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燕山讲堂 , 学术史 , 抄袭争议 “党同伐异”的汪晖抄袭事件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接下来，无论是支持王彬彬的“倒汪派”，还是支持汪晖的“挺汪派”；所发扬光大的都是鲁迅“党同伐异”的战斗精神。 我觉得王彬彬揭发汪晖的文章是公益性行为，正当的，做了一个好事。但是，他在文章中可以心平气和地把这个事说出来，用不着一棍子把人打死。 议论汪晖的一些人中，有些人没有资格，特别是易中天先生。易中天先生抄袭尹宣先生的《辩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出版书籍，尹宣先生费那么大的功夫从美国翻译过来，你一个招呼都不打，给人一改就出书了，那是更严重的抄袭。尹宣先生去世前，留下最后一句话就是：死也不原谅易中天。可想对人家的伤害有多大。易中天来说汪晖的事，首先应该说说自己的事。 在这个争论中，让人信服的是谢泳。谢泳在《当明引不当暗袭》一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界共同遵守的学术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清代经学家陈澧在《东塾续集》中所说的“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这段话也就是陈源说的，拿人家的著作蓝本，只要说明，就没事了，没有说，就是抄袭。就是这样道理。古今中外都是这个道理。 按照这一标准，无论是马叙伦的《庄子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是唐弢的《晦庵书话》和汪晖的《反抗绝望》，都存在着一部分的“暗袭”而不“明引”的抄袭事实。 比王彬彬说得更确凿、更有说服力的是郑也夫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证据确凿地指出汪晖引用马克思的话，就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李泽厚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汪晖引用外国伽达默尔的话，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张汝伦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 这次的抄袭风波中，国内媒体要求采访，汪晖一概拒绝，最后却选择了海外的《联合早报》，且拉了许多读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替他签名说话。中文都不懂的人有什么资格签名？新左派的人一般都是爱国人士，中国人的学术著作，你不说明，不加引号和注解，外国人你怎么就注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你不光是抄袭，比抄袭的性质更严重，就是公然进行种族歧视和崇洋媚外。从道德上说，抄袭承认了，大家就会放你一马，承认一个错误，扣你一点工资。但你暴露了更严重的问题：本国学者抄袭本国学者的东西从来不加引号、注解，引用外国人的东西，就加注解、引号。你有没有公正心？有没有学术常识？到底爱不爱这个国家？本国的人都不爱，会爱国吗？这是什么新左派！ 汪晖抄袭事件原本不是大事，抄人家东西，别人指出来，承认，接受处理就是了。像朱学勤不承认，但把博士毕业证交给复旦大学去审，如果你们说是的，这个博士学位我就不要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汪晖没有这个态度。如果汪晖有这个态度，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的攻击他。抄袭又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鲁迅所说的“男盗女娼”，没有那么严重。但不承认，问题就严重了。做错了事，就要承认，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你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公共人物，整天到国外搞学术交流，还代表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容忍，公共人物必须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公共人物有错误，即使是胡XX、温XX错了，也得承认错误。何况你是一个学者。永远不承认错误，永远就有权利追究你。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牵涉到诸多教科上的人物，鲁迅、唐弢等，让我们有了另外的认识。董桥曾经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下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在未来，就历史的院士资料。个人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位置，每个人都在思量，这可能是选择认错和不认错的艰难所在。 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提问：这个事件从三月份开始，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很多人说，清华大学应该成立一个学术调查委员会调查剽窃到底是否成立。前一段时间，学者联名给清华大学和社科院，他们为什么不启动这个调查，不管最后是证实抄袭，或者没有抄袭，清华大学为什么不做这个事？ 张耀杰：社科院、清华大学等任何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有学术委员会，只要学术委员会承担起责任就可以。但他们就不负责任，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从来不负责任，我们这个国家从1949年以后就是这样。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承担责任，才导致这个事这么大。清华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的院长当时如果负责调查，这个就不会闹成这么大。 提问：有一个说法，如果清华大学不调查这个事，清华大学的校长就会下台？ 张耀杰：这是言论表达，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他们确实没有承担责任，在这方面有渎职的嫌疑。 提问：有没有其它的渠道去监督？ 张耀杰：没有其它渠道。这个事只能是我们学者不断地追究。 提问：张教授提到鲁迅在《不是信》文章里，涉嫌到说谎的问题，在攻击的话发表之前，就已经把原著买了？ 张耀杰：“重余”揭发抄袭的文章是8号发表的，鲁迅6号就买了两本画册。攻击的文章正在写、没有发表时，鲁迅是知道的，甚至参与了。那时孙伏园等人整天往鲁迅家里走，《Art of Beardsley》是在发表之前两天买的。鲁迅在文章中写的是这事出了以后才去买这本书，鲁迅显然是说谎了。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汪晖方面有很多被报道出的抄袭问题，是因为在图书编辑中，编辑擅自把一些注释、引用给去掉了，这个是不是有人在说谎，如果不是说谎的话，这样的一个责任怎么认定？第二的问题是，也是为汪晖做辩护，当时南方周末把这个事报道出来时，并没有充分地征求汪晖方面的判断，对类似这个事，在媒体报道方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规范，或者责任，这个您怎么看？ 张耀杰：第二问题就像甲方告乙方，法院要立案时,不可能还会问一下乙方是否同意。没有这回事。抄袭就是抄袭，摆出来的东西，事实已经构成了，凭什么还要通知你，征求你的意见。揭发对方抄袭，难道还会问“要不要揭发？”，哪个贪官贪污了，举报人难道会说“我要举报你，你愿不愿被举报？”哪有这样的道理？ 主持人：其实编辑还是征求了汪晖的意见。但是汪晖不接受采访，且拒不回应。最近的回应在《联合早报》上。 徐东来：有人说王彬彬这次较劲汪晖，是朱学勤等人在后面做的一个策划，我不知道这个内幕到底是怎么的，有没有这回事？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也不知道，因为六月份时，我见过南京大学的董健老师，南大对王彬彬揭发汪晖，非常不满，专门找王彬彬谈过话。董健老师他们签名声援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像王彬彬这样主持公道的事，政府当局出面阻止也是不可以的。王彬彬列了很多证据，这些证据不可能完全成立的，包括出版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证明抄袭，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的证据，郑也夫所说的两个证据就完全可以成立了。 审查委员会不用审查，就是一个下结论，怎么处理这个人和怎么处理这个抄袭事件。另外，抄袭了，并不等于说这本书没有一点价值了，也不是说汪晖没有一点学术水平了。不能用一点来否定其它的东西。但抄袭就是抄袭了，抄袭者本人应该承认错误，有关的学术机构应该给一个处理意见。 提问：我有一点异议，你刚才提到易中天先生的事，我个人认为他对一个事的评论有没有资格，跟他本人有没有抄袭行为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即使他本人有抄袭行为，他仍然有资格评论人，不知道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的意思是他应该有资格，前提是易中天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说汪晖有这个抄袭现象。 如果一个小偷偷人家100块，另外一个小偷偷了1000块，偷100块的小偷就喊着要抓1000块的那个小偷，自己跑了，偷100块和1000块的小偷，是同一性质，同样被抓。我所说的资格其实就是一个公平态度的问题。 提问：挺汪派有一些批评，说这件事传统媒体不应该参与，不可以批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在一个小范围内解决。大家把这个事放在媒体上去报道，对汪晖是不是公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媒体应不应该参与到这个事来？ 张耀杰：学术刊物是媒体，出版界也是媒体，小范围可以谈论，大范围凭什么不可以谈论？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就是要让老百姓讲。应该让所有的老百姓来监督。如果没有做坏事，就不会怕人家讲你。 回应：我觉得学术圈本身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圈子，因为你做的学术，最终所指的或者影响是大众，这些学者教授获得的话语权也是面向大众的，如果教授出问题，大家不能往上批评的话，我觉得这是知识狭隘的精英化。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就这个事发表意见。 补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到学术的问题，每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讨论的。另外，针对汪晖学术问题，鲁迅研究的水平高不高，这方面是需要小范围讨论的。 其实汪晖研究的水平也并不怎么高。我现在有一些文章开始反驳汪晖的观点，他的很多观点都有漏洞可批判。 张耀杰：汪晖对鲁迅研究这个东西，我有很深的感触。十年前我专门到书店买了汪晖的《反抗绝望》和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回去翻了几十页，觉得这两个人研究的鲁迅研究得太差。汪晖故意把明白的话说得让人不明白；林贤治有很多加引号的文章，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引的。我这种将鲁迅的日记、书本看过的人都不知道他引的是不是鲁迅的话，一般的读者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做学问不能这样做，做学问引用那么多话，总要说一个出处，从哪儿引的，不加注也可以的。但几乎全部的引文，从来不说出处，我纳闷，这样的书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写了书让了大家看，整本书到处都是引号，一般的大学生、高中生怎么读，诚信度在哪里？从学术上来说，一定要标清引用的原话。 “倒汪派”和“挺汪派”，不是简单的就这两派人，没有那么简单。我就不是倒汪派的人。我不是还还写文章批评过王彬彬吗？我觉得谢泳的态度也是很公正的。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事情上，事实真相可能是唯一的标准，“党同伐异”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比如最近的郭德纲事件，也会发生这种事。新闻界的权威、声誉、尊严应该体现在事实真相的呈现和探寻，而不在于对郭德纲的一致声讨。 在汪晖事件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期待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有一些真实东西呈现。没有部门的权威结论，但新闻记录了，历史记录了，可能结论也就出来了，并不一定需要清华大学或者社科院、中科院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结论在普通人的判断之中，在历史的记载之中，现在在现实中，以后就会沉淀在历史的记载之中。 今天燕山大讲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7/000049.htm#p=2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7/000043_3.ht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三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二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一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最低碳也最低俗的特色文化 / 2010-08-14 12:47 / 评论数( 3 ) 被删节的“胡适的声音” / 2010-08-10 22:45 / 评论数( 5 )

林贤治 　　 　　　 　　复旦大学出版社慷慨赠与一个出版文集的机会，要求编选范围在近三十年之内。我从最初发表作品算起，距今恰好是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不算“资深”。 　　三十年时光模糊了有关写作的许多记忆，但是，有一段耻辱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历历如昨。1974年前后，为求发表，我曾按报刊的模式制作了成打的颂歌。或许，粉饰太平仅仅出于无知是可原谅的；问题是，当时的时势已经使我因长时间的恐惧与忧虑而感到厌恶，甚至于绝望，写作是在头脑清楚而非狂热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改写。我说这是耻辱，不是屈辱，是因为这种背叛良知的写作完全是自觉进行的，并不存在任何外部压力；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如果说屈辱乃来自对强制力量的服从，尚有一点心的反抗的话，那么，像鲁迅说的“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直至“忠而获咎”，是只能认作耻辱的。 　　这种奴才式而非主人式的写作，幸而时间不算太长。至1976年5月，事实到底撕破了我的源于“隔膜”的好梦，廉价的颂歌唯因“政审”而卡死在出版机关那里。当然，我得非常感谢鲁迅那富于洞察力的著作对我的及时的救助。我学习着解剖自己。我在自身的耻辱和苦痛中吸取教训。 　　写作必须真诚，无论理论，无论诗歌。写作不能外在于自我，作品必须像鲜血从血管里流出，泪水从眼眶里流出一样真实。首先，写作得让自己清醒，让自己感动，贯穿自己的生命而让自己从中受到鼓舞。必要时，写作将成为一种抵抗，它是压迫的产物，正如鼻孔和嘴巴被蒙住时所作的粗重短促的呼吸，它的急迫性，相当于一次自我拯救行动。要自己发出声音，就不能借助别人的咽喉；不得已时使用他者的概念，甚至用语，也当如武器和工具一样，是自家手足的延长，属于个体语言的一部分。许多所谓的“规范”，往往是反个体，反真实的，如果说有什么“规范”值得循守的话，也只能出于自由表达的必需。 　　我以为，要获得并坚持“求真意志”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抵制、拒绝外部的诱惑，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诱惑，时时同自己内心的懦怯、虚荣、盲从、苟且的习性抗争。 　　我的写作是从诗开始的，后来写传记，散文，评论，也可算作“公众性散文”。所谓“公众性”，是指题材、主题的非私人性质。随着对个人问题的深入思考，必然涉入社会而使之带上一种普泛性；这跟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追求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有很大的不同。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独立性、使命感和批判的勇气，都不是我所可企及的。我承认，我作过种种努力，迄今为止仍然无改于一个犬儒主义者的角色。但是，我对现实世界尚不失关切的兴趣，不想像赫尔岑形容的一些学者那样嚼食枯燥的概念度日，虽然在写作的实际过程中，不能不使用学者制造出来的各种知识。 　　为什么写作？因为热爱自由。自由是第一性的，艺术和学术是第二性的。俄裔英国哲学家伯林高度评价叔本华和尼采，置于康德黑格尔之上，就因为他们反体系而返身于自由书写。但因此，伯林指出，“两个人都不属于学术界。”其实伯林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身上，便可鲜明地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血统。 　　能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诗与思之间，在艺术与学术之间找到一条贯通的道路是好的。如若不能，我宁愿返回创作，返回诗，摆脱灰色的理论，抛弃长期以来用逻辑语言建构的形式，连同时时受阻的苦恼，去寻找一种最切合我个人的方式，因而也是最自由的方式，让自己尽可能地接近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 　　遵照出版社所要求的体例，将三十年的作品选编如次。据说编年的形式有助于知人论世，倘使果真如此，那么，在这里展现出来的近三十年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我省略了根本不容省略的历史内容，而且，在关键时刻，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为此，我至今仍然感觉内心沉重，因为这也是一种耻辱。当明日来临，我定将抽出手来，补写为昨日所遗漏的空白的一页。 　　我不会忘记。 　　 　　09年9月14日，灯下。   　　 　　

林贤治　　
　　
　　
　　我承认，我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从理论上说，文学的体式本无所谓优劣，而我偏喜欢诗与随笔。一般说来，诗也不喜格律体，多喜自由体，充分散文化的，比

　　林贤治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时指出，五四后的第二个十年不如第一个十年。一个进化论者的结论具有启发的意义：文学如同历史一样，是可以倒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