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

“ 有人会说，校车虽好，可我们的政府有这么多钱来建立这项制度吗？我想说的是，从目前每个家庭投入到接送孩子的成本来计算，这笔钱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如果政府能集中建立校车制度，从整个社会的投入产出角度讲，一定更经济，也更节约。” 几天前，教育部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下面，列了36个课题供社会各界参考。笔者看着之后觉得，除了这些既定的课题之外，尚有许多值得列入讨论的内容。我的建议之一，就是中国应该在未来的数年分阶段建立校车制度，让所有上学的孩子都能够免费乘坐校车上学。 从世界范围看，免费校车制度，是义务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没有校车制度，义务教育就很难真正实施。因为义务教育的前提就在于免费，而免费应该包括免费去学校的权利。除了上述理由以外，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建立校车制度还有更迫切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分农村和城市两方面来谈。 近些年，随着农村计划生育和人口向城市的逐渐转移，农村的学龄人口显著下降，面对这一局面，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广校区的合并，许多村一级甚至乡一级的学校都面临取消，最极端的例子，在内蒙古的东乌旗，全旗目前只有一所小学。校区合并后，许多农村学童上学距离变得非常遥远，面对这一情况，各地政府都在增加投入建设寄宿制学校，希望校区合并给学童带来的不便，不至于导致新的失学。 应该说，面对农村教育市场的空壳化，校区合并确有必要，但是不是就一定要让年幼的孩子离开父母去寄宿，就值得讨论了。且不说许多孩子年龄太小，生活很难自理，集中寄宿面临很多问题，单说年幼的孩子远离父母去几十里外上学，接受了学校教育就不能享受家庭的天伦，也显得分外残酷。想想看，在一个孩子主要成长的阶段，他们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才能和父母呆在一起，这是怎样一种景象。也正因如此，目前许多农村地区的父母，在孩子上学阶段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到学校附近租房子陪读。一个家庭的孩子上学问题，带来如此的艰辛，我们的政府有义务考虑解决之道。在笔者看来，政府与其花金钱去建设寄宿制学校，不如将这部分钱拿出来首先建立农村学校的校车制度。如果校车能将每一个孩子送到学校，让孩子住在家里，是更人道，更温暖的制度。 对于城市来说，校车制度解决的主要是交通安全和孩子教育环境的公平问题。城市交通状况复杂，许多家长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单独来往学校，所以每到上学放学，学校外总是聚集一大批家长。条件好的家庭，就用汽车接送，条件差的就用自行车。这样的反差对于价值观尚处于形成阶段的孩子来说，无形中形成了对比，甚至攀比。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点滴的细节，有时候强过课堂上无数次的说教。我们的教育部门是不是将孩子的安全放在首位？有没有考虑家长的接送对孩子们心理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教育要发展，在这些细节上就不能大意。如果建立校车制度，每个孩子可以平等地做校车往返于与学校和家庭，家长也不再需要为孩子的安全处心积虑。这个目标，对于今天的政府来说，应该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了。 可能有人会说，校车虽好，可我们的政府有这么多钱来建立这项制度吗？我想说的是，从目前每个家庭投入到接送孩子的成本来计算，这笔钱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如果政府能集中建立校车制度，从整个社会的投入产出角度讲，一定更经济，也更节约。美国最早的校车出现在1837年，那时候的汽车还没有发明，政府也远没有我们今天有钱，因此，校车制度关键还是看我们政府的决心。另外，校车的运行资金即便在今天的美国，其实也不是完全由政府提供，其资金主要靠各级政府发行债券来募集，政府更多的义务在于负责制定校车的安全标准。其实在今天，即便在制度上让家长分担一部分校车的成本，我想多数纳税人也是愿意的。 电影《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通过自己的奋斗赢得了整个美国的尊重，阿甘在回忆自己幼年的生活时，屏幕上反复出现一辆黄色的校车。智力上有些残障的阿甘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因素，但黄色的校车成为他童年成长记忆的载体，这，是不是该让我们有所思考呢？ （王志安，央视评论员。原文链接： http :// www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3 e 5409 dc 334 d 6979 ）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省张北县农村教师大会上指出：’有条件的地方，要把校车制度建立起来，配备最好的车辆和最好的司机，为孩子们建起安全的‘绿色通道’。‘要根治校车问题，必须把校车预算纳入中央财政或者省级财政范畴——纳入县乡财政，基本上意味着没戏。” 11月16日发生在甘肃庆阳市正宁县的校车交通事故，造成18名幼儿、2名成人罹难，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 每当校车遭遇交通事故，舆论总免不了呼吁政府出钱，把校车真正打造为最安全、最牢固的校车。但对此提议也有不同声音：什么都要政府出钱，政府哪有那么多经费？ 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即政府该保障哪些教育投入。 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这已不用赘述，到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59%。二是教育投入的领域与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错位。总体看来，我国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比重过大，而在基础教育，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领域中投入过低。三是教育投入的主体和方式有问题。高等教育主要依靠重要财政和省级财政，基础教育主要依靠县乡财政，据有关统计，县乡财政在基础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为80%左右，由于各地财政水平不同，这造成基础教育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 根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将达到4%。以GDP40万亿元计算，每年将在目前的投入基础上新增1600亿元。这1600亿元该怎么投、怎么花，就考验着我国政府发展教育的理念和职责认识。 我们认为，确保1600亿元投入新增到位，依靠中央财政是最有力的方式。同时，从政府发展教育的职责看，应该重点投向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基础教育，以弥补长期以来基础教育和乡村教育投入的不足，推动教育公平。 事实上，通过中央财政保障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在不少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比如，法国中央财政承担了7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日本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义务教育半数以上的经费，包括教师工资、学生补助和奖励、学校基本建设费、设备设施图书经费等，此外还承担了全部的教科书经费。 近年来，我国正采取增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方式，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比重，其中就包括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费，由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按比例补足免除学费后的经费。数据显示，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规模，从2000年的108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933亿元，年均增长28.2%；2000年-2008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累计30338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43.6%。前不久，国务院再决定，中央财政每年投入160亿元，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些都传递出积极的信息。 需要中央财政着力的地方还有不少，当下有两个问题极为突出： 其一，校车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国学校安全，每当发生惨痛的校车事故之后，政府部门都发通知要求各地注意校车安全。去年，我国还出台了校车国标，可是国标在经费困难的现实面前很难落地。 今年8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省张北县农村教师大会上指出：“有条件的地方，要把校车制度建立起来，配备最好的车辆和最好的司机，为孩子们建起安全的‘绿色通道’。”要根治校车问题，必须把校车预算纳入中央财政或者省级财政范畴——纳入县乡财政，基本上意味着没戏。依据我们的测算，为中小学配备安全的校车，总需费用约600亿元，这在新增的1600亿元里，完全可以解决。 其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求学问题。目前采取的方式是“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方式，由于流入地政府对此要承担投入责任，因此，大多难以维持长久的积极性，中央对此出台了奖励政策，但这起不到多少激励作用，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求学，就需要加大义务教育的省级统筹以及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对此，高等教育界肯定会有意见，认为新增的教育投入都被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瓜分”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怎么办？这是牵涉到高等教育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打破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创造条件让更多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该是重新梳理教育发展理念，改变教育投入方式的时候了。增加教育投入，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统筹力度，开放高等教育领域，这不但关系到国家的教育公平，也关系到教育的质量提升。   （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原文链接： http :// www . dfdaily . com / html /63/2011/11/18/699278. shtml ）

“ 有人说应该让政府提供所有的校车，或者将公车的指标全部让给校车。校车的概念在此时应该抽象化，它超越了它的形态意义。校车的成本是昂贵的，政府进行投入的钱从何而来，归根结底还是纳税人的收入。如果让政府垄断了校车的提供权，我们能够保证用较低的成本获得优质服务吗？” 公民对于政府的感情是复杂的，我们一方面害怕公权力过分介入私人生活，另一方面又迷信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这就像父爱主义的政府和依赖父爱又处于叛逆期的人民反复的争吵和讲和。 人们最近关注校车的问题，这是很多人的线性思维，习惯于直接的找上层问题。这一悲剧确实折射出了中国的社会病，有人漠视生命、唯利是图乃至可以上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那就是二元结构的种种弊端，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于是人们呼吁政府应该出手了，配备大量安全和性能超好的校车，仿佛校车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想法当然很好，也反映出我们民族性格中善良的一面，但是现实不是那样的简单。 诚然比坦克还坚固的校车可以让孩子们的出行安全而快捷，但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正如经济学中种种复杂的模型一样，它的成立是需要种种条件的，有时条件苛刻得就像是在真空之中。我们考虑这种问题还是应该将其置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 考虑这样的问题有多种角度，每个观点也都有它的道理，在此我不想呼吁道德和正义而是想从一个方面着手分析问题。校车是一种公共品，而并不是所有的运载学生的车辆都能够被称为校车，公益性才是校车的标签，否则其他的车辆就没法在这样的语境中讨论了。有人说应该让政府提供所有的校车，或者将公车的指标全部让给校车。校车的概念在此时应该抽象化，它超越了它的形态意义。校车的成本是昂贵的，政府进行投入的钱从何而来，归根结底还是纳税人的收入。如果让政府垄断了校车的提供权，我们能够保证用较低的成本获得优质服务吗？能保证校车的采购过程中不会产生权力寻租吗？我们能够保证这不会是空头支票吗？即使配备了校车，我们也要预防它被克扣和占用，或许空间更大的校车又为超载提供更大的空间。诚然政府是应当有所作为，但是政府的作为应该具有基本的科学性，尤其现代政府要依靠市场的规矩办事。 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有很多种，政府包办是其中的一个形式。政府包办固然有着较快的效果体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有如此的财力，我们也不能预防较坏干预的发生。这种模式主要有三个缺陷： 1、公权力的过分扩大，政府会利用此契机行使不必要的权力 2、成本较大，这必将占用其他的资源和资金 3、公众的负担，我们很难保证这种额外的成本不会转嫁到纳税人头上； 这样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每一次事故都成为了公权力渗透的契机，更可怕的是我们竟然认为它是无可辩驳的，它让我们开始动摇市场的信念进而对公权力开始迷信和依赖。 政府和企业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也是一种模式，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激励和相关优惠引领企业提供服务，将公益市场化运营。这种方式能够扩大社会参与，也能够节约成本。这种方式对于一些财力不强的中小城市政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此我想举我家乡池州的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为例子，池州采取的是政企共建的方式，将公益服务市场化。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事先约定费用分成和合作期限，企业通过车体户外广告获取收入，市民利用自行车是免费的，但是会受诚信评价约束。租赁服务开通一年多来效果很好。 公共物品的提供要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我们知道市场的驱动力在于私利，我们没法苛责企业承担太多的道德义务，但是政府是需要公义的，政府应当引导企业投入到公共物品的生产之中，至于制度的设计会有多种多样的模式，这其中可以采取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对中小企业进行专门的扶持。总之用生产促进的动态方式要比单向度的给予要更有激励作用，这对于社会福利的增加也是有帮助的。当然这种方式也会存在一定的弊端，政府仍然掌握着项目的批发权，政府和企业的协议如何公正透明，搭便车的问题如何解决都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廓清界限明确责任。不能因为一些突然的状况和舆论的导向而偏废了应有的方向。在事故面前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但作为的力度和方向都是应该受到约束的，这种约束应该是由法律提供的而不是政府自己设计出来的，最为理想的状态便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都有参与的空间和机会，各自发挥其优势，例如政府提供信息，企业提供服务而我们的公民亦可以发挥民间慈善的力量来满足一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依靠政府包干的思维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政府应该有所克制，而我们的民间也该有所反思。   （ba1313，上海财经大学在校研究生。原文链接： http :// ba 1313. fyfz . cn / art /1043523. htm ）