避免阿伦特所讲的“普遍的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最好的方子还是将真相披露，让国民及时了解事实。 正是在此，延展开来，有关新闻独立和表达自由的法权保障，关于它们的政体落实和政制安排，是现代中国早已提出却一直不见成效，而为当下中国政制无法回避的时代议题，更是考验既有政制是否具有致力于政治建设诚意的最佳标志。也正是在此，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进入寻常日用，可能情形续有改善，正待观瞻矣!——就怕大家实在等不及，那时节，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 IX 最后，我补充一点，算是个社会问题，知会今天与会各位，特别希望成为《新世纪》深度报道的线索。诸位知道，最近两年，自从“奥运”完了之后，北京环境质量出现反弹。西北部地区，包括海淀北部新区在内，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原因何在?最近我做了实地考察，发现自昌平区阳坊镇往北，包括马池口镇和南口镇在内，沿温阳路、温南路两侧，特别是西侧，大约十多公里范围，居然逐渐非法形成了数个露天洗煤场，大的有若干足球场那么大，小的也有一个篮球场大。而从阳坊到南口，正是北京一年四季，尤其是冬、春两季的进风口。每年春季风沙和冬天的季风，均沿此线一路往南，横扫京城。位处如此重要地带，居然处处煤场，还有地下沥青作坊，排放刺鼻浊味，包括严重致癌的二恶英，其污染之严重可想而知，其于整个北京的污染可想而知。据测量，一旦风来，煤尘扬起，扩散区域达一、两百平方公里，其最远端已达圆明园。本人实地观察，无风无浪，一天一夜，床上、地上，毛巾、衣物，都有一层煤尘，触手焦黑。一旦有风，则黑尘遮天，口鼻呛痛。入夜，煤场大量抽取地下水洗煤，致使二氧化硫弥漫空中。一家老小，长期生活于此环境，乡民苦不堪言，求告无门，去年曾经封堵公路四天以示抗议，最后不了了之，“河蟹”了事。由于京密引水渠正从此地蜿蜒流过，据有关人士测算，这大大小小的储煤场和洗煤厂，肆意污染，等于每年向引水渠倾倒百吨黑煤。已经两年了，京城百姓饮用之水已被污染，当无疑义矣!农民的麦田一片漆黑，蔬菜上全是黑煤灰，一浇水蔬菜就被烧死了。特别是附近中小学生堪为最大受害者，甚至出现了因为大风天煤灰肆虐而不得不暂停上课的事，孩子们罹患呼吸道疾病的比例逐年上升。周围四乡八镇，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可以想象，牵挂着父母亲人的心，却多莫可奈何，真是令人感慨莫名。此事始终不见报道，如果《新世纪》仁心善意，细予调研，率先揭黑，以利治理，可谓功德无量。 据说，“奥运”期间，为保京城风水，大小煤场和若干采石场，曾经遵照高层指示停运两月。北京2003年即已立法禁止设立采石厂，因为北京周边的山体不能再遭破坏，但是这么多年来居然一直在开采，挖山不止，致使大好河山遍体鳞伤，久而久之，必致生态恶化，加上洗煤场参与作孽，使得方圆几百平方公里乌烟瘴气。就我侧面了解，并经昌平区环保局确认，采石厂均为非法“三无”企业，而煤场据说为发改委立项设立。乡民愤慨，感叹运营者“根子深”，不怕查，直言区乡两级领导和山西煤贩子串通一气所为。环保局则回复，因为是发改委立项同意设立煤场，他们撼不动，也没辙，则乡民的猜想或者传闻自当移至那个叫做“发改委”的衙门了。皇城根下，胥吏横行，法律架空，也算一景，而与“邵氏弃儿”一样，道出的却是人民共和国天空下人民无力，政制和政治无德之难题矣! 2011年7月15日修订于荷清苑-旧河道傍 进入 许章润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62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阅读更多然发现，1949年以来，一直在高调批判资本主义，结果反倒让封建主义钻了空子。文革中盛行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蔑视人权，三呼万岁这样一些专制主义的东西，不仅跟人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倒是跟帝制时代的种种表征，有惊人的相似。按照共产党人的逻辑，反对封建主义，也是他们的基本使命，怎么可以光顾了反对资本主义，把封建主义给放过呢？况且，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中国恰是一个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封建传统。在某些新锐的历史学家将系统论引入历史研究之后，这样的封建历史，又变成了超稳定结构。所以，人们一下子悟到，为什么文革偏偏发生在中国，原来是这么回事。文革，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的大复辟，大重演。这样一来，文革余孽也就有了封建残余的意味，当年的最革命的小将们，突然之间，变成了冬烘愚昧的封建渣滓。 尽管说，当时的人们，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封建残余，其实就是帝制传统的残余，专制主义的残余，一种中国式的极权主义表现。推翻一个政权的革命其实并没有反掉这种残余，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它。所以，当继续革命到来之后，自然是专制主义肆虐之时。一个比皇帝还要专制一万倍的红太阳，不仅控制了人的身体，而且控制了人的灵魂。但是，这样的清算和批判，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无疑是有作用的。可惜的是，这样的清理和批判，并没有深入下去，刚开了头，就戛然而止，文革的反思不仅不能在继续，连提都不能再提了。以至于文革的危害并没有被清算，导致文革的源头，也没有被清理。文革跟所谓封建主义的关系，只呈现了一点模糊的印象。官方对文革的批判，往往仅限于清算文革初年对“走资派”的伤害，而把这场革命对民众的迫害和社会的摧残，一带而过。因此，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很多弱势群体被畸形和变质了的改革伤害之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出来把文革宣扬成一场民主运动，一场反对 “ 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考 张鸣 在这里提这两个概念，是因为温家宝总理最近见香港人士吴康民提到的。虽然说，说起这两个概念的人，似乎并无所指，但听的人，心里其实有数。 在这两个概念中，封建残余问世要早一点。自打马克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即使在民国期间，经过一场学界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历史学界的主流，从此认可或者部分认可了五段式的历史发展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逐渐就变成了封建时代。封建的概念，由此转入民间，既非古代“封邦建土”之意，也非欧洲的 feadalism （封建主义），近似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混搭概念。更多的时候，人们把它跟专制，落后，愚昧搅在一起，甚至成了专制的代名词。在民国，封建残余往往特指军阀和土豪劣绅，到了 “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考 张鸣 在这里提这两个概念，是因为温家宝总理最近见香港人士吴康民提到的。虽然说，说起这两个概念的人，似乎并无所指，但听的人，心里其实有数。 在这两个概念中，封建残余问世要早一点。自打马克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即使在民国期间，经过一场学界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历史学界的主流，从此认可或者部分认可了五段式的历史发展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逐渐就变成了封建时代。封建的概念，由此转入民间，既非古代“封邦建土”之意，也非欧洲的feadalism（封建主义），近似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混搭概念。更多的时候，人们把它跟专制，落后，愚昧搅在一起，甚至成了专制的代名词。在民国，封建残余往往特指军阀和土豪劣绅，到了1949年之后，则变成地主，或者一切守旧的人和思想。但是，封建残余这个概念，使用率最高的时段，是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它跟文革残余，同时出现，成为一时间人们最痛批的对象。 文革残余的概念，已经沉寂久矣，但在改革之初，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那年月，几乎所有不好的事物，人们都将之归咎为文革残余，人也罢，事也罢，思想意识也罢。有时候，它往往特指某些在文革重特别活跃的人士，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三种人”，所谓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样的人，在当时是要清查的，问题严重的，还要判刑。其实，这样的清查，本身就是文革的余风，清查下来，固然一些文革中的活跃人士倒了霉，但跟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也有冤枉和借机报复的。一些真正对文革怀有强烈感情，对文革手段特别热衷的人，其实并没有被查到，或者查到了，也往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过后不久，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在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同时挨批的时代，这样的批判，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对文革最初的反思。人们似乎突 1949 年之后，则变成地主，或者一切守旧的人和思想。但是，封建残余这个概念，使用率最高的时段，是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它跟文革残余，同时出现，成为一时间人们最痛批的对象。 文革残余的概念，已经沉寂久矣，但在改革之初，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那年月，几乎所有不好的事物，人们都将之归咎为文革残余，人也罢，事也罢，思想意识也罢。有时候，它往往特指某些在文革重特别活跃的人士，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三种人”，所谓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样的人，在当时是要清查的，问题严重的，还要判刑。其实，这样的清查，本身就是文革的余风，清查下来，固然一些文革中的活跃人士倒了霉，但跟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也有冤枉和借机报复的。一些真正对文革怀有强烈感情，对文革手段特别热衷的人，其实并没有被查到，或者查到了，也往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过后不久，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在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同时挨批的时代，这样的批判，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对文革最初的反思。人们似乎突然发现， 然发现，1949年以来，一直在高调批判资本主义，结果反倒让封建主义钻了空子。文革中盛行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蔑视人权，三呼万岁这样一些专制主义的东西，不仅跟人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倒是跟帝制时代的种种表征，有惊人的相似。按照共产党人的逻辑，反对封建主义，也是他们的基本使命，怎么可以光顾了反对资本主义，把封建主义给放过呢？况且，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中国恰是一个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封建传统。在某些新锐的历史学家将系统论引入历史研究之后，这样的封建历史，又变成了超稳定结构。所以，人们一下子悟到，为什么文革偏偏发生在中国，原来是这么回事。文革，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的大复辟，大重演。这样一来，文革余孽也就有了封建残余的意味，当年的最革命的小将们，突然之间，变成了冬烘愚昧的封建渣滓。 尽管说，当时的人们，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封建残余，其实就是帝制传统的残余，专制主义的残余，一种中国式的极权主义表现。推翻一个政权的革命其实并没有反掉这种残余，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它。所以，当继续革命到来之后，自然是专制主义肆虐之时。一个比皇帝还要专制一万倍的红太阳，不仅控制了人的身体，而且控制了人的灵魂。但是，这样的清算和批判，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无疑是有作用的。可惜的是，这样的清理和批判，并没有深入下去，刚开了头，就戛然而止，文革的反思不仅不能在继续，连提都不能再提了。以至于文革的危害并没有被清算，导致文革的源头，也没有被清理。文革跟所谓封建主义的关系，只呈现了一点模糊的印象。官方对文革的批判，往往仅限于清算文革初年对“走资派”的伤害，而把这场革命对民众的迫害和社会的摧残，一带而过。因此，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很多弱势群体被畸形和变质了的改革伤害之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出来把文革宣扬成一场民主运动，一场反对 1949 年以来，一直在高调批判资本主义，结果反倒让封建主义钻了空子。文革中盛行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蔑视人权，三呼万岁这样一些专制主义的东西，不仅跟人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倒是跟帝制时代的种种表征，有惊人的相似。按照共产党人的逻辑，反对封建主义，也是他们的基本使命，怎么可以光顾了反对资本主义，把封建主义给放过呢？况且，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中国恰是一个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封建传统。在某些新锐的历史学家将系统论引入历史研究之后，这样的封建历史，又变成了超稳定结构。所以，人们一下子悟到，为什么文革偏偏发生在中国，原来是这么回事。文革，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的大复辟，大重演。这样一来，文革余孽也就有了封建残余的意味，当年的最革命的小将们，突然之间，变成了冬烘愚昧的封建渣滓。 尽管说，当时的人们，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封建残余，其实就是帝制传统的残余，专制主义的残余，一种中国式的极权主义表现。推翻一个政权的革命其实并没有反掉这种残余，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它。所以，当继续革命到来之后，自然是专制主义肆虐之时。一个比皇帝还要专制一万倍的红太阳，不仅控制了人的身体，而且控制了人的灵魂。但是，这样的清算和批判，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无疑是有作用的。可惜的是，这样的清理和批判，并没有深入下去，刚开了头，就戛然而止，文革的反思不仅不能在继续，连提都不能再提了。以至于文革的危害并没有被清算，导致文革的源头，也没有被清理。文革跟所谓封建主义的关系，只呈现了一点模糊的印象。官方对文革的批判，往往仅限于清算文革初年对“走资派”的伤害，而把这场革命对民众的迫害和社会的摧残，一带而过。因此，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很多弱势群体被畸形和变质了的改革伤害之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出来把文革宣扬成一场民主运动，一场反对当权派的人民革命。某些真正对文革有感情的人，也冒出来推波助澜。当局对于真正的文革反思，严厉禁止，但对于社会上肯定文革的思潮，却睁眼闭眼，听之任之。在某些局部，文革实际上即使官方话语中，也是被肯定的。文革的做法和做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源，一种在某些投机者眼里可以煽动民粹，拉动民意的资源。当某些人出于权欲而鼓噪红潮回归之际，各种的左派，趋之若鹜，找到了组织。在浊浪排空之际，文革的感觉，似乎又回来了。这样的鼓噪，对于没有清理宁左勿右中共革命传统的中共而言，居然依然具有“正当性”，似乎只能肯定，不能否定。当然，这样的氛围，对于中共党内的另一部分人而言，痛感到了文革回归的危机，于是，他们要反击，改革之初对文革的批判再次回到他们的脑海里，就这样，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的概念，再现江湖。 但是，即使这样的批判，也依然只是中共党内少数人的微弱的声音，这对于经过了 “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考 张鸣 在这里提这两个概念，是因为温家宝总理最近见香港人士吴康民提到的。虽然说，说起这两个概念的人，似乎并无所指，但听的人，心里其实有数。 在这两个概念中，封建残余问世要早一点。自打马克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即使在民国期间，经过一场学界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历史学界的主流，从此认可或者部分认可了五段式的历史发展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逐渐就变成了封建时代。封建的概念，由此转入民间，既非古代“封邦建土”之意，也非欧洲的feadalism（封建主义），近似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混搭概念。更多的时候，人们把它跟专制，落后，愚昧搅在一起，甚至成了专制的代名词。在民国，封建残余往往特指军阀和土豪劣绅，到了1949年之后，则变成地主，或者一切守旧的人和思想。但是，封建残余这个概念，使用率最高的时段，是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它跟文革残余，同时出现，成为一时间人们最痛批的对象。 文革残余的概念，已经沉寂久矣，但在改革之初，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那年月，几乎所有不好的事物，人们都将之归咎为文革残余，人也罢，事也罢，思想意识也罢。有时候，它往往特指某些在文革重特别活跃的人士，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三种人”，所谓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样的人，在当时是要清查的，问题严重的，还要判刑。其实，这样的清查，本身就是文革的余风，清查下来，固然一些文革中的活跃人士倒了霉，但跟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也有冤枉和借机报复的。一些真正对文革怀有强烈感情，对文革手段特别热衷的人，其实并没有被查到，或者查到了，也往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过后不久，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在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同时挨批的时代，这样的批判，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对文革最初的反思。人们似乎突 30 多年改革的中国，的确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66.html ) – 鈥湻饨ú杏噔満外溛母镉嗄踱澘糭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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